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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碳經濟；結構調整；新興企業；發展對策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8937（2016）11-0123-02
低碳經濟，顧名思義，就是減少對碳的使用，采用新的，清潔的，高效的資源發展的一類經濟模式，也順應了如今社會對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追求。
1 低碳經濟背景下新興產業具有的特征
我國是人口大國，經濟產業多以燃煤為主，因此，要想發展低碳經濟，促進新型產業的興起，就要對以燃煤為主的傳統工業企業進行限制甚至合并，在此同時還要多發展以旅游、服務為主的新型第三產業，大大減少碳的排放。對于新型企業需要滿足以下幾個要求。
1.1 低能耗，低污染
低碳低碳，就是要減少對碳的排放，此必定要減少以煤炭、石油為主的傳統能源的使用，開發新型的清潔能源，風能，太陽能等，擺脫以傳統能源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使產業的發展，城市的進步，符合如今社會對低碳生活的要求。現如今大力發展的新興企業與傳統企業相比，更注重發展過程上的變動，在低碳環節上更具有優勢。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新型產業能夠適應低碳經濟的要求，使我國的傳統經濟更好更快的像低碳經濟發展轉變。
1.2 節約能源資源，能夠減少廢棄物排放
要想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滿足低碳經濟的要求：低碳，低排放，低能源，低消耗，高清潔低污染。因此，新興產業的發展不僅減少了碳的排放，還促進了新能源的發展與利用，減少了能源消耗及因此造成的環境污染，滿足了人們高水平高質量的生活要求。
1.3 科技投入高，能夠促進技術創新
我國經濟的傳統發展模式就是消耗以煤炭、石油為主的能源資源的發展，耗能高，污染高，能源利用率低，因此，要想在新的低碳經濟的產業結構調整中爭取主動權，就必須加大科技投入，促進技術的創新。新興產業的發展目標是低能源低消耗的低碳經濟，這就需要運用新型的技術手段去開發新型的清潔型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減少燃煤燃油后碳氣的排放量。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生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優化發展需要低碳技術創新的支撐和推動，低碳技術代表了未來技術與經濟發展模式的方向，因此，我國必須加大科技投入，重視低碳技術的發展創新，使我國在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中獲得先機，促進經濟的發展，從而提高國際競爭力。
1.4 對我國經濟體系發展具有引領作用
現在低碳經濟愈演愈熱，其發展趨勢勢不可擋，未來必定是新興企業的天下，低碳經濟將占據主導位置，一定要發揮好新興產業的帶頭作用，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大力推進旅游業、服務業、新能源產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如今，國家為鼓勵新興企業的發展，還推出了許多優惠政策，加大對低碳經濟的扶持與支持力度，這一措施極大地促進了新興企業的出現與發展。與傳統產業相比，低碳經濟下的新興企業將發展的重點放在經濟、社會人類的和諧共處上，帶動低碳經濟的蓬勃發展，帶領國家的經濟朝著新型的經濟體系發展，為以后的社會進步鋪好路，為國家的美好未來與社會安全打下堅實的基礎。
總而言之，低碳經濟下的新興企業是未來我國及其世界經濟的領頭者，是完成低污染、低排放，高效益的重要途徑。
1.5 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我國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比較落后，以犧牲環境來換取經濟效益。煤炭、石油、天然氣的開采和不完全利用，極大地破壞了自然，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新型的低碳經濟就要從根本上改變傳統經濟對自然環境的無限掠奪，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新興企業要重視綠色發展，提高自然能源的利用率，創建可循環、低碳、低污染的發展模式，采用新型創新技術，生產處低污染甚至無污染的產品，既能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又能滿足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
2 低碳經濟背景下新興產業的發展途徑
如今環境污染嚴重，氣候變化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低碳經濟自然就被提出并蓬勃發展。而低碳經濟下的新興產業就是為了減少環境污染與碳的排放，它們必定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頭戲。基于對這以問題的認識，我國應積極做好應對準備，利用國內外先進的技術，借鑒其他國家在這一方面的應對措施，從實際出發，制定出符合我國經濟情況的應對方案。而且國家還要在政策及制度上給予高度的支持，制定出適合新興企業發展的法律法規，使它們朝著制度化、規范化的方向發展，為低碳經濟的發展開好頭，創造出更高的效益。
2.1 為新興企業的具體發展做好計劃
基于我國人口眾多，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來看，低碳經濟是促進我國經濟發展轉型的首選方案。我國工業的發展以傳統能源為主，不僅耗能大，而且污染嚴重。再者，這些煤炭、石油等的傳統能源，數量有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若是我國還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依然延續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必然要受到能源資源的約束，而且如今的環境狀況也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因此制定合適的發展計劃迫在眉睫。低碳經濟下的新興企業將會在我國的經濟發展大潮中居于主導地位，現在我們首先要制定好它的發展目標與途徑，加大科技投入，出臺政策法規，為低碳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2.2 積極發展新型低碳產業，做好產業結構調整
我國做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第一、二產業還占據主導位置，要想充分利用經濟危機帶來的機遇，勢必要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首先關閉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企業，為低碳經濟的發展掃清障礙；然后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節能減排技術，從根本上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再者制定嚴格的獎罰措施，對那些排放超標，有污染現象，但效益較好的企業實行懲罰措施，促進他們進行結構調整或技術創新，同時還要對那些低污染、低能耗、高收益的企業予以獎勵，鼓勵他們的發展。但這些措施一定要落實到位，不能只是一席空話，不然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最后加大對低碳產業的扶持制度，使他們在良好的政策環境中順利發展。
2.3 加強新型能源的開發利用
要發展低碳經濟，新型的低碳能源肯定要被提起。那么什么叫做新型能源呢？百度百科解釋說：“新能源，又稱非常規能源，是指傳統能源之外的各種能源形式。指剛開始開發利用或正在積極研究、有待推廣的能源，如太陽能、地熱能、風能、海洋能、生物質能和核聚變能等。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新型能源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清潔、高效、可再生。這些新能源的使用可以有效控制氣候變化，溫室效應，全球變暖等問題的發展，還可以帶動新的產業的發展，引領新的經濟增長點。
2.4 建立新興產業發展的良好外界環境
新興產業要取得較好的發展前景，不僅需要從根本出發，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樣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積極的政策支持，先進的經驗技術，則是外部環境的首推，要想在這次的產業調整中抓住機遇就必須要重視這些。
首先，國家一定要大力支持低碳經濟的新興產業發展，可以制定頒布實施一些積極的政策，如加大對新興產業的投資力度；對發展較好的新興產業實行獎勵制度；提高辦理新興企業相關事宜的辦事效率；還可以調整相應的稅收政策，對碳排放量較高的企業進行稅收懲罰，提高他們的稅收，對碳排放量較低的企業進行金錢上的獎勵，減少他們的稅收等。這些政策措施可以有效的減少碳的排放量，不僅促進了新型低碳產業的發展，而且還促進了產業的結構調整。再者就是先進的技術支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則是關鍵，因此要加大科技投入，大力發展低碳技術。
根據我國現在的實際發展狀況來看，首當其沖的是提高能源利用率，節約能源資源。煤炭、石油等傳統能源的使用能耗較高，污染較大，浪費也比較嚴重，所以技術研究的重點應放在能源如何更好的利用上。國家和企業不應只是口頭提倡技術創新，還要有實際行動，首先就是資金上的大力支持，然后就是大力推廣低碳技術，擴大其應用范圍，使國企、私企等企業都明白到低碳技術的好處，在此基礎上促進自己的企業研究出一套符合自己的發展模式，推動創新技術的應用，以此生產出新型產品，從而促進我國的低碳經濟的發展進程。
2.4 擴大國際合作與交流，積極引進應用國外先進技術
只有引領國際技術的潮流，適應國際發展的新趨勢，集中攻克關鍵技術和重點工藝，積極研究開發組織科學技術，才能夠保證低碳技術的跨越式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下，我國發展低碳產業，當然也離不開國際的交流與合作。但實際情境中，卻并非如此。比如，如今發達國家憑借著它獨特的資金、政策、技術等優勢，積極引導和支持企業的兼并、擴張、壟斷，從而使其低碳企業高度集中，促進其向著專業化、高度化、豐富化的方向發展，占領了世界低碳經濟市場。我國的低碳產業要想迅速發展，就必須立足如今的趨勢，積極推進科技創新，加強企業的研發。
2.6 建立健全碳排放交易體系
要使企業將低成本的傳統能源替換成清潔高效的新型能源，促進產業在清潔型能源上的開發與利用，減少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益，那么，必須建立健全的碳排放體系。目前，國內很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已經建立了合適的體系。公平的競爭，透明的交易環境，有效的法律法規等，為資源的合理利用、低碳下新興企業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進一步推動了低碳技術的使用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產業集群;戰略選擇;發展路徑
1研究基礎
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是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內涵與特征、形成機制與演化路徑、影響與制約因素、發展模式與產業政策等方面。
1．1內涵與特征
姜秉國(2011)指出“外部經濟”是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主要的內涵特征，具有全局性、長期性、關聯性、政治性以及高新科技性、發展潛力性、成長不確定性，主要包括海洋新能源產業、海洋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海水綜合利用產業、海洋生物產業、海洋環境產業和深海礦產產業等六大海洋產業門類。于會娟(2016)認為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概念涉及“海洋產業”“新興產業”和“戰略性產業”，海洋高新技術是發展基礎，涉及海洋的開發、利用、保護、生產和服務，并能引導海洋經濟發展。
1．2形成機制和演化路徑
Feser(2000)指出產業集群效應是產業集群的形成基礎，規模經濟、互動式學習與技術擴散可以通過集群內的共生機制獲得。Long(2011)認為隨著產業集群的演化發展，企業間對環境、金融等外部依賴會隨著相互合作、競合協同發展而逐漸減弱。李曉璇(2016)分析了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規模效應、輻射效應、協同效應、累積效應和適應性預期效應等原理。
1．3影響與制約因素
Karyn＆Cathal(2013)進行了實地調研后發現資金支持與政策保障是影響海洋新興產業發展進程的關鍵因素。孫加韜(2010)指出科技水平、高端制造、資金投入等方面的不足是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趙楠(2018)以海洋生物產業集群發展為例，指出引導措施、激勵體系、公共服務是主要的運行掣肘。
1．4發展模式與產業政策
Schot(2007)等認為可通過突破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技術創新模式建立技術生態位。張玉強(2014)通過廣東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模型實證分析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的現實問題。張藝(2019)采取文獻計量和基礎研究競爭力指數分析各國在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基礎研究領域的競爭態勢，明晰國內與海洋科技強國發展中的差距。基于上述研究基礎，現有研究關注點多在于在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單個產業發展情況，相關研究缺乏相對有效的地方性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培育路徑研究和科學的產業集群發展政策體系，更缺少針對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實踐性探索，而這對于促進高度產業關聯、較高成長性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建設顯然不夠。因此，文章以廣東省湛江市為例進行進一步探討，為沿海地區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培育和發展提供借鑒，促進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
2問題分析
湛江市是中國海岸線最長城市，海洋經濟規模連續十幾年居廣東省內前列，擁有較強的海洋經濟發展優勢。此外，湛江在廣東省乃至全國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包括北部灣中心城市、全國性綜合交通樞紐、省域副中心城市、現代化沿海經濟帶重要發展極等，但當前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顯現出的新常態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2．1海洋新興產業發展迅猛，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夠
湛江市擁有國內比較稀缺的鱟試劑等海洋生物和醫藥產業;在海洋多糖與海洋多肽利用、蝦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方面處于國內領先水平;面向海洋的產業招商成效明顯，與德國巴斯夫、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液化空氣集團、華僑城集團、招商局集團、華潤集團、中交集團等中國和世界知名企業有戰略合作協議。但傳統海洋產業仍占據海洋經濟大幅份額，在傳統海洋產業仍占據海洋經濟大幅份額的背景下，新興技術對接傳統海洋產業所形成的高端環節未成規模，高端制造模式有限，產業轉型升級效果還沒有充分顯現出來。現代產業發展不充分，優質實體企業不多，傳統產業調整結構、轉型升級步伐緩慢。
2．2形成了一定的先進技術，但創新驅動不夠
2017年8月地方政府推行《湛江市藍色海洋綜合開發計劃》，著力發展臨港工業、海洋油氣、海洋交通運輸、濱海旅游、海洋裝備、海洋生物醫藥、海洋漁業等主要海洋產業。但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應該包括新興技術對接傳統海洋產業所形成的高端環節，目前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主導技術尚未形成以及市場結構與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導致產業整體水平仍然不高，低端產業占比較大，新產業還不能形成集群發展，特別是科技創新的本土制造能力亟待加強，涉海企業依靠科技創新驅動發展的內生動力嚴重不足，海洋新興技術轉化為全新的、現實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經歷一個長期而復雜的演化過程，也面臨巨大的風險與挑戰。
2．3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基礎，但集群培育程度不夠
湛江三面臨海，海岸線2023．6公里，2017年湛江市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318億元，占GDP11.5%以上。2020年海洋生物產業集群初具規模，新增海洋產業省級以上新產品74項，海洋生產總值年均增長8．1%。但主要以海洋生物育種、海水健康養殖、海產品精深加工及海洋生物醫藥為主，總體而言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依然處于起步階段，除了海洋生物企業外，大型海工裝備制造企業缺乏;海洋新能源、海水綜合利用、海洋環境產業、深海礦產產業等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亟待從無到有、加快發展、協同發展。
2．4有豐富的產業資源，但海洋生態文明建設不夠
追求經濟發展和海洋保護是有機統一的，湛江三面環海，海岸、海島、海灣資源豐富，海岸線總長2043．5公里(其中大陸岸線1243．7公里，島嶼岸線799．8公里)，占廣東省的35．4%、全國的6．4%。海洋自然保護區面積和個數均居廣東省首位，是湛江發展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得天獨厚的優勢。從目前湛江海洋經濟發展現狀看，海洋生態發展方面亟待加強，在規模上需要實現有效合理控制，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尚未形成;節能降耗、污染防治壓力還比較大。
3戰略路徑
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培育既涉及單個海洋產業集群的價值聯結、海洋資源跨行業配置，又涉及市場一體化、產業及環境的公共治理，以及產業布局創新、技術創新、研發轉化、社會管理體制變革等諸多環節，更需要合理的產業結構、有效的產業集群培育路徑、完善的科技創新管理系統和有力的政策支撐體系。
3．1技術創新引領轉型升級
作為創新導向型產業，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海洋新興技術創新成果為起點，形成產業規模經濟，最終確立以海洋新興技術產業為特征的技術經濟范式。強調的首先是突破性技術創新產業化的結果，突出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全新性和非繼承性。以創新驅動發展為核心戰略，以一體化發展為導向，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海洋產業結構和層次，提高海洋產業創新力和競爭力。其次，產業鏈協同創新、產業孵化集聚創新值得進一步關注，高端化、高質化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體系具有戰略價值，以此形成較完善的區域創新體系。再次，將技術要素與其它生產要素相結合，在市場需求、政府行為等因素的促進下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規模化生產。因此，在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路徑上，既要大力推進新興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應用，高起點培育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又要讓傳統海洋產業成為孕育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堅實基礎，并借助新興產業的新知識、新技術和新理念形成對傳統海洋產業的滲透，從而帶動傳統海洋產業的革新與嬗變。這一過程的關鍵是促進海洋新興技術從技術供給方向傳統海洋企業轉移，如海洋生物育種與健康養殖業就是傳統海洋漁業高新技術化的結果。通過技術的滲透和適應性創新，提高傳統海洋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益，從而形成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
3．2培育路徑多樣化
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經濟特征決定了其技術與產業的融合過程，即集群培育路徑應該多樣化，要根據具體的技術、市場條件選擇合適路徑。首先，通過產業的關聯性和技術的先進性實現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經濟外部性。其次，通過產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將創新型企業的領先技術水平逐漸傳導給從事相關性業務的企業，從而帶動其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技術水平的提升。再次，通過經濟市場的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技術升級，將創新型企業的核心技術、核心業務，與最優配套企業共同構造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完整的產業鏈和價值鏈，擴展到整個海洋經濟領域時，以帶來海洋產業結構的整體優化。特別是要圍繞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的發展需求，對標世界最先進水平，開展前沿先導技術和重大戰略產品研發，系統梳理集群的突出短板與弱項，實施短板突破計劃，推進集群內企業建立研發機構。
3．3完善的政策體系
邏輯層面的政策過程是指政策制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的過程，也包括培育政策、保障政策、縱向體系和橫向體系，形成動態循環系統。主要的培育政策應支撐重點項目選擇、關鍵技術攻關、市場化、社會化，產業擴張、產業鏈整合、產業優化和轉型升級，從而形成產業的規模化和社會化等產業發展需要。相關的保障政策應涵蓋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財稅政策、人才政策、金融政策，服務于國家“海洋強國”戰略，構筑完善的海洋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培育政策體系，加強政策支撐力度。
3．4可持續發展的海洋生態環境
海洋經濟發展，特別是戰略性海洋新興產業這一領域里，資源利用方面更應當具有超前意識，更要注重可持續發展，因此應建立海洋循環經濟系統，以“減量、再利用、資源化”主線，從生產、消費源頭減少對海洋環境的損害，相關企業在生產流程中就要建立一整套較為先進的生產理念，完善海洋生態文明建設。此外，也應該要對海岸帶進行全面清理整治，改善近海水域水體質量，完善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提高海洋資源對海洋經濟發展承載力，建立科學有序的海岸帶保護和利用規范。
4結語
在過去的十年中，新興經濟體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階段，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經濟總量來看，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從2000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47.1%，預計到2015年將達到52%。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之中，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GDP大幅下降，下降比率分別為2.6%、5.2%、4.7%、4.89%。相比之下，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GDP受危機影響不大，中國和印度兩國甚至保持了9%和5.68%的高速增長。俄羅斯GDP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原因是，能源產業是俄羅斯的支柱產業，而在金融危機之中，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終呈負增長，國際石油價格急速下挫，因此拖累了俄羅斯經濟。
新興經濟體從危機中恢復的速度也快于發達國家，以自身的高速增長首先走出低谷，引領作用不斷凸顯。2010年，巴西第一季度GDP增長率迅速上升到8.9%，比上個季度上升了4.5個百分點。同期印度GDP增長率從8.6%上升到11.2%。而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復蘇腳步緩慢。2010年，美國第三季度GDP增長率僅為2.6%，日本季度GDP增長率僅為0.4%，歐洲各國則紛紛陷入債務危機中不能自拔。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人們普遍看好新興經濟體國家，認為其具備良好的發展前景和發展空間，將成為今后拉動世界經濟的新增長極。預計到2015年，巴西、俄羅斯與南非GDP的增長速度都將超過4%，印度和中國將分別達到8%和9.4%，全部高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詳見表1）。
二、新興經濟體對外貿易特點
（一）大量進出口中間產品
由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主要從事發達國家大型跨國公司的代工生產，因此這些國家大量進出口中間產品。表2、表3給出了新興經濟體進出口產品比重。由圖所示，2009年“金磚五國”進出口中間物品的比重均超過資本物品和消費品的比重，其中印度中間品的進口、南非中間品的出口已分別達到了78%和72%。
中間產品加工貿易為新興經濟體迅速融入全球生產體系提供了一條渠道。加工貿易使新興經濟體發揮了本國勞動力資源比較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國內就業問題，對于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一面。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新興經濟體加工生產處于產品整個生產鏈的底部，進口原材料和加工成品兩頭受制，對于國家生產技術提升和科技進步的幫助不大，所面臨的對外貿易條件惡劣，所獲得的利潤較薄等情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二）對外貿易主要依賴發達國家
從金磚國家主要的貿易伙伴國來看，新興經濟體對外貿易主要依賴發達國家和地區。在金磚國家前七大出口和進口國及地區中，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既是金磚國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國，同時也是他們重要的進口來源國。結合表2和表3可以得知，新興經濟體依賴向發達國家出口也是由于處于產業鏈下游，大量向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提供生產最終產品所需要的中間產品所導致的。此外，從貿易集中度來看，新興經濟體的出口貿易都較為集中，前七大出口國出口量占各國出口總量的47%以上。尤其是中國，向前五大出口伙伴國的出口量已經超過中國出口總量的一半以上。
（三）重要技術和生產設備依賴進口
新興經濟體國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對先進技術的需求越來越大。由于新興經濟體自身擁有的高端技術很少，能夠獨立生產的設備也有限，因此，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重要技術引進和生產設備進口的規模不斷上升。2007年，中國、巴西和南非花費在獲得專有權利使用和特定許可上的金額分別為81.92億美元、22.59億美元、15.96億美元，增長率分別為23%、36%和25%。
機械和運輸設備等生產設備也是新興經濟體最主要的進口產品，在巴西、中國、俄羅斯、南非四國進口產品的比重居于第一位，在印度進口產品比重居第二位。在該類產品中，巴西、俄羅斯和南非進口最多的是道路機動車輛，分別占三個國家2009年該類產品進口總量的21.5%、21.5%、19%；中國進口最多的是其他電力機械和儀器，占中國2009年該類產品進口總量的39.7%；印度進口最多的是電信設備，占印度2009年該類產品進口總量的19.2%。機械和器具非電器零部件是該產品中五個國家進口次多的產品，分別占五國進口第七類產品總量的17.9%、12.3%、17.5%、20.4%、17.5%。
三、新興經濟體共同面臨的問題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新興經濟體的發展還面臨著很多共同的問題。
第一，新興經濟體面臨較大的通貨膨脹壓力。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于美國采用“量化寬松”的政策，致使美元對外幣不斷貶值，進而導致全球輸入性通貨膨脹壓力加劇。新興經濟體國內所面臨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和本幣升值壓力更是不斷攀升。根據巴西中央銀行發表的《經濟趨勢報告》，巴西最近15周里有14周出現物價上漲。中國2011年2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4.9%，生產價格指數(PPI)上漲7.2%，達到2008年10月以來的最高點。自201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普遍已經采用加息、上調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積極對抗通貨膨脹。如何在控制通貨膨脹、本幣升值的同時，繼續保持經濟高速增長是對新興經濟體的一大挑戰。
第二，后金融危機時期，發達國家的貿易保護勢力不斷抬頭，新興經濟體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復蘇進程較為緩慢，長期以來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而歐盟國家又深陷債務危機不能自拔。在這種經濟形勢下，一方面發達國家人民對新興經濟體國家產品的需求大量縮減，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來自新興經濟體的出口采取排斥的態度，這使得新興經濟體的對外貿易不可避免地持續受阻。以中美貿易為例，奧巴馬政府已經對中國產品開展了至少十余次反傾銷、反補貼調查，雙方爭端愈演愈烈。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年時間，新興經濟體所面臨的出口貿易環境將會進一步惡化，來自發達國家的市場將會大幅萎縮，如何轉變貿易發展方式，以及尋找出口貿易以外的其他經濟“引擎”將是新興經濟體共同面臨的又一難題。
第三，新興經濟體同時面臨金融風險預警和金融監管的考驗。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不斷發展，這些國家同時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2008年，中國、印度、南非、巴西、俄羅斯分別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30.03億美元、415.54億美元、 90.09億美元、450.58億美元和703.20億美元。大量國際游資加大了新興經濟體金融監管的難度，對金融市場風險評估和預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利用好外資的同時，又能夠有效的監管金融市場，謹防國際熱錢擾亂本國的金融市場，也是新興經濟體需要考慮的問題。
第四，新興經濟體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弱勢地位。在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分工格局之中，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與其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不相符。這是由于，新興經濟體雖然經濟增長速度很快，但是經濟總量基數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普遍很小。雖然金磚國家都進入GDP世界前十五名，但只有中國一個國家進入前五名。此外，新興經濟體不具有發達國家所掌握的先進技術，進行制造業生產所采用的設備和重要零部件仍然依賴從發達國家進口。因此，在短期內新興經濟體難以改變處于低層次國際分工的地位。近年來，工業化過程已經基本結束的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一方面將高污染的低端生產環節轉移到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低碳”的要求，試圖以“碳排放量”作為砝碼來遏制新興經濟體的增長。如何在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下爭取更大的利益是新興經濟體面臨的第四大難題。
第五，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大于合作，造成競爭力的削弱。以印度為例，印度與中國相鄰，人口總量相近，近年來印度經濟增長速度也很快，成為新興經濟體國家。因此，印度在全球范圍內與中國競爭資源和影響力，兩國在非洲的競爭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印兩國都需要從非洲獲得石油、礦石等資源以支撐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目前中國每年從非洲進口的石油總量為3700萬噸，而印度為1800萬噸，雙方存在很大競爭。鑒于中國近年來在非洲的影響力有所增加，印度也開始積極加強自身在非洲的影響力，強化了與塞舌爾、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非洲國家的外交關系。這種競爭思路削弱了兩國的競爭力，阻礙了兩國間進行合作。事實上，中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在于制造業，而印度在IT、軟件、金融、醫藥等服務業具有比較優勢，雙方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
四、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合作路徑
綜上所述，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擁有一致的利益訴求，目前也面臨相似的經濟發展問題，因此，中國同其他新興經濟體國家存在合作的基礎。從本文所選擇的代表性新興經濟體貿易數據看，近年來中國與這幾個新興經濟體之間已經建立了良好的貿易關系，中國是印度、俄羅斯和南非三國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國，巴西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國。與此同時，中國也是巴西和南非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國，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國，俄羅斯的第五大出口目的國。中國對于這些國家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之間可以考慮構筑新型南南合作模式，具體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爭取在國際組織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在現有世界經濟體制下，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由發達國家主導，所通過的決策往往也主要代表發達國家的利益。新興經濟體應該充分抓住歷史機遇，團結起來，聯合一致，齊心協力，促使現有國際秩序框架朝著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發展，同時提高新興經濟體國家的話語權，使之與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相匹配。
第二，倡導WTO多邊自由貿易體制，聯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新興經濟體應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條款和協商機制，在對發達國家貿易過程中維護自身權益，抵制目前盛行的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為自身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貿易條件。與此同時，應積極擴大對外貿易市場，充分發揮相對比較優勢，大力發展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商貿往來。
關鍵詞：后危機；發展路徑；碳交易機制；差別化的產業政策；低碳都市圈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4—0088—05
一、引言
在后危機時代，戰略新興產業日益成為各國產業競爭的焦點。具體來說，戰略新興產業集新興科技、新興產業和國家戰略性于一體，是新興科技和新興產業的相互融合的產物。從主導產業的選擇依據來看，戰略新興產業有三個重要特征：第一，市場需求穩定并且有良好的發展前景；第二，具有良好的技術和經濟效益；第三，能夠帶動相關產業的興起。戰略新興產業主要包括七大產業：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生物醫藥、信息網絡、空間海洋開發以及地質勘探。
二、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特征
后危機時代是全球經濟危機緩和之后的一段時期，雖然該時期較之于低谷時期得到明顯回升，且整體處于平穩增長狀態，但經濟體內部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因素。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國際貿易市場將長期處于供需不均衡，狀態
鑒于危機后發達經濟體復蘇乏力，以及居民儲蓄率上升和消費率下降，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口需求尚難以在短期內恢復到危機前的繁榮狀態。而長期依賴出口拉動的發展中國家由于內需不足，外向型企業和產業的持續性發展面臨巨大挑戰，拓展和培育國內市場勢在必行。
（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深刻變化
發達經濟體影響力下降，新興經濟體影響力上升。從經濟危機的復蘇進程來看，新興經濟體率先走出低谷，尤以中印為代表的亞太經濟區（日本除外）復蘇進程最為顯著。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則一波三折，美國經濟復蘇進程加快但依然存在衰退的可能；歐盟經濟區2011年再次遭受債務危機的重創，復蘇進程暗淡；日本經濟既受到歐美經濟不景氣的牽連，也深受2011年大地震的沖擊，2011年經濟為負增長。總的來看，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經濟復蘇與增長的新引擎，發達經濟體的主導作用正日益被削弱。
（三）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調整將成為世界性趨勢
一方面，鑒于過度發展虛擬經濟帶來的慘重教訓，發達國家開始重新重視以現代服務業和制造業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發展，以此來調整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的過渡階段，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仍將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四）低碳經濟將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
在全球氣候日益變暖以及自然環境不斷惡化的條件下，低碳經濟是人類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自從2003年英國政府在《能源白皮書》中提出發展“低碳經濟”以來，低碳經濟已在發達國家悄然興起。而哥本哈根協議的簽署則意味著低碳經濟不僅是發達國家的發展方向，而且也將是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五）政府干預將是各國實現經濟良性發展的必要手段
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不僅意味著美國自由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巨大漏洞，而且表明，市場調節不是萬能的，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必要的政府干預。對發達國家來說，加強金融監管和防范金融風險的職能愈加突出。而對發展中國家來說，自身市場體制的不健全和外部經濟風險的存在更加突出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三、后危機時代對我國戰略新興產業的影響分析
在后危機時代，我國整體經濟走向的變化將對戰略新興產業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而我國整體經濟走向會發生四種趨勢性變化：第一，經濟增長由過度外需依賴型逐步轉為內外需求雙向驅動型，而且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將最終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第二，區域經濟由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方向轉變，這不僅表現為東、中、西三大地帶經濟發展趨于均衡，而且表現在城市群內部，主要是核心城市腹地（包括中小城鎮和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的崛起；第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經濟結構將發生深刻變化，第三產業尤其是生產業將獲得長足發展；第四，發展低碳經濟亦將是我國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
受整體經濟走向變化的影響，我國戰略新興產業在后危機時代會呈現出如下發展趨勢：
（一）具有穩定而廣闊的市場需求
在后危機時代，我國產業的發展將會由過度依賴外部產業需求逐步轉為主要依賴內部產業需求。一方面，迫于國際市場需求長期低迷的不利情勢，產業發展不得不由外需轉為內需；另一方面，我國城市經濟和第三產業的長足發展孕育了龐大的國內需求市場，從而為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前景。
（二）與尖端科學技術密切結合
從國際上來看，鑒于過度發展虛擬經濟給整個經濟體帶來巨大創傷，發達國家開始重新審視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尤為重視發展與尖端技術密切相關的新興產業，以此來保持自身的經濟和科技優勢。而我國作為日益崛起的發展中大國，后危機時代的產業革命必將是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絕好機會。這次產業革命將帶動一大批戰略新興產業的興起，進而推動我國現代制造業的發展，提升我國產業整體的競爭力。
（三）與關聯產業相互融合，逐步形成龐大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
戰略新興產業與關聯產業密切結合，并帶動相關產業興起，是其成為區域性乃至全國性主導產業的先決條件之一。關聯產業包括前向關聯產業、后相關聯產業以及旁側關聯產業，它們分別為主導產業提后、產前和產中服務。此外，關聯產業中有相當比重是生產業，戰略新興產業與其相互融合必將推動生產業的快速發展。從產業競爭力的角度來看，新興產業與關聯產業相融合并逐步產業鏈和產業集群，將有利于提升我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并極大改善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四）帶動區域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許多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受到資源枯竭和環境污染的的嚴峻挑戰，亟待產業轉型，形成一種可持續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另外，被劃為生態功能區的區域由于受自身環境和經濟功能定位的限制，經濟長期陷于停滯和貧困的狀態，也亟需發展綠色高收益產業，實現與其他功能區的共同發展。而戰略新興產業作為低碳、節能的集約型產業對于落后地區的發展將是一個新契機。
四、后危機時代京津冀經濟圈的內外環境分析
（一）外部環境分析
1.區域性政策和規劃的出臺促進了京津冀經濟圈發展。2006年，國務院分別批準了北京和天津兩市的城市規劃，北京被確定為“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國際大都市”，天津被確定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和生態城市”，從而劃定了兩市不同的目標和職能，也促使京津冀經濟圈內的“雙核”城市逐步由競爭關系轉向競合關系，從而有助于增強經濟圈的整體競爭力。同年，天津濱海新區上升為國家戰略，2008年3月國務院又將其確定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使濱海新區成為繼深圳、上海浦東之后第三個全面開放的經濟新區。隨著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天津濱海新區經濟獲得飛速增長，2010年的GDP總量突破5000億元，超過天津GDP總量的半數（天津市當年的GDP總量為9224.46億元）。尤為重要的是，2006年編制的“十一五規劃”將《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納入為一個重要的區域規劃，由此正式確認了發展京津冀都市圈的重要性；2010年5月，國家發改委將醞釀已久的《京津冀都市圈規劃》遞呈國務院，該規劃預計年底即將出臺。由此，京津冀經濟圈的發展方向將更為明確，經濟合作將更為務實，區域經濟凝聚力也將更為增強。
2.國際產業轉移格局的變動促進了京津冀經濟圈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隨著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不斷上升和市場需求逐漸趨于飽和，外商投資北移的趨勢不斷增強：2005年，京津冀三地吸引FDI總額為1394億美元，占全國的9.52%；2010年，三地吸引FDI總額達到2691億美元，比2005年增長了0.93倍，占全國的比重也上升至9.95%（與此同時，長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38.82%下降至38.09%，珠三角的比重由2005年的19.74%下降至2008年的15.57%）。這種國際產業格局的變動以及外商投資北移的新趨勢，有利于京津冀經濟圈承接國際產業，培育新興產業，加快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周邊經濟圈的崛起使京津冀經濟圈面臨嚴峻挑戰。以濟南和青島為雙核的山東半島經濟圈，緊鄰日韓，港口便利，又得益于密集的城市分布以及制造業的高度集聚，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得以充分釋放，其經濟總量一直占據山東全省的三分之二強，2008年其GDP總量為27232.57億元（山東全省GDP總量為39169.92億元），是僅次于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的第四大經濟圈。以沈陽和大連為雙核的遼中南經濟圈，依托自身雄厚的工業基礎，又得益于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計劃的政策支持，近年來經濟亦獲得快速發展，2010年其GDP總量已達19084.09億元。同處環渤海地區，兩大經濟圈日益崛起的態勢對京津冀經濟圈發展構成了嚴重威脅。
4.周邊省份的崛起為京津冀經濟圈造就了良好的經濟腹地。作為京津冀經濟圈的經濟腹地，內蒙古、山西和河南三地經濟在近年來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態勢。自2001年以來，得益于資源和政策優勢，內蒙古經濟增長速度連續八年高居全國首位，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672億元。另外，受中部崛起政策的助推作用，山西和河南兩省近年來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2010年兩省國內生產總值分別達到9200.86億元和23092.36億元。隨著蒙、晉、豫三省經濟的日益崛起，京津冀經濟圈將獲得日益廣闊和穩固的的資源供給和市場需求腹地，從而有利于擺脫對國際市場的過度依賴，增強自身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二）內部環境分析
1.京津冀都市圈的發展缺乏堅實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一，由于隸屬于不同的行政區劃，京津冀都市圈內各城市間長期處于各自為政的狀態，尤其是對某些共享性資源和基礎設施的使用常常得不到有效協調。第二，雖然出臺了京津冀都市圈規劃，三地也出臺了各自的城鎮發展規劃，但是與正式的法律規范相比，規劃的約束力和執行力畢竟有限。第三，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以及中小城市的發展，都市圈內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會不斷出現，具有約束力的都市圈相關法律亟待出臺。第四，都市圈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而這就要求構建一個科學、規范、有效的都市圈治理機制。由此，科學的規劃和健全的法律將為都市圈發展提供有效保障，加強都市圈立法迫在眉睫。
2.京、津、冀三地尚未形成分工合理、競爭有序的競合關系。運用產業結構相似系數法進行分析，可知2007年京、津、冀三地之間的三次產業結構趨同性頗高：京、冀間相似系數為0.8512，京、津間相似系數為0.9024，津、冀間相似系數更是高達0.9432。這主要是由于三地在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時各自為政，又常常求全求大，不注重發揮自身的累積優勢和比較優勢，導致了區域間產業的同質化競爭。例如，渤海灣沿岸的黃驊港、曹妃甸、京唐港與天津港在產業規劃中均將臨港重化工業作為發展重點，石家莊、天津和北京三市均把醫藥制造業列為重點產業，由此加劇了同質競爭現象。除了產業間的同質化競爭外，京、津、冀三地在科研創新方面的合作水平較低，制約了經濟圈整體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總之，三地產業過度重疊所導致的同質化競爭，以及科技創新合作的不足，勢必拖累京津冀經濟圈整體的發展。
3.不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仍是制約京津冀都市圈發展的瓶頸。完善的區域基礎設施網絡的不僅要求區域內有發達的基礎設施群，而且要求其合理分工，協作有序。雖然京津冀地區擁有發達的交通運輸網絡，但并未實現都市圈內高度的通達性。值得一提的是，津冀港口間的協作雖有進展，但遠未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協作的一體化港口群。雖然2009年河北港口集團的成立加快了河北港口資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天津港與河北港口間仍存在功能上的重疊，如天津港也配置了鐵礦石和原油碼頭（兼有集裝箱碼頭），直接導致了與河北港口的競爭。此外，京津冀區域內還缺乏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的一體化運營模式，尤其是港口的集疏系統不夠發達，海運與鐵路、公路運輸聯合運營的模式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4.經濟圈內生態環境狀況依然嚴峻。京津冀經濟圈的生態環境狀況依然嚴峻：2010年三地工業廢水排放總量達142110萬噸，占全國的5.98%；工業廢氣排放總量達68760億標立方米，占全國的13.24%；固體廢物產生總量達34819萬噸，更是占到全國的14.45%；2010年渤海的廢水排入量達1.81億噸，化學需氧量海洋污染物達0.79萬噸，致使四類和劣四類海水比重上升至24.5%；海河水系總體處于重度污染狀態，在七大水系中污染最為嚴重，其中達到Ⅰ—Ⅲ類的水質僅占37.1%，遠低于七大水系59.9%的平均水平。此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水資源短缺、地表水污染和大氣污染等也都是京津冀經濟圈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5.京津冀都市圈城市體系結構不合理。截至2010年底，京津冀都市圈內地級市以上城市構成的層次結構如下：超過500萬人口的特大型城市為北京、天津；超過200萬的大型城市為石家莊、唐山；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僅有保定；人口在50萬和100萬之間的城市為秦皇島、廊坊、張家口、承德和滄州市。由此可見，京津冀都市圈的城市層次結構極不合理，一方面，核心城市過于發達，次級中心城市明顯落后；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尤為不發達，主要表現為人口50萬—100萬人的城市居多，而人口100萬—200萬人的城市極少（僅有保定）。
五、京津冀經濟圈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路徑
（一）構建區域性的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規劃體系
與京津冀都市圈發展規劃相適應，京津冀經濟圈應構建全區域性的戰略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各城市的規劃應以此進行調整和修改。這樣可以有效避免京津冀三地在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方面產生過度競爭，進而形成分工合理、高效協作的新興產業分工體系。
（二）根據不同的主體功能區實施差別化的區域產業政策
由于京津冀經濟圈內不同的地域環境差異，國家對不同地區采取了差異化的經濟功能區定位。由此，也導致了區域間經濟的差異，突出表現為張家口和承德地區的落后（兩地均被定位為生態功能區）。在新形勢下，與差異化的功能區定位相適應，應采取差異化的區域產業政策，尤其要加大對張承兩地的生態轉移支付力度，積極扶持當地新能源產業、綠色工業的發展，逐步縮小區域間的經濟差距。
（三）利用碳交易機制穩步推進產業的低碳化發展
碳交易機制是根據經濟學中的外部性原理，對行業內的企業規定一個統一的碳排放標準，超出排放標準的企業可以向低于排放標準的企業購買碳排放權。碳交易機制可以有力刺激企業利用先進技術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碳排放量；另一方面，它也促進了低碳產業的發展，而目也會促使高碳產業向低碳化方向邁進。
碳交易機制在京津冀經濟圈的實施應采取循序漸進、穩步推進的原則。從空間角度來說，鑒于目前京、津、冀三地發展水平的差異，初步的碳交易機制應分別在三地內部實施和推行，以避免資源過度流往京津地區。隨著三地經濟水平的逐步縮小，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建立全區域性質的碳交易市場，使碳交易機制適時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產業部門角度來說，鑒于各產業間生產效率仍存在較大的差異，亦應采取漸進推進的辦法。首先在各產業內部分別建立碳交易市場，加快碳減排的進程；待相鄰產業科技水平相差無幾時，再將各相鄰產業的碳交易市場合并，建立大類產業碳交易市場；以此類推，最終建立一個產業間統一的碳交易市場，以市場機制推導產業的低碳化發展。
（四）培育和發展關聯產業，形成以戰略新興產業為中軸的產業鏈
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關聯產業的支持和帶動，單靠自身發展很難成為區域主導性產業。前向關聯產業為主導產業提后服務（主要是提供市場需求），后向關聯產業為主導產業提前服務（如原材料、燃料、機器設備、生產工具等），而旁側關聯產業則為主導產業提中服務。因而，必須發展戰略新興產業關聯產業，使其成為密集的產業鏈，才有望成為區域的主導性產業。
（五）培育新興產業聚集區，發揮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
在京津冀經濟圈內部，部分地區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已具有相當的比較優勢，如保定、邢臺和張家口的新能源產業，石家莊的醫藥制造業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高端制造業等。根據現有基礎和各自的比較優勢，京、津、冀三地應穩步地布局新興產業經濟區，努力促使其集中布局，形成產業集聚群，實現規模經濟和聚集經濟。
六、京津冀都市圈的發展路徑
（一）構建法制化、規范化、三方互動的都市圈管治模式
第一，增強都市圈規劃的科學性、規范性、前瞻性和連續性，使各城市的中遠期規劃與京津冀都市圈整體規劃相協調，并適時進行修改和調整，實現局部與整體的共同發展。第二，加快都市圈管治的相關立法，并且應本著一般性和特殊性相統一的原則，使國家性和區域性的都市圈立法共同推進，從而為京津冀都市圈實現有效管治提供具有約束力和針對性的法律保障。第三，在國務院下屬分支機構中，設立一個具有權威性和獨立性的，并且由京、津、冀三方共同參與的京津冀都市圈管治機構，專門處理都市圈內的環保、治安、公共物品供給等問題。第四，在發揮政府對都市圈管治職能的同時，積極鼓勵市民、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到都市圈的管治中來，使都市圈的管治模式由政府主導型轉變為政府、市民、企業和社會組織四方共同管治型，從而有效避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二）構建京津冀低碳都市圈
第一，將低碳理念融入到京津冀都市圈規劃當中，使都市圈的長遠發展更符合低碳要求。第二，在引進外資和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都市圈對外設置統一、嚴格的環保標準，阻止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進入本區。第三，構建有力的低碳消費政策支持系統，如對居民低碳消費方式給予物質獎勵，為居民實現低碳生活提供制度性激勵。第四，利用科技創新積極改造傳統高碳產業，并大力發展低碳產業，使低碳經濟成為都市圈發展的重要支柱。第五，加大對環京津貧困帶的生態轉移支付力度，積極培育和發展生態農業、新型工業和旅游業，走經濟增長和生態保護相結合的綠色發展之路。
（三）構建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
第一，將各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納入統一規劃，尤其對共享性和競爭性基礎設施，要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使其各具特色，互為補充，形成錯位競爭與協作并存的競合關系。第二，對共享性基礎設施和資源，應根據有償使用、利益均沾的原則建立一種定期的平等對話機制（或有中央主持，避免不對等的局面），以協調基礎設施使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第三，大力發展多種交通方式的一體化運營模式，尤其要加強沿海港口的配套設施建設，提高港口的集疏能力。第四，構建一個統一的津冀港務發展中心，根據比較優勢確定各港口的發展方向，指導其發展各具特色的港口經濟，促使港口間形成錯位競爭、互為發展的格局。
關鍵詞:新興城市;宿遷;泰州;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29-0058-03
一、引言
新興城市是指那些建制時間不長,在較短的時間內經濟能夠取得快速的發展,同時成為所在區域重要力量的城市。由于普遍存在發展的起點低、經濟發展所需的軟硬件設施缺乏等特點,這些城市不僅要快速發展自身經濟,同時還要面臨著與周圍城市的競爭與合作問題。
江蘇省宿遷市和泰州市分別于1996年7月和1996年8月經國務院批準設立。撤銷縣級宿遷市,設立地級宿遷市,轄沭陽縣、泗陽縣、泗洪縣、宿城區和宿豫縣。總面積8 555平方公里,人口529萬人。面積和人口在江蘇13個省轄市分別列第4位和第7位。目前,下轄三縣二區:沭陽縣、泗陽縣、泗洪縣、宿城區和宿豫區,以及宿遷經濟開發區、市湖濱新城和蘇宿工業園區。縣級泰州市從揚州市劃出,組建地級泰州市,下轄海陵區、靖江市、泰興市、姜堰市、興化市。1997年,海陵區、姜堰市、泰興市部分行政區劃進行調整,組建高港區。2007年末,泰州市戶籍總人口為504萬人。全市總面積5 790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428平方公里。目前,泰州市轄2個市轄區:海陵區和高港區,代管4個縣級市(靖江、泰興、姜堰和興化,以及泰州經濟開發區)。
二、宿遷與泰州經濟發展對比分析
(一)經濟總體情況的對比
1999―2008年,宿遷GDP從182億元增加到672.5億元,平均增長率為15.74%,人均GDP從3 662元增加到13 110元,平均增長率為15.39%;泰州的GDP從368.9億元增加到1 394億元,平均增長率為15.99%,人均GDP從7 380元增加到27 713元,平均增長率為15.91%。這兩組增長速度泰州都比宿遷要大。通過這些數字的比較可以看出,雖然在一些年份宿遷的增長速度比泰州要快,但多年的平均值比較宿遷仍然落后于泰州。也就是說,宿遷的經濟總量及人均總量不僅在絕對值方面落后于泰州,相對增加速度也落后于對方,兩地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2008年,宿遷地區生產總值675.2億元,排在江蘇13個市的第13位,人均GDP為13 110.68元,排在第13位;而泰州GDP達到1 394億元,排在第10位,人均GDP為27 713.72元,排在第8位。從區域的角度來看,人均GDP低于泰州的全部都是蘇北城市。另外,從縣域經濟的角度看,宿遷下轄的泗洪縣、泗陽縣和沭陽縣人均GDP分別為10 628元、10 448元和10 116元,排在49個縣(以及縣級市)的第43位、44位和46位;泰州下轄的靖江市、姜堰市、泰興市和興化市人均GDP分別為為45 113元、29 410元、24 280元和16 400元,分別排在第11、20、25和35位。
(二)主導產業的對比
對于新興的城市而言,經濟的發展更大程度上依賴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否以及主導產業的發展情況。產業結構方面,根據江蘇省2007年統計數據,泰州以及宿遷的三產結構如下:
其中,泰州的三產結構比為8.56:58.25:33.19,而宿遷的三產結構為22.02:45.98:32.00,第一產業所占比重過大,兩個城市的共同問題都在于第三產業的比重過小。當然,對于新興的城市來說,第三產業比重的增加需要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
另外,從主導產業方面來看,在2007年江蘇省中小企業局公布的省重點培育的100個產業集群數目中,宿遷市共有木業產業、蠶絲稠產業、玻璃產業、釀酒產業以及棉紡織產業等五大產業集群入圍。另有像彩塑包裝、花卉等一些產業集群已經初具規模。五大產業集群共有企業3 000多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424家,2007年實現產值227億元。其中,木材產業是宿遷的第一主導產業以及最大的產業集群,2007年實現產值100億元,有3 000多家企業,其中規模以上企業398家。釀酒產業實現產值47.4億元,其中,“洋河”和“雙溝”兩個白酒品牌是江蘇省乃至全國的著名品牌。
相比之下,泰州在江蘇省100家重點培養的產業集群中有10個入選,包括泰州醫藥產業集群、泰州內河船舶產業集群、泰州汽車傳動配件產業集群、泰興減速機產業集群以及江堰石油機械產業集群等。這些集群所在的產業在技術、資金以及對其他產業的帶動等很多方面明顯強于宿遷的幾個產業集群。這10個產業集群在2008年實現營業收入1 000億元,共有企業3 000多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1 300余家。
根據韋伯從工業區位理論角度對產業集群的解釋,目前宿遷的產業集群仍處于第一階段:企業依靠自身的簡單規模擴張從而引起產業集中化的低級階段,離第二階段即依靠大企業以完善的組織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發更多同類企業出現的高級階段還很遠。宿遷在產業集群方面還存在著效應不顯著、關聯配套能力不強、龍頭企業輻射帶動能力不足以及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不足。在人才、技術及資金支持方面,自主創新方面以及健全的服務體系等多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問題,提升產業集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三)外部環境的對比
宿遷和泰州作為兩個幾乎同時設立的新興城市,由于其所處區位的不同,決定了各自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對不同的外部環境。
從地理位置上看,泰州地處傳統意義上的“蘇中”地區,宿遷則地處“蘇北”地區,蘇南、蘇中和蘇北在經濟發展中明顯呈現出逐漸遞減的局面。另外,從所屬的經濟區域來看,泰州位于長江沿岸。江蘇省2003年提出了關于沿江地區的開發戰略,其中的沿江地區就包括泰州市等6個市區以及包括其下轄的泰興市和靖江市在內的15個縣市。沿江地區的開發不僅使得該區域的經濟總量不斷擴大,而且使得該地區的產業結構不斷得到優化。對于其中的每一個城市來說,可以享受到從全球的視角承接資本及產業轉移的好處,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產業集聚的優勢。例如,在2007年的江蘇省沿江地區“十一五”產業空間布局規劃中,造船業作為重點發展的產業之一就需要整合之前的分散資源,向沿江北岸的揚州、泰州及南通三大船舶修造基地轉移。在積極發展的產業項目中,生物醫藥行業要依托泰州醫藥高新技術產業園以及揚子江藥業城等基地,充分利用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進行資源、資本的重組,加速產業集聚和企業集群。
另外,泰州還處于長三角城市群范圍當中,可以承接上海及整個蘇南城市在產業方面的轉移。根據最新統計數據,在長三角的16個城市中,2009年第一季度泰州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3%,增幅居16個城市的第一位。另外,地方財政收入增長15.5%,增幅居第一位,外貿自營出口總額增幅居第二位,地區生產總值增幅居第三位。相比之下,宿遷作為一個新興的蘇北城市,周圍缺乏大城市在經濟方面的輻射。雖然江蘇省政府2002年就正式批準了《徐州都市圈規劃》,宿遷是其中的一個中心城市。但該都市圈的發展難以令人滿意,徐州對周圍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小。不過,2008年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長三角”的區域范圍已由過去的“16城市”,擴容至“上海、江蘇和浙江的全部區域”,至此,宿遷也成為更廣范圍內的長三角城市。但是,地理位置上的劣勢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宿遷這個新成員享受到的好處。
(四)經濟發展的內生增長機制比較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的觀點,經濟增長的原因可以表述為:第一,獲取新“知識”(包括革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概念);第二,刺激新知識運用于生產;第三,提供運用新知識的資源(人力、資本、進口品等)。從過去幾年的數據來看,從2004―2007年,不論是人力資源、資本的積累等方面宿遷和泰州都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通過以上的對比可以發現,相對于泰州,宿遷無論在經濟發展的起點、或是主導產業的層次及水平以及內外部發展環境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距,而且其中的部分差距甚至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因此,如何縮小差距以便更快更好地發展宿遷經濟就顯得尤為重要。
三、提升宿遷經濟發展水平的對策
(一)發揮制度供給的后發優勢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資本、人才、技術等因素外,制度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道格拉斯?諾斯指出:“制度提供了一種經濟的刺激結構,隨著該結構的演進,它規定了經濟朝著增長、停滯或衰退變化的方向”。后發地區通過效仿或移植先發地區的各種先進制度并經本土化改造進而形成制度的后發優勢,這些有時主要表現在成本優勢、時間優勢以及經驗優勢三個方面。宿遷應該充分利用新興城市的自身優勢,積極推進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推進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培育市場新主體;推進市場制度該給,營造投資創新環境;推進非正式制度變遷,強化發展理念。為經濟發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與保障。
(二)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一方面,要加強城市的軟環境建設,改善人文環境,在公共服務上提供良好的條件,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改善政府的形象,為當地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要積極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積極承接蘇南相關產業轉移的基礎上,調整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同時,重點提高主導產業的技術水平,進一步調整企業組織結構。
(三)提升人力、資本的積累水平
提高基礎教育的質量,通過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培養各種技能型人才。另外,要通過各種途徑吸引其他地區優秀人才到宿遷來工作或是創業,為宿遷的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的支持。
發展策略穩健
亞洲新興市場在1 997～1 998年金融風暴以后，普遍調整了經濟及金融政策，采取了重視出口，避免過度向外舉債，減少外資倚賴，并改善對金融機構的監管等舉措。拉美國家步入新世紀后也積極進行改革，例如巴西增強了央行獨立性，更有效調控經濟，加強公共財政紀律，以及減輕外債。
亞洲及拉美新興市場這些政策的轉變，令本土經濟發展相對平穩，企業及金融體系抵御逆境能力提升。這些新興市場在面對危機時相對具有條件采取積極的財政及貨幣政策。IMF研究顯示，全球新興市場在2009年推出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增加支出幅度平均相當于GDP的2.5個百分點，利率平均下調幅度則達到300個基點，有助經濟得以較快回穩。
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由于近年多個新興市場國家成為資本輸出國。這是源于新興市場積極推動出口，擴大了外貿盈余并累積了較大量外匯儲備，包括亞洲，拉美國家以及俄羅斯。
經濟結構仍然失衡
應當看到的是，近幾年亞洲與拉美主要新興市場的發展模式仍未盡完善。金融海嘯后國際市場再度關注全球經濟平衡發展的問題，其中一個失衡的重點就是，亞洲新興市場(包括中國、印度)偏重于發展生產，為美國消費者提供消費品，而區內消費不夠活躍。這導致這些經濟體依賴向美國及歐洲等發達國家出口。基于美國的“過度消費”的經濟模式難以持續，隨著美歐經濟調整，消費者減少債務，增加儲蓄，進口需求難復舊觀。這意味著新興地區難以再循這一途徑，維持快速增長。
再者，亞洲新興市場在注重促進出口的同時，官方鼓勵制造業投資措施，加之相關的基礎建設帶動，固定投資成為近幾年區內經濟另一主要增長動力。出口在拉美國家經濟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但程度不如亞洲大，其中巴西出口比重只維持在GDP的10％左右，墨西哥及阿根廷的比重則在20％以上。拉美國家經濟的結構問題，主要在于普遍較倚賴消費，而固定投資比重則偏低。盡管這未必影響拉美新興市場經濟穩定發展，但顯然無助于提升增長潛力。
以巴西為例，過去15年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平均只有17.5％，遠低于中國的40％。墨西哥在2001～2006年的平均比重亦僅接近20％。據聯合國資料，巴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在1 998～2008年平均增幅只有4.5％，遠低于其他主要新興市場，僅高于美國0.5個百分點。由于整個地區普遍并不重視提高儲蓄及投資，生產力改善緩慢，人均收入增長緩慢。
發展模式仍未突破
不同地區新興市場經濟發展仍面對著不同的挑戰。就亞洲方面，今后主要的策略顯然是要在區內建立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一消費”經濟圈，適度增加消費，逐漸減少倚賴歐、美需求。
至于拉美新興市場，主要的挑戰無疑是要提高投資，增加潛在增長動力。但現在看來，當地不易在這方面取得突破。如當地政府要鼓勵投資，可能要降低企業稅率，從而需要增加個人稅項或減少一般開支以作彌補，這要取得當地居民支持仍有一定難度。另外，雖然拉美國家近幾年公共財政明顯改善，但因為區內過去曾多次出現金融風暴，加上部分拉美國家公共債務水平仍不低，如巴西的國債占GDP已近60％，為增加固定投資而大量舉債的能力可能有限(或要付出較高利息)，也不利于本國公共財政管理。
另一方面，拉美國家雖然早已重視增強區域合作，但南美共同市場至今仍乏顯著成效，區內相互貿易比重未見大幅增長，自2000年以來反而有所下降，區內貿易比重從2000年接近20％降至2007年的略高于10％。除了實際運作問題外，南美國家經濟結構及優勢相若，加上生產力改善有限，可能是區內貿易難以突破的主因。因此，雖然近幾年南美經濟轉趨穩定，但本土投資與經貿合作缺乏突破，發展前景未見突出。
至于東歐與俄羅斯，今后的發展仍難免需要倚賴海外市場。由于俄羅斯優勢明顯集中于能源，即使當地發展其他產業，也較可能與此相關。這樣，能源市場仍會較大程度上左右俄羅斯經濟發展。
東歐方面，自冷戰之后政局變革以來，與地理及文化相近的西歐融合，借助其資金與市場，成為東歐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策略。多年來以西歐國家為主干的歐盟逐步吸納東歐新興國家，將單一市場擴展至該地區。由于歐洲債務危機將拖慢西歐中期經濟增長，西歐的需求增長可能持續緩慢，資金供應亦將有限，意味著東歐新興市場經濟仍需經歷一段較為困難的時期。但對東歐來說，恐怕不易找到其他較佳的發展途徑。現階段東歐國家另一重任，是要汲取近幾年過度擴張的教訓，建立更有效的公共財政紀律，改善經濟及金融管理，以便日后善用西歐資金提升區內經濟建設與生產力。
綜合來看，雖然主要新興市場經濟應可望維持較佳增長，但現階段憧憬這些地區經濟已突破過往，例如明顯擺脫歐、美經濟影響，或增長步伐可望進一步加快，則仍有過于樂觀之嫌。一些新興市場今后的發展預計仍會在相當程度上倚賴發達國家，或與其進一步融合。
1低碳經濟在中國發展動態
1.1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我國是一個以重化工產業為主導的工業化國家，多年來經濟發展過分依賴化石能源的消耗，導致碳排放總量不斷增加、環境污染日益加重，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中國當前必然的選擇。
1.1.1中國氣候問題嚴峻
2011年11月15日，科技部、中科院和中國氣象局聯合了《第二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報告稱，1951年至2009年，中國陸地表面平均溫度上升了1.38℃，變暖速率為每10年升溫0.23℃，青藏高原冰川退縮速度達到每年7.8米。近半個世紀以來，由于氣候變暖，青藏高原多年凍土退化，每年釋放的水量估計達50億～110億立方米。中國大部分地區冰川面積縮小了10%。氣候變化還增加極端天氣事件，對農業生產產生重大影響。報告稱，若不考慮適應措施，全球溫度升高2.5℃，中國糧食單產最高下降幅度約20%。
1.1.2中國經濟發展需要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第二次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稱，截至2009年末，中國人口已達到13.35億。巨大而持續的人口增長，使得我國在實現工業化過程中，對能源消費過多以高污染、高排放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為主。以目前的能源消耗標準，要保證中國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工業化以及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社會經濟發展目標，必須轉變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大力發展清潔、可再生能源，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
1.1.3全球政治經濟環境影響
低碳經濟是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有專家稱以低碳經濟為主導的綠色產業和新能源發展是世界經濟的第四次產業革命，而低碳經濟也將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制高點。推動創新和低碳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奪取競爭優勢和領先地位，是各大國參與氣候變化領域博弈的重要動因和戰略目標。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其高速發展的工業和快速的能源消費增長，都使得我國的碳排放及其變化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盡管《京都議定書》中沒有規定我國的減排任務，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我國在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積極制定并實施減緩氣候變化的國家策略［1］。
1.2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1.2.1減排壓力巨大
2009年，中國政府在哥本哈根會議前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基礎上減排40%～45%，并把該指標納入強制性的國民經濟發展綱要中。而要實現這一減排目標，中國面臨著重重的壓力與挑戰。據國際Wirtschaftsforum再生能源(IWR)組織2010年8月17日的報告，全球2009年CO2排放量下降1.3%至313億噸，這是近10年里第一次的下降，而中國CO2排放位居榜首［2］。
歐盟作為低碳經濟的發起者，其倡導的減排目標是到2050年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550ppm。為達到此目標，2020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必須控制在400億噸，其中我國所能獲得的最大配額為104億噸，占全球的26%;而到2050年全球排放必須控制在310億噸，我國的所能獲得的最大配額為80.6億噸。按照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及經濟增長基準情景的預測，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20年我國可能會面臨47億噸的CO2的排放缺口，2050年缺口可能達到417億噸(見表1)［3］。
1.2.2能源結構制約
中國“富煤、少氣、缺油”的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他化石燃料要高，每燃燒1噸煤炭產生的CO2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多30%和70%。煤炭作為我國最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在整個能源消費結構中所占的比例高達70%。而且受到我國資源存儲開況及經濟、技術原因，以煤為主的能源供給和消費結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將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使得中國在降低單位能源的CO2排放強度方面比其他國家面臨更大的困難。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京都議定書》規定了兩條主要溫室氣體減排途徑:一是工業直接減排。即通過工業減產或技術改造直接減少CO2等溫室氣體的排放;二是通過森林碳匯來進行間接減排，充分發揮森林固碳功能。為實現CO2排減排目標，我國已經推行系列強制減排措施。但這種直接的工業減排措施投入大、成本高，還將對經濟發展、就業帶來系列影響。為此，我國要在發展低碳經濟中搶占制高點，全力打好“森林碳匯”這張牌。而森林固碳由于投資少、代價低、綜合效益好，目前已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
2林業是低碳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選擇
2.1森林碳匯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有效途徑
作為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森林通過碳匯功能儲存了大量的碳，是陸地生態系統中最大的碳儲存庫。在全球陸地生態系統中儲存的碳約有2.48萬億噸，其中，約有1.15萬億噸儲存在森林系統中，約占50%。現在科學研究表明，每公頃森林年平均吸收CO227噸，同時釋放O224.3噸，以森林為主體的植被可抵消工業CO2排放量的20%左右。
2.2林業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潛力所在
森林作為一種可再生的能源資源，具有強大的經濟功能。第一，木材、鋼鐵、水泥是經濟建設不可或缺的世界公認的三大傳統原材料。和鋼材、水泥相比，木材屬綠色的、環保的、可降解的原材料。用木材代替鋼材和水泥，單位能耗可從800降到100，可以減少大量的CO2排放，對發展低碳經濟、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意義十分重大。第二，森林是一種僅次于煤炭、石油、天然氣的第四大戰略性能源資源，具有可再生、可降解的特點，而且還有不與人爭糧、不與糧爭地、一次種植后可以持續利用幾十年的優勢，是大有希望的新興的綠色能源。在化石能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發展森林生物質能源已成為世界各國能源替代戰略的重要選擇。
3低碳經濟下林業發展策略
3.1大力推進植樹造林工作
近些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林業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2009年9月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做了《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的重要講話，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將“大力增加森林碳匯，爭取到2020年森林面積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13億立方米。”目前國家林業局已經啟動碳匯造林試點工作，為尋求與國際接軌并具中國特色的森林碳匯計量監測途徑作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
3.2加強森林經營管理力度，提高森林質量
新時期，黨和國家對林業發展賦予了更加重大的使命。加強森林資源管理，加大對森林火災、病蟲害防治力度，控制工程建設對林業用地的征占、使用，以減少因森林保護不力導致的碳排放。同時，提高林分質量，增加森林生態系統整體碳匯功能。
3.3建立低碳林業產業體系
加快推進林業產業結構調整，發展低碳林業產業，建立以低碳森林培育業、低碳林產加工業、低碳森林旅游業為核心的新型林業產業體系［4］。從林業產業自身情況看，以資源培育為主的第一產業是低碳林業產業發展的基礎和依托。當前我們應充分利用現代科技、管理等手段，充分利用速生豐產林、珍貴樹種和大徑級用材林、油茶等木本糧油、能源林等基地建設工程帶動作用，加大森林資源培育力度，增加森林碳匯儲量;以林產品加工為主的第二產業是低碳林業產業發展的動力和引擎，我們應全力發展高新技術林業產業、精深林業加工業等環境友好型林產加工業;以生態旅游為主的第三產業是林業產業發展的新亮點，林業擁有豐富的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國有林場等森林旅游資源，大力發展生態旅游業，充分挖掘林區特色自然景觀潛力，努力把森林生態旅游業做大做強，成為林業經濟的新興支柱產業。
3.4積極開發林業生物質能源
生物質是生物體經光合作用合成的有機物，包括各類傳統有機廢棄物、新興能源植物等，生物質是唯一可以直接生產氣體、液體、固體等能源的可再生資源。森林以其植物種類豐富、生物量大、生產力高等特點，成為生物質能源的主要來源。針對我國林業生物質資源現狀和生物質能源的特點，今后一段時間，我們應本著“不爭糧地、綜合高效、因地制宜、多元發展”的原則，積極開發能源林培育、燃料乙醇提取、生物柴油基地建設、氣熱電聯產技術研發、固體成型燃料制取等林業生物質能源重點領域研發工作。結合我國的國情、林情，努力健全體制機制，強化科技創新，推動國際合作，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林業生物質能源發展道路［3］。
2009年，新興經濟體占據了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入量的一半。2009年流入新興經濟體的直接外資下滑27%，但其下降幅度低于發達國家(44%)，新興經濟體有史以來第一次吸收了半數全球直接外資流入量。其中，流向新興經濟體的FDI主要集中在中國等主要新興大國。全球前六大投資目的地中，新興經濟體就占了一半。
二、新興經濟體正成為外向型投資的新生力量
從對外直接投資來看，新興大國正日益成為對外投資的新主體。在經歷了連續5年的上升趨勢之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FDI流出量收縮了21%。但FDI流出的收縮量遠低于發達國家。盡管目前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外資流出的份額依然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國香港、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已躋身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的20強。
新興經濟體輸出直接投資的區域主要是在本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并已涉足歐美發達地區。在過去的數年間，主要新興大國的跨國公司正不斷加大對非洲的投資。從2005到2008年，這些跨國公司對非投資占流向該地區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這一比例僅占18%。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和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投資者最為積極，其中，中國對外投資最為搶眼。對礦產資源不斷增長的需求，以及后危機時期全球產業重構創造的并購機會，推動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持續擴張。
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消散，新興經濟體作為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新主體，正引領全球國際直接投資的逐步復蘇，這也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投資領域的話語權。
三、新興經濟體財富基金正成為國際直接投資來源的新渠道
2009年，財富基金的籌資也由于初級商品價格的下降和貿易順差的減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資活動并未下降，反而逆勢增長了15%，這反映出擁有這些基金的新興經濟體較高的增長率。目前，財富基金的新投資調整了投資方向，其資金逐步投向初級部門、較不易受金融動蕩影響的行業以及發展中區域。
據估計，2008年全球財富基金的規模就已超過3萬億美元。世界銀行集團認為，通過建立股本投資平臺和基準可吸引財富基金的投資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財富基金投入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也會為它們的增長、發展與機遇帶來300億美元。可以說，財富基金的發展對新興經濟體來說是一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機遇。如世界銀行集團行長羅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團將與財富基金合作，為非洲的股本投資創造一個“百分之一解決方案”，他認為非洲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大陸，有潛力成為像今天的中國、印度及其他國家一樣的世界經濟又一個增長極。
四、新興經濟體吸引外資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經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國際金融環境。2003-2007年間，十分寬松的國際金融環境和低廉的資金成本，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繁榮和經濟增長而不引發嚴重通脹，如今這一環境已不復存在，重建這種環境既無必要，也不可行。從長期來看這種情形也難以持續。因此，在未來數年內，與危機前的繁榮期相比，國際資本成本將會上升，投資率將會下降。
據貿發會議預測，從中期看，外國直接投資（FDI）預計將會從2007年約相當于發展中國家GDP3.9%的峰頂下降到2.8%至3%。鑒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歐洲中亞和拉丁美洲的投資總額中所占比例高達20%，這一前景的影響不可低估。
世行發展預測局局長漢?蒂莫說：“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資金會變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貴，這是不可避免的，但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擴大地區性金融中心，改善當地銀行業的競爭和監管，降低國內借貸成本，促進當地資本市場的發展，從而在長期上獲得巨大裨益。”事實上，這一調整需要相當時日才能見效，但地區金融中心的發展卻可以讓發展中國家重返高速增長的軌道。
五、新興經濟體引領國際直接投資發展的新趨勢
新興經濟體相互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推動了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和經濟增長。近年來，來自于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等新興大國FDI輸出為非洲大陸特別是南部非洲的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與日俱增。新的FDI來源為非洲國家提供了更具彈性的資金來源和更廣的金融資源，也為非洲國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形成了有效的緩沖。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言：“我認為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夠幫助非洲國家開發基礎設施，幫助這些國家利用它們擁有的自然資源。”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對非投資份額的不斷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機從客觀上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這既有利于強化新興經濟體內部的投資與經濟合作，也對非洲經濟的長遠發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資降低了對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依賴。全球經濟動蕩強化了發展中國家間對外投資的重要性。來自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多流向其他發展中國家，促進了“南南”的投資合作與經濟增長。目前，不計離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計流量約占發展中國家合計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25%。因此，事實上，許多低收入國家如今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主要依賴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南南投資的快速增長促進了南南貿易和經濟的增長，有效降低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也利于新興經濟體走出危機，實現經濟復蘇。
參考文獻：
[1]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Secondand Third Quarters of 2010, 14 Octorber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