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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古代文學研究綜述，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先唐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莊子》、《楚辭》、《史記》和陶淵明等的接受研究。楊柳《漢晉文學中的〈莊子〉接受》（巴蜀書社2007年版）從莊子生命意識、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說方式三個方面來探討漢晉文學對莊子的接受，著者認為《莊子》強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發的詩性精神是漢晉士人和文學對其進行選擇接受的一個主要興奮點。白憲娟《明代〈莊子〉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從文學、注本和理性闡釋三個方面來探討明代《莊子》接受的縱向走向?！冻o》的接受研究雖然還沒有專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論述文章。如劉夢初《論賈誼對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論初唐四杰對楚辭的接受與變異》（2002）、《論李商隱對楚辭的接受》（2002）、《試論劉禹錫接受屈騷的契機與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詩人對〈楚辭〉的接受》（2005）、蔣方《唐代屈騷接受史簡論》（2005）、張宗福《論李賀對〈楚辭〉的接受》（2008）、葉志衡《宋人對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這些文章主要是探討唐人對屈原《楚辭》的接受情況。
陳瑩《唐前〈史記〉接受史論》（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和俞樟華、虞黎明、應朝華《唐宋史記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別對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記》接受情況進行了個案研究。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齊魯書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淵明接受分為三個時期，即奠基期（東晉南北朝）、發展期（隋唐五代）和期（兩宋），并且力求從共時形態和歷時形態兩個層面上來進行陶淵明接受史的探討。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詩的發展線索，全面而有重點地描述了唐人對陶淵明思想與藝術接受的歷史特點，闡述了陶詩與唐詩之間復雜的、深層的關系。田晉芳《中外現代陶淵明接受之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則探討了現代的陶淵明接受情況，包括中國和外國的接受，視角較獨特。此外，唐會霞《漢樂府接受史論（漢代—隋代）》（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羅春蘭《鮑照詩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王芳《清前謝靈運詩歌接受史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分別對漢樂府、鮑照詩歌、謝靈運詩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唐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等人的詩歌接受研究。臺灣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學接受個案研究的著作，對李白詩歌接受進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來，王紅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則對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較為具體詳細的論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個階段加以探討。臺灣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年版）對杜詩的唐宋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黃桂鳳《唐代杜詩接受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則專注于唐代杜詩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詩接受分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個時期。杜曉勤《開天詩人對杜詩接受問題考論》（1991）、《論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問題》（1995）等論文則專門論述了中唐詩人對杜詩的接受。谷曙光《韓愈詩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一書通過大量的文獻梳理系統地探討了韓愈詩歌在宋元的接受情況，認為“以文為詩”是韓詩與宋、元詩人在藝術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線索。
查金萍《宋代韓愈文學接受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則從韓愈的儒學思想、文學思想、詩歌與散文四個方面全面論述了宋人對韓愈的接受情況，指出宋代對韓愈文學的接受是在北宋時期，到南宋則漸趨衰弱。劉磊《韓孟詩派傳播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韓愈、孟郊等人的詩歌傳播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楊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學接受史》（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探討了唐宋時期柳宗元的接受情況，特別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為詳細，先是總論，后是分古文和詩歌兩方面來論述。劉學鍇《李商隱詩歌接受史》（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分為“歷代接受概況”、“闡釋史”、“影響史”三個部分來探討李商隱詩歌的接受史，重點是“歷代接受概況”，以大量的文獻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來的接受歷程。米彥青《清代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稿》（中華書局2007年版）認為李商隱詩歌在理學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沒有被廣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隱詩歌接受的重要時期。全書從虞山派、婁東詩派、黃任和康雍詩壇、黃仲則及乾嘉詩壇、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吳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順鼎、清代女詩人等地域文學、家族文學和女性文學幾方面來探討清代對李商隱詩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詩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四人的詩歌在唐五代和兩宋時期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論宋初詩人對白居易的追摹與接受》（2009）、趙艷喜《論北宋晁迥對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論文對白居易的宋代接受進行了論述。陳文忠《〈長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陳友康《〈長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論文則對白居易的名篇《長恨歌》的接受情況進行了探討。此外，白愛平《姚賈接受史》（陜西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對賈島、姚合并稱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張朝麗《論宋末元初文人對李賀詩歌的接受》（2004）、陳友冰《李賀詩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論文對李賀詩歌接受進行了探討；李春桃的博士論文《〈二十四詩品〉接受史》（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對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的接受進行了論述。五代時期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以《花間集》為典型。李冬紅《〈花間集〉接受史論稿》（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花間集》的接受進行了史的梳理。范松義《宋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10）、范松義、劉揚忠《明代〈花間集〉接受史論》（2004）等論文也對《花間集》接受進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
宋代文學接受的個案研究主要有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張璟《蘇詞接受史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變”的立論點，從文體正變、詞史流變、詞風消長、時運盛衰、才性各異等各個方面，對蘇詞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況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仲冬梅《蘇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3年）對蘇詞接受情況也進行探討。陳福升《柳永、周邦彥詞接受史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詞在歷代的接受情況。程繼紅《辛棄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辛詞的接受情況，上編從南宋慶元以前到當代各大學通行的詞選本中，選擇最有代表性的18種選本作為抽樣調查的對象，以總結歸納歷代辛詞接受與消費的規律；下編通過自南宋至近代王國維的評論，探討批評史中的辛詞接受情況。朱麗霞《清代辛稼軒接受史》（齊魯書社2005年版）則對清代辛棄疾詞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時期稼軒詞接受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宋元時期辛棄疾詞接受進行了探討。陳偉文《清代前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7年）對清代前中期的黃庭堅接受情況進行較為詳細地的研究。金元時期的文學接受個案研究以元好問和《西廂記》接受研究為代表。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中國社會出版社2010年版）一書把元好問詩歌接受史分為三個時期，即形成時期（金元）、曲折發展時期（明代）、時期（清代）。全書主要是梳理各個時期詩評家對元好問詩歌的闡釋、詩人創作受到元好問詩歌影響的情況，并輔以選本、集本的效果和傳播研究。伏滌修《〈西廂記〉接受史研究》（黃山書社2008年版）從刊刻、選本與曲譜收錄、演唱、本文批評、題評考訂、改續之作、文學影響等各方面探討了《西廂記》在明清時期的接受情況。
（四）小說接受個案研究
古代小說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來研究小說的專著是劉宏彬《〈紅樓夢〉接受美學論》（1992），但該書更多的是美學意義上的探討。高日暉、洪雁《水滸傳接受史》（齊魯書社2006年版）對《水滸傳》的接受進行了研究，把《水滸傳》接受史分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現代和當代幾個時期。郭冰《明清時期“水滸”接受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則對明清時期的“水滸”接受進行了探討，分統治者、文人和民眾三個層面來論述。宋華偉的博士論文《接受視野中的〈聊齋志異〉》（山東師范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對《聊齋志異》的接受進行了論述，分古典接受階段、建國前的現代接受、建國初期的接受階段、新時期的接受階段幾個時期，并考察了《聊齋志異》的域外接受情況。
二、古代文學接受研究的反思
無庸置疑，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在借鑒外來的接受美學作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方面，經過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廣泛地運用到古代文學研究當中，不僅使外來理論得到了本土化轉換和運用，而且開拓了從讀者接受視角研究文學的新視野，促進了古代文學研究新的學術生長點，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古代文學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經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這既充分體現了“經典”的藝術價值、藝術魅力和藝術影響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對于“經典”研究對象選擇的學術銳敏性，有助于幾千年的文學經典作家作品的藝術成就和藝術價值得到當代重估和轉化，有助于傳統文化在當代復興和繁榮。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古代文學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處：
一是接受理論的進一步轉化和深化問題
接受研究強調從讀者視角來研究文學的傳播問題，而讀者接受往往是與文本傳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如何區分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現實難題。如張靜《元好問詩歌接受史》雖題為接受史，但一些章節內容涉及到傳播的問題，如元好問詩文集編定、刊刻顯然是屬于傳播范疇。而有些問題的討論則很難區分是傳播還是接受。像元好問詩歌的選錄研究，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它是傳播范疇；從詩歌選錄者來看，它又是接受范疇。再如清代元好問詩歌的評點與箋注，從評點與箋注者來看，屬于接受范疇；從元好問詩歌本身來看，又屬于傳播范疇。盡管有些學者已經對文學接受的理論作過一些探討，并且有過文學接受研究的學術反思，但這些理論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圓滿解決研究中的難題。因此，從理論和實踐上進一步理清接受與傳播、接受與研究的本質區別，這樣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學的接受研究，開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決傳播與接受的區分，突出文學接受，還是應該抓住“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因為文學傳播本質上是離不開讀者接受的，沒有讀者接受就沒有文學傳播，在讀者接受這一核心觀念下，既可以厘清傳播與接受的區分，也可以對傳播材料作接受解讀，從而深入探討文學接受之于傳播的價值和意義。
二是接受研究實踐進一步拓展和創新問題
古代文學接受研究以經典文學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為主，同時也有一些宏觀上的接受研究。其中，個案研究主要涉及到《莊子》、《楚辭》、《史記》、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元稹、白居易、姚合、賈島、蘇軾、柳永、周邦彥、辛棄疾等。無疑這些個案研究突出了中國文學的經典性，特別是唐詩和宋詞的經典性。但無論是時代的分布上，還是研究對象的數量上，個案研究中經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廣泛性，采集面顯得較為狹窄。因此，突破唐詩宋詞的視閾局限，進一步拓展經典作家作品對象采集是個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觀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綜述所論，其研究也在存較大問題。宏觀研究一方面要從時間視閾出發進行通代或斷代接受梳理，探討中國文學的通代或斷代接受情況；另一方面也要從空間視閾出發進行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情況，探討某一地域文學的接受或被接受情況。同時，宏觀研究還可從作家群體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學家族接受等方面來創新。宏觀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學與次流文學、主要作家與次要作家之間關系處理，否則宏觀的接受研究就容易變成為個案研究的拼盤，而顯示不出宏觀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學術價值和意義。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視閾問題
關鍵詞：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實踐性；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本文是寧夏大學2010年校級教育教學改革立項“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性教學改革”之階段性成果。）
獨立學院是中國高校教育體制近十年來出現的新嘗試，如何建設自己的辦學內涵，形成自身鮮明的辦學特色，走出一條全新的完全適應當代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需要的辦學模式，這就需要我們立足于學生的知識現狀、學院的教學現狀，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探索符合獨立學院特點的新型實踐性教學體系。本文針對筆者在獨立學院承擔《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工作所推行的實踐性教學改革提出若干粗淺的看法。
一、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性教學是切合學生實際知識結構與學習訴求的最佳教學途徑。
毋庸諱言，獨立學院所招收的學生絕大部分在中學階段都沒有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較差，基礎知識的掌握較為薄弱。筆者曾在漢語言專業四個年級的班級進行過問卷調查，問卷中羅列的問題從中學階段是否對中國古代文學有無興趣？是否主動參加過古典詩詞誦讀活動？上大學之前是否閱讀過中國古代小說名著？到進入大學以后對古代文學的興趣有無變化？有沒有一個比較明晰的學習古代文學的目的？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85%以上學生的回答竟然都是沒有。由此可見，中學階段以高考取得高分為目的語文教學使得一部分學生對于古代文學興味索然，在他們看來，古典文學就等同于雜亂無章的知識碎片，是老師強行灌輸、注入于他們心田的，學生只需要機械地去背誦、接受即可。因為學生并沒有被激發起學習古典文學的興趣，更沒有養成以一種主動的精神去接受古典文學精品的浸潤、熏染，以此來提高自己的文學修養，培育自身的人文情懷，所以進入大學以后，學生頭腦中關于古典文學零碎的知識碎片，早已被時間的流逝蕩滌殆盡，他們對古典文學作品的感受力與領悟力存在著先天不足，故而，進入大學后，他們會帶著某種成見來面對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絕大多數學生學習興趣也就自然不會有什么明顯的變化。這就是獨立學院教學對象學習《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現實基礎。
與此同時，筆者的調查問卷中也涉及到了獨立學院學生對古代文學教學的學習訴求與最佳教學途徑。下列問題引起了接受調查的學生較為深入的思考：現在大多數人都不屑于古典文學，你對此抱有何種態度？95%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古典文學并沒有過時，學習它有助于形成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你認為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目的是什么？90%以上的學生回答是，了解古代仁人志士的優秀道德品質，更好的為自己修身養性；你希望教師以什么樣的教學方式講授古代文學？98%的學生回答是，聯系現實，古為今用；你覺得采用n+2教學改革模式①的學習效果到底好不好？85%以上的學生回答是很好。
通過調查了解，獨立學院的學生也有著比較強烈地學好《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愿望，只是他們更加渴望這門課程的學習與講授能夠立足于他們自身的知識現狀，能夠為他們健全人格培養提供一些切實的幫助，進而為將來步入社會從事某種職業提供實際的能力培養。
二、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性教學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實踐性教學目標不明確。
獨立學院要創出自身特色，培養的學生在激烈競爭的就業市場具備較強的競爭力，就必須要有明確的具有一定創新性的培養目標。它的“新”要以教學為中心，以就業為導向，以培養普通應用型人才為核心目的，體現在教學上就是要探索教學理念、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全面轉型革新?！吨袊糯膶W》作為獨立學院漢語言文學、新聞、文秘等專業的必修課程，學時較長，內容廣博，課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目前獨立學院在對這門課程的教學中流行的教學模式，是“文學史”加上“作品選”，而以“史”為主，許多學校甚至將這門課程直接當做“中國文學史”。既然是“史”，所講就多為作家地位、藝術成就、時代思潮、發展規律之類宏觀問題。這種教學模式的局限與流弊是顯而易見的：學生缺失對古代文學優秀作品魅力的直觀感悟，凌空蹈虛的理論概述不但會挫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而且也會引導學生去應付教學、應付考試，使得他們只須死記硬背文學史上歸納的條條款款就能在這門課程的學習中輕松過關。這樣的教學模式，既與學生學以致用的學習愿望想去甚遠，而且學生走出校門也定會難以適應當今社會對文科人才的要求。
（二）實踐性教學體系的建構不完善。
獨立學院在成立之初多依附于一本大學，所以其人才培養模式和人才培養方案先天嫁接母體，教學基本上延續傳統的教育教學模式。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重理論教學、輕實踐教學，重知識傳授、輕能力素質培養的問題比較突出；實踐教學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即使有實踐教學的環節，也往往多半淺嘗輒止，缺少系統性、多層次性和相對獨立性；實踐教學的內容比較單調，達不到培養學生實際能力的需要；課程考試多沿用傳統的閉卷考試方法，實踐教學的成果無法反映到對學生學習成績的考核之中。
（三）實踐性教學資源相對不足。
獨立學院發展速度較快，但似乎更多是在追求一種量的增長，不乏一些學校在盲目地擴大招生規模、拓展招生專業，無暇顧及教學基礎設施的建設，更無力量投入經費保證實踐教學的正常進行。實踐教學需要的圖書資料及相關的教學輔助設備得不到保障，從而導致學生實踐訓練不足，直接影響了實踐教學的質量。
（四）實踐性教學所需要的指導教師較為匱乏。
由于獨立學院成立時間較短，師資力量的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近年新招進的老師都比較年輕，普遍缺乏教學經驗，外聘教師的流動性較大，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形成一個固定的教學團隊，良好教學傳統的傳承更是無從談起。而《中國古代文學》的實踐教學又對教師的教學技巧與自身的知識儲備、科研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如果因為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不足，或是指導實踐的教師頻繁變動，實踐教學自然會失去對學生應有的吸引力。實際上，獨立學院實踐教學指導教師隊伍質量，已然成為了能否推行實踐教學的瓶頸。
三、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性教學的策略與方法。
（一）確立以綜合素質的提升為培養目標的教學模式。
筆者認為，獨立學院講授《中國古代文學》，不應該簡單地把這門課程當成“史”或“論”來教學，而應該著重講授中國各體文學本身，應該引導學生多讀和細讀經典文學原著。通過多讀與細讀，去感受中國文學的藝術魅力，從而培養學生典雅的氣質與高雅的情操?！拔覀儜撆囵B全面發展的學生，使他們不僅具有開拓新知識的創造力，而且具有一個高尚的靈魂，具有正確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及對社會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實現自身價值的同時成為對社會有貢獻有價值的一分子，他們才能作為一個完整人格的人度過更有意義的一生。”[1]完整的人格應該具備樂觀豁達，積極向上，有責任心和使命感等一系列基本特征。而《中國古代文學》俯拾皆是的真善美的內涵，不但完全能夠提供完整人格塑造的基本素材，而且它還能以厚重的文化濡染力量，沁人心脾的優美意境，潤物無聲地發揮對學生理想人格的熔鑄作用。袁行霈先生說過：“中國文學的創作注重表現意境，文學的鑒賞當然也應該力求感受和進入意境。當我們讀著那些意境深遠的作品時，可能暫時忽略了周圍的一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整個心靈沉浸在想象的世界之中，有時是自己的審美經驗被喚起，并和詩人取得共鳴，有時會對一種新生活、新的性格，對宇宙和人生得到新的理解。有時會感到超越了故我，在人格和智力上走向更加光明和智慧的世界?！盵2]
在基礎知識的掌握方面，重點要求學生體悟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與此同時，輔以背誦與模擬練習，將古典名篇的語言藝術化為己有，從而轉化為一種實用的技能，即能以優美雅致的文筆撰寫各類文章，包括應用文，學術文以及美文等。至于文學發展史一類見仁見智的理論問題，作初步了解即可。事實上，獨立學院中文系的培養目標，主要是社會各行業包括國家各級機關廣泛需要的文職人員，而不可能是作家、詩人或文學批評家。眾所周知，作家或詩人無法由高校批量生產，而文學批評家則社會所需有限。所以，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應該既務虛又務實，以培養學生的氣質、情趣、談吐與文筆等為主要目標。
在能力培養與提升方面，通過《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學習，要求根據獨立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人才培養方案和以就業作為導向的應用型人才具的具體要求，著重培養學生以下幾方面的能力：第一是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的實際能力：作為中小學語文教師應具備的古典詩詞教學的實踐能力和分析歸納與綜合鑒賞作品等專業技能。第二是具備初步的科學研究能力：能夠通過古注閱讀古典文學原著，具備文本解讀的基本能力；能夠檢索使用文獻資料，并且把握學界相關問題的研究動態，具備獨立撰寫文學專題研究報告或文獻綜述的能力。第三是從事其他行業的競爭能力：未來從事與漢語言文學相關的職業，諸如文秘、新聞、傳媒等職業所具備的人文素養、綜合素質與聽說讀寫的能力。
（二）制定以自我實踐為導向的課程改革措施。
獨立學院《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如何對學生進行實踐訓練？通過我們幾年的教學實踐驗證，以下措施效果頗好：
首先，任課教師要對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有明確的認識，課堂教學要圍繞形成學生能力為核心而展開。具體做法是，通過古典文學原著的精講來建構學生聽說讀寫實訓的基本內容。譬如古典詩詞的講讀，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的鑒賞和了解古詩詞體制常識層面，而是要讓學生在掌握古詩詞鑒賞技巧的同時，能夠自己去作詩和填詞，對學生寫作能力進行訓練，以學生的古詩詞創作代替傳統的課后練習，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方面更加感性地鞏固了所學的知識，另一方面，達到了學以致用，強化了學生的寫作能力與學習興趣的目的；“文讀百遍，其義自見”，古典文學經典作品需要大量吟誦，課堂教學中，適當組織學生學習吟唱古典詩詞作品，或者進行詩詞的背誦與誦讀比賽，讓學生在朗朗讀書聲中去體驗作品的美感，培養學生的審美感悟力以及對傳統經典作品內在精神的把握能力；《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也應積極借助多媒體教學手段，可以通過播放一些優秀文學作品的聲像資料，以更加靈活有趣的方式來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興趣，也可以讓學生將一些經典的文學作品片段排練成話劇或情景劇的形式在課堂上演出，通過場景的再現，真正引領學生走入古人的世界，去切身感受他們作品所表達的喜怒哀樂之情。筆者曾在講授屈原《九章》和司馬遷《史記》的時候，就曾讓學生自導自演過《山鬼》和《高祖本紀》中的鴻門宴，學生的反映非常好。
其次，以學生知識的應用與提升為目標，拓展學生學習與實踐的平臺。教師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中要時常有一種引起學生思考一些學術問題意識，一些有爭議的問題，或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可以在課堂上介紹給學生，并給學生提點一些思考的門徑，讓學生課下去嘗試搜集相關資料，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解決的方案。另外，教師也應該將學生納入到自己的課題研究工作之中，按照一定的步驟與計劃讓學生參與一些研究的基礎工作。通過引導學生進入古代文學的現代研究，讓學生去了解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方法，進而促進學生科研能力的形成。
再次，教師要注意培育《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學習的氛圍，注重發揮一種積極參與的群體效應。可以組織學生成立學習古典文學的興趣小組，以團體的形式讓學生分工協作去制作一些課件在課堂上進行演示；也可以根據學生不同興趣成立讀書小組，成員之間相互分享閱讀感受；也可以組織部分學生成立古典文學研究小組，由教師給出相關的問題，讓學生利用團隊的優勢去鍛煉解決問題的實際能力。
最后，要注重《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教學效果的檢查。獨立學院課程改革的實施，不能只停留在某種方案的提出，而是要落到實處并且使任課教師和學生都看到實效。從學院教學管理的層面來說，要制訂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檢查的辦法，切實保障實踐性教學的常態化，從具體任課的教師來說，不但要擔負學生一系列實踐活動的指導教師，而且也要負責考核檢查學生的實踐成果。
（三）完善實踐性課程的管理體系。
獨立學院推行《中國古代文學》課程實踐性教學改革，著眼于課程管理體系的完善與建構，制定好本課程的實踐性教學標準、實踐教學教學質量規格、反映實踐教學成果的考試大綱、實踐性教學指導綱要等教學文本，從體現實踐性教學大綱的指導性和規范性出發，不僅結合每章的教學內容，設定考核目標作為評價實踐性教學效果和實踐性教學目標完成的尺度，而且制定統一的實踐性教學質量規格要求。同時，還要加強對學生學習方法和課堂延伸的學習內容的指導，提供相應的參考書目和具體學習要求，使學生的學習有明確的指向，真正在大學四年的學習生活中能將自己鍛造成為人格健全、具備一定實際能力的合格人才。
注釋
①“n+2教學改革模式”是我院采取的一種教學、考試模式。其中n是指教學的動態化管理或教學過程考核，包括課堂實踐、討論、考勤、作業等，原則上n要求大于或等于3，2是指讀書筆記加期末考試。這三項考核成績構成本課程最終成績，其比例是40%+20%+40%。
參考文獻
(一)重學生輕教師
隨著素質教育的提倡，建構主義教育理論與雙主體教學理論為越來越多的教師所認同，他們開始轉變觀念，越來越注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強調以學生為中心。這是教改中最為可喜之處，因為觀念的改變可以促進教改的深入與發展。但是在實際操作中，有時矯枉過正，重學生卻輕教師。具體表現在，以學生的興趣為導向標，忽略了教師自身的引導作用。事實上，素質教育在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同時，也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這種誤區的形成既有主觀因素，也有客觀原因。主觀上，教師的動機是好的，但效果卻不能與動機成正比。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紹———思想內容———藝術特色”的三段論式教學，這種模式今天依然有著較大的市場。這種教學方式，往往“面”鋪得較廣，“點”挖得不深，教師更多的是充當了知識的傳聲筒，因而課堂教學引發不了學生的興趣。為改變這種現狀，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師就通過講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壇趣事、野史逸聞等相關內容來豐富教學課堂。這樣的穿插教學本無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學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擴大學生的視野，增加知識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過分傾斜于此，教改就會走向誤區———為吸引學生而忽略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傳授了基礎知識忽略了能力培養。客觀上，隨著教師教學評價體系的改革，學生評教成為教師教學評價的重點，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學業績的好壞取決于學生的喜好。學生評教的角度往往從自身的興趣出發，要求課堂氣氛輕松，不能注意到知識的系統與銜接，不愿接受思考與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動的好課就被狹義地理解為多講故事、多舉事例。筆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學課”向學生展開調查，70%多的學生認為文學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師“多介紹一些背景知識、作家生平及相關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學教學中明顯感覺到:學生對小說教學的興趣遠遠高于詩文教學。教學評價體系以學生評教為主，勢必對教師的教學活動產生誤導，為獲得學生的高分評價，一些教師的教學自然會迎合學生的口味。教與學的相互融洽，應該是教學中的極高境界。然而，以犧牲教師的主導地位為代價換得的“融洽”，應該說是得不償失的。學生得到的是信息時代網絡書籍上輕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養能力時代的能力喪失。最典型的莫過于四年本科畢業，畢業論文都無從下手。
(二)重手段輕方法
當今社會是信息化的社會，社會的進步帶動了教育的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正越來越深入地走進教育，多媒體教學就是最好的說明。小小三尺講臺可視接千里，耳聽八方。教學容量增加了，教學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學的生動性、直觀性加強了……多媒體教學正顯示出其巨大的優越性。正如一枚錢幣有正反一樣，多媒體教學中也存在誤區，這就是重手段輕方法。明顯表現在多媒體課件蜂擁而上，教師教學方式方法依然陳舊。以古代文學教學為例，教學方法依然是傳統的“三段論”直講，不同的是將粉筆板書換成多媒體的屏幕顯示，配以一些畫面與音樂。其最終除增加學生的感官刺激外，與傳統的教學效果并無二致。這種現象的形成，筆者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對多媒體教學認識的偏差。作為現代教育技術重要手段的多媒體具有時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辦學、教學的一個重要指征。無論是對學校的本科教學(研究生)驗收還是對教師的教學評價，多媒體教學都是一個重要的參照因素。多媒體教學的重要性，往往使人們在認識上產生一種錯覺:凡運用了多媒體的教學就是教改，就是好課。事實上，多媒體只是適應時展、以計算機作為知識載體的教學手段。多媒體(計算機)教學始終也只能是一種輔助的教學，它不可能改變整個教育過程中的實質，教學的主體只能是教師與學生。這就好比教師是廚師，學生是吃飯者，多媒體是灶具、炊具。飯菜是否可口，關鍵是廚師的手藝和學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響只是在于做飯的功效。一堂好課，手段固然不可缺少，關鍵還是在于教師的教學方法。衡量一堂好課并不能以是否運用了多媒體技術為標準。曾經有幸聆聽過中國文學研究所楊義先生的兩次講課，沒有多媒體技術的幫助，卻依然讓我們有如沐春風之感，領略到“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內涵。應該說，教師的主導地位就體現在教師的知識積累及傳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輕方法，只能使多媒體教學成為新瓶裝舊酒的傳統教學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確合理地使用現代教育技術。教師自身的現代教育技術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輕方法的一個原因。多媒體教學中，教師運用最多的莫過于教學課件。課件的來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網上下載，或是花錢購買。自己制作的課件，因為計算機知識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燈片的形式出現，結果無非是將原來粉筆的板書變為電子板書，換湯不換藥，不能有效地發揮多媒體的作用。網上下載或購買的課件，因為“舶來品”的緣故，教師不熟悉教學內容，喪失教學的主動性，很可能導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現代教育技術水平的限制，課件往往重復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使得教學模式固定化，從而抹殺了教學中的個性、特色與靈活性，限制了教師主導作用的發揮，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輕方法的誤區。
二、特色課堂的構建———古代文學教改的應對措施
美國教育學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學就如同賣之于買”，也就是說:要讓學生會學，教師就必須會教。古代文學教學的目標應該是，讓學生在掌握古代文學知識的同時，增加人文素養，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創新能力?；诖?，筆者認為充分運用多媒體技術，優化教材與課堂結構，發揮教師主導作用，構建特色課堂至為重要。古代文學特色課堂構建的前提條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學內容。原則是充分發揮教師與學生的主體作用。目的是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知識，提高科研創新能力，增強人文素養。為此，筆者將古代文學特色課堂分為三個有機組成部分
(一)強化記憶的自學課堂
該課堂體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學生自學為主，利用多媒體技術，將古代文學的基礎知識與古代文學學科的考試相結合。具體操作上，以教師為主導，首先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介紹給學生，使學生對古代文學史在總體上有一個宏觀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學習中做到知識的系統化與完整性。比如，介紹到魏晉小說，可以將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加以介紹;學習宋代詩歌，可以將北宋、南宋詩壇加以概括。接著，在多媒體的教學屏幕上顯示一個教學單元的基本練習，諸如作家的字號、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學流派的解釋，作家創作的概況等基本知識，由學生在課前預習及課堂開卷的基礎上隨堂完成。學生的練習作為該門課程總成績的一部分。這樣的教學課堂，可以充分優化教材，將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識以相對少的教學時間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線索并加以強化訓練。同時，通過強制也可以加強學生學習的自覺性與主動性，打好古代文學的基礎，杜絕平時作業中的抄襲及期末考試時的臨時突擊和舞弊現象。
(二)“授之以漁”的能力訓練課堂
該課堂的特色主要是對教材中的重點章節有選擇地進行專題講述，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科研創新。專題教學中教師可將自己的科研成果、參考資料等通過多媒體屏幕介紹給學生，進而教給學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講解姜夔作品，可以結合周濟的《宋四家詞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的評論加以講評。講授清代小說時，可以將當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熱點、研究空白等介紹給學生。據筆者了解，這樣的教學內容還是比較受學生歡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學生認為教師不是教“死書”，能擴大他們的視野，調動和激發他們的科研創新能力。專題研究教學也可以采用討論教學，可以事先布置討論題或讀書報告，要求學生查閱資料，課堂上以學生介紹資料綜述及自己的觀點為主。如《聊齋志異》專題可重點分析其女性形象。《聊齋志異》幾乎所有的愛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動找書生，并且一見面就委身于書生，就此可讓學生展開討論，進而深入探討作者的女性觀。教學中，應根據教學課時及教學要點設計好一學期的教學專題，如，唐代文學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學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給學生以啟發，培養學生的能力。這種教學課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點，重要的是通過平時的訓練，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為畢業論文的完成打下基礎。同時，也可以避免學生畢業時，論文無從下手，抄襲、剽竊他人勞動成果的現象。
(三)增強人文素質的情商課堂
“情商”是心理學家相對于“智商”提出的一個概念，是指人在情緒、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質。在這一點上，古代文學課占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在古代文學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顯現著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優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導得法，古代文學課完全可以成為生動的美育課，給學生以心靈的洗滌與凈化。情商課堂的創立就是要聯系古代文學作家作品對大學生進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學生的人文素養，提高大學生的審美直覺能力，增進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進一步塑造大學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課堂可以通過學生感興趣的作家生平經歷，針對現實生活中的熱點話題，展開討論，從而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如蘇軾生平經歷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終能保持一份樂觀。《瀲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賦》《水調歌頭》都表現了這一共同特點:人生的不快、不順、不幸、不如意都在對自然、生活的熱愛中得以化解。將蘇軾的人生態度與當前大學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聯系，會給學生很好的人生啟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會一片黯淡;只有盡量去尋找、發現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會海闊天空。該課堂也可以在講解作品時聯系相關話題，對現實生活中的普遍現象進行思考。如講解《紅樓夢》時，可將賈府的腐敗與當今的社會現實相結合。賈府的腐敗包括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三方面，賈府的腐敗是它走向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腐敗不僅是封建社會的毒瘤，也是當今社會的毒瘤，通過《紅樓夢》的學習，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義。愛情是文學永恒的主題，也是大學生最感興趣、最敏感的話題?！读凝S志異》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離開了原先的“愛人”，可以聯系近年來大學生因失戀輕生的現象，探索其原因，對大學生進行愛情觀、生命觀的教育。此外，情商課堂還可以通過對古代詩詞的欣賞、朗讀陶冶大學生的性情，培養其審美欣賞的直覺能力，增加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中，利用多媒體手段，將音樂、畫面、朗讀等多種手段有機結合，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課堂可以使學生從書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學教學更貼近現實人生，從而增添時代氣息。這是中國古代文學優秀傳統薪火傳承的重要途徑之一。作為高等院校的學生，人格的塑造，對今后走向社會至關重要，因此，情商課堂的構建是高校古代文學教學的一個亮點。
三、結語
梅新林在此基礎上，將各行省、府州、縣的具體人數統計了出來，并引入“今屬省籍”進行比較[2](P124-134)?！吨袊糯膶W通論•遼金元卷》專設“元代之區域學術精神與詩文風貌”一章[3](P439-459)，按照前中后三期的時間線，論述了前期北方的北宗學術與中州文風、南方的學術融會與文風融通，中后期極具代表性的江西、江浙、吳中文壇實績，對元代地域文學做出了整體勾勒。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研究》[4]涉及南宋遺民的地域分布、遺民類型及群體心態、詩歌主題取向等內容，該書將遺民群體按地域分布劃分為：故都臨安群、會稽山陰群、臺州慶元群、浦陽群、嚴州群、江西群、福建群、東莞群等。唐朝暉《元遺民詩人群研究》[5]以江南浙西道遺民詩人群、浙東遺民詩人群、江東建康道遺民詩人群、江西湖東道遺民詩人群、福建閩海道遺民詩人群、海北廣東道遺民詩人群及其下屬各路等行政單位為劃分單元，對其境內的元遺民詩人進行了系統考述。查洪德《元代學術流變與詩文流派》[6](P61-71)將元代詩文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六大流派，三個階段指前期的南北抗衡，中期的東西并峙，后期的吳越對立。六大流派則指前期的北方和南方，中期的江右和浙東，后期的吳中和浙東。這一分類大體符合歷史事實。顧世寶《元代江南文學家族研究》[7]簡單介紹和描述了江浙、江西、湖廣、福建等地的27個文學家族，并對宣城貢氏作了重點討論。元末明初的詩歌流派異彩紛呈，相當繁盛，明人胡應麟對此有精辟概括“：國初，吳詩派昉高季迪（高啟），越詩派昉劉伯溫（劉基），閩詩派昉林子羽（林鴻），嶺南詩派昉于孫蕡仲衍，江右詩派昉于劉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據一方，先驅當代。”[8](P342)王學泰《地域分野的明初詩歌派別論》，廖可斌《地域文人集團的興替與元末明初文學思潮的變遷》，李圣華《初明詩歌研究》[9]都是聚焦此段文學史實的研究力作。后者為專書，以越中派、吳中派、江、閩中派、嶺南派五個詩歌流派為主要研究對象，全面系統地對其群體構成、詩歌創作成就和詩歌發展狀況進行了探討。具體地域研究方面，江浙、江西、大都作為元代文學最發達的區域，匯聚了學界最集中的關注和最高的研究熱情。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詩派中，吳中派是學術研究的熱點，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吳中文學研究綜述》[10](P37-42)從綜合性研究、文學思想研究、社會文化研究等宏觀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詩社研究等微觀方面入手，對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吳中文學論述進行了整理和總結。該文未嘗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還有廖可斌《論元末明初的吳中派》，晏選軍《元明之際吳中地區士人群體與文學思想研究》[11]。元代浙東地區文化鼎盛，文人輩出，特別是在元明之際，浙東文人階層因其與朱明政權的緊密聯系而備受關注。董剛《元末明初浙東士大夫群體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東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東三作家研究》[12]關注浙東文人的生平出處與政治選擇，都將文人命運放在元明易代大環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選取劉基、宋濂、戴良三人進行研究，分別考察了他們的生平交游和文學創作。饒龍隼《元末明初浙東文人擇主心態之變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過浙東文人擇主心態的變衍，反溯其根源在浙東“正學”：將“正學”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為公的悖論，終使擇主失敗。江浙郡邑文學研究方面，歐陽光《論元代婺州文學集團的傳承現象》[14](P380-400)粗線條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傳承情況，并扼要分析了形成這一文學集團的歷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體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區的文士和文學為研究對象，描述了當地的詩文創作情況，并為黃溍、胡助、吳師道、宋濂、王祎五人編制了年譜。楊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詩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際四明文士的心態及其文學理論與主張，并對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詩文活動分別設章進行了研究。崔志偉《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體研究》、朱傳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兩篇學位論文則關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體和文學現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學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劉明今的《劉辰翁父子與宋元之際江西文壇》、《吳澄與宋元之際江西地區文學批評的風尚》[18]兩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劉辰翁和吳澄，分析了圍繞在他們周圍的江西文人群體及其文學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學特質有異于其他地區。饒龍隼《南唐故家與西昌文學》《接引地方文學的生機活力———西昌雅正文學的生長歷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將該地獨有的文化氣質與南唐時期舊家古族遷居于此聯系起來，并發掘其深刻的文學意蘊，認為其雅正和平的文風與明初臺閣體的出現息息相關。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20](P141-145)與饒文的結論頗為相似，該文認為江西文人群以其獨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吳中、越中文人而成為文壇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樸的詩風文風與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趨向一致，從而成為文壇的主導風格，并深刻影響了臺閣體。劉建立《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以劉壎、李存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陸學與江西文壇的交叉為切入點，以劉壎和李存為重點研究對象，在介紹元代社會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壇風氣基礎上，分析了劉壎與李存的陸學思想，以及在陸學思想影響下的文學理論與詩文創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匯聚之地。辛夢霞《元大都文壇前期詩文活動考論》[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開科舉的一百年間，以燕京及大都為中心的文學圈內，文人群體的詩文活動。該文以準備、開端、融合、前奏為次序描述大都文壇的歷史發展，全景勾勒出文學的盛景。楊鐮《元代文學的終結：最后的大都文壇》[23](P96-103)例舉大量文人事跡，回顧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幾年間大都文壇最后的繁榮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壇在溝通南北文人聯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無可挽回地曲終人散的結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學史》[24]分上下二編，上編為北京元代文學的基本內容，包括對社會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對北京元代文學狀況的簡要勾勒，上編的主要篇幅則是以作家介紹為主的大都雜劇、大都散曲、大都詩文三部分。下編為北京元代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雜論之作。
綜合上述，元代地域文學研究成果豐碩，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梢哉f，這些研究已經基本廓清了元代地域文學的創作實績。其中，江浙、江西、大都三個研究熱點的突出也表明相關研究已大致勾勒出了元代地域文學的歷史輪廓。筆者認為，今后一段時期，元代地域文學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取得進一步收獲。一是加強搜集元人自身和明清人對元代地域文學發展的觀點和見解，從“夫子自道”和“后人接受”兩方面著手，還原地域文學現象的歷史原貌和衍變線索。元人對其所處時代的文學實況已有清晰的認識和較為系統的總結。如劉詵論江西文學，胡助論婺州文學等等，就表現出顯著的建立學術傳承譜系的意識。又如清人顧嗣立在《元詩選》中對元代詩歌北方承金、南方接宋、西北弟子聯翩而至等現象的描述也帶有總結時代文學線索的意思。二是加強不同地域間文學交流和互動的研究。地域文學雖然具有較獨立的研究品質（如地域風貌與文學風氣的投合等），但并不意味著一定要進行排他性的研究。不同地域間的文人是在流動和互動中完成人際交往和文學交流的。這既包括文人的流寓和過境，也體現在相互酬唱和撰寫送別序方面。不同地域文學間的碰撞和融通往往具有特殊的文學史意義。三是加強縣域文學研究。地域文學根據不同的行政劃分形成了不同的分區單位。元代地域文學既可以簡單地以南方和北方為論述單位，也可以進一步以江西、江浙、大都等行省一級為單位，甚至再進一步以婺州、四明、杭州等郡邑一級為單位。這三種行政區劃級別上的地域文學研究都已為學界認可和重視。但實際上，我們還可以再具體細微地將研究觸角伸展到州縣一級，開拓縣域文學研究的“小”天地。如江西之豐城、南城、南豐、泰和、清江，江浙之天臺、黃巖、桐廬、浦江、上虞等地皆是人杰地靈的所在，詩文創作繁盛，在這一級別上進行的相關研究能更深地觸及文學最底層最本質的東西。況且文人在為文章署名時，常常自稱某縣域某人，這是他們對個人身份進行自我體認的表現，理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2.中國化與系統化的結合之道——李達獨特的哲學探索時麗茹，ShiLiru
3."仁愛"與"兼愛":兩種不同的和諧文化傳統朱傳棨，ZhuChua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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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現代漢語"不料"復句考察劉平，Li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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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芳情不悔說啟蒙——讀蕭萐父《吹沙三集》、《蕭氏文心》等著作的體會高瑞泉，GaoRuiquan
14.傳統與現代化之間——蕭萐父先生"歷史接合點"思想初探秦平，QinPing
15.秦、楚文化對戰國至秦漢統一格局影響之比較研究胡克森，HuKesen
16.李東陽的文學傳播意識薛泉，XueQuan
17.《紅樓夢》"矛盾"現象研究述略曹金鐘，CaoJinzhong
18.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與出路閔澤平，MinZeping
19.詩詞創作中的意境與語言藝術于華東，YuHuadong
關鍵詞：多民族；文學史觀；文學史建構；文化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學史觀作為一種文學史觀念，學界通過討論明確了“多民族文學史觀” 是什么和為什么要創建兩個基本問題。然而，作為一種文學史寫作的實踐策略，因為少數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復雜性，“中國多民族當代文學史”寫作并未獲得學界廣泛認可的進展。
一
“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并成為當前的學術熱點，具有一定的理論基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學說的創建，勢必會提供一方堅實的思想基石，積極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墊高包括中國文學研究在內的諸多相關人文學科的學術建設基準”，[1]（P5）它是20世紀哲學思想轉向的結果——“20世紀人類思想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從歷史領先原則向相互作用原則的轉變，反映在辯證法領域，則是黑格爾對立統一原則受到質疑和挑戰并提出平行統一的概念。這一概念用之于中華多民族文學史的編纂工作時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鑒，同時對于國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和文學的平行本質比較提供了方法論指導”[2]（P5）。同時不應忽視的是，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是多民族文學史建構實踐與少數民族文學學科反思所獲得的文獻積累的結果。
首先，多民族文學史觀的興起離不開學界進行多民族文學史的建構嘗試所做的鋪墊。自20世紀90年代學界就開始了多民族文學史的理論梳理和多民族文學史的建構嘗試，1995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鄧敏文的《中國多民族文學史論》，該書以寬泛的研究視角，綜合運用文學史學史和文學史原理相關理論，討論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的建設歷程、各種文學史觀、各民族文學史常見體例、各族文學關系、民族文學的產生發展和演變問題、民族文學史的分期問題，這是一部較早從文學史理論方面審視多民族文學關系的著作，為多民族文學史建構進行了準備。1997年華藝出版社出版了張炯、鄧紹基、樊駿的《中華文學通史》十卷（新版增補為十二卷），該書延續了1949年以來中國文學史編寫的總體框架，在保留了余冠英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和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部分內容的基礎上，增補了大量新觀點新內容，特別是立足于中國歷史上多民族交流融匯的事實，增加了以往主流文學史忽視掉的各少數民族文學，盡管因文學史觀的問題此部分內容并未真正有機融入國別文學史，但是其在多民族文學史編纂方面的開辟作用是積極的。200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劉亞虎的《中國南方各民族文學關系史》，該書基于探討中國南方各民族文學的關系、揭示其發展規律的目的，以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證明了中國各民族文學相互影響的文學史事實，對于形成多民族文學是互滲交流結果的文學史觀具有重要啟示。2003年楊義的《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楊義學術講演集》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跨界研究的宏大視野提出大文學觀“重繪中國文學地圖”，強調了應該形成包括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整體文學觀念，該書所提出的觀念與基本概念成為多民族史觀的主要理論支撐之一。2005年郎櫻、扎拉嘎的《中國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該書從民族融合與文化交流的角度出發，側重分析了從先秦到清朝整個古代文學不同時期民族關系的變化及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2006年關紀新的《20世紀中華各民族文學關系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該書的十六名撰稿人分別從文學先驅的倡導、代表作家的實踐、地域和族際的交流、語境背景的影響等不同角度，以評論的方式解讀了多民族文學在20世紀的交流互動。這些成果的產生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成為近年學界熱點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戲曲劇本 創作困境 戲曲復興
戲劇劇本作為文學的基本樣式之一，已經獲得了巨大的聲譽。世界文學史上，古希臘悲劇、印度梵劇《沙恭達羅》、莎士比亞作品、易卜生的現實主義劇本、荒誕派戲劇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聳峙：中國文學史上，則有《西廂記》“天下奪魁”、關漢卿自鑄偉詞、《牡丹亭》“家傳戶誦”、《桃花扇》“時有紙貴之譽”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時過境遷，西方的戲劇創作薪盡火傳、綿延不息，達里奧?福(1 997年)、耶利內克(2004年)、哈羅德?品特(2005年)等劇作家相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登上世界文學的巔峰：中國的戲劇創作卻陷入了無奈的停滯，除了源于西方的話劇時而還有個別佳作面世以外，傳統的戲曲文學創作出現了一段幾近斷層的低潮期。
當下的戲曲劇本，優秀者寥寥無幾，許多戲曲劇本要稱之為文學作品甚至都頗可躊躇。各種文學選本基本不選當代戲曲劇本，各類文學史基本不提及當代戲曲劇本――從這個標準上來說，當前的戲曲劇本已經基本被剔除出當代的文學范疇。戲曲劇本的沒落伴隨著戲曲行業的整體衰弱，讓許多學者慨嘆戲曲在一個不再屬于自己的時代里已經死亡，“戲曲屬于古典藝術范疇，這不僅因為它的蘊育、形成、興盛的時間屬于古典時期。而且還因為它所體現的思想內容、文化精神。美學價值等都屬于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基本體系，這是戲曲所應屬的歷史坐標”。
當前文化界對戲曲的態度總體上“遺產保護”多于“文化研究”，這樣的態度對戲曲的存在與發展無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種藝術形式被判定為“遺產”，本身就是對這種藝術現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遺產”這個詞總是使我們更容易注意它的歷史價值而非其本身的藝術魅力。是否戲曲和戲曲劇本真的走到了它的盡頭了呢?是否戲曲的存在只具有歷史文化學的意義，只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科學理性時代，人們對一件無價文化藝術品的珍視和崇敬”呢?
“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后，無所謂深刻與淺薄?！比魏我环N文學形態，只要它可以承載特有的符合時代和人類共同心靈的內容，就可以繼續存在并且不斷繁衍，形式結構的創新只是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能而已。這個道理正如我們今天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即使再如何花樣百出也無法否認莎士比亞的偉大一樣，文學的最終評判標準在于它是否啟發或回應了人類的情感與思索。雖然由于本身語言形式的問題。戲曲劇本不大可能被學術界劃入“當代文學”這個充分強調反叛傳統主題的文學研究范疇。但作為“當代”這個時間概念中的文學樣式，戲曲劇本理應保有在“當代”的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史對于當前戲曲劇本的莫肯一顧，更多的只是由于戲曲劇本自身的原因――當前戲曲劇本缺乏足以受到當代文學界關注的創作。
創作群體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當前戲曲劇本創作存在的一個問題。謝柏梁先生的《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是國內唯一一部以“文學”命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的專著，這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創作作出統計和評價的專著之一。與其他文學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羅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部文學史里，只列出了郭啟宏、魏明倫、鄭懷興、陳亞先、王仁杰、周長賦、羅懷臻、陳西汀、顧錫東、馬少波、李學忠等十數位比較知名的劇作家，而且往往某個劇作家只有一至兩部作品可堪一觀。與全國劇種總數超過250個、演出團體超過1500個、全年演出超過25萬場的演出規模相比，戲曲的劇本創作滯后狀況令人擔憂。創作人群狹隘，創作成果自然相應地稀少，許多劇團幾十年如一日地重復舊有劇本，將那為數有限、質量也有限的幾個劇本翻來覆去地搬演。作品嚴重脫離當前的現實，與現代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尚奇的審美需求越來越遠。戲曲在許多年輕人觀念中的陳舊形象，創作人群的狹窄與新作的稀疏要負一定的責任。
情節的不夠嚴謹不夠精彩還比較容易彌補，相比從前的劇作，當代許多新編的戲曲劇作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不乏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劇《曹操與楊修》、黃梅戲《徽州女人》、蒲仙戲《秋風辭》等。其實對于當代戲曲劇本的創作而言，情節的缺陷只是小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思想性的缺失。當前大量作品的創作思想基本停留在傳統文學時代。主題上多是宣揚精忠報國、善惡報應，內容上無非貧女含冤、公子落難、忠臣蒙屈，這些作品中，人物經常嚴重背離現實可能，情節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與當代許多電影或電視劇情節上的環環相扣、懸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實可親相比，大量戲曲編劇的粗陋更是表露無疑，這是許多年輕人不愿意走進劇場、甚至羞于走進劇場的原因之一。
曹文軒先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幾處精彩論說。我以為談到了當前大部分中國戲曲的病根：
(中國戲曲)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質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對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風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學那樣將崇高感作為悲劇的效果，而是將憐憫感作為悲劇的效果。
……西方悲劇最終產生的是震撼靈魂的力量，而中國悲劇僅僅流于悲苦感情的傾訴，最終缺乏崇高之美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戲曲被請出了當代的文學殿堂，也丟失了對新一代知識青年群體的吸引力，只是越來越淪為老年人――特別是知識底層老年人――的“過時”消遣。
戲曲劇本的當代文學身份缺席，是對戲曲當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場上，與流行文化相比，戲曲顯得過于邊緣化、過于雅致：文化上，與當代文學相比，戲曲又顯得過于粗陋、過于俗白――這種兩難的中間者困境卻絕不是像金庸武俠小說或者好萊塢電影那樣能夠雅俗共賞的瀟灑悠游。這樣的兩難困境造成了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城市中上知識階層很少參與戲曲消費，寧愿將文化消費托付于電視或者明星演唱會。戲曲演出雖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層百姓特別是老年觀眾群的追捧，但演出票價低廉，市場潛力有限，欣賞群體知識素養的低下也不利于戲曲本身藝術性的提高。由于這種不景氣，大城市的劇團經常要仰仗政府資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類劇團則舉步維艱、瀕臨破產解散的境地；農村的民間劇團固然演出頻繁，但水平低下，欣賞群體也只限于中老年觀眾，同時受到日漸普及的電視網絡的沖擊，日漸萎縮。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中國藝術研究院劉文峰研究員的《戲曲的生存現狀和應對措施――綜述》文中已經作了相當詳 細的敘述，此處不再多言。
戲曲如果想要求取復興之途，必須先提高自身的創作水準，在劇本上首先重回當代文學殿堂。而戲曲劇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學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須立足中國文化思想傳統，充分參考世界思想進程，由政治學、道德學的附庸轉向人類普遍命運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魅力；情節上，必須改變原有的物質關注套路(僅僅關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質層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復國、孝女含冤等)，將眼光放及人類面臨困境時候的一切搏擊：語言上，則必須處理好文言唱詞與白話的關系，處理好雅詞俗句的比例等問題。我們看到，當前一部分劇作家正在做著各種各樣的探索努力。魏明倫的《潘金蓮》《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劇，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溥新編京劇，王仁杰的《楓林晚》、《董生與李氏》等經典梨園戲，郭啟宏的《南唐遺事》、《司馬相如》等創作昆曲……這些劇作家有意識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復雜生活的沖突，對戲曲的淺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矯正，雖然也尚存在著各種不足之處，如過于偏離文化傳統、情節過于荒誕，將人的欲望放縱視為人性的自然解縛加以頌揚，將真實無條件地等同于藝術的美……但是畢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戲曲劇本的文學素養。
困境是客觀存在的，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遠沒有達到凄凄惶惶走上絕路的地步。
現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讓許多評論家慨嘆“在現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學已注定是一個遲暮老邁的角色，盡管它想方設法保存元氣、黽勉自撐，甚至不惜以體衰之身邁開大步來追趕年輕的已不屬于它的時代，但是這都不可能改變它日薄西山的命運”這樣的評論對于文學的當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審察，但這樣的評論顯然沒有注意到世界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當前“困境”的產生背景。與十九世紀以前曾經高達80％的文盲率相比，現代化所帶來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減少了文盲的比例，這樣的受眾環境應該是越來越適合文學發展的，而絕非導向文學沒落的悲嘆。文學界所慨嘆的文學“邊緣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話語權的失落――在遙遠的文盲眾多的時代，文學素養較高的人群曾經把持著話語權以及對于話語權的敘述權，文學充當了如同柏拉圖理想國中幻想意義上的“哲學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舉。然而事過境遷，文學對話語權和敘述權的掌控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人群分攤了文學的敘述權，而話語權則被國家和媒體所攫取。這種情況下，文學的“邊緣化”身份才被廣為流播。然而，得失之間仔細斟酌，相比于從前依靠話語權掌控而在文盲群體中形成的敬畏感，現代文明時期回歸自我的擁有更為廣泛讀者群體的文學實際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個普通的欣賞者，他對于文學的理解和對于文學發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遠遠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個打了中舉的范進后便感覺“手隱隱疼了起來”的胡屠戶。
今天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種種“盛世”誤解來源于古代掌握話語權和敘述權的少數知識群體的自我潤色。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教育被納入國家強制規劃，國民知識素養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才真正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如今占總人口數大約7％的文盲人口，雖然絕對數量仍達到了1.16億，但相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文學都擁有更多的潛在讀者。群眾的閱讀量雖然總體上落后于世界許多發達國家，但與文盲眾多、許多讀書人又只是淪為科舉犧牲品的歷代相比，文學的生存土壤也要厚實得多。另一方面，改革開放至今，生活的不斷富裕也讓更多的人能夠有足夠的金錢和閑暇來參與文化消費。中國國營劇團的困頓是眾所周知的。許多民間劇團雖然演出場次很多，但其演出對象是相對比較沒有消費能力的農民階層，演出報酬低廉，生存狀況同樣不容樂觀。反觀國外堅持藝術化戲劇路線的，許多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場效應。美國百老匯一直都是世界戲劇的中心，“人口只有幾千萬的澳大利亞，僅僅悉尼歌劇院每年演出場次就達到三千場。悉尼人口只有300萬，相當于中國的一個大中城市，但是這一個劇院每年的演出，就超過了北京市的所有劇院一年的演出數量，甚至超過全國多數省份全年劇院演出的總數?！比绻麑蚯难莩鲇^眾群設定在城鎮中上知識階層，則空閑時間較多、消費能力較高、欣賞能力也較強的這一個群體當然會更有利于戲曲的發展。目前的戲曲演出票價還很難與歌星的演唱會相比，但當年輕一代(絕大部分都接受了國民教育)穿越青春的盲目躁動、步入思想的成熟時期之后，什么能夠成為他們新的文化消費對象?藝術化的戲曲無疑將是其中最為閃亮的一種。從受眾群體的擴大、受眾欣賞水平的提高等等方面來說，也許戲曲在當前才將要迎來它的黃金時代。
戲劇劇本作為文學的基本樣式之一，已經獲得了巨大的聲譽。世界文學史上，古希臘悲劇、印度梵劇《沙恭達羅》、莎士比亞作品、易卜生的現實主義劇本、荒誕派戲劇等一座座高峰巍然聳峙;中國文學史上，則有《西廂記》“天下奪魁”、關漢卿自鑄偉詞、《牡丹亭》“家傳戶誦”、《桃花扇》“時有紙貴之譽”等等一系列名作佳品。然而時過境遷，西方的戲劇創作薪盡火傳、綿延不息，達里奧福(1997年)、耶利內克(2004年)、哈羅德品特(2005年)等劇作家相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登上世界文學的巔峰;中國的戲劇創作卻陷入了無奈的停滯，除了源于西方的話劇時而還有個別佳作面世以外，傳統的戲曲文學創作出現了一段幾近斷層的低潮期。
當下的戲曲劇本，優秀者寥寥無幾，許多戲曲劇本要稱之為文學作品甚至都頗可躊躇。各種文學選本基本不選當代戲曲劇本，各類文學史基本不提及當代戲曲劇本——從這個標準上來說，當前的戲曲劇本已經基本被剔除出當代的文學范疇。戲曲劇本的沒落伴隨著戲曲行業的整體衰弱，讓許多學者慨嘆戲曲在一個不再屬于自己的時代里已經死亡，“戲曲屬于古典藝術范疇，這不僅因為它的蘊育、形成、興盛的時間屬于古典時期，而且還因為它所體現的思想內容、文化精神。美學價值等都屬于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基本體系，這是戲曲所應屬的歷史坐標”[1]。
當前文化界對戲曲的態度總體上“遺產保護”多于“文化研究”，這樣的態度對戲曲的存在與發展無疑是最大的困境。一種藝術形式被判定為“遺產”，本身就是對這種藝術現世存在的最大否定——“遺產”這個詞總是使我們更容易注意它的歷史價值而非其本身的藝術魅力。是否戲曲和戲曲劇本真的走到了它的盡頭了呢?是否戲曲的存在只具有歷史文化學的意義，只是因為“在這樣一個科學理性時代，人們對一件無價文化藝術品的珍視和崇敬”[1]呢?
“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后，無所謂深刻與淺薄?！盵2](P.587)任何一種文學形態，只要它可以承載特有的符合時代和人類共同心靈的內容，就可以繼續存在并且不斷繁衍，形式結構的創新只是為文學的創作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可能而已。這個道理正如我們今天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即使再如何花樣百出也無法否認莎士比亞的偉大一樣，文學的最終評判標準在于它是否啟發或回應了人類的情感與思索。雖然由于本身語言形式的問題，戲曲劇本不大可能被學術界劃入“當代文學”這個充分強調反叛傳統主題的文學研究范疇，但作為“當代”這個時間概念中的文學樣式，戲曲劇本理應保有在“當代”的文學史上的一席之地。當代文學史對于當前戲曲劇本的莫肯一顧，更多的只是由于戲曲劇本自身的原因——當前戲曲劇本缺乏足以受到當代文學界關注的創作。
創作群體的局限，新作品的缺乏，是當前戲曲劇本創作存在的一個問題。謝柏梁先生的《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是國內唯一一部以“文學”命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的專著，這也是國內為數不多的對中國當代戲曲劇本創作作出統計和評價的專著之一[3]。與其他文學史中名家名作往往星羅棋布、熙熙攘攘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這部文學史里，只列出了郭啟宏、魏明倫、鄭懷興、陳亞先、王仁杰、周長賦、羅懷臻、陳西汀、顧錫東、馬少波、李學忠等十數位比較知名的劇作家，而且往往某個劇作家只有一至兩部作品可堪一觀。與全國劇種總數超過250個、演出團體超過1500個、全年演出超過25萬場的演出規模[4]相比，戲曲的劇本創作滯后狀況令人擔憂。創作人群狹隘，創作成果自然相應地稀少，許多劇團幾十年如一日地重復舊有劇本，將那為數有限、質量也有限的幾個劇本翻來覆去地搬演，作品嚴重脫離當前的現實，與現代觀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尚奇的審美需求越來越遠。戲曲在許多年輕人觀念中的陳舊形象，創作人群的狹窄與新作的稀疏要負一定的責任。
情節的不夠嚴謹不夠精彩還比較容易彌補，相比從前的劇作，當代許多新編的戲曲劇作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甚至不乏這方面的精品，例如京劇《曹操與楊修》、黃梅戲《徽州女人》、蒲仙戲《秋風辭》等。其實對于當代戲曲劇本的創作而言，情節的缺陷只是小問題，更大的問題在于思想性的缺失。當前大量作品的創作思想基本停留在傳統文學時代，主題上多是宣揚精忠報國、善惡報應，內容上無非貧女含冤、公子落難、忠臣蒙屈，這些作品中，人物經常嚴重背離現實可能，情節也常常粗陋不堪、缺乏吸引力。與當代許多電影或電視劇情節上的環環相扣、懸念上的此起彼伏、人物形象上的真實可親相比，大量戲曲編劇的粗陋更是表露無疑，這是許多年輕人不愿意走進劇場、甚至羞于走進劇場的原因之一。
曹文軒先生在《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和《第二世界》中有幾處精彩論說，我以為談到了當前大部分中國戲曲的病根:
(中國戲曲)較多地注意到了人在物質上的痛苦，而很少注意到人在精神上的痛苦。對痛苦的感情缺乏克制，缺乏風度。它做不到像西方文學那樣將崇高感作為悲劇的效果，而是將憐憫感作為悲劇的效果。[5](P.64)
……西方悲劇最終產生的是震撼靈魂的力量，而中國悲劇僅僅流于悲苦感情的傾訴，最終缺乏崇高之美感。[6](P.304-305)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戲曲被請出了當代的文學殿堂，也丟失了對新一代知識青年群體的吸引力，只是越來越淪為老年人——特別是知識底層老年人——的“過時”消遣。
戲曲劇本的當代文學身份缺席，是對戲曲當前困境的又一增遽:市場上，與流行文化相比，戲曲顯得過于邊緣化、過于雅致;文化上，與當代文學相比，戲曲又顯得過于粗陋、過于俗白——這種兩難的中間者困境卻絕不是像金庸武俠小說或者好萊塢電影那樣能夠雅俗共賞的瀟灑悠游。這樣的兩難困境造成了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城市中上知識階層很少參與戲曲消費，寧愿將文化消費托付于電視或者明星演唱會。戲曲演出雖然受到了一部分下層百姓特別是老年觀眾群的追捧，但演出票價低廉，市場潛力有限，欣賞群體知識素養的低下也不利于戲曲本身藝術性的提高。由于這種不景氣，大城市的劇團經常要仰仗政府資金扶持，中小城市的各類劇團則舉步維艱、瀕臨破產解散的境地;農村的民間劇團固然演出頻繁，但水平低下，欣賞群體也只限于中老年觀眾，同時受到日漸普及的電視網絡的沖擊，日漸萎縮。戲曲演出的嚴重不景氣，中國藝術研究院劉文峰研究員的《戲曲的生存現狀和應對措施——<全國劇種劇團現狀調查>綜述》[7]文中已經作了相當詳細的敘述，此處不再多言。
戲曲如果想要求取復興之途，必須先提高自身的創作水準，在劇本上首先重回當代文學殿堂。而戲曲劇本如果想要重回文學的殿堂，在思想上，必須立足中國文化思想傳統，充分參考世界思想進程，由政治學、道德學的附庸轉向人類普遍命運的思索者和探究者，追求具有穿透時空的永恒魅力;情節上，必須改變原有的物質關注套路(僅僅關注于某些固定的物質層面的失去，例如忠臣復國、孝女含冤等)，將眼光放及人類面臨困境時候的一切搏擊;語言上，則必須處理好文言唱詞與白話的關系，處理好雅詞俗句的比例等問題。我們看到，當前一部分劇作家正在做著各種各樣的探索努力。魏明倫的《潘金蓮《》巴山秀才》等改革川劇，陳亞先的《曹操與楊修》等新編京劇，王仁杰的《楓林晚》《、董生與李氏》等經典梨園戲，郭啟宏的《南唐遺事》、《司馬相如》等創作昆曲……這些劇作家有意識地注意到了人性的復雜生活的沖突，對戲曲的淺俗之痛作了一定的矯正，雖然也尚存在著各種不足之處，如過于偏離文化傳統、情節過于荒誕，將人的欲望放縱視為人性的自然解縛加以頌揚，將真實無條件地等同于藝術的美……但是畢竟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增加了戲曲劇本的文學素養。
困境是客觀存在的，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遠沒有達到凄凄惶惶走上絕路的地步。
現代城市文明的崛起讓許多評論家慨嘆“在現代的文化格局中，文學已注定是一個遲暮老邁的角色，盡管它想方設法保存元氣、黽勉自撐，甚至不惜以體衰之身邁開大步來追趕年輕的已不屬于它的時代，但是這都不可能改變它日薄西山的命運”[8](P.62)這樣的評論對于文學的當前困境作了充足的審察，但這樣的評論顯然沒有注意到世界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當前“困境”的產生背景。與十九世紀以前曾經高達80％的文盲率相比，現代化所帶來的公民普及教育大大減少了文盲的比例，這樣的受眾環境應該是越來越適合文學發展的，而絕非導向文學沒落的悲嘆。文學界所慨嘆的文學“邊緣化”更多的只是由于話語權的失落——在遙遠的文盲眾多的時代，文學素養較高的人群曾經把持著話語權以及對于話語權的敘述權，文學充當了如同柏拉圖理想國中幻想意義上的“哲學王”角色，做的是不大符合自己身份的僭越之舉。然而事過境遷，文學對話語權和敘述權的掌控隨著國民教育的普及而失落了，越來越多的知識人群分攤了文學的敘述權，而話語權則被國家和媒體所攫取。這種情況下，文學的“邊緣化”身份才被廣為流播。然而，得失之間仔細斟酌，相比于從前依靠話語權掌控而在文盲群體中形成的敬畏感，現代文明時期回歸自我的擁有更為廣泛讀者群體的文學實際上要更富有生命力。今天一個普通的欣賞者，他對于文學的理解和對于文學發展所提供的作用相信要遠遠大于《儒林外史》里面那個打了中舉的范進后便感覺“手隱隱疼了起來”的胡屠戶。
今天我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種種“盛世”誤解來源于古代掌握話語權和敘述權的少數知識群體的自我潤色。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教育被納入國家強制規劃，國民知識素養得到了極大的提高，這才真正為中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如今占總人口數大約7％的文盲人口，雖然絕對數量仍達到了1.16億，但相比從前任何一個時代，文學都擁有更多的潛在讀者。群眾的閱讀量雖然總體上落后于世界許多發達國家，但與文盲眾多、許多讀書人又只是淪為科舉犧牲品的歷代相比，文學的生存土壤也要厚實得多。另一方面，改革開放至今，生活的不斷富裕也讓更多的人能夠有足夠的金錢和閑暇來參與文化消費。中國國營劇團的困頓是眾所周知的。許多民間劇團雖然演出場次很多，但其演出對象是相對比較沒有消費能力的農民階層，演出報酬低廉，生存狀況同樣不容樂觀。反觀國外堅持藝術化戲劇路線的，許多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場效應。美國百老匯一直都是世界戲劇的中心“，人口只有幾千萬的澳大利亞，僅僅悉尼歌劇院每年演出場次就達到三千場。悉尼人口只有300萬，相當于中國的一個大中城市，但是這一個劇院每年的演出，就超過了北京市的所有劇院一年的演出數量，甚至超過全國多數省份全年劇院演出的總數?！盵9]如果將戲曲的演出觀眾群設定在城鎮中上知識階層，則空閑時間較多、消費能力較高、欣賞能力也較強的這一個群體當然會更有利于戲曲的發展。目前的戲曲演出票價還很難與歌星的演唱會相比，但當年輕一代(絕大部分都接受了國民教育)穿越青春的盲目躁動、步入思想的成熟時期之后，什么能夠成為他們新的文化消費對象?藝術化的戲曲無疑將是其中最為閃亮的一種。從受眾群體的擴大、受眾欣賞水平的提高等等方面來說，也許戲曲在當前才將要迎來它的黃金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