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8 09:14:1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市場經濟研究，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國有經濟是市場經濟中重要的市場主體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為整個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和發展提供與創造了多方面的條件，其許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國有經濟所無法取代的。第一，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公用設施的建設和經營領域，如郵電、鐵路、港口、供水、供電部門等，其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大都由國家投資和國有企業經營，以滿足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的需要。在這里，國有經濟承擔著為整個國民經濟服務、并為其它經濟部門和企業取得效率與收益創造條件的職能。第二，國民經濟的一些基礎工業部門如重要資源和能源的開發生產等，由于投資規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長，同時，由于這些部門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許多也是由國家投資、由國有企業經營的。國有經濟發揮著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創造經濟增長和市場正常運行基礎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許多經濟領域，國有經濟承擔著提高國家的經濟競爭能力以促進本國市場經濟的開放和走向國際市場的職能，承擔著創建新興工業和產業、進行重大科學技術研究和開發的職能，承擔著一定的經濟調節的職能。同時，在創造和擴大就業機會、開發和援助落后地區、接管某些發生危機或破產的重要民間企業以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都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國有經濟的這些功能，彌補了市場經濟中市場機制在一定領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場的正常運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不斷發展，表明了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必要性。國有經濟履行這些職能并有效發揮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經濟活動來體現的，這就使國有經濟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定經濟形式成為市場主體具備了基礎性條件。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主體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現。就國有經濟而論，國家擁有所有權并不排斥國家所有權與國有企業的控制權、經營權的分離，也不排斥對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等都集中于國家的產權結構重新安排。國有經濟的產權制度本身具有權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國有經濟的資產運營總是在國家或政府的授權下由一定的組織或個人來進行的，這就為國有企業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和市場經濟發展中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分工的專門化、經濟的信用化對市場主體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國有經濟在資本國家所有的基礎上，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企業法人，國有企業也就有可能成為有活力、有生機并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
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創造和提供了國有經濟的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成為市場主體的條件。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客體的資產已經價值化、貨幣化和信用化，這就使國有經濟的具體實現形式、委托—關系、激勵和約束機制等的多樣化、有效化獲得了廣闊的空間，從而為在國有經濟中調整、改革和重構企業制度，建立與完善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創造了市場客體條件。同時，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場體系，競爭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存在與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情況下國家作為所有者同國有企業經營者信息不對稱的難題；競爭的經理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有助于形成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而競爭的資本市場的完善與發展，也可能使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得以基本反映。這些，提供了在國有經濟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使其有效運行的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從而使國有企業建立與發展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競爭成為現實，促進國有企業煥發活力與生機。
二、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
認識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又一個重要問題，是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是一種效率經濟，講效率是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要求。有的人對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持懷疑態度，就是以國有經濟的國家所有必然造成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低效率為論據的。因此，考察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效率問題，不能不涉及資產所有狀況與企業效率高低的關系問題。
在國有經濟中，資產所有權不屬于任何個人所有，而屬于全體公民作為一個整體（由國家來代表）所有。也就是說，沒有任何個人能以其個人身份和名義對國有資產提出剩余索取權要求，國有經濟的收益歸全民作為一個整體所享有。由國有經濟的資產所有屬性所決定，其基本單元即國有企業的效率高低、盈利或虧損，并不對構成國有資產最終所有者整體的個體產生直接的利益影響，因為每一個公民個體因國有企業的盈利所獲致的利益和因國有企業的虧損而承擔的損失是極其間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為國有經濟最終所有者整體構成部分的公民個體，缺乏直接地主動監督國有經濟提高效率的激勵。而作為國有經濟所有權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論應該是有這種激勵的，因為國有經濟運營效益的提高、利潤的增加，就意味著國有資產的擴張和社會福利的提高，這對于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的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激勵效應。但問題在于，一方面，許多國有企業本身就承擔著實現一定社會目標的職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政府作為所有者正是要通過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這些國有企業去實現所承擔的社會目標，其間有時不得不把利潤目標、效率目標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國家或政府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所有者主體的職能，但這是在一個相當大范圍中通過若干層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關系，才能實現國有資產的管理與國有企業的經營的，其間可能產生比較高的運營成本，缺乏有效的監督激勵手段，同時可能逐層弱化國有經濟的所有權約束，從而導致國有企業的效率降低。因此，人們經常可以看到，在國有經濟的運營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資產國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經濟的低效率，或者說國有經濟中存在的低效率狀況就必然地、絕對地是由資產國家所有造成的？對此還應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認為，公有、國家所有必然造成企業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帶來私有企業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說明，私人所有權并不必然、絕對地產生私有企業的高效率。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產所有權和管理經營權統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公司企業中已不復存在。一方面，現代公司所使用的先進而又極端專業化的生產與管理技術使得往往只具備普通知識的股東即一個一個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著強烈的謀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標，也很難對經理人員的經營進行干預；另一方面，現代公司的巨大規模又使股權異常分散，單個或數個股東缺乏足夠的財力通過持股的數量來控制公司的生產經營。因此，在私人業主制中能發揮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潤最大化的動機，在公司制企業中很難、甚至不大可能發揮出來，從而難以成為決定這些企業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私有公司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就一定比國有企業中的經理人員，基于所有權的原因而更加關心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運行實踐也表明，市場經濟中大量的私有企業的破產，既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的強制性作用，也是由于這些私有企業的低效率，資產的私有并沒有絕對、必然地保證私有企業的高效率。
顯然，市場經濟中一定經濟形式的企業效率的高低并非絕對的、唯一的和所有權關系相聯系。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效率高低和成功與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產權制度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而言，并不僅僅只是對所有權發生影響。所有權、控制權、經營權、收益權等構成的權能結構以及在不同權能主體之間形成的相互制衡關系，還有協調權能結構和權能主體之間關系的激勵、約束機制等，都對企業的效率產生著極大的影響。設定其它條件不變，在同一所有權的前提下，不同的企業或者同一企業采取不同的權能結構、在不同的權能主體之間形成不同的制衡關系以及不同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其經營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著極大的差別。因此，不能只是簡單地從所有權關系考察國有經濟的效率，還應該看到在所有權關系不變的條件下，對產權制度其他方面的調整、改革也會影響到國有經濟的效率。
2.市場經濟中企業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條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競爭環境。不論是國有經濟，還是非國有經濟，在委托——關系下形成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狀況時，如果缺乏競爭的市場條件，都不可避免地產生經營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權益、預算約束軟化從而效率低下的問題。而在競爭的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可以利用市場這個間接治理方式以及內生的內部治理結構，實現對經營者或人的有效監督，從而使企業經營具有效率。
3.市場經濟中影響企業效率的又一個重要因素是企業的治理結構。就公司制企業而言，無論是什么樣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問題，都要分層次地把資產經營權委托出去，都有成本問題，關鍵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對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層次委托關系導致高成本、弱監督激勵的問題，對于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都是存在的，關鍵在于建立和形成一個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在一個有效的治理結構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經營者、委托人和人的責權利是明確的，相互之間存在著有效的激勵與約束。在國有經濟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結構，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通過諸如任命董事會、監事會成員或經理人員及監督考核企業經營績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業治理結構的有效運作，就可能履行國有經濟所有者代表的職能，促進國有企業不斷提高生產經營效率。
還必須特別指出，企業的產品或產品結構、市場需求及其變化、對某一經營事項所作的戰略決策是否正確以及企業整體管理水平的狀況等等，都對企業效率產生著影響，而且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發生著極其重大的影響。
總而言之，國有經濟的資產國家所有的屬性在一定條件下有著使國有企業產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資產國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條件或絕對唯一的原因。在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同樣具有產生高效率的可能性與現實性。在國家所有的基礎上，只要建立適當的產權制度，實現產權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結構，形成激勵和約束機制，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做出正確的經營決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國有經濟同樣會有較高的經濟效益。因此，就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而言，并不否定國有經濟成為市場主體。
三、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矛盾
說明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也是重要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不絕對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著就否定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矛盾。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進程中，國有經濟也存在著矛盾的方面，對此應該區分不同的情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場經濟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國有經濟的存在并發揮一定的功能，但國有經濟的數量與分布顯然有一個相對合理的區間，越過這一區間，就會發生所謂布局性矛盾，即國有經濟數量過多、分布過泛所產生的矛盾。長期以來，由于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在國民經濟各行業中分布過泛，國有企業技術水平低、設備和產品老化的問題難以從根本上解決，難以形成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對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造成許多障礙，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功能難以充分發揮，也隱含著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存在諸多問題的極其重要的原因，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調整和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改組。
2.體制性矛盾
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國有經濟的面貌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我國國有經濟的形成和在改革開放前的發展與計劃經濟體制密切相連，舊體制對國有經濟的影響仍然在許多方面存在，有的國有企業還沒有真正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明晰的產權關系，有的國有企業仍然預算約束軟化、難以自負盈虧、不能適應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許多國有企業還普遍存在著政企不分、機構龐大、人員冗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這就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所產生的國有經濟的體制性矛盾。這一矛盾的根源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解決這一矛盾的根本途徑，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的制度創新，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
3.管理性矛盾
即由于國有企業管理水平低下而形成的矛盾。管理水平低下表現在企業經營的各個方面、各個環節，比如，忽視對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生產經營不從市場需求、市場變化出發，決策隨意而出現重大失誤；規章制度不完善，在生產經營中無章可循、有章不循、違章不究，缺乏嚴格的責任制度和考核監督檢查；成本管理、資金管理、質量管理存在漏洞，導致經營成本提高、資金運用低效、產品質量下降；忽視現代管理技術、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的運用，在管理上墨守陳規，不思創新，等等。管理水平低下必然降低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技術創新能力和抗御風險的能力，使國有經濟參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遇到困難。但是，必須指出，這種矛盾并不是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特有的，非國有經濟、非國有企業也存在著這種矛盾。因此，這種矛盾在市場
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立足于階級社會本有的特點，而不是將他的研究基礎直接劃歸在以往的政治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里。比起以往的經濟學家，馬克思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像那些只在經濟知識范疇中游走的經濟學家們，因此，對于那些“自己也不知道他在為什么服務”的經濟學家，他們又怎能將人性問題科學地在經濟學領域中發揮出來，即使像斯密那樣對過去的經濟學進行了批判，使得“時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的確，這樣的進步是有利人類社會的，商業中應當存有人道意識，這樣會緩解人們之間因為激烈的競爭而出現的人性危機。但是斯密的理論仍然沒有真正意識到商業運作本身的缺陷，也就是說，商人的目的最終是回歸私欲的貪婪之中，這是普遍的現象。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社會關系中，經濟學研究的進程比之過去其他階級社會時期都要進步，這是社會生產力提高的一種結果。但是，“經濟學家們都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這樣就脫離了對社會生產力以及社會生產關系的正確理解，即“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因此，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對于客觀事物的把握程度是全面的，并且把經濟學的那些意識形態很好地做了一些轉化，至少超出了一些偽善的表象，還原了發生在階級社會，尤其是存在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那些真實意圖。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客觀性存在于一定的結構基礎上，這種結構基礎主要表現在他將一種人格性關照到了經濟研究領域，而不只是將經濟學視為純粹的知識體系或是一類意識形態。例如，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在社會生產力的推動下儼然會失去平衡狀態，這涉及到了生態環境、能量資源等問題。人類生產行為本身就是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態和諧，特別是在工業生產大步邁進的階段，這種對自然界的干涉甚是嚴重。因此，在對經濟學本身的基礎研究中，資源問題的出現就已經涉及到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面對這種本有的缺陷，人的生產行為本身應當有所注意，因此，關于資源的應用問題就是一個與人密切相關的范疇，包括馬克思以后的人類對生態問題的反思都與資源的利用行為有著根本的聯系，最為突出的聯系就是人為因素。在人類社會生產最基本的環節中就涉及到了人與自然界存有的關系，那么，這樣的經濟學自然而然的就要賦予人格化形式，證明經濟學體系也是處于一個有機體中，而絕非是人的某種意識形態。另一方面，除了這樣的基礎外，異化勞動本身的存在又成為了馬克思經濟研究領域中的又一個事實，而且人也因為經濟行為進入到了經濟領域，使得經濟學研究范圍就被賦予了人格化形式，即它的研究導向以及研究目的總是與人的社會生產關系相結合，同樣也始終沒有離開過對于人的利益的關注。這是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基礎模式，他選用這樣的基礎作為他研究的視角，自然要進行全面的了解與分析，從這一層面上也證明了馬克思及其經濟學研究有著必然的準確度，即科學性。
二、市場經濟意志的形成
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馬克思對于商品交換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也是他的一個基礎性研究,即“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另一方面，在對商品交換過程的闡述中，對于商品所有者的確立是說明了市場本身存有的倫理性，雖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現，但是人們的經濟行為卻實實在在地被歸結在這個市場范圍內以及被制約著。另一方面，對于商品監護人來說,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監護人,并且監護人“必須以意志寄存在這種物內,并且以這種身份,發生相互的關系”，因此，商品交易的過程就是實現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們必須互相承認私有者的權利……它總歸是在契約的形式上——是一種意志關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種經濟關系來”。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就被人們的經濟意志所支配，這樣的經濟意志致使人們之間的經濟權利通過買賣關系實現，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契約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經濟意志代表了商品實現其價值，以人的意志將自身與商品的關系確定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們之間通過各自的經濟行為來完成交易過程，因此，市場本身的性質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經濟舞臺上的人物，一般是當作存在于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沒有意志，表現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卻致使商品之間出現了不平等，這也就是商品與商品所有者的一種差別。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經濟意志，使得商品產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異推動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進入市場被交易，從而人的經濟意志也就是市場經濟意志的體現。就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是其實現自身價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產生經濟意志的對象。每一個具體的交換行為又體現了買賣雙方對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對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并不體現在其使用價值上；對于非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是其使用價值。因此，商品的價值是促進整個商品交易的基礎，這既是商品存在的價值體現，又是人的經濟意志產生的條件。整個的商品交換基礎就是人對商品的需求以及人們彼此維系的買賣關系，這也是市場被人的經濟行為所確立的基礎，人與商品之間的關系也就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市場交易中達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場經濟意志不能只是在經濟學意識形態下去繼續維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將市場本身視為一種機械化體系，一味追逐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狀態下是將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與需求。商品交易過程體現的人道需求的基礎是維持一種平衡性與合理性共存的狀態，其意圖是在合理的基礎上達到交易者彼此之間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單一地去實現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現了只能實現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這其中就顯示出違背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盡管商品交易本身帶有一種契約形式，但是沒有市場倫理的要求也很難保證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們之間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為，更談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導引下才可以稱得上合理性，否則只出現某一方獲取最大利益，那么這意味著買賣者之間出現了非正義行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經濟意圖很明顯，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換取可以滿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這之間，每一個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過交易可以得到適合的商品，適合自身就足夠了，而不是為除過自身之外的人著想，只要他自己實現利益就可以了。這是人的經濟意志的普遍體現，因此，在純粹個人利益的需求下人們之間更傾向于存在一種契約形式，而并非是屬于道德倫理關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為那有使用價值可以滿足本人欲望的他種商品，換去自己的商品。在這限度內，對于他，交換只是個人的過程……但同一過程，不能同時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為個人的，又是只為一般的社會的”。因此，“從一個商品所有者的觀點看，每一他種商品，對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價，自己所有的商品，對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則是一般的等價。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處的地位都是一樣的”。這其中體現了人的經濟意志與人的某種本能有直接關系,盡管市場作為一種實現經濟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這種本能所支配。在經濟利益的關系下，貨幣的出現也就成了一種現實需要，即“這種商品的自然形態，成了社會公認的等價形態了。由這種社會過程而充作一般的等價，就成了這一種擱在一邊的商品之特殊的社會機能了。它成了貨幣”。貨幣的產生，“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而且這也影響著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出現了一種對立，因此，人的經濟行為又逐漸的被外在因素所牽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自身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即“為商業的便利起見，這種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需要。這個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于使商品分化為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越是轉化為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轉化為貨幣”。通過貨幣形式所連接起的私人利益又會擴大到國家經濟利益，而市場始終是持有這種經濟利益的中介，貨幣的價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價值交換中，同樣也深入人的經濟行為中，成為了經濟意志的一種對象，同時也影響著人的經濟意志。
三、貨幣與經濟意志的形成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市場機制的成熟與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經完全融匯到經濟一體化當中，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方向，成為探討的話題。國內藝術與設計專業的畢業生學生每年數以萬計，其中大中專畢業生，這主要是在廣告，包裝設計和室內外裝飾設計等行業中。高職藝術設計專業的教育大多承擔著室內外環境設計與施工，廣告行業的人才培養任務，但在職業教育中的藝術與設計專業的學生與生產能力的經濟需要相缺乏，藝術設計教育的高職院校之間的差距市場經濟之間的互動。然而現代產業需要的是知識面廣泛，能力強、適應能力優等各方面的素質，而學生從學校到工作的角色轉換過慢，是實際操作中的問題無法操作，能力偏低，實踐操作非常薄弱，職業能力素養相對較低。因此，找到合適的科學的改革，藝術和設計人才的培養和合理的互動方式。
關鍵詞：
高職教育；藝術設計；人才培養；市場經濟、互動
一、高等職業的的作用
高職教育的培訓與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學校是國家創新的主體，高職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訓機構有著不同的地方。培訓是由社會上的機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專門的訓練。英文training也說明培訓是一項社會性的實踐活動。而教育是由教育機構有計劃和有目的的培養活動，是傳遞社會經驗的手段，是培養人的一種現象。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的類型是不同的，職業教育是一種教育的類型的鮮明特點，然而職業培訓是一種社會性的學習活動。職業培訓是按照不同的知識和技能，對需要培訓的人員進行訓練，根據學員的身份進行訓練。
二、信陽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人才培養模式
1）人才培養模式改革。
幾年來，信陽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專業依據高職人才的培養要求，結合學院的“六雙”人才培養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養運行形式，即:“1”，是指緊緊圍繞以提高學生綜合職業能力為宗旨的“1條”主線。“2”，是指采取校內、校外“2者”相結合的教育教學方式。“3”，是指“3個”階段層次，第一階段是在校內的四個學期進行理論和實踐的學習。把學生的理論知識打扎實，動手的操作能力有穩步的提升；第二階段是實訓階段，參考真實項目案例，結合項目進行教學，強化學生的動手操作和實踐能力。第三階段是就業前的實習階段，通過到實習公司和企業進行學習，獲得較為真切感受的經驗，讓學校和企業的“零距離”對接。
2）實行“一專業、多方向”培養。
根據專業職業崗位及崗位群的要求，實行“一專業、多方向”培養。即在前四學期進行理實一體化教學內容過程中，對于職業能力通用的專業及專業基礎知識，用公共課、專業基礎課、專業核心課、專業拓展課等知識模塊滿足不同學習者需要，構筑專業基本能力平臺；第四學期末集中2個月實行“一專業，多方向”培養。
三、市場經濟背景下高職藝術人才的互動性
互動模式是市場經濟產生后最經常使用的詞語，大的范圍包括社會運行的領域，如生產、物流和消費。小的范圍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實現教的互動。
教育目標的培養是教育的基本問題，對于高職藝術設計專業如何實現國家教育總目標需要進行探索。目前而高職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要符合社會需要、服務區域經濟發展建設。1
2）實現學的互動。
培養良好的創意思維是高職藝術設計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創造思維的培養。創新藝術設計具有一定批判性，靈敏度、流暢度和原創性是它的主要特點。“靈敏度”是指具有某種敏銳的觀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從專業的視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規律。“原創性”是指用創造性的思維進行的創造活動，沒有抄襲和模仿。
3）實現研的互動。
高職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培養生產、建設和管理的應用人才。因此離不開社會和企業的需求。實現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會力量辦學，創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實習基地有校內和校外兩種方式。校外實習基地是學生即將走向工作崗位的過門石，校外實習基地的有效建設，對于培養學生的動手實踐能力和實踐教學有著強化的作用。
4）互動的形式。
在當下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職教育要符合國際標準，找準發展的形式。糟糕的設計、抄襲和雷同的設計會對社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更會帶來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惡性循環的結果就使得設計水平下滑。高職藝術設計人才要加強危機意識，建立起良性循環模式。只有這樣，發展高職藝術設計教育才符合國際教育的發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國特色高職教育道路。2①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培養。雙師型教師的培養，不是簡單的雙證重復性的疊加，在《高職高專院校人才培養工作水平評估方案》中對“雙師型”教師的標準界定為：具有講師（或以上）職稱，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的專任教師：一是有本專業實際工作的中級（或以上）技術職稱（含行業特許的資格證書）；二是近五年中有兩年以上在企業一線本專業實際工作經歷，或參加教育部組織的專業技能培訓并獲得合格證書，能全面指導學生的專業實踐實訓活動。所以只有教師具有教學能力和實踐能力相結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實的建設雙師隊伍，對于學院的發展起到真正的幫助。②產、學、研一體化。產、學、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職設計教育忽視高職教育的社會屬性，忽視了專業領域的研究，忽視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轉化成生產力方面顯得尤為不足。高職設計教育的培養教育不能直接服務于市場經濟。要加強之間的有效鏈接，建立于經濟密切的橫向關系。建立合作辦學機制，使得學生在學習時就能實踐操作。讓學生的作品和成果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
四、總結
著眼于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是向著“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必然選擇。隨著信陽經濟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業的蒸蒸日上，藝術設計要與市場經濟緊密聯系形成互動。信陽高職藝術設計專業人才培養應著眼于實際，并關注社會的需求和發展趨勢，探索符合學校和社會的各面的需求，調整出符合實際的教學模式和結構，適應新的學生的教學內容，優化教學體系，創新教學手法，打造一個適合市場經濟的產、學、研的實踐教學體系。培養出具有學校型和社會型的綜合素質團隊，通過教學的改革和創新思維的發展，探索多樣化的管理方式，解決高職與市場的互動關系，在教學中更加有針對性，為市場經濟的快速騰飛注入新鮮的活力。
作者：翟翌輝 單位：信陽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李堅利.高職教育實訓基地建設的探索與實踐[J].職業技術教育，2003.
[2]楊民助.大學生就業指導[M].西安：西安交通大學出版，2008-06.
【關鍵詞】市場化用工；薪酬；激勵機制
一、引言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傳統的勞動用工機制遠遠適應不了企業競爭的需要，市場化用工已成為當代國有企業最常見的用工方式，這種靈活的用工方式迎合了現代企業對人力資源多變的需求，但隨之引發的較為落后的管理體制的不適應也逐漸突顯出來。如今，各企業已將人力資源的管理上升到戰略性的重要地位，把員工的激勵工作更是當作重中之重。但很多國有企業的員工激勵方式還深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在薪酬福利、職位晉升、民主活動等方面還是以原有的編制內員工的利益為主，這在很大程度上對市場化用工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對于實施多元化用工的企業來說，如何平衡好各種用工之間的利益關系，建立適合現代企業的實際發展的激勵機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市場化用工的現狀
（一）普遍性
據有關數據顯示，很多大型組織的市場化員工已占到其人力資源的80%。市場經濟決定了企業的競爭環境是市場，任何生產活動是圍繞著市場進行的。企業都認識到，在這種形式下，市場化用工的成本明顯低于編制用工。為了實現人力資源配置科學，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工成本，獲取更多利益，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市場化用工這樣一種靈活用工方式。
（二）多層次性
市場化用工的來源最初主要為為社會招聘人員和少量大學畢業生，他們一般處在生產一線和操作崗位上。隨著市場化用工越來越普遍以及管理模式的不斷改進，該類員工逐漸成為企業的主力軍，高學歷員工占其比例也逐漸擴大，并且任職一些重要的管理崗位。其薪酬福利從政治待遇、薪酬待遇、福利待遇、各項保險以及培訓休假等方面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對于企業如何留住人才來說又是一項挑戰。
（三）青年主導性
市場化用工往往伴隨著人口的流動，因而其主體往往是以20―40歲的青年群體為主，存在流動性風險。一方面，青年群體具有先天的創新性和責任感，為組織發展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青年群體由于自身的因素，往往以家庭為出發點，因而求穩定性是其工作的主要目標。
三、市場化用工的激勵困境分析
（一）激勵政策的嚴重差異化
雖然企業已經意識到市場化員工的群體越來越大、地位越來越重要，在管理體制方面也不斷地進行改革和調整，但企業對市場化員工的激勵問題研究還不夠深入，很多問題尚未明確。與編制內員工相比，市場化員工的激勵方式還不夠完善，企業往往更注重編制內員工的薪酬激勵及職業生涯發展；績效考核的方式和要求常常也有所區別，忽視了市場化員工的主觀需求。
（二）激勵方式的普遍單一化
激勵體制當中，薪酬激勵是最常運用的激勵方法，它對激勵員工的責任心和工作積極性是直接有效的。但若僅僅是從薪酬方面單一地去激勵，而忽略其工作滿意度、工作內容的豐富性和挑戰性，那么其效果到達一定高度后將不會再上升，甚至會下降。而企業對市場化員工的激勵方式就缺乏多樣性。由于市場化員工并不是無固定期限、長期的員工，其穩定性和忠誠度都有待考查，所以企業常常不重視該類員工職業發展方面的激勵。
（三）激勵層次的需求矛盾化
著名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各種需要可歸納為五大類，按照其重要性和發生的先后次序可排列成一個需要層次，由低到高分別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和愛的需要、自尊與受人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人的行為過程就是需要由低層次到高層次逐步滿足的過程，當低層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滿足時，高一層次的需求才會出現。該理論告訴我們企業在構建激勵體系時，要基于員工需要分析的基礎上來設計。設計時應注意薪酬只是滿足員工需要的一種有效因素，其余的還需要通過其他激勵因素加以補充。現階段，企業對市場化員工的激勵還是偏重滿足低層次的需求，沒有重視市場化員工日趨渴望的較高層次的需要。
四、市場化用工的激勵政策研究
（一）變機會激勵為歸屬感激勵
市場化用工是指與企業（用人單位）簽訂的有固定期限的合同化用工，所以市場化員工的工作安全感較低，其穩定性也較差。雖然企業已經開始關注市場化員工對職業素養和能力提高的需求，會給員工提供培訓或技能學習機會，起到一定的激勵作用，但是無法消除員工的不安定因素。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實現員工與企業的共同發展，讓各類員工都產生一種歸屬感。企業與所有員工在利益上的目標是一致的，員工與企業共同努力，企業才能得到持續發展。因此，企業應建立一種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實現好、維護好員工的切身利益，讓各類員工自覺地將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整合一致，形成與企業共進退的職業責任感。
（二）優化薪酬結構，提升薪酬激勵的水平
合理的薪酬制度首先必須體現員工報酬的公平性和對員工行為的激勵性這兩個方面，薪酬激勵就是企業運用薪酬水平政策、結構政策、差別政策、增長政策對員工進行有效的激勵，合理、靈活的薪酬結構對企業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實現自己的競爭優勢和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具有十分關鍵的作用。企業在薪酬政策設計過程中，應以工作的內容或者以工作所需要技能的復雜程度為基礎，而不是員工的種類，明確企業中各種工作的相似性和差別性以及這些工作對企業的整體目標實現的相對貢獻的大小，制定合理公平具有激勵性的薪酬制度。
（三）增加權力賦予層次
馬斯洛需要層次結構中最高級――自我實現的需要，它是指人類對于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潛能，達成自己追求的目標，獲得成就感的一種需要。這種需要是最難滿足的，但也是能發揮最大激勵功效的。它不僅能激勵員工熱情上進的工作態度，更能帶給員工工作上的成就感，使其實現自我價值，從而產生歸屬感，這樣更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企業可以通過適當的授權，如提供發揮才能的機會、參與決策、提案制度等方式去滿足市場化員工的這類需要。
（四）鼓勵職工之間的合作與團隊競爭
競爭是進步的催化劑，是另一個有效的激勵方法。建立合理公平的競爭機制，開展團隊競爭，一方面促進企業實力的增強，強化吸納人才資本，企業用工可以優中選優，大量引進和留住人才，逐步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滿足企業吸納人才和生產經營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編制內員工“吃大鍋飯”的消極工作態度，促進各員工之間的合作，共同實現企業的戰略目標。
五、結論
簡而言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化員工已經成為企業生產經營的主力軍，對其的有效管理也是企業管理的核心。只有建立一種與之相適應的、公平有效的激勵模式，才能為企業的穩步上升的發展、和諧積極的內部環境提供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羅賓斯.管理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2]劉銀花.薪酬管理[M].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11.
關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指出自然經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理論原則一直為中國經濟史研究者所尊奉。人們對什么是自然經濟什么是商品經濟似乎也沒有深究。但中國戰國以后商業較發達，各類市場較活躍，是明顯的事實。這豈非與上述理論原則相左？新時期經濟史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多的探討，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看法，依其解決問題的不同思路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試圖對原來的理論原則進行修正，認為封建經濟不一定都是自然經濟。代表人是經君健。他把自然經濟解釋為使用價值的自給自足，并根據馬克思對西歐中世紀莊園的論述，提出“自然經濟平衡律”，即一個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為自然經濟的前提。中國地主制經濟下無論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的多樣性的矛盾，不能滿足“自然經濟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他的結論是中國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的聯系，實際上是把地主制經濟納入商品經濟的范疇。[1]
這與上述趙岡關于中國戰國以后已有市場經濟的觀點有某種相似之處，但前者認為當時的商品經濟尚處于簡單商品經濟階段，是為地主制經濟服務的；后者否認戰國以后社會封建地主制的性質。在三十年代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有人主張戰國以后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變態封建制”說，認為戰國西漢商品貨幣經濟的突出發展已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把各地區聯結成一個整體，形成“國民經濟體系”。這樣看來，傅氏實際上把封建地主制經濟看作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故有人認為從中可以看到商業資本主義說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這種說法，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
第二種，是對自然經濟作比較寬泛的理解，承認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但可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分。其中又有各種不同的側重和表述。吳承明對“自然經濟”作了“引申”，把農民家庭的自給性生產、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余缺調劑性的交換，廣而言之，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包括在自然經濟的范疇中。在此思路指導下，他算出前糧食商品率為10%上下，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他又指出，馬克思和西方經濟學都談到歷史上市場體制轉變的時期，只有這個轉變完成了，才能稱之為市場經濟。中國十六世紀已有市場轉變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國尚未完成轉變，或不能把中國歷史上的商業繁榮等同于市場經濟。[2] 李根蟠指出自然經濟有不同的歷史類型，并非西歐莊園經濟的單一模式。中國地主制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其中包含了商品生產的成分，流通已成為物質資料再生產和生產關系再生產的必要環節，但仍未控制整個流通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商品生產仍以自給生產為基礎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這是自然經濟中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3] 。林甘泉認為自然經濟的本質特征是自給性生產，而不是“自給自足”。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雖包含一些商品經濟成分但對各類經濟單位的分析表明，它在總體上仍屬自然經濟范疇。[4] 方行認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5] 。信從這種觀點的學者不乏其人。持這類主張的學者，都認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發展以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為前提，都重視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階級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經濟沖毀了古老村社制的結果他認為封建地主制時代商品經濟經歷了戰國漢初和宋這兩個高峰而?i?i高漲，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因素[6] 。
第三種，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屬“偽商品經濟”，自然經濟其實很強固。這以秦暉為代表。在他看來，自然經濟與其說是“自給自足”經濟，勿寧說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經濟，就運行機制而言，則是“命令經濟”。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實際上不受或很少受價值規律的支配和調節，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關系中權力意志的支配與調節，這就是“偽商品經濟”。總的說，我國封建社會決不是商品經濟發達早于或興盛于西歐，而是相反，自然經濟、包括“命令經濟”及披著商業外衣的變種比西歐中世紀典型時期頑固得多[7] 。
秦氏的觀點未必能為學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國封建時代的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并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政治權力嚴重地干預以至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過對唐宋茶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專賣對茶商資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類似“市場經濟”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現，但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專制政體強大和民間私有權發展不充分的專賣政策的推行則是全局的、本質的、絕對的。它構成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場經濟體系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8] 。
關于傳統市場
與對封建社會商品經濟、自然經濟的不同認識相聯系，人們對中國傳統市場性質、特點和發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計。
吳承明考察了中國封建社會各級市場的基礎和內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場史理論。他指出，經典作家以分工為市場的前提，質之歷史，卻不盡然。如地方小市場，即?村集市，是小生產者之間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屬自然經濟范疇的交換；城市市場是貴族地主以其剝削收入換取消費品，是農村農副產品流入城市的“單向貿易”；區域市場則可視為自然經濟的延伸，真正有意義的是跨地區的長途販運，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的貿易，仍然不是基于社會分工之上的市場。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作為市場基礎的分工，實際上是指“表現為交換價值的分工”。從這個意義上講，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上的商品經濟。他又指出，總的來說是生產決定經濟，但不能低估交換的作用，交換的積累也能引起分工和專業化，市場理論應建立在生產和交換這兩極上。根據這一理論，吳承明指出中國明中葉以后長途販運貿易才轉以民生日用品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區生產分工基礎上。但直到前，我國國內市場仍然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9] 。關于中國國內統一市場何時形成，學術界有西漢說、唐宋說、明清說等不同認識，有的學者甚至認為這種市場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論者多著重商品流通自身規模，而吳承明則從生產的社會分工和與此相聯系的長途販運的內容進行考察，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思路。吳氏這一理論頗有影響，如包偉民即以這一理論分析宋代的糧食貿易和區域市場。方行在這基礎上以明清為例分析了中國傳統市場的基本特征，指出傳統市場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的市場；封建社會發達的商品市場是一種以民生日用品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也有某種程度的發育；農業中的土地勞力等資源的配置并不取決于市場，但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視不同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程度而異[10] 。
有些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如經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的交換歸入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地方小市場是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經濟細胞（地主經濟、佃農經濟、自耕農經濟）的生存需要（解決小生產產品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矛盾）所產生的，個體小農在市場上以小商品生產者身份出現，生產關系性質、生產目的性以及購買者目的性均不能改變商品交換的性質。地方小市場及在其基礎上形成的區域市場、區域間經濟聯系及城鎮商業形成不可分割的體系，這是以自然經濟為基本經濟單位的西歐看不到的現象[11] 。
對中國傳統市場發展的一些具體問題，認識也有歧異。如農村集市，許多學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學者提出，戰國時代已存在農村集市[12] 。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育程度，有的認為它雖有從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轉化的趨勢，但基本上仍是在狹小范圍內彼此獨立的一種市場；另一些人則認為它已經轉化為初級市場，成為整個市場網絡的一部分。還有的學者把以市鎮貿易和墟集貿易為主體的農村市場劃分為保障供給市場、商品集散市場和多功能全面發展市場等不同層次（類型）[13] 。
對宋以后特別是明清興起的市鎮，學者多強調它在促進城鄉、工農業交流、鄉村城市化和培育資本主義萌芽的作用。趙岡則認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變化、人均占有糧食數和余糧率下降所導致的城市人口向農村靠攏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
注釋
[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3] 李根蟠：《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與封建地主制》，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 林甘泉：《秦漢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 方行：《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 李埏：《經濟史研究中的商品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探索1988年第3期。
[7] 秦暉：《田園詩與狂想曲》，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8] 郭正忠：《從飛錢預購到納榷請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市場·近代化·經濟史理論》，云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
[10] 方行：《中國傳統市場的特點》，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 經君健：試論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的聯系，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 李根蟠：從《管子》看小農經濟與傳統市場，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國家期。
關鍵詞:信用/交易/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的特征在于資源配置主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實現，基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和交易性，任何一個經濟主體都必須依靠信用與其他經濟主體發生聯系。市場是由一個個交易構建起來的，市場交易的順利進行和市場經濟正常秩序的維護都離不開信用的建設性作用。貿易的繁榮需要兩個條件，即貿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這只會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導地位的社會。[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于是信用便構成了市場經濟的前提與基礎。隨著交易的復雜化、普遍化，以信用為基礎構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場秩序。“信用制度成為市場經濟現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項制度，并足以支撐人類合作秩序的不斷擴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詞源于拉丁語Credere，意為信任。它在羅馬法中的對應概念是拉丁語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義、誠實的含義，與英語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詞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與信任密切相關。信任（trust）是人類的一種情感(passion)，也是人類的一種風險性行動。[4]它總與預期、風險、理性與感性、相互關系等概念相連，戴維·J·弗里切認為，信任由可預見性、可依靠性和信賴這三個基本要素構成：可預見性指人們可以預料到將來發生的各種情況，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證，確定可以相信一個人，他（她）將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賴是相信一個人會一直是可預見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學者把信任關系視為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因素。社會學家們，如齊美爾(Simmel)、涂爾干(Drkheim)、韋伯(Weber)等認為，信任是社會組織的粘合劑，是一個社會凝聚力的基礎。盧曼把信任視為對付經濟或社會復雜系統中不確定性的重要手段，認為信任將使社會應對復雜性的潛力得以發展。
“信用”一詞在《辭海》里有多重含義：一為“以誠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為“遵守諾言，實踐成約，從而取得別人對他的信任”；三為“價值運動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義性使之往往在多種意義上被各學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區分為經濟上的“信用”概念、倫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經濟上的信用，也稱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貨幣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潤暫且不論，其貨幣在一定期間后用等價交換關系可以被取回的關系。本來應該同時等價交換的關系的東西，用前期貸款的形式被轉化為不同時的等價交換關系。[6]香港饒余慶先生認為，信用包含債權和債務關系，其根據是授信人對受信人償還之信心。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場經濟和商品貨幣關系的共生物，與商品交換、貨幣經濟不可分割，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是價值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隨著交易關系的發展，現代市場經濟的信用形式更為復雜多樣，根據用途的不同，可分為三種：一是商業信用，指在流通過程中，為了節約或限制流通時間、手續、費用等，在賒賬形式的情況下，商品和對價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二是生產信用，指在生產過程中，把閑置資本集中于自己的銀行，為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程而投入貨幣的錢其貸款；三是消費信用，指在投下資本生不出利潤的消費過程中，讓消費者用貸款或賒賬的形式，形成不同時交換的關系。[7]根據主體不同，可分為四種：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為授信主體而產生的信用關系；二是銀行信用，指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授信主體，以貨幣為經營對象而發生的信用關系；三是企業信用，包括商品賒銷、發行債券或其他融資手段；四是個人信用。
倫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種誠實無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義務，如“信近于義，言可覆也”。當然，倫理信用與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交易信用的關系建構了市場經濟秩序的主體，倫理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其不僅僅是一種道德標準，而且是市場經濟的一種支持性資源。交易信用僅僅單純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與契約都存在著執行成本和不確定性的缺陷，倫理信用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功能。菲蘭格利甚至將信用看作“第二種貨幣”。弗蘭西斯·福山從信任與經濟繁榮著眼，認為建立在宗教、傳統等文化機制之上的信任構成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規模及國家競爭力。“盡管契約與私利是人們結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組織都是建立在擁有共同的道德價值觀的群體之上的。這些群體不需要具體周密的契約和規范其關系的立法制度，因為道德上的默契為群體成員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義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義：
其一，作為道德倫理意義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誠實信用原則（Bonafides），被現代民法尊為“帝王條款”，即是道德準則在法律中的體現，“誠信原則以‘善意及衡平’為內容。對于私法，可給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漸次近于倫理觀念”[9]。
其二，作為一種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權。信用是指對一個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義務的能力、尤其是償債能力的一種社會評價。《布萊克法律辭典》將其定義為“企業或個人及時借款或獲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債權人或其他權利人一方對于對方有關償債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見的結果”。[10]如德國民法典第824條將信用權規定為人格權予以保護。信用權是一種人格信用，該信用作為一種對于當事人資質的社會評價，通過信用評級制度已經信息化、制度化。此外，與信用聯系密切的信賴等觀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賴利益的保護、締約過失責任、附隨義務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諾不得反悔原則（estoppel）等等，但此種信賴保護的法律原理與信用的本義有所不同。
其三，作為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種不同時的交換關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現為“債權”、“債務”關系，[11]債權本質上即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與Credit為同義語，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為：我給與信任（IPlaceTrust）。[12]債權人即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給方；債務人則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當然，債與信用畢竟并非內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債權包括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意定之債，主要為合同債權，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債中的侵權損害賠償之債、不當得利返還之債等，旨在補償損害和恢復原狀，而非創設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為一種經濟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與意定之債具有同義關系。特別是金融領域的金錢債權中，信用一語得到廣泛應用。
二、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
所謂“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命題，此處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廣義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經濟上的交易信用，表現在法律上則為債權債務關系，即“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信用的構成有權利義務、流通工具、交易對象、時間間隔四個因素。信用形式的轉化就是債權債務關系的轉化和消長。信用具有代替貨幣流通、節約流通費用、提供金融資產等效應。[13]當然，經濟信用作為一種法權關系和制度安排必須以倫理信用為道德基礎才得以普遍確立。
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獨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場經濟上形成的，信用與市場經濟是密不可分的一對孿生兄弟，兩者是一個共生的過程。西方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其自身就是一個倫理的過程，是對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認與尊重，其倫理世界是以此為存在前提的。[14]市場經濟與信用息息相關，其內在的契合關系可從以下幾方面考察：
第一，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市場經濟承認市場主體利益訴求和獨立財產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財產。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分工。社會分工使得市場主體根據其“比較優勢”決定其生產，實現效率的最大化。其生產的產品不適以自己使用、消費為目的，而是旨在交換實現其貨幣價值。休謨認為，物品的交換以及服務和行為的交換，對我們雙方都有利益，但為別人服務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將會報答我的服務，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務和行為的交往，若要達到互利的結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場經濟體制下財產的分立和社會分工的復雜和細致性，決定了法律無法通過指令性的計劃調整資源配置，因此必須以契約的方式確定市場主體之間的交換關系，由此產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動，反映在法律上即為“契約自由”和“契約必須信守”的原則。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現與債權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為現貨交易，即時清結，交易的發生與完成結合為一體，交易的締結和履行瞬時完成，時空因素不會對交易產生影響，故不存在信用問題，信用沒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漸萎縮，物物相易必須交易雙方對方提供的貨物同時需求，這使得交易很難順利達成。依照主流經濟學的觀點，物物交易中的需求雙重耦合困難是貨幣產生的重要條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價物——貨幣橫空出世。貨幣的出現使買賣過程分離，商品于是有了價格，使千差萬別、性質各異、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礎，商品交易突破了狹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體之間得以普遍化，從而形成一個統一市場及維護市場運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締約與履行的時空分離，也導致債的觀念出現，成為一種“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羅馬早期，市場交易尚不發達，交易觀念尚未開化，財產秩序以歸屬秩序為主，注重保護財產靜的安全。原始的契約與契約的履行緊密結合，并伴隨著嚴格的程序要件，債和諾成契約并未獨立、分化出來。在這基礎上形成了古代要式買賣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羅馬的要式買賣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擬棄訴權（CessioinJure）、耐克遜（nexum）等方式，要式買賣雖具有早期契約的特征，將契約合意與嚴苛的形式、標的物的轉移占有相結合，在外形上形成統一的要式交易行為。[16]在市民法上，要式買賣被看作所有權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語，擬棄訴權以佯為訴訟，耐克遜以神前宣誓、履行銅塊和稱的方式來完成其合意過程。當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區分當事人合意、債務約束和轉移占有的事實行為。債權合意還未與履行行為相分離，即時清結的交易還不足以發生債和信用的問題。其后，由于市場交易發達，財產流通迅速，諾成契約作為真正的契約日益凸顯其重要性，交易觀念上，“信用”成為一種交易倫理的要求，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契約必須信守”成為自然法的公理，債作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與之相應，旨在維持信用、創造信用的擔保制度作為債權的保障手段，也就應運而生了。
第三，債權在近代社會中逐漸壓倒所有權而占據優勢地位。
債權（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這可由所有權與債權的在近代社會作用的轉變而表現出來。近代中的所有權不再表現為中世紀以利用為中心的財產權體系，實現了所謂“土地的解放”，確立了羅馬法以歸屬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的所有權理念。在這種組織之下，所有權的作用不再是對物的使用，而是通過對物的支配，實現對人的支配，亦既將財產轉化為資本（所謂勞動從屬于資本）。要想把所有權資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須與各種債權契約相結合。在兩者結合過程中，債權色彩日益濃厚，逐漸凌駕于所有權而成為經濟的命脈。[18]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只要所有權是對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權是借貸債務關系的經濟重心，那么它就是資本，無論是勞動契約中的要獲取勞動的資本，還是借貸契約中的要用諸勞動的資本。債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經濟的目的，債權不復是旨在物權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倫理信用的發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適應，作為倫理的信用觀念脫離了傳統社會的“尊尊，親親”的“差序格局”，演變為一種符合自然法的普適性的道德標準，成為與市場經濟大規模展開相匹配的交易倫理。啟蒙思想家們認為，訂立的契約必須履行，不履行契約就是不正義，是對自然法的違背。格勞秀斯認為，“遵守契約也是自然法的組成部分。因為在人群中間必然相互限制來建立社會關系，除此而外更無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約，從而產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團，或者舍身為他人服務，無論是明言允諾，還是理所當然”，“有約必踐，有害必償，有罪必罰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倫理不僅僅普遍化，而且必須能為大多數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場經濟下，信用也超越了傳統禮俗社會中個人心性修養的窠臼，具有了某種功利性價值，而成為市場經濟中的一種工具理性。經濟學家約翰·穆勒認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嘗試上”。所以，“設社會則由較良的法律及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擔保自己不會侵占或瞎用別人的資本，這種利益的收獲還會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場經濟與信用、債權、法律和國家息息相關，具有內在的同構關系，市場經濟體制在歷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開，在上層建筑上表現為法律上的債權關系，背后伴隨著相應的一個近代的國家和法制的建構過程。黃仁宇先生認為，近代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需要三個因素：資金廣泛融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訊。（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這三個因素能夠繼續展開，全靠信用，而信用則不可能沒有法律支持。其展開則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即所謂該國家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謂“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為新型商業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操縱”。[23]
三、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障礙及其改造
我國古代，信用被推崇為一項重要德性。據統計，“信”字在我國古代儒家典籍《論語》中出現了38次之多，僅次于“仁”和“禮”。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國的高度，“民無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寧死必信”。但我國傳統文化上對信用的強調，主要著眼于私人品德的修養，宗族鄉里風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國的禮治要求。其不過是一種農業社會、鄉土社會、宗法社會的道德形態，與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普遍交易倫理的信用不同。這種信用并沒有建構成市場交易的一種法權關系，在倫理上也沒有被抽象為一種普遍的基本道德義務，而往往必須屈從于“尊尊，親親”的規范和鄉土社會“差序格局”的安排。嚴復先生比較東西風俗，指出兩種“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眾而貴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24]。先生也認為：“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25]有學者認為，誠信不能上升為普遍道德義務是傳統儒家道義論的一個薄弱環節，是一個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國文化傳統中的信用觀的個人化和封閉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撐普遍化的市場經濟。這是因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內在的限制，無法突破熟人社會的限制。按照韋伯在《儒教與道德》中的觀點，“在中國，由于儒家理論的作用，政治與經濟組織形式的性質完全依賴于個人的關系，…中國所有的共同行為都受到純粹個人的關系、尤其是親緣關系的包圍與制約。從經濟觀點看，這種人格主義無疑是對客觀化的一種限制，同時也是對客觀理性化的一種限制。一種主要在特殊主義的關系結構運作的法律有礙于客觀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發展，而這意味著難以產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個人關系的信用，也無法脫離個人關系去建筑各種經濟合作組織。”[27]我國目前的信用匱乏的現狀即源于傳統的斷裂，社會的急劇轉型。在我國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打破傳統鄉土社會的結構，但由于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場的交換關系，交易信用無從展開，并且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的構成實行單位制度，個人被組織在相對封閉的單位中，其交往范圍、社會流動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頗有類似之處，因此信用失去了產生的土壤。在這種情況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所導致的社會轉型對傳統熟人社會之下的個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毀滅性的打擊。由于中國傳統熟人社會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適性的道德標準，不承認平等的主體人格，導致主體在轉型的社會中容易成為“利己主義者，卻不能成為個人主義者”。[28]以至于轉型時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國成為一個信用資源嚴重匱乏的國家，與信用不足相關的欺詐和犯罪幾乎遍布經濟生活各個方面，諸如假冒偽劣商品橫行、股市“圈錢”、逃廢債務、偷稅漏稅等。
市場經濟實質上就是一個非人格化的結構，它的基礎不是人格，而是國家和法律。近代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基礎是財產，當事人通過對財產權利的安排實現債的擔保，而信用的維持、財產的擔保都必須國家和法律的相應配套建設和支持，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經濟史理論》里認為，從習俗經濟和指令經濟演進為商業經濟或“重商主義”，是一個商業的專門化過程的開始，商業的進一步發展要有更加非傳統和非人格化的結構，市場經濟的突出特點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貨幣、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實現這種過渡必須至少要有兩個條件：第一，保護產權；第二，維護契約。
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濟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礎。西方國家的契約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羅馬時期，隨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對外貿易的擴張而出現的廣泛的商品交換，使人們擺脫了血緣關系這根“天然的臍帶”，轉而通過契約關系這根紐帶維護和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關系，形成西方的契約文明和契約型社會。這種契約文化反過來又推動了以契約信用為主要形式的信用經濟的發展。以往那種借助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權利義務關系，均被利益調整下的契約關系所取代，由法律調整的“信用”，完成了其從人倫信用到契約信用、從特殊主義信用到普遍主義信用的過渡。[29]
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信用資源必須要和現代市場經濟對接，將其改造為一種以契約為基礎，以國家和法律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社會形態由農業社會轉向商業社會，由鄉土社會轉向市民社會，由封閉社會轉向開放社會，從熟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債權債務在陌生人之間擴展，熟人社會的人際信用不足以維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統化的財產擔保和法律強制保障交易信用，從而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的轉變。
注釋:
[1][英]安東尼·帕格頓：“信任毀滅及其經濟后果”，載《國外社會學》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顧金融革命”，載《經濟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鄧方譯，社科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5]轉引自李心合：“信任問題的財務學思考”，載《財貿問題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7]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頁。
[8][美]福山：《信任——社會美德與創造經濟繁榮》，彭志華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頁。
[9]蔡章麟：“私法上誠實信用原則及其運用”，載鄭玉波主編：《民法總則論文選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頁。
[10]參見江平、程合紅：“論信用——從古羅馬法到現代社會”，載《東吳法學》2000年第1期。
[11]參見[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
[12]林鈞躍編著：《企業賒銷與信用管理》（上冊），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13]參見曾康霖、王長庚：《信用論》，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參見[日]川島武宜：《現代化與法》，王志安、梁濤、申政武、李旺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6頁。
[15][英]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關文運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561頁。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
[17]羅馬法上債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對私犯的罰金責任，參見[意]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黃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頁。但只有演化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為財產責任后，才具有債的意義。
[18]參見[日]我妻榮：《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王書江、張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頁。
[19][德]拉德布魯赫：《法學導論》，米健、朱林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頁。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頁。
[21][英]約翰×穆勒：《經濟學原理》，臺灣三民書局1966年版，第477—478頁。
[22]參見[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頁。
[23][美]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24]嚴復：《嚴復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1頁。
[25]：《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6頁。
[26]參見何懷宏：《良心論》，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4頁。
[27][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頁。
關鍵詞：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發展；對策
資本市場是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不僅可以為經濟增長融通資金，吸引投資；還可以通過調節資金資源，優化經濟社會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作為國家戰略，北部灣經濟區已成為國家對外開放合作的重要平臺，是中國―東盟擴大區域經濟合作和推進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廣西第十次區黨代會報告明確提出，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必須堅持優先發展不動搖。為此，如何推進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發展？充分利用資本市場，來調節資金資源，吸引外來投資，促進經濟增長，打造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廣西“富民強桂”新跨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重要性
1.1 資本市場可以為北部灣經濟區企業提供融資渠道
為企業提供融資渠道是資本市場最基本最首要的功能。而現階段，北部灣經濟區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面臨的一大難題就是資金不足凸現。對此，推進資本市場發展，將為北部灣經濟區解決這一大難題，提供融資平臺，從而為企業開辟直接融資的渠道和途徑，增加企業的資本金，降低企業的負債率，提升企業的盈利能力，使得企業的資本結構科學化、合理化，推動企業持續發展，并促進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和經濟增長。例如，2005年以來，北部灣經濟區的南寧糖業、南化股份、陽光股份、桂冠電力、五洲交通等企業利用資本市場，通過增發股票、發行可轉換債券融資數十億元，為企業吸引了大量的投資資金，進而促進企業的發展壯大。
1.2 資本市場可以優化北部灣經濟區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
資本市場可以為高效益、高成長的企業配置資金資源流向，并優化和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北部灣經濟區企業面臨著資金積累和建設基金不足的嚴峻現實，而通過資本市場上市融資所需要的資金是解決企業資金短缺問題的重要手段。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是提升集約化水平，加快科技創新，提高科技含量，以先進科學技術促進產業不斷升級換代。北部灣經濟區企業只有具備充足的資金，才能進行科技創新，開發新產品，開拓新領域，促進自身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同時，作為上市公司，企業要接受股東和社會公眾的監督，將會促使其進軍高效益、高成長的產業，淘汰效益低、耗能大、污染重的產業，從而實現北部灣經濟區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不斷優化。
2 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現狀分析
2.1 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概況
2008年1月，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上升為國家戰略，區域主要包括南寧市、北海市、欽州市、防城港市，另外，還包括玉林市、崇左市的交通和物流。所轄區域土地面積為4.25萬平方公里，占廣西土地面積的17.9%；海岸線長1595公里；人口1240多萬，約占廣西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地區GDP約占廣西GDP的30%。四年來，北部灣經濟區的經濟總量規模、人均生產總值不斷增長，固定資產投資額、財政收入快速增加，如表1所示。這表明，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呈現出跨越式的趕超發展，對投資資本的需求亦呈現出擴大趨勢。
2.2 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發展現狀
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發展，一方面，通過構建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資本市場運行，使得北部灣經濟區的企業可以通過股份轉讓和定向增資的方式進行融資。例如，融資平臺方面，通過成立資產經營公司，把國有資產的產權授權并變更其名下，由其代表地方政府擁有國有資產的產權，實行統一的管理和經營，將國有非經營性資產轉化為經營性資產，促進國有資產的資本市場運作，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推進資本市場功能多元化，隨著股權分置的成功改革，為推動資本市場發展掃除了制度障礙，使得股票市場、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和投資基金快速發展，公司債券、可轉換債券、可分離交易債券、股本權證、資產支持證券等金融衍生產品不斷涌現，從而為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發展增添源源不斷的動力，資本市場功能也日趨多元化。
3 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發展困境
3.1 資本市場不成熟，地方財政負擔過重
現階段，北部灣經濟區的經濟基礎還較薄弱，規模總量不大，財政收入不多。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體系不夠健全，金融機構不夠合理。加快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建設新的經濟增長極，投資資金的需求遠遠超過了地方的可用財力。而現行的融資模式，主要是依靠財政直接投入或融資擔保來支持，明顯地過度依賴財政支撐，直接加重了財政負擔及其風險。
3.2 上市公司產業結構不合理，經營機制需轉變
目前，北部灣經濟區的上市公司專業特征不足，行業優勢缺失。北部灣經濟區規劃中的重點產業如石油化工 冶金 造紙等還未有一家上市公司。現有的北部灣經濟區上市公司，第一產業有3家，第三產業有4家，其余的集中于第二產業，占上市公司總數的46.15%。這不利于北部灣經濟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同時，部分上市公司還存在經營機制滯后，未真正地建立起正規的現代企業制度，如信息披露不規范，制約了公司正常配股或增發新股；大股東操縱董事會，影響獨立董事的作用；甚至一些控股股東濫用控制權，直接操縱上市公司等。
3.3 證機構發展不充分，金融產品利用不足
北部灣經濟區目前僅有一家國海證券公司和一家國海富蘭克林基金管理公司，期貨經紀公司、證券和期貨投資咨詢機構還存在空白。這說明北部灣經濟區的證券機構發展明顯不充分，數量極少，市場影響力缺失，大大削弱了資本市場的積極作用，使得北部灣經濟區的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內銀行貸款和土地出讓收入，而利用證券、債券、信托等市場化的金融產品不足。
4 推進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發展的對策
4.1 大力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
加快北部灣經濟區的開發，需要資本市場來支撐。而以市場為基礎的資本運作，并不能忽視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國際經驗證明，在起步階段，政府的引導、支持和推動經濟趕超發展的作用是關鍵因素。現階段，北部灣經濟區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未成熟，市場機制的基礎作用時有失靈，經濟結構尚未平衡合理。因此，加快北部灣經濟區的開放開發，就要善于抓住機遇，充分利用資本市場，促進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升級，還需要大力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一是給予政策扶持；二是構建約束機制。在政策扶持方面，政府可以制訂規劃，形成梯次，通過發現―培育―改制―輔導―上市的引導過程，給予企業在信貸、利率、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和支持。同時，鼓勵實力雄厚的企業采取重組或并購的手段借殼上市。在構建約束機制上，政府可以通過法律、經濟、行政等手段監督和制約上市公司的不法行為。
4.2 加快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
加快構建多層次的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體系，主要包括：
首先，提升金融服務。緊緊抓住北部灣經濟區開發開放的重大機遇，充分發揮中國―東盟博覽會的平臺優勢，積極引進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在北部灣經濟區設立分支機構，統籌布局營業網點，不斷優化本地金融市場，加快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提高分支機構的融資效率和服務功能。
其次，拓展融資渠道。北部灣經濟區應轉變過去以貸款為主的債權融資渠道，積極拓展商業票據、企業債券等債權的融資渠道，以多元化的融資渠道優化資金配置。例如，通過票據融資，可以加快資金流轉，減少資金占用，背書轉讓即完成結算，資金不足時，通過票據貼現而獲取資金。
再次，加大金融創新，主要表現在：一是要加大金融制度創新。金融機構要強化創新意識，創新管理體制、經營機制、風險控制，圍繞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提供服務；二是要加大金融產品創新。金融機構要積極創新產品，全方位地服務于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改進負債業務和中間業務環節；三是要加大金融平臺創新。金融機構要加強平臺創新，通過運用信息技術，完善業務處理和管理程序，延伸輻射半徑，為企業提供一站式的融資平臺。
最后，夯實證機構。在資本市場上，證券機構是非常重要的媒介，是連接籌資者和投資者的中介。目前，北部灣經濟區的證券機構還很少，極大地削弱了資本市場的功能。因此，要緊緊抓住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的重大機遇，夯實證券機構，大力發展期貨市場、基金市場及投資咨詢服務等中介機構，發揮證券機構的劑效用，推動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發展。例如，利用廣西作為全國最大白糖生產基地的優勢，做大做強白糖期貨市場，促進北部灣經濟區的大宗商品交易。再如，產業投資基金作為一種有效的融資方式，加快構建北部灣經濟區產業投資基金，可以拓寬資金渠道，增加資金來源，有助于發展基礎產業和高科技產業。
4.3 注重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
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下，能否及時、靈敏地優化資本結構是企業實現并保持財務競爭優勢的關鍵。上市公司注重優化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加權資本成本，增加股東財富。隨著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的發展，優化資本結構又是一個動態過程，企業首要的是規范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樹立良好的誠信形象，通過資本市場運作，加快發展壯大，整合和重組資產，優化資產結構，增強上市公司實力。另外，要努力改善資本市場環境，通過構建有效的資本市場平臺，加強地方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的程序性；全面落實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加大打擊惡意逃廢債務行為；創建企業資本結構監控體系，強化信息披露管理，健全信息傳遞機制。
4.4 積極開展區域金融合作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為北部灣經濟區開展區域金融合作提供了極好的機遇和平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再次警示，開展區域金融合作是極其必要的，是大勢所趨。從當前的發展來看，全面加強中國―東盟之間的區域性金融合作是促進和推動北部灣經濟區開放開發的重要舉措，有助于推進人民幣成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結算貨幣，加快人民幣的區域國際化步伐，提升北部灣經濟區的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正如，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將南寧定位為區域性金融中心，即中國―東盟人民幣國際交易中心、中國―東盟人民幣國際清算中心、泛北部灣區域合作的投融資中心，使南寧成為金融機構的資金集聚區和區域合作區。
參考文獻
［1］桂許壽．北部灣經濟發展中的廣西資本市場支持［J］．市場論壇，2009：2.
［2］韋明升,龐家主．廣西北部灣經濟區資本市場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11：47.
［3］魏乾梅．泛北部灣經濟區建設的投融資機制及其績效評價體系研究［J］．江蘇商論，2009：1.
［4］李秉恒,付春明．構建廣西北部灣經濟區開發的資本市場支持體系［J］．廣西金融研究，2008：1.
［5］張克如,李紅光,范波瀾．廣西北部灣經濟區企業融資研究［J］．經濟研究參考，2009：35.
［6］劉明顯,胡江華．建立北部灣經濟區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構想［J］．區域金融研究，2009：6.
［7］中國人民銀行南寧中心支行辦公室課題組．推進泛北部灣區域金融合作的路徑研究［J］．廣西金融研究，2008：1.
關鍵詞：市場經濟；生態市場經濟；蛻變；研究
中圖分類號：F27；F1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01
一、前言
市場經濟是從工業革命后興起的，隨著時代不斷的發展與進步其中的觀念也得到了更新，例如當前的市場經濟中融入了較多有關于環境保護、人文關懷以及可持續發展等理念。因此市場經濟當前不斷的對于以上內容進行融入，也就實現了向生態市場經濟躍進的過程。我國對于市場經濟進行發展的時間大約有三十年，當前國內以及國際的環境不斷受到威脅因此結合著當前的這些要求，我國市場經濟得到了蛻變。
二、生態市場經濟概述
生態一次本源于生物學，指的是自然界之間的能量轉換關系，即展現了物種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而將生態運用到社會科學之中后，就會使得和諧的含義得以體現。因此生態一詞主要應包含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是自然界之間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彼此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共同促進；其二是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關系。
當前，人與自然的關系較為緊張，發展的過程之中存在著許多的矛盾，并且當前的人口過多，生存斗爭愈發激烈。我們縱觀歷史，歷次世界大戰都是由于對于土地等資源的爭奪而引起的，都涉及到人與自然的關系，再引發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生態文明主要就是對于生態以及人文進行關懷，從而通過對于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相處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并且不斷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進行改善，從而使得人類自身的需求得到滿足。
當前的生態市場經濟則是指一種具有環保性的經濟，更加的在市場經濟中融入了節能、低耗、無公害等內容，從而進一步對于人們的健康以及經濟的綜合效益進行關注，生態市場經濟不是一種局部的經濟，而是今后發展的一種經濟形勢。
生態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是隨著社會不斷的發展所提出來的，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也會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進一步得到改善，這一經濟形態主要體現了當前人類與自然之間相處的模式，并不斷的對于可持續發展理念進行融入，從而使得以生態市場經濟作為基礎的經濟運營模式得以建立，市場經濟進一步得以完善。
三、生態市場經濟改革是當代世界變革的主要標志
生態市場經濟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引發了全世界的注意，從而逐步成為了當前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顯著性標志。
當前的經濟運營模式逐步向著生態化改變，其中以發達國家為首，對于資源進行節約，并且保障勞工的合法權益。將生產者的意識以及行動當作市場準入的標準，以使得在這一經濟形勢應用的過程中，仁愛的思想得以實現。
由此可見，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充滿了對于生態以及人文方面的關懷，這與傳統的市場經濟相比有了極大的轉變，傳統的市場經濟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了對于生態的保護，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十分冷漠，重點全都投入在社會的利益當中。對比后可發現當前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今后的發展就需要不嗟慕市場經濟進行轉變，從而使得資源進一步得到合理的配置。
四、生態市場經濟正在對世界進行改變
生態市場經濟是將從前的市場經濟作為基礎，在其中不斷的融入相關環境保護措施以及倫理等內容，從而使得市場經濟中的倫理價值得到促進，與此同時，生態市場經濟也對于世界有所改變，其提出相應的倫理價值，從而使得大眾的行為準則在這一過程中得到凝固。市場經濟中所融入的倫理價值雖然是由專人進行提出的，但由于應用的范圍管飯，因此也需要大多數人能夠對其進行接受和實施，在將其與經濟利益相掛鉤，從而使其得到實現。在對于市場利益進行確立的過程中，大眾需要對于原有的一些行為進行改善和進一步規范，由此可見市場經濟邁向生態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會對于實際的發展都造成很大的影響。
這種蛻變主要是通過市場中的機制的變化來進行實現的，蛻變后主要對于倫理價值進行應用，而傳統的市場經濟中都是對于規范性的倫理進行應用的，這二者的區別就在于，規范性的理論更具備強制性，忽略了實施的人民對于相關理論的理解性，而倫理價值則是通過對于少數人提出的理論進行講解和傳播，使得更多數的人對于這一理論進行理解，并直至所有人對其接受，成為大眾所共同遵循的價值規范。從而實現對于資源的節約，環境的保護以及對于人們自身的要求進一步得到重視和滿足。在蛻變后，人們更加對于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進行重視，這有助于在以上關系中建立雙方的良好交流，使得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加強相處的和諧性。
制度通常都具備強制性，在制度體制下，人們難以實現自身選擇的自由性，而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就對于這一情況進行了改變。生態市場經濟中會對與相應的價格有所調整，從而使得人們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受到價格的影響從而改變自身的行為，達到選擇的自由性。其中價格體系就涉及了對于生態觀念以及人文觀念的引導。例如在碳排放的方面來說，每個國家都有一定的限制數額，若是超過了制定的數額就會造成相關的懲罰，因此在這一情況下，不斷的將人文以及環境融入其中，對于人們的觀念進行引導，從而就能夠使得二者之間的選擇以及利益得以更好的協調，進一步加強倫理價值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
五、結語
結合本文以上所述，生態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對于人們的生態理念以及人文理念進行良好的樹立，因此不管當前國家的實際情況如何，都應將生態經濟建設進行推進，從而實現今后的進一步發展，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的進行研究和完善。
參考文獻：
[1]劉福松，梁福慶.三峽庫區農村實施低碳經濟和低碳生活探討.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