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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出資；風險投資
1 我國政府風險投資的實踐
我國的風險投資業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發展起來的。1985年9月，第一家專營風險投資的全國性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中創公司)成立；截至2009年底，全國備案的創投企業達571家。《中國創業投資行業發展報告》。《報告》顯示，2009年，創投機構所投資企業吸納的就業增長了19.0％，是全社會平均水平的28.7倍；銷售額增長12.9％，是全社會平均水平的1.5倍；繳納稅金增長15.2％，是全社會平均水平的1.7倍。截至今年三季度，全國備案的創業投資企業達到571家，實到資本1074億元，注冊資本已近1500億元，管理資本超過1700億元，分別比2008年增加17％以上。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發展是比較快的，它在促進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的創立和成長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我國的風險投資業僅經歷了較短的發展歷史，至今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現有規模的風險資本還難以滿足市場的需要，還無法獨立支撐高新技術企業的發展，風險投資在我國現階段還存在大量的問題，阻滯了其在我國更快速的發展。
2 我國政府風險投資分析
2.1我國政府風險投資的現實意義
政府風險投資的發展將會帶動更多的機構資本或私人資本投入的風險投資更快更迅速的發展起來，政府風險投資的發展也會給機構資本或私資本投入的的風險投資起到―個示范作用，這樣私有資本投入的風險投資就能吸取政府風險投資發展中的一些經驗和教訓，更好地壯大起來，與普通的商業型風險投資不同的是政府風險投資不是以盈利目的，而是更關注其投資行為在風向投資業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創造就業機會、支持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政府風險投資計劃有助于填補“投資空白”。由于受到其自身規模和財務狀況的限制，中小企業很難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技術型小企業所遇到的問題尤為突出，因為他們往往不具備足夠的有形資產作為貸款抵押。另一方面，通過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對小企業來說可能性更小，因為資本市場往往具有歧視l生，只青睞那些成熟的大企業。即使是商業性的風險投資，也往往偏向于那些商品化程度較高、比較安全和成熟的項目，以最大限度地獲得投資回報。因此，政府計劃的意義就在于可以通過有目的的參與和引導，填補這些空白，為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資金保障。
風險投資時高新技術發展的催化劑和推進器，能促進科技企業的成長，能優化資源配置的流動機制和使用效率，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促進經濟發展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我國的風險投資業種，大部分都是屬于政府出資型的，處于政府主導型的模式，所以我國政府風險投資的發展對于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2我國政府風險投資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國有風險投資的功能正在弱化，部分地區風險投資引導基金重心偏移。國有風險投資機構從設立即定位在科技型中小企業、科技成果轉化以等早期投資階段。2008年對國有風險投資機構的一次全面調查顯示，國有風險投資機構占據全行業的1／3，累計對早期項目的投資比例高達67％，高于全行業約30％的平均水平。但近年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目前國有風險投資被等同于一般經營性國有資產，在同一尺度下接受管理，受保值增值等指標考核影響，很多機構不愿從事或難以從事早期投資，從而轉向后端投資，甚至成為享受穩定收益的控股公司；國有風險投資按照國有資產的交易制度，在進入和退出階段需要履行復雜的程序。國有股轉持政策的實施對國有創投的投資理念和行為產生了負面影響。近年來，很多地方政府設立了風險投資引導基金，但在運行中有些偏離了促進科技企業發展的宗旨，成為地方招商引資的工具，失去了對前端和科技投資的引導功能。
目前在我國，政府出資型風險投資模式表現出很多弊端，主要表現第一，風險投資是屬于商業行為，是一種高風險的長期性股權投資，它處于一個充滿競爭的領域。一方面，風險投資本質上是一種市場行為，各種經濟主體參與風險投資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高額利潤，并按市場經濟的規律來進行操作。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民間資本的本能和最為首要的目標。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在講求經濟利益時，如果社會效益與其經濟利益產生矛盾時，就應該把社會利益最大化排在首位，從而使它們不可能完全按市場經濟規律來運作。另一方面，風險投資的高風險I生導致風險投資的失敗率也很高，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公司投資失敗所造成的損失只能由政府來承擔；風險投資的長期性，將使一大筆風險資金被長期占用；有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公司也應逐漸退出競爭性極強的風險投資領域。
關鍵詞：風險投資，退出機制，投資主體，民間資本
一、山東省發展風險投資業的有利條件
（一）經濟實力較強，發展風險投資的潛在資本供給較為充裕
2006年山東省GDP總量突破2萬億元，人均GDP逼近3500美元大關；預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23％，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居全國第一位；進出口總值達94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達100億美元。此外，風險基金的設立、各種公益基金、保險基金沉積的大量資金、國外風險基金的進入和城鄉居民穩定的高額儲蓄，也為山東省發展風險投資業提供了堅實的資本基礎。
（二）科研投入逐年增大，科技綜合實力有所提升
先進的科技成果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發展風險投資的前提，區域創新能力是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關鍵性因素。近幾年來山東省主要科技指標逐年增長，科技活動經費支出力度加大，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額以年均28.3%的速度增長，2005年科技活動經費支出與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均排在全國第5位。
（三）政府重視投資風險業的發展，各類風險投資機構發展開始步入正軌
2000年5月，山東省政府出資6億元建立了風險投資基金，并計劃今后逐年增加，3年內達到20億元，以支持高新技術產業化及科技成果轉化。2002年10月，為促進風險投資事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山東省科技廳和財政廳聯合下發了《山東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機構認定及享受財政專項資金扶持確認辦法》,對高新技術風險投資機構的認定條件予以明確，并在投資資金方面給予政策傾斜。在2006年2月的《山東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中，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加快發展創業風險投資事業，鼓勵設立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支持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依法依規開展創業風險投資業務。”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山東省各類風險投資機構發展開始起步，表現為：由政府注資組建了山東省高新技術風險投資公司等風險投資機構；在現行法規下，采取政府出資為主的方式建立基金，通過風險投資公司來招募基金管理人或管理團隊；在項目選擇上，嚴格規范項目標準和投資管理程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內部約束制度和運作機制。
二、山東省風險投資業存在的缺陷
（一）R&D經費支出占GDP比重低，風險投資項目缺失
2005年全國R&D經費投入為2449.97億元, R&D經費占GDP比重平均為1.34%，而山東省雖然比重雖然逐年增加，但2005年僅為1.0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此外，國外研究表明，要實現企業的進一步發展，R&D①投資必須占到總產值的5%以上。山東省與之相比更是相去甚遠，2004年全省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76%。這說明企業科研與市場脫節，科技與經濟發展脫節。
（二）風險投資主體單一，風險資本來源錯位
目前山東省的風險投資主體主要是風險投資公司和商業銀行，而且風險投資公司占有主導地位，其他的投資主體如投資銀行、保險公司以及個人投資者由于政策法規不允許和投資渠道不暢通等原因都難以投入到風險投資業中來。山東省20余家風險投資公司由于大多是政府獨資，發展模式為“政府主導型”，民間資本和國外資本無法進入。
（三）法律法規不完善
我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正式的有關創業投資的法律,各地的風險投資所依據都是一些地方性法規。目前山東省使用的是2002年頒布的《關于加強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決定》和2005年頒布的《山東省高新技術發展條例》，帶有很大的區域性，而且是發展高新技術企業的法規中捎帶著對風險投資業提出了一定的規范和約束，沒有完整、準確的風險投資法規體系。
（四）風險投資退出機制不完備現象突出，投資額度不高
風險投資退出方式主要包括公開上市、股份回購、企業購并三種方式①，根據美國的統計,公開上市占20%，企業購并占35%，股份回購占25%（見表2）。目前山東省主要采用公司收購和企業回購兩種方式。對于公開上市方式，由于資本市場體系不夠完善而無法采用。風險投資退機制的不完備，再加上投資環境、法規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山東省投資額度不高，風險資本規模有限。根據中國風險投資研究院的統計，山東省風險投資額度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僅僅是中下水平。
三、山東風險投資業的發展路徑選擇
（一）促進高科技技術與經濟發展的有效結合，提高科研成果轉化率，提供有發展空間的投資項目
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要素和主導力量。經濟的持續發展不僅為科技的發展提供物質保證和支持，更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持久的需求。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注重處理好經濟與科技的關系，推動經濟與科技緊密結合，把經濟發展切實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的軌道上來，科技發展要自覺地為經濟建設服務。根據《山東省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到“十一五”末，山東省綜合科技進步水平指數要進入全國前列，社會R&D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2%以上，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達到55%，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到2020年，山東省科技綜合實力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建成創新型省份。
（二）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從發達國家看，風險投資的來源是多元化的，其中主要有富裕的家庭和個人、養老基金、保險公司、證券公司、銀行、國家資金和外國資金和大公司的資本。就山東省的情況而言，風險投資業的投融資體制需要按照“多方投入、拓寬渠道、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原則，充分發揮不同投資主體的作用，拓寬融資渠道，實現風險投資領域的投融資市場化。在當前法律體系對投資主體仍然有所限制的情況下，應該改變政府投資為主體的狀況，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作用，幫助中小創新型企業發展，同時要引進外資，建立項目市場。一旦時機成熟，政府投資資金可以逐步退出，建立以民間資本為主導的風險投資投融資體制，為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運行環境。
（三）完善風險投資業的法律體系，創造有利于風險投資的政策法規環境
在山東省乃至全國，風險投資業都需要在若干環節上加強法制建設。建立規范風險投資運營機制的法律制度，是保證風險投資業健康發展的必要措施。為了適應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的需要，我國的立法機構應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加快風險投資的立法進程，盡快頒布全國性的《風險投資法》、《風險投資基金法》等風險投資業的核心法規，將風險投資與常規投資區別開來，規范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山東省在全國性法規的基礎上，可以根據本省實際情況，就風險投資機構的創立、運營、風險轉移等方面制定具體的管理辦法，制訂適合山東省風險投資企業發展的地方性法規；努力創新寬松的政策環境，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引導各種風險資本進入。
（四）構造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
一般而言，在投資項目進入成熟階段以后，風險資本就要考慮退出問題，通過一定的退出機制來實現其風險收益， 然后再可進入風險投資的下一個循環，否則風險投資的持續發展就得不到有效保證。針對山東省具體情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1、推動建立二板市場，為高新企業上市做好準備。從支持風險投資業發展的長期目標出發，建立我國的創業板市場勢在必行。山東省應該抓住機遇，提早準備，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園區，培植合乎標準的企業；對一些具有發展前景的企業，可借鑒國外高科技企業上市的經驗，使之從開始就按照規范化標準進行運作，為將來能夠上市并使風險資本成功退出做準備。2、完善山東省產權交易中心建設。在市場體系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健全的產權交易市場是實現退出的一個關鍵因素。山東可以以建立健全產權交易中心為契機，建立公平、透明、高效、有序的交易系統，逐步構造完善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為風險資本選擇多樣化資本退出方式創造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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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風險防范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問題及對策分析 泰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動機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發展戰略研究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現狀及問題探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存在問題淺析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風險分析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現狀及對策分析 我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及前景分析 淺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特點及對策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特點及原因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現狀的國際比較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前景分析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分析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分析及對策 中國物流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并購風險分析及防范策略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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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預制裝配式建筑 風險管理 投資風險 層次分析法 風險分析模型
預制裝配式建筑，是指建筑的基本結構構件、非受力構件以及建筑部品等在工廠進行規模化生產，然后運送到現場組裝建造而成的高品質建筑。預制裝配式住宅可以有效降低人力勞動，減少建筑垃圾和噪聲污染，更加安全、綠色，然后投資裝配式建筑的企業少之又少，行業接受度很低，甚至很多業內人士并不了解這一建筑模式，更不必說社會大眾。對于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投資是存在風險的，然而，風險也同時孕育著機會。本文將站在企業的角度，對投資預制裝配式建筑的風險進行識別和分析，找出影響預制裝配式建筑投資發展的主要風險因素，避免投資失誤，提高投資決策水平。
一、預制裝配式住宅投資風險識別
預制裝配式住宅項目投資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相關的風險因素多而雜亂，對于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投資風險的識別，可以從政策性風險因素、外部風險因素、內部風險因素三個方面進行分類。
一是政策政策性風險因素包括鼓勵性政策的、補貼性政策和強制性政策。鼓勵性政策是指地方出臺了鼓勵裝配式建筑的文件；補貼性政策是指政府對于使用裝配式建筑通過經濟補貼或容積率的補償等措施進行實質性的補貼政策；強制性政策是指政府對某些拿地列出了必須使用裝配式建筑的強制性要求。
二是外部風險因素包括地方標準、相關產業鏈完整度、市場接受程度。地方標準是指地方是否有規范的設計、施工標準，是否有配套的質量驗收標準等；相關產業鏈完整度是指和預制裝配式建筑相關的的產業，如相關的設計資源、施工資源、構件資源等；市場接受度是指消費者對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接受程度。
三是內部風險因素主要是指企業是否有和預制裝配式建筑相匹配的管理方法、財務水平和合理的決策。
二、投資風險評價方法的選擇
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投資風險因素雖然復雜但具有明顯的層次性，因此層次分析法能夠有效的將預制裝配式建筑復雜的投資風險因素系統化、結構化。層次分析法可以在存在不確定性和主觀性的情況下，將問題簡單明了的分析出來。因此，本文將采用層次分析方法，構建出預制裝配式建筑投資風險的評價體系，為各風險因素對預制裝配式建筑投資影響程度的有效合理判斷提供參考模型。
三、預制裝配式建筑投資風險評價體系的建立
（1）明確目標，構建層次結構模型，即投資風險因素指標體系。
（2）構建每一層對上層目標的判斷矩陣，并進行一致性檢驗。
為確定每層因素對于上一層因素的重要性權重，層次分析法采用兩兩比較的方法將多元素比較的問題簡單化，利用1-9標度法，確定兩兩因素相互之間的重要性。
評價者從決策目標出發，對每層兩兩因素進行比較，利用1-9標度法將定性的概念量化，得到判斷矩陣A。
在本文判斷矩陣A是有P個專家打分而來，即有P個矩陣，對于P個判斷矩陣Ak=[aijk]n×n，k=（1，2，…，n），求平均值，得出平均矩陣A=[aij]n×n，其中。
對于判斷矩陣中各個元素的權重，即特征向量的求解，以及特征根和一致性的判斷，具體操作方法如下。
①將判斷矩陣A的元素按行進行歸一化，得到矩陣B=（bij）n×n，其中，（i，j=1，2，…，n）。
②將矩陣B中的元素按行系那個價，得到向量C=（C1，C2，…，Cn），其中，（i，j=1，2，…，n）。
③對向量C進行歸一化處理，得到特征向量W=（W1，W2，…，Wn）T，其中，（i=1，2，…，n）。
④求最大特征根λmax，λmax=，（i=1，2，…，n）。
⑤進行一致性判斷，計算CI=，由表3-2查出隨機一致性指標RI，計算CR=CI/RI，當CR
（3）計算組合權重，進行層級總排序，檢驗總排序的一致性。
對于目標的層次分析要結合各個層次進行綜合考量，因此最終要建立起綜合矩陣D=（D1，D2，D3…），其特征向量W0即為A的特征向量W和D的乘積，即W0=DW。CI0=。根據組合權重值判斷各個因素對于總目標的影響力度。
四、總結
本文結合風險管理的思想，將風險管理與投資決策結合在一起，嘗試建立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投資風險分析模型。
在合理識別投資風險的基礎上，利用層次分析法的理念，構建預制裝配式建筑的投資風險評價體系。本文根據層次分析法的理念，將上文識別的投資風險因素根據內在邏輯和相互聯系，按照一定的層次進行分類，構建出投資風險因素指標體系。利用層次分析法確定不同層次的指標的權重問題，最終建立起預制裝配式建筑的評價體系。本文利用這種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對不同投資風險因素對預制裝配式建筑投資問題的影響程度進行評價，為企業投資提供可參考的投資風險分析模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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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裝備制造業 風險 層次分析法
一、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風險類型
裝備制造業是一項資金密集、技術密集、勞動密集型三者兼備的產業，是少有的對資本、技術與人力的需求都很旺盛的行業，該特點也造成了裝備制造也投資的投入成本高、投資建設及回收周期長、人才隊伍建設慢等顯著的特征，進一步增加了裝備制造業投資的風險。
裝備制造業項目投資的風險，業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劃分標準。如按導致投資項目產生風險的原因將風險因素劃分為人為風險和環境風險；按照風險涉及區域劃分為項目整體風險和項目“個體”風險；按照風險能否預測劃分為已知風險和未知風險等等。
筆者認為，從項目投資風險評價的全面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角度，可以將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的主要風險因素總結為：政治風險、經濟政策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管理風險、環境風險。
二、層次分析法概述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是將決策總是有關的元素分解成目標、準則、方案等層次，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決策方法。該方法是美國運籌學家匹茨堡大學教授薩蒂于20世紀70年代初，在為美國國防部研究"根據各個工業部門對國家福利的貢獻大小而進行電力分配"課題時，應用網絡系統理論和多目標綜合評價方法，提出的一種層次權重決策分析方法。
層次一、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風險類型
裝備制造業是一項資金密集、技術密集、勞動密集型三者兼備的產業，是少有的對資本、技術與人力的需求都很旺盛的行業，該特點也造成了裝備制造也投資的投入成本高、投資建設及回收周期長、人才隊伍建設慢等顯著的特征，進一步增加了裝備制造業投資的風險。
裝備制造業項目投資的風險，業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劃分標準。如按導致投資項目產生風險的原因將風險因素劃分為人為風險和環境風險；按照風險涉及區域劃分為項目整體風險和項目“個體”風險；按照風險能否預測劃分為已知風險和未知風險等等。
筆者認為，從項目投資風險評價的全面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角度，可以將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的主要風險因素總結為：政治風險、經濟政策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管理風險、環境風險。
二、層次分析法概述
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是將決策總是有關的元素分解成目標、準則、方案等層次，在此基礎之上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決策方法。該方法是美國運籌學家匹茨堡大學教授薩蒂于20世紀70年代初，在為美國國防部研究"根據各個工業部門對國家福利的貢獻大小而進行電力分配"課題時，應用網絡系統理論和多目標綜合評價方法，提出的一種層次權重決策分析方法。
層次分析法是將決策問題按總目標、各層子目標、評價準則直至具體的備投方案的順序分解為不同的層次結構，然后得用求解判斷矩陣特征向量的辦法，求得每一層次的各元素對上一層次某元素的優先權重，最后再加權和的方法遞階歸并各備擇方案對總目標的最終權重，此最終權重最大者即為最優方案。這里所謂“優先權重”是一種相對的量度，它表明各備擇方案在某一特點的評價準則或子目標下優越程度的相對量度，以及各子目標對上一層目標而言重要程度的相對量度。層次分析法比較適合于具有分層交錯評價指標的目標系統，而且目標值又難于定量描述的決策問題。其用法是構造判斷矩陣，求出其最大特征值及其所對應的特征向量W，歸一化后，即為某一層次指標對于上一層次某相關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權值。
層次分析法易于理解和操作，在風險分析中既有定性分析、又有定量計算，能較好的結合專家經驗，相對全面的評價項目總體風險，為管理者提供一個全面了解項目全過程風險的分析思路，因此在項目投資風險分析中具有有相當廣泛的應用性。
三、實例分析
本文擬以某大型模鍛液壓機制造生產線項目為例，對其投資風險進行評價。該項目主要用于生產各類大型航空鍛件，在給企業自身帶來發展的同時也為我國大型鍛壓設備的制造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由于本項目政治風險和環境風險極小，故不予考慮。項目總風險分解為：技術風險（包括技術難度、完工時間的變化情況）；管理風險（包括項目經理素質、組織結構）；經濟風險（包括資金成本風險、項目融資風險）；市場風險（下游市場需求風險上游市場供應風險）。
在參考專家意見的基礎上運用層次分析法，結合項目風險劃分體系，建立本項目主要風險因素層的判斷矩陣：
四、結論與展望
本文從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投資者角度出發，按照風險管理的基本原則，針對裝備制造業的主要特點，對項目的投資風險進行了分析和評價研究。首先，將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的風險進行層次分類，并提取各層主要風險因素，再運用AHP 法構建遞階層次結構模型，對這些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建立裝備制造業投資項目風險因素指標評價體系。進而對這些風險進行量化分析，得出分析評價結論。但該評價方法尚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完善。筆者認為可以沿著以上分析思路完善風險分析決策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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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裝備制造業處于價值鏈高端和產業鏈的核心環節，是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的引擎。雖然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發展迅速，但企業效率相對較低(陳旭升和鐘云,2013)。效率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集中體現，也是獲得更大收益和提升市場競爭地位的關鍵因素(Lu 等,2014)，較低的效率水平必將阻礙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競爭力的提升。
鑒于此，國內有些學者對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效率進行了研究。其中，許多學者使用DEA 方法進行效率測算。雖然DEA 方法具有不需要設定具體的函數形式(劉興凱和張誠,2009)等優點，但是其未能考慮企業結轉活動的情況。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擁有大量基礎設施和科研設備等資產、負債，員工也需要大量的培訓，這些投資必將會對未來的企業效率產生顯著影響，忽視這些投資的結轉活動，將無法正確測算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效率。由Tone 和Tsutsui(2010)提出的動態松弛測量(DSBM)模型不僅將企業的結轉活動納入模型，而且可以測量企業每期的效率得分，相對于靜態的DEA 模型能夠更準確測算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效率。因此，本文使用DSBM 模型測量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水平。
高端裝備制造業屬于高技術、高智力產業，其發展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共享和整合。因此，智力資本應當對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效率具有積極影響。然而，當前沒有文獻研究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對效率的作用。另外，高端裝備制造業屬于高精尖行業，容易受到風險投資機構的青睞。風險投資機構不僅可以緩解企業的資本約束，而且會對企業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戰略進行干預，并幫助企業進行員工培訓，提升員工素質、知識和技能;同時，可以幫助企業提升商譽，獲得更多的投融資項目。那么，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是否會對企業效率產生改善效應呢?二者又是否對企業效率產生聯合改善效應呢?本文在使用DSBM 模型測算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后，使用隨機面板Tobit 模型進一步檢驗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對效率的改善效應以及二者對企業效率的聯合改善效應。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現有文獻進行了探討，并指出現有文獻的不足及改進方式;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簡要闡述了DSBM 模型的框架和Tobit 模型的設定及指標的選取與數據來源;第四部分討論了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測算結果與Tobit 模型回歸結果;最后部分得出研究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文獻綜述
(一)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效率測量
目前，國內外直接研究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效率的文獻較少，現有文獻一般將高端裝備制造業作為裝備制造業的一個組成部分進行效率研究。這些文獻主要使用隨機前沿分析(SFA)方法(綦良群等，2014;牛澤東和張倩肖，2012;原毅軍和耿殿賀，2010)和靜態DEA 方法(韓晶，2010;陳愛貞和鐘國強，2014)測算效率。SFA 需事先根據研究對象設定正確的函數形式，但是現有研究并不能使我們準確設定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的具體函數形式，因此使用SFA 測算的效率存在偏差;DEA 方法則可以避免由于函數形式的不同設定而可能導致結果出現偏差等問題(劉興凱和張誠，2009)。然而，傳統靜態DEA 方法由于忽略了連續時期的結轉活動而不能被用于測量企業長期效率的變化，DSBM 模型則將結轉活動納入模型，可以更好地測算企業長期效率。而且相對于假設投入與產出同比例變化的徑向基模型，Tone 和Tsutsui(2010)提出的DSBM 模型屬于非徑向基動態DEA 模型，允許投入、產出與結轉變量的非同比例變化，可以準確測量一段時期內具體每期的企業效率，比傳統的靜態DEA 方法更準確。因此，本文使用DSBM 模型測量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效率水平。
(二)智力資本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研究
隨著知識經濟的深化，智力資本對企業效率的影響受到極大關注。Bontis(2000)基于加拿大非服務業相關數據研究發現，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Marvidis(2005)與Riahi-Belkaoui(2003) 通過對日本銀行業及美國最具國際化的80余家跨國企業數據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結論。
Ghosh 與Modal(2009)基于印度軟件和制藥行業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智力資本與利潤率顯著正相關。國內學者李冬偉、汪克夷(2009)與秦輝、王瑜煒(2014)以及陳勁等(2004)與傅傳銳(2007)基于國內企業數據研究發現，智力資本對企業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蔣談與茅寧(2008)甚至認為企業只有注重對智力資本的積累與培育才會獲得長期的戰略績效。
還有學者研究了智力資本構成與企業效率的關系。Bontis(2000)基于加拿大非服務業數據的研究發現，結構資本與物質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人力資本的影響卻不顯著。而Firer(2003)基于南非75 家上市貿易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物質資本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較為顯著，結構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影響不再顯著。國內學者李嘉明等(2004)與萬希(2006)還發現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對企業獲利能力均有正影響，但存在顯著性差異。陳曉紅等
(2010)與曹裕等(2010)研究還發現結構資本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會因行業的競爭程度不同存在差異。還有學者研究了智力資本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蔣天穎與王俊江，2009;盧馨等，2009;張慧穎與呂爽，2014)。
(三)風險投資與企業效率之間的關系研究
現有文獻對風險投資與企業效率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豐富的研究。Megginson 和Weiss(1991)研究發現，風險投資者可以通過企業投資過程中的逆向選擇緩解道德風險，而且風險投資者與企業管理者專業知識的合作可以提升企業績效(Cable 和Shane，1997)。Spekman(1998)則認為風險投資者可以通過參與企業管理幫助企業實現知識共享、資源整合、縮短產品市場化時間提升企業績效。但是Gompers(1996)發現風險投資參與的企業在IPO 之后實際績效會下滑，Jain 和Kini(1995)基于北美市場136 家企業IPO 前后數據研究發現，IPO 前后無風險投資企業比有風險投資企業績效的下滑速度更快。國內學者蔣健等(2011)認為風險投資對企業在上市前的盈利能力與業績成長有促進作用。陳見麗(2012)則發現當企業風險投資持股比例超過30%后，企業的業績成長狀況變差。
還有學者研究了風險投資背景對企業效率的影響。Lerner(2002)和Leleux 與Surlemont(2003)研究發現，擁有政府背景比無政府背景的風險投資對具有潛力但又缺少投資企業的認證作用更強。Celikyurt等(2012)和Krishnan 等(2011)發現，持股比例較高的風險投資機構對企業的監督作用較強，可以通過提升企業競爭優勢與管理者的積極性促進企業績效水平。Brander 等(2002)、Hochberg 等(2007)及Tian(2012)發現，具有多家風險投資機構的企業不僅可以獲得更多互補性管理經驗，還可以降低企業與外部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但Bottazzi 等(2008)指出聯合投資也可能會導致風險投資機構的搭便車行為，對其監督作用具有消極影響。Nahata(2008)與Krishnan 等(2011)發現，聲譽好的風險投資機構可以通過幫助企業構建有利的營銷網絡和渠道提高企業績效水平。吳超鵬等(2012)、侯建仁等(2009)與孫楊等(2012)基于國內數據得出了類似結論。
現有文獻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對企業效率的測度主要采用靜態DEA 與SFA 等方法，沒有考慮企業經營活動在不同時期的結轉情況;第二，只注重企業智力資本或風險投資對效率的單一影響，缺乏對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對效率聯合效應的研究;第三，缺乏對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風險投資與效率之間關系的研究。因此，本文以2009～2013 年我國52 家上市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為樣本，運用DSBM 模型測算企業的動態效率，并使用面板Tobit 模型檢驗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對企業效率的單一影響和聯合效應。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DSBM 模型測算了2009～2013 年我國52 家上市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得分，并使用隨機面板Tobit 模型檢驗了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對效率得分的改善效應，以及智力資本與其構成因素物質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和風險投資對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得分的聯合改善效應。研究表明：(1)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得分處于較高水平，但是呈下降趨勢和發散特征，企業之間效率差距存在擴大趨勢;(2)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對效率具有顯著的改善效應，但其構成要素中除物質資本對企業效率的改善效應顯著外，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的改善效應并不明顯;(3)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智力資本與風險投資對效率具有顯著的聯合改善效應，持股比例較高和聲譽較好的風險投資與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對企業效率均具有聯合改善效應，具有國有背景的風險投資則與物質資本和結構資本對企業效率具有顯著的聯合改善效應，存在聯合投資的風險投資則與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對企業效率具有顯著的聯合改善效應。
(二)政策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第一，堅持科學的政策引導和市場化改革，依靠企業管理創新、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提升企業效率。政府部門應強化對高端裝備制造企業的政策引導，改善企業外部發展環境和高端裝備制造業產業鏈的整合機制，完善高端裝備制造業上下游產業和配套產業，支持高端裝備制造企業人才、融資、服務、管理等體系和模式的改進，促使完整高端裝備制造業鏈條的建立，為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提升企業效率打造良好的基礎;同時，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力量對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促進效應，促使企業改善企業制度與管理模式、改善企業激勵機制，加大對高水平管理人才、研發人才、技能人才、營銷人才的培養，降低運營成本，不斷提升企業效率，逐漸縮小我國高端裝備制造業企業之間效率水平的差距。第二，優化智力資本結構，突出物質資本的作用。智力資本對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賴于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的作用不明顯，反映了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賴于科研設備的投入，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還比較落后，先進的企業組織形式、科學的企業文化及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因此，為了通過智力資本提升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水平，除了加大科研設備投入之外，還應強化對員工素質和技能的培訓，特別是建立科學、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放棄重學歷和資歷、輕能力和業績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同時還應當繼續強化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完善企業組織形式，建立科學的企業文化，加強業務流程、規章制度和基礎環境建設，健全知識管理體系，提高企業組織運作的靈活性，實現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對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提升作用。第三，強化風險投資與智力資本對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聯合作用。雖然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對我國高端裝備制造企業效率的影響并不明顯，但是企業可以通過引入風險投資機構激發人力資本和結構資本對效率的促進作用。具體來講，持股比例較高、聲譽較好和聯合投資的風險投資機構則可以通過強化監督、幫助企業進行員工培訓，提升員工素質和技能，并建立合理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激發人力資本對企業效率的促進作用;聯合投資和具有國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機構則可以幫助企業建立科學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激發結構資本對企業效率的促進作用。因此，企業應當注重風險投資與智力資本對企業效率的共同作用，通過引入風險投資機構激發智力資本對企業效率的正向效應。
關鍵詞：創業風險投資；現狀；對策；高新技術產業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5-000-01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我國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全國創業風險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但同時，創業風險投資的結構不合理、去風險化問題突出，且創業風險投資選擇高新技術企業的比重相對較低，創業風險投資者大多傾向于短期效益突出的行業，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創業風險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長期化的基本特征，且為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提供應有的支持。
一、我國創業風險投資現狀分析
1.去風險化問題
民營資本風險的認識存在較大的偏差，縱觀我國創業風險投資機構，可以看到其中有九成的是民營資本，這些投資方向主要著重于那些傳統的制造業、服務業項目等，這些項目的特點是風險少，而且是他們所了解熟知的，一切等待上市的，科技型的企業，在投資上則很少關注。與此同時，由于一些投資人投資的理念及能力不足，缺乏與國際國內知名的創投管理團隊合作共同合作的宏遠規劃，很難健康發展，難以形成規模化、專業化、集團化的發展模式，由此也使創投機構加快了去風險化、PE（股權投資）化的傾向。
2.政府引導不足
政府引導措施不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第一，覆蓋面及規模的擴大，政府創投機構作用的發揮，需要的是機制的科學化、實際化、高效化，總體來說，我國創投引導基金的規模相對較小，難以適應發展的需求；第二，政府牽頭的天使投資基金嚴重不足，僅依靠以跟進投資和補助為主的引導基金，對引導創投資金投向初創型企業的主導性較弱；第三，國企投資基金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比如IPO上市公司國有股社保基金轉持政策、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等，對于具有高風險、低持股的創業風險投資領域的關注很少，對股權投資基金的興趣較濃。
3.金融配套服務不足
金融配套服務不夠完善，首先，由于有些地區資本市場的落后，產權交易呈現分散狀態，難以匯集成一股力量。與天津股權交易中心和中關村“新三板”等國家級試點相比，這些股權交易市場、場外交易市場等活力較弱，與全國性資本市場的合作也不力，對創投機構的缺乏吸引。其次，相關金融投資機構的十分落后，如，證券、投行等，我國目前參與創投市場發展的機構投資者匱乏，有分量的產業投資、股權投資等財富管理機構也不夠健全，本土投資機構大多是規模小，效應弱。由此，我們需要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
4.政策法規不完善
目前政策缺少針對性政策措施，現有政策大多是設立創投引導基金、規范管理、專項補貼等內容，缺少在市場進入、稅收優惠、投融資管理等方面的針對性政策措施，對于吸納民間資本，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等引導力度還不夠強。政策覆蓋的范圍也不夠廣，創業風險投資發展相關的基本法規、法律還不健全。
二、我國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對策
結合我國創業風險投資發展現狀，認為應從完善風險投資體系、強化政策支持和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三個方面做起，來促進創業風險投資的規模與結構的優化和發展：
1.培育國有創業風險投資體系
發揮產業引導作用，讓國有創業風險投資機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借鑒深圳等先進地區的經驗，依托大型國有控股投資公司的基礎上，支持并購重組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為主、以中長期投資為發展方向的國有大型股權和創業風險投資集團。以期步入國家新興產業創投計劃，切實與金融央企對接，組建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創業風險投資基金。改變以往落后的考核機制，將創業風險投資納入國資考核范圍，并允許其可適當程度的投資風險損失等同于創造利潤。依托我國創業風險引導基金以及海洋等省級產業投資基金，與國際創投機構合作設立一批專業領域的天使投資基金。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全國各地可參照深圳、北京等待政策，對民營企業出資參與設立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創業投資基金，可按募集資金額和投資額給予相應的一次性獎勵，并對符合導向的投資項目提供一定的風險補助。或在一定前提下，出臺民營資本對創業投資領域的投入可直接抵扣出資企業的應納稅額等特殊政策。在此基礎上，加大對創業風險投資的風險補助力度，鼓勵各地龍頭企業利用自身管理、技術、資本優勢組建其產業領域內的風險投資機構，或創立創業風險投資基金。
3.完善金融服務體系
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促進資本市場發育，建立活躍、規范而完善的創業風險投資服務體系，對于促進創業風險投資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對此，我國各省應盡快完善產權交易中心建設，力求盡快組建規范、活躍的區域性資本市場。與此同時，還應不斷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以區域資本市場建設為依托，暢通投融資和信息交流渠道，引導民間資本積極參與高新技術產業建設，依托募集、參股、信托、地方債券等多種方式向高新技術企業投資，解決創業風險投資去風險化問題突出的現狀。
三、總結
綜上所述，近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速，這與創業風險投資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但總的來說，我國創業風險資本規模雖然快速擴大，但總量依然偏低，與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速度不相適應。在此背景下，應通過產業引導、政府扶持、完善服務體系等措施，促進創業風險投資體系的健康發展，促進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陳曉紅.我國創業投資：現狀?風險?對策[J].商業會計，2012（11）：82-84.
[2]于曉紅，張雪，李燕燕.公司內在價值、投資者情緒與IPO抑價――基于創業板市場的經驗證據[J].當代經濟研究，2013（1）：86-90.
[3]楊曉莉.創業投資與投資風險評價[J].時代經貿，2013（10）：119-120.
1.金融配套服務不足金融配套服務不夠完善，首先，由于有些地區資本市場的落后，產權交易呈現分散狀態，難以匯集成一股力量。與天津股權交易中心和中關村“新三板”等國家級試點相比，這些股權交易市場、場外交易市場等活力較弱，與全國性資本市場的合作也不力，對創投機構的缺乏吸引。其次，相關金融投資機構的十分落后，如，證券、投行等，我國目前參與創投市場發展的機構投資者匱乏，有分量的產業投資、股權投資等財富管理機構也不夠健全，本土投資機構大多是規模小，效應弱。由此，我們需要建立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
2.政策法規不完善目前政策缺少針對性政策措施，現有政策大多是設立創投引導基金、規范管理、專項補貼等內容，缺少在市場進入、稅收優惠、投融資管理等方面的針對性政策措施，對于吸納民間資本，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等引導力度還不夠強。政策覆蓋的范圍也不夠廣，創業風險投資發展相關的基本法規、法律還不健全。
二、我國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對策
結合我國創業風險投資發展現狀，認為應從完善風險投資體系、強化政策支持和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三個方面做起，來促進創業風險投資的規模與結構的優化和發展：
1.培育國有創業風險投資體系發揮產業引導作用，讓國有創業風險投資機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借鑒深圳等先進地區的經驗，依托大型國有控股投資公司的基礎上，支持并購重組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為主、以中長期投資為發展方向的國有大型股權和創業風險投資集團。以期步入國家新興產業創投計劃，切實與金融央企對接，組建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創業風險投資基金。改變以往落后的考核機制，將創業風險投資納入國資考核范圍，并允許其可適當程度的投資風險損失等同于創造利潤。依托我國創業風險引導基金以及海洋等省級產業投資基金，與國際創投機構合作設立一批專業領域的天使投資基金。
2.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全國各地可參照深圳、北京等待政策，對民營企業出資參與設立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創業投資基金，可按募集資金額和投資額給予相應的一次性獎勵，并對符合導向的投資項目提供一定的風險補助。或在一定前提下，出臺民營資本對創業投資領域的投入可直接抵扣出資企業的應納稅額等特殊政策。在此基礎上，加大對創業風險投資的風險補助力度，鼓勵各地龍頭企業利用自身管理、技術、資本優勢組建其產業領域內的風險投資機構，或創立創業風險投資基金。
3.完善金融服務體系完善金融服務體系，促進資本市場發育，建立活躍、規范而完善的創業風險投資服務體系，對于促進創業風險投資規模的擴大和結構的優化有著重要的作用。對此，我國各省應盡快完善產權交易中心建設，力求盡快組建規范、活躍的區域性資本市場。與此同時，還應不斷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以區域資本市場建設為依托，暢通投融資和信息交流渠道，引導民間資本積極參與高新技術產業建設，依托募集、參股、信托、地方債券等多種方式向高新技術企業投資，解決創業風險投資去風險化問題突出的現狀。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