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6 08: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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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青島市委、市政府規劃布局西海岸經濟新區，將保稅港區行政管轄范圍擴大至65.73平方公里，實現了由單純政策功能區向綜合經濟區的跨越轉型，特殊功能政策的輻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
經過20年時間的建設發展，青島保稅港區的管理水平國際接軌，經濟質量不斷提升，帶動作用持續放大，已由昔日的鹽堿荒灘演變成輻射環勃海、服務沿黃流域的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外向型經濟新區，成為山東省投資強度最密集的區域。累計吸引40多個國家和地區5000多家企業投資興業，世界500強企業38家，被海關總署譽為“全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的一面旗幟”，為向自由貿易港區方向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青島保稅港區于2008年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是全國唯一一家按照“功能整合、政策疊加”要求，以現有的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整合鄰近港口轉型升級形成的保稅港區，規劃面積9.72平方公里。
保稅港區的成功獲批來之不易，回顧保稅港區的發展歷程，可以從中一窺青島保稅港區在理論和實踐上，厲兵秣馬、創新發展的奮斗軌跡。
位卑未敢忘憂國
1992年11月19日，青島保稅區獲批設立，規劃面積2.5平方公里。創辦初期，青島保稅區建設投資熱情高漲，但后期受體制機制等因素影響，從1995年開始，逐步走上了發展的慢車道。到1999年底，已設立7年的青島保稅區各項經濟指標落到全國15個保稅區末位，被稱為荒廢了土地、荒廢了功能、荒廢了政策的“三荒區”，社會也戲稱“保稅區內長青草，牛羊吃得飽，廠房蓋半邊，企業往外跑”，面臨被國家取締摘牌的尷尬境地。
1999年底青島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決定：保稅區實行新的管理體制，獨立運作。面對七年徘徊停滯的土地，擺在保稅區管委會面前的是一條從零開始的歷程，一條荊棘密布卻又必須前行的路。青島保稅區率先理順體制、理順關系、理順思路、理順情緒，確定“一年打基礎、樹形象，二年有突破，三年跨入全國先進保稅區行列”的工作目標，自力更生，開拓奮進，用汗水、淚水甚至是生命的代價，拉開了激情創業的序幕。
2001年，中國加入WT0，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迎接世界的腳步。這一年，青島保稅區也經歷涅槃重獲新生，主要經濟指標和綜合實力跨入全國保稅區第六位、第五位。
面對國際口岸尤其是東北亞國家和地區口岸問的激烈競爭和由于政策功能不到位而導致的我國口岸巨大利益年復一年的流失，青島保稅區，一個面積只有2.5平方公里“彈丸之地”的特殊區域，在國家有關開放政策有著諸多空白和有待完善的情況下，不等不靠，義無反顧地走上了艱難而又充滿風險的探索之路、創新之路，帶頭沖擊“自由港區”理論的敏感地帶。一個關于自由貿易港的夢想正在悄然覺醒。
2000年初，青島保稅區在全國保稅區中率先提出“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的建議，作為課題的發起者和推動者，青島保稅區在長達8年的時間里，進行了大量艱苦繁重的準備工作和卓有成效的實踐與探索，轉型的步伐鏗鏘有力。在全國保稅區中第一個設立了“區港聯動”辦公室，集中研究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區發展的成功經驗，著重進行“區港一體化”的探索和功能開發，開創了國內保稅區“區港對接”工作的先河，由此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2001年4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科學部設立應急課題，對保稅區管理體制與管理機制進行了專題理論研究。同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也以青島保稅區為案例進行《保稅區功能轉型研究》，探討向自由貿易港區過渡和試點的方案。
從保稅區到自由貿易港，一個新的夢想藍圖，在青島保稅區人的視野里漸漸清晰。2003年，夢想的征程又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一年，《青島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功能轉型試點方案》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編制完成，同年底“中國保稅區管理與發展研討會暨工作會議”在青島保稅港區召開。
會議明確中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的發展方向，確立了“三步走”的路徑：實施區港聯動一建設保稅港區一向自由貿易港轉型。
三步走的國家戰略，恰恰正是青島保稅區人一直醞釀在心中的藍圖。
與此同時，青島保稅區把發展港口物流項目作為工作重點，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2003年12月10日，總投資超過5億美元，集保稅功能和碼頭港口服務功能于一體的“青島保稅物流園區與前灣招商國際碼頭”項目的隆重奠基，標志著青島保稅區“區港聯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向自由貿易港區轉型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
事實證明，這一根據青島西海岸口岸實際情況選擇的突破口，不僅成為青島“自由港區”建設的啟動點，也為后來的以整合前灣港區資源為主要方式的“青島保稅港區”的規劃申報，做了有力的基礎準備。
試點“區港聯動”
“區港聯動”事關山東、青島發展大局，青島保稅區積極做好“區港聯動”試點申請工作。
2004年4月，國家首個“區港聯動”試點——上海保稅物流園區封關運行。6月4日，國務院聯合調研考察組對青島“區港聯動”試點準備工作進行實地考察評估。8月16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區港聯動”試點范圍，青島保稅區憑借理論優勢成為全國第二個“區港聯動”試點區域。
作為實施“區港聯動”的有效載體，“保稅物流園區”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這一新的探索性的園區，擁有國際中轉、國際配送、國際采購和國際轉口貿易四大功能，成為繼保稅區、出口加工區之后，中國對外開放度最大的政策特區。
2005年3月29日，海關總署正式批準《青島“區港聯動”試點方案》。至此，青島保稅區“區港聯動”工作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2005年8月，青島區港聯動試點項目——青島招商局國際集裝箱碼頭工程項目，獲國家發改委批準并全面開工建設；11月11日，面積1平方公里的青島保稅物流園區正式通過海關總署等八部委聯合驗收，開始封關運營，青島口岸“區港聯動”由此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青島模式”的創新與示范
就在“區港聯動”試點加快推進之際，自2005年起，國內以“保稅港區”的形式，展開了“自由港區”規劃、申報、建設的新一輪角逐。
2005年6月，上海洋山保稅港區首先獲批，標志著在經過青島保稅區四年多探索論證后，中國保稅港區正式由理論走向實踐。
青島保稅港區的申辦之路并不平坦。2006年，青島保稅港區請示件上報國務院，由于規劃面積過大、缺乏國家戰略支持、國家土地政策調整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與本輪獲批失之交臂。2007年，青島保稅區人帶著遺憾、心懷不甘地踏上了新的申辦之路。青島保稅區重新調整思路，不失時機地奔走、協調，成功地使國家各部委接受了“與日韓港口競爭的嚴峻現實迫切需要給最具條件的青島港以相應政策支持”這一戰略訴求。至此，青島申辦保稅港區之路終于豁然開朗。
2008年，青島保稅區準確把握我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發展方向以及保稅區改革脈搏，審時度勢，提出了走“功能整合、政策疊加”的道路，并立即得到海關總署及各部委的一致認可。海關總署提出：保稅區的轉型發展對全面推進區域整合工作意義重大，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全國保稅區已形成共識，對條件成熟的保稅區可以按照整合的方式轉型升級為保稅港區或綜合保稅區。
青島最終找到了一條真正符合自身實際和科學發展要求的保稅港區建設之路，形成了特有的保稅港區建設的“青島模式”——將現有的青島保稅區、保稅物流園區整合鄰近港口轉型升級為保稅港區，再次走在了全國保稅區的前列。
守得云開見月明
2008年5月19日，青島保稅港區請示件上報省政府。8月21日，海關總署正式將青島保稅港區審批文件上報國務院，歷時94天完成了國家11個部委征求意見和會簽兩輪關鍵程序，創造了全國保稅港區申辦工作的“青島速度”。
9月7日，國務院正式下發了《關于同意設立青島前灣保稅港區的批復》，批準設立青島前灣保稅港區，總體規劃面積9.72平方公里。青島保稅區再一次站到了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最前沿，為青島乃至山東的對外開放增添了濃重的一筆。
青島保稅港區的獲批，標志著青島在擴大開放、擁灣發展、建設現代化國際城市方面搶占了政策的制高點，在環渤海經濟圈“大（連）青（島）天（津）”支撐發展的格局中贏得了先行先試的開放優勢。
從保稅區到保稅港區，一字之差卻有天壤之別，而三步走的戰略也從此邁出了堅實的第二步。
挺進“自由貿易港區”
2011年，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戰略正式實施，作為中國海洋資源最豐富的區域之一，青島保稅港區探索建立海洋經濟對外開放新模式、促進海陸統籌區域一體化發展，推動半島藍色經濟區和黃河三角洲開發建設、打造環渤海經濟圈對外開放統一平臺。
青島保稅港區開始向建成國際一流自由貿易港區轉變。
封關運營實現新跨越。青島保稅港區積極優化封關區域通關環境，加快產業升級步伐，充分發揮稅收政策優惠、進出境手續便捷、貿易管制寬松等功能政策優勢，努力打造藍色經濟區核心政策功能區。2012年，青島保稅港區二期封關區域正式開關運營，運營面積位列全國前三。集裝箱、雜貨泊位全部享受保稅港區政策，南港區、北港區的互聯互通終于實現，推動青島港由“單一裝卸港”向“復合增值港”轉型。封關運營以來，港口貨物吞吐量大幅增長，通關時間大幅縮短，單個集裝箱物流成本下降50%左右，有效吸引3000多家國內外高端物流商開展業務。2012年，實現生產總值110億元，外貿進出口96億元，完成各項稅收51億元，單位面積產出率位居全國同類園區前列。
著力開放帶動。發揮特殊區域窗口示范作用，輻射帶動腹地經濟協調發展，青島保稅港區創新實施區區聯動，通過園區啟動、項目帶動、信息互動、產業拉動等方式，積極搭建山東乃至沿黃流域內外聯動、互利共贏的開放型經濟平臺。在全國率先提出構建以保稅港區為龍頭，保稅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區為樞紐，保稅倉庫、監管倉庫為網點的保稅物流網絡體系，發展保稅監管和加工貿易優化整合的保稅經濟，被海關總署譽為“山東模式”。近年來，先后為周邊及山東中西部聯動區域引薦項目投資總額超過20億元，與周邊地市建立了緊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樣的協作關系。分別與濰坊、德州、臨沂及青島市內的膠州、平度等地合作建設保稅港區功能區，實現開放園區與內陸腹地的資源共享、政策聯動、雙贏發展。同時，青島保稅港區與省內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多數港口建立了緊密程度不同、形式多樣的協作關系，引導內陸腹地近千家企業利用“屬地報關、口岸放行”政策開展業務，打造與青島港口業務關聯的“無水港”和“旱碼頭”，構筑港港聯動的發展格局，促進港口資源的優化配置。
“四個中心”引領新飛躍。建設東北亞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集中建設一批國際貿易功能性項目和功能性平臺，重點強化貿易總部營運與控制功能，形成區域性貿易訂單中心、品牌營銷中心、采購分銷中心、轉口貿易中心。建設東北亞重要的國際物流中心，推動傳統物流企業轉型升級，大力拓展高附加值物流服務，構建信息化、國際化、現代化的物流鏈網體系。建設東北亞重要的臨港國際航運服務中心，重點發展船舶交易、船舶檢驗及注冊登記、航運保險金融等高附加值航運服務產業，形成臨港國際航運服務集聚區。建設大宗原材料國際交易定價中心，積極發展期貨和遠期現貨交易，建成全國最大的棉花、礦權交易市場，發展成為橡膠、棉花、黃金等大宗商品國際交易和定價中心，推進農產品、塑料、建材、燃料油、鐵礦砂、紙漿等市場建設，成為國內各專業領域重要交易市場。
打造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新坐標。做足藍色經濟這篇文章，成為青島保稅港區謀求科學發展的最迫切愿望之一。
當前我國的加工貿易大多由外商投資所主導，2009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加工貿易項下的貿易順差高達2228億美元，相當于當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順差的1.1倍，2010年我國外商投資企業以加工貿易方式進出口970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進出口總值的83.9%，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形成對加工貿易的實際控制。事實上，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諸多隱憂，這些隱憂正逐漸成為加工貿易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和制約。
隱憂一：豐產不豐收
雖然從數據上看，我國外貿順差基本來自于加工貿易，但正如日本經濟學家關志雄所形容的中國加工制造業是“豐收的貧困”，也就是說，中國加工貿易巨額順差卻沒有帶來豐厚的利潤，處于“貧困化增長”狀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狀態，原因是：第一，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加工貿易從事主體是外商投資企業，其在中國所生產的產品出口到國外，出口值算在中國頭上，而創造的利潤卻歸外商所有，中國的實際收益微乎其微。數據顯示，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6003.1億美元，占全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的53.8%。同時，加工貿易主要是外資企業順差，如從2000年開始到2009年，外資企業占加工貿易順差比重從64%提升到84%。因此，巨額順差計在中國頭上，而實惠卻由西方發達國家所獲。
第二，內資企業絕大多數都是為外商做代工，為爭取訂單大打“價格戰”。加工貿易企業對外簽訂加工貿易合同的目的就是通過加工使進口料件增值，從中賺取加工費，因此加工增值含量的高低直接影響企業的利潤狀況。尤其在當前用工成本上升、原材料漲價的情況下，大多加工貿易企業僅僅在微利狀態下運轉，陷入了豐產不豐收的狀態，據統計，目前代工企業的毛利潤率一般在5%左右。據權威市場調查機構iSupply的報告顯示，“一款售價499美元的iPad，其平均成本為260美元左右。其中蘋果開發的A4處理芯片每個26.8美元，16G的存儲芯片為29.5美元。最貴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觸摸顯示屏，由韓國LG公司制造，每個95美元。其中與中國有關的，僅僅是每臺11.2美元的組裝費。”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即使是代工巨頭臺資企業富士康也不過如此，更別說國內眾多的中小加工企業了。
第三，加工貿易出口退稅政策使很多企業即使虧損也要生產。目前我國為了鼓勵出口，對加工貿易生產實行出口退稅政策，這使得加工貿易企業有了降價的資本，很多企業一再壓低加工費，甚至靠出口退稅過日子，而把真正的利潤讓給了外商，也就是說，我們用中國人的錢補貼了外國人的腰包。
隱憂二：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內涵，其一是指加工貿易主體由以外資企業為主向以本土企業為主的轉型，其二是指由勞動密集型行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轉型，其三是指向最關鍵的上游技術研發和下游銷售渠道轉型升級。這是因為只有更多的本土企業從事加工貿易的配套、加工、生產，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的國內采購，延長加工貿易的產業鏈，將更多的利潤留在中國，只有本土企業從事更多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制造，才能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只有本土企業具有了自主品牌和研發基地，在市場上才能夠取得主動權和競爭優勢。
目前，雖然我國加工貿易結構優化升級的趨勢正在逐漸形成，但這種轉型升級依然表現出一定的微弱性和不確定性，外商投資企業依然是我國加工貿易的主導力量，并控制著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主要從事來料加工貿易，收取加工費，在研發和市場銷售兩大環節上，嚴重依賴跨國公司，在進料加工中，僅有8%的貿易額是由內資企業控制。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外資是從事加工貿易的主體，外資主要是利用我們低廉的勞動力資源來進行勞動密集型生產謀取利潤，并不把供貨渠道、技術開發、產品營銷等經營環節帶到我國，而是牢牢把握在跨國公司內部。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大多是在為洋品牌做貼牌生產，無須進行研發，也沒有自己的品牌和銷售渠道，產品銷售完全依賴外資企業，因此轉型又談何容易？
另外，國內加工貿易企業走的是以“多快好省”為主要手段的代工之路，這種模式雖然可以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但也存在利潤過低、易受外部變化影響、抗風險能力弱等缺陷。而自主研發和創立品牌是需要大量時間、資金、人才和技術支持的“慢工出細活”之路，在當前加工企業極低的利潤率之下，要想迅速轉型首當其沖的遇到了資金、人才、技術等方面的瓶頸。因而中小型內資加工企業無力轉型，即使是一些有能力進行研發和市場銷售的大企業也由于對成本和風險的考慮而不愿轉型，畢竟“隔夜的金不如到手的銅”。以上諸多現實原因導致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步履維艱。
隱憂三：環境成本外部化與能源消耗
發展加工貿易之初，為解決我國技術、資本極度缺乏的狀況，國家制定了包括低價使用土地、水、電力等資源的一系列針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其價格并未反映由于使用環境資源而造成環境資源減少的環境成本。一些外資正是基于我國的環境偏好低，環境標準相對寬松等方面考慮，傾向于選擇勞動密集度高、技術含量較低、占用土地多、能耗物耗高、環境污染重等產業轉移至我國。據統計，近年來我國外商投資的生產企業中屬污染型的占30%左右，在污染型企業中嚴重污染企業占40%以上。中國加工貿易發展中，存在著“產品出口了、污染留國內”的問題。2008年2月，原國家環?？偩志凸剂说谝慌案呶廴?、高環境風險”產品名錄，共涉及6個行業的141種“雙高”產品。
環境保護部公布的《2010年全國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2010年，四大海區中，東海近岸海域海水為重度污染。9個重要海灣中，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閩江口和珠江口為重度污染。全國酸雨集中分布于長江以南的浙江、福建、及長江、珠江三角洲等加工貿易發達地區。另外，加工貿易重點聚集地區環境污染狀況堪憂。我國加工貿易最為發達的珠三角地區，廣東省98%的加工貿易業務集中在這里，其環境污染尤為突出。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顯示，珠三角佛山、深圳、東莞、廣州和中山五市工業污染源占全省比例為65.2%?！稄V東省海洋環境質量公報》自2001年起已經連續7年將該地區列為“嚴重污染區域”。
工業在中國所有產業中能源消耗總量和能源消耗強度均為最高，其中又以制造業為高。2006-2009年，外商在華直接投資3202億美元，其中55.5%投向了制造業。2010年，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機電產品5906億美元，增長26.6%，占同期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79.8%。另外，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服裝及衣著附件，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鞋類，家具，玩具和箱包等6大類商品637.2億美元，增長12.7%。這里面都包含著大量能源消耗，可以這樣說，隨著大量“中國制造”走向世界，中國等于是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這種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環境污染，沒有全部或者沒有計入商品價格中通過市場來補償，而是大量地被外部化，透支了未來的發展空間。
隱憂四：國際分工中固化在全球產業鏈底端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形勢下，跨國公司往往是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及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入我國，導致我國加工貿易企業被置于全球產業鏈的底端，根據隆國強的研究，中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加工貿易企業仍然從事著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加工，加工貿易的增值率一直在50%上下徘徊。而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的發展非但對我國其他企業和地區的輻射作用不大，很難帶動我國相關工業的發展及實現產業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反而使國內的粗放型經濟模式有進一步固化的危險，使我國的工業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資，產業結構嚴重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樣的經濟發展路徑下，即使已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無非是“世界加工廠”而已，整體經濟被固化在全球產業鏈的底端。
另外，自1992年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引資戰略下，各地政府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投資項目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很少予以考慮，乃至出現了“引進、過時，再引進、再過時”的現象，而即便外資帶來了先進技術，其關鍵技術也是由外商牢牢掌控，嚴格保密，很少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上，導致了今天“市場讓出去了，技術卻沒有換來”的尷尬局面，同時也阻礙技術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步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在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超過30%以上，超過了20%的國際警戒線，影響我國的獨立經濟決策，威脅我國的產業安全，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在當今國際分工主導權被跨國公司掌握的情況下，我國不過是跨國公司全球產業鏈條上的“打工者”，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發展對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中優化的影響力大打折扣，增加了我國擺脫在國際分工中被低端“鎖定”和被困低附加值陷阱的難度。
隱憂五 ：加劇貿易摩擦和爭端
以外資為主導的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發展，在給中國帶來巨額貿易順差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資源和環境受到污染，甚至威脅人民健康，這也給一些國家采取反傾銷等貿易壁壘政策提供了借口。從1995年-2009年，在世界遭受反傾銷調查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排行榜上,中國已經連續15年名列第一。商務部的《國別貿易投資環境報告2011》顯示，2010年，中國出口產品共遭受6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金額約71.4億美元，貿易救濟調查案件已經從單一產品向某一產業領域乃至整個產業鏈延伸。2010年全年，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共發起58起337調查，其中有19起調查被訴方涉及中國企業，調查總數及涉華案件總數均達歷史新高。
貿易摩擦的根源在于雙邊貿易不平衡，而我國的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據統計局公報顯示，我國2010年全年貨物出口15779億美元，貨物進口13948億美元，順差1831億美元。全年一般貿易存在逆差，而加工貿易出口7403億美元，進口4174億美元，順差3229億美元，比全國外貿順差高出1398億美元。由此可見，目前我國雙邊貿易不平衡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的大額順差，但由于外資企業是加工貿易的最大經營主體，外資才是順差的主要獲利者，我國實際僅賺取了少量加工費。所以，加工貿易的迅速增長，實際上已成為導致我國遭受國際貿易摩擦的潛在誘因。
盡管外資主導下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面臨以上隱憂，我們卻不能因噎廢食，而是應該謀求突破困境之良策。針對以上隱憂，筆者以為我們應在以下方面下工夫：鼓勵和扶持國內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發展進料加工貿易，延長加工貿易產業鏈，改變當前以外資為主導的格局；改善加工貿易的收益現狀，鼓勵具有足夠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自創品牌、開拓國外市場，占據微笑曲線高增值的兩端，鼓勵沒有相應實力的企業為有實力的國內企業進行配套、貼牌加工，即為國內品牌企業代工生產，國內加工貿易企業如能抱團打天下，共謀發展，將會創造巨大的利潤空間，將利潤留在國內，使肥水不流外人田；鼓勵國內企業通過國際合作，打造具有競爭實力的中國跨國公司；建立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嚴格界定外資準入的行業及規模，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加工貿易的發展，適當抑制加工貿易順差，了解WTO規則和貿易投資壁壘的相關知識，增強維權意識，建立應對貿易摩擦和爭端的有效機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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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居民收入大幅增長,但分配失衡的問題也日益凸顯。
今年全國“兩會”以來,收入分配不公的話題成為各方熱議的一大焦點,專家獻計獻策,有關部門也陸續配合出臺諸如上調最低收入工資標準等相關政策,并有消息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臺。
要改變扭曲的收入分配現狀,無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臺的相關政策而言,基本都圍繞職工工資做文章,這是遠遠不夠的。工資問題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個微小方面,學術一點說,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體現。
工資問題是市場層面的問題。首先,政府明令漲工資無疑有干預市場之嫌;再者,漲工資不是說漲就能漲的。
我們看看哪些人能在“漲工資”的一紙令下享受到實惠。公務員可以漲、事業單位員工可以漲、國企員工可以漲,概括說,就是處于壟斷性質單位的員工可以漲。
但是,一般的民營企業則不然。正常市場環境下,員工收入與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經營效益不錯的企業,有給員工加薪的可能。但總體而言,當下的不少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可謂是負重前行。稅負本就很重,再強行讓他們漲工資,就太強人所難了。如若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背負的重壓得不到緩解,給員工漲工資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對這些中小企業的員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簡單操作,容易引發惡劣后果。要求漲工資的結果只能是:工資差距越來越大,導致更大的不公。
漲工資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說,它只是很小的一塊。說要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卻將矛頭指向“漲工資”,這種做法有偷換概念之嫌,其掩蓋了真實的社會矛盾,也掩蓋了政府不作為。拿漲工資說事,將社會矛盾轉化為員工與雇主之間的勞資矛盾,規避了問題的實質。
我們不可被這樣的言論遮住眼。我們希望通過理清紛紛擾擾的現象,探求到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并邀請專家支招,探討解決之道,這是我們做本期選題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多個層面。因而,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必須進行綜合性改革。
要調整收入分配不公,當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質,抓主要矛盾、從根本入手,才是解決問題的正道。否則,做表面文章,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很可能轉移了矛盾,貽誤了改革良機,致使問題越積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越發突出。
一、阻礙作用
(一)非貿易利益的獲取
Perroni and Whalley(2000)認為那些包括大國和小國的非對稱FTA或CU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小國會向大國支付一部分利益，從而使得大國從FTA或CU中獲得的利益高于其成本，這部分利益主要是非貿易領域的，例如，NAFTA中加拿大作出的保護外國制藥廠商(主要是美國)專利的承諾和墨西哥作出的加大環境保護和強化國內政策改革的承諾，以及能源價格等。歐盟也是如此。這種小國的讓步可能是顯性的也可能是隱形的，但是做出讓步的主要都是小國。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小國的談判能力和國際貿易中的報復能力比較低(詳細分析見Johnson，1954；Syropoulos，2002)，為了能夠進入大的市場和防范貿易戰的損失，小國通過非貿易領域等的讓步和大國建立貿易協議來獲得一種保險。全球貿易沖突風險越大，則大國的價值越大，而大國則會利用這一點不斷以區域貿易協議的方式來從小國獲得“保險費”，從而比傳統的對稱性或互惠型區域貿易協議更有可能破壞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穩定性。
Limao(2007)同樣認為EU和美國提供貿易特惠的核心動力是從PTA伙伴國那里獲得非貿易領域的讓步，主要包括勞工標準、人權、知識產權保護、移民控制和禁毒等，甚至包括在反恐上的合作。與Perroni和Whalley(2000)不同，他將其中的有些非貿易問題一般化為區域性公共產品：在一個區域內，一個大國和一個PTA合作國，存在會發生外溢的區域公共產品，合作國由于權重問題，導致提供的公共產品低于大國的要求，而大國可以使用關稅來抑制合作國的出口，它們便可以通過PTA來內部化這些效應。如果大國稍微增加PTA產品的多邊關稅水平，由于貿易條件因素，并不會導致額外成本增加，并可以為合作國提供特惠，使其增加公共產品，并從中獲益，但對于非PTA產品，則不存在這種效應。Karacaovali and Limbo(2008)以EU為例分析了這種非貿易利益對多邊自由化的影響途徑：如果EU通過特惠協議給某個國家提供某些產品的免關稅市場進入的特惠，則該國在這些產品(稱為PTA產品)上會比其他競爭者有關稅上的優勢，如果EU取消這些產品的多邊關稅，則會消除PTA對該國的價值，所以該國會一直反對EU的多邊貿易自由化，而EU為了獲得該國在非貿易領域的讓步，也會在這些產品上放慢多邊自由化的步伐。他們還指出如果PTA可以實現完全進人(即EU擴大成員國)，則不會影響多邊貿易自由化，因為EU可以很容易地通過對特惠伙伴國的直接現金轉移來抵消由于多邊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特惠邊際的減少。在他們的模型中，PTA對多邊自由化的影響的一個重要條件是特惠關稅是零，不能夠繼續降低，因此他們建議：在禁止PTA不可行的今天，為了最小化這種影響，應該放松對特惠關稅的非負性限制，允許進口補貼，通過特惠授予國、接受國和非參與國之間合作可以實現帕累托改進。
(二)第三國的外部激勵效應
Ornelas(2005a)認為考慮到外部國家的激勵和反應，FTA依然可能會損害多邊自由貿易，其基本機理是：(1)FTA外部關稅降低到某個程度會提高非參與國對FTA的市場進入。卻不需要減少自己的貿易壁壘，而這是多邊貿易自由化必須要求的，這表明FTA的建立減少了非參與國從多邊自由化所獲得的“額外”收益，從而降低了非參與國對多邊自由化的支持；(2)如果FTA的參與國政府更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外部關稅，加強了貿易創造效應，強化了上面的機制，而非參與國在政治上偏向生產商的話，便會加劇減少非參與國對多邊自由化的支持；(3)如果FTA的潛在國預期到這種效應，希望通過推遲FTA的建立來促使非參與國加人多邊貿易協議來提高自己的利益，而非參與國則可能希望推遲多邊貿易協議來促使FTA的建立，這樣便形成了“消耗戰”博弈，每個國家設定非合作的關稅來彼此施加壓力，除非非參與國作出讓步，否則會一直阻礙多邊自由貿易。
(三)“意大利面碗”和WTO規則的變動
該術語最早是由巴格瓦蒂在國際貿易領域內使用的，它一般指的是國際貿易規則的不統一會給自由貿易帶來損害，也是巴格瓦蒂反對區域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后來的學者研究對巴格瓦蒂的分析進行了擴展。Estevadeordal等人(2007)認為“意大利面碗”的核心是原產地規則，并最早對“原產地規則”進行了定量研究，他們調查了58個RTA的原
產地規則，結果發現，雖然原產地規則呈現出區域性收斂，但是在許多產品上還是存在廣泛的差異，平均起來只有1/3的RTA會在某個給定產品上具有相同的原產地規則。
這種規則的不統一不僅僅體現在“原產地規則”上，還包括WTO規則和RTA規則的差異。Pauwelyn(2006)做了一個實例研究，他分析了美國和加拿大的軟木及與墨西哥的甜料爭端，是NAFTA和WTO在貿易爭端處理上的規則之間的沖突，他認為這種WTO國際法和區域貿易協議章程之間的差異會引發無休止的訴訟等法律問題。盡管作者并沒有分析這種差異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影響，但是規則的沖突和重疊無疑會影響貿易的自由化。
有些學者從WTO規則的變動分析了RTA的阻礙作用。Lloyd and MacLaren(2004)認為由于RTA中許多超越GATT/WTO的內容和規則也被納入其中，例如烏拉圭回合中的有關服務、知識產權的規則以及與貿易有關的投資協議最初都是在RTA中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尤其是EU和美一加FTA，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EU和美國利用RTA的網絡來形成聯盟，并將它們的觀點逐漸轉化為WTO的新規則。這有可能會加強發達國家的力量并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使WTO的規則不利于合理的多邊貿易。Davis(2006)同樣指出：PTA的存在會把一些貿易爭端處理從多邊轉向雙邊，交給RTA的組織機構，使得大國有更多的選擇，減少了小國的談判力量，在爭端處理上可能會不利于小國，這是由于WTO的爭端處理機制更透明，并且容易和具有共同看法的國家形成聯盟，以平衡大國的力量。
二、促進作用
(一)多米諾效應
Baldwin(1994)認為一個國家的政府是否決定加入區域集團是由“反加入”和“親加入”兩種力量的平衡決定的，“親加入”力量主要是向該集團出口的企業，“反加入”力量主要是進口競爭型企業以及非經濟目標。由于集團區域一體化的深化，會對非成員國企業的利潤產生不利影響，一方面會面臨更多的歧視，另一方面無法進入一個更大市場所導致的機會成本增大，因而鼓勵出口商利益集團加強對政府的游說等政治活動來推動加入區域集團，而“反加入”的力量也會上升，只要出口部門的產出高于進口部門的產出。由于政治力量與部門規模相關，從而打破原先的力量平衡，使國家加入到集團中。隨著集團的擴大，非成員國的成本劣勢不斷上升，引發新一輪的非成員國內的“親加入”政治活動，從而導致集團的進一步擴大，產生“多米諾”效應。Baldwin與Rich-ard(2006)進一步詳細分析了打破這種力量平衡，從而加強“多米諾效應”的三個方面：一是Olson式的游說不對稱性。他利用Melitz(2003)和Eaton等人(2004)發展的新新貿易理論，指出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業出口，而小企業只在國內銷售產品。互惠貿易自由化增加了大的出口企業的利潤，同時，由于國內市場的競爭加強，減少了同類行業中只在國內市場銷售的小企業的利潤，導致一部分企業退出，減少了該類企業的規模，而大企業會從外國市場獲益來抵消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此外，國內小企業的部分退出也會帶來收益。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小企業數量眾多、分布分散、從關稅削減中損失較小等原因，不如大企業那樣更容易在政治上組織起來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而區域貿易集團的建立和擴大正是影響這些具有游說優勢的出口企業的利益，最終形成Olson式的”部門內特殊利益政治”的不對稱性。二是母市場效應。在貿易成本很高的情況下，一國加人一個區域貿易集團，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市場，產生對產品的更大的需求，根據克魯格曼的“母市場效應”理論，會使得企業的數量增加程度超過市場需求擴大的程度，為了滿足一個更大的需求和規避關稅等貿易成本，其他國家的企業會轉移到該區域內，從而形成投資轉移和企業區位轉移，對未加入的國家產生壓力。即使在關稅等貿易成本很低的情況下，區域貿易集團的建立和擴大必然會惡化未加入國家企業的市場進入，也會導致企業的區位轉移。三是不可逆投資。雖然McLaren(2002)和Freund(2000)認為不可逆投資與沉沒成本會阻礙一個國家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選擇，但是，Baldwin則認為當一個區域集團外國家的企業在區域集團內的一國的不可逆投資已經變成沉沒成本，并且構成企業的準租金，此時，區域集團一體化的深化會破壞準租金，因為一體化的深化意味著對非成員國投資的新的歧視，推動跨國企業游說本國加入區域集團，強化“多米諾”效應。
Egger and Larch(2008)利用1955年-2005年的面板數據對Baldwin的理論進行了經驗分析，結果支持了“多米諾”效應的存在，還發現過去的PTA形成會明顯引發新的PTA的建立，但同“多米諾效應”相比要小一些，已有的PTA或新建立的PTA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效應隨著貿易成本增大而減小，證明了貿易轉移效應是導致這種影響的重要因素。
(二)“輪軸與輻條”式擴張
雖然Baldwin認為“多米諾效應”會最終實現全球自由貿易，但他的分析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加入貿易集團的假設之上，Yi(1996)和Goto and Hamada(1999)認為貿易集團的擴張由于已有參加國的反對可能會停止吸收新的成員國，從而構成了“多米諾效應”理論的挑戰。Hiroshi Muku，nok和Kentaro Tachi(2006)則從“輪軸與輻條”型FTA這個角度分析了FTA是否會導致多邊貿易自由化。他們構建了一個線性需求函數和古諾壟斷競爭的三國對稱模型，使用序貫擴張博弈方法，結果表明：通過新成員加入的方式無法達到多邊自由貿易，但是通過“輪軸與輻條”型FTA的方式，多邊自由貿易是惟一的馬爾科夫完美均衡解，基本的邏輯是：如果集團已有的成員國不歡迎外部某個國家的加入，集團中的一國A會和該國簽訂雙邊貿易協議，從而使A國成為“輪軸”，其他國家成為“輻條”，由于軸心地位使得本國可以提高消費者福利，并能夠自由進入新的合作國的市場，從而抵消本國市場上廠商利潤減少帶來的負效應，而輻條國的總福利則明顯下降，甚至有可能會低于沒有區域貿易協議情況下的福利，所以會刺激輻條國簽訂“輻條一輻條”型協議，盡管輪軸國會預期到這種可能對自己不利的結果，但是短期利益依然會促使其成為軸心，此外每個國家也會簽訂新的貿易協議來避免成為輻條，這樣增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可能性。他們據此還指出FTA在達到多邊貿易自由化方面要優于CU。
(三)“戰略效應”和“分配效應”
Ornelas(2005b)認為兩個方面會使產生導致外部關稅下降的力量：一是“戰略性效應”。由于兩國簽訂FTA協議，一國的企業可以自由進入到另一國市場中，也會獲得由于該國高關稅帶來的保護效應，而原先這些保護只是給本國企業的，這種貿易保護的“轉移”會削弱FTA參與國增加外部關
稅的刺激。二是“分配效應”。假定政府容易受到要求增加貿易保護的國內廠商力量的游說，效用采取GH形式，政府使用關稅作為一種分配手段，將部分消費者剩余轉給生產商，由于FTA的簽訂，另一國廠商自由進入本國，增加了在本國市場上的份額，所以政府將消費者剩余轉給本國廠商的能力下降，還會將其部分轉給FTA合作國的廠商，從而可能會導致政府降低外部關稅，提高消費者剩余，從而增加政府總效應。在其構建的寡頭壟斷競爭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中，假定成本和需求函數線性條件下，由于外部關稅導致的貿易創造效應會高于貿易轉移效應，會同時促進和FTA伙伴國與第三國的貿易量，從而FTA對所有方都是有利的。
(四)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
傳統的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集中于對國內利益集團或投票者的分析，但Hansen and Mitchell(2000)指出外國企業對政府的游說強度和游說支出和本國企業基本相似，Gawande等人(2006)進一步指出，外國企業的游說也會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尤其是行業的關稅結構。從某種意義來說，外國游說也可以看作是國內貿易保護力量的一種表現形態。Stoyanov(2009)第一個分析了FTA條件下，外國利益集團的游說對FTA參與國外部貿易壁壘的影響。他認為FTA伙伴國的利益集團在FTA建立之后，會像本國利益集團一樣對政府進行貿易保護游說，會抵消甚至會大于Ornelas(2005b)所認為的效應，從而產生更高的FTA外部關稅的壓力。由于大部分的國家至少是一個特惠貿易協議的成員，所以貿易協議伙伴國的游說會增強FTA的貿易保護傾向并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即使WTO限制FTA設立后的外部關稅提高，外國利益集團的游說可能會影響未來的關稅減少，并有可能促使政府使用反傾銷和反補貼方法來加強貿易保護，而這種阻礙作用在一個大國和小國的FTA中的小國表現最為明顯。
三、不確定
(一)時間動態性
Bagwell and Staiger(1997a)分析了自由貿易區的“轉換期”(即一個區域貿易協議談判到正式執行的時期)對多邊關稅合作的影響。他們的研究表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會導致暫時性的多邊自由貿易政策的倒退，在轉換期內，由于非參與國預計到區域貿易協議實施以后的貿易轉移作用，參與國對多邊貿易伙伴的依賴程度降低，而在轉換期內貿易類型由于時滯沒有改變，使得之前的形成的合作博弈均衡的平衡被打破，所以多邊關稅水平將上升，但是當區域貿易協議對多邊貿易的影響已經定型以后，初始的均衡將重新出現，多邊自由貿易政策將恢復，關稅水平甚至有可能低于初始水平。BagwelI and Staiger(1997b)使用相似的方法，分析了關稅同盟的市場力量效應對多邊關稅合作的影響，并得出相反的結論：在轉換期內，關稅同盟的預期會對多邊自由貿易政策產生“蜜月”效應，多邊關稅水平降低，但是轉換期結束后，關稅水平會恢復到原先。這是由于關稅同盟提升了參與國的市場力量，參與國發現采取更高的關稅將有利，這是對非參與國不敢采取對峙或發動貿易戰的威懾，而在轉換期內貿易類型由于時滯還沒有改變，從而降低多邊關稅，但關稅同盟實施后，市場力量已經發生作用，新的關稅合作均衡將形成，多邊關稅將提高，并可能超過初始水平。他們同時指出，導致這種不同效應的原因在于，對非參與國來說，自由貿易區只有貿易轉移效應，而關稅同盟還包括市場力量效應。如果同時考慮兩種效應，結果將比較模糊，取決于兩種力量的大小。
Bond等人(2001)分析了一個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入對貿易集團與第三國之間的多邊貿易協議的穩定性的影響，這樣便剔除了貿易談判中市場力量的作用。構建了一個三國三產品的對稱的關稅同盟模型，所有的消費者具有不變替代彈性，貿易自由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同盟與第三國的多邊協議由一個無限重復博弈過程來決定。隨著集團內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導致貿易轉移，從而減少了第三國保持原先多邊協議的吸引力并提高了違反協議的動力，為了阻止多邊協議的崩潰，關稅同盟必須降低其外部關稅。他們指出芷Cobb-Dou出s偏好形式、初始多邊協議是激勵相容的等條，牛下，伴隨著Kemp-Wan關稅調整的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將對所有國家來說都是激勵相容的，沒有國家有動力來違反初始的多邊協議，即不會阻礙原先的多邊貿易自由化。在他們的模型中，決定這種激勵相容性的關鍵因素是關稅同盟內產品和第三國產品之間的消費替代彈性σ，而關稅同盟的稟賦結構和相對規模則沒有影響，如果σ≤1則是激勵相容的，否則Kemp-Wan關稅調整是不可維持的。而使用歐盟1986年數據，估計出σ為0.85，表明歐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可以通過對外部關稅的Kemp-Wan調整來保持多邊協議的激勵相容。此時，關稅同盟內部自由化的深化不會影響原先的多邊貿易協議，反而會降低關稅同盟的外部關稅，從而促進多邊自由化。此外，他們按照Grossman and Heloman(1994)的框架將同盟的共同關稅由特殊利益集團的游說內生決定對模型進行了擴展，在游說對稱性(如同盟內各國進口競爭部門的游說是對稱的、同盟內各國出口部門游說的力量是相等的、第三國內不同進口競爭部門游說的組織是相等的)的假定下，發現要保持這種激勵相容可能要求同盟對外部關稅作出的調整不等于Kemp-Wan關稅水平，具體調整幅度由游說部門的相對組織程度、比較優勢大小和關稅同盟的相對規模來決定。此時，關稅同盟的深化有可能增加多邊關稅水平，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為了獲得和提高對非成員國的貿易條件收益會有“戰略性”動力來限制成員加入，即最大的CU的規模會有一個上限。此時，CU的建立會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使用相似的模型，Yi Sang-Seung(2000)分析了FTA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影響，分析表明：無論在哪一種規則下，全球自由貿易并不一定是惟一的均衡解，是否會導致和維持一個全球FTA，嚴重依賴于產品替代程度和國家數目，究其原因，在“開放型區域主義”規則下，他認為是由于FTA建立中潛在的“搭便車”問題：假設一開始有一個全球FTA，其中一個國家偏離自由貿易，并對未偏離的國家征收福利最大化關稅，當N很大時。這種偏離的收益會大于其他國家對該國征收的關稅所帶來的福利損失，每個未偏離國都想搭其他國家來制裁偏離行為的便車，從而使得全球自由貿易不穩定，但是當N值較小時，偏離行為的收益較小，所以沒有國家會偏離自由貿易；在“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規則下，他認為原因是：雖然單個國家可能沒有動力偏離自由貿易，但是存在幾個國家聯合構建FTA以最大化其福利，從而偏離全球自由貿易的動力，由于其他國家無法加入到該FTA中去，也可能會自己組建新的FTA，從而形成幾個FTA共存的局面。
四、實證研究
(一)支持性的經驗研究
關于“區域主義”對“多邊主義”影響的最早的實證研究是Foroutan(1998)所做的，她發現烏拉圭回合之后參與PTA的拉美國家有更低的平均多邊關稅水平。但由于：一方面，她沒有控制其他變量，另一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拉美放棄進口替代戰略，實施了相當程度的單邊貿易自由化，所以一般認為，她的發現并不能說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Mag，ee and Lee(200i)利用1968和1983年51個行業平均外部關稅變化的51個觀測值，認為EEC(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的成立使得成員國降低了外部關稅。近期比較有影響的支持性的實證研究主要包括：一是Bohara等人(2004)利用1991年一1996年阿根廷的貿易和關稅數據，分析在Mercosur貿易協議下，巴西(較大的FTA伙伴)的進口滲透和貿易轉移對阿根廷外部關稅的影響；二是Estevadeor-daI等人(2008)研究了1990年-2001年10個拉美國家的情況，發現FTA的形成促進了外部關稅的減少，一國在某個部門給伙伴國的關稅優惠越大，該國越可能在這個部門減少外部關稅，但關稅同盟的這種“關稅互補”效應很小甚至沒有。
(二)反對性的經驗研究
Limao(2006)使用美國貿易數據發現，美國從PTA進口的產品的關稅減少小于那些只從非PTA進口的相似產品的關稅減少，他認為美國PTA的一個直接效應是導致PTA產品的MFN(most-favored-nation)關稅高于不存在PTA時所做的合理的反事實模擬值，平均起來，一個非美國PTA國的出口商向美國出口一個PTA產品與出口相似的非PTA產品只能獲得52％的利益(以價格增加來衡量)，當某種產品全部是從PTA進口的或者該產品在PTA伙伴國向美國的出口中的比重很大時，這種作用更加明顯。美國通過PTA還會產生間接效應，指的是美國由于PTA沒有降低MFN關稅，而GATT多邊談判的基石是互惠性，所以美國的多邊貿易談
Bond，Riezman and Syropoulos(2004)用類似的方法分析了FTA動態變化的影響，并強調了不同國家之間的互動。他們構造了一個三國模型，兩個對稱、相同的國家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假設外部關稅由每個國家在一個單期非合作的博弈條件下最大化各自國家福利來內生決定，結果發現當未參加國保持關稅不變時，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導致成員國的外部關稅低于Kemp-Wan關稅水平，使第三國貿易條件改善，并提高了第三國的福利。當第三國采取最優化行動時。FTA參與國外部關稅的下降會提高第三國的關稅，即FTA的外部關稅與第三國關稅是戰略替代的，這是由于FTA的外部關稅的增加會減少對第三國產品的需求，降低了其出口的市場力量并提高需求的價格彈性，但是FTA內部關稅和第三國的關稅是戰略互補的，隨著FTA內部關稅逐漸降低，第三國的關稅將逐漸降低，所以第三國關稅的變化取決于FTA是否處于“轉換期”。
(二)貿易集團形成規則的差異性
Yi Sang-Seung(1996)區分了“開放型區域主義”和“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前者指只要外部某個國家遵守同盟的規則都可以自由加人該同盟，包括兩種具體形式：同步行動博弈和有限期界序貫行動博弈，后者指某個國家要加入某個貿易集團必須征得所有成員國的同意。通過構建包括N個對稱國家的世界模型，消費者消費一個基準品和一組差異化產品，并采用擬線性效用函數，首先，他發現一個效用最大化的CU的建立會使非參與國福利惡化，并且一個CU參與國的福利與CU的大小正相關，然后，他證明了，在“開放型區域主義”規則下，全球自由貿易是同步行動博弈的惟一的純策略納什均衡解，同時當CU的規模不對稱時，也是序貫行動博弈的惟一子博弈完美均衡解，這是由于一國會不斷脫離小的CU來加入大的CU，最后形成一個全球CU，此時，CU會促進多邊貿易自由化。在“一致同意型區域主義”規則下，全球CU則并不是一個穩定解，這是由于大的CU的成員判國對來自于美國的產品提供更少的關稅減免，而那些出口同類產品的其他國家也會面臨該國的更高的MFN關稅，從而阻礙多邊貿易自由化。Karacaova|i and Limbo(2008)使用東京回合與烏拉圭回合之間的產品水平上的關稅數據，發現EU的PTA阻礙了其多邊貿易自由化，具體來說，EU對那些不受PTA影響的產品的平均多邊關稅減少的估計值是PTA產品的兩倍，而EU在上世紀80年代和1995年的擴大沒有明顯影響其多邊貿易自由化。對于樣本的PTA產品集來說，沒有特惠條件下反事實估計出的關稅應該是1.4％，而現實則是4.7％。Limao(2007)研究了通過實證數據，研究了美國通過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CBI)和Andean TradePreference Act(ATPA)兩個貿易協議向加勒比地區和安第斯地區的國家提供一系列產品的單邊優惠，以獲取在勞工標準、知識產權和禁毒合作等非貿易目標上的收益，對美國相應產品的MFN關稅的影響，獲得了類似的結論。
Stoyanov(2009)利用加拿大加入NAFTA前后的數據實證研究了外國游說對加拿大多邊關稅的影響，結果表明，美國企業在加拿大加入NAFTA之前游說加拿大政府削減貿易壁壘，而在加入NAFTA之后則相反，平均來說，美國企業游說會增加關稅0.21％，非關稅壁壘1.87％，保護份額4.26％，雖然比不上加拿大國內企業的1.33％，7.31％和7.81％，但是NAFTA的建立無疑會通過外國游說影響了多邊貿易自由化。
Estevadeordal等(2008)分析了為什么他們的研究和Li-mao(2006)以及Karacaovali and Limao(2005)的研究結果相反，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前者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后者研究的是發達國家，由于前者關稅較高，貿易轉移的成本以及對自由化的動力要遠大于后者。另一個原因在于后者分析的是由多邊貿易回合導致的外部自由化，而前者分析的是單邊的外部自由化。最后的原因在于特惠的目的，發達國家經常利用特惠來獲得非貿易領域的讓步，而發展中國家的特惠一般是相互的，主要以貿易為目標。
五、評論與啟示
可以看到，在“區域主義”影響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問題上，從克魯格曼、巴格瓦蒂的論文直到現在，爭議一直不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答案依然和Winters(1996)所說的那樣：我們并不知道。但是經濟學家們在某些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共識，如評判“區域主義”的影響需要綜和多種力量的影響、國內政治力量的變化是影響多邊自由化的重要渠道、發展中國家的RTA的作用偏重于促進而發達國家的RTA(尤其是PTA)則偏重于阻礙，區域主義是否促進和阻礙多邊主義的判斷嚴重依賴于模型的假設前提等。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也許會有更多的共識產生。
《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中有關 “逐步自由化”這一國際法規在履行的過程中出現存疑之處，從而致使相關成員各持己見并因此而引發成員間的貿易爭端，隨之難免就需要在具體個案中專家組或上訴機構對相關爭議進行相應的條約解釋。上訴機構在wt/ds363案中所采用的“與時俱進”的當代含義解釋方法固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如果在援用該方法時不同時結合涉及gats的具體個案實體層面的特殊性而加以綜合考慮的話，則可能會出現裁決失當的問題，而這將不僅影響涉案當事方利益的公正和公平地分配，而且從長遠意義上而言，還可能會對上訴機構乃至dsb的權威性造成負面影響。顯然，這類本應由后續談判予以解決的問題，還是應由成員們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為妥。
一、gats對國際服務貿易規制中的“逐步自由化”原則問題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服務貿易得以迅速蓬勃地發展。時至今日，國際服務貿易在世界貿易中的比例逐步攀升，國際服務貿易的重要性已無需贅言。對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尤為如此，這主要由于“像美國這些早已在制造業失去優勢的國家，已經把知識型服務當成扳回貿易平衡的工具?！雹僭诖吮尘跋拢悦绹鵀榇淼木哂蟹召Q易優勢的國家日益迫切地需要并謀求在國際服務貿易中鞏固和提升自身的優勢。因此盡管發展中國家有所反對，但美國等發達國家仍極力主張將國際服務貿易納入到全球多邊貿易體制中來，因而國際服務貿易于gatt的烏拉圭回合多邊談判中被列為重要談判議題之一，并最終在該回合談判結束時達成了《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
gats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有學者強調“gats可能是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最重要的一個協定。這不僅僅是因為服務業在全球總體貿易中的份額越來越大，還因為服務的提供方式能幫助提高經濟效益，鞏固政治主權和提高當地的文化意識。盡管如此，一方面，gats畢竟只是一個框架性協定，與經過近半個世紀談判才形成的《gatt1994》等貨物貿易談判成果相比，gats充其量只夠得上是一個‘從無到有’的初步成果，各具體服務部門還需要進行更為艱辛和漫長的實質性談判；另一方面，gats第三部分所規定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并非自動地適用于各成員的所有服務部門，而是要通過相應的談判由各成員自主決定其適用的服務部門。因此，gats對國際服務貿易的有效規制和國際服務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并非隨著gats的產生而畢其功于一役，其后的逐步談判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作為烏拉圭回合既定議程，服務貿易談判從2000年3月開始，2001年啟動多哈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以來，服務貿易的談判被并入了新一輪談判中。與多哈回合談判的艱難的整體進程相對應，服務貿易的相關談判同樣也是舉步維艱②。而這一艱難局面背后的根本原因無疑主要存在于發達成員與發展中成員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利益沖突。發達成員基于自身的優勢地位，強調服務貿易應經過談判盡快地實現更高程度的自由化，而發展中成員則強調在推動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的過程中應秉持逐步自由化的原則并在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基礎上進行談判。從某種意義而言，服務貿易顯著地區別于貨物貿易，因為“在不存在關稅保護的服務貿易中，如果要求各成員遵守絕對的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義務，無異于要求各成員實行完全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這是包括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內的絕大多數wto成員所無法接受的?！雹酃识浻砂l展中國家積極爭取而明文規定于gats法律文本中的逐步自由化的原則，對于在wto制度體系中占大多數的發展中成員（包括最不發達成員）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雖然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原則對各成員均有同樣的約束力，但gats并不強迫任何成員就市場準入或國民待遇作出何種程度的承諾，因此，這兩項原則在多大程度上約束成員方，完全取決于該成員方的自愿承諾。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逐步自由化這一基本原則及其所體現出的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甚至可被視為發展中成員的一道保護性屏障，它可以避免發達成員不正當地單方面主張某種程度的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水平。
二、wt/ds363案審理中專家組的解釋與中方的上訴觀點
細讀gats的序言與相關具體條款中有關逐步自由化原則的內容，不難察知，逐步自由化原則乃是當初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爭論與博弈后形成的彼此妥協的產物，而且在根本性質上屬于各成員——尤其是發達成員——應予以嚴格履行的國際法義務。但這一國際法義務在履行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存疑之處而致使相關成員各持己見，并因此而引發成員間的貿易爭端，隨之難免就需要在具體個案中專家組或上訴機構對相關爭議進行相應的條約解釋，從而力求做出一項令爭端雙方都滿意或最起碼都能接受的裁決。這里以“wt/ds363中國——影響某些出版物和娛樂用音像制品貿易權及分銷服務措施案”中的相關情況為例進行相應的研析。
（一）wt/ds363案中相關情況概要
該案中若干爭議焦點之一即為上訴機構報告最后部分以25頁篇幅所著重闡析的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問題。而該范圍的認定則直接地涉及到當事方在wto服務貿易領域內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方面權利和義務分配與平衡的權威確認，因而在利益攸關的情況下中美對此問題各執一詞針鋒相對。不僅如此，對于該問題的法律解釋還從深層次上與gats的“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休戚相關。
在該案的審理過程中，專家組經過對該問題的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及解釋后作出了有利于美國的裁決，中國隨即就該問題所涉及的法律解釋提起上訴。上訴機構通過對所采納的條約解釋的審查最終對專家組就該問題做出的裁決從總體上予以肯定并做了進一步闡發。因此，從程序意義上，“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問題已獲得最終解決。盡管如此，由于該問題涉及的方面較多，除wto爭端解決中條約解釋本身的理論與實踐的多方面問題外，還深入地涉及到wto爭端解決與國際法院爭端解決中條約解釋方法的異同等多方面情況，因而這些方面無疑增加了恰當地做出合理的條約解釋以公正地解決爭端的難度。
（二）中國在上訴中的立場與觀點
在專家組報告做出之后，中國對專家組就該問題所做之解釋提出異議。主要為以下幾方面：
1.中國認為專家組在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進行解釋時，將“通常含義”、“上下文”和“目的和宗旨”割裂開來考慮，且未能分析各種要素之間的互相影響。
2.中國認為專家組對“錄音制品”和“分銷”這兩個關鍵詞的通常含義的字典解釋選擇和認定方面存在偏差，因而不應武斷地認為其所作的解釋是確定的。在中國看來，因為各種字典定義有不確定性，專家組本應在相關上下文中并且按照條約的目的和宗旨對每個可能的意義進行仔細地考察。
3.專家組未能恰當地確認中國主張的條約目的和宗旨。尤其是專家組未能考慮本應在其解釋中提供指導的重要原則，即遵循肯定性清單原則、達成讓步的平衡和逐步
自由化原則。中國認為這些要素要求專家組認真考察：（1）wto成員有決定其服務市場自由化進度和程度的主權；（2）在《服務貿易減讓表》沒有明確提及的特殊承諾，那么一項特殊服務不應受制于任何承諾；（3） gats前言明確表明逐步自由化應通過“在給予國家政策目標應有尊重的同時……通過連續回合的多邊談判，在互利的基礎上促進所以當事方利益”來達到。中國認為，在“沒有足夠決定性證據說明中國意圖對這一特殊服務承諾”的情況下，④ 這些要素本應指引專家組在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詞語的解釋中更加尊重中國的意見。
4.專家組采用“漸進”⑤的方法解釋條約，在這個范圍內以當代的含義為基礎來解釋中國的gats承諾。中國認為，逐步自由化的原則不允許每個wto成員義務的范圍在“當前語言的動態變化”⑥的基礎上擴展。
5.中國指出專家組本應認定適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遺留的問題中有中國在gats中對“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承諾是否包括錄音制品的電子分銷方式，這些問題“大部分是非決定性的”。⑦遇到這高度模糊度的問題，專家組本應適用“遇有疑義，從輕解釋”（in dubio mitius）原則，并且停止采用最不利于中國的解釋。根據這一原則，如果一個詞語的意義是含糊的，應采取承擔義務的一方義務更少的意義，或者對一方干涉最少的意義，或者包含對各方一般限制較少的含義。⑧中國認為，本案對專家組適用“遇有疑義，從輕解釋”原則呈現了一個清晰的理由。專家組沒有采取這個原則，未能恰當地適用條約解釋的習慣性規則，并且此舉不符合dsu第3.2條。
綜上，專家組就該問題的解釋在多方面均未得到中國的認同。的確，中國的各項質疑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合理性，尤其是對條約目的和宗旨的綜合考慮等方面。
三、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忽視ds363案的特殊化
（一）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
專家組就該問題的解釋和裁定獲得了上訴機構的全面肯定，具體主要體現為以下若干方面：
1.上訴機構認定專家組在分析“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定義時并未無視中國提出的定義，且認為專家組并未在分析gats相關上下文、目的和宗旨之前，僅基于字典含義就過早地得出“錄音制品分銷服務”的“通常含義”。總之，認定專家組在分析“錄音”和“分銷”的字典定義時無誤。
2.上訴機構認可專家組在解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中“分銷”的含義時的相關上下文，并同意gats第28（b）條支持了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相關條目中“分銷”包括有形和無形產品分銷的觀點。
3. 上訴機構認為在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使用的術語（“錄音”和“分銷”）是足夠通用（generic）的，其適用對象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4.上訴機構不接受中國主張其認為專家組本應在基于《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和第32條的分析后裁定“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含義時不確定的或模糊的，盡管“遇有疑義，從輕解釋”的原則在wto爭端解決中是有價值的，但在本案中其沒有適用的余地。
上訴機構在分析的過程中還援引了國際法院案例（costa rica v. nicaragua，2009年7月13日）中的法律解釋方法以論證其解釋的合理性⑨。但這一解釋方法的援引甚至是移植是否完全恰當呢？
（二）上訴機構的相應條約解釋的特殊性
通過上述機構的解釋邏輯與其所援引的國際法院判決中的解釋邏輯的對比，不難察知實際上上訴機構在該案中進行條約解釋的基本邏輯幾乎是移植了國際法院在哥斯達黎加訴尼加拉瓜案中的解釋邏輯，甚至在具體措辭上也幾乎完全一樣，譬如一方面強調術語是“通用的”（generic），另一方面說明這類術語的含義會有所變化，對此國際法院法官的用詞為“演進”（evolve），而上訴機構的用詞為“隨時間的推移而改變”（change over time）。
毋庸置疑，兩起案件中的某些情形的確非常相似，均涉及到條約術語含義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而且均在此基礎上進行條約解釋時采取了“一種不容易落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范圍內的解釋技術即所謂的‘與時俱進’的解釋方式。此種方式不僅已經在著名的‘海蝦—海龜捕撈方法爭端案’中有所提及，而且在其他的一些案件中也有所提及?！雹?這種條約解釋方法確實已在國際法院和wto爭端解決機制中存在已久并在多起案件中被采用進行相應的條約解釋。但即便這種解釋方法在以往有些成案中能夠恰如其分且公平合理地解決爭議，但具體到wt/ds363案而言，這種解釋方法的適用就一定會概莫能外地無懈可擊嗎？事實并非如此。在中國入世時的2001年，互聯網在中國尚不普及，而在國際經貿實務中基于互聯網的錄音制品的電子分銷模式在中國也正處于發展的萌芽期，因此在中國入世前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中對中國《服務貿易減讓表》中“錄音制品分銷服務”條目的范圍確定不可能將這種中國入世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分銷模式囊括其中。因此，上訴機構僅僅依據“分銷”一詞是“通用的”且因此其含義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而基本上不考慮gats的特殊性，就認定采用所援引的國際法院審理的該案中的相同的條約解釋邏輯加以解釋是合理的，這似乎有舍本逐末之嫌。
誠然，兩起案件的共性無疑應予以足夠的重視，但更應審慎處理的則應是各自的特殊性。對于涉及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內承諾范圍的ds363案而言，其最顯著的特殊性即從本質上植根于gats本身的特殊性，其中最為核心的一點即為明確規定于gats文本中的“逐步自由化”原則，而確保該原則得意有效落實的最主要途徑則是通過進行有建設性地談判以不斷推進“逐步自由化”的進程。因而無可否認的是，中國在上訴中根據此特殊性而提出的觀點總體上是客觀與正確的，將之與上訴機構的解釋加以對照，顯然上訴機構通過援引國際法院案件條約解釋以強化自己所做解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但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特殊性。除卻這一關鍵的特殊性之外，本案與國際法院該案中的相關解釋的核心邏輯幾乎相同，但卻正是這一至關重要的特殊性決定著最終解釋結果的不同。
本案中，上訴機構通過上述條約解釋即把本應通過談判加以確定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新出現的互聯網電子分銷模式囊括到中國的承諾范圍內。而究其實質，這無異于剝奪了中國的相應的后續談判權。由于通過談判一方面承擔了新的義務而另一方面又可相應地享有新的權利，因此這一談判權的被剝奪意味著中國只能根據上訴機構的條約解釋而承擔新義務卻無法相應地享有新的權利。因此，這樣的無視gats的逐步自由化這一重要原則的條約解釋很難令人心悅誠服，這不僅對中國造成了不公正的結果，也給上訴機構終局裁決的權威性帶來了負面影響。
進而言之，上訴機構的這一解釋不僅會對本案的當事方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今后若不及時加以調整，則很可能會在后續的類似案件中繼續造成失當的局面，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會對gats明文規定的后續談判造成越俎代庖的不良結果。雖然在一般情況下，“上訴機構憑借自己在wto司法權力結構中的地位，把經過自己精心裁
定的案件作為可遵從的先例，乃至自己在后續同類案件中反復引用與詮釋以求達到更完美更合理的境界，累積形成解釋wto條款的‘后續慣例’，是件好事，應予肯定?！保枯?？輯？訛然而，如果任由此種基本上不考慮gats的基本原則之一的逐步自由化原則的解釋邏輯繼續存在和加強的話，則顯然未必是件好事，眾所周知，雖然dsu并未明文規定wto爭端解決中“遵循先例”的原則，但在爭端解決實踐中“依賴于先例”的做法在現在非常普遍。如果在援用該方法時不同時結合涉及gats的具體個案實體層面的特殊性而加以綜合考慮的話，則可能會出現裁決失當的局面。這不僅將影響涉案當事方利益的公正和公平地分配，而且從長遠意義上而言，還可能會對上訴機構乃至dsb的權威性造成負面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會越俎代庖地“解決”了本應由gats所明文規定的后續談判才能加以解決的問題。顯然，這類本應由后續談判予以解決的問題還是應由成員們通過談判加以解決為妥。所以dsb、其他相關機構和各成員對此均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注釋：
① 【澳】克里斯托弗·阿勒普著：《世界貿易組織的新協定：服務貿易和知識產權協定在法律全球化中的作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頁。
②有關國內外學者就gats談判所進行的相應研究（1995-2008）的綜述，參見沈大勇 金孝柏主編：《國際服務貿易：研究文獻綜述》，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3頁。
③李國安主編：《wto服務貿易多邊規則》，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④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68段。
⑤ 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70段。
⑥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73段。
⑦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93段。
⑧中國回顧了“歐共體——荷爾蒙案”，上訴機構裁定“遇有疑義，從輕解釋”原則適用于條約解釋，適用于尊重國家主權。[中國上訴方材料，第195段（援引了上訴機構報告，歐共體——荷爾蒙案，第165段腳注154）]。
關鍵詞：貿易；自由化；自主；競爭力
一、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背景
進入21世紀后，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形成，世界貿易、投資和金融自由化推動全球經濟化將世界大部分的國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經濟就在我們生活的周圍，時刻存在著，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而貿易自由化使得我國各行業都面對各式各樣的壓力，一些企業倒閉，新的企業又誕生，競爭非常大。中國加入WTO預示著中國經濟已經真正融入世界經濟，成為世界經濟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權利和義務是同時存在的，作為世界貿易組織中的一員，中國在享受其權利的同時，也必須履行其承諾和義務。在新經濟環境下，我國汽車市場全面開放，中國汽車產業面臨巨大的國際挑戰。2008年由最開始美國引起的經濟危機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經濟受到強烈的打擊。那時中國的對外貿易量迅速下降。在這樣狀況下，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汽車行業要與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的汽車行業進行競爭，由此給中國汽車行業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當2010年國際經濟開始復蘇，中國汽車行業也跟著升溫了。
二、貿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意義
中國經歷了改革開放經濟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車行業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績，但與國際上那些發達國家汽車企業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對眼前我國汽車行業具有重大意義，這對中國車市進入全球經濟市場并迅速有效的奪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幫助。首先，國際競爭力對企業、公司進入不同的市場有幫助，它會成為企業、公司擴大經營的能力基礎。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公司，它比其他同類企業、公司更有優勢，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費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利潤最大化，擴大企業規模，擴大企業經營能力。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的貢獻是實現消費者最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暫的好處。我們只有牢牢套住消費者的愛好以及實現價格才能擠進世界經濟市場。外貌可以復制和模仿，公司的國際競爭力是難以被競爭對手復制和模仿的。競爭對手無法生產公司的產品，這才能使企業長時期處于領先地位，立于不敗之城。
三、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行業國際競爭力現狀
1.國際競爭力含義及其衡量
世界貿易自由化的意義看，一個國家要對其他國家商品和服務的進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減少，并且為進口商品和服務提供優惠待遇。但是，縱觀歷史，在金融危機下，完全的貿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個國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樣的措施來限制貿易自由化。因此我們只能在現有貿易條件下分析研究汽車行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什么又是國際競爭力呢？目前美國官方所采用的是一個國家能夠經得起國際市場考驗的產品和服務，并同時保證國民的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個國家長期的競爭能力，包括該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以及該國經濟結構及出口結構能夠隨國際市場需求不斷變革的能力。
2.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現狀
2010年我國汽車銷量繼續穩居全世界第一，達到1900萬輛，比去年增長34.37%；汽車產量為1856.47萬輛，增長了33.44%。中國繼續成為世界第一汽車銷售大國。其中，乘用車產量為1420.71萬輛，增長了35.83%；而銷量為1377.78萬輛，增長34.17%。商用車產量為439.76萬輛，同比增長29.19%；銷量435.41萬輛，同比增長30.9%。中國汽車協會預測，2011年我國汽車產銷增速將達10%-15%。中國汽車銷售呈現持續增長趨勢，事實卻實如此。并且很多顧客要提前一個月到半年不等的時間預付款訂貨。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無論是汽車銷售量絕對值還是增長速度，中國均遙遙領先。
四、貿易自由化下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存在的問題
我國近幾年來在汽車行業取得了飛速的進步。但是相對于國外的汽車產業的競爭還是處于一定的劣勢，在技術以及附加產業值等方面要明顯落后于外資車，導致這種狀況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術研發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幾年中我國自主轎車不論是從技術還是從產量都相對于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總體上還和國外的汽車在技術上存在較大的差距，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國在汽車研發這方面的積累的經驗較少，其次我國在這方面研發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較大的薄弱。相對于汽車制造我國在汽車研發上與國外汽車之間的差距要明顯大于制造業之間的差距。這是目前我國汽車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的難題。導導致這種難題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造成這種情況最為主要的原因是對汽車研發重視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國在該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較晚，基礎相對較差，很多企業只顧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進國外汽車的戰略而忽視了自主研發能力的培養。另外我國很多的汽車產業在該方面的投入也不足，這是導致我國自主品牌汽車水平不高的另一個主要的原因。這體現在幾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層面在汽車研發這一方面投入的資金不足，使得我國汽車整個研發的水平始終處于較低的位置。一般來講我國汽車企業的規模都比較下所以難以承擔高額的研發的費用所以這也是造成上述情況的主要原因。此外國家層面缺乏相應的對于汽車研發的鼓勵的政策也使得我國的汽車研發技術遲遲沒有取得較大的進步。
2.總體競爭力不強
我國自主汽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較弱不僅體現在市場份額上的不穩定而且還體現在汽車整體的科技水平以及工業設計等水平和國外汽車明顯的差距，既沒有相對的價格的優勢也沒用品牌的影響力，這是我國汽車行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最為切實際的體現。
3.產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國汽車產品的附加值處于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設備制造等等多個方面的附加值，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僅包括制造環節而且包括汽車的流通環節等。我國的汽車制造業僅僅局限在對于國外的零件進行組裝的水平上沒有任何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而對于汽車生產過程中各種具有較高附加值的各種零件以及模塊卻沒有能力進行研發這也是導致我國汽車行業長期處于一個低附加值生產的過程。
4.汽車零部件工業發展滯后
我國生產汽車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規模都處于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產的技術上都處于較低的水平僅能夠生產一些附加值較低沒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產品。造成這種情況具有我國汽車企業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國在該方面的言語權也是影響我國汽車零部件水平較低一個重要的因素。由于整個汽車行業的整體競爭力的弱勢，使其直接制約了我國汽車零部件的發展，汽車零部件產業的相對滯后又進一步影響了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
5.售后服務相對比較弱
與國外汽車所提供的服務相比我國的汽車服務業和售后和國外也存在較大的差別。不僅體現在服務的網點較少，甚至很多的縣市都沒有相應的保修點，如果汽車出現了問題那么就要將車運輸到較大的城市去維修。維修的周期有時候拖得很長甚至達到幾個月。在很多時候維修的質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時候抱著希望去修車換來的結果卻是令車主失望的。并且及時出現問題在后續的維權過程也顯得比較困難。
五、提高中國汽車國際競爭力的策略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到我國汽車領域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本文根據上述的問題，提出了應對上述問題我國汽車行業發展的一些策略，以期為我國的汽車行業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強新能源汽車的研發
石油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能源，隨著油價的不斷攀升以及經濟危機所導致的人們的消費理性的增加，使得人們的消費更加的理性希望買到更加經濟省油的車，操控性較好的較小的緊湊車型成為了人們的首選。隨著石油能源的進一步的減少，新能源汽車會成為未來汽車的發展的一大趨勢，在這方面比亞迪汽車生產了電動的汽車，這種新型能源的汽車不僅降低了汽車污染而且對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種代替。雖然該車還沒有達到一個較好的銷售業績。但是可以遇見的是雖然石油資源的日益的枯竭，未來這種新能源的汽車一定會在汽車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
2.政府應積極出臺各種政策和加大購車補貼
（1）加快新能源汽車戰略的頂層設計，搶占國際競爭力的制高點
制定國家層面的能源發展的新戰略，確定發展的技術路線，將以新能源和清潔發動機為核心的技術作為發展的目標以及階段性的任務，然后通過國家層面的組織使得政府層面提供支持、企業方面自主的研發，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過減稅以及銀行貸款等各種手段來促進汽車相關技術的研發以及應用的產業化
政府不僅要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方面努力最為重要的是在引進國外的汽車技術方面努力，同時通過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手段來鼓勵企業的研發。推進汽車的技術創新，可以從國外引進相關的技術，將這種技術國產化然后國家可以給與一定的政策支持與資金的補貼。
（3）大力推進汽車產業戰略重組，提升產業集群水平
目前我國汽車行業的發展多以橫向的粗放式的形式發展，主要是通過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并購來實現資源的重新整合。在國家層面來講應該采取一定的政策來對兼并以及企業的重組等方式進行鼓勵；同時鼓勵社會各個行業的資本進入到汽車行業來對汽車行業進行注資以及重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許民營產業參與汽車產業的股份并允許其控股；對目前常見的國有企業通過不斷的減持自身的股份來實現股權的優化配置；然而對于知名企業或者是國企之間的并購合作國家層面要嚴格對其進行審核避免壟斷情況的出現。在進行產業組合的時候還要考慮到汽車產業如何退出的機制。不僅要對汽車產業進行重組還要大力發展汽車產業的集群式發展。
3.提升中國汽車的外觀設計
由于目前我國相對缺乏汽車產業相對的核心技術，所以國內的汽車行業如果要想有所建樹，外部的工業設計以及內部的實在的技術上的提升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目前的一項某個知名調查公司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車的外觀也就是車的整體的工業設計是影響汽車消費者進行消費的很關鍵的一個因素。調查的時間在2009年調查的對象是具有購車意向的購車者參與調查的人數有5000人。通過調查分析與統計大約有25%的汽車消費者在選購汽車的時候會將外觀作為第一考慮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發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國汽車行業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斷的發展，其中發展較為優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長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這些自主品牌相對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馳、奧迪、寶馬、甚至是日本的豐田等系系列車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國汽車知名的品牌首先較少其次相對也缺乏競爭力。由于研發的相對滯后使得無法做出一款較好的產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強自主研發的能力，如果要實現自主汽車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發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國家層面還要制定相關的政策對這種自主研發進行鼓勵，以促進我國整個汽車行業的發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產業的發展，優化汽車產業供應鏈
我國汽車對于國外汽車零部件的依賴性非常強，一般國內的生產某合資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車都是從國外來進口零配件然后在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進行組裝，而國內的汽車制造企業就獲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為突出的是很多購買進口車的車主苦于汽車某個零部件壞掉之后需要將汽車返回到國外進行返廠維修或者是要從國外來進口汽車零部件等待維修，這種情在目前我國的汽車行業來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針對目前我國汽車零部件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來增強我國汽車零部件企業的實力：大力提高我國在汽車零部件行業自主創新的能力，國家層面要鼓勵汽車自主生產研發汽車的零部件而不是過分的依賴于進口，只有將進口轉化為自主研發才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的成本這種運輸以及關稅層面的成本要遠遠高于自主研發的成本。而且國家要對這種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零部件的生產企業給予資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過企業自身的努力以及國家層面的支持來提高汽車零部件企業自主創新與自主研發的能力。
六、結論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1)非關稅壁壘
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限制進口來保護國內工業,其手段是構筑高關稅壁壘,跟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的貿易保護更側重非關稅壁壘。具體包括進口限制、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自動出口限制、報關手續干擾、技術和衛生標準等。一些非關稅壁壘目前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干預外貿、限制進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據統計,現在各國實行的非關稅壁壘手段上千種。有些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標準法規繁多,讓出口國防不勝防,有些技術標準要求嚴格,使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很難達到。”一些發達國家順應國際經濟發展的潮流,開始使用綠色貿易壁壘進行保護。
(2)集團化和區域化
隨著國際經濟競爭越來越激烈,一些國家紛紛結成各種各樣的經濟貿易同盟,集團化和區域化趨勢加強。集團和區域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對外推行貿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團和區域組織建立的初衷就是為了對付外來競爭,保護成員國的經濟利益。因此,集團和區域化組織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貿易保護性。以歐盟為例,從1958年來歐盟不斷排斥成員外的貿易,導致內部相互進口的比重不斷上升:1958年為33.8%,1971年為51.0%,1985年為57.0%,1992年為58.9%,1998年為63.2%,2000年為79.2%。
(3)在自由化掩蓋下的貿易保護
為了實現本國的貿易利益最大化,各國政府紛紛借助于各種非關稅壁壘和其他名義來實現貿易保護,更有甚者高舉自由化的旗幟來達到貿易保護的目的。例如,近幾年歐盟各國借環保為名而頻繁使用的綠色壁壘,一些國家借各種經濟一體化組織實現的各種保護措施等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是越來越開放,各種貿易組織如GATT和WTO一輪一輪談判不斷地降低關稅,東京回合后,歐共體平均關稅為6.0%,日本為5.4%,美國為4.9%,烏拉圭回合后,發達國家的平均關稅又進一步降到4%,但非關稅壁壘不斷加強,到烏拉圭回合后,非關稅壁壘已達2700多種,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條款、利用公平貿易的借口,逐步走向雙邊和歧視性貿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統的保護制度和機制,限制的范圍已擴展到勞務和高技術領域,出現了許多經濟集團搞集體貿易保護政策的情況。在自由化的旗幟掩蓋下的各種貿易保護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矛盾性和欺騙性,因此也被稱謂“超級保護主義”。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國,美國舉雙手贊成貿易自由化和積極參與GATT和WTO的談判,同時又不斷地帶頭實施各種貿易保護。1984年美國國會通過《貿易與關稅法案》,而1988年經里根總統簽署,正式成為美國法律的《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力法案》也有著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而且近年來保護主義議案不斷增加。美國的所謂'301'、超級'301'等條款,都是貿易保護的典型代表。
二、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
1.貿易保護的規律性
(1)它經常出現在這些時候:當一國經濟比較落后或面臨經濟危機的時候;當一國原有的優勢面臨威脅或即將失去的時候;爆發戰爭期間。(2)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基本是交替進行的,而且自由主義的歷史非常短暫。19世紀40年代之前西方工業國都在實行貿易保護措施,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紀70年代各國主要實行自由貿易政策;19世紀70年代各國又開始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二戰以后至60年代末實施自由貿易;70年代以后新的貿易主義政策又被各國逐漸采用。(3)誰變成強國誰就率先打破貿易保護而提出自由貿易。19世紀40年代的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的強國英國率先提出和實施;20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政策由當時強大的美國率先提出和實施。(4)世界經濟處于增長和繁榮階段易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而世界經濟面臨或處于蕭條階段易實施貿易保護措施。(5)理論上自由主義占據霸主的地位時間較長,在現實中真正的貿易自由發生卻很短暫。自由主義更多時候是宣傳的口號,可用一句形象的話來表達:自由貿易只是高高舉起的旗幟,但在這面旗幟下沒有更多的國家跟從。
2.貿易保護的發展趨勢
[關鍵詞] 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 破產
從表面來看，金融危機是由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體系的混亂、美元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導致的。但根本上來說，這是美歐在20世紀80年代前后開始實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自然結果，是過度自由化的集中后果，金融危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一、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基本觀點
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義雖然并不是一個統一的流派，但它們在維護個人自由反對國家干預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具體來說，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基本觀點包括：
個人具有至高無上的優先性。自利理性的個人被視為社會的唯一來源，社會只是為了保護個人自由的產物，它本身并沒有構成與個人具有平等地位的主體。新自由主義堅信，主要被闡釋為消極而非積極意義上的個人自由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不能以功利為借口犧牲個人自由，權力也不能侵犯權利。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自由預設了個人具有某種確獲保障的私域，亦預設了他的生活環境中存有一系列情勢是他人所不能干涉的。”唯此，個體才會自主實現利益最大化，經濟活動才能實現效益的最大化，社會公共利益才會自發實現。個人優先于社會、自由優先于功利、權利優先于權力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邏輯起點與歸宿。
推崇自由競爭市場的作用。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選擇是經濟和政治活動最基本的原則，個體包括企業集團應當自由地擁有私人財產，可以自由交易、消費和就業，自由選擇的程度越高，經濟、政治活動的效率越高。它崇拜“看不見的手”的力量，強調市場的自發調節是最優越和最完善的機制，通過自由競爭的市場實現自發秩序。
盡力限制政府作用。它認為國家干預首先會破壞經濟自由，抑制“經濟人”的積極性；而且會帶來經濟的低效率。弗里德曼指出:“為了經濟穩定和增長，我們迫切需要的是減少而不是增加政府的干預?！逼浯?，國家干預必然會帶來國家職能的擴大與權力的集中，后者會進一步威脅到個人自由。再者，國家的再分配非但不能實現社會公平，也變相地侵犯了某些有才華的人權利。
強權與意識形態的全球化。通過在里根與撒切爾的政治實踐，在“華盛頓共識”中表述的新自由主義力圖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理念推向全球，鼓吹資本流動、投資和貿易自由化。但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經濟全球化，而是著力強調要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為國際壟斷資本進行全球擴張、控制全球經濟掃清制度上的障礙，使壟斷資本在國外的“自由空間”急劇擴大。
二、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自然結果
從表面來看，金融危機是由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體系的混亂、美元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等因素導致的。但根本上來說，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自然結果。
1.政府放松了對市場的監管，使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日益脫鉤，造成金融市場混亂。解除管制特別是金融管制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主張，但沒有國家有效監管的金融市場是非常不穩定的。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1980年～1982年間美國國會通過了兩個法案，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1999年，美國政府正式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廢除了1933年的金融管制法，從而徹底結束了銀行、證券、保險分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局面，出現了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局面。此后,金融機構就可以自由地追逐最大利潤，投機性業務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參與，諸如次級貸款和由按揭所支撐的證券以及其他所謂“創新”不斷增加。
而信息技術的進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使得虛擬資本的流動速度越來越快，但虛擬資本市場更是缺乏有效監管。上世紀90年代美國的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也成了虛擬資本投機的工具，一度轉化為納斯達克網絡泡沫的推動力量。2002年網絡泡沫破滅，美國虛擬經濟進入了危機動蕩期。美聯儲于是降息至二戰以后最低水平1%，造成了超級低廉的信貸成本。逃離的網絡資本重新開始投機，隨即制造了房地產泡沫，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品也開始泛濫。根據美國財政部對美國次貸擔保債務憑證市場的統計:2005年次貸市場總值為1510億美元,2006年為3100億美元，2007年僅第一季度就達2000億美元。在此基礎上,華爾街的精英們甚至發明出了次貸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新產品。金融衍生品的極度膨脹，導致美國金融服務業產值占到其GDP的近40%。以致面對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連布什總統都自嘲華爾街喝醉了，老是推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金融投資工具。
由于缺乏對宏觀市場特別是金融市場的監管，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實現自由市場的秩序與穩定，反而是在利欲投機下導致的混亂與動蕩。
2.對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倡導，使得國家日益減少了公共服務職能，加劇了消費需求不足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新自由主義造成了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GDP增長的絕大部分都進入了少數富有階層的口袋。2005年,美國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擁有的財富都達到了192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萬,他們的收入與最窮的50%的人口的總收入相當。從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會總收入的份額翻了翻。其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新自由主義條件下，工人和工會在與資本的博弈中處于弱勢地位，社會缺乏為工人提供援助的相應政策和計劃,導致利潤不斷上漲，工資不升反降。進入21世紀以來，工薪家庭的收入水平或者停滯或者下降，他們不得不把房屋作為抵押進行借貸以保持超前消費的生活水平。到2006年,美國家庭部門的欠債越來越多,超過了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90%和美國家庭部門可支配收入的130%。這種脆弱的經濟狀況給這次危機的爆發和急劇發展奠定了基礎。
3.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全球化，加劇了金融體系的混亂與不均衡發展。長期以來以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為主的新自由主義倡導者致力于在全球領域強制推行自由化政策，即要求世界各國不論發展階段與國情都要解除對資本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管制，允許資本自由流動、外匯自由兌換，要求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完全對國外資本開放。但是，這種全球化首先就成了壟斷資本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并攪亂其金融體系的重要手段，亞洲金融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拉美金融危機與俄羅斯的危機都是這種證明。其次，在新自由主義不斷構筑的全球性自由化金融市場當中，缺乏有效監管的國際資本和金融機構更熱衷于以股票和外匯為對象的獲利豐厚的短期投機和炒作。這就使得國際資本對外匯的投機行為經常引發貨幣體系的混亂，而這無疑成為大規模的金融危機與經濟的全面衰退的誘因。而在此次危機中受損的美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利用自由化的金融體系迅速轉嫁風險和損失，更是加劇了世界金融市場的危機與混亂。
三、金融危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新自由主義雖然是微觀經濟行為的有效論證，但它試圖把微觀經濟邏輯無限制地推廣到宏觀層面與全球層面，它的這種核心理念在這次危機中遭到了完全的失敗，這次危機也標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哲學的破產：
1.個人并不是社會的惟一邏輯起點。個人主義的個人自由并不是實現社會整體發展的充分條件:人是有限理性的;個人選擇并不能自發實現社會集體抉擇的最優化;個人也不能是社會唯一的價值關懷，社群、國家的利益在不同時刻都具備超越個人的重要性。這次金融危機再次證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至上主張并不是帶來穩定、秩序與繁榮的最佳保障。
2.自由競爭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市場和競爭就像上帝一樣，“看不見的手”會帶來美好生活而不是罪惡。不幸的是，近30年來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所有的國家都看到了不平等的增長:貧富差距拉大，個人生存選擇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
3.其經濟全球化實際內含著壟斷資本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強權邏輯與雙重標準。英美等國向來標榜自己是自由貿易的楷模，美國學者保羅?貝羅奇就戳穿了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神話的虛偽性:“在歷史上，自由貿易屬于例外，而貿易保護才是常規?！蔽鞣絿医洺Ｖ肛煱l展中國家對經濟干預過多，但它們不僅沒有放棄國家干預，甚至還把國家干預這個看得見的拳頭揮向它國。它們在國際貿易問題上大搞貿易保護主義，卻總是要求別國搞貿易自由主義。而新自由主義在向其他國家推廣后出現的歷次危機早已被人懷疑：它不過是壟斷資本與國家資本為更自由地擾亂其他國家經濟與社會秩序、更廣闊控制世界經濟活動、更大程度上攫取超額利潤的意識形態，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強權與國際金融機構的支持下進行的意識形態輸出。它反映的只能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國家理念，而這種理念不是普世的，也不是合理發展的唯一選擇。
四、啟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效應對金融危機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金融危機與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穩定發展再次證明了，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我們的最佳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效地處理了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把政府宏觀調節與市場微觀配置功能有機結合起來，實踐證明，這種體制能有效地處理好中國的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當前，只有更加堅定不移地堅持這一體系，才能更有效地處理好西方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正確認識和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我國政府通過計劃、協調、貨幣、稅收等手段有力地調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領導經濟體制的改革，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國目前的國家干預的理論基礎、調控方法和組織機構等方面的機制比較有效。當然，我國也存在干預水平有待提高、干預會失誤等問題，但我們可以通過學習、總結而不斷提高。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金融與貨幣的虛擬化在當今世界經濟發展中已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鉤就會在加劇金融體系不穩定的同時，阻礙經濟發展。因此，當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在金融創新中處理好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
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全球化中的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自覺抵御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新自由主義已經成功地作為資本的階級工具，發達國家今天要求發展中國家開放門戶，實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行政府非調控化，解除金融管制，實行市場化和私有化，正是為了發達國家資本輸出和獲取高額利潤的需要。要求要求別國自由化。因此，必須對比分析新自由主義公開宣稱的目的和它實際所做的一切，識破它的真正目的；對外更要控制金融開放的業務范圍和節奏，設置適當的“防火墻”，防止國外金融危機對本國金融體系的傳染。維持本國金融體系的穩定，確保經濟安全與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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