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8 09:14:40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居民生活滿意度調研，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通過健康教育講座等宣傳教育方式，提高社區居民對農藥殘留、有毒物質、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問題的意識程度，定期對社區居民通報食品中毒信息。勞動衛生針對居民的職業進行勞動衛生宣傳教育，提高居民對職業病危害的認識，并加強勞動污染對居民生活環境影響的監測。心理衛生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狀態，對于存在心理不良問題的居民進行積極心理引導，樹立居民積極向上、樂觀、健康的心態，有助于幫助居民處理家庭、社會、鄰里之間的關系，避免疾病的發生。流行病學研究定期觀察流行病發生、發展情況，在流行病高發季節提前進行預防，避免出現大流行的發生。
2統計學方法
數據結果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處理，首先做正態檢驗，計量數據采用（χ±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配對均數t檢驗，以P<0.05，為具有顯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觀察項目調研方法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的調研，由調研小組設計相關知識問答卷，調查該地區居民對有關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問答卷滿分100分，分數越高說明患者對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越好；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滿意度情況的調研，由調研小組設計滿意度評價調查表，讓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相關工作進行評價，滿分100分，分數越高說明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越滿意。
3結果
第一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76.43±3.67）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78.87±3.54）分；第二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28.78±1.78）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92.34±7.76）分，可見第二階段的居民相關知識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明顯優于第一階段，均具有顯著性差異，P<0.05，有統計學意義。
4討論
關鍵詞：社區治理 便民服務 供給需求 居家養老
一、研究背景
（一）問題提出
黨的十報告明確提出，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的重要方式；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以改進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方式，加強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建設。[1]通過社區建設促進社區發展進而促進社會發展，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2]目前，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在努力探索便民服務的活用和創新，以期更好地展現政府“以人為本”的理念，[3]提高居民的居住滿意度。[4]但是，由于社區便民服務存在社區居民參與度不高、[5]政府管辦不分離或者政府對社區投入缺乏、[6]社區建設不完善[7]等一系列問題，迫切需要理清社區服務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探索政府與市場在社區和社區便民服務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為相關管理部門提供社區基層服務參考。
便民服務與居家養老息息相關。作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社區居民委員會（簡稱居委會）承擔了很多的工作和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1989）》和《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1991）》中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應當開展便民利民的社區服務活動，可以興辦有關的服務事業。但是，長久以來，由于居委會還承擔了宣傳國家政策、組織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活動、辦理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協調糾紛、維護治安、了解基層居民意見和建議等方面的工作，因此，居委會在實際開展工作的時候往往會面臨人手緊缺、事務繁瑣雜亂、項目實施滯后等一系列的問題，影響了便民利民社區服務活動的效率和效果，影響了居民對居委會工作的滿意度評價。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深入了解居民對便民服務的需求，受北京市西三旗街道的委托，課題組設計了便民服務現狀與需求的調查內容。在本文中，將會重點分析居委會常見便民服務設置情況、開展情況、居民知曉度、使用頻率、使用滿意度和便民服務宣傳途徑等問題，最后針對這些問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
（二）樣本分布與研究內容
關于便民服務需求與現狀部分的數據收集方法，課題組在進行一系列二手文獻研究之后，采用PPS抽樣調查抽取了街道200余位居民進行問卷調查，在剔除無效和不合格樣本之后，共獲得196份有效樣本。
關于研究主題的“便民服務”，經過與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務中心負責人的溝通，依據該社區的實際情況，最終確定調查問卷中便民服務的內容主要涉及：
1.便民設施。包括郵局、商店/超市/便利店、農貿市場、學校、公共衛生間、餐館/飯店/酒店、運動/健身場地、居民活動室、老年大學、社區衛生服務站、銀行/儲蓄所。
2.便民組織。包括老年人協會、老年人維權小組、志愿服務組織、文化體育娛樂組織、兒童活動組織、義工組織。
3.便民生活。包括服務熱線、聊天解悶、法律援助、糾紛調解、便民理發、婚姻介紹、幼兒園和兒童托管、育兒知識培訓、公益講座、治安巡邏、就業幫助、家電修理服務、食品配送服務、上門護理、上門看病、上門做家務、老年飯桌或送餐、日托站或托老所。
二、便民服務現狀與需求
（一）便民服務供給基礎
便民服務包含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日常服務。綜合來講，居民的便民服務需要集中在對社區便民設施、（居民或居委會提供的）便民組織和便民生活三個方面。由于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和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居民對于便民服務的需求不同，街道和社區在為居民提供服務的時候往往會出現“服務內容多、服務事項雜、服務能力弱、服務評價低”的尷尬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誕生了眾多的便民服務市場化的企業和社會組織。提供多樣化和差異化服務的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出現促進了便民服務的發展，減輕了社區和居委會的工作負擔，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服務質量參差不齊、居民權益屢受侵害的情況，迫切需要居委會的監督和管理。我們必須看到，社區便民服務的發展有著廣闊的空間，市場差異化服務和便民服務之間并非不能并存，這也是目前西三旗街道努力探索推進建設社會治理創新園的切入點。
（二）便民服務供給現狀
便民服務中心和以96156北京市社區服務熱線為代表的線上線下服務方式的開通，體現了西三旗街道在管理創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西三旗街道作為擁有8萬戶籍人口、3.9萬暫住人口、管理30個社區的服務機構，在便民利民服務的開展和實施過程中，進行了許多嘗試。尤其是提出的“社會創新園”概念，通過市場化的運作和競爭將便民服務內容更細致化和高效化。西三旗街道開設了“西三旗街道社區服務信息網（96156北京市社區服務熱線）”，該信息網主要面向居民提供便民生活的服務功能，這些服務可謂涵蓋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時也涵蓋了各個年齡段的需求。本次問卷調查首先了解了西三旗街道居民對于便民服務的知曉、使用和滿意度等需求狀況：
1.便民設施的設置情況
便民設施是社區便民服務的硬件設施。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一環，在智慧城市、文明城市的建設過程中，“15分鐘生活圈”的概念日漸被社區居民所接受。而以購物、就醫、求學、健身、文化和金融服務為主的便民設施，就是保障“15分鐘生活圈”概念得以推廣和應用的重要舉措。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在西三旗街道被抽取調研的四個社區中，便民設施的覆蓋率較高，居民對于該社區便民設施的15分鐘可達性回答較為一致。西三旗街道的便民設施基本上能夠滿足大多數居民享受“15分鐘生活圈”的需要（見圖1）。除了老年大學之外，認為15分鐘到達所需便民設施的居民比率都超過50%，尤其以對商店/超市/便利店、學校、餐館/飯店/酒店和銀行/儲蓄所的15分鐘可達性認可度最高。
2.便民組織的設置情況
便民組織是實現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重要體現，在社區工作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8]本次調研重點了解了居民對老年人協會、老年人維權小組、志愿服務組織、文化體育娛樂組織、兒童活動、義工組織等便民組織的認識。在回答“本社區有下列組織嗎？”的問題中（見圖2），有超過一半的被訪者認為該地區沒有“老年人協會”和“老年人維權組織”，而認為本社區沒有“志愿服務組織”的比例最低，也就是說，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認同本社區存在志愿服務組織的便民組織形式。志愿服務組織受到居民的認可度最高，但是社區也需要建立起維護老年居民自身權益的“老年人協會”和“老年人維權小組”等自我服務類型的組織。
3.便民生活
便民生活服務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除了問卷調查之外，通過與社區工作人員的訪談，課題組深入了解了便民生活服務的設置情況。通過訪談，課題組發現居委會工作人員表示常見的便民服務都可以通過撥打96156或者登陸西三旗街道社區服務信息網進行預約使用。但是問卷調查卻顯示，居民對關乎自己日常生活的便民生活服務的知曉率并不高。在回答“當地有便民服務嗎？”這個問題時，認為“當地有”的前三位便民服務是治安巡邏、公益講座和糾紛調解，分別占94.4%、76.5%和75.5%；除此之外，認為就業幫助、法律援助、便民理發和幼兒園兒童托管等便民生活服務“當地有”的概率均超過50%。而居民認為上門看病、上門護理日托站或托老所的概率最低（見圖3）。可見在醫療和養老兩方面，社區便民生活服務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三）需求――居民對于便民服務的需求
為了了解居民對便民服務的需求狀況，課題組使用了問卷中的便民服務的使用狀況、需要程度和滿意度來進行觀察，具體情況反映如下：
1.便民設施
課題組首先了解居民對于“15分鐘生活圈”等便民設施的可達性，進而進一步了解居民對于便民設施的滿意程度。但是，考慮到便民設施存在硬性便民設施，如農貿市場、超市和銀行等，也存在一些軟性的便民設施，如綠化、公共衛生和文化娛樂，而這些軟性便民設施以一種主觀感受的形式存在，并不在“15分鐘生活圈”的概念中，因此，在考慮居民對于社區便民設施需求滿意度的時候，課題組將便民設施的概念進行了擴展。通過多重響應分析，居民對于社區便民設施的滿意程度表現為：居民對社區便民設施滿意度排名前三位的有交通狀況、治安環境和便民購物，其中交通狀況和便民購物屬于硬性便民設施；而排在居民滿意度較低的后三位的分別是公共衛生、環境綠化和健身活動場所，其中公共衛生和環境綠化屬于軟性便民設施。也就是說，目前的西三旗街道較好地落實了“15分鐘生活圈”概念，在便民設施的配備方面較好地滿足了居民對于硬性便民設施的需求，但是也需要在軟性便民設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以更好地滿足居民對于便民設施的需求。
另外，通過交叉分析，發現年齡、受教育程度對于便民設施的滿意度評價并無顯著性差異，反而性別和健康狀況在對于便民設施滿意度的評價方面有著差別。女性的滿意度高于男性，而健康狀況較好的居民的滿意度高于健康狀況較差的老年人。
2.便民組織
被抽取的西三旗街道的四個社區中，志愿服務組織的認可度較高，因此在同意所在社區有相關便民組織的居民中（見圖4），經常參加志愿服務組織、義工組織的比例最高，分別為79.89%和61.77%，但兒童活動組織、老年人維權小組、老年人協會即使有，居民“從不參加”的比率也非常高，超過4成。除眾所周知的志愿服務組織之外，西三旗街道便民組織的參與率和認可度都較低。這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考慮到“志愿服務組織”的高參與度，可能的原因是居民對于便民組織的知曉率低直接降低其參加便民組織的需求；二是現有的便民組織的相關活動或者設置情況，并不能很好地滿足居民對于便民組織的需求。因此，西三旗街道應該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整合便民組織的資源，擴大社區基層便民組織的影響力，以更好地服務社區居民。
另一方面，數據顯示居民對于社區便民組織的知曉率和參加程度都比較低，這與我國的國情有一定的關系，也與社區便民組織的設置和發展情況息息相關。有樣本反映，他們在遇到難題時會通過社區內部自發成立的非正式組織提供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得到解決，而這種來源于非家庭成員式的非正式支持力量其實就是社區便民組織的雛形。雖然現有的數據并沒有表現出居民對于便民組織的較高需求，但是社區便民組織仍然有著很大的市場前景，只要社區和街道進行適當的組織、引導和扶持，社區便民組織定會得到發展和壯大。
3.便民生活
從對社區便民生活服務的需求方面來看（見圖5），排在前三位的依次為治安巡邏、家電維修服務和便民理發，有這三項需求的居民也均超過了5成，分別為59.7%、53.6%和53.1%，有婚姻介紹需求的居民比例最低，只有2成的居民選擇了此項，這與我們的被訪者年齡層次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對于婚姻介紹的便民服務需求主要集中在20～35歲的適婚年齡階段。居民回答“使用過”的前三位便民生活服務為治安巡邏、公益講座和便民理發，這與表示“需要該項便民服務”的比例較為一致，可見，對于本次調研的居民群體來說，對治安巡邏、公益講座、便民理發、家電維修服務和食品配送服務的需求較為強烈。便民理發、家電維修服務和食品配送服務均屬于市場化運作較為成熟的服務類型，因此，作為政府部門需要加強對為居民提供此類服務的企業的監督，以切實保證居民享受該項服務時的權利不受侵害。尤其是對于老年人，社區和居委會需要發揮自我監督、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功能，提前把好“服務質量”這道門檻。
居民對社區便民生活服務的滿意度前三位為治安巡邏、公益講座和糾紛調解，滿意度分別為71.4%、49.0%和36.7%。綜合圖5的數據來看，社區居民使用情況較好、需要程度較高的便民生活服務的滿意度也較高，如居民對于社區便民生活服務中的治安巡邏的使用情況、需要程度和滿意程度的評價表現出一致性。課題組認為，在加強社區便民生活服務的框架指引下，可以以“治安巡邏”的組織和使用的成功經驗作為案例進行推廣復制，以加強對其他便民生活服務的運作，也就是說，政府部門需要重視便民生活服務“榜樣的力量”。
（四）路徑――居民了解便民服務的途徑
社區的便民服務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在建設“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文明社區、智慧社區、和諧社區的過程中，居民的參與決定了便民活動開展的效果，也就決定了文明、智慧、和諧社區建設效果。通過本次調研的“您是通過哪些渠道了解社區服務的？”發現，傳統的“社區宣傳欄”、“鄰里告知”和“社區宣講活動”依然是被調研社區的居民了解便民服務的主要宣傳渠道，分別占30.7%、23.4%和23.1%，而通過“社區網站”知曉社區便民服務信息的比例最低，只有4.9%。這其中的理由，一方面是因為使用社區便民服務的群體主要是老年人，他們尚未熟練使用網絡以獲取信息；另一方面，相對于老年人，中青年更加傾向于選擇市場化的差異服務，而對便民服務的依賴性較低，因此，已經熟悉使用網絡的他們反而會較少關注社區服務的供給。但是，隨著未來熟悉計算機和“科技依賴癥”一代進入老年，“社區網站”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宣傳途徑，也將是市場化運作企業的一個必爭宣傳入口。
可見，為了提高居民的參與度，目前西三旗街道迫切需要擴展便民服務的宣傳路徑，提高不同年齡、不同經濟狀況、不同性別和不同健康狀況享受便民服務的效率，擴大居委會和社區影響力，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文明、和諧、友善的街道環境。
（五）反饋――居民對于社區便民服務的反饋
為了了解居民對于街道和社區對于便民服務的意見和建議，課題組在問卷設計中設置了“您認為所在社區的公共服務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和“您認為應采取什么措施來改善社區的公共服務”這兩個問題來獲取居民對于便民服務的反饋。從多重響應的數據結果來看，居民認為“社區服務市場化運作程度較低”是目前的社區公共服務中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個案選擇比例接近60%，其次是認為社區便民服務“服務內容不夠豐富，缺乏新意，不夠多樣”，個案選擇比例也接近六成。因此，在可以改善社區公共服務的措施方面，“豐富服務內容，滿足居民個性化需求”、“創新服務形式”和“加強社區公共服務的市場化運作”成為了居民認為最主要的措施。
在居民的認識當中，在基礎的便民服務中加入市場化的運作模式，繼續擴展社區的組織服務形式和服務內容是發展便民服務的緊要任務。居民希望通過擴展便民服務的服務內容、增加服務形式和引入市場化運作來提高其享受便民服務的積極性和效率。而目前西三旗街道的社會創新園就是試圖通過引進市場化運作方式來提升便民服務，這與居民的期望不謀而合。
三、政策建議
通過以上的調研，我們了解了西三旗街道便民服務供給和需求的現狀、居民了解服務的路徑和對便民服務的期待，同時也發現了目前已有的便民服務的問題。以西三旗街道作為一個“樣板”，研究認為，目前可以從以下途徑對社區便民服務進行改進和提升：
首先，街道和社區需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提升社區便民惠民服務中心服務水平，強化基層組織服務能力。需要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切實了解居民需求，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整合社區及周邊各類資源，促進基層公共服務、社會管理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滿足群眾需求，為群眾提供優質、便捷的便民服務。
其次，社區便民設施基本上能夠滿足大多數居民享受“15分鐘生活圈”的便利，但是也需要加強對于“公共衛生”和“環境綠化”等軟性便民設施的投入建設；志愿者服務組織等便民組織發展較好，其他便民組織的發展并不成規模，需要加強對便民組織的引導和管理；在便民生活的眾多服務內容方面，社區醫療、居家養老等服務設置方面還比較薄弱，建議街道有針對性地對這一領域進行進一步的擴展和強化。通過各種途徑做好宣傳，擴展便民服務的宣傳路徑，提高不同年齡、不同經濟狀況、不同性別和不同健康狀況享受便民服務的效率，平衡社區便民服務的供給與需求的矛盾。
再次，街道或者社區居委會作為第三方要引進便民服務提供商的競爭，做好便民服務的價格公示，做好服務監督。考慮到社會創新園的建立（引入市場化運作）會為西三旗街道的便民服務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血液，產業和政府之間已經形成了良好的互動，而“社會建設文化先行”，我們建議西三旗街道可以摸索將現有的產業-政府-居民之間的互動發展為產業-學術-研究-政府-居民的互動模式，鼓勵社會各界參與到社區便民服務的規劃、發展、提升和推廣的過程中來，爭取將產學研民的社區便民服務創新互動模式建設成具有示范性效果的特色便民服務創新火車頭。
參考文獻：
.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李迎生.對中國城市社區服務發展方向的思考[J].河北學刊，2009（1）：142-144.
馬飛煒，盧福營，李莉.便民服務與地方政府管理創新――以浙江省上虞市便民服務中心為例[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0（4）：100-103.
吳燕民.中國城市社區服務運行機制研究[D].長春：吉林農業大學，2005：12-19.
吳秋君.城市老年社區服務研究[D].蘇州：蘇州大學，2008：23-42.
邢召鑫.社會組織參與社區居家養老服務供給研究[J].現代商貿工業，2016（11）：134-135.
摘 要： 在代際視角下，以江西調查樣本為依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終發現：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存在一定差異。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性別、空氣質量、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務工收入等；而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空氣質量、工作滿意度、婚姻狀況、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等。
關鍵詞： 主觀生活質量；在城農民工；代際差異；生活滿意度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主觀生活質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簡稱SQL）也稱做生活滿意度，是綜合反映人們生活舒適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觀感受，是人們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和對生活的全面評價，也是人們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對自身及其所處的各種環境的感受的評價。隨著國家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更多的農民工將逐步“市民化”，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他們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滿意度也將發生變化。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全面了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分析影響其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了解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狀態，不僅能夠使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對新型城鎮化建設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人的“建設”，設法提高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是人“建設”的基礎，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下一步的目標之一。同時，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涌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極具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理論框架，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國外學者W?W?Rostow（1971）較早研究了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認為生活環境的美化、社會教育、衛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務、社會治安等條件的改善能夠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之后，Day（1980）認為家庭關系、健康狀況、娛樂休閑、精神狀態、自我評價、社會生活、與工作有關的生活、經濟狀況、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對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均存在一定影響。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將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歸類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漸漸形成生活質量客觀因素和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兩個方向。如Veenhove（1995）從經濟狀況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從生活事件因素等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從健康狀況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從婚姻狀況因素等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
之后，國內學者也開始從不同角度對居民生活滿意度進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過研究國際上權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簡稱WVS）第四波的調查數據，發現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與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滿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礎上，曹大宇（2011）又通過研究居民生活滿意度與空氣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空氣質量下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影響上，對高收入階層的居民沒有顯著影響。馮云（2011）認為個人生活滿意度與諸多社會心理因素有直接關聯。李想（2009）認為性別的差異、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均對生活滿意度造成很大的影響。王培剛（2008）著重從代際視角驗證了健康狀況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農民工作為我國特有的群體，受到國內學者廣泛的關注，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進入他們的視野，郭乙輝（2008）對進城農民工生活滿意度進行研究，獲得性別與工作狀況對在城農民工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評價均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家庭關系及家庭經濟對農民工的物質生活滿意度有明顯的拉動效果，年齡、婚姻狀況、社會保障及社會環境與農民工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等結論。
回顧近些年文獻發現，國內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數不勝數，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然而針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并不多，從代際視角探討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際視角下，以江西調查樣本為依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終能夠有效地發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差異，為提出有效性、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提供有效依據。
二、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樣本數據來自江西農業大學和江西統計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開展的“改革開放以來勞務輸出大省農村勞動力流向變動抽樣調查”，本次調查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江西省34縣區102個行政村的農村勞動力進行抽樣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調查對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戶特征、個人特征、外出務工基本情況、務工感受及返鄉創業就業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經過調查員深入農村與農村勞動力面對面的調研訪談，共完成有效問卷1019份，根據本文研究對象要求，剔除農村非外出務工勞動力及未進行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的問卷97份，最終獲得本研究有效問卷922份。依據研究目的，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新生代農民工，將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老一代農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問卷中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問卷352，老一代農民工有效問卷570。其中，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經濟狀況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家庭負擔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對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是相對的，家庭經濟狀況差或者家庭負擔重的農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較高，主觀生活質量也較高，有些家庭經濟狀況好的農民工家庭對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觀生活質量會降低。
務工收入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達到顯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顯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顯著水平，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務工收入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務工收入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與郭乙輝（2008）研究結論一致。
（三）環境與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環境與工作因素中空氣質量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務工城市的空氣質量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氣質量越好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社會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務工城市社會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會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工作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四）保障情況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繳納養老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并不大，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意識仍比較薄弱，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覺得有無養老保險對自己以后的影響不大；另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大多數農民工會產生一種沒有社會保障是應該的錯覺。是否繳納工傷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是否繳納工傷保險都會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研究依據農民工的年齡特征，將其分為新生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以江西調查樣本數據為依據，選取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四類十四項，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構建了新生代農民工模型和老一代農民工模型，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最終發現：（1）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性別、空氣質量、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務工收入等，而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空氣質量、工作滿意度、婚姻狀況、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等。（2）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等因素同時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3）除共同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外，性別因素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婚姻狀況、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因素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以上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
（1）改善農民工工作狀況，提高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說明不管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改善他們的工作狀況，提升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是提升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途徑之一。
（2）加強農民工權益保障。研究過程中發現，企業對農村外出勞動力權益的保障仍不夠重視，權益保障意識普遍不高。尤其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完善農民工養老保障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3）改善農民工生活環境。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社會環境滿意度和城市空氣質量影響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包括完善農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礎設施、穩定社會秩序、穩固社會風氣、完善法制狀況、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4）提升農民工收入。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務工收入影響其主觀生活滿意度，農民工的務工收入越高，其主觀生活滿意度也會越高。
參考文獻：
[1] 曹大宇，2009：《經濟發展水平與居民生活滿意度關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啟示》，《改革與戰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環境質量與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實證分析》，《統計觀察》第21期。
[3] 馮云，2011：《創建生態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對大連市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抽樣調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滿意度研究述評》，《北方經貿》第10期。
[5] 葛正鵬，2006：《“市民”概念的重構與我國農民市民化道路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第9期。
關鍵詞：民生科技 幸福城市建設 幸福指數
中圖分類號：O21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4）01（a）-0024-01
1 民生科技的內涵
“民生科技”的概念進入人們的視線是最近幾年的事情。它體現在科技服務于“民”與“生”兩個層次。從民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出發，解決“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等社會問題，涉及人類的生存環境和生活質量。如今，民生科技已經成為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抓手，成為社會建設和科技進步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
民生科技是涉及民生改善的科學技術，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開展科學研究、產品開發、成果轉化和科技服務。民生的改善離不開科技的發展[1]。
2 影響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主要因素
幸福是人的主觀的內在體驗。它不僅與主體自身狀況密切相關，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觀社會環境的影響，主要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環境等方面的因素[2]。
幸福指數是人們幸福感的度量值，它是反映民眾主觀生活質量的核心指標，與GDP一樣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標準。
根據一年時間里對武漢市的調查，武漢市民的總體幸福感指數為63分（總分100）。影響武漢居民幸福指數的主要有醫療服務、食品安全、社會養老和人居環境等四大問題。
2.1 醫療服務
公眾所關注的醫療方面問題歸納為：（1）看病難、看病貴，人均醫療服務供給偏低，包括資金相對短缺、轉診制度難落實、全科醫師隊伍建設困難、醫患關系有待進一步發展、相關政策不配套等。（2）行業發展緩慢，缺乏高新技術的廣泛應用推廣；（3）假藥泛濫。這些問題直接威脅居民的身體健康，制約著居民幸福感的提升[3]。
2.2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問題給百姓生活增添了憂慮，與建設幸福城市的中心思想相違背[4]。大多數的食品生產及流通企業，仍以降低損耗、控制成本為主要目的，安全性的要求尚未提到應有的高度。
2.3 社會養老
人口老齡化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直接影響居民生活的幸福指數。“四二一”家庭模式使得空巢現象日益凸顯。政府和社會的互動機制沒有形成，養老事業的發展缺乏統籌，資源配置不夠合理，各職能部門之間協調配合不夠密切，沒有形成合力，整體效果不夠理想，影響了養老事業發展，也直接影響了市民的幸福感。
2.4 人居環境
武漢市居民對環境衛生、空氣質量、就業環境、市民文明程度、房價、物價的滿意度較低。人居環境問題主要包括空氣質量低下、污染嚴重、周圍的人環保意識差、平均文化水平低下、物價房價偏高、交通擁堵現象嚴重等。環境質量的提高需要科技的支持。
3 民生科技發展的影響因素
該文從民生科技的需求和投入兩方面、結合對武漢市居民幸福指數的調研情況進行分析。
3.1 需求方面的影響因素
（1）居民收入
2012年武漢市居民收入增幅繼續領先GDP增速，居民生活持續改善，但人均收入水平仍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營經濟不夠活躍。在滿足溫飽以后，居民開始更加關注生活質量。
（2）居民素質
民眾的素質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僅關注自己的衣食住行，更高度關注周圍的環境，對環保科技、健康科技、安全科技、數字科技、教育科技關注度最高。對于安全科技，市民最關注的可能就是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以及人身安全。
（3）生活環境
公眾對民生科技的需求是在基于生活環境的一種漸進式的向上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方面，即：提高健康水平、促進公共安全、提升環境質量，以及提高防災減災能力。
3.2 投入方面的影響因素
（1）政府導向
在科學發發展觀的指導之下，我國政府開始以人為本，把民生科技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把人民幸福指數作為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改善技術解決方案，強化技術成果的示范和推廣，全面提升科技服務民生的能力。
（2）體制建設
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科技活動多以成果為導向，離商業化應用有較大距離；而企業的科技成果則多以經濟效益為目標，這就導致科技活動常常與民生科技需求“錯位”。
應建立起有效的管理體系，突破傳統的計劃管理模式，把科技，尤其是民生科技放到應有的戰略高度。
（3）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與當地經濟水平密切相關。目前，我國進入了國內經濟周期與國際經濟周期性調整相重疊的時期，經濟調整的波動性和阻力加大。經濟發展制約著民生科技的發展，但民生科技的發展也一定要以人民幸福指數為基本出發點。
3.3 民生科技的需求與投入的對接性問題
民生科技的需求與投入之間存在對接方面的問題。
（1）民生科技研究的主力軍仍來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他們對于獲獎和成果發表更感興趣，對普通居民的需求的了解不夠深入。
（2）與需要投入巨大資金高新科技或基礎研究不同，民生科技可能就是一個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小發明，所需經費一般小企業甚至個人都可以承擔。但產品化的過程仍需要一定的投入和政策支持。
（3）作為民生科技的重要創造者和推動者的普通人民群眾，真正投入到民生科技發明創造中的還非常少，直接參與民生科技的途徑有限，離我們所提倡的全民創新還有著很大的距離。
（4）科技成果豐富，轉化能力弱。很多科技成果獲獎或發表后就束之高閣了，并沒有轉化為具有實際價值、服務民生的技術產品。
4 結語
改善民生離不開科技的發展。影響民眾幸福感的因素主要來自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環境等多個方面，涉及醫療服務、食品安全、社會養老和人居環境等不同問題。在政府推動和市場推動的合力作用下，大力發展民生科技，就能使其在幸福城市建設中發揮更好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王雨.民生科技解決民生問題的對策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1（24）.
[2] 陳志霞，李啟明.城市居民幸福指數的影響因素及測量[J].城市問題，2013（9）.
關鍵詞： 預防醫學；社區衛生服務；運用
中圖分類號：R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7-0317-02
0 引言
預防醫學是一項以人群作為研究對象，使用宏觀、微觀技術手段，對影響健康的因素以及作用規律，來分析外界環境因素和人群健康的關系，進一步延長人群壽命[1]，提高生命質量的學科。為探討預防醫學在社區衛生服務中的運用效果。本文調查2001年-2005年和2006年-2010年兩個階段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以及對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滿意度情況進行比較。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該地區5個大型社區，所有社區在2001年前均已設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收集2001年—2010年間所調查社區內，家庭食物中毒發生案件和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2]的掌握以及對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滿意度情況的相關資料。
1.2 方法 將該地區的社區衛生服務工作分成兩個階段，將尚未引入預防醫學人才和概念應用在社區衛生服務工作中的2001年-2005年設為第一階段，將引入預防醫學人才和概念應用在社區衛生服務工作中的2006年—2010年設為第二階段，對兩個階段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滿意度以及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情況進行比較。
1.2.1 環境衛生 提高社區群眾對于環境衛生影響健康的意識，了解吸煙、油煙、裝潢材料等環境因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3]。
1.2.2 食品衛生 通過健康教育講座等宣傳教育方式，提高社區居民對農藥殘留、有毒物質、食物污染等食品安全問題的意識程度，定期對社區居民通報食品中毒信息。
1.2.3 勞動衛生 針對居民的職業進行勞動衛生宣傳教育，提高居民對職業病危害的認識，并加強勞動污染對居民生活環境影響的監測。
1.2.4 心理衛生 了解居民的心理、精神狀態，對于存在心理不良問題的居民進行積極心理引導，樹立居民積極向上、樂觀、健康的心態，有助于幫助居民處理家庭、社會、鄰里之間的關系，避免疾病的發生。
1.2.5 流行病學研究 定期觀察流行病發生、發展情況，在流行病高發季節提前進行預防，避免出現大流行的發生。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結果采用SPSS17.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處理，首先做正態檢驗，計量數據采用（χ±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配對均數t檢驗，以P
1.4 觀察項目調研方法 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的調研，由調研小組設計相關知識問答卷，調查該地區居民對有關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問答卷滿分100分，分數越高說明患者對相關知識的掌握情況越好；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的滿意度情況的調研，由調研小組設計滿意度評價調查表，讓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相關工作進行評價，滿分100分，分數越高說明居民對社區衛生服務越滿意。
2 結果
第一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76.43±3.67）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78.87±3.54）分；第二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28.78±1.78）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92.34±7.76）分，可見第二階段的居民相關知識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明顯優于第一階段，均具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加強預防醫學在社區衛生服務中的作用，提高預防醫學的宣傳、教育工作，定期舉辦講座，在社區醒目位置張貼宣傳海報，定期更換板報等形式對居民進行教育，提高居民對環境衛生、食品衛生、勞動衛生、心理衛生等相關知識的掌握，大力消除影響居民健康的因素，提高居民的生活、學習質量，加強社區疾病預防工作網絡建設，提高社區對流行性疾病及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最大程度降低各種因素對居民身體健康的傷害。本文研究發現：第一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67.32±12.23）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76.43±3.67）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78.87±3.54）分；第二階段，該地區居民相關知識掌握為（89.32±16.21）分，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為（28.78±1.78）起，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為（92.34±7.76）分，可見第二階段的居民相關知識掌握、年家庭食物中毒發生例數、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滿意度明顯優于第一階段，均具有顯著性差異，P
參考文獻：
[1]鮑勇，龔幼龍.臨床預防醫學在衛生服務發展中的作用[J].中華醫院管理雜志，2002，18（3）：149.
(一)研究對象
抽樣調查河南省農村居民5002人,其中男性2594人,占51.86%,女性2408人,占48.14%。18―30歲有1004人,占20.07%,31―45歲有1248人,占24.95%,46―60歲有1996人,占39.90%,61歲以上有754人,占15.07%。本次調查對象為在家務農者,不包括外出務工者。
(二)研究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調查的形式,通過對河南大學在校生的培訓,利用假期回家對所在地的農村居民進行調研。共發放問卷6000份,回收5634份,有效問卷5002份,有效率為88.78%。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河南省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現狀分析
1、河南農村居民收入狀況
本研究對河南省部分農村居民2007年人均純收入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約有11.76%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下,這部分人群的經濟收入只能維持生活消費的最基本開支。如何調動這部分人群積極參與體育活動,通過體育活動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則顯得更為重要。
2、河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本研究從八個方面對農村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費以外最主要的消費支出做了調查,雖然農村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與身體健康狀況有關的體育消費仍然排在較后的位置,因此,加強農村居民健康知識的宣傳和體育參與意識的培養迫在眉睫,應引起有關部門領導的重視。
3、河南農村居民家庭婚姻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是人類的重要生活,是表明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將家庭類型及對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滿意度作為調查指標。家庭類型分為:單身、夫婦家庭、單親家庭、核心家庭(夫婦及未婚子女)、聯合家庭(三代以上、多家庭組合)等。調查結果顯示,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農村居民離婚率較低單親家庭較少(2.84%),而聯合家庭相對較多(33.35%),如何處理好夫妻關系和家庭內的人際關系,是評價生活質量高低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河南省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現狀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1、經濟收入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經濟收入對農村居民參與體育活動起重要作用,是影響農村居民體育投入的一個主要因素,但絕不是起關鍵性的作用。從本次對河南農村居民體育投入情況的調查,可以看出,2501―4000元中等收入者有體育消費行為的人數比例為42.79%,一年的體育消費水平約在100―200元之間,而4000元以上高收入者有體育消費行為的人數卻低于中等收入者,這與其業余時間無暇顧及體育健身活動有一定的關系。由此可見,經濟收入對參與體育的影響雖然重要,但絕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受教育程度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調查顯示,河南農村居民對《全民健身計劃綱要》認知及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與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關系。學歷越高,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對《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了解越深,參與體育鍛煉的人群則越多,在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上,不同學歷的人群,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也不同,教育程度地的人群參與體育鍛煉的動機處于較低水平。由此可以說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人們參與體育鍛煉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3、家庭生活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隨著經濟條件的好轉,家務勞動和農活現代化的使用,使農村居民余暇時間不斷的增多。調查顯示,不同年齡、性別的人群,余暇時間和余暇時間的主要用處不同,看電影電視是所有人群余暇時間的首選活動,而與健康有關,并且可以活躍家庭氣氛,有利于家庭成員之間交流的體育活動則排在較后的位置。家庭生活的滿意是體育生活進入到家庭的基礎,然而,對體育知識技能的宣傳和正確引導則是體育生活進入家庭生活的關鍵。
(三)體育活動對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促進作用
體育促進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主要表現在:(1)促進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通過體育鍛煉增強農民身體各個系統的功能,改善由于長期的體力勞動而造成的身體局部的疲勞。(2)促進農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體育活動有助于人情緒的宣泄,對于緩解和釋放農村居民由于生活、勞動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緊張具有積極的作用。(3)促進農村居民走向社會。通過體育活動促進農村居民之間的交往,讓農村居民感覺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和意義,增強農村居民的社會認同感,減少消極心態,提高農村居民對社會的適應能力。(4)促進農村居民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通過體育活動和科學健身方法的宣傳,讓農村居民遠離迷信活動和不良的生活習慣,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從而促進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
三、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是農村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在農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費以外最主要的消費支出中,與身體健康狀況有關的體育消費仍然不被重視。
二是農村居民對家庭生活較為滿意者占大多數,有利于家庭文化教育職能和休閑娛樂職能得到增強,體育生活進入到家庭生活中將有可能實現。
三是農村醫療衛生設施還有待于完善,農民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與長期的農田勞動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系。
四是本次調查對象為在家務農者,表現為受教育程度較低,如何提高這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和參與體育活動的意識,將有待于深入研究。
五是經濟收入對體育參與有較大的影響。農村居民參與體育鍛煉的認知態度和行為與受教育程度有密切關系。不同學歷的人群,在參與體育鍛煉的人數及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上,表現出明顯的不同。
(二)建議
一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發展水平,加強政府對農村體育的組織管理與指導,充分利用當地條件,構建農村體育發展長期規劃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
二是要加強《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在農村的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對認識,激發農村居民參與體育活動的熱情。
三是積極發掘和改造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充分發揮健身價值和健身功能,使農村群眾體育的基礎更多地依附于繼承傳統項目,提高親和力,便于農民接受。
四是要提高體育鍛煉的質量,利用寒暑假期間,將當地中小學體育老師及高校體育專業學生組織起來,對各鄉村農民體育骨干進行培訓,以便他們對農民在參與體育鍛煉時進行指導。
針對這些狀況，我們截取一些對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有影響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職業培訓，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工傷醫療保險），通過訪談和問卷調查的形式在宜昌市夷陵區和西陵區的多處農民工聚集地開展調研。
一、 調查方法及被調查單位和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本案調查的工地和企業處于經濟發達、外來農民工集中的宜昌西陵區和夷陵區興安社區。興安社區地處夷陵區中心城區，面積3.2平方公里，居民約17000人，轄區內有企業68個，1271個個體經營門面。被調查農民工全部是從事各行業的一線工作人員。共發放258份調查問卷，收回有效答卷有244份。經過分析，將得出影響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各因素對農民工滿意度的具體影響（即變量控制法對比各因素與滿意度的關系）。最終給出加強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建議。
二、 農民工對于工作滿意度的調查數據分析
工作滿意度體現在農民工工作的各個方面，主要體現在工資報酬和工作條件兩方面。
1.我們調查的244份有效數據中，收入為1000—3000元范圍的農民工對工作的不滿意度比例最高，共20人，占受訪農民工總數的8.2%。這一數據反映了月收入接近或略低于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的農民工群體，因急于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滿自己的工資待遇，對工作的滿意度有待提升；另一方面，一些受訪農民工工資過低，無法維持生計，這樣的現象也該引起重視。因工資滿意度受個人性格與需求差異的影響較大，故無法得出更加精確的結論。收入為2000—5000范圍的農民工中90人滿意自己的工作，占此范圍總人數的70.3%，這說明在合理的范圍內相對較高的工資，符合農民工的意愿，有助于提高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
只有好的工作崗位才能獲取高的工作報酬。農民工已經廣泛分布在國民經濟的各個行業，在加工制造業、建筑業、采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行業占從業人員半數以上。
總體來說，宜昌地區的情況是，33.6%的被訪談者從事的工作屬于建筑施工人員，30.3%的被訪談者從事的工作屬于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6.4%的被訪談者的工作屬于商業服務人員。從事其他職業的受訪者較少。由此可見大部分的農民工是單純體力勞動者，并不能獲取比較可觀的勞動收入。
自古以來“良才善用，能者居之。”能登上一個什么樣的職位主要是看一個人是否有著匹配這個位置的能力。綜合以上信息并對工作狀況和收入做數據交叉分析發現：小學或初中學歷的受訪者人數較多，其中51.8%為建筑施工人員，有21.4%為各類專業技術人員，還有8.9%為居民生活服務人員。
同時可以比較其工資水平對于未受正式教育的受訪者，人數較少，月收入相對較低；受教育的受訪者月收入總體分布在1001—5000元，在各工資區間內分布較均勻；受教育程度為小學和初中的受訪者，30.4%的月收入為2001—3000元，25.0%受訪者月收入可達3001—5000元；受教育程度為高中，職高等的受訪者有35%的月收入為3001—5000元，還有25%的收入在2001—3000元。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受訪農民工的月收入相對較高。
由相關性檢驗可知，文化程度確實與工資水平有顯著性相關。
綜上分析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不高從很大方面來說是因為農民工自身能力不足，獲得更好的就業崗位和薪酬的機會渺小。
2.農民工從事的工作相對強度較大，工作時間較長、工作環境較差和福利也較低等工作條件問題較為常見。接受訪談的農民工有26.2%的沒有參加醫療保險，59%沒有參加工傷保險，這些基本保障的缺失，也是其對工作存在不滿，缺乏熱情的誘因。所以工作條件的差異會影響農民工的工作滿意度。
勞動時間長的受訪農民工約占受訪農民工總數的一半，并且對工作的滿意度低于勞動時間較短的農民工。
而在工作環境方面，農民工的工作環境普遍較差，其工作環境的具體差異也是其考察自己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指標，尤其是建筑工人，商業服務人員和各類技術人員，他的工作環境相對艱苦，對改善工作環境的要求較高。有數據支持：對于不需要改善工作環境（即本身工作環境較好的）受訪者來說，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其中超過六成受訪者對工作滿意；而對于需要改善工作環境的受訪者，只有四成多對工作滿意持滿意態度。所以工作環境也很大程度上影響工作的滿意度。
隨著社會的發展，社會保障也越來越成為農民工群體擇業的條件和他們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指標，部分受訪農民工屬于建筑等高風險行業但用人單位并未購買工傷保險，根據調查數據可知，參與各種醫療保險的農民工群體，超過60%的受訪者對工作持滿意態度。
三、 針對提高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提出的改進措施
當前農民工普遍受教育水平較低及工作條件艱苦已成為影響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對農民工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及優化其各方面工作條件，已成為各級政府工作中需要妥善處理的大事，日益受到中央和各級政府的重視。
一、引言
利益主體理論最初源于19世紀，當時盛行一種協作或合作的觀念，而后利益主體理論被利用到了企業領域。而在當前旅游發展投資主體多元化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民間資本進入旅游業。各地為了發展旅游業，往往采用出讓旅游資源經營權的做法吸引投資者，導致旅游項目的治理結構復雜化，部分項目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旅游業發展利益“非本地化”傾向，從而導致當地居民不滿意旅游業發展的收益，進而旅游業的支持度不夠，最終影響區域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國內，由于旅游利益分配不均所引起的景區管理方與居民之間的沖突層出不窮，如在被譽為“中國最美鄉村”的江西婺源，不少景區出現部分村民為爭取門票利益而攔阻游客的現象。
本文試圖運用利益主體理論， 在項目調研過程中通過問卷調查、訪談及數理統計等方式，以世界文化遺產地西遞、宏村二大古村落為例，研究在民間資本投資旅游的過程中，兩地旅游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當地居民的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及三者之間的關系，進而提出區域旅游業發展中提高“利益本地化”程度的相關對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縱觀學者們的研究，國外研究者對旅游利益本地化問題關注是繼20世70年代至80年代幾個熱門的研究主題―“社區旅游”、“旅游協作（合作）”等出現后產生的。如國外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了“飛地旅游”（enclave tourism）現象，認為在發達國家與發展國家之間，存在旅游發展的不公平現象，發達國家主導了發展中國家的旅游投資、消費和收益，旅游發展并沒有給當地居民和社區帶來應有的收益。國外學者對旅游利益相關者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旅游利益相關者的界定及分類； 旅游規劃、管理與營銷中的利益相關者問題； 旅游環境倫理與可持續發展中的利益相關者問題； 社區旅游及其協作中的利益相關者問題。相比較而言，我國對于旅游利益本地化的研究相對落后，直到2000年，張廣瑞將世界旅游組織通過的 《全球旅游倫理規范》翻譯并引至國內， 國內學者高元衡、朱華、李凡等在借鑒國外相關研究基礎上探討了我國鄉村旅游地及古村落旅游開發中的利益相關者分類問題。一部分學者研究了古村落利益分配體系，如基于社區參與的古村落型遺產地旅游開發模式研究――以皖南古村落西遞、宏村為例，但還沒有構建出居民參與度、受益度、與滿意度之間的關系，而本文將重點探討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相互影響機制。
三、古村旅游經營管理模式分析
（一）古村落旅游地利益主體及其特殊性
要研究區域旅游“利益本地化”問題，必須明確在旅游發展過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體。從利益的受益主體劃分，可以分為個體型的主體、集體型的主體。從類別劃分，則有更多的類型（圖2）。旅游地的利益主體是由旅游地經營企業、當地政府、社區居民以及游客構成。而古村落旅游目的地與一般的旅游目的地有所區別，其旅游資源即為當地居民和村落的整體環境，并且在古村落開發成旅游地之前，村落是居民生活的地方，大多數屬于居民的私有財產。如西遞，旅游吸引物不僅是古民居，更包含西遞村民的生活方式，共同構成了西遞特有的珍貴的旅游資源。因此在古村落型旅游地的開發中，居民處于極為重要的位置，其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將直接影響著旅游地的發展。
（二）西遞宏村經營管理模式分析
從經營管理模式角度，西遞、宏村具有不同的模式。西遞屬于本地資產，本地公司經營（黟縣徽黃旅游發展有限公司）的模式；宏村屬于本地資產、外來公司經營（北京中坤集團）的模式。基于經營管理模式的不同，居民參與旅游業的程度、收益程度和方式，都會有一定的不同。對于研究旅游發展“利益本地化”問題，可以進行很好的比較，具有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調研分析
（一）研究方法
旅游地居民參與度、受益度采用問卷調查法我們于2014年7月15日、7月21日在宏村、西遞發放問卷150份，分別回收有效問卷135份、124份，回收率分別為90.0%、82.6% ，此后，我們再次走訪了西遞、宏村各10戶居民，黟縣徽黃旅游發展有限公司、北京中坤集團，進行了大量詳實可靠的調查。
（二）研究結果
問卷調查內容主要涉及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三個方面的內容，故研究結果也分為這三個部分進行分析，分析發現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而由本地旅游管理公司（黟縣徽黃旅游發展有限公司）經營管理的西遞，其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要高于由外來旅游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團）經營的宏村
1、參與度
從表1中數據可以發現，宏村家庭參與旅游相關活動以及參與方式比較集中，主要為1―2人，通過出售旅游商品參與當地旅游；西遞則分布比較分散，在旅游公司工作的居民比例高于宏村。宏村居民家庭參與旅游相關活動集中在1―2人，占總村戶的85.3%，西遞家庭參與旅游相關活動人數相對分散些，其中4人及以上所占比例明顯高于宏村，占20%；對于居民的參與方式，出售旅游商品是二地的主要參與方式，有94.4%宏村居民依靠出售旅游商品參與，超出西遞20%，西遞中有占總村戶的20%居民在旅游公司工作，這比例明顯高于宏村。
在對二地居民的訪談中發現，宏村景區管理公司（北京中坤集團）每年很少甚至沒有征求過居民的意見，文件公告也是管理公司決定后再分發到居民家中，居民參與景區決策的比率低。而在西遞，居民表示雖然黟縣徽黃旅游發展有限公司沒有讓每個居民參與決策，但居民會選出代表來表達居民的意見，這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居民的話語權。
2、受益度
從表2中可以發現，因旅游景區發展，西遞居民受益程度整體高于宏村，宏村居民旅游收益占家庭總收入百分比主要集中在50%以下，占55.6%，而在旅游收益占總收益50%至80%的區間內，西遞居民明顯高于宏村，占26.7%；關于收益來源方面，雖二地收益來源都大部分來源于自主經營，二者相差不大，但西遞在企業分紅方面占15.3%，高出宏村近5個百分點；宏村居民獲取分紅次數總體低于西遞，其中占61.1%的宏村居民從未參與利益分紅，而西遞居民中有占53.3%曾經參與利益分紅。
3、滿意度
從表3中數據分析，西遞居民對于當地旅游發展滿意度高于宏村，二地居民大都同意旅游發展給當地居民增加了就業機會、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活水平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宏村有約13%的居民表示不同意增加了就業機會，西遞這一比率僅為9.67%；旅游發展吸引大量外來投資，致使商業競爭加劇，宏村商業競爭加劇程度高于西遞，82.2%的宏村受訪者表示加劇了商業競爭，不同意競爭加劇僅占總村戶的14.8%，而西遞約占47.1%村戶同意商業競爭加劇，32.8%的村民不同意競爭加劇，這一結果也與訪談的結果相吻合，西遞居民表示在西遞景區經營大都是當地的居民。
4、參與度、受益度與滿意度影響機制
從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參與度、受益度、滿意度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三者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一方面，居民參與度的提高，會相應的提高其受益度，使居民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與社會利益；另一方面；受益度的提升也會激發居民參與旅游的熱情與信心，從而居民在區域旅游業中的參與度得到提高，反之亦成立。參與度、受益度高，將會提高居民的滿意度，從而支持旅游業的發展。
五、對策
（一）鼓勵和提高居民參與度，提高利潤分成比例
著名旅游社會影響分析專家Murphy指出，公眾參與旅游業至少體現在決策過程和旅游開發受益兩方面。古村落的發展也是依托當地旅游資源，故旅游經營公司應設立平臺，鼓勵居民參與。旅游公司在上繳稅后，應將一部分利潤分給當地的居民。
（二）重用當地旅游人才，給當地的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從調研中發現，大部分居民通過出售旅游商品參與旅游，參與方式略顯單一，當地旅游經營公司在選拔員工時，應優先考慮當地居民，提高當地居民在旅游公司和景區工作所占比例，為當地居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三）成立一個地方旅游協作機構，起到監督、協調作用
旅游利益主體涉及多個方面，建議在古村落旅游地設立一個地方旅游協作機構，負責組織各利益主體參加會議，就居民關心的重大問題共同進行探討，保障居民的話語權。
（四）旅游管理公司積極改善當地基礎設施與居住環境，提高居民滿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