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1 08: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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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國際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ERASMUS；UMAP
一、前言
當今快速發展的經濟引發了更多的國際交流與競爭，從而對產品競爭力和具有國際視野的勞動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經濟的發展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需求不斷加大，世界各個區域、國家、地區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國際化模式。本文將嘗試借助層次框架理論，對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進行比較，界定其國際化層次，并試圖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分析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
本文的研究問題包括：
（1）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2）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國際化各自處于什么層次？
（3）教育國際化的以上七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二、文獻綜述
（一）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產生
研究者們普遍傾向于認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產生與全球化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有的研究者認為，經濟的全球化對教育的國際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認為教育國際化的根源就是全球化。例如，Mongkhonvanit和Emery指出，信息技術與全球化的發展帶來了四種后果，即：一、對本土智慧的重新探究與倡導；二、努力提高產品質量；三、城市化的擴大；四、教育質量的倡導、國際化與提高（Mongkhonvanit and Emery, p.52）［2］，將教育的國際化看作信息技術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產物。Davies和Guppy也認為教育的國際化是由全球化導致的結果之一，同時也是一個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原來由中層的教育管理部門掌握的權力同時出現兩種轉移：向上轉移至中央政府，向下轉移至高校、教育改革組織等機構（引自Denman, p.101）［3］。徐輝指出，“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化，應該是各國、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相互交流、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徐，p.62）［4］，而“教育國際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國際間項目交流、研討和協作，以解決教育共同問題的一種發展趨勢”（同上，p.63）［5］。
（二）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內容與層次
1.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因素
周滿生指出，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包括六個基本要素，即：國際化的教育觀念、國際化的培養目標、國際化的課程、人員的國際交流、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一些教育資源的國際共享等（周，p.172-80）［6］。而Kerr認為教育國際化包括“新知識流、學者流、學生流和課程內容”（引自徐輝，p.63）［7］。劉道玉則指出，高等教育國際化主要包括四點：從質量上說，強調各國要提高大學的水準，使各國大學教育的水平具有可比性，并為國際社會所承認和接受；在空間上，強調大學的開放性，各國都要開放教育市場，既要到國外辦學，也要接納外國在本國辦學；在資源上,強調資源的共享性，各國要廣泛開展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做到揚長避短、互通有無；在理念上，要不斷更新教育理念、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使大學教育不僅要滿足國際教育交流與合作的需要，而且還要適應不斷變化中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引自李素敏，p.12）［8］。
2. 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層次
研究者通常將一個國家的教育國際化分為深、淺兩個層次，“淺層次的國際化是指國際自然人的流動和學術互通；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教育模式、制度、理念的國際化”（徐、許，p.52）［9］。例如，徐嵐和許邁進以圖解對教育國際化的各個因素分屬哪一層次進行了說明：淺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學生、教師、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的國際化；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的國際化（見圖1，引自徐、許，p.53）［10］。
3. 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區域教育交流計劃
在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浪潮中，許多高校制訂了國際化的策略，包括制定長遠的國際化戰略規劃、著眼于培養跨國的未來領導者、構建戰略聯盟等（陳，p.15）［11］。具體的國際化策略包括：積極發展留學生教育；加強教師交流工作；多種途徑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推進課程國際化；開展教育發展援助；嘗試國際合作辦學；強化外語教學（唐，p.81-82）［12］。
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途徑之一，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應運而生。在這些計劃中，大多數由從上至下的方式創建，即由國際組織或國家倡導建立，如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其他計劃則多以從下至上的模式、在一些高校或教育組織的引領下出現（Denman, p.99）［13］，如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
三、研究過程
（一）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當今世界各個地區的高等教育逐步形成了各自的國際化模式，一些重要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顯著特點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但是，在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層次的研究中，研究者通常將一個國家的教育國際化作為分析的對象，而很少考察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國際化層次。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利用國家教育國際化的研究結論對其各個方面進行分析具有可行性。
在歐盟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當屬由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全稱為歐洲共同體關于大學生流動的行動計劃，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這一計劃作為世界上運行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之一，已成為其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效仿的典范，也是教育國際化研究最常用的參照之一。而亞太地區這一新興的經濟體內尚未誕生公認的最具代表性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因此本文選擇對這一地區影響范圍相對較大的UMAP計劃（全稱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進行研究。
本文將嘗試使用文獻法，以徐嵐和許邁進提出的層次理論為理論框架（下文簡稱層次框架），對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進行比較，討論其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界定其國際化層次，并以此為出發點討論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簡介
1. 源起與目標
20世紀70年代，歐盟的前身歐共體倡導制定了JSP計劃（聯合學習計劃，Joint Study Programme），又于80年代推出ERASMUS計劃（全稱為歐洲共同體關于大學生流動的行動計劃，European Community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以取代JSP計劃，彌補其不足之處（潘，p.41）［14］，目的為“促進歐共體經濟一體化發展”（蔡，p.58）［15］。在1995年，歐盟正式制定綜合的蘇格拉底項目（Socrates Programme），將ERASMUS計劃列為蘇格拉底項目最重要的子項目計劃之一，意在“通過鼓勵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來促進優質教育”（施、鄭，p.126）［16］。
UMAP（全稱為亞太大學交流會，University Mobi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則是在AVCC（全稱為澳大利亞校長協會，Austral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的倡導下，由亞太地區多個高校聯合自發組成的。成立于1991年，目的為借助學生的流動和高校間交流，“促進亞太國家與地區之間不同文化、經濟及社會制度的相互了解”（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17］。
2. 運行機制及學分學歷制度
ERASMUS計劃的資金由歐盟、歐盟成員國、參與院校共同提供，這一多方面的資金來源為促進學生交流等措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這一項目主要是為歐盟各國在學一年以上的大學生提供在歐盟其他國家大學的短期學習機會（3至12個月），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學校直接選拔，學生、學生母校、留學目的學校三方之間簽訂學習協議（施、鄭，p.127）［18］。其他的主要措施包括：建立并啟動歐洲大學網絡，資助學生的交流和教師的訪問，鼓勵整合性的教學任務和共同課程計劃；以旅行費用和本國與留學目的國生活費用的差異為依據，資助學生項目；承認文憑和學習時間，以促進學生流動；對特定協會、提高留學意識的出版物、大學間合作等提供輔援助措施等（潘，p.42 ）［19］。作為ERASMUS計劃的配套措施之一，歐洲學分轉換體系(ECTS)于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實行，并于1999年起逐步發展為“在學校、地區、國家和歐洲層面的學分累積系統”（施、鄭，p.127）［20］。在這一體系中，“各院校能相互承認學分、學歷文憑及學業年限, 并使各國大學課程制度相互銜接”（潘，p.42）［21］。此外，國家學歷認可咨詢中心（NARIC）的設立對互通計劃和學歷認可提供官方解釋（蔡，p.59）［22］。
UMAP計劃的資金來源比較單一，主要由會員院校提供。這一項目主要是向其成員國會員校正式注冊學生提供短期在其他成員國會員校的短期學習機會（10個月以內），其中學生母校與留學目的學校之間必須已簽署交換生協議；由學校與UMAP代表共同選拔。在留學期間，學生必須使用UCTS（全稱為UMAP學分轉換機制，UMAP Credit Transfer Scheme）（省略）［23］，并每周上課12小時以上；在留學結束回國后，學生必須在一個月內提交成績單和學習報告（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24］。
3. 政策保障與普及程度
ERASMUS計劃從一開始即具有相當完備的法律政策基礎。例如，歐共體（歐盟的前身）國家早在1958年即在《羅馬條約》的基礎上簽署了《歐洲共同體條約》（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明確規定了“歐洲共同體通過鼓勵成員國之間的合作來促進優質教育（quality education）……共同體的行動目標包括在教育中建立歐洲維度（European dimension），通過鼓勵承認文憑和學歷來促進學生流動”（施、鄭，p.126）［25］。ERASMUS計劃運行中的各個階段也都受到明確規定的制約，例如上文提到的歐洲學分轉換體系(ECTS)和國家學歷認可咨詢中心（NARIC），以及促進各國教學與科研協作的大學學校際合作計劃（ICP）、促進外語培訓的LINGUA計劃、簽訂于1992年的促進成人教育及遠程教育合作的《馬城歐盟條約》等等
（蔡，p.59）［26］。不僅如此，隨著ERASMUS計劃的不斷發展，更多的法律政策得以及時制定實施，確保了ERASMUS計劃的不斷擴展與深化。其涉及對象極其廣泛，包括歐盟地區大多數高校的全日制學生，并正向更大范圍擴張，通過哥倫布計劃（Project Columbus）、TEMPUS系列計劃（同上，p.60）［27］、曼德斯計劃（Erasmus-Mundus）（施、鄭，p.130）［28］等與拉丁美洲區域、中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第三世界尤其是亞洲國家建立交流合作關系。
UMAP計劃作為一個自發的教育交流計劃，主要是通過為學生提供學費減免、簽證支持、食宿提供、學分轉換等優惠政策，來達到“消除學生交流中的問題及困難；以協會的形式促進教育交流合作由雙邊向多邊發展；加強并確保會員國院校之間能夠實現互相承認學分”（省略）［29］。其參與國家與地區目前包括澳大利亞、孟加拉國、文萊、柬埔寨、斐濟、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澳門、馬來西亞、墨西哥、蒙古、新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菲律賓、薩摩亞、臺灣、泰國和越南（省略）［30］，并未包括中國大陸、新加坡、朝鮮、俄羅斯遠東地區等亞太地區重要的組成國家與地區，普及面相對狹窄。
四、討論及結論
（一）討論
通過以上研究過程可以看出，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之間各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具有顯著的差異。現根據層次框架對以上研究結果列表討論如下：
（二）分析及結論
在使用層次框架進行討論的基礎上可以看出，ERASMUS計劃與UMAP計劃的國際化層次具有顯著的差異。現對本文的研究問題回答如下：
（1）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策略，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七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如何？
ERASMUS計劃的七個因素國際化程度均較高，而UMAP計劃的參與人員因素國際化程度相對較高，另外六個因素（包括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僅處于國際化初始程度。
（2）ERASMUS計劃和UMAP計劃的國際化各自處于什么層次？
在本文使用的理論框架中，淺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學生、教師、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的國際化；深層次的國際化包括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的國際化（徐、許，p.53）［31］。因此可以得出結論，ERASMUS計劃的國際化已達到很深的層次，而UMAP計劃的國際化處于起步階段，層次較淺。
（3）教育國際化的以上七個因素之間是否存在聯系？
歐盟地區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層次極深，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經過數十年的發展與擴張，已經成為世界上運行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之一。而這一現狀與該地區歷史、文化、社會、經濟模式等方面的特點是密不可分的。自從中世紀歐洲出現大學以來，歐洲化作為歐洲維度概念的雛形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傳統。在戰后新科技革命興起和國際競爭日漸激烈的背景下，面臨來自美國、日本等競爭伙伴的挑戰，歐洲共同體逐漸失去了以往的優勢（潘，p.41）［32］。由于歐洲化的傳統曾經“創造了歐洲大學過去的輝煌”（施、鄭，p.129）［33］，因此歐盟將區域一體化作為重新獲取優勢的途徑，希望通過科技與教育的協作重獲這一輝煌。這就決定了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教育觀念國際化的程度較深。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相關的法律法規、運行機制、制度與措施等得以逐步制定，從而導致了其參與人員、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的國際化也處于較深程度。
與之相對，亞太地區作為新興的經濟體，并不具有區域合作的歷史背景，各個國家也多以提高本國競爭力為目標發展自身教育，而僅將區域內教育合作作為加強了解的途徑。因此，由于缺乏充分的歷史文化基礎，亞太地區尚未形成國際化的教育觀念，教育合作仍以人員交流為主要形式，處于較淺層次，而在教學和研究、專業設置和課程設置、培養目標與培養模式、學位制度與管理模式、辦學主體與資金來源、教育觀念等方面的國際化程度較低。
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在層次框架中，教育觀念作為最根本的因素，決定了其他六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換言之，區域教育交流計劃的國際化層次是由該區域教育觀念的國際化程度決定的。
五、小結
本文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策略之一――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作為研究對象。在簡要回顧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起源、包含因素和不同層次的基礎上，借助層次框架理論，以歐盟推出的ERASMUS計劃和亞太地區的UMAP計劃為例，討論區域教育交流計劃不同因素的國際化程度及交流計劃國際化層次的界定，并以此為出發點進一步分析教育國際化因素之間的內在聯系。本文的結論是，ERASMUS計劃的國際化遍及各個因素，層次較深；UMAP計劃的國際化僅限于人員因素，層次較淺；而教育觀念的國際化程度是交流計劃國際化層次的重要決定因素，決定了其他六個因素的國際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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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cme.ntue.edu.tw/browse.asp?section=6&id=636 ［EB/OL］
一、遠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活動概述
(一)在國際遠程教育專業組織中嶄露頭角
中央電大作為我國和世界上最大的大學，也是我國唯一一所單一模式的遠程教育大學，在參與國際交流上不僅有著較長的歷史，而且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中央電大與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度、新加坡、澳大利亞、新西蘭、埃及、南非等許多國家以及港、澳、臺地區的遠程教育機構建立了良好的交流與合作關系，進行了廣泛的項目合作和人員交流，電大還作為亞洲開放大學協會(AAOU)和國際遠程開放教育理事會(ICDE)的成員，在國際遠程教育組織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北京電大、河南電大、江蘇電大、江西電大、陜西電大、上海電大、四川電大、天津電大、云南電大以及香港公開大學和香港大學等也都是AAOU的獨立成員。同時，中國遠程教育專家也在國際組織中擔任了一定的職務，為推廣中國遠程教育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貢獻。
(二)國際會議中的學習和交流
遠程教育國際會議是各國遠程教育實踐和研究者公開、平等、自由交流各自所取得的成果、經驗甚至教訓的一個良好平臺。改革開放后，我國打開交流的國門，不僅歡迎外國遠程教育學者到中國講學，傳遞遠程教育的最新進展和成果，也派出了許多專業人士參加各種類型的遠程教育會議，到國際會議的大舞臺上展示中國遠程教育的成果。
中央電大是我國遠程教育國際交流中的一支主要力量，遠程教育界的許多國際交流都是由其發起的。如早在成立之初的1981年，就在北京舉辦遠距離教學講習班，邀請英國文化委員會官員尼爾森、英國開放大學課程制作專家麥可睦、英國廣播公司(BBC)海外服務部高級編輯鄧克林介紹英國遠距離教學的經驗。
20世紀90年代后，我國遠程高等教育在國際會議中的學習和交流得到了明顯地增長。世界遠程教育大會(ICDE)是國際上最為著名的遠程教育盛會，我國從1995年開始，連續有代表參加了第17屆至今的所有ICDE大會。參加歷屆ICDE世界大會的中國代表，有的來自廣播電視大學，也有的來自普通高校，并且在會議上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們或者參與世界大會的籌備和會務工作，或者在世界大會上宣讀論文獲得國際學者的普遍贊譽。在ICDE世界大會上中國香港公開大學還獲得了優秀院校獎，這是ICDE首次向在遠程開放教育領域做出突出貢獻的機構頒獎；2001年在德國杜塞爾多夫舉行的第20屆ICDE世界大會上，中國香港公開大學校長譚尚渭又獲得了大會頒發的個人優秀獎，這兩個獎項的獲得證明了中國遠程教育所取得的成績是世界矚目的。
在世界遠程教育的學術論壇上，中國還是亞洲地區遠程教育一支主要且非常活躍的力量。亞洲開放大學協會(AAOU)成立于1987年，是一個在亞洲范圍內負責開放和遠程學習領域研究與交流的非政府組織機構。亞洲開放大學協會組織其成員每年輪流舉辦亞洲開放大學年會，以促進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遠程教育學者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到2004年，亞洲開放大學年會已經成功舉辦了18屆，其中有4屆年會在中國舉行。這4屆年會分別是1995年由我國臺灣空中大學主辦的第九屆年會，1998年在香港公開大學舉辦的第12屆年會，1999年在北京由中央廣播電視大學主辦的第13屆年會，以及2004年由上海電視大學主辦的第18屆年會。其中，在北京舉行的AAOU年會是中國內地舉辦的第一次規模大、級別高的遠程教育國際盛會，是中國遠程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而在上海舉行的第18屆AAOU年會，出席會議的代表共350人，來自33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個機構，是歷屆亞洲開放大學大學協會年會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除了主動承辦AAOU年會，中國代表也積極參加了在其他國家舉行的會議，從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第8屆AAOU年會開始，中國代表參與并記錄了會議召開的情況，向中國遠程教育從業者傳遞每次會議的精神和理念。
大型遠程教育專門會議是展現我國遠程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臺，通過一些較小型的遠程教育會議則可以對專門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如1999年“遠程教育、遠程學習與21世紀教育發展”國際會議在清華大學召開，會議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國家教育部、人事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共同支持。國際遠程教育協會(ICDE)主席A.R.Trindade教授，國際繼續工程教育協會(IACEE)主席F.E.Burris教授在會上都作了特邀報告。在開幕式上清華大學主會場還和日本早稻田大學分會場進行了實時的對話，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奧島教授及“全球虛擬大學”項目的專家在東京以遠程方式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五個子主題都是當時遠程教育的研究熱點，分別是：遠程學習對教育和社會發展的沖擊，遠程教育和學習的新理念，遠程教育的技術支持，遠程教育的課件，遠程教育的管理。會議有來自美國、英國、新加坡、菲律賓、芬蘭、比利時、日本、意大利、法國、葡萄牙、澳大利亞、中國及香港、臺灣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加。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總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全委會、華南師范大學和亞洲開放大學協會在廣州聯合主辦了以“網絡時代的學與教——實踐、挑戰與展望”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有來自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330位代表，其中30％是國外代表。
(三)國際研究作品層出不窮
談松華先生曾說：“如何有效地延伸和拓展我國的遠程教育，使遠程教育能在建立我國終身教育體系中發揮應有的貢獻，是我們目前正在探討的主題。在這方面，了解和學習國際上先進的遠程教育理念，吸取遠程教育實踐的經驗和教訓，有助于我國遠程教育工作者擴大視野，借鑒經驗，在實踐中少走彎路。”因此，為數眾多的研究作品是中國遠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成果的一個很好表現。
1956年，遠程教育的主要形式還是函授教育，當時北京函授師范學校就編輯了《蘇聯函授教育經驗選輯》，這是我國第一本遠程教育國際交流方面的著作。改革開放后，我國遠程教育得到了恢復和充分的發展，遠程教育的主要形式也由函授教育轉向函授教育和廣播電視教育齊頭并進。80年代，我國遠程教育國際研究的作品主要有：中央電大遠距離教育研究室編譯出版的《遠距離教育工藝學引論》(1987)，周簡叔編著的《世界高等函授教育概觀》(1988)等。
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遠程教育的國際交流成果得到了極大地發展，不但是成果在量上的增加，成果的質量水平也明顯提高。代表的書籍有：丁興富主編出版的《世界遠距離高等教育概觀》(1990)，丁新等翻譯的《遠距離教育基礎》(1996)和《遠距離教育理論原理》(1999)，黃清云等主編的《國外遠程教育發展與研究》(2000)，張偉遠主編的《英漢開放遠距離教育詞典》(2003)。以上這些成果都是我國遠程教育在國際交流的過程中所積累的重要成果。
研究論文方面，從1979年至今，中國遠程教育界研究國外遠程教育發展狀況的論文已達數百篇，研究論文的范圍包括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韓國、馬來西亞、南非等后起之秀，還有印度、埃及、泰國、印度尼西亞等發展中國家，范圍非常廣。而研究的內容不僅有介紹他國遠程教育的概況和經驗，而且有從比較遠程教育的角度、從研究的目的出發，考察各國遠程教育的制度、政策、質量保證等的研究分析類文章。張偉遠先生根據我國已有的遠程教育研究論文，把我國在國際交流方面的研究論文形式劃分為三類。形式一：本國學者研究境外教育，其優點在于作者了解我國讀者的特點，能根據讀者需要直接參考那些認為有用的內容。形式二：特邀境外學者撰寫文章，由我國學者進行點評。這類由境外著名學者按要求的內容撰寫其所在國家或地區的遠程教育文章，優點是文章內容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遠程教育的最新發展。形式三：由本國學者和境外學者合作。這類形式的優點是，本國學者了解自己國家的遠程教育，境外學者可以從不同的視野來進行分析，這種結合能使文章的內容符合本國讀者的需要又能從國際的視野來探討。
在我國對國外遠程教育的經驗和教訓引入和分析的同時，通過各種渠道，中國遠程教育的理論和實踐也得到了國際遠程教育界的關注和重視。本研究開展時，利用google對全球遠程教育、教育類的著作進行了查詢，結果有3540本書都闡述或談到了中國遠程教育的發展狀況。其中，由MichaleMoore等人主編的《遠程教育手冊》(HandbookofDistanceEducation)，DesmondKeegan著的《遠程教育基礎》(FoundationsofDistanceEducation)等遠程教育界非常有影響的著作都對中國遠程教育開展的情況進行了分析。另外，丁興富教授的博士論文《中澳遠程高等教育系統比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DistanceHigherEducationSystemsinAustraliaandChina)英文版也由德國遠程大學于1999年出版，是我國遠程教育學者出版英文研究作品的代表之作。
(四)跨國界遠程教育服務和合作的發展
引進國外的遠程教育服務，在教材和課程資源上的合作，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從開辦之初就給予了相當強的重視。如與英國開放大學在英語課程開發、遠程教育專業人才培訓、多種媒體課程材料設計制作等方面都開展了卓有成效地合作。中央廣播電視大學還與一些海外教育院校和商業公司(如加拿大奧茲網絡公司)，合作開設繼續教育課程也取得了成功；上海電視大學憑借已有的在計算機教學領域和藝術教學領域中的軟硬件優勢，與日本京都精華大學合作開設動漫設計專業；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則特別下設了國際合作培訓部，本著業務獨立、資源共享、團結協作、優勢互補的原則開展培訓工作，以引進優質資源、孵化精品項目為目標，目前已與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法國、愛爾蘭、瑞典等國家的一批優秀院校開展了合作，并將在廣泛的學科領域面向在職管理人員和高校應屆畢業生，開展涉及國際教育合作的學歷學位教育和非學歷學位課程培訓；英國開放大學與人大網院合作招收工商管理碩士生；加拿大阿爾伯塔理工大學與北京理工大學合作舉辦“信息技術應用學士學位教育”；美國管理技術大學與北京國際工商管理研修學院合作辦學等等。
在向外推出遠程教育服務上，中央電大也在遠程教育界做出了表率。為擴大對美國的宣傳影響、弘揚中國文化，通過教授漢語讓更多的美國人了解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教育部(原國家教委)于1996年決定在美國斯科拉(SCOLA)衛星電視網開設全中文教學頻道。原國家教委決定由中央電大對外漢語電視教學節目中心負責該頻道的節目組織、制作和播出，并與有關部門一道，在美國進行推廣漢語教學、漢語水平考試(HSK)和調查研究等工作。這是向外提供主課程、及課件制作的遠程教育服務。另外，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也利用函授或互聯網向海外提供中文遠程教學服務；華南師范大學通過與美國出版在線集團合作，在網上開展對印度尼西亞的華語短期培訓和學歷教育；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與華夏大地教育共同開辦網上對外教學的學歷和非學歷課程、漢語水平考試(HSK)的教學與考試輔導課程，對外漢語教學師資培訓等相關網上教育課程，并由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為考試的學員頒發國家認可的相應學歷、學位證書和結業證書。
除了以上4種形式的國際交流活動以外，我國還通過各種形式的考察與訪問加強對外合作交流，到1999年，中央和各地省市電大已接待各國和地區考察團、來訪專家超過22次。而中央電大和各省市電大也派出了至少7個訪問團到國外學習和交流。考察和訪問在集中學習和交流雙方感興趣的遠程教育問題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通過考察和訪問也有利于增進我國與國際機構間的感情交流，有利于爭取國際上對于中國遠程高等教育發展的支持和幫助。如1985年，由武漢市教委和武漢電大組成的武漢市成人教育代表團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與加政府國際開發署、加成人教育協會簽署《中國·加拿大共同發展武漢市成人教育中心協議書》。該協議書規定由加拿大國際開發署無償援助武漢電大106萬加元，其中26萬加元為電教演播制作系統設備費及安裝費，用于發展武漢市成人教育中心的9個合作項目；幫助武漢電大選派22名教師、一批電教專家、兩批管理專家赴加作訪問學者、攻讀碩士學位和訪問學習等。另外，選派人員到國外進修和學習也是國際交流的一種重要方式，如中央電大通過中英合作的獎學金項目和志奮領獎學金項目，選送了超過22位研究人員和教師赴英國學習。
二、中國遠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史思考
1.科學引進國外遠程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中國遠程高等教育國際交流的首要原則。國外開展遠程教育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從20世紀30年代就已起步，在遠程高等教育的許多子領域都開展了廣泛而較為系統的研究，研究成果也具有較高價值和較為普遍的適用性。國際上幾個比較重要的研究機構和大學，如英國開放大學的教育技術研究所、知識媒體研究所等，開展的研究在全球都處于領先和先導的位置，是世界遠程教育研究的榜樣。
但是，引進國際遠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必須要注意將學習與借鑒同中國發展的具體國情、中國遠程教育發展的實際進程緊密結合起來。一方面，學習、借鑒國外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要看他們在解決中國教育問題方面能夠發揮怎樣的作用，而絕不能把在某些國家取得成功的經驗就當作衡量遠程教育發展水平高低或成功與否的評價標準。另一方面，引進國際遠程高等教育的研究成果還需經過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國際遠程教育進入我國后，由于中西方在文化背景、教育水平和傳統習慣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并非所有先進國家的先進經驗都適應在我國直接使用。
一、 基礎教育國際化過程中的六個誤解
（一）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就是出國留學培訓和接收外國學生來華學習
這是一種很普遍的誤解，并導致了大量高中出國班的誕生。事實上，一個學校出國留學學生的人數、外籍留學生人數只是反映該校教育國際化程度的一個方面，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工作為學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帶來哪些影響。例如，是否通過這些課程的教學發現傳統教學方法的不足并使之得以改善；學生能否通過對這些課程的學習真正適應不同國家的學習生活，并帶動全校學生加深國際理解。
（二）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就是引進國外課程
實現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單純靠引進一種國外課程是遠遠不夠的。任何一個課程體系都是在一種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只適合某種特定的學生群體。此外，不同的課程體系對師資力量、教學方法和教學評估方法有不同的要求，不認真分析教學目標、自身教學能力和學生升學發展出路，產生失敗的教學成果是必然的，這幾年的高中國際班已經由此導致了一些失敗案例，遺憾的是現在似乎仍有前仆后繼之勢。只有真正的用國際化視野來把握和發展教育，在教育本土化的基礎上將中外課程融合貫通，才能逐步探索和完善基礎教育的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中所提倡的教學模式會導致學生高考成績下降
這源于大家對中國傳統應試教育認識的慣性。中國傳統的教育模式是被動的灌輸模式，大多數的測評是考察學生的記憶能力而非解決問題的能力。然而，隨著我國新課標建設的深入推進，測評方式也在悄然變革，國際教育中倡導的素質教育和能力本位的教育模式正在滲入我國的教學評估。對于中國學生來說，采用傳統應試教育模式或者采用優質國際教育模式，其差別在于對應試能力或者學習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不同側重。最近幾年涌現出的高分學生已經表現出突出的解決問題能力和研究能力，而一些以高壓管理模式而聞名的“名校”則已經表現出明顯的頹勢。
（四）教育國際化的目的是獲得國際認證和創造學校品牌
出于功利目的，有些人認為學校獲得的國際認證越多，在招生宣傳中就越有優勢，學校得到的政府和社會的支持也就越多。但是，辦學者如果將獲得國際認證、創造學校品牌作為學校國際化的目的，容易導致學校一味迎合國際機構的衡量標準，而不注重這種認證對學校的益處，進而影響學校和學生的長期發展。近來，更有一些國內中介機構為高中設立了沒有內涵、沒有標準的所謂世界名校聯盟認證，遺憾的是幾所著名的高中也穿上了“皇帝的新裝”。
（五）只有中外合作辦學才是真正的國際教育
中外合作辦學是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但并非唯一形式。中外合作辦學從教材、教學方法到教學理念，甚至連教師都來自國外，其優勢在于學生可以不出國門就接受純正的國外教育，同時帶動全校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發展。但中外合作辦學對教學成本、教師素質、學生素質、甚至家長素質都有較高要求，這是一個城市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發展到一個高度的產物。如果上述因素還不能完全達到高標準，則中外合作辦學有很大風險，即使成功地舉辦了一個合作辦學項目，也不見得就能為全校國際交流與合作帶來福利。事實上，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是一個廣闊的舞臺，國際理解教育、國際化素質教育、國際化教學方法改進、國際化師資團隊建設、國際教育資源引進等等，都是實施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措施。
（六）只有外教才能實現國際教育
也有人認為“只有外教才能實現國際教育”。誠然，外教更加適應和理解國際化教育方式，能夠更好地實現國際課程，但是國際教育不僅僅是全盤引進國外課程，而是要在實際教學中進行修改和融合，創造適應中國學生實際情況、能夠發揮中外教學各自優勢的教育方式。一些中國的優秀教師在經過專業培訓之后，由于更加了解中國學生，他們的教學效果往往優于外教。
澄清了以上幾個誤解，開展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方法就相對清晰了。教育國際化要在本土教育的基礎上實現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國際化：運用國際先進的多媒體數字化軟、硬件設備和優質的學習資源和教學、管理模式，讓學生在生動有趣的感官經歷和對任務的研究實踐過程中訓練多種素質能力，全方位提升自身綜合實力，成為擁有國際視野、多國文化背景、多元智能均衡發展、滿足時代需求且兼具中國情懷的世界性人才。然而，這一進程中也遇到了幾個問題。
二、基礎教育國際化過程中的四個問題
（一）教學經費不足導致無力引進高素質教學專家和教學資源
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而收取高額學費又會加重學生的家庭負擔。經費不足導致學校在引進高素質教育專家，尤其是外籍專家和國際教學資源時受到很大的限制。學校缺乏完善的外教聘請、考核機制及經費不足容易造成聘請的外國專家素質不高。另外，國際課程的學習資料價格相對較高，經費不足會影響教學資源的引進，往往導致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成為走過場。
（二）學校的國際教育負責人及教師對國際教育資源缺乏鑒別和搜集能力
很多學校的國際教育負責人或老師是在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大背景下臨時受命，并不具備對國際教育資源的鑒別和搜集能力，面對廣袤的國際教育資源，一片茫然，不知道從何處著手甄選。有時由于時間限制，挑選的課程無法與學校的教學實際相結合，容易造成資源的浪費。另外，各學校單獨行動，到國外考察耗費巨大，也加重了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經費負擔，導致國際教育最終難以實現。
（三）學校從事國際教育的教師亟待培訓提高，以實現真正的國際化教學
教師是教育活動的主體之一，教師的素質直接關系到國際教育的教學質量。目前大部分學校還缺乏對從事國際教育的教師的專業培訓。如果只是要求老師按照國際教育的要求授課，卻不能進行系統的培訓和指導，教學效果可想而知。大部分教師接受的是中國的傳統教育，直接跨越到國際化教育難免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要解答這些問題，如果單憑教師自己摸索，不僅耗費大量時間，而且收效甚微。這就需要為教師提供專業、系統的培訓，幫助教師真正理解什么是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怎樣在教學中實現兼具中國教育本質的教育國際化。
（四）缺乏專業人士對有意出國留學的學生進行升學指導
目前大部分學校并沒有專職人員為有出國留學意愿的學生進行升學指導，導致學生需要花高額費用找留學中介機構進行升學規劃和服務。這一方面加重了學生家庭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很多留學中介在海外升學指導上并不專業，容易誤導學生。因此，學校指定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專業教師為學生進行升學指導和提供咨詢服務非常必要。
正如同志在“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的講話中所提到的：“信息技術對教育發展具有革命性的影響”，信息化正是這一教學體系的核心。北京市八一中學和北美高等教育基礎課程指導中心（UFEIC）合作，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的“四個學會”理論為基礎，在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多元智能理論”和“美國青少年核心能力標準（CCSS）”指導下研發的“國際多元素質教育課堂”正是以信息化帶動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成功嘗試，為以上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
三、 解決方案：國際多元素質教育課堂
建設——以信息化帶動教育國際化
“國際多元素質教育課堂”旨在充分開發學生的多元智能，采用多維度訓練、多感官參與的教學思想，以探究為基礎的教育方式，幫助學生實現多元智能同步發展。該教育體系涵蓋了國際多元素質教育示范校標準認證、國際多元素質教育課堂建設、國際多元素質訓練系列課程、英文原版圖書及信息資源查詢服務、多元素質教育主題活動、國內外教育交流活動、出國留學學術準備及適應性訓練、海外升學指導、國際化師資培訓、家長課堂等綜合性國際多元素質教育解決方案。
“國際多元素質課堂”采用多媒體教學資源配合中外教師結合授課的方式，主要包括：實用外語課堂、獨立研究課堂、批判性思維課堂、國際理解專家講座、國際化主題活動、師生國際交流、教師國際化教學等課程模塊，配合北美高等教育基礎課程指導中心（UFEIC）線上課程資源，從教學內容、教學形式等多角度真正幫助學校實現教育國際化。
作為出國留學咨詢業和教育培訓業的知名企業――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北京總校率先在行業間發起成立“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3月3日，雙方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成立大會，中國消費者協會、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北京市教委等有關主管部門的領導，到會祝賀并講話。“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的成立，旨在通過聯盟提供的行業間的互動平臺，指導更多企業規范服務標準，重樹服務理念，順應市場需求，加強行業間的業務合作，鞏固中國教育業和留學服務業的力量。隨著當今社會出國留學咨詢業和教育培訓業的迅猛發展，現代客戶對教育縱深服務需求的不斷提高，人們不再只滿足從某一局部獲得諸如：國內語言培訓、海外院校信息、指導辦理簽證、得到海外幫助的服務。而是更希望得到一種高品質、高效率、快捷、全面一條龍式的專業化、個性化服務。因此加強行業間的合作與交流，整合行業間的資源，互補行業間的不足，已成為出國留學咨詢企業和教育培訓企業的必然選擇。行業聯手，強強合作，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中國教育產業應對WTO國際教育進入中國市場新挑戰的有力手段。
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自成立以來，積極貫徹留學既是人才工程，更是良心工程的理念，全面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視客戶為自己的家人，率先在行業中通過ISO9001質量體系國際認證，與世界20多個國家的600多所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有中國前駐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俄羅斯、日本、馬來西亞等國教育參贊親情加盟，同時，公司還擁有一支超過百人的高學歷、高素質的員工專業隊伍，每年為數十萬個家庭提供免費的咨詢服務，每年都有一大批通過公司的咨詢被英國劍橋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錄取。同時，每年還有一批留學生學成歸國，投入到祖國經濟建設之中，2003年6月，中國消費者協會正式授權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使用“3.15”標識，這也是截至目前全國唯一一家獲此授權的留學中介公司。同時，公司還先后獲得了“質量管理規范單位”、“誠信服務優秀示范單位”、“AA級信用企業”、“消費者滿意單位”等諸多榮譽。
環球雅思學校也是國內最大的英式教育機構之一，在全國擁有23個分校，每年培訓的學員超過10萬人次，大批的學生在雅思考試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卓越的師資隊伍和嚴格的管理體系使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在短短的幾年里發展成為國際教育行業的旗幟機構，并且成為評比公認全國十大名校之一。學校在英語教育新時代中不斷完善自我，精深業務和項目，始終領航中國國際教育行業。
作為教育市場同一供應鏈的兩個行業――北京金吉列出國留學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環球雅思連鎖學校北京總校發起“國際教育與留學服務聯盟”，就是要將參與各方的優勢共享，揚長避短，使聯盟成員各方的客戶享受到從國內培訓服務，到出國留學服務，再到境外跟蹤服務，最終回國就業的全程專業化一站式優質服務。從而最大限度的滿足客戶的需求，在市場競爭中實現資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聯盟成立之后，聯盟各方將舉行一系列的雙邊或多邊活動，屆時，將會有更多的客戶從這種聯盟體系中感受到更大的實惠和方便。
關鍵詞：國際教育服務貿易；高等教育境外消費；外國留學生教育
中圖分類號：G64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
1005-2909(2012)03-0005-07
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將國際教育服務貿易方式分為四類：跨境交付、境外消費、商業存在、自然人流動。其中，境外消費是國際教育服務貿易最主要的形式 ［1］，其總體規模與發展水平都遠遠超過其他三種方式。而留學生教育作為一種具有層次多級性、形式多樣性和內容廣泛性的教育形式，是國際教育服務貿易中最典型的服務產品，也是最具成熟特性的貿易項目，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境外消費的基本內涵和特性。近年來，順應國際教育服務貿易發展趨勢，國內高校一直致力于推進外國留學生教育進程。目前，浙江省已成為國內留學生數量增長較快的省份之一。
一、浙江省外國留學生教育現狀解析
（一）基礎背景分析
1.國際教育服務貿易意識催生良好政策環境
教育行政部門國際教育服務貿易意識不斷增強，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全力推進國際教育服務貿易向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高水平的方向穩步發展。“十一五”期間，浙江省教育廳頒布《浙江省教育強省建設與“十一五”教育發展規劃綱要》，首次將“國際化”作為未來工作的重點之一，并從教育輸出、英語教學改革［2］等幾個方面加以規劃和指導。最近頒布的《浙江省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則將“擴大教育開放”納入“十二五”期間的主
要目標，并專門對合作辦學、外國留學生教育及國際漢語推廣等具體內容進行了詳細闡述。另外，浙江省教育廳還頒布了全國首個高等教育國際化專項規劃——浙江省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規劃（2010-2020），對省內高校對外合作交流事務提出指導性意見，并指明發展方向。
全省高校均將拓展國際教育服務貿易作為提升學校整體實力的重要手段，相關機構與人員得以不斷擴充。目前，浙江省77所高校中有87％以上設立了專門的外事部門或配備了專職外事干部；2/3以上的高校已將國際化納入學校發展總規劃；有25％以上的高校成立了國際教育學院，具體負責留學生教學工作。具備留學生招生資格的高校紛紛采取措施健全留學生管理制度，構建突發事件應急處理體系，組建以留學生辦公室為主體，校辦、保衛處、國際交流與合作處、宣傳部、學生工作處、團委、后勤部門參與的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網絡，以便及時了解和掌握相關情況,采取果斷有效措施, 將事件不良影響降到最低。
2.人緣和學術優勢助推市場、拉動需求
浙江省是中國重點僑鄉，有海外僑胞、港澳同胞近150萬人，分布在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世界各地以浙江籍華僑、華人、港澳同胞為主成立的團體有300多個。浙江省充分利用以上人緣優勢,引導僑胞為祖（籍）國與所在國間的教育貿易項目服務,全力助推外國留學生教育事業進程。比如，溫州市教育局為該市43萬海外華人華僑資源與當地高校牽線搭橋，開辦短期漢語與中國文化培訓課程，建立華文教育基地，吸引海外華裔青少年及其他外籍人士來華求學；寧波市亦積極發揮海外“寧波幫”作用，拓展對外教育交流渠道，有計劃地吸納海外學生到寧波留學或短期游學。
高校外國留學生數量“實際上是該校學術地位的一種象征”［3］，而高校學術地位的提升亦有助于增進學校知名度和整體實力，吸引更多留學生就讀。鑒于此，浙江省高校借助貿易全球化契機和沿海地緣優勢，著力推進與國際知名大學、國際科研機構、跨國公司及國外研究基金會的學術交流與合作。比如，浙江大學與日立集團共建浙江大學－日立建機流體動力聯合實驗室，浙江理工大學和美國寶潔公司共建紡織品保護研究中心，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和通用電氣發那科自動化公司共建GE Fanuc自動化系統集成實驗實訓室等。目前全省高校已與世界各地的800多所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公司建立了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無形中提升了高校的國際教育服務貿易層次，使外國留學生有機會在留學費用相對較低的浙江享受國際高水平的學術資源，這一亮點無疑是拓展外國留學生教育的制勝法寶。
吳 敬 國際教育服務貿易背景下留學生教育現狀及對策研究
3.全方位服務舉措奠定發展基礎
浙江省不斷出臺一系列針對外國留學生事務的工作簡化程序和管理強化條例。比如，浙江省教育廳依據國家有關政策法規，結合本地實際，不斷縮短外國留學生審批項目法定工作時間，并于2007年11月著手改革了原來跨地區、跨部門審批的工作方式，對浙江工業大學、溫州醫學院等6所高校實行窗口延伸服務，授予其外國留學生簽證表自行審批權。2011年初，具有自行審批權院校數量進一步擴大至22所，極大地調動了有關高校招收外國留學生的積極性。
合作的成效水平，進而為促進首都基礎教育現代化發展提供動力。為此目的，北京市教委委托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開展了部分中小學、區縣和市級層面專項調研。現將有關情況綜述如下。
一、市級層面教育國際合作與交流
北京市的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豐富多樣。截止2009年，全市共有221所中小學與168個國家的442所學校建立了友好交流關系。為了加強教育系統國際交流與合作能力建設，北京市教委以教育政策、外語交流、國際禮儀、媒體合作、國際合作項目管理等專業知識能力為主題組織教育外事干部培訓。此外，市教委還大力開展漢語國際推廣的教材開發、師資培訓和網站建設，利用首都區位優勢舉辦各類教育國際博覽會和研討會。市級具體業務部門也圍繞基礎教育國際合作開展了大量業務工作。以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為例，自2003年以來先后實施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機構合作開展的“可持續發展教育”、“公民教育”、“教師人文素養”、“中芬高中課程改革合作”、“中國義務教育發展研究”、“奧運教育”，以及“北京一倫敦學校交流項目”等系列國際合作研究項目。
目前，首都中小學國際交流與合作現狀與國家和北京市的《綱要》所提出的“教育國際化”發展戰略，以及北京市建設“世界城市”發展規劃相比，在水平和規模上仍然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為缺乏教育國際化發展規劃和專項支持，缺乏實施教育國際化戰略所需要的政策環境、管理制度、能力建設和工作績效評估標準。另外，各區縣之間、學校之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實踐能力也存在顯著的差異。
為此，北京市和各區縣教育主管部門應利用落實《綱要》、建設“世界城市”契機，全面規劃首都基礎教育國際化進程，并針對重點事項設立專項經費予以推進。基層學校要將國際合作交流作為推進學校現代化和特色優勢建設的重要抓手，從課程教學改革、隊伍建設、管理創新、資源輸出等方面采取務實行動。此外，還應注重對于已有實踐的經驗總結和案例研究，使之成為首都教育國際化的制度資源和有效方法。
二、區縣教育國際交流項目
朝陽區、東城區、西城區和海淀區是北京市基礎教育國際交流合作比較密集的區域。朝陽區匯集了世界各國大使館、國際組織、跨國企業等機構，也是北京市外籍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2010年，朝陽區域內具備招收外國學生資質的學校共35所，招收外籍學生10056人。全區共有61所公辦學校與境外125所學校建立了友好學校關系。東城區實施“教育國際化戰略”，在健全國際交流合作管理機構，加強干部教師境外培訓，推進高中合作辦學，鼓勵開設俄語、西班牙語、法語等多種語言等方面，鼓勵學校發揮教育資源和地域文化優勢，打造教育國際交流合作品牌。
西城區是首都功能核心區。該區采用項目管理方式開展學校干部教師境外培訓，通過中外合作辦學，擴大國外留學生規模，大力推廣對外漢語教學，以及校際交流合作等方式，推進區域教育國際化進程。海淀區針對區域內優質學校和農村薄弱學校并存的實際情況，與英國劍橋教育集團合作，于2005年正式啟動了“中英海淀學校特色發展項目”。該項目先后組織30所中小學校長，在中英專家具體指導下，以領導力建設為突破口，以學校需求分析和發展規劃及其實施為主線，開展學校改進實踐探索。幾年來，項目學校的內涵建設顯著改觀，一批優秀校長借助國際教育資源和變革實踐成為本區領軍人物。
三、北京市中小學教育國際化特點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北京市不斷擴大教育對外開放，北京市的中小學、區縣和市級層面都開展了形式多樣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從學校實踐上看，諸多學校在教育理念國際化、學校課程和教學國際化、學校師資國際化，以及學生參與國際活動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以北師大二附中為例，該校于1996年設立了外事辦公室，2000年設立國際學生部，2006年設立對外漢語教研室，2008年正式開辦國際部。該校制定了國際交流合作發展目標——“立足教育教學優勢，開拓國際合作渠道，保障質量效益，初步形成國際化特色”。潞河中學探索國際化辦學特色，于2003年設立國際部，2005年注冊成立“潞河國際學園”。伴隨外籍人口和歸國人員近年來的急劇增長，一大批社會信譽良好的中小學陸續將國際交流與合作納入學校發展規劃和日常教學管理，許多學校相繼開辦了國際部。開展跨文化的校際人員互訪是各個學校開展國際交流的慣常方式。景山學校是北京市最早開拓國際友好學校的先行者之一。1979年，該校便與美國波士頓牛頓公立學校締結友好學校關系，每年互派師生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個學期，至今學校已與法國、日本、澳大利亞、奧地利、泰國、新加坡、韓國等國，以及香港、臺灣、澳門等地區開展了長期交流。本課題針對潞河中學、匯文中學、牛欄山一中、世青國際學校5所學校所作的調查顯示，上述學校在過去5年來借助校際交流渠道，共有800名教師到境外訪問，4800名學生參加境外夏令營。人大附中先后派出由500名學生組成的7個藝術團體赴國外參加交流演出。北京四中僅2008年和2010年兩年就有近千人赴日進行修學考察。目前，北京市具有招收外國學生資格的中小學達到98個。
借助國際資源開展教師培訓是對外交流合作的重要領域。近10年來，潞河中學邀請美國專家開展全員教師培訓，先后有149名教師獲得專業證書；他們在2004—2008年期間組織107位青年教師赴加拿大和美國進修學習。景山學校10年來先后派出231人次教師到國外學習。北京五十五中、人大附中、北師大二附中、牛欄山一中，以及所有參與本項調查的中小學都將學校各類人員境外培訓作為最重要的管理與教學能力建設。
[關鍵詞]高等教育國際化 來華留學生 教育
伴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與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國家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越來越頻繁。對于21世紀的高等教育來說,信息交流、人員交往、國際合作已成為大學的第四職能,國際化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應對全球化挑戰和實現自我更新的要求,成為衡量世界一流大學辦學質量和發展潛力的重要指標。有學者認為,外國留學生教育對我國能否贏得國際競爭中的“戰略主動地位”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發展來華留學生教育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意義
1.來華留學教育是中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楊福家先生曾坦言,影響中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大學的原因至少有一個,就是中國的大學還沒有被人所了解、所理解。研究者認為,來華留學生規模太小,按目前國際通行標準,世界一流大學外國留學生至少應占在校學生總數的15%以上,即使中國的清華、北大也遠未達到此標準,這是制約我國大學進入世界一流的因素之一。因此,發展來華留學教育對于推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有著重要影響。
2.加強和促進與世界不同文化間的理解和交流。發展來華留學教育可以形成國際化氛圍,當中國高校的校園中出現越來越多來自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就必然會有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碰撞,加深學生對異域文化的理解、包容,開闊思維、視野,也有利于彼此取長補短、吸取不同文化的精華。
3.留學生教育是獲取經濟利益和智力資源的有效手段。留學生教育能夠拓寬高校的經費來源渠道,給高校帶來經濟收入,緩解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投入的壓力,促進高等教育制度建設和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
二、我國留學生教育現狀
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我國的高等教育步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我國20世紀50年代開始招收留學生,目前留學生教育已進入公費和自費等多種形式、非學歷和學歷教育等多種層次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盡管如此,我國一流大學的國際學生比例遠遠低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平均水平,并且留學生培養在規模、層次、多樣性方面還有待發展。留學生招生規模小,并且主要來自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1989年國家教委《關于招收自費來華留學生的有關規定》,允許高校根據國家的有關規定自主決定留學生的招收和錄取。1992年起,教育部制定和下發了一系列文件和規定,逐步將留學生的錄取權、懲獎權、休退學權、對外交涉權交給了學校,招收自費生的規模、專業、收費標準均由學校自行決定,這些都為新時期高校來華留學生教育事業的發展拓展了一定的制度平臺。為實現《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教育部在2003年確立了“擴大規模、提高層次、保證質量、規范管理”的來華留學工作思路,截至2003年12月31日,在華的各類外國留學人員共計175個國家的77715人。目前,我國留學生教育的規模和質量都在穩步發展,不少高校在實踐中根據自身實際探索出了不同的留學生工作思路,但存在和面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1.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專業課程設置與國外同專業的課程設置有較大差別,從而出現了留學生在本國所學課程與我國所學課程銜接不上,學分得不到承認等情形。為了提高留學生教育的廣度和彈性,為來華留學生學習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需要加快學科課程、教學語言的國際化。科技的迅猛發展導致大量交叉學科、邊緣學科、中介學科的出現,大學科、寬專業已經成為國際上通行的學科設置方法,而目前各高校的學科面普遍偏窄,學科目錄和專業設置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原高等教育專業設置模式的影響。因此,我們應根據國際形勢及時調整課程,以適應學生的需要。
2.當前我國留學生教育的授課語言仍然以漢語為主,對于漢語語言、文學專業之外的學生來說,這增加了他們學習的難度,也不利于師生掌握國際交流、學術對話的工具,因此學校應當加強外語教育,支持教師進行雙語教學和使用國際教材。
3.留學生教育的發展,需要豐富優質的留學生生源,獎學金設置的狀況無疑是影響留學生生源的重要因素。我國留學生獎學金來源渠道單一,標準較低,遠不及國外一流大學,這是留學生主要來自韓國、日本等亞洲發達國家,并以自費學習中國語言文化者為主的原因之一。擴大留學生獲得獎學金的范圍,提高資助額度。完善具有專業、層次導向的獎學金制度,發展優勢學科的留學生教育,提高留學生培養層次,將留學生工作納入學校學科建設和學校發展的總體規劃中。
4.增進國際理解與促進文化交流是留學生教育參與學校國際化建設尤其重要的途徑。但目前,留學生的地位仍處于邊緣,他們的學習、生活、住宿活動被集中安排和管理,獨立于學校的主流生活和校園文化之外,甚至有很多的留學生住在校外,更勿論對學校國際化校園文化發揮作用,這有違于高校國際化和留學生政策的初衷,也是資源的浪費。因此,學校應當采取措施促進留學生融入學校整體的學習、生活中。例如盡量使留學生與本地生學習、生活在一起,增加交流的機會,增進彼此的理解,同時幫助留學生盡快適應來華生活。例如為留學生增設國際教育課程,尤其是針對外國人的中國社會文化課程。再例如,成立留學生協會,為留學生開展自己的文化活動提供更寬闊的平臺,使留學生更多地參與到學校的文化建設中。
三、發展我國留學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有學者認為,當我們稱某一國家的教育事業國際化了的時候,就意味著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相當高的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因而得到其他民族國家的承認和重視;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能夠培養面向世界的優秀人才;該國的大學教育具有足夠的彈性,能夠向世界開放,與世界各國交流,既能輸送本國學者和留學生,又能接納外國學者和留學生。因此,如何做好外國留學生的教育是推進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關鍵所在。現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政府和學校都要更加重視外國留學生教育,并爭取得到社會有關方面的支持。
2.外國留學生教育在繼續擴大規模的同時,應將發展的重心向提高留學生的培養層次轉移。
3.有效解決留學生的學習費用問題。可以考慮允許在我國進行全日制學習的外國留學生兼任一定的勞務,允許外國留學生經過合法的申請程序在我國的產業、經濟、文教等部門做一些兼職。
4.整合國內外高等教育資源,采用靈活多樣的培養方式,按學科和專業來聯合培養留學生,實現優勢互補。通過校際交流、聯合辦學的留學生教育政策實現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提高學校的國際聲譽。
5.完善師資培訓制度,培養出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
6.建立完善、科學的教學評估制度。
7.建立完善的服務管理體系,提高大學行政效率,為來華留學生提供全面信息和更好的服務。積極把握留學生教育為學校帶來的管理制度創新契機,提高高校留學生跨文化管理水平,培養教職人員的國際化辦學理念。學校可以開設相關培訓課程,幫助基層管理人員了解和掌握不同民族文化的習性和思維方式,學會尊重和包容文化差異,淡化管理工作中的中國式權威,并將不同文化的特質整合到學校的教學、科研和服務當中,逐漸形成國際化的長遠理念。
8.適當放寬對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制,允許一些實力強、質量好、口碑好的民辦高校招收留學生,擴大高校之間的有序競爭,通過競爭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
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底蘊,擁有一批高水平的大學,中國科學技術的總體水平已站在了世界前列,科技實力越來越強,在很多領域甚至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原創性研究越來越多,有著許多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借鑒的好東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經濟穩固發展、教育改革順利進行、高等教育質量越來越高,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巨大的教育市場,并且隨著我國在處理世界事務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各個國家與我國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多,需要掌握漢語的人將進一步增多,漢語熱已席卷而來[5]。在這大好時機下,我們應加快發展留學生教育,將它真正納入各高校建設的整體規劃中,從而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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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學生 國際交流 話語權
近些年來，話語權成了政治權力的一種越來越突出的表現方式，國際政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話語權政治”。縱觀當今世界的話語權狀況，大體是西方、特別是美國處于一種明顯的優勢地位，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則相當有限[1]，處于“失語”狀態，中國并不具備與之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強而有力的話語權。因而，中國越來越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搶抓先機，加緊國際話語體系的構建與重塑，而提升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則是一重要渠道。通過增強我國學生的國際交流能力，可以傳播中國的理念和文化，能夠提升中國軟實力，從而搶占國際話語權高地，重塑中國話語權。
1.話語權的內涵
話語權這一概念，直接脫胎于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Foucault）關于話語與社會權力關系的理論[1]，是目前學術領域出現頻率甚高的一個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話語”解釋為“言語，說的話”[2]。學者們從不同的立場、觀點出發，對話語權的解釋雖然各不相同，但又有共同的關注點，多數學者認為話語權就是說話權，其指的是一種“權力”，而非“權利”。換言之，話語權不是指有沒有說話的權利，而是指話語背后體現著的權力關系，話語權決定了談什么。掌握了對外話語權，就決定了社會輿論的走向，占據了對外交往的主動權。若我國學生掌握了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我國就能在國際人才培養、留學生教育、國際學術會議交流、國際合作等各方面占據主導地位，擁有主動權，能促進中華文化知識的傳播，增強我國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2.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話語權的現狀分析
客觀冷靜地分析認識當今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所擁有的話語權的實際情況，是有針對性地加強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建設、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基本前提。
2.1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得到很大提升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學生培養的觀念、制度、實踐等多個層面都取得了明顯突破，與國際化接軌，確立了國際化的教育觀念，加強了課程設置的國際化，建立健全了學生培養國際化的管理機構，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優秀人才，為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話語權的提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同時，還實施“走出去“和”引進來“并行的戰略，拓寬了學生國際交流的網絡和渠道，通過加入各類國際教育聯盟，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學術聯合會等國際組織，以及通過校際合作研究、參與國際會議、合作辦學等進行了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的學生數量增長迅速，國際交流形式日益多樣[3]，這不僅使中國學生的學術成果得到認可與重視，還很好地傳播了我國的優秀文化、核心價值觀、國家形象等，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感召力，使得中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得到極大提升。
2.2西強東弱的基本格局沒有根本改變
在看到發展成就的同時，我們還應清醒地認識到，在當今學生國際交流的話語權領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國際話語權的根基依然堅固，中國在此方面的話語分量依然有限。在學生教育國際化上，我國尚未確立清晰的教育國際化目標和路徑，國內絕大多數大學的國際化戰略都是形式上的，都是被國際化的，重經驗借鑒，輕自主創新，缺少像西方大學那樣涉及到核心價值體系的國際化實質，沒有自己的特色，優秀的國際化人才極度缺乏，這大大影響了我國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的爭取。同時，受諸多條件制約，我國學生的國際交流仍然有限，呈現出機會少、數量小的特點，在當前重要的國際學術交流場合很難聽到中國學生的聲音，同時，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國際化層次不高，尚未形成國際性育人氛圍和環境，來華留學生的總體生源情況也不太理想，這些都與國外大學形成鮮明對比，限制了我國學生國際交流的話語權。
2.3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話語權爭取上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國在提升學生的國際交流話語權上面臨著全方位的挑戰，問題眾多，歸納起來，主要有：①學生教育國際化重形式，輕內容，沒有特色。大多數高校只是簡單移植國外的教育形式，沒有自己的核心理念，沒有與中國的國情、學校的校情相結合建立自身的特色，從而就影響了能夠參與國際交流的國際化人才的質量。②教學質量評價盲從國外標準，缺乏自有評價體系。當今，我國教育國際化中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大多依賴外國的標準，沒有建立一套本土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不僅影響了評價結果的合理性，也使得我國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喪失。③國際交流的主動性不強。當前，在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上中國學生發出的聲音很少，大多學生因英文寫作、演講能力有限，很少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學術成果對國際學術界影響甚微，得不到了解與認可，這是限制中國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④國際交流形式化。目前，我國學生國際交流的形式多樣，有合作辦學、合作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國際間教育資源的互補等，但大多流于表面，成效不大，沒有形成規模性的創新學術成果，也沒能積極地傳播中國的文化、價值理念，大大影響了中國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的爭取。
3.提升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話語權的對策建議
我國應基于理念和實踐，從對內和對外兩個角度出發，采取多種措施來改善現狀，以提升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進而提高我國的政治、文化地位。
3.1對內提升學生教育國際化的質量，為我國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的提升奠定優秀的人力資源基礎
3.1.1樹立教育國際化的理念，有針對性地制定國際化發展戰略
應順應教育的“新國際化”趨勢，確立國際化的辦學理念，堅持開放式的、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國際化辦學思想，將學生的培養工作置于整個世界的大背景中進行考慮，按照國際標準來培養人才，致力于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能促進世界共同進步的高層次人才，加強國際理解教育，增進學生對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使他們成為國際交流的中堅力量。同時，應注重制定教育國際化的長遠戰略，保持實踐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有力推動教育國際化的進程。應在吸取和借鑒國外其它大學的先進管理理念、良好管理機制的基礎上突出自己的個性和特色，充分分析自身的現狀和潛力，采取差異化戰略，發揮比較優勢。
3.1.2注重課程設置的國際化，加強英語的教學和學習
課程是教育國際化的重要內容，應在國際化理念的指導下，實現課程結構和課程內容的國際化。應調整優化現有課程結構，淘汰陳舊落后的課程，增開具有國際化內容的課程，培養擁有國際知識的高水平復合型人才；并根據世界前沿課題的研究，不斷更新學科設置，使教學科研與國際接軌；也可與國外高校的交流、合作開辦課程，或直接從國外引進；亦可設立海外學院，通過讓學生赴海外創業或教育中心進行學習和工作；在經費允許時，還可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與海外高校或機構開展網絡課堂與網絡研討會[4]。
英語是進行國際交流的必備條件之一，因此，在實行教育國際化時要特別注重學生英語的學習和使用。可引入全英文課程，也可建設雙語課程，以加強英語的教學和學習，這樣不僅有利于培養學生的外語交流應用能力，使他們能毫無障礙地直接吸收西方豐富的信息，學習和掌握先進的科技知識和管理經驗，為國際交流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且也有利于提升學生所在學校的知名度和學術影響力，有利于吸引海外高校的交換學生和外國留學生，使學生在參與國際交流時擁有良好的學校背景。
3.1.3加強師資隊伍的國際化建設
應通過實施“走出去、請進來、靠自己”的三步策略，建立一支國際化師資隊伍，這樣才能提高教育國際化的質量，真正培養出能夠參與國際交流的國際化人才。一方面，應大力培養中青年科研教學人員的國際化水平，有計劃地開展教師外語培訓，重視教師的海外交流，可聘請國外著名學者前來講學或選派一定數量的教師出國進修或攻讀學位，并積極支持教師參加國際學術活動，進行國際科研合作。另一方面，應加強“引智”工作，用優質的工作條件如提供高薪高福利，建立科技研究所和國際一流的實驗室等方式和途徑，吸引國際知名學者、教授來華訪問和講學，聘請著名學者為名譽教授或客座教授等[4]。
3.1.4建立本土教學質量評價指標體系
目前，我國大學教育尤其是國際化教育的評價大多是參照國外發達國家的標準，沒有形成自身的評價體系。因此，為了提升我國的教育國際化水平，增強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應建立自己本土的教學質量評價體系，減少對國外評價標準的依賴，促進我國自有評價體系的大力發展。可借鑒國際經驗，實行雙評制度，增加影響力。還可利用自己的評價體系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教學質量進行評價，增加外國對我國本土評價體系的認可和支持。
3.1.5重視重大國際問題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
西方的話語往往基于學術研究，而中國的話語則缺乏學術理論支撐，因此，中國學生要想在國際交流有一定的話語權，就不能再繼續只關心中國關心的問題，而必須對其他國家和地區有更加深入和細致地了解，在關系中國的重大國際問題上，要作扎實的基礎理論研究和對策研究，要拿出自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形成自己有力量的話語體系。我國高校應成立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站在全球的層次上研究世界問題，充分發揮高校國際關系學院和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的作用，爭取在重點院校形成一批高水平智庫[5]，以為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話語權的爭取奠定理論基礎。
3.2對外主動出擊，實行多樣化的國際交流形式，加強對交流內容和實質的重視，爭奪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
應通過大力宣傳，增強學生參與國際交流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通過多樣化的國際交流渠道，將各方面的跨文化、跨國界交流整合起來，傳播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先進的核心價值觀，展現我國文明、民主、開放、進步的形象，將文化軟實力優勢轉化為話語權優勢。
3.2.1加強留學生的“輸入”和培養交流
外國留學生是向世界傳播中國理念和文化，開展國際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針對目前我國留學生“輸出”遠遠超過 “輸入”的特點，應該采取各種措施， 吸引留學生到中國來接受教育。各高校應加強宣傳力度，健全留學生管理制度，挖掘本校特色課程和優勢課程的潛力，給留學生提供充足的獎學金和科研經費，逐步擴大留學生的規模。
在培養留學生時，一方面應介紹外國優秀文化和科技知識，另一方面也應將本國的文化源源不斷地介紹給外國，促進跨文化傳播。本校學生也應利用機會加強與留學生的交流，傳播中國先進的核心價值觀、優秀的傳統文化，并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這樣隨著留學生隊伍的不斷壯大，文化間學術交流的日益興盛，能夠使中國的文化、價值觀、學術成果等被外國所熟知，提升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影響力。
3.2.2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和國際學術組織
高校可設立國際學術會議專項，舉辦創辦高層次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參與，為我國學生打造學術交流的高層次平臺。我國學生應盡快提高英文寫作、演講水平，積極、廣泛地參加相關國際學術會議，勇于在重要國際場合就相關國際問題，諸如文明對話、世界和平、科學發展、生態文明等等各種世界性的重大時代課題，發出中國學生的聲音，積極占據世界思想文化制高點，以拓展國際視野，了解學科發展動向，增強國際學術影響力和話語權，從而提升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的話語權。
高校還可成立固定的國際國內問題學術組織，吸引國內外優秀學者共同開展理論、學術交流活動，為我國學生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提供另一個高質量平臺。也可適時適當地加入相關國際學術組織，這既可以提高學校的國際知名度，發展優質的國際合作伙伴，也可以顯著提升學生國際交流活動的層次和效果，促進我國學生國際交流話語權的提升。
3.2.3積極開展學術信息交流
中國應改變重輸入輕輸出的現狀，堅持“走出去”和“請進來”并行的方式，成立學術精品海外推介平臺，積極向世界傳播展示我國學生的優秀學術成果，在國際事務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立足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不斷概括出新理論，使我國學生在國際交流中更具說服力、感染力、影響力。可重點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外文學術期刊，打造若干大型國際性研究數據庫和有影響力的外文學術網站，支持設立海外出版發行基地，鼓勵高校學生加強學術成果的國際發表和出版，推出一批體現國際學術地位的標志性成果，以增強中國學生學術成果的國際影響力，向國外顯示中國學生的能力，提升我國學生的國際交流話語權。
3.2.4開展靈活多樣的交流與培訓計劃
高校可根據自身所具有的先進學科專業優勢，有針對性、有目的性地加強與世界知名大學和科研機構、企業公司等交流與合作，可開展學生海外交流、海外訪學計劃，開辦各類短期非學歷合作項目、學分制暑期課程班以及跨學科研究項目等，讓學生學習國外先進知識和方法，了解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提升學生的國際交流能力[6]。
同時，這也是我國學生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渠道。應樹立理性和成熟的話語體系，采用對方的思維方式和價值體系來宣傳我國的核心價值觀、傳統文化、人權價值理念等，讓對方對自己的態度發生改觀的方法在于使對方認識到我們之間存在相同之處，而不是去強調彼此的不同，可強調與國際接軌，引入了諸如“全球化”等國際通行概念，適當淡化政治色彩，突出人文因素，另外，要敢于和對象國社會中的輿論權威進行競爭，提升中國價值觀的國際吸引力和影響力，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為中國學生爭取更多的國際交流話語權。
本文得到2011年度“南京信息工程大學高等教育調研及政策研究”課題：《國際教育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課題批準號：2011GJB001）課題項目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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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蘇春（1964-），女，安徽安慶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院長，教授，研究方向為跨文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