時間：2023-06-21 08: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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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開放 金融安全 影響
金融開放、金融安全概述
金融開放也稱為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是經濟開放的主要內容，經濟開放主要包含外貿自由化、國內金融體系自由化、減少財政赤字、匯率自由化以及外匯自由化這五個方面，金融開放與金融抑制是相對應的。在金融開放政策下，主要有以下幾點措施：金融管理當局減少對國內金融市場以及金融體系的過分干預，并逐步降低銀行等準入門檻；逐步建立健全多樣化的金融機制和現代金融市場，深化金融市場；放松對利率的監管，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并在確保實際利率為正的情況下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取消信貸額度管制，通過市場完成信貸配置；放松對匯率的監管，逐步實現匯率市場化，防止匯率扭曲僵化等。
對金融安全的理解，各個學者的認識有所差別。一般可以將金融安全理解為貨幣資金融通上的安全可靠性，只要是跟貨幣流通、信用等直接相關聯的所有經濟活動都納入到金融安全的范圍之內。另外，也有學者對金融安全做過較為全面的范疇上的界定，認為安全屬于國際關系學概念范疇，因而金融安全則是從國際關系學的概念引申來的。在國際關系學中，國家安全一般指維護國家核心價值，包括保護國家、內外經濟秩序正常、制度不受外來干擾，以及社會對國家維護該狀態的信息及感受等。金融安全則是維護國家金融核心價值，既包含了維護該價值的能力，又包括社會公眾對此能力的信心。金融核心價值首先表現為國家金融財富的安全性、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金融制度正常維持并正常運行。并將金融安全是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切實掌握本國的金融，掌控控制本國金融體系的力量，保持對本國金融正常運行及發展的控制等。
依據金融安全的內在含義，金融安全講的是金融結構以及金融活動具有穩定性，金融能夠穩定地支持實體經濟的運行、宏觀政策能夠有效落實，而且金融完整、社會公眾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充滿信心。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國際化、自由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對于經濟安全以至于國家安全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只有確保金融安全，穩步推進金融開放，才能夠有效地防止國外資本對國家金融體系的沖擊，促進我國經濟實現健康持續增長。
總的來講，金融安全指的是國家低于國際資本沖擊，并保持本國金融體系和金融制度健康有序運行發展，或者即使受到沖擊也能避免本國金融體系發生重大損失、波動，保證本國金融財務流失、維持本國金融制度和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維護該種能力以及對保持該能力的主觀信心，以此保證國家經濟安全。
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關系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大背景下，逐步實現金融開放是大勢所趨，金融開放在增強國家金融收益情況下，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金融風險，面臨著金融安全的考量。回顧最近幾十年世界金融的發展史，可以發現一系列危機的背后都隱含著金融安全的風險因素。
上世紀80年代起，全球經濟進入一體化時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全球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的步伐越來越快，不少國家都加快了本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越來越多的經濟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逐漸放寬甚至取消對國際資本的流動限制，金融自由化已成為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最為顯著的表現之一。這種現象一方面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帶來大量的國際貨幣資金，促進本地區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另一方面，金融開放政策也會造成金融危機，引發金融風險，造成國家經濟動蕩、混亂，威脅金融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逐步加快了金融改革和經濟開放步伐，并于1994年允許有條件地兌換經常性項目，于1996年實現自由兌換經常性項目。在2001年加入世界貨幣組織之后，我國更是加快了金融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積極創造條件推動金融開放，并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監督，融入全球經濟一體化浪潮中。
金融開放過程中，對金融安全的考量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對內金融開放會將之前隱藏于經濟體中的潛在金融風險釋放出來，并引發新的風險，由此產生的新的金融交易活動以及新的金融工具會導致劇烈的投機活動，增強經濟活動的不穩定性。其次，金融開放會進一步積聚經濟中的微觀風險，引起資本外逃、外債劇增、經常性項目逆差加大等風險，進而導致外資投機活動加劇。再次，導致其他風險轉移至金融領域，引發金融風險。金融開放會引起經濟泡沫形成并不斷膨脹，泡沫是金融風險的主要載體，泡沫的膨脹說明風險正不斷變大，泡沫破滅則表明風險已向明確的損失轉化或者風險減少。加之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不到位，更是為金融風險的膨脹提供了沃土，為泡沫的產生提供了更大的空間，進而在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債務領域、貨幣市場以及金融機構資產等各個方面都形成泡沫，引發風險。最后，金融開放會促使金融越來越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導致實體經濟對金融的制約作用越來越弱，并使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盡管經濟泡沫會膨脹，但受制于資金供應量等因素的制約，經濟泡沫不會無限制膨脹，一旦資金供應無法跟進，大眾心理預期下降，就會導致泡沫收縮，使得經濟逐步回歸正常水平，甚至會引起進一步的價格下跌，造成資產價值遠低于實際價值，形成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正是造成金融安全問題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危害金融安全的最主要途徑，金融開放為金融安全危害因素的產生發展提供了可乘之機。
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危害金融安全的危機常常會表現出普遍性、突發性、綜合性等表征。金融開放引發的經濟泡沫常會突然破滅，而且金融開放所產生的不安全因素幾乎在所有的金融開放國際地區中都普遍存在，所產生的危害也常是多種不安全因素綜合造成的，這都是基于金融鏈條的復雜性及安全閥門的缺失。
金融開放過程中影響金融安全的因素
金融風險，是指在金融活動中包含著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既包括微觀方面也包括宏觀方面。如金融市場的各個參與者所面臨的匯率、違約、利率、技術等風險因素，或者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所面臨的金融風險，制度性風險、資本外逃、通貨膨脹、金融危機等，這些風險因素能夠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般來講，只要有金融活動，必然就存在著不確定因素，即金融風險。金融風險對金融安全具有反作用，兩者存在聯系又有區別。但是存在金融風險并不一定意味著金融安全受到威脅，只要金融風險沒有影響到社會經濟和金融秩序的正常運行，金融安全就不受到威脅。金融安全只是說的那些能夠威脅到社會經濟和金融秩序的正常運行的金融風險，并不是針對一切金融風險。對于金融風險，要敢于面對，承認其客觀性，針對不同的風險研究采取不同的措施加以應對。遵循金融運行的潛在規律，避免人為干擾金融的正常秩序，保證金融正常運行。
金融危機對金融安全具有直接的威脅。尤其是面對那些突發性的、較為嚴重的金融危機，金融安全常會受到嚴重危害。嚴重的金融危機會通過以下途徑來損害金融安全：劇烈沖擊國家金融體制，是國家金融制度無法正常運行，擾亂國家經濟生活；導致資本外流，極大損害國家經濟利益，國家財富外流致使經濟實力降低，國家長期利益得不到保障；影響信息、資金的流動，干擾貨幣供應過程，影響就業和生產，抬高物價，影響社會再分配，激化社會矛盾。金融危機跟金融安全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國家經濟逐步放開過程中，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安全越發具有重要性和緊迫性，且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和綜合性，已經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處于開放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更應當積極樹立金融安全意識，從戰略高度來加以處理，確保國家金融安全、金融穩定。
金融開放產生的金融安全問題影響
（一）影響到本國的資本流動
如果不考慮本國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以及金融結構改革，一般認為在資本逐漸由管制到自由化放開的過程中，資本的流動跟國內外利率的高低有密切關系。在本國利率高于國外利率的情況下，資本會向國內流入；本國利率低于國外利率時候，則會出現資本外流現象。金融開放應當與國家的金融結構改革步調相一致，但是也不能形成公式化的理念。依據巴切塔模型，金融開放與國內外的資本流動之間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不能將國內的利率水平作為資本流動方向的絕對依據。在自由化的社會經濟中，僅僅開放金融并不一定會致使資本外流，如果本國的資本邊際產出不變或者下降較少，本國的投資機會較多，可能就不會出現資本的急劇外流。金融開放對于本國的金融資本的流動會產生不確定的影響，進而影響到本國金融體系穩定和金融安全，應該看到資本的過渡流動會扭曲國家金融結構，威脅到金融安全。
（二）會影響到本國匯率及利率的穩定性
金融開放政策實施之后，金融資產的轉移更方便快捷，因此可以顯著影響到本國的匯率，同時也會對利率產生影響。首先，依據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見圖1）假設在貨幣需求量Md一定的情況下，貨幣的供應量Ms是根據外匯儲備R以及國內信貸差額構成，并且貨幣乘數為Y，有：
Md=Ms=YD+YR=Y（D+R） （1）
式（1）可變成：
R=Ms/Y-D （2）
通過公式（2）可以發現，在保持貨幣需求和供給穩定的前提下，國內信貸如果增加則會引起外匯儲備減少。
如果本國金融放開，資本開放，一國政府依靠加大貨幣的發行來彌補政府的財政赤字，會導致該國的外匯貶值壓力增大，為了維持本國的貨幣匯率的穩定性，會進一步消耗掉本國的外匯儲備，并因此遭受國際資本的投機性攻擊，進而引發本國固定匯率的穩定性，威脅到本國金融安全。在匯率超調模型下，劇烈的資本流動往往伴隨著過度的波動匯率，而且對于商品市場，在金融市場上波動表現的更加迅速，進而導致匯率產生偏離。
（三）會影響到本國銀行體系穩定性
銀行資產一般都是發展中國家金融資產的主體，銀行在國家金融體系中處于核心地位。銀行體系不穩定常會影響到本國的金融安全以致經濟安全。金融開放對于銀行體系的穩定性有較大的沖擊。金融開放之后，大量外資會進入本國銀行體系之中，使得銀行可貸資金增加，造成銀行信貸膨脹，造成不良信貸增多。短時間內銀行的信貸急劇增加，會導致銀行管理滯后于形勢，對風險評估失誤，造成風險管理的失控。而且，伴隨著外資銀行的進入，會使得銀行的特許價值降低，致使銀行利潤下降。銀行特許價值，就是依照未來的銀行預期利潤貼現得到的現值。銀行門檻越高，則意味著其壟斷利潤就越多，特許價值越大。伴隨著銀行的門檻降低，外資銀行介入，原先的特許價值大大降低，壟斷利潤也大大縮水。這就造成本土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大不如前，極易造成高不良貸款率，導致銀行體系的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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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現狀；對策
一、引言
金融全球化對世界金融發展既有積極的促進作用，也有加大風險的安全問題，對于我國而言，金融全球化給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對我國的金融安全也會產生威脅。面對安全風險，我們要做的不能是逃避，要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勢下，實施全面有效的安全防護對策，在保障金融安全穩定的前提下，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機遇發展我國的金融事業。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國金融安全
（1）金融全球化概述。金融全球化是在全球化的一個方面，是各個國家逐漸打破金融管制而利用金融手段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一項策略，金融全球化自20世紀80年代產生開始就迅速發展壯大，包括金融市場規模的擴大、開放程度的提高、管制政策的放寬以及流動性和創新性的突出等。但是在迅猛發展的同時，金融全球化給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帶來的不僅是促進和機遇，還有對國家金融安全的負面影響，包括對經濟產生的打擊、金融危機波及國家政局產生的動蕩。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金融市場逐漸對外開放，也就是我們已經加入到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中，面對金融全球化所具有的嚴重后果風險，我們不得不深入考量我國的金融安全問題。
（2）我國金融安全的問題。金融安全是金融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金融交易過程中難以完全避免的風險，這一風險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多是由發展中國家承擔的，因為發達國家金融業較為成熟，在金融技術和金融工具等方面占有絕對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金融交易信息、交易市場等多方面都較為落后，對風險的化解和抵御能力都不及發達國家。因此，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而言，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維護我國金融安全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金融安全問題是我國當前和今后都要重點關注的課題，我們要不斷擴大金融開放與國際金融體系相融合，吸引國際金融資本進入我國金融市場，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同時對我國的金融市場進行改革完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開放程度越高就會使得金融安全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也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三、我國金融安全面臨的現狀
（1）金融全球化給我國銀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在金融體系中銀行是核心，銀行的經營情況直接反映著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否，一旦銀行出現經營風險，則會給整個國家的金融業帶來連鎖的風險，嚴重的就會發展成為金融危機。我國銀行業在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后取得了飛躍的發展和進步，但是在現有銀行經營體制中還存在一些制度上的不足，受過去計劃經濟影響因素還存在。因此，在市場化運營、不良資產、創新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對于其之間的競爭也是十分不利的。在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國銀行業經營的一些業務不可避免地要對外開放，特別是加入WTO時也承諾了逐步開放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并逐漸取消一些限制，外資銀行的進入將給我國銀行業經營帶來巨大的挑戰，因為外資銀行具有資本上的優勢，也具有成熟的經營策略和更加優秀的銀行人才，利率上也會相比國內銀行更低，客戶的流失將會成為國內銀行的最大經營發展困境。
（2）金融全球化給我國金融市場帶來的巨大的沖擊。我國的證券金融市場發展較晚，當前正是快速發展的階段，這一階段證券投資收益率較高，這是很多的發達國家也無法相比的。在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下，很多的國外資本也流入中國，但是我國的證券金融市場規模還較小，大規模的外資進入會使得證券價格被抬高，形成虛高的局面，一旦外資撤出將會給我國證券金融市場帶來致命的打擊。
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市場帶來的沖擊還體現在貨幣市場，因為貨幣幣值的變化也會吸引外資的流動，在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中，大量外資流入我國，這給我國金融市場的融資帶來了機會，但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機制還存在一些漏洞，在利用這一過程中實際上也存在巨大的金融安全隱患。人民幣升值會引發國內的通貨膨脹，會給國內市場帶來動蕩，這也是我國當前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原因。金融全球化還對我國的外匯市場帶有一定的沖擊，因為在金融全球化影響下外匯管制必然會逐步放寬，外匯貿易也將逐步擴大，各類期貨、期權貿易都會使得外匯交易量大幅上升，政府的干預也將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同時外匯管制的放寬還會使資本外逃更加容易，這也是嚴重影響我國金融安全的因素。
（3）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宏觀政策調控的沖擊。金融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國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除了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包括金融制度體系也將接受嚴峻的挑戰，也就是說我國的金融宏觀政策調控也要順應金融全球化進行改革完善。這種改革往往是由于形勢所迫而被動進行的強制性的改革，在改革難度上也會比有計劃的主動改革更難。金融宏觀調控政策主要包括貨幣政策調控、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等，但是面對金融全球化，由于外資銀行和外國資本的進入，會對我國的金融市場產生較大范圍的傳導性影響，無論是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還是央行政策的調整都有較大的難度，同時由于外國銀行和資本涌入也會使得對資本流動風險的政策調控難度加大，對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會受到更多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以上因素都會影響我國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調控，也加大了政策調整的難度。
四、面對金融全球化我國金融安全的發展策略
（1）穩步有序地開放我國金融市場。金融市場的開放應當從政策上加以全面的規劃，要做到以保障安全為必要進行穩步有序的開放。在具體的開放進程安排上，要在金融自由化和開放的基礎性上做好保障性措施部署。我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要結合我國入世時的承諾和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選擇有利的時間和適當的開放程度，穩步擴大開放程度。針對我國金融市場中包括銀行在內的競爭實力不強的問題，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要加強自身能力的提高，為參與金融全球化競爭鍛煉好自己，具體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1）積極參與國際金融市場，從參與競爭中學習更多的經營發展策略和金融創新手段，結合自身的情況進行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與創新，提升競爭能力，為面對金融全球化做好自我實力的備戰。2）通過穩步的開放金融市場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開放金融市場與金融安全并不是完全對立的，通過開放金融市場也能夠為我國金融市場的制度完善提供動力，有壓力才有動力在金融市場開放與金融安全發展上也是適用的。3）在開放金融市場的過程中要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安全監管，尤其是對于大量的資本流進流出要進行必要的安全監管是極其重要的，可以通過政策規范加以管理約束等。
（2）加快我國國內金融制度改革完善。維護金融安全是一個國家金融制度的題中之意。因此，從根本上來說面對金融全球化給我國帶來的金融安全風險要依靠我國金融制度的完善加以防范，而不能通過逃避和排斥金融全球化來解決。金融制度的改革完善要加強金融安全的防范，在這一方向上要對造成金融安全風險的因素進行全面的考量，以此為基礎建立起防范風險為核心的金融安全制度。金融安全制度的完善也要從三個方面進行：一是在金融制度改革中對經濟體制、金融體制和企業的體制進行創新，逐步與全球金融市場相適應建立現代金融制度，同時還要針對我國中央銀行的管理進行調整，將宏觀調控方式由直接轉為間接，在市場調控的基礎上進行風險防范。二是在金融制度改革中要建立起有效的監管制度，尤其是對于風險較高的貨幣市場、資本市場要通過健全的監管制度加以規范，對各類金融機構的業務管理也要制定安全防范的具體標準。三是對金融機構的操作性風險進行防范，包括禁止金融機構的違規行為、禁止不符合條件的市場準入，對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資格進行嚴格的限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內控管理措施的制定。
（3）加強金融市場的監管，建立金融安全預警機制。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為了保障金融安全除了建立完善的金融制度，還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和風險進行全面的監管，確保信息的全面完整和準確披露。在新形勢下加強金融市場監管的手段也要進行創新，包括對合規性的監管、對風險性的監管，監管的有效關鍵是要對所涉業務全面的監管，保持銀行經營體系穩定，同時還要加強監管部門對風險的預測分析，一旦發生風險還要有及時的反應來化解風險。監管還主要是事前的監管，事前的監管主要是通過對新業務產品進行科學的評估，對其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全面的分析和有效措施防范。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主要是由政府部門來完成的，但是需要掌握好職能范圍，不能對金融業務有超范圍的干預，還要與金融政策相統一采取相應的風險防范措施。而今后還要不斷促進金融機構形成內部自我監管以及行業社會的監管。
（4）維護我國金融安全需要與國際接軌。金融全球化所帶來的金融安全問題并不是我們一國單獨面臨的，是各個國家都需要進行解決的，同時這一安全問題還會產生連鎖反應。因此，對于金融安全的防范一定要加強國家之間的合作，要通過建立國際統一的金融安全防范體系來為各國的金融安全提供保護。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在保障金融安全時還要注意發展金融業的效率，安全是基礎，效率是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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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開篇有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場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金融安全是國家大事，決定著國家興衰，甚至是民族存亡。《尉繚子》則說：“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在國際金融戰場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戰略對抗才是內涵。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取決于金融安全戰略的高下。而制定國家金融安全戰略，首先需要正確看待金融安全。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金融安全，三個問題十分重要。
金融安全是個技術問題嗎？
技術指標是金融風險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唯一衡量標準。事實上，金融安全不僅取決于金融風險的大小，還取決于金融體系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風險的紓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戰略對風險的綜合處理能力。因此，技術指標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僅從技術角度維護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險的。
金融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專業領域，金融工具的設計、金融風險的測度和金融監管的執行，都需要深厚的經濟學、金融學、數學和心理學的專業知識。較高的專業門檻和技術含量實際上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權力量驅動的，技術指標作為體系運轉的結果，對不同國家的含義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金融安全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技術標準，用技術手段來觀察金融安全狀況、來應對金融安全問題，往往會陷入困境之中。而將金融安全視作技術問題，這首先就是一種危險，很容易在國際金融博弈中陷入戰略被動。
金融安全指標體系里的指標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經常性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外匯儲備可供進口月數、償債率、償息率、債務率等。這些指標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于判斷和預防金融風險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研究和應對系統性金融危機，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僅從技術層面上考慮是遠遠不夠的。
從邏輯上看，金融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即風險相對于風險承受者是否危險。同等程度的金融風險，對于一國可能是安全的，對于另一國則可能是危險的。金融安全取決于多個要素，包括：金融風險的絕對水平，一國金融體系的成熟度（決定風險承受力），一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地位（決定風險分散能力），以及一國金融安全戰略謀劃水平（決定風險化解機制）等。由于技術指標大多只描述了風險的絕對水平，因此其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標高還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決定性要素。
由于技術指標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國圍繞技術指標來構建金融安全戰略是危險的。舉兩個例子：案例一是印度尼西亞，亞洲金融危機后，為了修復技術指標以達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經濟兩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價。案例二是美國，次貸危機后，美國并沒有著力于技術指標的修復，卻贏得了風險出清和強勢復蘇的契機，并于近期展現出經濟“周期性領跑”和金融“霸權地位加固”的相對強勢。
因此，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不僅需要技術上有考慮，更需要從戰略高度著眼，堅守底線思維，完善頂層設計，全盤統籌金融戰略的制定、國際博弈的應對、金融風險的緩沖、基礎體系的建設、各種威脅的化解等。
陰謀論還是陽謀論？
陰謀還是陽謀，這是一個問題。國際金融體系中浮現和隱藏著的是各國之間的權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爭奪和較量，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是國家間權力與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無視他國“陰謀”的存在是危險的，但如果僅以陰謀論作為主線和戰略思維的基調來看待這些問題，則太過狹隘。我們應正視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光下的行為，是陽謀，不是陰謀，靠的是實力和智謀。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陽謀，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是基礎，活用虛實結合的戰術技巧是手段。
因為金融具有技術上的復雜性，大國金融博弈也有較強的隱蔽性，所以很多人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安全，這是錯誤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經濟、金融手段在國際經濟金融博弈中占據先機，用各種符合規則的手段最大化本國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謀不是陰謀，原因有三：第一，目標是清晰明確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隱藏目的；第二，實現目標的手段是公開的，盡管謀劃的過程可能不會大張旗鼓，但策略實施都是通過經濟活動和市場操作來實現的，任何不公開的“地下經濟”和“地下金融”，都會被各國一致抵制，難以真正產生深遠影響；第三，追求目標的結果是一目了然的，誰在利益博弈中占據先機，誰就有更強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誰就能主導國際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獲知的隱藏收益。
全球利益博弈中，每個國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底氣實現陽謀。所謂陽謀，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陰謀詭計、憑實力也能實現的謀略。在國際經濟金融往來中，只有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才能保障陽謀的長期實現。具體來看，陽謀的底氣源于以下六點：第一，強大的經濟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基石；第二，貨幣霸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第三，主導國際金融業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路徑；第四，國際金融組織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手段；第五，壟斷金融定價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保障；第六，信息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利器。
金融安全可以自發實現嗎？
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陽謀的過程是一個復雜博弈的過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亂中有為，才能掌握主動，占據先發優勢，進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獲得超額收益。亂中有為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要有所節制，保有底線思維。
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生產要素的流動跨越國界，還意味著各國政策的影響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每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不可能是自發統一和協調的，而是充滿了對立和沖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是一種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過程非常復雜。混亂和無序是國際金融運行的本質和常態，有序是短暫的，混亂是長期的，金融創新發展就是在“長期混亂短期收斂于有序長期混亂”的過程中實現的。在混亂的國際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會自然實現國家利益的帕累托最優，在長期受制于人的情況下，一國很容易不知不覺就掉入了“溫水煮青蛙”的困境。誰占據先機，誰主導格局，甚至誰引導失序，誰就能取得更有利的發展契機，博弈論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就已論證了亂中有為對于占據先行者優勢的重要性。
一、商業銀行金融安全述評
我國對商業銀行金融安全相關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起源于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針對金融安全,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有關負責人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是完全不被自己掌控的不安全,另外是完全被自己掌握但做得很差,應該在兩者之間尋找一種安全狀態。就商業銀行金融安全而言,是銀行能夠憑借各種手段保證本期和預期的償付能力以及銀行正常功能和經營秩序,其機理是銀行發揮正常功能和經營秩序,銀行資本及流動性足以抵御和消除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各種實際或潛在的擠兌威脅和侵害,把風險控制在償付能力的狀態之中。銀行預期收入的現值足以清償債務,且有現金支付本期債務,從而實現商業銀行金融安全。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安全實際上是一種低效的金融安全,是以犧牲金融效率為代價的。商業銀行金融安全作為一種公共產品,應該在效率和安全兩者之間進行權衡,做出符合現階段以及銜接將來發展的決策,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因此,商業銀行金融安全的本質應該是高效率下的安全,既不能為安全犧牲效率,也不能為效率而喪失安全。一個低效率的脆弱的金融體系尤其是商業銀行體系,會直接妨礙一個國家稀缺資源合理、有效的分配,從而對該國經濟成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帶來重大影響。而且,在金融全球化和一體化進程中,一個低效率的銀行體系一旦受到國內外沖擊,有可能會導致系統性信用緊縮、金融恐慌、動搖公眾信心,從而危機一個國家的經濟穩定,導致經濟嚴重衰退,引起社會動蕩,爆發全面的經濟危機。因此,目前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安全問題的重點應該是如何提高商業銀行體系的運行效率,以及在此過程中如何確保其經營的穩健性和安全性。
二、我國商業銀行金融安全狀況
我國金融安全問題,當前主要表現為銀行體系的脆弱性。作為我國金融業重要組成部分的商業銀行,經過多年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制度缺陷、體制脆弱性等原因,我國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風險較高。在銀行業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對金融安全的影響主要是外資銀行大量進入以后引起的金融競爭、制度沖擊和政策干擾。由于這些風險的存在,使商業銀行自身經營的穩健性受到影響。
首先,我國銀行業自身管理能力和管理制度上存在著不少影響金融安全的隱患。商業銀行缺乏有效的風險防范和控制機制,實際資本金充足率不符合《巴塞爾協議》的要求,仍遠低于8%的國際標準;服務手段落后,缺乏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發達的業務網絡,電子化程度較低;經營管理方式落后,過去較少考慮運營成本。例如,只考慮存款數額,而不考慮吸收存款的成本及存款的運用情況。符合銀行商業化管理要求的資產負債管理才剛剛起步;資產結構單
一、流動性差,仍以傳統的存貸款業務為主,而消費信貸、衍生金融工具、資產證券化、咨詢、管理信息服務等新興業務發展明顯不足。網絡銀行剛剛起步,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不足15%,近些年來雖然有所改觀,但資產結構仍處于嚴重不合理狀態;內控制度不嚴,中央銀行的監管水平尚不能滿足金融業發展的要求,缺乏完善的法規體系;由于內控不嚴、監管體制不完善以及歷史原因形成的呆賬、壞賬使不少銀行存在著發生危機的隱患。
其次,金融資產質量差、流動性下降,發展后勁不足,金融安全基礎不牢。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是指金融資產在無損狀態下迅速變現的能力。資產流動性水平越低,其經營風險水平越高,銀行抗擊意外沖擊的能力越弱,發生大的銀行危機的概率就越大。(1)我國金融業流動性資產對全部負債的比例不高。1999年末這一比例沒有出現以20%(一般20%以上較為合理)為中心線的波動特征。這表明我國銀行流動性資產對整體資產的結構并不合理,收益性與流動性未能很好地結合起來。(2)資金周轉緩慢。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全部貸款的年周轉速度平均為1.06次,其速度始終在低速區徘徊。(3)貸款收息率低。各金融機構不僅大量貸款不能按時收回,而且貸款收息率也很低。據統計,到1999年末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利息收回率平均不到50%。(4)存差有增大的趨勢。近幾年來,一方面由于銀行開始重視資產質量,謹慎地進行貸款投放;另一方面由于一些效益好的企業大批上市,采取直接融資方式而減少了貸款,使銀行有效益的貸款大大減少,形成一些信貸資金的閑置,這些閑置資金只能積存在金融機構或在金融機構內部循環,既削弱了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也影響了銀行的收益和穩定性。(5)2000年末我國上市公司已達1081家,股票市值占GNP的27%,資本市場的發展對分業制商業銀行帶來了巨大沖擊,使商業銀行積聚劣質客戶和資產結構短期化,使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下降,風險更加集聚,安全度下降。
第三,銀行不良債權比例較高。反映銀行債權質量最直觀、最簡單的統計指標是不良貸款率。近幾年來,我國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呈上升趨勢。據有關資料,到1996年末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己占全部貸款余額的24%;1997年末不良貸款比率上升到29.2%。其中,無法收回的呆賬約為4%,呆滯貸款約占12%;1998年末不良資產比例上升到30%以上。近幾年來這一比例更高,僅此兩項就超過了銀行自有資本。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我國金融風險仍然呈逐年升高之勢。銀行內部穩定性這一子系統是現階段整個經濟金融領域中安全程度最低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風險已經成為影響銀行系統能否穩健經營的重要因素,其銀行資本充足率1999年僅為5.51%,大大低于8%的國際警戒線。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資本收益率亦較低,有些銀行甚至出現明盈實虧的現象。由此可見,我國銀行業引致的金融風險隱患仍然處在危險的邊緣,應當予以高度警惕。為了銀行自身的安全,必須改變現有的銀行制度。
三、商業銀行金融安全對策
銀行最終安全是銀行正常功能的發揮、經營秩序的完善和銀行自身的發展。具體表現是在信貸資產質量、非信貸類資產質量、表外資產質量的提高,最終表現為利潤增加、支付能力和競爭力增強等方面。因此,考慮到我國的實際情況,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防范我國商業銀行危機的發生。
(一)保持國內良好的經濟金融環境,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國內銀行綜合競爭力。 鑒于目前我國金融風險主要表現在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特別是國有銀行體系,所以防范外資銀行大量涌入的風險其最根本的立足點應放在國內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上。脆弱的國有銀行體系之所以還沒有倒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與這些年來國內經濟快速增長有關,經濟快速增長使得新增存款隨著人們收入的增長而快速增長。然而,問題在于我國經濟增長的后勁在減弱。經濟增長率如果不上去,不能維持高速度,那么原先在高速增長隱藏下的金融風險必將充分暴露,所以保持國內經濟適度增長已是我國維護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國內銀行的綜合競爭力,也是防范金融風險的當務之急。國有銀行既是我國金融體系的主體,又是我國金融體系的薄弱環節,所以在今后的3~5年內必須把我國4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成為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具有一定競爭能力的現代化大型商業銀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抓緊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綜合改革。新晨
(二)循序漸進,有步驟、有控制地推進商業銀行對外開放。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情況看,銀行業開放的程度與銀行機構的脆弱性呈負相關關系。銀行業開放程度越高,銀行機構質量就越高,其脆弱性反而越小;相反,銀行業開放度越低,銀行機構質量也越差,銀行脆弱性就越高。
我國當前的狀況是:一方面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金融基礎又十分脆弱,構成經濟微觀基礎的國有企業產權軟約束,經濟效益不理想;構成金融微觀基礎的銀行同樣缺乏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銀行資產質量低下,不良債權情況嚴重;既未建立有效的企業內控制度,又沒有外部健全與完善的監管體制。在這種背景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一定要慎重。由于銀行服務業的特殊地位,如今各國在開放過程中給予銀行業一定的保護已成為國際慣例。即便是發達國家,對銀行業的開放也是慎之又慎。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與做法,我國在對外資銀行進入方面:(1)適當控制外資銀行來源國分布、總數以及分支機構數量;(2)資產增長及規模的限制;(3)限制外資銀行對我國銀行業的股權持有。通過這些保護性措施,確保中資銀行在金融體系中的份額,以防止外資銀行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經營或控制。
關鍵詞:網絡時代;金融安全;現狀;對策
在傳統條件下，金融是指貨幣的制造、流通和回籠，貸款的發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匯兌的往來等活動。在那種條件下，金融活動的監管易于操作，金融安全的表現比較直觀，并且通過審計跟蹤等手段，也能很好地實現金融安全。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網絡的出現，使得整個世界成為“地球村”。與此同時，傳統的金融概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以電子貨幣、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為特征的新的金融營運體系的出現，給我們如何確保網絡時代國家的金融安全提出了新的課題。
20世紀90年代機構性和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和金融一體化趨勢有重大關系。金融一體化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必然要求，國際貿易發展和生產一體化要求便利的跨國界服務，如資金融通和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通訊技術，特別是計算機網絡技術的發展，期權、期指等金融衍生工具和層出不窮的金融創新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技術條件。由于現有的國際金融體系缺乏對跨國界資本流動的有效約束和監督，特別是對金融管理工具和銀行表外業務的管理，投機金融機構很容易利用保證金交易，集中大量資本蓄意攻擊某個薄弱環節，從中攫取巨大利益。
一、網絡時代的金融活動的基本特征
網絡時代的金融電子化，能充分利用先進的化技術與設備，提高金融活動的效率。新技術與金融業務相結合可以大大降低融資成本，據美國有關部門測算:同樣一筆交易通過銀行柜臺交易成本為1.02美元，通過電話交易成本為54美分，文傳成本為26美分，而通過互聯網只需13美分。可見，網絡在金融業務中的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總起來說其主要特征有:
1.虛擬性
網絡時代的金融機構通常表現為沒有建筑物，沒有地址而只有網址，營業廳就是首頁畫面，所有交易都通過因特網進行，沒有現實的紙幣乃至金屬貨幣，一切金融往來都是以數字化在網絡上得以進行，這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金融機構的運作成本，同時也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降低，提高金融服務的速度與質量。
2.直接性
網絡使得客戶與金融機構的相互作用更為直接，它解除了傳統條件下雙方活動的時間、空間制約。另外，網絡為資本的國際流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儲蓄和投資會劃撥變得更有效。需要大量投資的窮國已不再受制于缺乏資本，存款已不限于本國市場，而能在世界各地尋求投資機會。“由于投資者能把自己的有價證券更廣泛地分散到各地，風險也隨之多樣化，使得化解金融風險的難度更大”。[1]
3.電子化
國際金融體系由全球各地的數十萬部電腦顯示器組成，它是第一個國際電子市場。電子貨幣是建立在計算機空間而不是地理空間上的全球性經濟的一種表現形態。電子貨幣造成的管理方面的根本問題源自電子市場與地理之間的脫節。例如，控制貨幣供應量這個概念本身就假定地理能夠提供確定市場范圍的有關手段，它假定經濟邊界是有效的;貨幣的跨邊界流動是可以監視和控制的;一個固定的地理區域內的貨幣總量是重要的。在數字化的世界經濟中，所有這些假定都變得越來越成問題了。
4、風險性
電子貨幣和數字市場的日益重要性給中央政府對經濟和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控制帶來了難題。它們還會使國家市場和民族國家周圍的邊界變得越來越容易滲透。由于電子貨幣發行者的多元化(既有中央銀行又有民間組織)使得對參與網絡交易的行為具備潛在的更大的風險，必然使我們面臨諸如在電子貨幣發行者破產、系統失靈或智能卡遺失的情況下如何保護客戶的權益問題。另外，在網絡經濟中，舞弊和犯罪活動將變得更加隱蔽。
二、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網絡化程度和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信息產業的不斷發展，以及我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加上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決定了我國的金融業也必將融入到世界經濟中來。當前我國的證券交易基本實現了全國聯網，網上炒股日益發展，工商銀行等金融機構也都建立了各地的局域網，其中銀行已建立了以總行數據處理中心為核心輻射海內外的全轄網絡化應用體系。這些新生事物給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僅方便了客戶，而且可以大大降低金融營運成本。但是，網絡化的金融體系如其他一切事物一樣是“方便往往與安全針鋒相對”，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開放金融市場，但僅在當前的低級網絡化進程中我們還是遇到了不少關系到金融安全的問題。比如，非法入侵金融機構的網絡系統，攻擊金融組織的數據庫，通過網絡盜取他人股票、金錢的行為也開始出現，利用職權之便，改動網絡數據為己謀利。凡此種種行為都給金融監管提出了更大的挑戰，使得國家的金融安全受到很大威脅。從整個世界金融體系來說，我國所用的計算機硬件設備主要依靠從美國IBM等公司進口，由于美國對其他國家實行技術上的歧視性政策，而我國目前自己的加密技術和密鑰管理技術及數字簽名技術相對落后于金融電子化發展的需要，加之不斷有報道指出從國外進口的軟件技術都有明顯的秘密通道，所有這些都成為網絡時代金融安全的隱患。
三、面對為確保我國安全應采取的對策
隨著金融服務網絡化程度的提高乃至我國金融交流的國際化，金融安全必然成為國家安全中的最重要的。可以想象，在未來網絡時代，任何人可以在網上自在漫游、查詢、申請貸款，在實際交易中就有可能引來網絡入侵者。不管是盜領還是更改資金資料，對于信用重于一切的銀行都是極大的風險，而對于國家都是巨大的損失。
任何經濟安全問題都能找到應對辦法，但對金融市場的運轉方式、運作技巧等，我國金融業還不太熟悉甚至不理解。亞洲金融危機充分顯示了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在這方面的實力。應當說，這方面的較量是冷戰后國家力量、國家意志博弈的重要體現，是家、新興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后者最具有優勢的領域進行的較量，這種較量將持續相當長時間，直至與發展中國家、新興工業國家真正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相始終。因此，現代高級金融人才的培養與經驗的獲得，對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在基本做好人才和知識的準備之前，要把握好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步伐，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全球游資已達7萬多億美元，每天流動量達1萬億美元、每天金融交易中與實物經濟有關的僅為2%，[2]在虛擬經濟已大大脫離實物經濟發展需要而存在的今天，我們應當在開放金融市場時保持清醒的頭腦，有對可能導致“泡沫經濟”的金融商品、金融機構、金融經營方式說“不”的勇氣和決心，在此基礎上，應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強化國家金融安全的意識
在未來網絡時代，在我們與國外的金融交往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我國與發達國家在這個領域的差距勢必長期存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時刻注意捍衛國家的金融安全。網絡化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國家的概念，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東、西方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差異不會因網絡化而消失，恰恰相反，網絡在一定程度上為其推行新經濟政策提供更為便利的條件，我們在目前不利的情況下，既要充分利用網絡化給我們提供的機遇，又要高度警惕它對我們不利的一面。
2.確保金融機構信息體系的安全
據美國能源部和航天局估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20多個國家具備了發動信息戰的能力，還有成千上萬的電腦“黑客”可能對信息系統進行攻擊。“1994年美國國防部特意組織一批‘黑客’對國防部的機系統攻擊，結果在被‘黑客’攻擊的8900臺計算機中竟然有88%被‘黑客’掌握了控制權”[3]與美國相比，我國的信息系統顯得脆弱得多。因此，在推進金融網絡化的進程中，必須把確保我國金融系統的信息體系的安全尤其要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要增強計算機系統的關鍵技術和關鍵設備安全防御能力。具體地講，必須建立完善的防護設備，這其中包括客戶端的亂碼處理技術、防火墻。以及保護交易中樞不被入侵的可信賴作業系統，使得從用戶的電腦端開始，資料傳送就受到層層保護。對所有金融數據進行加密傳輸，使用戶經過多級認證以提高網絡的安全性
金融系統計算機設備要把防電腦病毒放在極其重要的地位，建立嚴格的業務操作規程，尤其是要加強對金融部門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杜絕利用金融部門計算機系統進行與業務無關諸如玩電子游戲、修改相關數據等活動。定期徹底清除金融網絡系統的安全隱患。在這個問題上更要強調開發研制我國自己的電子技術產品，在硬件設備上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金融網絡化進程中掌握主動權。
3.提高攝取金融市場運行信息的準確度
在完善網絡監管的基礎上，盡量提高對金融市場運行信息的數量和質量的掌握，從而更準確地化解金融活動的風險，平滑金融振蕩，以實現減少金融波動的目的。因為，網絡信息往往魚龍混雜，良莠不齊，虛假信息經常充斥其間。因此，必須加強對這些網絡原始資料的判別整理，以盡可能地掌握更多、更準的信息，具體措施就是建立嚴格的網絡金融的認證體系，擴大宣傳力度，使廣大成員知道哪些網上銀行符合網上金融經營的標準，從而保證網絡金融活動的健康、有序進行。
4.建立電子資金轉移的相關
關鍵詞：政府審計；國家經濟安全；關系
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和平時期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正受到各個國家的高度重視，尤其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顯得尤為重要。
1 政府審計關注國家經濟安全
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集大國經濟、轉軌經濟和不發達經濟于一體的時代背景，在全球經濟安全問題凸顯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更具有特殊性。
1.1 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
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指出：經濟活動是國家權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個主要國家間不大可能發生戰爭的世界里，經濟力量將是決定一國是處于主導或相對優勢地位還是從屬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1.2 政府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
國家審計制度的確立是基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必要干預、調節和管理的現實需要，是國家政治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政府審計是國家經濟運行的“免疫系統”，審計的最高目標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民利益，把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民利益作為審計工作重要任務，尤其要關注財政安全、金融安全、國有資產和國有資源安全、民生安全、環境安全等，不負時代賦予的使命。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劇以及可持續發展壓力的加大，國家經濟安全觀越來越受到各國家和社會的廣泛重視。特別是金融危機以來，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要共同面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2 關于政府計防御國家經濟安全風險的研究
發展中國家政府審計雖開始關注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但研究尚未深入，我國對政府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研究也才起步。如何使政府審計成為國家經濟安全“衛士”，承擔國家經濟安全風險審計重任尚在研究中。近年雖然針對政府審計的國家經濟安全防御職能及范圍研究較多，但對外國資本跨國并購產業安全審計理論與實務問題研究卻很少。特別是研究產業安全指標體系和審計評價系統的構建，政府審計對跨國公司并購國內企業動機、趨勢、績效的評價，以及對國家經濟安全風險評估和風險管理審計等問題研究鮮見。因此，我們構建國家經濟安全“防線”，政府審計職能轉變，建立我國政府審計國家經濟安全風險預警機制并肩負起防御國家經濟、政治安全風險的重任有著重大意義。
3 政府金融審計與國家經濟安全
政府金融審計作為金融監管的重要手段，是政府審計機構對金融機構會計記錄、會計報表和其他財務資料所反映的業務活動真實性、合規性和經濟效益所進行的監督、審查活動，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強政府金融審計是保障國家經濟安全的內在要求。我國政府金融審計歷經30年的發展已日漸成熟，但在審計對象、審計內容、審計程序和方法、審計功能定位等方面仍存在有待改進之處。
作為金融監督的重要形式之一，政府金融審計是強化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提高金融效率、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手段。政府金融審計在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方面的作用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金融審計是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機制。政府金融審計以審查金融機構財務收支真實性，評價金融機構資產質量、抗風險能力、資金運營效益為目標，便于我們從總體上把握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及時發現隱藏于金融體系中的問題，并提出有效的整改建議，做好評價防御工作。政府金融審計圍繞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業務、表外業務等具體業務展開審計，便于及時發現金融活動中的違法違紀行為，化解危害國家金融安全的隱患，做好查漏糾錯工作。政府金融審計通過系統分析和綜合評價，能夠及時識別金融動態對金融安全的影響因素，便于我們完善宏觀金融政策、提高金融安全預警能力，做好信息反饋工作，提高國家金融體系的安全性。
金融審計是監督金融管理機構的重要手段。金融審計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部門分工明確、職責清晰、層次分明，將有助于規范金融監督行為，優化金融監管資源配置，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4 我國政府審計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關注
在我國，國家經濟安全問題也受到高度關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將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提到議事日程，并明確提出“維護國家經濟安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在擴大對外開放中，要十分注意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并把國家經濟安全提升到戰略的高度；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擴大開放領域，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
2007年的全國審計工作總結中，劉家義審計長首次提出了“現代政府審計是經濟社會運行的一個免疫系統”的觀點。2008年，在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劉家義審計長在中國審計學會五屆三次理事會及理事論壇上，對“免疫系統論”作了詳盡得闡述。該觀點認為，從經濟社會發展與審計發展的內在聯系來分析，從國家學說的更深層次研究來看，審計本質上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審計發揮的是預防、揭示和抵御經濟社會運行中的障礙、矛盾和風險的“免疫系統”功能。由此，我國會計、審計界就政府審計發揮“免疫系統”作用，從不同角度展開討論。我國會計、審計界普遍認同“免疫系統論”的觀點。審計署黨組通過的《審計署2008至2012年審計工作發展規劃》提出了“充分發揮審計保證國家經濟社會運行的'免疫系統'功能，全面提高依法審計能力和審計工作水平，初步實現審計工作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積極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中國特色審計監督制度”的要求。
5 中國審計的國際化趨勢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使審計國際趨同的進展迅速。審計的國際化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審計準則的制定與采用上。中國審計準則的國際化趨勢正在加速。我國于2007年1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會計準則》、《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準則》正在趨于國際化。
環境的變化是審計產生、存在和發展的土壤，無論這土地富饒或貧瘠，審計作為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極富生命力的產物就會適應環境的變化存在和發展著，不斷地完善和創新自我，服務于對它需求的方方面面，承擔著社會公眾的責任。審計的生命力是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賦予的，審計發展的動力源來自于利益相關者們的博弈，只要社會存在、經濟發展，審計必將繼續實現其目標。
參考文獻
[1]蔡春，李江濤，劉更新.政府審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基本依據、作用機理及路徑選擇[J].審計研究，2009（4）.
關鍵詞：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安全；金融危機
中圖分類號：F8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6）03－0011－03
一、金融安全的內涵
關于金融安全的定義，理論界不盡相同。李揚（2000）認為，金融安全是把金融控制在爆發金融危機臨界點之下的一種合理狀態。梁勇（1999）認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看，“國家安全”是對國家核心價值的維護，而金融安全從本質上就是對金融核心價值的維護，既包括維護價值的實際能力，也包括維護公眾對這種核心價值的信心。對金融核心價值的內涵可從三個層次理解：首先，金融核心價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價值”，也就是金融本身的穩定和金融發展的安全，主要表現為金融財富的安全、金融制度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金融運行的穩定；其次，金融核心價值是受金融因素影響的國家核心價值，這等于把金融的正常運行與發展看成是對國家安全的有力支撐；最后，應將金融核心價值看成是金融的安全，即在國際經濟金融格局中，一個國家控制本國金融體系、駕馭金融運行的能力。因此，金融安全就是對上述三個層次的金融核心價值及相應的國民信心的維護。
從全球角度來看，金融安全對發展中國家尤為重要。英國著名學者蘇珊?斯特蘭奇認為，政治經濟中使用的權力有兩種，一種是結構性權力，另一種是聯系性權力。所謂結構性權力，就是決定辦事方法和制定游戲規則的權力，或者說是構造國與國之間、國家與人民之間、公司與國家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等各種關系構架的權力；所謂聯系性權力，即依靠某種權威使別人做他本來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權力。蘇珊認為，在國際政治經濟關系中，結構性權力主要有四種：對安全控制的結構性權力、對生產控制的結構性權力、對金融體系控制（或信貸創造與分配控制）的結構性權力、對知識創造控制的結構性權力。這四種權力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可見，就金融領域而言，誰掌握了金融結構性權力，誰的金融安全度就越高，在國際金融關系中獲得的利益就越大。
二、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安全的關系
（一）資本項目開放對金融安全的影響
1．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危機
資本項目可兌換對金融安全的影響集中體現在它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上。金融危機與資本項目可兌換是相關的，即資本項目開放的同時，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會增加。資本項目開放對金融危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1）國際資本流動規模與金融危機有一定的聯系。 一般而言，資本的大量流入將導致一國的實際匯率升值。在固定匯率下，為維持匯率穩定，中央銀行必然會對流入的外國資本進行干預，在外匯市場上以本幣購買外幣，這種干預將引起本幣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和通貨膨脹，并最終導致實際匯率的升值；在浮動匯率下，資本的流入將同時引起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升值。由于金融市場的調整往往比商品市場的調整更為迅速，易造成匯率超調。資本流入的，通常意味著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增加。
（2）資本流動的負面影響主要在于資本流動方向的突然改變，即資本流動逆轉。一般認為，資本流動逆轉是觸發宏觀經濟不穩定和貨幣危機的直接因素。一旦資本流動逆轉，整體國際收支將轉變為赤字，并因此導致外匯儲備下降，這不僅將導致國際清償能力的危機，而且帶來國內銀行業危機。在表1中列出了每次爆發嚴重金融危機之前若干年各國的私人資本凈流入占GDP的比率。在列出的9個國家所發生的l4次金融危機中，危機當年本國的資本流入占GDP的比率較危機爆發前平均下降了35％。在馬來西亞，1985年的資本流入比率下降了75％。表1最后一列是危機爆發當年各國短期債務對出口收入的比率，這一比率超過50％的有6次，超過30％的則有11次。造成資本流動逆轉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一國經濟前景不確定性增大。政府財政狀況的急劇惡化、金融部門的脆弱性程度的提高以及某些不利于國際投資者的政策法規的出臺等等，都可能加大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可見，資本項目開放本身并不是資本流動逆轉的直接原因，但由于資本項目開放過程中往往存在著明顯的資本過度流入傾向，而這又很可能是導致開放條件下宏觀經濟過熱的最重要因素。而宏觀經濟過熱引起的基本經濟面的急劇惡化卻是最終促發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因此，資本項目開放與資本流動逆轉無疑有著某種間接的聯系。另一方面，在資本逆轉的過程中，一個開放的資本項目也為國際投資者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通道。
（3）資本項目開放會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主要表現在：資本輸出國的金融市場會受到工業國家金融市場波動的溢出影響；新興國家之間的關聯影響和交叉感染影響增強；在資本項目開放環境下，機構投資者取代銀行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體，由于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因此在危機時常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4）國際資本流動結構失衡可能引發債務危機。國際資本流動結構主要是指期限結構、長短結構，也可以指諸如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國際銀行貸款以及官方資本等方面的結構。一般而言，長期資本流入較多，短期資本流入較少，則國際資本輸入國的經濟較為穩定；官方資本、直接投資流入較多，證券投資、國際貸款流入較少，則輸入國的經濟較為穩定。費雪的債務―通貨緊縮模型表明，債務膨脹會削弱經濟金融的穩定性，并產生交互式的緊縮通貨循環。資本項目開放后，債務結構中外債的比重不斷上升，這使引發債務危機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鐘偉（2000）認為，對小型開放經濟而言，經濟發展既得益于國際資本又受制于國際資本。鐘偉將兩缺口模型動態化后，認為為了保持外資推動型經濟增長，如果不重視國內投資―儲蓄機制的健全，經濟發展將會導致受資國償債壓力不斷增大，而且，還會由于國際收支狀況惡化而導致外資內流的逆轉，出現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進而引發債務危機。
（5）由銀行體系的不穩定引發危機。資本的大量流入，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下，資本流入國的銀行突然面對大量“熱錢”流入導致的流動性增加，將出現過度貸款的傾向，助長了不穩健銀行的經營道德風險，降低了國內銀行客戶的平均質量，進而導致銀行資產負債結構脆弱化。
2．資本項目開放與泡沫經濟
對于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開放資本項目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希望借此吸引國外資本，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然而，資本項目開放后，資本流動有可能出現結構性扭曲，即與實體經濟增長密切相關的資本流動的重要性降低，對實體經濟發展貢獻不顯著的短期金融資本逐步取代直接投資，成為資本流動的最主要內容。這種結構性扭曲意味著資本項目開放對實體經濟的貢獻不斷下降，經濟中的泡沫成分不斷增加，因而增加了整個經濟的脆弱性。
一般來說，資本項目開放可能引發以下幾種泡沫：
（1）貨幣市場泡沫。若資本流入國實行浮動匯率制，本幣必然升值而被高估，本幣匯率中有泡沫的成分。貨幣市場泡沫必然削弱進出口貿易部門的競爭力，使出口部門和進口競爭部門衰退，經常項目出現赤字，貿易收支惡化。即使資本流入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但因為保持了名義匯率的穩定，資本流入所引起的通貨膨脹也會使實際匯率升值。
（2）股市和房地產泡沫。若資本流入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同時央行又不采取沖銷政策，則國內貨幣大量增加，充裕的資金必然會流向股市和樓市，形成泡沫。大量資金的流入必然導致供給彈性較小的金融資產價格陡然上漲，攪起泡沫或在已有泡沫上“火上加油”。即使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如果內部利率水平高于世界利率，大量外資的流入也會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上掀起巨大的泡沫。
（3）外債泡沫。流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國際資本中絕大多數是對外借款即外債。根據伯格（Andrew Berg）和薩克斯（Jeffrey Sachs）考察，拉美國家所借的“石油美元”主要用于彌補財政赤字，投資于公共事業和增加社會福利，并沒有轉化為可賺取外匯的生產能力，顯然外債中存在相當的泡沫。一旦國際市場利率上升，這些國家的政府就可能成為“蓬齊借款者”，外債泡沫趨于膨脹，這種泡沫的破滅是拉美20世紀80年代爆發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
3．資本項目開放與金融控制力
（1）開放國宏觀金融政策的自主性和政府控制力下降。按照“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固定匯率制度下開放資本項目意味著放棄貨幣政策的自，浮動匯率下開放資本項目意味著放棄財政政策的自。克魯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也表明，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流動和匯率穩定政策三者不可能同時實現。目前，我國名義上實施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管制有余而浮動不足”。隨著中國金融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將逐步開放，本外幣資產的替代程度將逐步提高。在固定匯率下，資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將影響我國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的增減已成為影響我國基礎貨幣投放和收縮的重要渠道。由于央行對沖貨幣政策的效果還取決于公開市場業務的規模、財政赤字承受能力、資本管制程度和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調整等多種因素，所以資本的大量流出流入將削弱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導致政府對金融的最終控制能力下降。金融控制能力的下降意味著政府應付突發性、系統性危機的能力下降，容易造成局面失控。
（2）在經濟全球化下，各國經濟存在結構性相互依存關系，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相互影響，一國政策會對其他國家產生溢出效應，同時國外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會通過各種渠道波及到國內，影響到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這種政策影響主要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流動渠道進行，最終削弱一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自主性。
（二）金融安全是開放資本項目的前提條件
加入WTO后，中國的商品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信息市場、企業家市場、金融市場等呈現出一種國際化的趨勢，市場和市場競爭變得無國界了，但是，具體的市場制度、主體企業（包括廠商、金融機構等）、消費者、就業等是有國界的。魏尚進和武屹（2000）的實證研究發現貿易和金融一體化產生的影響有所不同。他們使用了79個發展中國家的數據證明，貿易一體化對發展中國家的益處大于金融一體化。這種對比具有重要的政策意義：從貿易開放中受益需要的先決條件似乎相對較小，而從金融一體化中受益卻要求具備若干條件，如健康的宏觀經濟條件、相當的國力水平、充足的外匯儲備、有效的金融運作體系、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及金融監管體系等。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社會的許多方面仍落后于發達國家。中國必須從經濟發展、國計民安、安全等角度來權衡市場開放、產業準入等諸多問題，也必須從這些角度出發來考慮資本項目開放的時間。如果一味簡單地追求資本項目早日開放，其結果勢必造成國民財富的嚴重流失和經濟運行秩序的混亂，這不僅不利于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而且將嚴重影響政治安全。總之，何時、如何開放資本項目，應充分考慮中國經濟的內在要求，應從有利于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經濟的穩步發展這一基本點出發，并以此為基本原則。
三、維持我國金融安全的政策建議
資本市場開放有利于外資的流入、加速國內經濟發展。但是，如果這種開放與國內經濟實力、金融監管的手段和監管水平不相適應，則易受到國際游資和外部金融危機的沖擊。因此，在開放資本項目前，必須建立金融安全政策（包括宏觀經濟、金融政策以及外匯政策和相關法律制度）。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層次上的金融安全政策是開放資本項目的重要前提，也是防范金融危機的根本保障。只有在金融安全基礎上的開放才是真正的、有效的開放。
1．保持經濟健康穩定增長，增強整體競爭力。只有經濟金融環境穩定，才能減少不確定性，減少國際資本投機的可能性。人們對一國經濟金融是否有信心，最重要的標志是：匯率水平是否合理和能否保持匯率穩定、利率水平是否合理、債務清償能力是否充足、經濟能否持續增長以及投資環境等等。只有保持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才能使國內各種資產和要素的收益高于國外，才能增加各類投資者的信心和安全感，減少投機性資本對經濟的沖擊。開放資本項目的充分條件是國內政策的穩健和國際間的有效協作，其核心是強大的國內經濟競爭力和體制競爭力。我國應通過結構性改革維持經濟持續增長，增強經濟的競爭力。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外延型轉向注重效率的集約內涵型；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依靠科技進步，圍繞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制度創新和結構性調整。
2．保持必要的資本管制措施。資本管制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次優選擇。它對穩定宏觀經濟的核心作用在于維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獨立的貨幣政策不僅意味著政府保持著調節總需求、穩定宏觀經濟運行的能力，同時，也意味著政府在緩沖外部經濟沖擊、保持健康的國際收支狀況方面保留著政策空間。應靈活地運用資本管制措施，保證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進而幫助穩定對宏觀經濟穩定的信心，以對付外來沖擊。同時，實施資本管制能給資本外逃增加一個額外的逃避成本，減少資本外逃的數量，減少宏觀經濟中潛藏的危機根源，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關于管制的具體形式，可以考慮對短期資本征稅，如采用托賓稅或準備金等方式，對資本流動的方向或規模進行調整。
3．完善金融審慎監管制度，建立健全金融市場運作的法律法規。國際經驗表明，管理與資本流動相關風險的更為可行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資本流動本身，而是通過實施穩健的監管政策，增強金融體系的風險管理能力，降低經濟運行中可能受到的資本流動相關風險沖擊的可能性。應增加更有效的監管以確保競爭和行為的謹慎，強化以銀行為關鍵主體的金融監管和風險監管。主要包括：（1）加強資金投向特別是外資使用方向的監管，防止信貸膨脹刺激進口消費和泡沫經濟；（2）加強銀行不良資產管理，推進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3）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附屬金融公司的管理；（4）加強對本國銀行外匯業務操作的監管。另外，由于近年來，國際資本流動越來越多地采取證券投資的方式，因而發展中國家資本項目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證券市場的開放。所以，健全證券投資的基礎設施，加強證券市場監管也十分必要。
4．保持充足的國際儲備。充足的國際儲備不僅有利于減少資本項目開放帶來的負作用，而且還能緩解國際收支的周期性影響帶來的沖擊，維系國際投資者對國內經濟政策和匯率政策的信心。同時，應加強和完善對外匯儲備的管理，對外匯儲備結構進行經常性的調整，提高外匯儲備的使用效益。
5．建立金融危機的預警體系和金融安全網。金融不穩定因素轉化為金融危機前是有一定征兆的，建立危機預警體系能夠把握主動，降低治理成本。設計一套完整的預警體系，應該根據國際警戒線和我國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各項指標應具有代表性、可測性和有效性。金融安全網一般包括最后貸款人和存款保險機制，它對于處理危機、減少損害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表2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計的金融危機預警指標體系。
6．擴大區域貨幣合作，推進國際政策協調和監管合作。參與區域貨幣政策合作的重要意義在于：一是通過建立區域性的監管體系，加強區域間的信息共享和聯合監管，以便能夠在較早階段發現危機的跡象，降低危機的危害程度。二是通過建立區域最后貸款人機制，擴大貸款基金規模，可以對專門從事投機的金融巨鱷產生威懾效應，對為數眾多的中小投機力量，也可以起到穩定作用，有效地防范流動性危機，為資本項目開放后的金融穩定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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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伊始，金融開放與金融安全就一直是我們關注的焦點。中國的經濟改革、社會轉型進入關鍵期，國內眾多經濟社會矛盾匯焦于金融，但是在金融危機遷延不愈的情勢下，這一矛盾被國際社會動蕩、經濟低迷所掩蓋，金融開放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一
金融開放固然重要，但是開放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一種手段。從國內來說，金融開放應該服從國內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在合適的時間建立與發展階段相適應的金融開放。把開放作為目的而非手段，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不考慮經濟發展階段、居民收入水平、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以及金融監管的能力，必然會帶來金融、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混亂。
從國際上來看，金融開放應該服務于國家利益。金融主權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沒有一個大國的金融是完全對外敞開大門的。現代社會，金融成為社會第三極權力，足以左右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格局。美國著名國際戰略學家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一書中，將“控制全球的硬通貨”、“控制全球的銀行體系”和“控制全球資本市場”列為美國國家所必須掌控的14個戰略領域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位，而“軍事控制”僅列為倒數第二位。金融安全的重要性要排在金融開放之前，主次分明，不能維護金融安全的開放是有害的，盲目開放無異于飲鴆止渴，有損于金融市場穩定和國家金融安全。
但是，金融安全本身也不是目的，金融安全是對“核心金融價值”的維護。“核心金融價值”是金融本身的“核心價值”，表現為金融財富的安全、金融制度的維持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常運行與發展；“核心金融價值”是受金融因素影響的國家的核心價值，即為國家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等領域的安全受金融因素影響的程度；“核心金融價值”是國際金融運行中本國的“金融價值”，其內容除了避免金融財富外流、外來沖擊危及國內金融制度與體系，進而危及經濟、政治和軍事安全外，主要就是“金融主權”。
處理好金融開放和安全的關鍵，在于把握好“度”，把握好安全與開放的平衡，實現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的統一。要認識到金融開放是手段、金融安全是重點、維護“核心金融價值”才是目的；其次要清楚金融開放不意味著完全的自由化，完全的自由化是用來哄小孩的舊把戲。
二
金融開放有風險，風險需要被正視。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若要動搖一個國家的社會基礎，破壞它的通貨體系乃是最精妙、最有效的辦法。
首先，傳統的政治風險不容忽視。金融作為一國經濟核心，成為影響地緣政治的戰略要素。在美國主導國際經濟秩序與美元霸權體制之下，美國不允許有挑戰他的第二個金融大國出現。歷史上，美國曾利用各類金融手段牽制前蘇聯、降伏墨西哥、懲罰東南亞、遏制日本以及應對歐洲一體化的挑戰。
美國金融機構在東道國落地生根后，利用該國的金融市場缺陷與監管漏洞，通過一系列金融操作制造金融動蕩，吸食該國財富，商業與投資銀行提供杠桿資金，會計師事務所與投資銀行提供信息，評級機構提供與創造契機，對沖基金則實施攻擊；美國不斷以貿易逆差與“操縱匯率”等為借口，制造摩擦，逼迫中國接受新的“門戶開放”(1899年是商品市場的開放，如今是金融市場的開放)，施壓人民幣升值；美國金融機構很多背景復雜，在中國境內活動日趨頻繁，投資銀行與評級機構已經掌握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的主導權，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會計審計業已經形成壟斷，由此涉獵大量政治、經濟、商務乃至國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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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信息；中國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金融市場，投融資以及進行其他金融交易時不斷遭受非議、歧視甚至訛詐。
其次，新形勢下國際風險傳播需要重視。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如火如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一發不可收拾，世界經濟很可能出現“二次探底”，這預示著發達國家主導60多年的世界經濟秩序面臨瓦解的可能，國際金融格局發生劇變，國際市場風險加大，在高度關聯的全球經濟中，很難有哪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全球流動性再次過剩。信貸的枯竭以及經濟的失血，使市場對通脹的擔憂退于次要地位，經濟增長放緩風險加劇，美、日等發達國家通過“量化寬松政策”提高經濟增長水平、沖銷外債，而更多的新興經濟體面臨“保增長”的壓力，也加入到貨幣政策“寬松陣營”，全球范圍內的寬松貨幣政策，必然在世界經濟面臨“二次探底”的特殊時期，加劇全球的流動性過剩，引起國際游資泛濫，全球的股市、房市、商品期貨市場大幅震蕩，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發達國家債務纏身、增長疲弱，勢將惡化全球經濟環境，2010年12月份，歐元區通脹率突破歐洲央行設定的2％警戒線后，一路攀升，今年9月份達3.0％，亞洲地區2011年通脹率預計為5.8％，其中印度通脹接近兩位數。通貨膨脹之下，資源價格大幅震蕩，金融風險跨國傳遞；資本流動更加不穩定。經濟的強勁復蘇使大量資本涌入亞洲，未來資本流向難以判斷，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成為對沖基金攻擊的對象。
再次，國際金融的監督、協調機制值得懷疑。國際金融監管滯后，國家間金融協調乏力。金融資本是美國霸權的重要工具，堂而皇之的外表難以掩飾其掠奪性的本質。一方面，“華爾街”通過操縱金融市場，不通過生產環節，就可以巧妙盤剝全球；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淪為“附庸之國”，自愿消耗本國資源、污染本國環境和用本國低廉的勞動力，為發達國家提供物美價廉的產品。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惡性孳生，導致全球流動性的泛濫，大幅推升資產價格。不設防或防范不嚴的發展中國家，資金“大進大出”導致內外經濟失衡，最終出現金融動蕩乃至金融危機。
最后，關注復合性金融風險的持續積聚。一是外在風險內部化。隨著中國金融不斷擴大開放，外部金融風險通過多種渠道傳導至國內，對中國脆弱的金融體系產生沖擊。巨額國際游資在獲取巨額收益的驅使下，投機人民幣升值，通過多種渠道入境，加劇資產泡沫，擾亂經濟秩序，威脅金融體系穩定。二是內在風險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資企業由于鞭長莫及與內控不力，原先潛伏的金融風險迅速暴露。2002年中國銀行紐約分行違規被重罰，2005年中航油和中儲棉投機巨虧，2006年“國儲銅”投機巨虧等，中資企業不斷違規經營，參與海外投機，損傷中資企業在國際市場的信譽，甚或對東道國以及國內金融市場產生沖擊。
三
開放下的金融安全離不開經濟發展，特別是實業的發展。實業為金融之根本，金融開放固然重要，所帶來的財富效應確實誘人，但是脫離實業而過度虛擬化，必然帶來資產投機泡沫，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就是虛擬經濟膨脹惹的禍。在“金融萬能”的假象之下，全世界都在試圖擠進產業鏈的高端，實現經濟金融化，這就使實體經濟被倒逼，不斷失血萎縮，金融投機泛濫，資產泡沫膨脹，形成“倒三角”的畸形經濟結構。
過去，在美國，金融資本復辟，“摩根主義”替代“福特主義”，華爾街銀行家將道德、法制、資本主義的契約精神一股腦地拋到腦后，將金融職能從配置資源轉化為轉移財富、從服務實體經濟的手段轉化為主導國民經濟的工具，將低劣的垃圾債券包裝成為優質資產，進行大規模金融欺詐，給自己帶來一時的暴利，卻給美國乃至世界引致無窮的災難。這種環境下，經濟增長不再依賴實體經濟的財富創造，轉而依賴虛擬經濟的投機，過剩資本從工業轉向金融，企業只能通過資產負債表的高杠桿化維持運營，企業的資金成本增加，更多的工業資本試圖通過“金融化”恢復過去的利潤率，運營風險顯著提升。
如今，在中國，虛擬經濟膨脹，導致金融風險積聚，經濟亂象環生，社會矛盾重重。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貸款，實業利潤難以彌補融資成本，大量民企老總不堪重負，毅然跑路或海外移民。遭受危機打擊的美國，正吸取虛熱實冷的教訓，重回實業，寄希望能夠實現“再工業化”，提高就業率。因此，實體產業是根，虛擬金融是葉，開放下的金融安全就要求先練好內功，練好基本功，再談利用金融開放獲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