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6 09:27:4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市場化轉型發展，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騰訊控股的3C數碼電商易迅網CEO卜廣齊日前表示，從9月份開始，易迅網將會投入超過3億元的營銷資源做讓利服務，并在華南市場推出瞄準京東的比價行動，并高調宣稱明年年底要追平甚至超越京東在華南地區的訂單量。
“易迅網的目標是發展成全國性的綜合電商。”騰訊電商控股公司助理總經理宋旸對《投資者報》記者表示。在騰訊電商的“自營-聯營-開放平臺”的布局中，易迅網承擔著其自營業務的角色。
宋旸還透露，騰訊電商開放平臺升級已經接近完成，升級后的QQ網購將“無限接近于B2C網站的體驗”。
業內人士表示，易迅網作為區域性的垂直電商，要發展為全國性的綜合電商平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目前電商競爭愈發激烈，新的市場開拓、品類的擴張都面臨更大的難度。
“騰訊電商在銷售、運營隊伍、執行力等方面，從歷史軌跡上還看不到讓我們放心的因素。”資深互聯網分析師、正望咨詢有限公司CEO呂伯望對《投資者報》記者說。
發力華南
“首先從易迅網自己的布局來說，已經有華東和華北了，華南有廣州深圳，消費能力強，是必須要做的。其次華南是京東相對影響弱的地方，容易建立起優勢和認知度。”電子商務分析師李成東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如此解讀易迅網選擇華南地區發力的原因。
從區域逐步擴張到全國，也是很多電商選擇的擴張路徑。例如京東商城最早在北京起家，然后逐步推廣到上海等其他地方。
“規模一大，用戶體驗會降低，所以現在采取的是以點帶面的方式。”宋旸對本報記者表示。
資料顯示，易迅網由卜廣齊2006年籌資50萬元創辦。易迅網2010年被騰訊收購，2011年6月在深圳設立華南區域總部。該電商此前專注于華東市場，最大的特色是“閃電送貨服務”。
2007年，易迅在行業內率先推出了一日兩送的服務，最初決定僅服務于上海。當京東商城開始跟進“一日兩送”時，易迅網則率先并持續做到了“一日三送”，并據此在上海地區與京東戰成了平手。易迅將這個優勢復制到了廣東。
“京東在華南的滲透率相比其在北京和上海比較低，淘寶相對來說主要更集中在長三角和中西部。這是易迅網在華南地區的機會。”呂伯望表示。
易迅網強攻華南地區力度較大，直接瞄準B2C老大京東商城。卜廣齊表示，“下半年，我們會在華南市場推出瞄準京東的比價行動。消費者如果發現我們的價格比京東高，可以直接要求我們降價補償。”
而騰訊電商也將在基礎設施和營銷推廣方面予以支持。宋旸告訴本報記者，基礎設施方面，易迅網現在只有1.3萬平米的倉儲，只能接受1萬單左右的日單量，今年會在華南建4萬平米的倉儲，未來5年達到10萬平米。而在營銷方面，騰訊廣東地區的流量會傾注于易迅網，助力其年底達到150萬的日均UV，目前易迅網的日均UV為20萬-30萬。線下也將在9月份有三波的低價營銷。
“騰訊電商有好幾支部隊，但都沒有沖鋒陷陣的經驗。易迅網一直跟商家打交道，會在組織、客服和運營等方面對騰訊電商整體有所帶動。”呂伯望對記者表示。
擴張難題
作為其自營業務，騰訊電商期望將易迅網打造成全國性的電商平臺。易迅網起初的業務一直盤桓在華東地區，隨著2010年騰訊入股，易迅在去年啟動了全國布局。2011 年6 月，在華南建立倉儲物流基地；9 月，華北物流基地落子河北；今年年初，又在西南和華中建設物流基地；今年10月底，易迅在西安的物流基地也將投入使用。
易迅網在3C垂直電商領域可算元老級公司，目前易迅網排名3C類電商第三名，去年銷售額超23億元。
不過易迅網在華東華南等地區外知名度較低，營銷推廣將成為其布局全國一大挑戰。呂伯望認為：“易迅網在北京等區域沒有產生影響力，現在這么多網站競爭，要進入一個新的地區，要快速獲取新用戶，已經比以前難很多。”
從天貓、京東等較為成熟的電商手中獲取其他行業的商家也較為困難。“從垂直領域電商發展到綜合平臺，要獲得相應的行業地位，需要一定的時間。做綜合電商平臺，需要一個一個行業地發展起來。首先要攻克的就是服裝行業，服裝占據了30%的網購比例。天貓的服裝行業這么強勢，占了85%的市場份額。而易迅即便發展了相應服裝商家，實際產生的銷量不行，商家也不會在你這個平臺上投入太多經營的精力。” 呂伯望表示。
自營業務的擴大必然帶來虧損的擴大。除了巨額的營銷費用，自建倉儲、物流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
【關鍵詞】利率市場化 城市商業銀行 轉型發展
金融資源作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其配置的能力和效率決定了整個經濟體的綜合發展水平和潛在增長能力，而資金利率則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核心所在。因此，利率市場化既是金融市場發展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經過十多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我國先后完成了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的利率市場化。2012年6月以來，存貸利率市場化的進程進一步加快，利率市場化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從短期來看全面的利率市場化雖然還有一定的過程，但對城市商業銀行的轉型發展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一、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城市商業銀行的風險特性
城市商業銀行由于發展起步較晚，發展速度快，經營區域一般被限制在特定的區域，因而在全面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城市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也呈現出有別于大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特征。
（一）市場定位不清晰，戰略風險突出
2008年以來，城市商業銀行受較寬松的外部管理環境以及改制后靈活管理等積極因素的影響，發展十分迅速，市場份額由2003年的5.3%，迅速提升到2012年的9%。但城市商業銀行在快速擴張的過程中各種潛在風險和矛盾也逐漸暴露出來，過分追求規模增長，嚴重依賴于大客戶、財政類機構客戶取得規模與業務增長，而不重視風險管理與發展自身優勢特色業務。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定位于“中小企業的伙伴銀行”，但在實際經營中卻沒有專注于自身所在的細分市場，信貸投放普遍存在行業集中度高、單一客戶集中度高的問題，差異化、特色化程度偏低，戰略優勢不明顯。
（二）管理基礎薄弱，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弱
利率市場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銀行在資金價格上的壟斷地位，利率的波動頻率及波動區間更大。作為后起之秀的城市商業銀行由于起步晚、精細化程度低，在資產負債管理、定價管理等方面將受到更大的沖擊。一是“貸長借短”的經營特性及信貸投放過度集中于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少數領域，存貸款期限錯配嚴重，期限管理的難度要高于其他銀行；二是受制于物理網點布局、渠道建設、品牌建設的局限，難以有效組織低成本且穩定的存款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難度大；三是激勵機制不健全及人力資源儲備不足，難以滿足現代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產品定價管理、信用評級管理、風險評估等對專業人才的需求。
（三）業務結構單一，盈利能力不足
利率管制放松后，銀行之間、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必將造成存款利率的上升和貸款利率的下降，存貸利差進一步收窄。大多數城市商業銀行由于業務品種單一、創新能力不足，收入來源和渠道較窄，嚴重依賴于傳統信貸業務獲取利潤，利息收入占到全部業務收入的90%以上。利率市場化以后，單純依靠存貸利差獲取利潤的盈利模式將受到極大的挑戰，盈利能力將受到考驗。
（四）科技支撐能力弱，信息風險突出
面對利率市場化對資產負債管理、風險管理、業務創新等方面提出的客觀要求，城市商業銀行的科技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受制于資本實力限制，信息科技建設明顯滯后于業務發展的需要，信息科技支持業務創新、業務發展、全面風險管理的能力較弱；二是沒有明確的科技規劃和信息科技風險管理架構，風險管理部門對信息科技風險歸口管理職能較弱；三是由于發展起步較晚，涉及利率管理、風險管理等方面的歷史經驗數據積累較少，即使建設了相應科技系統，也難以快速發揮積極作用。
二、利率市場條件下的經營策略分析
（一）強化戰略定位，積極推動轉型發展
城市商業銀行正確把握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首先，要明確發展戰略，找準市場定位，在推動轉型發展的同時要突出自身的優勢和特色，走差異化和特色化的道路；其次，要改變“跑馬圈地”的粗放發展模式，向注重資產質量、綜合效益、競爭力提升的內涵式發展模式轉變；最后，要結合自身的區位、細分市場、客戶、產品等方面的特點，積極推進產品和業務創新，形成自身的品牌影響力和市場競爭優勢。
（二）強化風險管理，建立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
隨著全面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全面的風險管理能力將成為影響城市商業銀行生存發展以及市場競爭力的關鍵核心能力。這就要求城市商業銀行把全面提升風險管理能力作為增強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即，從建立健全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入手，制定清晰的風險管理戰略和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建立起獨立的風險管理組織架構，構建全面的風險管理體系；同時，重點推進以信息科技系統為支撐的風險管理模型的建設工作，形成獨立可靠的具備IT和數據管理系統支撐的風險計量、評估模型，并以此為基礎進行風險識別和防范、金融產品定價、經濟資本的計量。
（三）建立合理的內部資金轉移定價機制和金融產品定價機制
完善的內部資金轉移定價機制和產品定價機制是科學評價機構和員工績效、優化資金運營效率的基礎。全面的利率市場化后，每一筆資金的籌集和運用、每一款產品的成本控制都將直接影響銀行的盈利。因此，城市商業應重點建立起科學的定價機制，以合理的資金成本或資金收益為依據，科學衡量產品、客戶的效益和價值貢獻。同時，以資金成本的準確計量為基礎，建立起可量化的和經風險調整后的績效評價機制，完善銀行的資源配置，充分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積極推動業務轉型，改變傳統盈利模式
城市商業銀行應積極推進自身業務發展轉型，努力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改變單純依靠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一是要積極調整業務結構。通過大力拓展零售業務，依靠零售業務風險分散、資本消耗少、綜合效益好、成長性高的優勢維持利潤；二是積極拓展金融市場業務。通過提高債券市場、同業市場、票據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在增加收入的同時強化對流動性風險的管理；三是積極發展中間業務。通過發展托管、、咨詢等業務，努力提升中間業務收入占比；四是積極調優客戶結構。通過加大金融產品創新，緊密抓住園區、商圈、產業鏈等開展貿易金融創新，達到穩定資金流提高綜合效益的目的。
（五）強化人力資源管理，優化人才結構
長期處于利率管制的保護下，大部分城市商業銀行缺乏對利率風險的認識和管理。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開展，存貸利差將進一步縮小，貸款質量的把控、利率風險管理難度進一步提高。引進和培養金融工程類、風險工具管理類等具有行業專長和實踐能力的專業化人才尤為重要，是城市商業銀行實現精細化管理，提高核心競爭能力的重要途徑之一。
（六）積極推進金融創新，努力提高創新能力
提升金融創新能力是城市商業銀行實現轉型發展，全面應對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方法。一是積極推進機制創新。通過營造金融創新的文化氛圍，建立和完善金融創新的工作機制和激勵機制；二是積極推進金融產品創新。通過發展輕資本占用業務，探索銀證、銀保、銀信、銀企等多種業務合作模式，挖掘新的利潤增長點；三是積極開展金融服務創新。現代銀行同業的競爭實質上是服務的競爭，城市商業銀行應從服務的功能、質量、范圍上下工夫，形成較強影響力的企業品牌形象，從而提升市場競爭能力；四是要適時推進金融工具的創新。積極探索利率期貨、利率互換、利率期權等金融工具的使用和創新，形成較強的利率風險管理能力。
由于城市商業銀行經營發展的特殊性，利率市場化條件下，其可能遭受的市場沖擊將更大。城市商業銀行應主動抓住利率市場化帶來的機遇，積極應對挑戰，調整發展戰略，明確市場定位，培育特色。從小而全的經營模式向小而專、小而精的經營模式轉變，努力打造管理精細、風控靈活、盈利良好、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商業銀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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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市場 貨幣傳導機制 加速機制
本文從轉型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現狀出發，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貨幣傳導機制進行量化分析，探究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市場發展的貨幣傳導機制。
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現狀概述
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仍處于轉型時期。與國際資本市場相比，我國資本市場還是一個新興市場。為加快資本市場改革，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分別成立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2011年，我國上市公司股票市場總價值約為GDP的41.35%。可以說，資本市場中的股票價格已成為影響貨幣政策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金融市場較不景氣。2012年，全年融資5841億元，比前年下降了939億元，僅占當年GDP的1.12%。表明我國資本市場融資能力有所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資源，至2012年底，我國上市公司全年共籌集資金5841億元，同比下降13.85%。其中，首次發行的A股僅籌資1034億元，減少了1791億元；A股再籌資2093億元，同比下降6.89%；上市公司通過發行可轉換債券、可分離債券以及公司債券共籌資2713億元，增長了58.9%；公開發行創業板股票74只，共籌集近351億元。
衡量我國上市公司股票發展程度的指標可采用證券化比率或q值等指標，證券化比率用以反映股票市場的發展水平，q值用來反映股票市場的發展趨勢。股票市場價值所占GDP的比重從1992年的3.93%，上升到2000的53.79%，緩慢下降到2003年的36.38%，又緩慢上升到2012年的41.35%。從上述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股票市場所占GDP的比重一直處于曲折上升的態勢。目前，股票市場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但是在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中，資本市場并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
資本市場發展的貨幣傳導機制模型
資本市場發展、貨幣傳導機制的加速機制可采用證券需求量增長值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值的比值來衡量，假定加速系數為a，具體可表示如下：
a = ΔQ / ΔGDP （1）
其中Q表示資本需求量，ΔQ = Qt-Qt-1；GDP表示國內生產總值，ΔGDP表示t 時期與t-1時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差額。
若用資本需求的收入彈性η來表示，則（1）式可表示為：
a = （ ΔQ / Q ） / （ ΔGDP / GDP ） = η *（ Q / GDP ） （2）
其中η反映收入變化對金融市場資本需求變動的影響程度。與經濟學中的需求收入彈性類似，資本需求的收入彈性具有如下內涵：
當0 < η < 1時，表明金融資本需求量的增長速度小于收入的增加速度，收入的變動所引起金融資本需求量的變動較小，即資本需求是缺乏彈性的。當η = 1時，表明金融資本需求量的增長速度等于收入的增加速度，即資本需求的收入彈性是單位彈性。當η > 1時，表明金融資本需求量的增長速度大于收入的增加速度，收入的變動必將引起資本需求量的大幅度變動，即資本需求是富有彈性的（Gulnur Muradoglu，2001）。
Q / GDP反映了國民經濟中資本需求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本文將其定義為證券化比率。
從（2）式中可以得出：當資本需求的收入彈性越大、證券化比率越高時，資本市場的加速系數越大，即資本市場中貨幣傳導機制的作用效率越明顯。下文將分析加速原理中的加速渠道。
在加速原理的第一階段，資本市場的貨幣傳導機制主要通過利率（i）渠道和貨幣供應量（M ）渠道的貨幣政策來影響資本市場。
顧名思義，利率渠道就是通過調整利率來改變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和實際投資回報率，進而影響全社會的投資儲蓄比率，最終影響全社會資本的總需求。從經濟金融學理論來看，當利率水平下降時，資本市場的融資成本將下降，倘若此時投資的預期收入高于利率水平，則投資者會增加風險資本的投資規模，從而導致資本市場的股票、證券、基金以及其他資本產品價格上升（蕭松華，2001）。而凱恩斯理論又認為當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將愿意持有更多的貨幣，導致全社會的總投資下降。基于此，本文主要分析利率水平的變動在一定范圍內，而并未達到凱恩斯所講的利率水平。
貨幣供應量渠道是指通過擴張或緊縮的貨幣政策來影響貨幣的供應量，通過貨幣供應量來影響企業或個人對于股票、證券等非貨幣資產的購買數量，從而影響股票市場的價格，進而影響資本市場的價格。2012年，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余額為97.4萬億元，同比增長了13.8%；而流通中的現金（M0）的余額為5.5萬億元，其增長率比廣義貨幣供應量下降了6.1%；狹義的貨幣供應量（M 1）的余額為30.9萬億元，其增長率連M 2的一半都不到。表明我國狹義的貨幣供應處于緊縮的狀態。
在加速原理的第二階段，通過托賓的q值渠道、流動性渠道、財富渠道等方面來影響全社會的資本需求。
q值是指股票價格與投資支出之間的關系，針對資本市場價格的變動情況，托賓的q值等于企業市場價值與重置成本之比。企業的市場價值采用股票價格與總股本的乘積來衡量，資產的重置成本主要通過技術水平來衡量，并在轉型時期中技術水平是相對穩定的，表明短期內q值主要受資本市場中股票價格的影響。當資本市場的股票價格上升時，企業的市場價值將增加。此時，企業將選擇發行較少的股票而利用貨幣來購買較多的投資品，從而拉動社會總需求。這一過程便是資本市場發展中貨幣傳導的q值渠道。
流動性主要衡量企業或個人擁有的貨幣與可當現金使用貨幣的關系。企業或個人的負債與金融財富的比值稱為財務困難系數，用來衡量企業或個人金融資產的流動性水平。流動性的增強必將降低企業或個人財務困難系數。當資本市場發展中，股票的價格不斷上升，企業或個人金融資產價值將增加，財務困難系數也將大大降低，有利于促進個人購買耐用品或企業進行新的投資，從而拉動社會總需求（沈小勝，2012）。這個過程就是通過流動性渠道來拉動社會總需求，進而通過社會總需求來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財富渠道是指由于財富變動而引起貨幣的實際余額變化，進而影響消費者的支出發生變化。由于財富在家庭的消費中起到重要的正向效應（黃曉東、戴玉華，2013）。因此，在資本市場價格上漲過程中，金融財富隨之增加，可借助財富渠道，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有效帶動社會總需求。
然而，由于實際的貨幣政策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且容易受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導致貨幣傳導能力和傳導效果出現一定的偏差。為此，基于數據的可獲取性和可靠性，本文選取1995-2012年的相關數據，對轉型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中貨幣傳導機制進行分析。
轉型時期資本市場發展中貨幣傳導機制的量化分析
（一）基于加速原理的我國資本市場量化分析
本文選取1994-2012年我國資本市場的數據來驗證加速原理，其中采用股票流通市價來衡量資本市場的需求量，采用GDP來衡量國內收入情況。將這些數據帶入到公式（1）至（2）中，可求得如表1所示的相關數據。
由表1可知，轉型時期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貨幣傳導機制加速系數的變化趨勢主要可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5-2000年期間，加速系數基本上呈現平穩的上升趨勢；除1995年以外，其收入彈性系數都大于1，但是由于證券化比率較低，也導致加速系數上升趨勢較為緩慢。第二階段為2000-2005年期間，此階段我國資本市場的加速系數成反向作用，且收入彈性也大多為負值。第三階段為2006年至今，加速系數的變化趨勢較大，且收入彈性和證券化比率也呈現快速波動的現象，表明我國資本市場進入了關鍵的轉折期。
（二）貨幣傳導機制的量化分析
為了增強方程的平穩性，本文采用對數模型對我國貨幣供應量與資本需求量進行量化分析。其中，轉型時期我國貨幣供應量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通過上面的分析，本文將分兩個階段分別進行驗證。由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部分數據的缺失，本文選取1995-2005、2006-2012這兩個階段進行量化分析。
在1995至2005年期間，貨幣供應量與資本需求量之間具有一階平穩性，兩者之間存在長期關系，協整方程如下：
Ln Q = -9.523 + 1.928 Ln M0
（-2.268） （4.390） （3）
R 2= 0.822 Adj R 2= 0.806 F = 59.273
在2006至2012年期間，貨幣供應量與資本需求量之間經過一階差分后，均通過ADF單位根檢驗，表明兩者之間存在長期關系，其協整方程為：
Ln Q = -15.256 + 2.532 Ln M0
（-1.958） （3.437） （4）
R 2= 0.702 Adj R 2= 0.643 F = 11.814
對比（3）和（4）可知，在1995至2005年期間，貨幣供應量與資本需求量之間的影響在1%的置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此階段流通中的現金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導致資本需求量增加1.928個百分點。在2006至2012年期間，貨幣供應量與資本需求量之間的關系在5%的置性水平下顯著，表明此階段流通中的現金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將導致資本需求量增加2.532個百分點。綜合實證結果可知，資本需求量與貨幣總需求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
綜上所述，資本市場發展中貨幣傳導機制量化分析表明資本市場在貨幣傳導中的作用日益上升。盡管經過了二十余年的發展，我國資本市場的貨幣傳導機制仍存在較大的完善空間。一方面，我國的證券化比率較低，導致加速原理難以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我國資本市場抗干擾能力差，自2006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較大。因此，要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在貨幣傳導中的作用，疏導貨幣傳導渠道，改善貨幣傳導效果。
參考文獻
1.Gulnur Muradoglu.Kivilcim Metinbetween stock returns and monetary variables： Evidence from an emerging market.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2001，12（11）
2.蕭松華.當代貨幣理論與政策[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關鍵詞]綠色發展效率；市場化轉型；產業集聚；門檻效應
一、引言
集聚不僅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也會對生態環境產生影響。在集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范劍勇的研究發現，集聚的提高可以顯著提升城市的生產率；劉修巖等人認為，地區內部及地區間經濟活動的集聚對經濟增長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沈能等以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因變量，分析集聚的經濟外部性績效，指出產業集聚在不同行業的影響有所差異。在集聚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方面，張可和汪東芳認為，經濟的集聚活動加重了中國城市的環境污染；陸銘和馮浩的研究發現，經濟的集聚有利于降低單位產值的污染排放強度；沈能對中國城市數據的分析表明，工業集聚與環境效率呈現“U”型關系。
在既需要繼續增長以解決目前面臨的多數發展問題，也需要環境保護以保障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當下，追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發展是中國的現實選擇。在此背景下，對集聚的理論研究不能囿于經濟層面，而應將其環境層面也考慮進來，從經濟和環境兩方面綜合考察集聚的綜合績效。而如何在綠色發展的現實背景下，設計合適的指標以全面體現集聚的綜合績效，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評估集聚在經濟和環境方面的綜合績效是正是負、是大是小，只是研究的起點，探討哪些因素提升了集聚的綜合績效，在追求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兼得”過程中可能更為重要，也更有現實意義。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政府的推動下，我國的市場化進展不斷加快，市場化水平持續提升，在資源配置方式上逐步從市場為輔到市場為主、逐步從市場化“基礎性”作用到市場化“決定性”作用。以市場化為取向的改革在推動中國經濟增長中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而國內外的研究較少從市場化的角度分析其對集聚及集聚績效的影響。
中國的市場化轉型包含很多內容，其中的要素市場化改革、產權確立、中介組織發育、政府間市場分割減弱等，不僅會對經濟發展帶來正向影響，也會對中國的能源效率的提升、環境污染的減少產生積極效果。從這一角度看，市場化轉型可能會對既考慮經濟增長又關注生態環境的綠色發展有益。因此，本文在綠色發展的背景下，重點關注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經濟和環境綜合績效的調節和影響作用。如果政府推動的市場化轉型發揮了“改革紅利”，有效提升了集聚的綜合績效，那么進一步推動市場化改革無疑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雙贏”的有效政策路徑之一。
綜上，本文在對已有文獻拓展基礎上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1）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發展背景下如何全面衡量集聚的綜合績效？我們從既關注經濟增長，又重視環境污染的綠色發展效率視角，構建了全面反映集聚的經濟和環境的綜合績效指標。（2）哪些途徑可以改善和提升集聚的綜合績效，從而有助于雙贏發展？我們重點關注了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影響，指出市場化轉型存在“改革紅利”，通過調節作用正向影響了集聚的綜合績效，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綠色發展。
二、綠色發展效率、市場化轉型與集聚的測度
（一）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綠色發展效率
鑒于其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增長率差異上的決定性作用，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一個國家競爭力和發展能力的重要體現。如國內學者沈能等以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為因變量，從行業異質性的視角分析集聚的經濟外部性績效；周圣強和朱衛平分析了產業集聚對全要素生產率的非線性影響。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約束的日趨強化，學者開始逐漸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或綠色發展效率作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標準。
考慮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綠色發展效率的本質在于“綠色+增長”，無論是綠色程度的加強，還是增長能力的擴大，都會體現在綠色發展效率的提升上，因此，綠色發展效率更為契合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雙贏”目標。于是，我們將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標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給定生產要素消耗，如果集聚有助于獲得更高（或更少）的GDP產值和更少（或更高）的環境污染，則綠色發展效率有所提升（或降低）。其中：更高（或更少）的GDP產值體現了集聚的正向（或負向）經濟績效；更少（或更高）的環境污染體現了集聚的正向（或負向）環境績效；而綠色發展效率體現了集聚經濟績效和環境績效的綜合衡量。
于是，評估集聚綜合績效首先要測度綠色發展效率。我們采用考慮環境污染排放的SBM-DDF模型來評估綠色發展效率。假設每個決策單元使用N種投入x=（x1，x2，x3…xn）∈R*N，生產出M種期望產出y=（y1，y2，y3…yM）∈R*M，以及排放1種非期望產出b=（b1，b2，b3…bl）∈R*l；在每一個時期t=1，…，T，第k=1，…，K個決策單元的投入和產出值為（xkt，ykt，bkt）。根據Tone[13J和Fukuyama and Weber，考慮資源環境下SBM-DDF模型為：
其中，（xt，k′，yt，k′，bt，k′）是決策單元k′的投入產出向量，（gx，gy，gb）表示投入要素壓縮、期望產出擴張、非期望產出壓縮的取值為正的方向向量，（sxn，sym，sbi）表示投入要素、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的松弛向量，衡量投入要素過度使用、非期望產出過度產出及期望產出不足的量。模型給出的結果為綠色發展效率值的大小，數值越小表明綠色發展效率越高，數值越大表明綠色發展效率越低。
在以省級單元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由于省份地域的空間尺度較大且內部差異性大，對集聚可能存在高估現象，而城市的集聚效應更為明顯，同時對城市的研究也更具針對性。因此本文以中國277個地級市為研究對象。測算綠色發展效率的各變量表征如下：期望產出為各地級市以2003年不變價表示的實際GDP；非期望產出為各地級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勞動投入量為各地級市年從業人員數；資本投入為各地級市實際固定資產投資額，即通過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對名義固定資產投資額調整后得到。
根據上述變量選擇和測度模型，得到不同城市的各年份綠色發展效率。限于篇幅，只對東、中、西部典型城市不同年份的綠色發展效率進行分析總結，測算結果見表1。表1中的數值越大，綠色發展效率越低；數值越小，綠色發展效率越高。表1顯示，不同區域間的綠色發展效率有著顯著差異且不同區域間綠色發展呈現趨同趨勢。2003-2012年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綠色發展效率平均值分別為0.4、0.46和0.6，表明東、中、西部總體上在綠色發展方面存在差距，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高于東部和中部的差距；另外，從2003年和2012年不同區域的綠色發展效率值來看，2003年東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別高0.05和0.23，中部與西部之間的差值為0.18。而2012年東部比中部和西部分別高0.03和0.15，較之2003年東部與中部、與西部的差距分別降低0.02和0.07，中部和西部的差距也縮小到0.12，比2003年降低0.06。表明2003-2012年東、中、西部綠色發展效率的差距呈現出縮小趨勢，不同區域的綠色發展呈現出趨同趨勢。
（二）市場化轉型的衡量與測度
為分析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績效的影響，需要合適的變量來衡量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市場化轉型已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但囿于相關指標的缺失，學者多使用市場化某一方面或某一層面來替代，如非國有企業產值占總產值比重、非國有企業員工占總就業人數比重、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占總投資比重等。單一指標的運用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測度了市場化，但不能全面反映中國的市場化進程。為綜合衡量城市市場化水平，本文借鑒李筱樂的處理方法，選用樊綱等的市場化綜合指數作為市場化水平的測度。由于報告中沒有給出各城市的市場化水平，只有各省市場化指數，使用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來表征各城市市場化水平。
通過對數據的初步分析，可以發現東部沿海地區的市場化水平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2012年東部沿海地區如山東、江蘇、浙江等省份的綜合市場化水平分別為9.14、12.82、12.65，中、西部地區如安徽、湖南、廣西、甘肅等省份的綜合市場化水平相對較低，分別為8.2、7.67、6.13、5.11。此外，從2003-2012年這10年的市場化進程來看，中、西部多數地區的市場化進程快于東部發達地區，如河南、湖南、甘肅等2012年市場化水平比2003高71。51%、52.49%、54.02%，而天津、河北、廣州等的市場化水平僅提高38.69%、32.68%、18.43%，顯示出不同地區市場化水平的收斂趨勢。
（三）集聚水平的衡量與測度
集聚是本文的另一關鍵變量。對集聚水平的測度，不同學者的選擇不盡相同。如：陸銘和馮浩采用非農業人口基尼系數；劉修巖等選用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數即人口密度；周圣強和朱衛平同時使用就業密度、工業企業密度等多個指標來衡量集聚水平。本文借鑒范劍勇的處理方法，使用非農就業密度即單位面積非農從業人員數來衡量各個城市的集聚水平。
通過初步計算發現，同市場化水平一致，東部城市的集聚水平明顯高于西部城市，如上海、北京、南京等的集聚水平分別為0.08746萬人/平方公里、0.04356萬L/平方公里、0.022302萬人/平方公里，幾乎是成都、昆明等城市的2～4倍。此外，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省份都表現出省會城市“一家獨大”的情形，如武漢的集聚水平為O.022541萬人/平方公里，湖北省內其他城市的集聚水平除鄂州為0.01255萬人/平方公里外，都沒有超過0.01萬人/平方公里。從2003-2012年各城市集聚水平變化趨勢看，東、中部地區與多數城市集聚水平提高程度大體相當，均高于西部地區城市。
三、集聚的綜合績效：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
（一）模型設計與變量說明
如上文所述，我們使用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綜合績效的衡量標準。考慮到集聚的不同階段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所不同，集聚也可能會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表現出非線性特征。于是，從綠色發展效率視角分析集聚的綜合績效時，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從整體上分析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二是探討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是否具有門檻效應。對前者的研究采用普通面板模型，對后者的研究中采用Hansen1999年提出的門限回歸模型。
根據上述分析設定模型如下：
為利于計量結果的解釋，上式中的GDE為綠色發展效率，即前文計算的綠色發展效率取負號后的數值，其數值越大，表示綠色發展效率越高。如果自變量系數為正，表示其對綠色發展效率有正向促進作用；如果自變量系數為負，表示其對綠色發展效率有負向阻礙作用。fnyjd為關鍵自變量――集聚水平，取各城市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即非農產業就業人口數除以該城市總面積得到，由第二部分測算得到。τ1、τ2…τn為門檻回歸模型中集聚水平的門檻值。I為指標函數。yeart為年份虛擬變量，t年份記為1，其他年份記為0。ζt、ηt和εit、μit分別為兩個模型中的地區個體效應和隨機擾動項。在參考相關文獻的基礎上考慮以下控制變量：人均GDP（pgdp）、產業結構（cyjg）、環境規制（ers）、人均科技投入（psci）、外商投資（fdi）。
（二）回歸結果和分析
采用stata12.0軟件對上文設定的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相關結果見表2（限于篇幅，門檻值及自抽樣檢驗結果沒有列出）。表2中的模型1和模型2分別給出了集聚在整體上影響綠色發展效率和集聚自身門檻效應的回歸結果。表2中的模型1同時計算了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下的回歸結果，但豪斯曼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更好，所以對模型1的分析以固定效應結果為準。表2中的模型1顯示，集聚在整體上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當前集聚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值將降低6.77個單位。與已有研究得出集聚對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的研究結論不同的原因在于，我們既考慮了集聚的經濟外部性，也考慮了集聚的環境外部性。雖然單從經濟效益來看集聚的外部溢出明顯，但從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外部性來看，目前的集聚水平不利于中國經濟的綠色發展。控制變量方面，人均GDP、環境規制和人均科技投入的回歸系數均為正，且都在1%的水平下顯著，與預期結果相一致；產業結構和外商投資的回歸系數均為負值，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二者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不明顯。
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有負向影響，這是否意味著所有城市都要降低集聚水平呢？表2中的模型2顯示，集聚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非線性特征：無論是單一門檻、雙重門檻還是三重門檻，集聚的回歸系數都由正變負。根據門檻檢驗結果，以表2中的三重門檻結果作為分析基準，可以發現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具有邊際遞減效應：當城市的集聚水平低于第一門檻值時，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回歸系數為622.2698；隨著集聚水平的提高，到達第一門檻值和第二門檻值之間時，集聚的回歸系數降到111.9640；當集聚水平繼續提高，介于第二門檻值和第三門檻值之間時，集聚對綠色發展效率依然起到促進作用，但系數下降為34.0683；當集聚水平進一步提升，跨過第三門檻值后，集聚水平的提高反而惡化了城市的綠色發展效率，此時，集聚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降低6.7971個單位。
以上結果表明，當城市的集聚水平較低時，集聚會促進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高，但邊際效應遞減規律使其促進程度逐步降低，以致最終過度地集聚反而不利于城市的綠色發展。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影響呈現上述特征可能基于以下原因：首先，在城市集聚化早期，一方面各類資本和大量勞動力向城市集中，導致城市單位空間內產出的增加和各類生產經營活動密度的提高，城市充分獲得了集聚帶來的規模經濟和技術溢出的好處，經濟呈現較快的增長態勢；另一方面，城市在集聚化早期的資源環境承載力較強，即使因發展經濟給環境帶來了一些破壞，依然處在城市自身的環境調節能力范圍之內，城市在這一時期享有較快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擁有良好生態環境。于是集聚水平較低時，產業集聚會大幅提高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其次，隨著城市集聚水平進一步推進，資本、技術和勞動等生產要素的組合在城市內部進一步優化，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但由于環境承載力的提升速度往往慢于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對資源環境的破壞超出了環境承載力，生態環境遭受破壞。此時集聚盡管依然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但經濟規模增加所帶來的環境負外部性使得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積極作用逐步下降。最后，當集聚水平繼續提高，生產要素在城市內部過于集中進而集聚的“擁擠效應”開始顯現，導致集聚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此時，伴隨經濟增長城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都在遞增，已達到或超過城市自身資源環境承載力上限，生態環境呈現出不可逆的惡化，治理污染和恢復環境的難度不斷加大，這時作為綜合衡量集聚的經濟外部性和環境外部性的綠色發展效率開始隨集聚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惡化。
四、市場化轉型背景下的集聚與城市綠色發展效率
考慮到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著市場化的轉型，我們主要探討市場化轉型對集聚的影響，具體分析時將市場化因素納入考慮范圍，研究其對集聚影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調節作用。
（一）模型設計
為分析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的影響，以及市場化進程對集聚的“門檻”影響，在上文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集聚與市場化乘積的交叉變量，在上文模型2的基礎上將門檻變量替換為市場化。得到如下模型：其中，market為市場化變量，來自樊綱等的《中國各地區市場化進程相對指數報告》。其他變量的含義及來源與模型1、2相同。
（二）回歸結果和分析
回歸結果參見表3（門檻值檢驗結果限于篇幅，不再列出）。表3中的模型3的豪斯曼檢驗拒絕原假設，因此以固定效應的計量結果為準。可以看出，加入集聚和市場化的交叉變量后，模型3中集聚自身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即使在考慮市場化的前提下，當前中國城市的集聚水平在整體上依然不利于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提高。集聚和市場化交叉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在集聚水平不變的前提下，市場化水平每提高1個單位，將使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正向作用提高1.272個單位。因此市場化對集聚正向作用的發揮有著積極效果。人均GDP、環境規制的回歸系數和符號同模型1基本一致，二者的提高依然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起到促進作用；產業結構和外商投資同模型1一樣，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人均科技投入的回歸系數同模型1相同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3中的模型4的門檻回歸結果表明，不論在單一門檻、雙重門檻還是三重門檻中，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高，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影響呈現出遞減趨勢。根據門檻值的檢驗結果，重點對市場化三重門檻進行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當市場化水平低于第一門檻4.630時，集聚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降低27.7960個單位；當市場化水平有所提升，介于4.630和第二門檻值8.387時，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值的負向影響降到11.6173；當市場化水平繼續提升，處于8.387和第三門檻10.420之間及市場化水平超過10.420時，集聚水平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值分別降低8.3753個和6.7231個單位，遠低于市場化水平較低時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的消極作用。這表明隨著市場化程度提高，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作用在逐漸減弱，或者說，隨著市場化水平的提升，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積極作用具有遞增趨勢，這與表2中的模型2在不考慮市場化條件下，集聚自身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具有的邊際遞減效應有所不同。對于市場化的上述積極作用，我們認為是基于以下原因：城市集聚化的形成有兩種模式，分別是政府主導下的“被動模式”和市場化運轉的“自發模式”。當城市的市場化水平較低時，城市集聚化的發展主要由政府主導，而在追求政治晉升的錦標賽過程中，地方政府推動產業集聚的目的往往是當地的經濟增長。為此，通常對投資本地的企業提供融資、土地、稅收以及資源、環境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企業往往為尋求“政策租金”而“扎堆”在一起，這種集聚通常導致經濟上的重復建設和過度投資，同時也帶來了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破壞，集聚的經濟性溢出和環境性溢出都受到抑制，因此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具有較強的負向作用。隨著市場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市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法律、制度等軟環境逐步改善，城市的集聚化逐漸處于“自發模式”下，各種生產要素為追求更高的回報率在市場的調節下主動形成集聚，增強了產業的經濟共生性，經濟溢出效益明顯。市場化除了對集聚的經濟溢出起到促進作用外，也對集聚的環境溢出起到積極作用：產權的確定和加強以及要素市場化改革等激勵企業轉變依靠低成本能源要素和環保支出獲取利潤的增長模式，市場化水平的提高會降低集聚對城市綠色發展效率的負向作用。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在既追求經濟增長又需要綠水青山的現實背景下，僅考慮集聚的經濟效益，或只關注集聚的環境效益，都有失偏頗，也不夠全面。本文以考慮“增長”和“環境”的綠色發展效率作為集聚綜合績效的指標，考察了集聚對中國城市綠色發展的影響，探討了市場化水平對集聚績效的影響程度。不僅回答了“集聚是否影響了中國城市的綠色發展”，而且通過引入市場化轉型這一變量，進一步回答了“集聚在什么條件下有助于促進城市的綠色發展”，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
一、金融資產管理相關概念分析
金融資產管理，是指關于“優良”或者“不良”資產業務的管理工作。同時，在實際管理工作進行中，注重向服務對象提供單位信托、合伙投資、賬戶分立等多方面服務。而從我國金融資產管理發展歷程角度來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最早出現在1999年，主要的管理工作是處理銀行不良貸款，后經過改革與發展，業務范圍逐漸拓展到了“優良”或者“不良”資產處理的方方面面。例如：長城、信達等金融資產公司，就是從事金融資產管理業務的公司。2000年為了推動我國金融資產管理領域的進一步發展，政府機構頒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條例》，對金融資產管理中的業務處理、資產評估、國內外投資、處置模式等方面作出了明確界定，但很少涉及市場化演變內容。
市場化演變，就是指一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為了達到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開始依據公司的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尋找一條可轉變為市場結構體制的路徑。而市場化演變內容主要包括了三個方面：其一是公司治理；其二是業務結構設計；其三是市場化演變效應管理。
二、金融資產管理的市場化發展趨勢
（一）經營發展模式的轉變
在我國金融資產管理領域可持續發展過程中，逐漸趨向于市場化方向演變。而在市場化演變時，逐漸轉變了經營發展模式。
首先，為了達到市場化演變目的，我國金融資產管理開始嘗試引入商業思維和市場化理念。同時，努力開發了一個新的發展思路，對“優良”或者“不良”資產處理問題進行解決，并通過對產品和服務的提高，開創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其次，為了達到市場化演變目的，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在發展過程中開始嘗試改變經營目標，即突破了傳統“實現資產處置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定位，注重通過提高產品和服務的技術水平，為客戶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項目，并從客戶需求角度入手，與客戶建立良好的關系，達到合作共贏經營目的。
再次，在市場化演變形式的推動下，我國金融資產管理逐漸把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產品和服務開發方面。同時，在產品和服務開發過程中，注重分析市場發展趨勢和客戶需求。然后，結合分析結果，開發貼近客戶、貼近市場的產品和服務，增強整體服務效果，且由此提高我國金融資產管理的市場份額。
除此之外，要想達到市場化演變目標，我國金融市場管理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必須拓展服務對象。即把銀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機構納入到服務行列，向其提供金融資產管理服務，就此獲得更多的客戶群體，提高市場競爭力。
（二）功能定位的轉變
在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市場化演變過程中，注重調整功能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而在功能定位調整過程中，應先改變金融資產管理的業務服務領域。即仍把不良資產收購、管理、處置作為主業，但適當增加一些金融中間業務和財務性投資業務。因為，在不良資產管理方面，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有一定的管理經驗和優惠政策支持。所以，一旦發生金融資產管理風險，可對風險問題進行及時處理，降低經濟損失。而中間業務和財務投資業務的增加，是市場化演變的必然趨勢，它業務的核心是滿足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一些高附加值的服務項目，提高客戶滿意度，為市場化演變做好鋪墊。例如：財務顧問、融資顧等服務的增加，均是金融資產管理功能定位轉變的一種表現，這種轉變可以提高服務水平，也可從中獲取一定的投資回報，提高金融資產管理中的經濟效益。除此之外，在市場化演變的推動下，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在未來發展中，必須從市場需求角度入手，增加一些金融業務。例如：證券、信托、金融租賃、期貨、基金、保險等等，這幾種業務的增設，可更好的適應市場化發展趨勢，最終提高金融資產管理中的利潤增長幅度。
（三）體制和機制的轉變
在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市場化發展道路上，只有適當轉變管理體制和機制，才能降低金融資產管理中的風險問題。而在體制和機制具體轉變期間，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在我國金融資產管理體制轉變過程中，必須界定集團公司總部的風險管控職能。即集團公司總部，作為金融資產管理的“引領者”，應參與其市場化演變的各個環節，并對運營服務和資源整合、關鍵活?擁仁凳喙埽?就此保證市場開發合理性，穩固市場發展地位。同時，在金融資產管理風險監督期間，必須逐步完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并在風險管理體系執行過程中，于各個主體之間構建一個“防火墻”，通過“防火墻”的構建，保證金融資產管理監督效果，維護客戶利益不受到損害，達成市場化演變目標。
第二，在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市場化發展背景下，必須根據公司的業務發展狀況，逐步完善金融資產管理辦事處營銷機制。即鼓勵辦事處，借助網絡優勢，開辟一條新的市場營銷渠道，利用網絡市場營銷渠道，向客戶提供不良貸款收購、管理和投資顧問等服務，提高整體服務水平，并由此拓展金融資產管理的營銷面積，達到高效性產品營銷效果，穩固市場地位。
關鍵詞：高等教育；地方院校；人才培養；市場化轉型
一、引言
中國高等教育通過市場化改革實現了大眾化發展。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從2010年到2015年，全國普通高校（包括獨立學院）從2358所增加到了2560所。2016年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647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0%。高等教育大眾化不僅改變了國家的人才結構，為社會輸出了更多的人才，同時也減輕了政府的教育財政負擔，大學可以通過市場和社會捐贈等多種渠道獲取發展經費。但不可否認的是，大眾化的高等教育對如何調整培養機制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預期卻是比較模糊的,甚至還時有沖突。美國的大學在發展過程中先后借鑒英國和德國的大學制度，并在隨后迅速超過具有幾百年辦學經驗的歐洲大學且越辦越好。綜觀美國的現代大學制度，其大學體系的辦學自優勢，多樣性優勢，產、學、研緊密關聯優勢就得益于市場競爭。正如耶魯大學教授亨利•漢斯曼所認為的那樣,“在競爭制度下,一個大學要發展,要吸引優秀的教師和學生,就要不斷地提高質量。有競爭,優秀的人才才會得到公正的評價,才會有更充分的學術自由”。我國高等院校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市場化轉型不單單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還以解決高等教育大眾化產生的一系列問題為目的，如教育質量下滑、大量的大學生結構性失業等。
二、地方院校人才培養的市場化
高等教育市場化就是在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和效益觀念，有效激發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并以此實現高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高等教育市場化的特點是以知識的應用為主要表現形式，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提升高校的核心競爭力，在辦學定位、人才培養及社會服務等方面確立起更加適應市場的發展策略，爭取競爭優勢。市場競爭是在教育認證制度、大學排名體系、學生流動機制、人才流動制度、科研競爭制度、大學捐贈制度的規范和引導下進行的。市場競爭也實現了教育的公平競爭。筆者重點關注的是人才培養層面的市場化轉型，參考國內高校近幾年的發展建設，人才培養市場化具體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建立健全人才流動機制，以市場競爭為基礎，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第二，建立健全學生流動機制，學生既是高等教育的“產品”，也是高等教育的“消費者”，學生有消費選擇權，高校則要為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提供保障。第三，學科專業設置的市場化，學科專業建設不僅要考慮學校規模、辦學層次等自身特點，還要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第四，建立健全績效評估體系，并以市場的反饋信息作為主要參考之一。與重點大學相比，地方高校往往處于辦學經費不足、辦學層次不高、學校規模小、辦學效益低的劣勢，所以地方高校人才培養的市場化轉型更需要憂患意識、創新精神以及突出自身的優勢和特點。地方院校一般都本著服務地方的宗旨，與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聯系密切。建設目標也是促使自己成為當地教育、科技、信息、文化的中心,成為地方知識傳播和知識擴散的中堅力量。高等教育分層分類發展早已為西方發達國家的辦學實踐所證明，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我國地方院校已經轉向培養高層次應用性實用型人才，不再追求不同層次高校之間盲目的競爭。因此，地方院校教學觀念、教學內容、教學模式因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而呈現出多樣化。目前，培養應用性實用型人才，通常將專業成長模式，即職業、專業、課程的成長關系放在首位，以市場競爭原則優化配置教育資源，并根據社會的需要與市場的選擇設定學科專業。政府通過宏觀調控，結合考評機制來預防專業設置的短期行為和高等教育社會功能的弱化。
三、對人才培養質量的思考
大學生結構性失業一直是市場化轉型期間地方院校所面臨的嚴峻問題，國家通過制定法律、法規以及一系列相關政策，來減少大學生結構性失業。作為地方院校，通過高等教育市場化轉型，減少或消除大學生結構性失業還是要取決于辦學定位以及提高人才培養的質量。此外，在以市場競爭為基礎實行人才流動與學生流動的條件下，人才培養的質量還是吸引優秀教師和學生的重要條件之一。市場化追求的是供需平衡，如果學生學習是“供方”，那么實踐應用就是“需求方”，實踐應用滯后于在校學習，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學生學習的自覺性和主動性。筆者認為，如何通過制度建設的完善，以及導向性政策的推行，有效解決學生在校期間培養與實際應用的脫節，為學生在校學習找到應用的“市場”，藉此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是提高地方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關鍵。解決好這個問題，需要從三個方面進行深化：第一，將產、學、研合作教育落到實處，完善產、學、研相結合的辦學模式，通過與社會和企業建立緊密的聯系,將人才培養與科研成果的積累與轉化結合起來，實現教育成果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統一。此外，在提高整體教育水平的基礎上，分層次培養人才，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專科教育并舉，通過專升本、考研、創新創業能力的培養等多種方式，滿足學生對實踐應用的需求。與此同時，注重學生個性化培養，使不同層次學生的培養達到“供需平衡”，并以此來減少學生流動的盲目性。第二，引入競爭機制后，高等教育系統日益復雜多樣,需要進一步完善績效評估機制，使之更加合理、更加有效，并在執行時落實到位。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以及自由的學術風氣，穩定師資隊伍，提高師資隊伍的素質，為人才培養的“供需平衡”提供保障。第三，人才培養的“供需平衡”，還要考慮學生畢業之后社會需求的預期，社會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長，人才培養除了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和創新精神，還要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以適應終身學習以及自由擇業的需要。綜合素質培養不僅包括科學素養的培養，還包括人文素養的培養,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能在科研和工作中做出重大貢獻。同時,也不能設想,一個沒有科學素質的人能自覺營造豐富的精神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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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銀行改革初衷
政策性銀行并非中國特色，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銀行誕生于1894年的法國，“農業信貸互助地方金庫”的成立，標志著政策性銀行正式誕生。中國三大政策性銀行于1994年先后成立，為經濟體制改革轉軌服務，使當時的工農中建四大專業銀行能夠擺脫政策性貸款的業務，以協調政府與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的關系、提高整體金融運行效率。三家政策性銀行起初的定位清晰：國開行定位于支持國家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支柱產業等重點領域建設；口行支持外貿；農發行支持農業發展。區別于其他銀行的是，這三家銀行不吸收存款，主要依托國家信用發行債券融資，再發放貸款。應該說，自1994年成立開始，政策性銀行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積極承擔了增強宏觀調控、實現政府發展戰略目標，促進國有專業銀行商業化改革等多重使命。
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環境發生變化，政策性銀行的發展模式也面臨著改革的壓力。在2007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我國正式確立了政策性銀行向商業化轉型的改革思路，期望可以探索出一條發展新路，以求在政策性及商業化經營管理之間求得平衡。當時政策性銀行改革轉型主要是出于以下幾點考慮的。
缺乏健全的資本金補充機制，資本充足率偏低。我國政府沒有建立起對政策性銀行動態注入資本金的制度。與國外同業相比，我國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其中農發行的資本充足率最低，口行的資本充足率只有2.26%，并且農發行和口行都沒有根據五級分類標準提足呆壞賬準備金。
內部公司治理結構尚未建立。按現代銀行制度的要求，我國三家政策性銀行在治理結構的建設方面尚有較大距離，還沒有建立起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完備的內控機制和風險管理體系等。從世界來看，1/3的政策性銀行虧損和大量不良資產導致了其業務和經營的不可持續性。目前，農發行還沒有成立董事會，監事會屬于外派制，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的三會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
業務經營已不適應經濟發展變化。國開行在“兩基一支”領域的傳統業務已經受到商業銀行的競爭，而經濟社會發展對開發銀行又提出了新的融資需求，如“走出去”、社會瓶頸等領域。進出口銀行傳統的政策性業務已不能適應我國對外貿易和口行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當時機電產品出口競爭力顯著提高，不再主要依靠政策性貸款支持；傳統政策性金融業務比重大幅下降，以支持“走出去”為主的自主經營業務迅速上升。農發行雖然逐步開展了一些與其職能相關的商業性業務，但業務管理上，并沒有對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從制度上加以區分，增加了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混合經營的道德風險。
商業化轉型之路
政策性銀行是在當時的特殊局面下，以承擔特殊的歷史使命而誕生的，隨著我國實現市場經濟的步伐加快，政策性金融業務的外部環境已發生變化，金融業伴隨著創新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政策性銀行主要的目標和任務已經發生重大的、實質性的變化。盡管政策性業務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在量上已經有所減少。同時，外部條件的巨變導致在發展的過程中農發行的業務已經與其他涉農類金融機構同質化，由于做大做強的慣性導致業務發展方式上，主要的介入項目也都傾向于大型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某種程度上來講，商業化的轉型之路已有倒逼之勢。
但是有一點比較明確的就是，中國的國有銀行經歷了股份制改造成為上市銀行之后，已經逐步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公司治理體系，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高管層間的獨立運作、相互制衡的治理機制也逐步形成，市場化轉型思路還是較為清晰的，經營模式也向市場化靠攏。但是與商業銀行的轉型之路所不同的是，中國的三大政策性銀行主要通過在銀行間市場發行金融債券來籌資提高貸款來源，這種負債模式本身不具備參與市場化競爭的基礎，因此，中國的政策性銀行轉型之路在不斷摸索中逐漸清晰起來，其改革之路可以概括為商業化轉型、市場化運作。一方面，通過商業化經營模式的轉型，能夠徹底明確金融機構本身的市場屬性和自身定位，使之真正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出現在金融業務活動中，真正以市場運行規則激勵和約束自己的業務行為。另一方面，政策性金融機構的商業化轉型也將進一步優化金融市場秩序，從而提高市場整體效率。
隨著中國市場化進程的深入，更多的投資領域被放開、更多的建設項目采用了商業化的模式，與這種形勢相適應，商業化金融業務有條件向一些基礎建設和大型項目方面提供服務，能夠覆蓋更加廣泛的經濟領域。商業化強調的是經營模式、管理效率要商業化，通過商業化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強化其內部的資本約束，最終的目的不是要他們變成商業銀行。就農發行來看，商業化體現在：自主選貸、自擔風險、自負盈虧、分賬經營，其中的準政策性貸款并非真正是農發行自主發放的，很大程度上仍是執行政策性任務。但要實現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的涇渭分明也絕非易事，劃分的技術難度極高。政策性銀行的商業性往往依托于政策性業務，兩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且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比如，國開行在商業化轉型之前的主要政策性業務就是做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但到2009年政府融資平臺成為各家商業銀行爭相放貸的優質對象。
由于轉型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難與障礙，在隨后的爭論中，關于政策性銀行改革逐漸形成三派專家觀點。一種是強化論，認為政策性金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政策性銀行應該集中精力做政策性業務，執行政府的意圖；另一種是保留論，認為政策性銀行改革的核心是強化考核和監管，促使其以市場化的方式來完成政策性任務；第三種是轉型論，認為應該徹底走商業化道路。但是，國開行率先探索實行商業化轉型之后，又再次陷入了商業化轉型“進退兩難”的癥結，主要核心問題就是國開行負債來源單一、缺乏經營網點、國開債的債信問題難以解決。負債管理是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重要內容，資產負債管理的能力決定了一家銀行的業務經營水平和流動性管理能力，也是商業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國開行的商業化轉型之路勢必與商業銀行的經營模式有所區別，也就只能尋找一個折中方案。
應該說，通過初次的轉型改革嘗試，政策性銀行也開始涉足自營業務領域，并且對政策性業務與自營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在風險管控、經營考核上也有區別，市場化的運作理念已經形成，并帶來了發展的新活力，其效果還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鑒于政策性銀行承擔了服務重點領域、薄弱環節、關鍵時期的重大項目，盈利目標問題存在比較大的障礙。因為即使通過引入完善的公司治理機制，使得政策性銀行和商業性銀行在管理方式、經營方式上基本相同，但是其在盈利水平和實現國家利益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追求利潤最大化，體現為股東利益最大化和國家利益最大化。而政策性銀行則是保本微利，需要完成國家一些特定的任務和政策，為企業承擔一部分風險。畢竟，政策性銀行的業務范圍與股份制商業銀行還是存在一定差別，其政策性的逆周期調節作用還是具體無法替代的作用，對促進經濟發展的貢獻仍十分突出。
如何走下去的第三條道路
隨著“一行一策”思路的深化改革方案的落地和注資完成，三家政策性銀行的改革路徑也基本清晰，此次改革聚焦政策和定位更加突出，央行通過債轉股方式的注資進一步夯實了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下一步，隨著改革方案的逐步實施及配套政策的出臺，三家政策性銀行還需要進一步健全治理結構、約束機制、內部管理，穩步提升金融服務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從而在支持外貿發展、實施“走出去”戰略、服務“三農”、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維護國家糧食安全等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關于功能定位。國開行將開發性金融的發展方向和戰略定位通過深化改革加以明確。未來，國開行將堅持開發性金融機構定位，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充分利用服務國家戰略、依托信用支持、市場運作、保本微利的優勢，進一步完善開發性金融運作模式，對市場盈利不足但國際戰略需要的項目給予支持，加大對新型城鎮化、棚戶區改造、“兩基一支”、走出去的信貸支持力度。口行與農發行的改革方向主要是強化政策性職能定位，堅持以政策性業務為主體，審慎發展自營性業務。對政策性業務與商業性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分類核算。進出口銀行將加大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力度，農發行則需要重點支持糧棉油收儲和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維護國家糧食安全、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應該說，三家政策性銀行的改革基本上回歸了成立之初的本源，開始全力聚焦于政策性職能，以服務國家戰略為優先，加大對經濟建設的薄弱環節和重點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
關于資本補充。資本充足率是衡量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重要指標，按照巴塞爾協議Ⅲ的資本充足率要求各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要達到8%，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4%。我國銀監會對于非系統重要性銀行資本充足率最低要求為10.5%，但是當前三家政策性銀行資本充足率還處于較低水平，僅有國開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9%以上，資本充足水平是保障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支撐，因此，此輪改革在確定政策性只能與開發性職能定位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了政策性銀行的資本實力，以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其中，農發行采取內源融資和國家注資相結合的方式，設立資本金補充計劃。國開行和進出口銀行通過外匯資金債轉股的方式補充資本金，改革還將逐步完善其在市場發行政策性金融債渠道，建立資本充足率約束機制和動態資本金補充機制來解決發展可持續問題。
關于完善公司治理機制。董事會是公司治理架構中的決策機構，承擔經營和管理的最終責任，重點在戰略決策、高管管理、薪酬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發揮主導作用。監事會是公司治理架構下的監督機構，重點監督董事會、高級管理層及其成員的履職盡責情況、財務活動、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等。應該說，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健全董事會、監事會、高級管理層相對獨立、相互制衡，權責清晰明確、運作規范高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對于商業銀行市場化運作至關重要。目前來看，除了國開行已經設立了董事會外，其他兩家政策性銀行均未設立董事會，監事會采取外派監事會制度。改革后，農發行和進出口銀行將會按照規定設立董事會，并強化董事會的職能，維持現行的外派監事會制度，建立市場化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與激勵約束機制。同時，處理好發揮好黨的領導與完善公司治理機制的雙重性。
關于完善風險補償機制。政策性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承擔了很多服務國家戰略的政策性業務，在前期對政策性業務和自營性業務實行分賬管理、分類核算的基礎上，改革后將對政策性業務和自營性業務建立不同的風險分擔機制。自營性業務參照市場化管理方式，將自行承擔風險，國家不給予補貼。政策性業務及項目可以采取建立補償基金池等風險補償方式解決掛賬等問題。同時，改革后，政策性銀行也將進一步建立完善風險評估和避險機制，強化風險預警、監測和管理體系。
關鍵詞：航天企業；共青團；青年；二次創業
一、 航天企業基層團組織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的分析
（一）航天企業團組織工作定位需要調整。隨著航天企業改革不斷深入，經營理念、經營體制、管理思想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未來十年，航天企業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將趨于完善，市場化原則將滲透到方方面面，企業管理信息系統不斷升級，企業的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將不斷提高。新時期下的航天企業對基層團組織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航天企業管理現代化需要共青團工作內容和流程的深度適應；另一方面在新形勢下，航天企業需要團組織盡快把青年人才轉化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把組織優勢轉化為企業資源優勢，推進企業轉型持續發展。
（二）航天企業團組織的服務水平和能力需要提升。隨著時代的發展，青年的視野更加開闊，在學習、生活、工作和發展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對服務的質量和層次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方面，青年成長成才和職業發展需要團組織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另一方面，青年參與企業發展建設，遇到一些工作和生活的困難，也需要團組織幫助解決。與青年這些需求相比，現在基層團組織的服務功能較弱，在服務能力上存在較大的差距，不能完全適應青年大眾的需求。
（三）航天企業團組織的工作方式需要創新。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當代青年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明顯增加，青年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現多層次、多樣化、多方面的特點。過去“你講我聽”的思想教育模式和普通實踐活動很難達到預期效果，與時代的發展和青年變化相比，共青團工作在方式、方法、手段和機制等方面需要加大創新力度，教育和引導團員青年在實現組織目標和個人發展共贏方面需要不斷尋找最合適的切入點和結合點。
二、 做好航天基層企業共青團工作的幾點思考
面對航天企業市場化轉型的現狀和趨勢，基層團組織需要從工作定位、工作方法、組織建設等幾方面實現轉型，增強組織和個人適應能力，把團的組織優勢轉化為企業發展的資源優勢，組推航天企業二次創業和市場化轉型。
（一）在融入中心工作和服務科研生產大局中找準定位。
新形勢下，在適應企業現代化管理的基礎上，要在思想觀念、工作內容和組織目標上找好定位。
思想上，航天企業共青團要在經濟建設的全局、科學技術的發展、青年的成長與成才等層面去想問題，把“融入中心，服務大局”作為企業共青團工作的出發點。工作上，企業共青團要圍繞企業生產經營建設和經濟效益提高開展各項工作，同時促進青年成長成才，盡可能提高產品質量、產品價值和產品利潤，促進企業持續發展。組織目標上，企業共青團要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年精神的活動精品，凝聚青年力量，保證組織目標的順利實現。
（二）在航天企業市場化運行規律中創新工作方式。
基層團組織處于航天企業轉型的大環境中，要更好的發揮作用，就必須將自身融入航天企業管理機制中去，與航天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同步推進，協同運作，不斷創新工作方式。在工作方法上，要善于運用企業的各種平臺工具，勤于實踐，勇于探索，創新適應現代企業管理的工作途徑。現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從新方式引導青年、新環境助推青年成才、新思想創新團組織活動三個方面進行闡述團工作創新。
新方式引導青年。堅持對青年思想引航，建立黨政工團齊抓共管和上下聯動的有力工作機制，結合青年思想敏銳和上進心強等顯著特點，團組織要以企業文化為內核，將企業文化、奉獻精神、市場化競爭意識、產業化發展思維和二次創業相結合，通過論壇、微博、微信和微電影等青年易于接受的方式，開展不同類型研討，幫助青年樹立崇高理想信念，使青年在“感知、感悟、傳播、踐行”的實踐中，塑造自己，影響他人，在潛移默化中成長為企業事業的合格接班人。
新環境助推青年成才。在崗位上學習創造，在崗位上成長成才，不但是青年普遍愿望，更是企業對青年的要求。隨著企業改革發展，企業對青年的知識水平和業務能力要求越來越高。企業共青團服務青年，就是要讓他們在企業中盡快成長成才。給青年創造條件環境，鼓勵和支持青年學習本行業本崗位需要的新技術、新知識；通過開展形式多樣崗位練兵和技能評比等活動，幫助和促進青年成為行家里手。同時，引導青年在崗位上，以主人翁意識參與企業管理，實時給企業發展建議，讓企業能夠持續發展，最終實現青年崗位成才的服務目標。
新思想創新團組織活動。共青團活動是團的生命和活力所在，要以社會和航天企業的重大事情和重要時間為契機，全方位、多層次開展青年喜歡的觀展觀影、體驗旅行、沙龍論壇和知識競賽等多種形式活動，教育、激勵和凝聚青年，不斷增強青年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凝聚力，促進青年的個人理想與企業的價值觀融合，點燃青年工作激情。
（三）在航天企業管理不斷優化過程中創新團的組織建設。
隨著航天企業市場化不斷深入，航天企業基層共青團的管理模式要從行政化向科學化轉變，形成優化的團管理工作格局，逐漸從縱向管理向網絡式管理轉變。要把團組織工作和企業人力資源開發有機結合起來，充分運用信息技術，使團的組織生活和工作突破時間、空間的障礙，利用青年員工不同空余時間段開展團的工作，完善團的制度建設，建立基層團支部量化考核制度和學習制度等，編制常規的標準工作手冊，以機制改變來保障團的組織建設跟上企業現代化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