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9 09:25:1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刑事案件辯護法律，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第一條為切實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權益，正確履行檢察職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結合檢察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以及區別對待的原則，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
第三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加強同公安機關、人民法院的聯系，及時總結、交流經驗。堅持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注重社會效果，保證執法公正。
第四條人民檢察院要加強同政府有關部門、共青團、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以及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聯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注意保護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譽。不得公開或者傳播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
人民檢察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注意保護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訴訟權利。
第六條人民檢察院應當指定專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檢察人員承辦。
第七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根據其在校表現、家庭情況、犯罪原因、悔罪態度等，實施針對性教育。
第八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書和內部工作文書，應當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關情況和辦案人員開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況，應當記錄在卷，隨案移送。
第二章審查批準逮捕
第九條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十四、十六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第十條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注意是否有被脅迫情節，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傳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的犯罪，而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該未成年人的特點和實際，制定詳細的訊問提綱，采取最適宜該未成年人的方式進行，訊問用語準確易懂，教育用語生動有效。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告知其如實交待案件事實及自首、立功、從輕、減輕處罰的法律規定和意義，核實其是否有立功、檢舉揭發等表現，聽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無罪、罪輕的辯解。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場，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應當履行的義務。
訊問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由女檢察人員擔任。
第十二條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則上不得使用戒具。對于確有現實危險，必須使用戒具的，在現實危險消除后，應當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條嚴格掌握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條件，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能夠保證訴訟正常進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
（一）過失犯罪的；
（二）犯罪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的；
（四）犯罪后有明顯悔罪表現，能夠如實交待罪行，認識自己行為的危害性、違法性，積極退贓，盡力減少和賠償損失的；
（五）具有其他沒有逮捕必要情節的。
第十四條適用本規定第十三條，在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前，應當審查其監護情況，參考其法定人、學校、單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意見。
第三章審查與出庭支持公訴
第十五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內，應當告知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權委托辯護人，并講明法律意義。
對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請律師意向，但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當幫助其申請法律援助。
審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辯護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見。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
第十六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本規定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第十七條制作書，應當依法建議人民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十八條對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訴，應將有效證明該未成年人年齡的材料作為主要證據復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條對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認真做好出席法庭的準備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狀態，并對其進行接受審判的教育；
（二）可以與未成年被告人的辯護人交換意見，實行證據開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條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礙案件審理的，應當分開辦理。
第二十一條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請未成年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
第二十二條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應當充分闡述未成年被告人構成犯罪以及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和法律依據。
對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態度較好，具備有效幫教條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訴人應當建議法院適用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未造成嚴重后果的；
（二）主觀惡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脅從犯、從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顯過錯，并且請求對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的。
公訴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時，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會危害性，適時進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觀教育。
第二十三條人民檢察院對于符合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條件，有利于對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簡易程序的建議。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協助人民法院落實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條人民檢察院對于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作出不決定。
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決定。
對于經補充偵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條件的，可以作出不的決定。
第二十五條不決定書，應當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開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闡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據。
不決定書應當送達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訴等權利。
第四章刑事訴訟法律監督
第二十六條公安機關違反法律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偵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向公安機關提出糾正違法意見。
第二十八條審查批準逮捕、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同時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發現有下列違法行為的，應當提出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違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不當的；
（二）未依法實行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時限內未對其訊問，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的；
（四）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脅、體罰、侮辱人格、游行示眾，或者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錯案的；
（六）對未成年被害人、證人以誘騙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人格尊嚴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的；
（七）違反羈押和辦案期限規定的；
（八）對已作出的不批準逮捕、不決定，公安機關不予執行或延期執行的；
（九）在偵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
第二十九條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時，發現法庭審判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當在休庭后及時向本院檢察長報告，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見。遇有下列情況，履行職務的檢察人員可以及時向法庭提出糾正意見：
（一）依法不應公開審理而宣布公開審理的；
（二）開庭或宣告判決時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審判時沒有委托辯護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規定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合議庭未予準許，未宣布延期審理，未另行指定辯護律師的；
（四）法庭未詳細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請回避、辯護、提出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最后陳述、提出上訴等訴訟權利的。
第三十條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決、裁定時，應當注意審查該判決、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要求，確有錯誤的，依法提出抗訴。
第三十一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執行刑罰和公安機關對監外未成年犯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第三十二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管教所實行駐所檢察。在刑罰執行監督中，發現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關押成年罪犯的監獄收押未成年犯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發現對年滿十八周歲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沒有轉送監獄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養的未成年人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人民檢察院在看守所檢察中，發現對余刑不滿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三十三條人民檢察院發現拘役所對未成年犯沒有與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違反規定混押被判處徒刑的未成年犯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三十四條人民檢察院加強對關押未成年犯場所的安全防范、衛生防疫、生活環境等獄務的監督，確保監管改造秩序和教學、勞動、生活秩序。
人民檢察院配合執行機關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促進依法、科學、文明監管。
人民檢察院發現執行機關對未成年犯體罰虐待、侮辱人格、刑訊逼供、違規強迫勞動、違法使用戒具、禁閉不當、刑期屆滿未按時釋放等問題，應當依法及時糾正；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間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訴、控告、檢舉案件，應指定專人及時辦理。
第三十五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收監執行實行監督。對符合減刑、假釋法定條件的，應當建議執行機關向審批機關呈報；發現呈報或裁定不當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人民檢察院發現公安機關對管制、緩刑、假釋等未成年犯脫管、漏管或者沒有落實幫教措施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五章刑事申訴檢察
第三十六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訴案件。
復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和刑事賠償案件，指派檢察人員及時辦理。
第三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復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應當直接聽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陳述或辯解，認真審核、查證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和線索，查清事實。
第三十八條對已復查糾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應當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九條本規定所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實施涉嫌犯罪時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條實施犯罪行為的年齡，一律按公歷的年、月、日計算。從周歲生日的第二天起，為已滿××周歲。
第四十一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本規定有特別規定的，適用本規定。
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未成年人是指已滿14歲不滿18歲的人。未成年人實施的危害社會，違反刑法，應予以刑事處罰的行為就是未成年人犯罪。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所適用的程序就是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
我國對未成年犯罪刑事訴訟程序沒有專門立法，而是分散于刑事訴訟法的有關章節中。如對未成年犯罪不公開審理；對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其法定人人到場；對一審的判決和裁定，未成年人法定人有獨立的上訴權；未成年人在審判時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為其指定辯護人等。除了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外，1991年《未成年人保護法》、1999年《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及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1991年6月《關于辦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相互配套的工作體系的通知》及《關于審理少年刑事案件聘請特邀陪審員的聯合通知》等其它有關法律和司法解釋中，也對未成人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作出了具體規定。
在對未成人犯罪刑事訴訟程序立法的同時，各地對未成年人犯罪以特別程序進行處理的司法實踐也不斷發展。自一九八四年上海市長寧區法院設立第一個專門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少年法庭以來，全國共設立少年法庭2500余個，最高人民法院和各高級人民法院均設立了少年法庭指導小組，目前從事少年審判工作的審判人員有7500余人，特邀人民陪審員9000余名。具有本國特色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已初步創建，通過寓教于審、懲教結合，有針對性地強化了矯治、減少、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圍包括：（一）被告人在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二）被告人在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并被指控為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以及法院院長根據少年法庭工作的實際情況決定的其他有未成年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或者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
第一條為切實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未成年犯的合法權益，正確履行檢察職責，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結合檢察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以及區別對待的原則，貫徹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
第三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加強同公安機關、人民法院的聯系，及時總結、交流經驗。堅持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注重社會效果，保證執法公正。
第四條人民檢察院要加強同政府有關部門、共青團、婦聯、工會等人民團體以及學校和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聯系，共同做好教育、挽救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
第五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注意保護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譽。不得公開或者傳播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
人民檢察院辦理刑事案件，應當注意保護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訴訟權利。
第六條人民檢察院應當指定專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女檢察人員承辦。
第七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點，根據其在校表現、家庭情況、犯罪原因、悔罪態度等，實施針對性教育。
第八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文書和內部工作文書，應當注明未成年人的出生年月日。
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成年犯的有關情況和辦案人員開展教育感化工作的情況，應當記錄在卷，隨案移送。
第二章審查批準逮捕
第九條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十四、十六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
第十條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注意是否有被脅迫情節，案件中是否存在教唆犯罪、傳授犯罪方法犯罪或者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的犯罪，而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第十一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該未成年人的特點和實際，制定詳細的訊問提綱，采取最適宜該未成年人的方式進行，訊問用語準確易懂，教育用語生動有效。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告知其如實交待案件事實及自首、立功、從輕、減輕處罰的法律規定和意義，核實其是否有立功、檢舉揭發等表現，聽取其有罪的供述或者無罪、罪輕的辯解。
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場，告知其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和應當履行的義務。
訊問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由女檢察人員擔任。
第十二條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原則上不得使用戒具。對于確有現實危險，必須使用戒具的，在現實危險消除后，應當立即停止使用。
第十三條嚴格掌握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條件，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能夠保證訴訟正常進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
（一）過失犯罪的；
（二）犯罪預備犯、中止犯、未遂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
（三）犯罪后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的；
（四）犯罪后有明顯悔罪表現，能夠如實交待罪行，認識自己行為的危害性、違法性，積極退贓，盡力減少和賠償損失的；
（五）具有其他沒有逮捕必要情節的。
第十四條適用本規定第十三條，在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前，應當審查其監護情況，參考其法定人、學校、單位、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意見。
第三章審查與出庭支持公訴
第十五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受理之日起三日內，應當告知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有權委托辯護人，并講明法律意義。
對本人或者其法定人提出聘請律師意向，但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應當幫助其申請法律援助。
審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辯護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見?？梢越Y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
第十六條人民檢察院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本規定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第十七條制作書，應當依法建議人民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予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第十八條對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訴，應將有效證明該未成年人年齡的材料作為主要證據復印件之一移送人民法院。
第十九條對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認真做好出席法庭的準備工作：
（一）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狀態，并對其進行接受審判的教育；
（二）可以與未成年被告人的辯護人交換意見，實行證據開示，共同做好教育、感化工作。
第二十條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與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礙案件審理的，應當分開辦理。
第二十一條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征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一般不提請未成年證人、被害人出庭作證。
第二十二條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應當充分闡述未成年被告人構成犯罪以及從輕、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和法律依據。
對于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法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悔罪態度較好，具備有效幫教條件、適用緩刑確實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未成年被告人，公訴人應當建議法院適用緩刑：
（一）犯罪情節較輕，未造成嚴重后果的；
（二）主觀惡性不深的初犯或者脅從犯、從犯；
（三）被害人要求和解或者被害方有明顯過錯，并且請求對被告人免予刑事處罰的。
公訴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時，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會危害性，適時進行法制教育及人生觀教育。
第二十三條人民檢察院對于符合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條件，有利于對未成年被告人教育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簡易程序的建議。
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應當協助人民法院落實法庭教育工作。
第二十四條人民檢察院對于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五條規定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作出不決定。
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決定。
對于經補充偵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條件的，可以作出不的決定。
第二十五條不決定書，應當向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公開宣布，并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闡明不的理由和法律依據。
不決定書應當送達被不的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并告知被不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訴等權利。
第四章刑事訴訟法律監督
第二十六條公安機關違反法律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案件應當立案偵查而不立案偵查的，人民檢察院應當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
未成年被害人或其法定人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的，依照前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不應當立案而立案偵查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向公安機關提出糾正違法意見。
第二十八條審查批準逮捕、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同時審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發現有下列違法行為的，應當提出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違法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不當的；
（二）未依法實行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與成年犯罪嫌疑人分管、分押的；
（三）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逮捕措施后，在法定時限內未對其訊問，或者未通知其法定人或者近親屬的；
（四）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威脅、體罰、侮辱人格、游行示眾，或者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的；
（五）利用未成年人故意制造冤、假、錯案的；
（六）對未成年被害人、證人以誘騙等非法手段收集證據或者侵害未成年被害人、證人的人格尊嚴及隱私權等合法權益的；
（七）違反羈押和辦案期限規定的；
（八）對已作出的不批準逮捕、不決定，公安機關不予執行或延期執行的；
（九）在偵查中有其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
第二十九條公訴人出庭支持公訴時，發現法庭審判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應當在休庭后及時向本院檢察長報告，由人民檢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意見。遇有下列情況，履行職務的檢察人員可以及時向法庭提出糾正意見：
（一）依法不應公開審理而宣布公開審理的；
（二）開庭或宣告判決時未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的；
（三）未成年被告人在審判時沒有委托辯護人，而人民法院也未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對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律規定拒絕辯護人為其辯護，合議庭未予準許，未宣布延期審理，未另行指定辯護律師的；
（四）法庭未詳細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享有的申請回避、辯護、提出新的證據、申請重新鑒定或者勘驗、最后陳述、提出上訴等訴訟權利的。
第三十條審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判決、裁定時，應當注意審查該判決、裁定是否符合法律規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的要求，確有錯誤的，依法提出抗訴。
第三十一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管教所、拘役所中未成年犯執行刑罰和公安機關對監外未成年犯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
第三十二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管教所實行駐所檢察。在刑罰執行監督中，發現未成年犯管教所收押成年罪犯或關押成年罪犯的監獄收押未成年犯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發現對年滿十八周歲后余刑在二年以上的罪犯沒有轉送監獄的，或者混押被政府收容教養的未成年人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人民檢察院在看守所檢察中，發現對余刑不滿一年的未成年犯留所服刑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三十三條人民檢察院發現拘役所對未成年犯沒有與成年罪犯分押分管的，或者違反規定混押被判處徒刑的未成年犯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三十四條人民檢察院加強對關押未成年犯場所的安全防范、衛生防疫、生活環境等獄務的監督，確保監管改造秩序和教學、勞動、生活秩序。
人民檢察院配合執行機關加強對未成年犯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和技術培訓，促進依法、科學、文明監管。
人民檢察院發現執行機關對未成年犯體罰虐待、侮辱人格、刑訊逼供、違規強迫勞動、違法使用戒具、禁閉不當、刑期屆滿未按時釋放等問題，應當依法及時糾正；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對于未成年犯在服刑期間又犯罪的案件和未成年犯提出的刑事申訴、控告、檢舉案件，應指定專人及時辦理。
第三十五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對未成年犯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收監執行實行監督。對符合減刑、假釋法定條件的，應當建議執行機關向審批機關呈報；發現呈報或裁定不當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對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人民檢察院發現公安機關對管制、緩刑、假釋等未成年犯脫管、漏管或者沒有落實幫教措施的，應當依法提出糾正。
第五章刑事申訴檢察
第三十六條人民檢察院依法受理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提出的刑事申訴案件。
復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和刑事賠償案件，指派檢察人員及時辦理。
第三十七條人民檢察院復查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應當直接聽取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的陳述或辯解，認真審核、查證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和線索，查清事實。
第三十八條對已復查糾正的未成年人刑事申訴案件，應當配合有關部門做好善后工作。
第六章附則
第三十九條本規定所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實施涉嫌犯罪時已滿十四周歲、未滿十八周歲的刑事案件。
第四十條實施犯罪行為的年齡，一律按公歷的年、月、日計算。從周歲生日的第二天起，為已滿××周歲。
第四十一條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的有關規定。本規定有特別規定的，適用本規定。
[關鍵詞]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
一、未成年人權益司法保護的不足之處
未成年人的權益能否被更好地維護，與審判階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關。目前我國對未成年權益的保護已經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審判制度、對未成年人的辯護權利的保護以及對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著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在審判制度的不足之處
為了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世界各國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審判組織，由專門機關或者人員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國，雖然在少數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遺憾的是《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這兩部全國性法律均未對少年法庭有明確的認可，更未對少年審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備性規定；人民法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亦尚未對少年司法制度，特別是少年法庭的地位問題作明確的規定和認可?？梢哉f，我們的未成年審判組織“尚未得到法律的認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脅，在基層法院很少設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實踐中，許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理是由所謂的“少年專審法庭”審理，其實這種少年法庭名義上是專審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實質上只是普通法庭的“變體”。普通法庭的審判組織原封不動，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號而已。[1]這樣的審判主體制度安排并不能對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權益的特殊保護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辯護權利的保護不足之處
《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末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缎淌略V訟法》第九十六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從現行法律規定來看，在偵察階段律師不是以辯護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進入審判階段的時候，律師才可以以辯護人身份介入。在審判階段才能作為辯護人，這會使律師沒有充足的時間閱卷、了解案情，為辯護做準備，而且也不利于監督偵查機關的行為。[2]這樣使得辯護人不能為未成年人爭取最有利的判決結果，不利于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三）對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規定的不足之處
在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人不判處死刑，最多判處無期徒刑，我國刑法中的無期徒刑是有釋放可能的無期徒刑，但對未成年人判處無期徒刑違背了“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的刑法規定。另外自首與立功制度，特別是緩刑制度中，沒有關于未成年人從寬量刑的規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對待，這對未成年人來說是不公平的。
二、完善人民法院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審判制度的建設
首先，應加強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設。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統一規定，它使得我國少年法庭工作進一步規范化。但還需從法律上明確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條件成熟可以設立獨立的少年法院，其具體的設置可作如下設計：級別屬于基層人民法院，它設置于設區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審案件均到該少年法院審判，少年案件的終審權則歸屬該市的中級人民法院。對于中央直轄市內少年法院的設置，因為目前的直轄市設置兩個或兩個以上中級人民法院，為此，可在中級法院轄區內設置一個基層人民法院級別的少年法院，終審權屬該中級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審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對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設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擔任審判長，會同兩位人民陪審員專門負責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為女法官善于發揮女性特有的縝密、細致、耐心的長處及敏銳的觀察力，易發現被忽視的細微枝節問題或事實，并以此作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與未成年被告人間的隔閡。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質，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豐富的感情、溫和的言談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愛，從而使他們能向女法官主動傾訴真言。[4]另外，審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議庭可以吸收心理輔導專家、教師作為人民陪審員，對未成年被告進行心理疏導，緩解其緊張情緒，這樣不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實的查明，而且對未成年人的心理幫扶作用很大，把對未成年人的心理傷害降到最低。
（二）將指定辯護提前到偵查階段
由于未成年人對自己的行為性質和后果的識別能力相對較弱，對法律的了解較少，也有可能存在對司法機關的畏懼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師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訊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權利的行為。律師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長經歷，分析案情，更早地為辯護做準備，從而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另外，律師也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以避免犯罪污染。對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況，保護未成年人的辯護權，將為未成年人指定律師提前到偵查階段，能夠切實保護好未成年人的權益。
（三）正確使用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罰措施
對待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監禁化和非刑罰化發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剝奪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罰。針對各國刑罰發展、青少年犯罪特點及中國特色，建議在傳統的刑罰體系基礎上，建立替代刑制度。比如暫緩判決制度，暫緩判決是指刑事訴訟活動中，經過開庭審理，對構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條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先確定罪名，暫不判處刑罰，同時設置適當的考察期予以幫教矯治，讓其在社會上繼續學習或工作，考察期結束后，再結合悔罪表現予以判決的一種審判方法。[5]按照現行
的審判制度，對那些經開庭審理已經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審判期限內作出有罪或無罪的判決。實行暫緩判決，法官就有時間區別和判斷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況，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開辟了一條教育矯治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徑。
盡可能大量適用自首與立功制度、緩刑制度。建立獨立的未成年人犯緩刑制度及配套的調查、監督和社會幫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會化。嚴格區分未成年人與成年人適用緩刑制度的標準。對未成年人犯盡可能大量適用緩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復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對促進未成年人犯回歸社會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義。
三、結語
少年時期是人生成長經歷中十分關鍵又十分脆弱的時期，需要我們特別的照顧和保護。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的意義并不單純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為深度的價值訴求是彰顯成人社會對未成年人的重視、尊重與關愛。在刑事訴訟領域，我們應當以開闊的視野、創新的理念為指導，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訴訟程序走向科學化、理性化。
[參考文獻]
[1]馬柳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護程序制度的構建與完善.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2.
[2]高素.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保護問題微探.科教文匯。2008.01上旬刊
[3]姚建龍.從少年法庭到少年法院一對我國目前創設少年法院的思考.中國青年研究，2001，(6)．
一、必須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
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無論是立案階段，還是偵查、起訴、審判活動，都必須重點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需具體到“日”，因為年齡因素很可能決定著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此：（一）《高檢規定》第8條規定，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14、16、18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犯罪嫌疑人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需要補充偵查的，同時通知公安機關。（二）必須首先關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并且具體到“日”是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活動的重要任務之一?！陡叻ㄒ幎ā返?8條規定，法庭調查時，審判人員應當核實未成年被告人在實施被指控的行為時的年齡?！蛾P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的規定，對于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已經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確實無法查明的，應當推定其沒有達到相應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相關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已經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但是無法準確查明被告人具體出生日期的，應當認定其達到相應法定刑事責任年齡。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由專門機構或專職人員承辦
（一）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應當照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并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
（二）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員或者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少年法庭進行。
（三）有關的司法解釋和部門文件也有規定，如根據《公安部規定》第6條規定，公安機關應當設置專門機構或者專職人員承辦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注意，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人員應具有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專業基本知識和有關法律知識，并具有一定的辦案經驗。這些措施都是考慮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點，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這些未成年人。對此：1、《高檢規定》第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設立專門工作機構或者專門工作小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備條件的應當指定專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檢察人員承辦。2、《高法規定》第6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條件尚不具備的地方，應當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或者由專人負責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設立少年法庭指導小組，指導少年法庭的工作，總結和推廣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少年法庭指導小組應當有專人或者設立辦公室負責具體指導工作。3、《高法規定》第8條規定，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的審判長，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審判員擔任，并且應當保持其工作的相對穩定性。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審員，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經過必要培訓的共青團、婦聯、工會、學校的干部、教師或者離退休人員、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工作人員等擔任。
三、訴訟工作的全面性和細致性
《公安部規定》第10條、《高檢規定》第16條和第18條、《高法規定》第21條均規定，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不僅必須完成與成年人案件同樣的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確認犯罪人等各項工作，而且訴訟活動還應當更加全面和細致，必須更注意案件細節問題的調查取證和確認。在制作訴訟文書時，公安司法人員除了應當在文書上載明案件來源、發案時間、地點、犯罪事實、現有的證據材料、法律依據和處理意見外，還應當著重寫明犯罪嫌疑人的確切出生時間、生活居住環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況。這些內容應當盡量詳細、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別的訴訟權利
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除了享有與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訴訟權利外，還享有一些特殊的權利，辦案機關應當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這些特殊權利。例如：（一）《刑事訴訟法》第14條第2款規定，對于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為他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14歲以上不滿16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16歲以上不滿18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二）《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6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通知監護人到場。（三）《高檢規定》第4條第1款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依法保護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譽，尊重其人格尊嚴，不得公開或者傳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四）《高法規定》第19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無法出庭或者確實不適宜出庭的，應另行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其他成年近親屬出庭。經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成年近親屬不到庭的，人民法院應當記錄在卷。第24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辯護臺靠近旁聽區一側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設置席位。
五、嚴格限制強制措施的適用
《公安部規定》第15條規定，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當嚴格限制和盡量減少使用強制措施?！陡邫z規定》：（一）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14、16、18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有無監護與社會幫教條件等，綜合衡量其社會危險性，確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沒有社會危險性或者社會危險性較小，不會妨害訴訟正常進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準逮捕。對于罪行較嚴重，但主觀惡性不大，有悔罪表現，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不具有社會危險性，不會妨害訴訟正常進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準逮捕：1、初次犯罪、過失犯罪的；2、犯罪預備、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4、犯罪后能夠如實交待罪行，認識自己行為的危害性、違法性，積極退贓，盡力減少和賠償損失，得到被害人諒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團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屬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學生的；7、其他沒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區別對等的起訴政策
《高檢規定》將“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區別對等的刑事政策，《高檢規定》第20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應當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一）被脅迫參與犯罪的；（二）犯罪預備、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四）是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衛過當或者緊急避險構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現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情形。
一、必須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
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無論是立案階段，還是偵查、、審判活動，都必須重點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需具體到“日”，因為年齡因素很可能決定著是否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對此：（一）《高檢規定》第8條規定，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14、16、18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犯罪嫌疑人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需要補充偵查的，同時通知公安機關。（二）必須首先關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準確出生日期，并且具體到“日”是偵查、審查、審判活動的重要任務之一。《高法規定》第28條規定，法庭調查時，審判人員應當核實未成年被告人在實施被指控的行為時的年齡?！蛾P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4條的規定，對于沒有充分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已經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且確實無法查明的，應當推定其沒有達到相應法定刑事責任年齡。相關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人實施被指控的犯罪時已經達到法定刑事責任年齡，但是無法準確查明被告人具體出生日期的，應當認定其達到相應法定刑事責任年齡。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由專門機構或專職人員承辦
（一）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應當照顧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并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
（二）根據《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員或者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依法組成少年法庭進行。
（三）有關的司法解釋和部門文件也有規定，如根據《公安部規定》第6條規定，公安機關應當設置專門機構或者專職人員承辦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注意，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人員應具有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專業基本知識和有關法律知識，并具有一定的辦案經驗。這些措施都是考慮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點，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這些未成年人。對此：1、《高檢規定》第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一般應當設立專門工作機構或者專門工作小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備條件的應當指定專人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檢察人員承辦。2、《高法規定》第6條規定，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庭。條件尚不具備的地方，應當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或者由專人負責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級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設立少年法庭指導小組，指導少年法庭的工作，總結和推廣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的經驗。少年法庭指導小組應當有專人或者設立辦公室負責具體指導工作。3、《高法規定》第8條規定，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的審判長，應當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審判員擔任，并且應當保持其工作的相對穩定性。審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審員，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點，熱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經過必要培訓的共青團、婦聯、工會、學校的干部、教師或者離退休人員、未成年人保護組織的工作人員等擔任。
三、訴訟工作的全面性和細致性
《公安部規定》第10條、《高檢規定》第16條和第18條、《高法規定》第21條均規定，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不僅必須完成與成年人案件同樣的查明案情、收集證據和確認犯罪人等各項工作，而且訴訟活動還應當更加全面和細致，必須更注意案件細節問題的調查取證和確認。在制作訴訟文書時，公安司法人員除了應當在文書上載明案件來源、發案時間、地點、犯罪事實、現有的證據材料、法律依據和處理意見外，還應當著重寫明犯罪嫌疑人的確切出生時間、生活居住環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況。這些內容應當盡量詳細、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別的訴訟權利
對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來說，除了享有與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訴訟權利外，還享有一些特殊的權利，辦案機關應當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這些特殊權利。例如：（一）《刑事訴訟法》第14條第2款規定，對于未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場。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為他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14歲以上不滿16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開審理；16歲以上不滿18歲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開審理。（二）《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6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通知監護人到場。（三）《高檢規定》第4條第1款規定，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依法保護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譽，尊重其人格尊嚴，不得公開或者傳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圖像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的資料。（四）《高法規定》第19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應當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無法出庭或者確實不適宜出庭的，應另行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其他成年近親屬出庭。經通知，其他監護人或者成年近親屬不到庭的，人民法院應當記錄在卷。第24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辯護臺靠近旁聽區一側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設置席位。
五、嚴格限制強制措施的適用
《公安部規定》第15條規定，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應當嚴格限制和盡量減少使用強制措施。《高檢規定》：（一）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把是否已滿14、16、18周歲的臨界年齡，作為重要事實予以查清，對難以判斷實際年齡、影響案件認定的，應當作出不批準逮捕的決定。（二）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有無監護與社會幫教條件等，綜合衡量其社會危險性，確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沒有社會危險性或者社會危險性較小，不會妨害訴訟正常進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準逮捕。對于罪行較嚴重，但主觀惡性不大，有悔罪表現，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不具有社會危險性，不會妨害訴訟正常進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準逮捕：1、初次犯罪、過失犯罪的；2、犯罪預備、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現的；4、犯罪后能夠如實交待罪行，認識自己行為的危害性、違法性，積極退贓，盡力減少和賠償損失，得到被害人諒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團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屬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學生的；7、其他沒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區別對等的政策
《高檢規定》將“可訴可不訴的不訴”原則進一步具體化，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區別對等的刑事政策，《高檢規定》第20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應當依法作出不決定：（一）被脅迫參與犯罪的；（二）犯罪預備、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輔助作用的；（四）是又聾又啞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衛過當或者緊急避險構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現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情形。
論文摘要：我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處于初期階段，還未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應當對犯罪未成年人引進暫緩起訴制度，實施社會調查制度、未成年犯的前科消滅制度、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以及嚴格適用簡易程序等制度，系統構建我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以加強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保障。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國家為治理與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而專門建立的一種司法制度。該制度的建立，對推動各國司法領域樹立人權保障的司法理念尤其是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權益，發揮了重要作用。[1]在今天，它的價值遠遠超出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矯正和預防需要的本身，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司法制度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尺度。目前，在我國未成年人和成年人適用同一法律體系，尚未建立一個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問題的獨立的未成年人法律體系。
一、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現狀
我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面臨著未成年人犯罪急劇上升的嚴重社會問題。比如，在建國初期，我國14-18歲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總數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開始大幅度上升， 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總數的8.33%。[2]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陸續開展了數次“嚴打”和專項斗爭，社會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轉，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勢頭一直無法遏制。
原因雖然很復雜，但僅僅靠“嚴打”和重刑顯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決社會的治安問題?對未成年人犯罪應當采取什么態度和觀念?在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都引發了深刻的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長寧區法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當時稱為“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開創了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長寧區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經驗，認為這是我國審判制度一項新的建設，并且要求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庭推廣，這也就是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開始。至今，全國共有2400余個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審判庭內設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議庭，有的則單獨設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圍主要是兩種情況:一種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種是未成年人作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實踐中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區別于成年人的特殊審判制度。如:審判不公開制度;指定辯護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審員制度;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等。應該說，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實踐中，為我國司法制度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此，人民法院還專門培養了一支約7000余人的專業法官隊伍。與此同時，自1998年以來，人民法院還依據刑訴法第26條指定管轄的規定，進行了集中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嘗試。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個法院都設立少年法庭，相對于那些人員設置緊張的法院來說，審判資源會有所浪費;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個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發生不平衡?；谏鲜鲈?，對少年法庭在一定區域內嘗試集中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給予了支持，認為集中審理對合理配置刑事審判資源、提高專業水平等方面都有意義。從2001年起，在集中審理的探索上，司法實踐中又大膽提出了在我國設立少年法院的構想。當然，少年法院的構想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與國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發展相比，我們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關部門配合協調工作還不理想;預防、矯正、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動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看守所沒有對未成年人實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審員制度不容易落實;對未成年人指定辯護的質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對維護未成年人民事權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嚴重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長寧區法院建立的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以其獨特的視角、針對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實踐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視、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歡迎。截至1998年底，全國共有3694個少年法庭，基本上實現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審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統一規定，使得我國少年法庭工作進一步規范化。雖然我國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強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臺，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我國尚未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這兩部全國性法律均未對少年法庭有明確的認可，更未對少年審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備性規定;人民法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亦尚未對少年司法制度特別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確的規定和認可。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規范的法律依據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是不夠完善的，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未成年人審判組織“尚未得到法律的認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與現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審判方式存在一定的沖突這種沖突
具體體現為以下四點:一是庭前程序性審查與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觀原因之間的沖突;二是庭前不接觸案件當事人與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間的沖突;三是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及普通程序簡化與確保未成年人辯護權實現之間的沖突;四是程序簡化與庭審教育之間的沖突。[4]產生上述沖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與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區別不甚明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調查、審理、處置、矯治等主要內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雖然在實踐中通過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并未將此全部納入。從總體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圍內，與國外相比，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無系統配套的專門法律予以規范，僅僅散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由于立法的滯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從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約。在審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適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當然地適用于少年刑事審判，這必然會導致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與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審判方式之間產生沖突。
三、完善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構想
我國目前尚缺乏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多層次法律法規，要學習借鑒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對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與立法體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國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專門法律規范。
1.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進暫緩起訴制度
首先，暫緩起訴的具體制度設計應當是:適用對象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確規定暫緩起訴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實體條件應當包括:一是犯罪情節輕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現，且不致再繼續危害社會;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四是具備較好的幫教條件。程序條件應當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2)不具有不予起訴的法定條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寫出保證書;(4)家長出具擔保書，并與檢察機關簽訂幫教協議書;(5)由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是否暫緩起訴;(6)辦理取保候審手續;(7)規定一個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驗期;(8)定期幫教、考察、報告與回訪。再次，為防止檢察機關濫用暫緩起訴權，應建立來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機關的制約機制。最后，應當規定暫緩起訴的考察期及針對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現所采取的相應措施。對適用暫緩起訴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設置適當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長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個月。如被告人在考驗期內表現良好，沒有違法行為或有立功表現等，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便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較低刑罰。它的適用對象一般為受審時不滿18周歲或犯罪時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為罪行較輕、惡習較淺、認罪態度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條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判決宣告前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為的背景情況通過社會有關方面進行調查。其目的和任務是全面、客觀、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深入細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觀原因，積極探索具有我國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為政法機關公正處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據。目前選任社會調查員的方法是:由法院、檢察機關、未保委、團委從人民陪審員、教師、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門聯合進行審查，進而最終確定人選。調查工作圍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情況、家庭情況、在校表現、交友情況、心理、生理狀況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使主審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慮問題更為全面，從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決。社會調查報告為法官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我們實施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不僅要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相銜接，而且要通過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開展，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對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強化司法保護。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滅制度[5]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曾經將8名少年犯的判決以及學校的處分材料從其檔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從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顧慮，徹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學習的動力很大，后來他們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等院校，有一人還考上了研究生。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從過去的犯罪陰影中徹底擺脫出來，為其改過自新創造有利的客觀外部條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滅制度的構想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時間條件。前科消滅期間不能“一刀切”，應根據刑罰的輕重和刑期的長短而確定，具體可分為三種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滅，未成年人前科隨緩刑考驗期滿而消滅，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經過一段時間而消滅。第二，悔改條件。如果前科考驗期間內沒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滅。第三，消滅程序。消滅程序包括申請主體、管轄、調查和裁定等內容。申請主體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監護人或對其負有監管職責的人;管轄權由原判法院行使;調查、取證也由受理前科消滅申請的法院行使。
4.實行“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6]
正在我國部分城市試點的“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主要借鑒了英國的司法實踐，[7]并根據中國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特點進行了創新?！昂线m成年人”必須是具備教育、心理、社會和法律知識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區青少年專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員、社區居委會成員等擔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師、教師、大學生志愿者等擔任。“合適成年人”在警方訊問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時間便介入，協助溝通和確保偵查審訊依法公正進行，為涉法未成年人維權。另外，在對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矯正過程中，也離不開“合適成年人”的參與。當然“合適成年人”在參與教育幫助的過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試點意味著我國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將從一般法律保護走向司法保護，從成年人司法體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也意味著一個區別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獨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將有望建立起來。
5.嚴格適用簡易程序制度
適用簡易程序意味著被告人對指控犯罪的自認，并放棄了適用普通程序的諸多訴訟權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發育不成熟、社會閱歷淺、法律意識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們常因不能完整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而導致辯護不力或辯護不當，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辯解。因此，在審判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為提高庭審效率、節約訴訟成本而擴大適用簡易程序的范圍，或者將普通程序簡化審。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應根據他們的身心特點嚴格制定相關條件，如在對未成年人適用簡易程序時，應當詳細告知其簡易程序的含義及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適用簡易程序時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見外，還應征求其法定人、辯護人的意見。而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實相對復雜，則不宜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從而從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辯護權的實現。
適用簡易程序的同時應加強法庭教育。簡易程序的特點是簡便、快捷、迅速，在審判實踐中，由于程序的簡化，導致法庭教育也相應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這樣直接影響了寓教于審的正常開展。筆者認為，簡易程序案件更應當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兩點:一是簡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能夠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節較輕、人身社會危害性不大、認罪態度相對較好的被告人，這類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們是幫教的重點，特別是經過法庭教育，會使他們心靈受到震撼，更愿意認罪悔罪，從而達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審教育，則會讓他們感覺刑法懲戒功能較弱，從而產生犯罪無所謂的思想，不利于他們吸取教訓，改過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實證據無爭議，作為審判人員可以集中精力開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簡易程序案件中，審判人員應發揮公訴人、辯護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強化庭審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認識犯罪危害性，并喚醒他們的良知，從而改造挽救他們。
注釋:
[1]佟麗華.未成年人法學[M]，北京:中國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張小娜.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間以及律師的作用.join-highlaw.com/system/2006/05/16/000121030.shtml.
[3]蔡鴻銘.和諧社會語境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兼論未成年司法程序中的人文關懷.lunwen. lawtime. cn/xingfaxflw/2007013061240_3.html.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在審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 id=126063 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我國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3).
我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面臨著未成年人犯罪急劇上升的嚴重社會問題。比如,在建國初期,我國14-18歲未成年人犯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總數尚不到1%;1978年、1979年前后開始大幅度上升,1980年就占到全部刑事犯罪總數的8.33%。[2]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陸續開展了數次“嚴打”和專項斗爭,社會治安秩序有了一定好轉,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勢頭一直無法遏制。
原因雖然很復雜,但僅僅靠“嚴打”和重刑顯然不是有效的措施。到底什么措施才能有效解決社會的治安問題?對未成年人犯罪應當采取什么態度和觀念?在司法實務界和理論界都引發了深刻的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1984年上海長寧區法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當時稱為“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開創了我國少年司法制度的先河。最高法院充分肯定了長寧區法院建立少年法庭的經驗,認為這是我國審判制度一項新的建設,并且要求在全國法院刑事審判庭推廣,這也就是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建立的開始。至今,全國共有2400余個少年法庭。基本建制在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其中有的是在刑事審判庭內設專門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合議庭,有的則單獨設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圍主要是兩種情況:一種是未成年人涉嫌犯罪并作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另一種是未成年人作為被害人的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在司法實踐中嚴格依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逐步形成了一套區別于成年人的特殊審判制度。如:審判不公開制度;指定辯護制度;法定人制度;陪審員制度;社會調查報告制度等。應該說,人民法院在20多年的少年法庭司法實踐中,為我國司法制度的文明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為此,人民法院還專門培養了一支約7000余人的專業法官隊伍。與此同時,自1998年以來,人民法院還依據刑訴法第26條指定管轄的規定,進行了集中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嘗試。
主要原因在于如果每個法院都設立少年法庭,相對于那些人員設置緊張的法院來說,審判資源會有所浪費;并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布于各個法院,在量刑上往往容易發生不平衡?；谏鲜鲈?對少年法庭在一定區域內嘗試集中審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做法,最高法院給予了支持,認為集中審理對合理配置刑事審判資源、提高專業水平等方面都有意義。從2001年起,在集中審理的探索上,司法實踐中又大膽提出了在我國設立少年法院的構想。當然,少年法院的構想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
目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階段,與國外100多年的司法制度發展相比,我們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方面。例如,人民法院同相關部門配合協調工作還不理想;預防、矯正、減少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互動機制沒有建立起來;看守所沒有對未成年人實行分管分押;人民陪審員制度不容易落實;對未成年人指定辯護的質量不高;司法理念落后;缺乏對維護未成年人民事權益的研究等等。
二、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缺陷
1.尚未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
出于治理日益嚴重的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需要,1984年上海市長寧區法院建立的我國第一個少年法庭以其獨特的視角、針對性的做法和良好的實踐效果引起了司法界的重視、社會公眾的認可和歡迎。截至1998年底,全國共有3694個少年法庭,基本上實現了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全部由少年法庭審理。[3]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統一規定,使得我國少年法庭工作進一步規范化。雖然我國在少年法庭建立之后,大大加強了未成年人立法工作,如《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先后出臺,但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我國尚未制定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而且《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這兩部全國性法律均未對少年法庭有明確的認可,更未對少年審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備性規定;人民法院組織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法律亦尚未對少年司法制度特別是少年法庭的地位作明確的規定和認可。對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予以規范的法律依據僅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釋是不夠完善的,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未成年人審判組織“尚未得到法律的認可”。
2.原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與現行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審判方式存在一定的沖突這種沖突
具體體現為以下四點:一是庭前程序性審查與探明未成年人犯罪主客觀原因之間的沖突;二是庭前不接觸案件當事人與庭前教育被告人之間的沖突;三是擴大簡易程序適用范圍及普通程序簡化與確保未成年人辯護權實現之間的沖突;四是程序簡化與庭審教育之間的沖突。[4]產生上述沖突的原因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與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區別不甚明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包括刑事案件的調查、審理、處置、矯治等主要內容的特殊司法制度。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雖然在實踐中通過逐步摸索而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但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并未將此全部納入。從總體上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工作仍然局限在普通刑事司法的框架范圍內,與國外相比,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尚無系統配套的專門法律予以規范,僅僅散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由于立法的滯后,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從而受到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制約。在審判方式改革中,一些適用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做法也當然地適用于少年刑事審判,這必然會導致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工作與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審判方式之間產生沖突。
三、完善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構想
我國目前尚缺乏適合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的實體法和程序法。完善未成年人保護的多層次法律法規,要學習借鑒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相對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與立法體例并加以本土化,修改并制定我國與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相配套的專門法律規范。
1.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引進暫緩制度
首先,暫緩的具體制度設計應當是:適用對象僅限于未成年人。其次,明確規定暫緩的實體條件和程序條件。實體條件應當包括:一是犯罪情節輕微;二是犯罪后有悔改表現,且不致再繼續危害社會;三是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或者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脅從犯;四是具備較好的幫教條件。程序條件應當包括:(1)案件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2)不具有不予的法定條件;(3)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寫出保證書;(4)家長出具擔保書,并與檢察機關簽訂幫教協議書;(5)由檢察長或者檢察委員會決定是否暫緩;(6)辦理取保候審手續;(7)規定一個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驗期;(8)定期幫教、考察、報告與回訪。再次,為防止檢察機關濫用暫緩權,應建立來自被告人、被害人和公安機關的制約機制。最后,應當規定暫緩的考察期及針對未成年人考察期的表現所采取的相應措施。對適用暫緩的未成年被告人要設置適當的考察期,考察期最長為一年,但一般不少于3個月。如被告人在考驗期內表現良好,沒有違法行為或有立功表現等,對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便免予刑事處罰或判處較低刑罰。它的適用對象一般為受審時不滿18周歲或犯罪時未成年的初犯、偶犯,一般為罪行較輕、惡習較淺、認罪態度較好,犯最高刑在3年(含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之罪并具有管教條件的未成年被告人。
2.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未成年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判決宣告前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行為的背景情況通過社會有關方面進行調查。其目的和任務是全面、客觀、公正地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深入細致地分析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觀原因,積極探索具有我國特色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為政法機關公正處理、教育、感化和挽救未成年犯提供重要依據。目前選任社會調查員的方法是:由法院、檢察機關、未保委、團委從人民陪審員、教師、教育科研工作者中提名,再由各部門聯合進行審查,進而最終確定人選。調查工作圍繞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情況、家庭情況、在校表現、交友情況、心理、生理狀況等方面進行。社會調查制度使主審法官更全面地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的前因后果,有了充足的背景材料,能使法官考慮問題更為全面,從而作出合情合法的判決。社會調查報告為法官對未成年被告人量刑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我們實施的社會調查報告制度不僅要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相銜接,而且要通過社會調查報告工作的開展,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對失足少年的教育挽救,強化司法保護。
3.未成年犯的前科消滅制度[5]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曾經將8名少年犯的判決以及學校的處分材料從其檔案材料中取出,由法院加以保存,從而使少年犯消除了思想顧慮,徹底放下了思想包袱,學習的動力很大,后來他們先后考入了北京理工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高等院校,有一人還考上了研究生。這一做法有利于未成年人從過去的犯罪陰影中徹底擺脫出來,為其改過自新創造有利的客觀外部條件,使其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
前科消滅制度的構想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第一,時間條件。前科消滅期間不能“一刀切”,應根據刑罰的輕重和刑期的長短而確定,具體可分為三種制度:未成年人前科的先期消滅,未成年人前科隨緩刑考驗期滿而消滅,未成年人前科在刑罰執行完畢后經過一段時間而消滅。第二,悔改條件。如果前科考驗期間內沒有再犯新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前科就可以被消滅。第三,消滅程序。消滅程序包括申請主體、管轄、調查和裁定等內容。申請主體可以是未成年人本人、監護人或對其負有監管職責的人;管轄權由原判法院行使;調查、取證也由受理前科消滅申請的法院行使。
4.實行“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6]
正在我國部分城市試點的“合適成年人參與制度”主要借鑒了英國的司法實踐,[7]并根據中國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特點進行了創新。“合適成年人”必須是具備教育、心理、社會和法律知識的成年人,一般由城市社區青少年專干、司法所司法助理員、社區居委會成員等擔任,也可以由法律援助律師、教師、大學生志愿者等擔任。“合適成年人”在警方訊問處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第一時間便介入,協助溝通和確保偵查審訊依法公正進行,為涉法未成年人維權。另外,在對涉法未成年人的后期矯正過程中,也離不開“合適成年人”的參與。當然“合適成年人”在參與教育幫助的過程中,要尊重和保守未成年人的個人隱私?！昂线m成年人參與制度”試點意味著我國對未成年人權利的保護,將從一般法律保護走向司法保護,從成年人司法體系走向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也意味著一個區別于成人司法制度的獨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將有望建立起來。
5.嚴格適用簡易程序制度
適用簡易程序意味著被告人對指控犯罪的自認,并放棄了適用普通程序的諸多訴訟權利。由于未成年人心理發育不成熟、社會閱歷淺、法律意識淡薄等方面原因,使得他們常因不能完整表達自己的真實意思而導致辯護不力或辯護不當,有的甚至心存害怕而不敢辯解。因此,在審判中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能一味地為提高庭審效率、節約訴訟成本而擴大適用簡易程序的范圍,或者將普通程序簡化審。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簡易程序應根據他們的身心特點嚴格制定相關條件,如在對未成年人適用簡易程序時,應當詳細告知其簡易程序的含義及適用簡易程序的法律后果,此外,在適用簡易程序時除了征求被告人意見外,還應征求其法定人、辯護人的意見。而對未成年被告人的普通刑事案件,由于犯罪事實相對復雜,則不宜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理,從而從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未成年被告人辯護權的實現。
適用簡易程序的同時應加強法庭教育。簡易程序的特點是簡便、快捷、迅速,在審判實踐中,由于程序的簡化,導致法庭教育也相應弱化,甚至取消法庭教育,這樣直接影響了寓教于審的正常開展。筆者認為,簡易程序案件更應當注重法庭教育,理由有兩點:一是簡易程序的案件是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擬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能夠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往往是犯罪情節較輕、人身社會危害性不大、認罪態度相對較好的被告人,這類被告人往往是初犯、偶犯,主觀惡性不大,自身容易改造,他們是幫教的重點,特別是經過法庭教育,會使他們心靈受到震撼,更愿意認罪悔罪,從而達到挽救的效果;反之,如果弱化庭審教育,則會讓他們感覺刑法懲戒功能較弱,從而產生犯罪無所謂的思想,不利于他們吸取教訓,改過自新。二是由于案件事實證據無爭議,作為審判人員可以集中精力開展法庭教育,突出法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在簡易程序案件中,審判人員應發揮公訴人、辯護人、法定人的合力作用,強化庭審教育,使被告人深刻認識犯罪危害性,并喚醒他們的良知,從而改造挽救他們。
注釋:
[1]佟麗華.未成年人法學[M],北京:中國民主法律出版社,2001:176.
[2]張小娜.我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空間以及律師的作用..
[4]喻石.未成年人刑事審判制度在審判方式改革中的定位./public/detail.php?id=1260632004-08-03.
[5]杜文俊,安文錄.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我國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的完善[J].青少年犯罪問題,2007,(3).
[6]李倩,蔡祥榮.“合適成年人參與”為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作有益探索./zywfiles/ca551178.htm2006-09-24.
[7]姚建龍.英國適當成年人介入制度及其在中國的引入[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