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經濟分析8篇

時間:2023-05-23 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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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經濟分析

篇1

一、進一步完善公司管理機制,建立、健全相應的管理制度

為了提升公司整體管理水平,促進公司“科學管理,以人為本”。公司在分析會后,針對已有管理制度,進行完善和補充。首先,制訂公司內部及施工區域治安保衛制度、施工樞紐區域封閉管理辦法,為觀音巖水電站施工區域封閉管理奠定基礎。其次,制定勞動合同管理辦法、解除違章違紀員工勞動合同規定、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組織機構和工作原則、工作時間、休假辦法等一系列管理辦法,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在學習實踐活動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做好學習實踐活動相關工作

今年上半年,公司通過設立學習實踐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制定詳細實施方案,為學習實踐活動提供了組織保證。通過學習實踐活動,全體黨員干部對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和科學內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工程建設和安全生產有序推進,公司的科學發展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黨建工作進一步夯實,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近期,將重點放在“規定動作”和“回頭看”工作上。

三、與文明施工和先進模范工地找差距,以檢查促建設,深入持續推進文明施工工作

公司以近段時間國家發改委、兩省發改委、國家環保部、兩省環保廳、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多次檢查和巡視以及分公司的交叉檢查為契機,認真總結了項目前段時間的工作,著手對公司的“三通一平”前期籌建工作是否依法、依規推進進行了一系列排查工作,向施工單位提出了嚴格的文明施工要求,一如既往的鞏固提高由檢查帶來的文明施工成果,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爭創樣板工地。

四、認清當前形勢,進一步加大力度,狠抓維穩工作

面對目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公司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嚴防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國內非法組織對當前大好經濟形勢的破壞,尤其是堅決杜絕破壞穩定事件在公司及施工區域內發生,下大力氣狠抓維穩工作的開展和落實。公司把維穩工作與職工隊伍建設、施工區移民搬遷、施工單位人員穩定三者有機的結合起來。一是在職工隊伍中始終以同心文化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向,豐富廣大職工業余文化生活,不斷改善廣大職工的生活條件,努力構建和諧、向上的企業職工隊伍。二是進一步加強搬遷移民問題的工作力度,不斷改善移民安置點的生活條件,落實移民安置點供水、供電實施方案,合理滿足移民對公司提出的各項要求。三是繼續加強公司對施工單位人員的管理,敦促施工單位按時發放分包單位農民工工資。

五、認真分析當前形勢,繼續積極推進項目核準

通過此次集團公司、云南分公司上年經濟活動分析會,公司領導充分分析了當前形勢,指出公司一直嚴格按照國家的相關政策法規開展項目前期“三通一平”工作,未出現違法、違規現象,使公司的項目核準工作走在了金沙江中游八個水電站的前列,明年有望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最終核準。

六、竭盡全力、攻堅克難,努力完成投資計劃

上半年,公司共完成投資5.3億元,完成年度計劃的60.4%,其中建筑工程費4.05億元,完成年計劃的113.58%,這是三年來,公司投資完成情況最好的半年;完成合同項目簽訂56個,總金額4.31億元;完成年度管理費預算的46.64%,有效控制在預算范圍內。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持續蔓延和環保風暴帶來的金沙江中游水電站項目開發的不利影響,公司將繼續千方百計、竭盡全力地保持住上半年取得的投資成果,攻堅克難,努力拓寬融資渠道,狠抓合同落實工作。力爭下半年完成投資3.48億元,最終完成全年8.78億元的投資任務。

七、針對上半年施工區管理的不足的問題,加大管理力度,實行施工區封閉管理

為進一步加強觀音巖水電工程施工區域的管理,營造安全、有序的工程建設環境,確保觀音巖水電工程建設順利進行,相繼制定公司內部及施工區域治安保衛制度、施工樞紐區域封閉管理辦法,并且制作車輛通行證,為即將展開的施工區域封閉管理創造條件。

八、針對發現的問題,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集中整治危險區域

公司領導一直以來都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的開展,反復強調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此次經濟活動分析會以及分公司交叉檢查為契機,集中力量整治在現場施工作業中出現的隱患區域、危險區域。

九、針對上半年水保、環保工作存在的不足,下半年要加大工作力度,落實施工區域綠化工作

隨著水電站項目前期“三通一平”工作的不斷推進,施工區域不斷擴大,在雨季到來之際,制訂了觀音巖施工區域內的一系列綠化方案。對河道兩岸邊坡、道路邊坡、導流明渠等區域進行植被覆蓋、加快魚類增殖站方案的確定,盡快啟動魚類增殖工作的展開。加大水保、環保工作力度,提升施工區域形象面貌建設,展示大唐文明施工的管理水平。在10月底前,落實完成排污水處理系統的建設和啟用工作。

十、穩步推進樞紐建設區、水庫淹沒區移民安置工作

為穩步推進移民安置實施工作,首先要抓好與四川省移民辦簽訂的協議中相關工作內容的落實,下半年全面完成樞紐建設區金臺子安置基礎設施建設,力爭在2010年初完成金臺子臨時安置點干坪子移民的永久房屋建設工作;其次是抓緊與麗江市移民開發局、楚雄州移民開發局簽訂移民安置工作協議,爭取在底完成庫區移民安置點的土地流轉、新址征地工作和居民點的施工圖設計審查工作。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時,正確處理好與當地政府、移民綜合監理、移民設代的關系,充分發揮移民綜合監理和移民設代的作用,使移民工作依法依規的有序開展。下半年計劃完成建設征地和移民安置投資2億元。:

十一、加快業主營地建設,實現在10月底入住的目標

篇2

一、進一步完善公司管理機制,建立、健全相應的管理制度。

為了提升公司整體管理水平,促進公司“科學管理,以人為本”。公司在分析會后,針對已有管理制度,進行完善和補充。首先,制訂公司內部及施工區域治安保衛制度、施工樞紐區域封閉管理辦法,為觀音巖水電站施工區域封閉管理奠定基礎。其次,制定勞動合同管理辦法、解除違章違紀員工勞動合同規定、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組織機構和工作原則、工作時間、休假辦法等一系列管理辦法,使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二、在學習實踐活動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做好學習實踐活動相關工作。

今年上半年,公司通過設立學習實踐領導小組和辦公室,制定詳細實施方案,為學習實踐活動提供了組織保證。通過學習實踐活動,全體黨員干部對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實質和科學內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工程建設和安全生產有序推進,公司的科學發展能力得到進一步提高,黨建工作進一步夯實,管理水平進一步提升,各項工作取得顯著成效。近期,將重點放在“規定動作”和“回頭看”工作上。

三、與文明施工和先進模范工地找差距,以檢查促建設,深入持續推進文明施工工作。

__*公司以近段時間國家發改委、兩省發改委、國家環保部、兩省環保廳、地方各級政府部門的多次檢查和巡視以及分公司的交叉檢查為契機,認真總結了項目前段時間的工作,著手對公司的“三通一平”前期籌建工作是否依法、依規推進進行了一系列排查工作,向施工單位提出了嚴格的文明施工要求,一如既往的鞏固提高由檢查帶來的文明施工成果,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提高,爭創樣板工地。

四、認清當前形勢,進一步加大力度,狠抓維穩工作。

面對目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公司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嚴防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國內非法組織對當前大好經濟形勢的破壞,尤其是堅決杜絕破壞穩定事件在公司及施工區域內發生,下大力氣狠抓維穩工作的開展和落實。__*公司把維穩工作與職工隊伍建設、施工區移民搬遷、施工單位人員穩定三者有機的結合起來。一是在職工隊伍中始終以同心文化作為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向,豐富廣大職工業余文化生活,不斷改善廣大職工的生活條件,努力構建和諧、向上的企業職工隊伍。二是進一步加強搬遷移民問題的工作力度,不斷改善移民安置點的生活條件,落實移民安置點供水、供電實施方案,合理滿足移民對公司提出的各項要求。三是繼續加強公司對施工單位人員的管理,敦促施工單位按時發放分包單位農民工工資。

五、認真分析當前形勢,繼續積極推進項目核準。

通過此次集團公司、云南分公司上年經濟活動分析會,公司領導充分分析了當前形勢,指出公司一直嚴格按照國家的相關政策法規開展項目前期“三通一平”工作,未出現違法、違規現象,使公司的項目核準工作走在了金沙江中游八個水電站的前列,明年有望獲得國家發改委的最終核準。

六、竭盡全力、攻堅克難,努力完成投資計劃。

上半年,__*公司共完成投資5.3億元,完成年度計劃的60.4%,其中建筑工程費4.05億元,完成年計劃的113.58%,這是三年來,公司投資完成情況最好的半年;完成合同項目簽訂56個,總金額4.31億元;完成年度管理費預算的46.64%,有效控制在預算范圍內。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不斷持續蔓延和環保風暴帶來的金沙江中游水電站項目開發的不利影響,公司將繼續千方百計、竭盡全力地保持住上半年取得的投資成果,攻堅克難,努力拓寬融資渠道,狠抓合同落實工作。力爭下半年完成投資3.48億元,最終完成全年8.78億元的投資任務。

七、針對上半年施工區管理的不足的問題,加大管理力度,實行施工區封閉管理。

為進一步加強觀音巖水電工程施工區域的管理,營造安全、有序的工程建設環境,確保觀音巖水電工程建設順利進行,相繼制定公司內部及施工區域治安保衛制度、施工樞紐區域封閉管理辦法,并且制作車輛通行證,為即將展開的施工區域封閉管理創造條件。

八、針對發現的問題,進一步加強安全生產工作,集中整治危險區域。

公司領導一直以來都高度重視安全生產工作的開展,反復強調安全生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此次經濟活動分析會以及分公司交叉檢查為契機,集中力量整治在現場施工作業中出現的隱患區域、危險區域。

九、針對上半年水保、環保工作存在的不足,下半年要加大工作力度,落實施工區域綠化工作。

隨著__*水電站項目前期“三通一平”工作的不斷推進,施工區域不斷擴大,在雨

季到來之際,制訂了觀音巖施工區域內的一系列綠化方案。對河道兩岸邊坡、道路邊坡、導流明渠等區域進行植被覆蓋、加快魚類增殖站方案的確定,盡快啟動魚類增殖工作的展開。加大水保、環保工作力度,提升施工區域形象面貌建設,展示大唐文明施工的管理水平。在10月底前,落實完成排污水處理系統的建設和啟用工作。十、穩步推進樞紐建設區、水庫淹沒區移民安置工作。

為穩步推進移民安置實施工作,首先要抓好與四川省移民辦簽訂的協議中相關工作內容的落實,下半年全面完成樞紐建設區金臺子安置基礎設施建設,力爭在20__年初完成金臺子臨時安置點干坪子移民的永久房屋建設工作;其次是抓緊與麗江市移民開發局、楚雄州移民開發局簽訂移民安置工作協議,爭取在底完成庫區移民安置點的土地流轉、新址征地工作和居民點的施工圖設計審查工作。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同時,正確處理好與當地政府、移民綜合監理、移民設代的關系,充分發揮移民綜合監理和移民設代的作用,使移民工作依法依規的有序開展。下半年計劃完成建設征地和移民安置投資2億元。

十一、加快業主營地建設,實現在10月底入住的目標。

篇3

[關鍵詞] 股權結構 公司收購 股權分散度 股權分置

公司的股權結構既可以從宏觀的層面上來理解,比如,流通股和不流通股,股權的所有制結構等;也可以從微觀的層面上來理解,比如,某一個或多個的上市公司內部的股權的分散程度。不同的股權結構對公司的收購具有不同的影響。

一、股權分置與公司收購

股權分置是我國證券市場獨有的特色。將國家股和法人股排除于證券交易所的流通市場,從而與證券交易所的二級市場形成了不同的價格體系和不同的對信息含量的預測功能。這種結構對于我國的公司收購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1.一股獨大與公司收購

(1)一股獨大是約束公司收購的現實的障礙

股權分散是上市收購的前提條件,股份分散程度越大,公開收購越容易操作。而我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集中程度很高。2006年證監會公布的材料顯示,我國上市公司的股份結構發起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內部職工股、轉配股 、下柜公司未流通股基金配售股份、戰略投資者配售股份、其它未流通股已流通股份等未上市流通股的總數達到4588.93,占整個上市公司股份總量的63.5%,而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境內上市外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以及其它已流通股總數為2606.28,僅占整個上市公司發行股份不到36.1%。絕大多數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集中在國有股上。造成這現象的原因是大部分上市公司是國營企業改造而成。《公司法》頒布以前,自然人和私營企業不得充當股份公司的發起人。而我國又十分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國有股必然占絕對控制地位。由此造成股份的過分集中。在《公司法》頒布后,由于配合國有企業改制,大量的國有企業通過改制形成股份有限公司,并進而取得上市資格成為上市公司。由于在改制中,過度注意國家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權大量的集中于國家。部分的股份雖然稱為法人股,但由于作為發起人身份的這些法人,也往往是國家控股的企業,因此,又形成了國家間接持股。

在各國上市公司控制權集中度上,按照La Porta在1998年對不同國家10家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控制權集中情況的研究結果,英國法系 的前三位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平均值為0.43,中位值為0.42;法國法系 前三位大股東持股比例之和平均值為0.54,中位值為0.55;德國法系 的平均值為0.34,中位值為0.33;斯堪的納維亞法系 的平均值為0.37,中位值為0.33;全部樣本的平均值為0.46,中位值為0.45;我國的平均值為0.76,中位值為0.84 。我國上市公司的控制權集中度排名世界第一。

(2)國有股權的行使主體對于公司控制權有著重大的利益是約束公司收購市場發展的機制障礙

當前我國的全流通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數量有限,而且要約收購的成本遠遠要大于協議收購,因此協議收購也一直占據收購活動的主流。在國外由于協議收購多發生在股權相對集中,控股股東掌握公司的終極控制權的情況。因此大部分的協議收購會得到目標公司的管理層的支持和合作。

從理論上講,協議收購和要約收購一樣,都是為取得公司的控制權。但因為收購是要約人和目標公司股東之間的交易,無需征的目標公司的同意。股東對于公司的經營業績不是非常滿意的情況下,通過更換管理層進行經營的改革固然是良好的方法,但首先這樣的控制股東需要是為自己利益著想的股東。

協議收購能否成為友好收購的關鍵,在我國在于目標公司的股東與管理層的目標的函數是否一致。由于國有股“一股獨大”的股權結構的現狀,決定了控股股東通過直接選拔公司管理層使其意志得以確認和貫徹。然而實踐中,國有股的上市公司大多有原國有企業轉制而成,存在所有人缺位和內部人控制現狀。國有資產的層層委托和人身份的不明確,真正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人格化代表及監護機構尚未出現。這樣在上市公司中形成了事實上而非法律上的所有者缺位。另一方面,具有國有股背景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層究竟是代表出資人還是代表公司,無法從現有的制度框架下找到答案。這些因素的存在致使國有股權的代表人一旦進入公司的內部治理結構,就脫離了國有股東的控制與監管,不僅使得國有股東對其約束的監管機制失效,反而他們利用公司的獨立法人身份和合法的內部授權程序機制對抗來自出資人――國家或國有股東的監管 。

在目標公司面臨敵意收購的情況下,目標公司管理層是雙重利益的代表――公司利益(或股東利益)和自身利益的代表。一次成功的敵意收購往往意味著目標公司的管理層要蒙受兩方面的損失:①能否很快找到工作以保證原來的薪酬水平和職位。②管理者將喪失其他非現金的利益,如經理市場上的威望等。收購者發動收購時,目標公司的經營者的工作處于危險之中,尋找一種對他們自己同時也是對公司和股東最佳利益的借口,如公司的價值被低估,揮霍公司的財產挫敗襲擊者,甚至不惜犧牲股東的利益,這些誘惑非常之大,以至沒有人能夠抵擋得住”。誠然,這些利益上得沖突正是公司管理層進行反收購得原因所在。

2.對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的評價

國家對國有股流通進行限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害怕國有資產流失。但是國有股不能流通,造成國有資產由活變死,凝固化的資產比流失損失更大。眾所周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只有在運動過程中才有可能實現保值增值,剝奪國有股的流動性就等于扼殺了其保值增值的生機與活力。國家資產的保值增值不只是體現在實物形態的擴大,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價值形態的增加。國有股不流通,即使國有資產增值再多也不能變現,也不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因此有必要破除“流動等于流失”的舊觀念,樹立“流動才能保值增值”的新觀念允許國有股流通,讓國有資產活起來。

此外隨著企業自的擴大,經理人員的問題在中國因為產權和其他制度性的原因比西方要嚴重的多。 在國外私有制公司中,公司管理層同時持有大量的股份,股東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重合度較高,管理層因收購導致的控制權收益損失部分的從貨幣收益增加中得到補償,而我國董事、經理在公司中的持股比例極為微小,“零持股”的現象極為普遍。

二、收購的法律對于股權結構的影響

首先,因為收購者一般不希望發出全面收購要約。因此法律關于全面收購要約的臨界點往往是公司控制股東所持有的股份數量。比如我國《收購辦法》規定公司收購一旦達到持有一個上市公司發行在外的股份的30%即負有進行全面收購的義務,除非經過證監會的豁免 。這樣一般情況下,收購者往往在收購的股份達到或接近30%時,就可能停止收購或申請證監會豁免 。因為一旦要進行全面的收購,就意味著收購成本的提高,即收購者必須以較有利于股東的價格收購剩余的股票,并且收購大量剩余的股票會使收購者支付更多的收購成本;另外全面收購對上市公司而言,可能會出現收購者不希望看到的公司退市的結果。而這一點在我國顯然更為重要。我國公司收購的動機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上市資格的缺乏導致對“殼”資源的重視。如在1997年和1998年,具有配股資格的企業在目標公司中所占比重超過40%以上,2001年以前占30%以上,2002年也達到25.6%的比例。按照我國《證券法》的規定,收購者在要約收購取得公司75%以上的股權以后,公司就應退市。或許正是這一點,我國公司在收購時,如果對一個上市公司的股份持有量達到30%時,即紛紛申請證監會的豁免的原因。

其次,法律對一致行動人或者關聯方的界定,以及對強制性信息披露的監控和執行,也會影響公司的股權結構。在全面收購要約的情形,如果法律對關聯方的界定寬松,對有關強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很嚴格,或雖然嚴格但無法較好監控。則很可能出現在收購兼并后,表面上第一大股東并沒有超過上市公司的30%的股權,但實際上,各個關聯方的控股的數額總量可能超過該全面收購界限。在我國證券市場,實際上,通過關聯方持股的方式收購上市公司以避免全面要約收購的案例已經出現。如中科創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收購者即是如此。

三、股權分散度對收購的影響

一般而言,擁有絕對控股股東的公司,成為敵意收購的目標公司的可能性相對較小。而經理所持有的股份比例越多,則收購者出價收購該公司獲得成功的可能越小。而且在收購成功的情況下,收購者要支付的金額也越大。這表明了控股股東對于收購的抵制心態。特別是在公司是由其創始人或創始人的子孫持有控股股權的情況下,公司收購成功的可能性更小。而相對的,股權分散對于收購則非常有利。分散的股權使得收購者極易出價收購而獲得成功。

在股權相對集中,公司擁有幾個大股東的情況下,情況較為復雜。對于外部收購者而言,擁有大股東的公司的大股東對他們的收購會產生異議,或許會提出要求提高收購價格。因而會阻止收購的成功。但如果收購者為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則可能有利于其收購的成功。因為一方面已經擁有了不小的股權,只要再獲得一部分就可以獲得成功。從而減少了收購成本;另一方面,收購方作為大股東,由于對公司的情況較為了解,這相當于節省了信息成本。施雷弗和維什1986年甚至認為,取得大股東是收購成功的必要條件 。

如同表中所顯示的,在對1993年底在滬深上市的176家公司中的174家A股公司 為樣本,計算出的自1994年~1998年5年間的并購情況,可以發現:股權分散的公司即第一大股東所占股份總比例低于20%的公司的被收購率(約0.64次),遠高于股權集中的公司的平均收購次數(0.30次),約為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即第一大股東所持股份在20%~50%之間的公司的2.1倍,為絕對集中的公司即第一大股東所占股份超過50%的公司(0.22次)的2.9倍;而股權相對集中的公司的并購次數又為股權絕對集中的公司的并購次數的1.4倍。這表明了股權結構對公司收購的影響。

同時,如果法人股為最大股東時,公司并購的次數又要略多于國家股為大股東的次數,表明股權的所有制結構對收購也有一定影響。

股權結構與并購現象(1994年~1998年)

篇4

[關鍵詞] 上市公司 破產界限 經濟分析 法律經濟學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試行)》(簡稱《破產法(試行)》實施以來,已經出現數以萬計的企業破產案例。但是,卻未出現1家上市公司,即使被特別處理的ST或者*ST上市公司,虧損巨大,已經嚴重資不抵債,也只是“只退不破”。這種現象,使證券市場“價格發現功能”弱化,“劣幣效應”充斥其中。

2006年8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簡稱《破產法》)頒行。《破產法》第2條規定,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法規定清理債務。顯而易見,我國《破產法》擴大了破產主體的適用范圍,上市公司當然被納入其中,使上市公司通過破產方式從證券市場退出,改變了過去“摘牌”、“資產重組”、“資產置換”等退市方式,確立了上市公司的“資格消亡式”市場退出機制。

一、破產界限界說

破產(Bankruptcy),既是一個法學術語,又是一個經濟學術語。從法律角度講,破產是指法院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依職權,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債務人強制清償債務,所進行的一種特別程序。這種程序的適用,在于強制性地讓債務人使用其剩余財產清償債權人的債權,債務人使用剩余的部分財產清償債權人的債權后,債務人已經沒有剩余財產。這時,發生的法律后果是兩個方面:一是債權人沒有得到清償的債權,依法全部消滅;二是債務人的主體資格,作為適用破產程序的代價,也依法消滅,并以注銷登記為標志。

從經濟學角度看,破產是指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所處的客觀的財務狀態(the fact of being financially unable to pay one’s debts and meet one’s obligations) ,這種狀態的存在和持續,構成債權人的關系風險。一般來說,經濟交往和交易本身,構成一種關系利益。世界各國關于破產原因的立法,大致可歸結為列舉主義和抽象主義(亦稱概括主義)兩種體例。前者是對債務人應受破產宣告的事實一一列舉,并稱之為“破產行為(Acts of Bankruptcy)”,只要債務人有這些行為之一者,即可據以提出破產申請,開始破產程序。后者是將債務人應受破產宣告的事實,抽象為一個或幾個法學范疇,并稱之為“破產原因”,對它們的具體表現不作一一列舉,一般將破產原因概括為:“不能清償(can not pay)”、“停止支付(cease to pay)”和“債務超過(insolvent)”三種情況。 英美法系立法慣常采用列舉主義,大陸法系歷來采用抽象主義。我國《破產法》對破產界限的立法,也采取概括主義,作者認為,這種立法模式,具有相當的可行性。

二、破產界限的法律分析

破產界限是當事人得以提出債務人破產申請,法院據以啟動破產程序的必須具備的法律事實,是法院決定債務人是否進入破產程序的主要事由。因此,破產界限作為債務人破產或和解的實質要件之一,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概括主義立法模式將破產界限概括為三種情形,分別賦予了嚴格的法律涵義,現做如下分述:

1.不能清償(can not pay)

不能清償,是指因債務人缺乏清償能力,對已屆清償期而受請求的債務,全部或大部分不能清償的客觀事實狀態或者經濟狀態。

2.停止支付(cease to pay)

停止支付,是指債務人表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行為。其構成要件,從法律角度看,包括:(1)須債務人對到期債務表示停止支付;(2)須是債務人有表示不予支付的主觀行為(包括明示和默示行為);(3)須是債務人對債務持續性的停止支付。

3.債務超過(insolvent)

債務超過,又稱“資不抵債”,在會計上表現為資產總額小于負債總額,即所有者權益的代數和已為負值。此時,企業作為債務人,不但虧損了其全部資本金,還虧損掉了負債所形成的部分資產(如融資租賃所形成的資產等),剩余資產已經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在德國法中,把“債務超過”強制地適用于營利性資合公司,作為這類公司破產的原因之一。

三、上市公司破產界限經濟學分析

破產界限是債務人實質上已經具備的法律事由,即債務人的償債能力狀況。而上市公司破產不同于一般企業的破產,涉及社會各方利益,且破產界限直接影響著破產率的高低,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和民事流轉的安全。

1.上市公司的破產界限特殊性

在市場經濟中,上市公司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本市場融資主體,其籌資行為、信息披露和相關活動,都具有顯著的獨特特征。主要是:一是其典型的資合性,即上市公司以資本信用為基礎,對外開展各種經濟活動。

二是股票的高流通性,這種流通性,導致股東權利隨股票的交付,而頻繁轉讓或者讓度。因此,上市公司的存續與股東的變化、股東人數的增減無關。

三是,股東責任的有限性,即股東憑借出資,獲得股權和承擔有限責任。作為對價,出資人放棄對其出資的直接控制權,而公司取得了獨立的財產權利,使得公司與債權人交易時,具備了相應的物質基礎。

由于股東人格與公司人格相互分離,從而使出資人的財產,可以免受債權人的無限追索 ,最終形成債權人與投資者之間的破產隔離(Bankruptcy Remoteness)。這種破產隔離,表面上看,破產似乎與投資者無關。但是,上市公司破產的結果之一是,上市公司主體資格的消滅。

四是,由于我國《公司法》對體現上市公司生產能力的無形資產,主要是專利技術、知識產權等的出資比例,大大增加。反映在注冊資本中,形成所有者權益,即法人資本。因此,在資產負債表中,也以貨幣形式體現了上市公司的生產能力。

2.資不抵債作為破產界限的合理性

(1)新制度經濟學邏輯分析

將“資不抵債”作為上市公司破產界限,具有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法律決定論”的邏輯應然性。 這種判斷的分析理由如下:

第一,上市公司作為典型的資合法人,其存在基礎是法人資產,并且,以其全部資產對債權人承擔獨立責任。當出現資不抵債時,上市公司已經喪失了償債能力,其存在的時間越長,對債權人而言,風險越大。

第二,如果上市公司債務總額,超過其資產總額,那么,傾其全部資產,也不能清償其全部到期債務,此時,只要這種狀況達到法定的標準,應該視其達到破產界限。

第三,上市公司的信用,是以其擁有的全部資產為基礎,但是,資產不存,則信用何在?而信用隨著資產的喪失而消失的后果,是嚴重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

第四,上市公司有依法持續公告其財務會計報告以及法律狀況的義務 ,當公司資不抵債的信息一旦披露,其信用將急劇惡化,嚴重影響債權債務人的利益,此時,衡量企業償債能力大小的,只在于公司現有資產的多少,有時,最多包括公司可以獲得的各種收益在內。對此,學者認為,在公司法人資不抵債時,成員的財產責任已達到極限,法人繼續存續,則有濫用有限責任之嫌。

(2)破產界限實然經濟分析

任何一種制度安排,都是“鑲嵌”在制度結構中,它必然內在地聯結制度結構中的其他制度。學者認為,“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一種函數,尤其是制度結構中的其他制度安排的函數。”

第一,上市公司破產界限,是我國《破產法》的一個制度安排,它與《破產法》的“重整制度”匹配,突破了我國《破產法(試行)》的破產,就是“清算”、“死亡”傳統觀念,對已具有破產條件或有破產危險的上市公司進行挽救,幫助獲得再生,同時,也賦予了公司股東尤其是控股股東的一個選擇權,是進入清算還是重整程序。

第二,重整制度與我國《破產法》中“強化破產責任制”,以及我國《公司法》、《證券法》規定的董事、監事和高管人員應盡的注意、勤勉義務,與“強制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累積投票權制度”有機結合,避免了“假破產,真逃債”等法律程序實施結果的外部不經濟性。

因此,對上市公司破產界限做出特殊規定,能使我國現行的《公司法》、《證券法》和《破產法》發揮最大法律功效,使各項制度核心功效有機結合,從不同角度激勵和約束企業債權債務清償的市場行為,有效避免法律沖突和法律真空中的利益流失,為上市公司這類資合法人破產中的債權人利益,提供更為切實的法律保障。

3.上市公司資不抵債經濟評價指標

由于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是通過持續披露義務而公開的,所以,通過以下經濟指標,更能直觀地對其“資不抵債”狀況進行評價,能綜合反映其償債能力,使之確定是否達到破產界限。

(1)流動比率指標

流動比率 = 流動資產 / 流動負債

流動比率不僅表示短期債權人債權的安全程度,同時,也反映公司營運資本的能力,根據西方的經驗,該比率在2∶1左右比較合適;

(2)速動比率指標

速動比率 = (流動資產-存貨) / 負債

這一比率,是假定存貨毫無價值,或難以脫手兌換成現金的情況下,企業可動用的流動資產抵付流動負債的能力。所以,在檢驗企業清償債務能力上,這一比率更為有用。

一般認為,速動比率維持在1∶1比較合適。

(3)到期債務本息償付比率

到期債務本息償付比率 = 經營活動現金凈流量 / 本期到期債務本金 + 現金利息支出

該比率主要是衡量本年度內,到期的債務本金及相關的現金利息支出,可由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來償付的程度,一般要求該比率大于1。

以上指標,都是用于衡量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的,即償付將在一年內或超過一年的一個營業周期內,需要償付的流動負債的能力。

通過上述指標的分析,為上市公司是否達到破產界限,提供了數量方面的證據,使之具有定量分析的準確性和科學性。

四、結語

我國《破產法》是在1986年出臺的《破產法(試行)》了二十年之久之后,作為一部新法律誕生的。這部法律的社會意義和實踐意義,對于上市公司而言,就是其破產界限的明確。本文對于我國《破產法》的討論,是在其運行和實際操作都需要具體司法解釋,同時,需要相關配套立法背景下進行的。

筆者認為,加強證券中介機構、證券監管機構責任立法,完善上市公司關聯交易法律規制,以及資本證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的監管,以及如何避免上市公司破產時,出現“空殼公司(Shell Company)”這樣的尷尬,需要明確的上市公司破產界限界定,以及上市公司重整制度,加上相關配套制度的結構化配置。由此,我國《破產法》才會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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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林彬:中國經濟法律構成和運行的經濟分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頁

篇5

內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論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馳。將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論納入其相應的經濟學分析框架之下,其異同源頭及鮮明的共性與個性特征清晰可見。本文以不同的經濟分析框架為劃分依據,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論的源頭、評價其共性與個性特征。

關鍵詞:經濟學 資源配置 公司治理

從經濟分析的角度來考察公司治理問題,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資源配置對公司績效和整個社會經濟的影響。公司治理理論所賴以建立的經濟學基礎決定了該理論對公司資源配置的認識,決定了其相應的公司治理制度。經濟學基礎是公司治理理論差異的源頭所在。股東至上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與組織控制理論作為三種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論,實際上分別建立在不同的經濟學框架之下,有著不同的微觀基礎,因而對公司資源配置及其相應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觀點主張。

基于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論

20世紀早期公司經濟開始興起之時,新古典經濟學早已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地位,大批經濟學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們堅信市場在資源配置的效率方面總是最優的,習慣于把完全市場理論作為經濟效率的基準。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源配置觀就自然成為主流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公司資源配置的基礎思想,而公司資源配置觀又構成公司治理理論的基礎。

(一)交換活動與新古典資源配置觀

在西方經濟思想嬗變的過程中,當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新古典經濟學取而代之后,經濟學的研究重心就由生產領域轉向了交換領域。主流經濟學家視交換活動為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機會的條件,以實現現有資源的最優配置,互利的交換過程成為主流經濟學家視閾中改善經濟績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經濟學家對交換活動特征的抽象認識成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基石,進而成為建立在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其變體基礎上的公司治理理論的微觀基礎。

新古典經濟學家對生產領域的研究持敵對態度,力圖使生產服從于交換,并將交換活動的特征抽象為即時的(現在的行為不影響將來)、分立的(個體的獨立行為)和確定的(至少是可計算的),由此產生了將資源配置視為可逆的、個體的和最優的資源配置觀。可逆性是指現在的資源配置不會對未來的資源配置產生影響,即當期行為只產生當期效應;個體性是指資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質允許每個經濟參與者以其認為適當的方式開發和利用生產資源,而與經濟中其他個體的決定和行動無關,即個人行為完全獨立于其他人;最優性是指資源配置過程無非是在一定的市場和技術約束條件下,對不同經濟結果進行選擇,即資源配置過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從中選擇最優的。可見,主流經濟學家在對交換活動特征進行抽象的基礎上,由交換活動的特征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

(二)新古典資源配置及其變體與公司治理

在由交換活動的特征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基礎上,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如果資源配置是可逆的、個體的和最優的,那么現有資源的最優利用就只能通過完全的資本、勞動和產品市場實現,即保證資源自由流動的完全競爭市場是最有效率的。在將新古典資源配置思想運用于公司資源配置時,出現了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將整個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完全運用到公司資源配置,并演繹出對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認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夠支持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制度條件,而且各種制度條件的相互結合,將確保經濟資源配置的市場控制,股東至上理論即是能夠支持公司資源配置由市場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論,因而股東至上理論實質上是新古典經濟學在公司治理中的體現和運用。第二種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的變體,通過引入“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但仍然延用其個體的和最優的假設,進而邏輯演繹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進行收益分配時,對進行企業專用性投資的參與者提供適當的激勵,利益相關者理論在此思想基礎上應運而生。可見,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作為當前公司治理爭論中的主要理論觀點,實質上都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全部或部分運用于公司資源配置的產物,這就決定了兩種公司治理主張必然有共性也有個性,其共性與個性的根源也都能夠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差異的源頭、共性與個性,還需要對兩種理論的共性與個性做進一步的評價,進而奠定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

(三)股東至上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評價

如前述分析,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脫胎于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其變體,因而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問題及其對經濟績效的理解成為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共性的源頭。從研究方法來看,兩種治理理論都是采用新古典經濟分析的靜態分析方法,專注于研究公司現有資源的靜態最優配置。從研究的核心問題來看,“剩余分配”問題是兩種治理理論的核心關注點,其重點在于誰得到剩余收益,及這種剩余分配會對公司業績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從對經濟績效的理解來看,由于股東至上理論是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在公司資源配置中的完全運用,因而堅持以完全市場理論作為經濟效率的基準,認為能夠支持公司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市場控制”型治理是最優的;利益相關者理論通過引入“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但并未說明產生“企業專用性”的原因及其動態變化過程,因而利益相關者理論所倚重的公司資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靜態資源配置觀,其對經濟績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場績效為基礎,并主張以公司治理制度作為市場的補充,對進行“企業專用性投資”的個人提供適當的激勵,以防止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抑制。

兩種公司治理理論在共性凸顯的同時,各自都存在鮮明的個性特征。具體來說,由不同的資源配置觀所孕育的相應公司治理理論的獨有個性可以歸結為對委托關系的認識差異、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差異、公司經營目標差異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張差異四個方面。

首先,從對委托關系的認識差異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基于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及私有財產的傳統邏輯,認為股東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導維護股東權益,防止經理層對股東權益的侵蝕,形成了在股東對管理層的經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范式。利益相關者理論引入人力資本理論中的“企業專用性投資”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資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設的同時,也突破了對委托人范圍的認識,委托人不再僅僅局限于股東,而是包括所有進行了企業特定投資并為此承擔風險的所有參與者(所有利益相關者),因而管理層作為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的人,其責任范圍應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關者團體。

其次,從對企業本質的認識差異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將企業視為純粹的“投入產出轉換器”,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黑箱”。利益相關者理論由于強調個人進行的“企業專用性投資”對于財富創造的重要性,因而將企業視為不同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契約聯合體”,認為企業正是通過實物和人力資產的組合才形成了“集體生產力”。

最后,從公司經營目標來看,股東至上理論堅持認為公司的目標就是要實現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倡導在實現股東利益的同時,必然對整個經濟體系績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凸顯個人進行的“企業專用性投資”對于財富創造的重要性,認為公司應讓所有進行了企業特定投資并為此承擔風險的所有參與者價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家在將其視閾囿于交換活動特征分析的基礎之上,邏輯演繹出新古典資源配置觀。在探究公司資源配置時,新古典資源配置觀或其變體被運用于公司,進而孕育了共性與個性都鮮明的當前公司治理爭論中的兩種主要理論觀點―股東至上理論與利益相關者理論。

基于創新經濟學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論

奧沙利文(O’Sullivan)的組織控制理論則不落新古典經濟學的窠臼,直接以創新經濟學為基礎,建立起與上述兩種理論針鋒相對的治理理論,給公司治理理論研究帶來了一股清風。本部分將對組織控制理論的邏輯演繹過程及其觀點主張進行分析和評價。

(一)創新與創新型資源配置

創新的特征是奧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論的邏輯起點,她將創新的特征歸結為一個具有累積性、集體性和不確定性的過程。累積性是指創新過程本質上是一個學習過程,生產質量更高、成本更低產品的學習是通過一個累積過程形成的;集體性是指集體學習過程中的個人學習受他人學習的影響,并能合成一個新的、集體性的知識;不確定性是指進行創新的企業因學習過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無法取得競爭優勢而獲得回報,因而面臨著生產的不確定性與競爭的不確定性。創新型資源配置建立在創新特征的基礎之上,是對支持創新的資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創新是集體的、累積的和不確定的,就意味著對創新進行資源配置必須經由一種三位一體的過程:開發性的―必須毫無顧慮地將資源投入到收入不確定的投資項目中去;組織性的―收入是通過人力和物質資源的整合產生的;戰略性的―資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現有市場和技術的條件限制。

(二)創新型資源配置與公司治理

奧沙利文(O’Sullivan)認為,能夠催生創新的資源配置過程所具有的開發性、組織性和戰略性,意味著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須滿足三個條件:財務承諾、組織整合和內部人控制,這三個條件將分別為企業創新提供制度支持。財務承諾制度使企業組織能夠獲得進行生產資源開發和利用的資金來源,并一直持續到可以產生收益、企業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財務流動性生存之時;組織整合制度對置身于企業內部復雜勞動分工中的參與者提供激勵,使其將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業目標的實現中去,將人力和物質資源整合到開發和利用技術的組織過程;內部人控制制度保證公司資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權掌握在與產生創新的學習過程結為一體的決策者手中。沒有支持組織整合、財務承諾和內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業就不能通過對集體學習過程的戰略投資產生創新。

(三)組織控制理論評價

組織控制理論以創新活動的特征為邏輯起點,由創新活動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創新的資源配置特征,進而邏輯演繹出對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見,組織控制理論的邏輯演繹過程與新古典框架下兩種治理理論建立的邏輯演繹過程截然不同,這就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問題、公司經營目標、公司治理改革主張,都必然與新古典框架下的兩種治理理論―股東至上與利益相關者背道而馳。

首先,從研究方法來看,組織控制理論運用的是動態分析法。組織控制理論直接以創新活動作為理論的出發點,創新型資源配置的動態性質與新古典靜態的資源配置觀截然對立,相應的其動態研究方法與新古典的靜態研究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從研究的核心問題來看,組織控制理論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剩余生產”,探究如何通過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來生產剩余收益。基于創新經濟學的組織控制理論將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換領域轉向生產領域,集中關注生產領域中的創新活動,建立支持創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產生持續的剩余收益。

再次,從公司經營目標來看,組織控制理論視閾下的公司經營目標是企業的長期穩定和成長,對企業的委托關系并不強調,因而公司的經營目標不是建立在對委托關系認識的基礎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創新活動為基點,通過持續的企業創新來實現企業的長期穩定和成長。

最后,從公司治理改革主張來看,組織控制理論視閾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財務承諾、組織整合和內部人控制這三個制度條件相互結合所形成的對知識和資金的組織控制,從而支持企業持續的創新活動,這顯然與新古典框架下主張保障公司經濟資源自由流動的市場控制截然對立。

參考文獻:

篇6

Abstract: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have implemented encouragement scheme of the stock opt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function of equity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hareholding ratio of the enterprise manag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quity incentive mechanism of listed company and operation performance. Finally, through simple analysis of the state-owned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restriction and deficiency of capital market, professional manager marke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關鍵詞: 股權激勵機制;經營績效;企業經理人

Key words: equity incentive mechanism;operating performance;enterprise managers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01-0031-04

0 引言

2013年底,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其中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方面,提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這一問題的提出,無疑是對于股權激勵機制的再次強調,也從另一方面肯定了其對于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意義。對于國有企業高管人員的股權激勵作為企業治理的基本內容之一,一直是學術界的研究熱點與公眾關注焦點。

股權激勵是這樣一種激勵方法,首先公司所有者即公司董事會給予高管人員一部分股權,使其能以股東身份參與公司決策。這樣一來,高管人員便與公司的發展共進退,享受利潤的同時承擔相應的風險。有了權利與義務的束縛,高管人員更加盡責地為公司的發展而努力,解決了成本的問題。

然而好的機制只有在適應的環境之中才能運行開來。雖然我國早早引入了股權激勵機制,但法律體系不健全、資本市場不完全再加上公司治理水平的落后,使得股權激勵機制的運行存在層層障礙,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這使我們不禁思考股權激勵機制的作用,即它是否能正向激勵高管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并達到提高公司業績,提高公司價值的結果。這更是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應該考慮得問題。隨著國企改革的逐步深化,經營權與所有權的相互分離,使得股權激勵機制逐漸成為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的方法。但是如何穿越職業經理人市場不完全、國企所有者缺位等層層阻礙,仍是值得討論與研究的問題。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目前實施股權激勵的做法、效率以及存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與理論的意義,并對分析我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起到一定的鋪墊作用。

1 我國控股上市公司激勵機制的實證分析

本文中,我們先以2012年我國實施了股權激勵機制的全體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分析。由于樣本數量較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對于后面國有上市公司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鋪墊作用。

1.1 研究假設

根據國內外實證研究的相關結論,并結合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相關特征,提出可能影響我國控股上市公司企業經營業績水平的六個因素:高管持股水平、企業盈利能力、企業規模、成長能力、獨立董事比例、高管人均薪酬水平。

本文通過選擇2012年我國實施股權激勵機制的公司作為樣本,參照其在2013年9月底所報經營數據,建立股權激勵機制與上市公司經營績效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與分析,以此來判斷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有效性。

根據擬建立的股權激勵機制有效性模型,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一:股權激勵程度(股權激勵股份占總股本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

假設二:企業盈利能力與企業業績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三:企業資產規模與企業業績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四:企業成長能力與企業業績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五:獨立董事比例與企業業績呈正相關關系。

假設六:高管人均薪酬與企業業績呈正相關關系。

1.2 研究設計

1.2.1 模型設計與變量選取

1.2.1.1 模型的設計 根據假設一中所提股權激勵程度(即股權激勵總數占總股本的比例)與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本文建立如下模型對于該假設進行檢驗。本文擬設置凈資產收益率ROE為被解釋變量,股權激勵總數占總股本的比例為解釋變量,與五個控制變量:盈利能力、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獨立董事比例、高管貨幣薪酬。

依此建立一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模型如下:

Y=b0+a1X1+a2X2+a3X3+a4X4+a5X5+a6X6+c

其中,c為隨機干擾項。

1.2.1.2 變量的定義及選取

①被解釋變量。準確并客觀地評價公司經營績效是衡量股權激勵機制激勵作用的一個重要前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分析股權激勵機制的有效性。在國內,大部分學者使用凈資產收益率作為衡量公司業績的度量指標,凈資產收益率也是反映資本收益能力的國際通用指標。故本文選取凈資產收益率作為上市公司經營績效的衡量指標。

②解釋變量。國外眾多企業將高管持股比例作為股權激勵機制的量化指標。而目前在國內的股權激勵方案中,絕大多數激勵對象雖是企業高層管理者,但也不乏對企業核心員工的激勵。因此,本文選取公司股權激勵預案中的股權激勵總數占總股本的比例作為解釋變量來衡量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水平。

③控制變量。第一,盈利能力。每股收益通常被用來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衡量普通股的獲利水平及投資風險,是投資者等信息使用者據以評價企業盈利能力、預測企業成長潛力、進而做出相關經濟決策的重要的財務指標之一。因此,本文選取每股收益來衡量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第二,公司規模。公司規模無疑是影響公司經營績效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大規模公司有著雄厚的資金基礎,有利于抵御市場風險,公司長期發展,從而間接、直接地作用于公司經營績效。在此,本文選取公司總資產作為公司規模的量化指標,用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表示。

公司規模=ln(資產總額)

第三,成長能力。成長能力是衡量公司發展價值的一項重要指標,對于成長能力強的公司,人們有著相應的收益預期從而采取更多的資金投資。公司依此更好地運作與發展,并作用于公司經營績效上。另外,處于高速增長的成長型公司為了避免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多會采取股權激勵計劃以維護公司的長遠利益。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是衡量公司成長性的主要表現之一,能夠體現公司的成長性利潤收入。因此,本文選取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來衡量上市公司的成長能力。

第四,獨立董事比例。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內上市公司以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為目的而引入獨立董事制度。獨立董事制度在于民主與監督。獨立董事通過其獨立客觀的專業性判斷,增強公司運作的透明公開化程度并完善公司治理監督機制。在防止“內部人控制”問題的同時,實現全體股東利益以及公司價值的最大化。因此,獨立董事的任免對公司經營業績水平往往起到正效應作用。獨立董事比例用來表示。

第五,高管人均貨幣薪酬。此處討論的高管人均貨幣薪酬主要是指工資與獎金兩方面。公司往往根據當年經營業績并結合公司未來上升趨勢而制定次年高管固定薪酬。獎金則是當年經營業績的反映。故高管貨幣薪酬與公司經營業績水平有著很緊密的聯系。在此,選擇高管人均薪酬作為控制變量之一,用高管年度人均貨幣薪酬來表示。

上述五個控制指標中,高管貨幣薪酬、獨立董事比例是公司治理結構指標;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是公司具體特征指標。同時,加上一個解釋變量,本模型擬設立六個自變量。如表1。

1.2.2 數據來源與樣本選取

1.2.2.1 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2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的數據為研究對象。通過查詢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參考和君咨詢公司的《中國股權激勵年度報告2012》以及2013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統計年鑒,選取當年公布股權激勵方案的所有上市公司作為原始樣本數據。據統計,2012年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公司達118家,占已公布激勵方案的上市公司總數的26.58%。

1.2.2.2 樣本選取與說明

由于股權激勵機制的作用效果需要在一定時間后檢測與衡量,本文選取樣本在2012年實施計劃時間前后不一,故選取推行機制時間后一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本文的被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皆為2013年9月30日公布的具體數據。為保證選取樣本的有效性,從而達到分析的普遍性和正確性,對所選樣本按照如下原則進行了篩選:

①剔除金融類公司。

②剔除了高管薪酬以及其他數據缺失的公司。

③剔除了2013年9月30日前撤銷股權激勵方案的公司。

④剔除了“因其他狀況”異常被ST處理的上市公司。

⑤剔除了同時發行B股和H股的A股上市公司。

經過上述處理,最終得到81個回歸樣本。

1.3 研究分析

1.3.1 參數估計

現采用eviews軟件對方程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的方程為:Y=-1.74E05-0.219*X1+0.119*X2+0.004*LogX3+0.020*X4-0.116*X5+0.001*X6

1.3.2 檢驗

從參數估計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R2=0.666,擬合優度較高;方程的F值較顯著,但是個別變量的t值不太顯著。

為了確保模型的準確,我們進一步進行了回歸誤設定檢驗與計量經濟學檢驗。

1.3.2.1 回歸誤設定檢驗(圖1)

通過拉姆齊檢驗可知,p=0.0573>0.05,認為無法拒絕不存在誤設定的原假設。再對模型進行穩定性檢驗,如圖2。

該模型的殘差累計和位于兩個標準差中,意味著被解釋變量穩定。

1.3.2.2 計量經濟學檢驗

①多重共線性檢驗。

根據Klein判別法,做出自變量相關系數表格如表2。

結果表明,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都較小,除了LogX3與X6之間的相關系數達到0.446以外,其他都較小。根據上述回歸方程,R2為0.666,均大于變量間相關系數,粗略地認為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為了確保模型的準確性,我們用每個解釋變量分別以其余解釋變量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得到回歸后的R2與方差膨脹因子VIF,結果如表3。

可以看出,回歸方程的R2都較小,方差膨脹因子也都顯著小于5,故認為該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②異方差檢驗。

最后,采取懷特檢驗對模型進行異方差檢驗,結果如圖3。

P=0.861>0.1,無法拒絕不存在異方差的原假設,認為不存在異方差。

1.3.3 結果分析

最終的回歸方程為:Y=0.047-0.233*X1+0.120*X2+0.0169*X4-0.136*X5+0.001*X6

根據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優度達0.662,水平較高。根據t統計量來看,企業盈利能力與高管薪酬水平變量比較顯著,而股權激勵程度、成長能力與企業監管力度變量不太顯著。

①股權激勵程度(股權激勵股份占總股本比例)在該方程中并不顯著,不能很好地解釋被解釋變量。分析原因,這與我國證券市場機制不健全,普遍“內部人控制”等一系列相關的阻礙有關。雖然制度出臺,但效果不太明顯。

②公司盈利能力(每股收益)指標顯著,與公司經營業績正相關關系。每股收益水平每變動一個單位,企業經營業績變動12%,相關程度較高。一方面,公司盈利能力是公司綜合能力的體現,另一方面,每股收益作為一個非常直觀的指標可以吸引外界的大量投資,最終作用于公司的經營業績之上。

③公司成長能力(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在該方程中并不顯著,不能很好地解釋被解釋變量。成長能力意味著公司的發展與未來。成長能力較強的公司被普遍看好,從而有普遍的資金支持,對于公司當下運營有很大的幫助,最終反映在公司經營業績上。但是這是一個長線指標,很難再短期快速地反應在工地的經營業績上面。

④獨立董事比例在該方程中并不顯著,不能很好地解釋被解釋變量。這一結果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實施的時間不長,很多公司設立獨立董事僅是為了符合證監會《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的要求而設立的。獨立董事的設立形同虛無,難以發揮其提高公司經營績效水平的作用。

⑤高管薪酬水平(人均薪酬)指標顯著,與公司經營業績正相關關系。高管薪酬水平每變動一個單位,企業經營業績變動0.1%,相關程度較小。該結果接受了假設二。一般來講,公司高管最關心的還是相對較為實在的貨幣薪酬,薪酬水平對于高管人員的激勵作用可以較快得反映在管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上。業績的增長意味著薪酬的增加,從而激勵高管人員更為理性的決策。

2 結論與建言

本文從介紹國內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機制有效性研究開始,重申股權激勵機制的概念及理論。在回顧我國國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發展現狀的同時,特別強調了該機制在國有上市公司運行的意義及特殊性。在實證分析方面,本文選取2012年實施股權激勵計劃的81家公司為樣本,建立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水平與公司經營業績回歸模型,對股權激勵機制有效性進行實證分析。最終結果顯示:我國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水平與公司的經營業績間不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高管人均薪酬、公司規模、成長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與公司經營業績之間呈正比例關系。而獨立董事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之間關系不顯著。以此作為鋪墊,我們對我國國有上市公司股權激勵水平進行了分析,結論雖對股權激勵機制給予了正向支持,但由于樣本數量較少等原因,不能成為普遍結論。

綜上所述,由于職業經理人市場、資本市場、公司治理結果等方面的缺陷與不完善,阻礙了股權激勵機制計劃在我國的發展。因此,股權激勵機制的進一步實施,需要建立并完善更好的市場環境,我們針對該機制的約束與阻礙進行分析,提出完善機制的建言。

2.1 建立和完善外部經理人市場

高級管理人員的素質與能力無疑引導著公司的發展與未來。所以建立和完善競爭經理人市場變得至關重要。建立外部經理人市場,要保證人員的公平競爭,建立合理完善的評價與淘汰機制。對于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人員的選聘應公平、公開、公正地通過市場機制形成,而不是單純的由國資委等直接任命。在公平實行優勝劣汰的前提下,更應該注入競爭壓力,這樣經理人才會更努力地表現,股權激勵機制才能發揮其應有的重要作用。

2.2 培養有效穩定的資本市場

有效的資本市場可以準確并迅速對高級管理人員的決策做出反映,高級管理人員對自己的努力程度與決策進行監督的同時,也受到來自資本市場回應的監督。所以有效地資本市場可謂是一面大鏡子,可以通過公司發展階段性業績照出高管人員的長遠戰略性決策或是短期行為。因此,要完善資本市場的信息披露制度,在公司年報中,明晰高管人員參與股權激勵機制情況,披露變更消息,防止公司高級管理人員隱藏和更改財務數據信息。最后還應加大懲罰力度,提高市場監管的有效性。

2.3 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股權激勵與公司治理結構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密切關系。對于股權激勵,公司外部的約束與監督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更需要公司內部的約束與監督,這樣才能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監督約束機制。因此,在增加獨立董事比重的同時,對其進行有效監管,使其充分發揮內部監管的作用。還要對董事會與高級管理人員進行區分,監督高管人員獨立、客觀地做出以公司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決策。股權激勵機制需要與其相并行的監督制度的配合下,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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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邱世遠,徐國棟.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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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分工;勞動生產力;交換傾向;市場范圍

中圖分類號:F09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26(C)-0006-01

斯密生活的時代,工業革命還沒有大規模地展開,資本主義的發展基本上還處在工場手工業階段的末期。所以,斯密在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比封建生產關系更有利于促進財富和生產力的發展時,認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就在于指出工場手工業的優越性。馬克思曾經指出:正是因為斯密特別強調分工,認為機器只起了從屬作用,所以“人們把他看做工場手工業時期集大成的政治經濟學家”。因此,在斯密的經濟倫理體系中,分工具有不可忽視的獨特作用。

一、分工增進勞動生產力

斯密在《國富論》開篇中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斯密認為,分工能增進勞動生產力,它是促進社會普遍富裕最有效的手段。一個“文明而繁榮”的現代商業國,人們的交易傾向得到極大釋放,分工往往非常細密,產品也相當豐富。斯密舉了一個聞名后世的例子,這個例子來自于他小時候在自己家鄉(蘇格蘭法夫郡)的扣針制造業,扣針制造本來是一個毫不起眼的小制造業,但是它的分工卻在那里表現得淋漓盡致,斯密發現,一個勞動者如果沒有受過專門訓練,不知道如何操作機械,即使他努力工作,一天下來,也制造不了一枚扣針。有了分工之后,一枚扣針的制造經過分為十八種操作工序,即可每日成針四萬八千枚中等針。

斯密認為只要實行了分工制度,就能提高勞動力,這不是特殊的、個別的狀況,而是一種普遍狀況。由此斯密從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擴展到整個社會的分工和國際分工,斯密對分工的優越性及其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是有深刻研究的。

二、分工的原因――交換

人類為什么會有分工?斯密認為,“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而是人們有一種“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正是這一傾向緩慢、逐漸地引起了分工。在文明社會,任何一個人都不能離群體,脫離別人的協作和援助。但是這種協助,不能指靠別人的恩賜,唯一的辦法是“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不要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不講喚起對方利他心的話,而說喚起對方利己心的話。由于人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助主要是通過交換、買賣取得的,為了交換別人的產品,首先必須生產為別人所需要的產品。人人都生產某種為別人需要的產品,以交換別人生產而為自己所需要的產品,分工也就由此產生了。所以,人類要求互相交換這個傾向是分工最初產生的緣由。

斯密關于分工不是人類智慧的結果,相反,由于分工專業化而使人的天賦資質和才能得到磨練和發揮的觀點是正確的。斯密認為,分工能增進勞動生產力,它是促進社會普遍富裕最有效的手段。無論從理論上或歷史上看,把分工說成是由交換引起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從理論上說,如果沒有分工,則人人都從事相同的勞動,生產同樣的產品,就根本沒有發生交換的必要,就斯密說的造弓箭的人去換野獸的情況來說,首先是因為有人分工去造弓箭,另一些人分工去打獵,然后才發生造弓箭的人用弓箭交換野獸的問題。再從歷史看,人類社會的初期,最早的分工是年齡和性別的差異所造成的。這種分工與人們的交換傾向毫無聯系,因為那時還遠不知交換為何物。這是從純生理基礎產生的自然分工。在早期人類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三次社會大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進步發展的結果。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業同農業的分離。這顯然是牧畜和農耕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這種分工促進了牧畜業和農業的發展,提高了它們的勞動生產力。各自的產品除了維持自己的生存外,還有較多的剩余產品可以拿來交換,因而擴大了在這以前已經出現的產品交換。毫無疑問,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促進了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擴大了產品交換,但絕不是交換引起了分工。隨之而來的第二次、第三次大分工,也是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提高、商品交換的廣度和深度急劇發展的必然結果。

由此可見,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是先有分工然后才有交換產生,而絕不是什么人類的“交換傾向”引起了分工。斯密關于交換引起分工的觀點是本末倒置的,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斯密歷史唯心主義觀點的錯誤。

三、分工受市場范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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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司法警察責任重大,任務繁重,這項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業務部門承辦案件的質量和安全,關系到檢察機關在人民群眾中的聲譽和形象。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司法警察工作的發展相對滯后,檢察系統中或多或少存在著警檢不分、以檢代警,檢警混崗的現象,甚至認為法警可有可無。這種情況在我們院同樣存在,我們院共有三名司法警察,都兼任司機工作,由于精力分散影響了他們正常履行其法警職責。但受基層院編制的限制,這種情況暫時很難改變。那么要搞好司法警察工作出路在哪里,我們認為出路在創新,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抓住機遇,創出司法警察工作的新模式,使司法警察真正發揮其職能。我們院在司法警察工作方面,下一步設想通過利用網絡技術資源來開展工作,向科技要效率,以達到科技強警的目的。

近年來,我院確立以信息化建設推動業務建設和隊伍建設的戰略發展思路,把信息化建設作為推動各項工作的切入點,充分挖掘和發揮信息技術對提升檢察業務能力的作用,努力探索創建信息化檢察機關的發展之路。在信息化建設進程中,初步嘗到了信息化建設所帶來的益處,也獲得了較好的應用效益。我院現在具有完善的網絡系統,建立了兩套局域網,內外網隔離,配備電腦80多臺,每位法警都配備了電腦。為進一步優化網絡功能,提高工作效率,今年年初,我們對警務區進行了改造,建立了技術更先進、性能更強的數字網絡視頻監控系統。該系統為法警工作提供了科學平臺,在現有人手少的情況下,如何利用好該系統為我們的法警工作服務,使之發揮高效作用,是我們目前需要研究的問題,對此,本人就法警工作與網絡監控談一點粗淺的想法。

1.網絡監控與法警的日常保衛工作 維護檢察工作秩序,保障檢察工作的順利進行是檢察機關司法警察的主要任務,也是法警的日常工作,但由于以上說談到的原因,現在僅僅在應付突發事件時,法警才到場,日常保衛工作做得很不到位。現在網絡視頻監控系統為我們法警工作提供了一個平臺,我院的數字網絡視頻監控系統具有10路圖象處理、顯示功能,分別對訊問室、詢問室、接待室、會議室及院大門等處實行監控,中心控制室可同時支持多個上傳畫面模式實時顯示,還可以隨時自由選擇單畫面、多畫面,通過監控軟件可以分別控制、切換、瀏覽所有單點攝像機監控的上傳圖象及畫面,可以任意放大觀看任意攝像機的畫面。實施網絡監控后,法警可以在中心控制室或自己的電腦上同時監控所有的被監控場所,法警在維護檢察機關日常秩序和安全時,只需每天安排一位法警值班,通過自己的電腦,就能監控各個場所,掌握全院的情況,從而大大的節約了人力,一覽無遺的網絡監控系統,為我們的法警工作帶來了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在我們檢察院現有的條件下,法警的職責才能很好的真真的發揮。

3.網絡監控與法警的規范管理 網絡監控系統,也是一種"事中監督與事后核查并舉"的技術,它可

以通過遙控攝象機及其輔助設備(云臺、鏡頭等)直接觀看被監視場所的情況,一目了然;同時它可以把被監視場所的圖象和聲音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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