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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經濟；區域文化；協調發展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9-0-01
區域文化所包含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了一個地區的群體意識、精神風貌、行為規范、管理方法以及價值觀念等各種非物質性因素。對內，區域文化擁有共性；對外，則具有鮮明的個性，有著非常明顯的地域特點，對于當地的經濟社會的發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經濟，今天的區域經濟則是弘揚昨天的文化。江蘇有著相當深厚的文化積淀與豐富的文化傳統，江蘇憑借著沿海、沿江、沿湖的優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獨厚的地域資源，創造出了良好的物質文明。同時又憑借其所擁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一、區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義有很多中，英國人類學家認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說，是包含全部的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做為社會成員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習慣的復合整體。”而哈耶克則認為文化是一宗通過習得的行為規則所形成的傳統，這些規則可能是起源于人類所擁有的能夠在不同的環境情況下知道應該做什么或者是不應該做什么的能力。雖然對于文化的定義各不相同，但是卻有共識，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質、制度、行為以及精神等多個層面所構成的一個完整的體系，文化的內容不加價是包括有生產、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質產品，同時還包括有最為基本的價值理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宗教、思維方式、人際交往方式以及風俗習慣等多個方面。
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人文因素以及歷史發展進程等促進了不同特色的區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環境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各地的政治經濟發展也不平衡，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不斷的進行演變，不同文化群體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廣度以及頻度也存在不同，同時不同地方在長期以來所具有的獨特的不對稱的文化心理積淀，都會直接或者間接的促使處于不同地域內的人們具有各自不同卻又相對穩定的傳統習俗與風土人情，同時也形成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過長期的歷史發展，在部分地理區域中出現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質，處于這個地理區域中的居民的語言、、藝術形式、生活習慣等很多方面都出現了一致性，而區域文化就這樣產生了。區域文化在在某個區域內所形成的思想意識的綜合，是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對一個地區特定的人文歷史境遇進行了反映，同時也是這個地區基本的人文特殊，與其他地區的區域文化存在有區別。
二、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
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相互促進、相互約束。區域文化與區域經濟兩者之間不加價是相互促進的，同時還是相互約束的統一體。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文化與經濟是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同時也是社會系統中的兩大子系統。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是對人的本質的一種體現，都是人為了維持與繁衍自身生產所必須要具備的消費品的歷史過程中所產生出的結果。在很多時候，一些交通條件、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等差異不是很大的區域，其經濟發展的水平也會表現出不相同的情況，有的時候甚至是大相徑庭，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時候不僅僅是經濟因素方面的。因此，我們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從文化方面來對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奇跡”與“欠發達”的現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難以帶來先進的經濟，同樣滯后的經濟也難以產生先進的文化意識。
區域經濟的發展決定了區域文化的發展，區域經濟為區域文化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是區域文化發展的重要基礎，對區域文化的發展進行支撐，同時也決定了區域文化的結構、類型，并促進了不同特質的區域文化的產生。區域經濟的高低也決定了區域文化發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區域文化對于區域經濟的發展卻呈現出推動或者制約的作用。優秀的區域文化能夠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基礎，可以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三、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作用
（一）區域文化為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發展振興，強大的經濟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時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夠被小覷。文化與精神是民族和國家的精神與靈魂所在，能夠對民族和國家的經濟發展進行影響，甚至是會改變整個國家的命運。區域文化能夠為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與精神上的動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僅僅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也使得我們在競爭、追求物質與經濟效益的過程中對價值觀的認同產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則能夠有效的幫助我們緊緊的把握住核心價值體系，從而能夠形成適合當地發展的科學的價值觀，使得市場經濟在利潤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從黨的以來，文化傳統源遠流長的蘇南在改革開發的過程中首先開辦鄉鎮企業發展，快速發展開放型經濟，注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無論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還是物質文明都取得驕人成績。“十二五”期間，江蘇省以推動科學發展、建設美好江蘇為主體，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與效益，真正的實現以人為本、改善民生。在這樣的指導思想之下，才能夠更好的推動江蘇區域經濟的快速、正確的發展。
（二）區域經濟文化對區域間經濟的融合產生影響
區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在其形成過程中因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個體存在的價值觀念，并且有著相當強烈的地域性。這就使得區域文化可以擁有良好的穩定性，不能夠使得處于這種文化氛圍內的社會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受到其影響，共同遵循相同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這樣就會使得區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點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能得到改變，因此可以長時間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因為區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種穩定性，會使得其對外界的美好事物產生一定的抵制，會讓整個區域范圍內的人都習慣于用區域內形成的風俗習慣、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這個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區域文化與客體文化在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碰撞的過程中進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華，或者是僅僅從自身的主觀思想上去選擇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夠進行客觀的接納，為我所用。江蘇地區地理位置十分優越，長期收到各種先進思想觀念的影響和熏陶，同時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這就使得其在經濟發展上也能夠做到對各種先進思想觀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進區域經濟的融合。
（三）區域文化之間的差別對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產生影響
在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仍然是存在著中部、東部、西部之間的差距問題，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來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夠否認的一個原因就是區域文化之間所存在的差別，這些差別對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蘇南、蘇北、蘇中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從改革開放以后，差距又進一步擴大，有著相當明顯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蘇中的揚州、泰州與南通三市處于江蘇的平均水平。蘇北幾個市當前整體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正是因為文化建設的不到位。面對這樣的情況，在十二五計劃中，江蘇省將進一步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同時，江蘇省計劃到2015年時構建起良好的區域創新體系，這不僅僅是對其區域文化的進一步完善，同時也將有效的促進其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
參考文獻：
[1]趙茂林.區域文化對區域經濟模式的影響研究[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3（01）.
作者：陳金松 單位：南陽理工學院
南陽市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分析
(一)縣域經濟整體滯后，地區發展不平衡河南省統計局對108個縣(市)經濟綜合實力發展評價結果顯示，南陽市11個縣(市)平均排名56位，沒有一個進入全省前20位，排名最高的西峽縣僅為第30位，大部分縣(市)處于中間靠后的位置。以上數據表明，南陽市縣域經濟的發展整體上是比較落后的。同時，即使在全市范圍內，各縣域經濟的發展也很不平衡:GDP最高的鄧州市214．2億元，相當于最低的社旗縣2．8倍;人均GDP最高的西峽縣30559元，是人均GDP最低的方城縣10280元的3倍。工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是反映工業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2009年鄧州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57．43億元，是社旗縣15．3億元的3．8倍［3］。(二)縣域經濟的產業集聚區建設同質化嚴重，規模還有待進一步壯大產業集群是指在特定區域中，具有競爭與合作關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關聯性的企業、專業化供應商、服務供應商、金融機構、相關產業的廠商及其他相關機構等組成的群體。產業集群是工業化發展進程中重要的經濟形態，建設產業集聚區是南陽市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的創新舉措，各縣域經濟主體也都將產業集聚區作為促進縣域經濟騰飛的助推器。但在建設過程中，很多縣域經濟產業集聚區沒有自己的主導產業，實際上只是普通的工業園區，相互之間沒有關聯，只是簡單的“集”，而很難形成產業“聚”的競爭力。(三)產業結構調整較慢2009年的南陽市縣域經濟第一、二、三產業間的比例是21．4:51．1:27．5，第一產業比重分別高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3．3個、10．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分別低于全市、全省平均水平4．4個、6個百分點，有7個縣市產業結構還停留在“二一三”的較低層次。與相對發達的地區的縣域經濟產業結構相比，更是存在著較大差距。據全國縣域經濟網的相關數字顯示，中國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百強縣(市)產業結構比例為:一產:二產:三產比例是11．8:55．3:32．9。一產比例最高的達31．2%，最低的是1．9%;二產比例最高的達77．7%，最低的是31．4%;三產比例最高的達43．7%，最低的是17．6%［4］。(四)縣域經濟的工業化程度較低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相關理論，農業的工業化是實現經濟騰飛的必由之路。作為以農業為主體的縣域經濟主體，工業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是富民強縣的根本。統計數字顯示，2007年度，南陽市縣域經濟體內工業國內生產總值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為48%，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數的23．0%，這兩個數字均低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南陽市縣域經濟內規模以上企業增加均值24．31億元，工業發展水平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更遠低于發達縣市。
加快南陽市縣域經濟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一)圍繞農業發展和農民增長，大力發展農業循環經濟循環經濟作為一種物質閉環型經濟形式，倡導以生態型資源循環利用來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單純依賴資源消耗和投入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形式相比，循環經濟更強調資源的節約利用和循環再生［5］。縣域經濟作為一個獨立、綜合的經濟單元，兼有農村農業經濟和城市工業經濟兩種形式，也是融合城鄉經濟的橋梁和紐帶，是促進我國現代化建設、保持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重要基礎。大力發展縣域循環經濟，以農產品的深加工來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全面促進農業和現代化工業的融合，高效利用與循環利用資源，有效減少單位經濟的資源投入，從而實現發展農業和工業化的完美結合。(二)扶植重點產業，不斷為經濟發展注入活力縣域經濟是功能相對完備的綜合性經濟體系，其活動涉及到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各環節及三大產業。但是，縣域經濟又不同于全國的國民經濟，不能追求“大而全”，而要“宜農則農”、“宜工則工”、“宜商則商”、“宜游則(旅)游”，結合本地的資源優勢和歷史傳統，努力打造富有縣域特色的經濟品牌。著名的“中國玉雕之鄉”鎮平縣正是發揮其歷史文化傳統和技術的優勢，“無中生有”培育玉雕文化產業，如今，玉雕已經成為鎮平縣域經濟中的特色支柱產業，在縣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三)突出比較優勢，做大做強縣域產業集聚區按照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緣于歷史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不同的區域和地區都具有其“比較優勢”的產品。從南陽市縣域經濟的發展實踐看，借助產業集群作為促進和帶動縣域經濟騰飛的“增長極”，各縣域經濟單元逐步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優勢的集群化發展路子，如:南陽鎮平縣的玉雕產業、西峽縣特色工業、特色農業和特色旅游業、桐柏的堿化工產業、社旗的白酒產業等，在全國都有相當的知名度。但在產業集聚區的發展中，各縣域經濟單元也存在著沒有注重產業的關聯度和適應性，產業集群存在同質化等問題。縣域經濟主體一定要避免建設中的同質化，突出比較優勢，培育主導產業，打造富有縣域特色的產業集聚區［6］。(四)加大對縣域經濟的支持力度，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縣域經濟主體不僅是市場調控和資源配置的主體，更是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在對縣域經濟發展指標的考量上，不能單純把縣域經濟規模的壯大和發展速度作為指標，要把城鄉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和農業的發展、農民的增收、新農村建設等社會發展進行綜合考評。要注重市、縣兩級管理機制的創新，不斷強化縣域經濟主體的經濟社會管理職能和社會服務職能，使之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發展單元。要不斷解放思想，鼓勵縣域經濟主體積極通過大力開發縣域人力資源，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生活條件，吸引外來人才，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和技術優勢，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時序立體數據表全局主成分分析雷達圖
在重慶市“一圈兩翼”發展戰略中,三峽庫區被稱為“渝東北翼”,它包括11個區縣,幅員面積占全市總面積的41.1%;2007年末常住人口847.01萬人,占全市總人口的30.01%(重慶統計年鑒2008),由于受自然地理因素的制約和歷史條件的影響,三峽庫區產業發展基礎薄弱,經濟總量偏小,農業人口多,投入產出偏低,貧困人口集中,是重慶市經濟發展的“短板”,因此分析研究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動態發展狀況,對破解發展失衡,搞好城鄉統籌,協調區域發展,成為一個迫切的問題(張婕、蘇維詞,2009;馮維波、彭麗,2009)。本文應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雷達圖分析方法對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進行實證分析。
變量、樣本的選取及研究方法
(一)變量的選取
根據三峽庫區的實際和特點,本文選取12個指標作為變量來刻畫,它們是:X1:地區生產總值(億元);X2: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元);X3: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萬元);X4: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萬元);X5:地方財政收入(萬元);X6: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元);X7: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元);X8:每萬人衛生機構床位數(張);X9:每萬人專業技術人員數(個);X10: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X11:城鎮經濟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元);X12:人口城鎮化率。
(二)樣本的選取
變量確定后,選取2003年、2005年、2007年三峽庫區所包括的萬州區、梁平縣、城口縣、豐都縣、墊江縣、忠縣、開縣、云陽縣、奉節縣、巫山縣、巫溪縣共11個區縣的12個指標值的動態數據為樣本(重慶統計年鑒2008、2006、2004),構成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的時序立體數據表。
(三)研究方法
對已構成的時序立體數據表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統一的主成分子空間,該子空間保證了系統分析的統一性、整體性和可比性,進而對整個系統進行比較和評估,解決了采用橫截面數據,不能動態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問題,彌補了采用單一統計指標分析問題,無法全面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整體狀況的缺陷。這種分析方法就是全局主成分分析,然后用雷達圖的方法對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給以更直觀、更清楚的刻畫。
實證分析
本文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使各變量之間具有可比性。
(一)全局主成分分析
對上述時序立體數據表進行主成分分析,把多個指標轉換成較少的幾個互不相關的綜合指標,得到統一的主成分公因子,提取立體表的絕大部分信息,從而對樣本進行分析、評價。
1.多重共線性檢驗。調用SPSS的“DataReduction”中的“Factor”過程進行主成分分析(張文彤,2002),計算出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并對是否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進行KMO檢驗和巴列特球度檢驗,結果顯示,樣本數據適合進行主成分分析,見表1。
2.主成分分析。以方差累計貢獻率大于80%為原則提取主成分,在SPSS軟件中計算結果為提取前三個主成
分Z1,Z2,Z3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87.65%,分析過程從略;其中Z1貢獻率是66.04%,主要反映經濟發展的總量水平;Z2貢獻率是11.72%,是從人均經濟占有量方面來衡量社會經濟發展水平;Z3貢獻率是9.90%,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科技衛生因子;這樣用三個主成分就能反映原始變量的87.65。
由SPSS軟件計算所得的主成分得分系數矩陣構成三個主成分的計算公式,計算得各區縣的主成分得分(略),它們從三個方面綜合反映了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水平,但是單獨使用某個主成分,并不能對各區縣經濟動態發展水平做出綜合評價,因此本文以Z1,Z2,Z3的方差貢獻率為權重,加權求和構成衡量各區縣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得分函數:
Y=0.6604Z1+0.1172Z2+0.0990Z3并計算Y值,如表2所示。
從表2看到:2003、2005、2007年綜合得分排在前3名的是:萬州區、開縣和墊江縣,其中萬州區領先優勢明顯,各項指標也排在前列,2007年地區生產總值在190億元以上,是三峽庫區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忠縣的名次發生了位次變化,由2003年的第8名到2005年的第7名再上升到2007年的第4名,這是由于該縣從承接“一圈”,傳遞“兩翼”,建設三峽庫區生態經濟核心產業帶出發,在產業發展、基礎設施、機制創新等方面積極與“一圈”全方位對接,借“一圈”發展之勢,實施工業強縣,實現了全縣經濟社會在三峽庫區率先加快發展。相反2007年綜合得分排第7名的云陽,在2003年和2005年都排在第3名,是由于這幾年別的區縣抓住機遇得到快速的發展,使得原來基礎較好的云陽落后了。城口縣、巫山縣、巫溪縣綜合得分排在最后,這幾個縣都屬于農業經濟為主的地區,農業經濟成分較大,綜合經濟實力弱,工業經濟比較落后,對GDP貢獻較小。
(二)雷達圖分析
1.繪制綜合得分雷達圖。在綜合得分值的基礎上,繪制綜合得分雷達圖。其步驟如下:首先作一個圓,并把圓周分為11等分;其次,連結圓心和各分點得到11條輻射狀的半徑,即為11個區縣的坐標軸。然后,將各區縣2007年的綜合得分值映射到相應坐標軸上,再把坐標軸上對應的點依次連接起來,得到11邊形,即為平面表示的11維雷達圖(見圖1)(付、方德英,2007)。它清楚地反映出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動態發展的“姿態”。
2.雷達圖分析。從雷達圖1看到,閉環上點的位置越靠外,則該區縣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越靠內,則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這樣雷達圖清晰地給出了各個區縣在三峽庫區區域經濟對比中的相對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
在圖1中,萬州區相應點的位置最靠外,表明該區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它在三峽庫區的中心地位突出,其綜合得分值遙遙領先,與其它區縣形成較大的落差;其次是開縣、墊江縣、忠縣、梁平縣,它們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但是與本區域的萬州區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加快發展縮小差距,以形成三峽庫區協調發展的城市群;最靠內的是巫溪縣、巫山縣兩個縣,其經濟發展落后,需要高度關注,加以積極的幫扶,使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
結論
第一,三峽庫區區域經濟近年來得到了穩步發展,特別是萬州區、忠縣等區縣發展更快,他們在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為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揮了“助推”的作用。
第二,在加快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注重發展的統籌性,要加快開縣、墊江縣、忠縣、梁平縣的發展,縮小與萬州區及主城各區的差距,逐步形成三峽庫區協調發展的城市群;并且把三峽庫區的發展與“一圈”建設統籌協調起來,通過優先發展“一圈”,增強對三峽庫區的反哺能力,并加強對三峽庫區優勢產業發展的扶持,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
第三,在加快三峽庫區區域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依據三峽庫區的自身特色,充分發揮長江水道大通道優勢,增強要素聚散能力,發展通道經濟,發展壯大現代綠色農業、生態旅游業、鹽氣化工、新型材料等支柱產業,形成長江上游特色經濟走廊、長江三峽國際黃金旅游帶、長江流域重要生態屏障。
這樣在重慶市“一圈”“火車頭”的帶動下,三峽庫區的經濟發展實現“提速提檔”、“做特做優”,盡快達到我國中西部地區平均發展水平,實現重慶市經濟又快又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張婕,蘇維詞.基于產業集群的萬州區產業專型研究[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9(1)
2.馮維波,彭麗.后發優勢與渝東北地區經濟發展分析[J].重慶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1)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
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海南國際旅游島是中國與國際接軌前言化的象征，該地景區代表著中國的國家形象，其品牌視覺設計需要根植本地地域文化進行建設和提升，景區品牌的視覺設計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是一套系統的、嚴格的視覺體系。它主要是品牌在建設初期的標志設計、VI視覺設計的導入與執行、終端系統形象的建立等。具體包含品牌的標志設計、VI設計、廣告設計、網站設計等諸多方面。海南少數民族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海南國際旅游島品牌形象則是對海南省多元文化的集體結晶。各類景區品牌通過其系統的視覺設計所呈現出的外在形象，能使消費者及社會公眾對品牌有一個更加完整的認知與評價。
(一)海南景區項目的導入
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建設開發，吸引了國內外大量的游客，該地著名景點主要有天涯海角、南山寺、鹿回頭、南灣猴島、火山口、文筆峰、美麗之冠、博鰲、東坡書院、落筆洞等，目前大部分景區以自然景觀為主，其品牌形象不完善或不統一，跟不上國際旅游島的發展節拍。在品牌形象的視覺設計過程中，有必要堅持“戰略性設計”的原則，即“強烈的視覺沖擊、精確的概念傳達、獨特的識別記憶”。［3］故景區的視覺形象建設需要重塑或者提升，使之成為海南國際旅游島品牌的形象亮點。
(二)學生主體需求的關注
1．以興趣為前提的合作團隊根據海南國際旅游島景區品牌的不同方向，改變傳統的“教師臺上教、學生臺下學”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從中找尋自己的興趣方向，并組成興趣小組，將全班座位按小組重新分區安排，方便小組成員之間學習探討、分工以及合作完成各項任務。以此種方式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和創新意識，同時培養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同時教師適當設問引導，參與到各組的討論，聽取學生的意見，鼓勵小組成員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看法，積極爭辯，有的問題先在小組內部找到解決的方法。2．以能力為本的項目教學圍繞景區品牌項目為方向，學生建立項目興趣小組后，以游客、設計師和決策者的視角去景區進行具體品牌實地調研、問卷調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挖掘本土的黎苗文化、疍家文化等，繼而根據景區目標市場、競爭品牌、差異重點、風格形象進行景區品牌定位，再制定出景區品牌的設計策略，在此基礎上進行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和品牌視覺推廣等項目技術路線。目前，學生通過課程的引導、學習和探討，自發挖掘和設計的主要景區項目有:“鹿回頭”景區形象識別系統設計、“落筆洞”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小組分工后，學生積極性較高，“鹿回頭”景區設計小組的同學發現這個老景區門票不高但游客呈現下滑減少的局面，經過調研和分析獲知該景區雖然有相關的形象設計，但是整體形象不系統不完善，沒有主題訴求，同時導向性不強，沒有形成鮮明的品牌印象。考慮到“鹿回頭”是本土家喻戶曉的愛情傳說，故景區形象以黎苗文化和情愛文化為品牌定位的切入點，進行核心元素的挖掘、提煉和重構，展開品牌形象系統的重塑。而“落筆洞”景區設計小組的同學發現這是一個未開發的景區，但是“落筆洞”的傳說是海南家喻戶曉的傳說，需要以此為方向，從景觀開發和視覺識別系統設計同步進行積極的設想和創建設計，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同學們駕馭知識、運用知識的能力，不管是創建品牌形象還是重塑品牌形象，在后期的設計成果評價中得到了較好地體現和證實。3．以互動為模式的探討交流以該課程中局部的具體內容為基礎展開平等提問、討論、交流。如品牌調研中的問卷調查、5W分析和4WOAT分析，進行“鹿回頭”景區形象識別系統設計、“落筆洞”景區品牌視覺設計策略的思考;通過優秀案例講解、案例實踐的形式幫助學生對課程中的部分內容加深體會，提高學習效果，它可以使學生對看似深奧、枯燥的課程內容充滿學習和挑戰的激情。每周各小組指派一名成員，用PPT的方式在講臺上講解、演示匯報一周的工作進程，同時將遇到的問題和下個周期的任務提出來，其它小組扮演客戶方和游客從各個角度提出客觀的意見和建議。在各組方案進程的交流互動中，教師只在最后的總結中，將不同的意見作綜合的比較，讓各組找到最適合本組的建議，教師的意見不再是標準答案，其作用主要是引導各組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4．以角色互扮為形式的身份體驗各小組同學是本組項目的策劃設計者，也是其他小組項目的客戶決策者、旅游觀光者，在整個景區品牌形象設計課題中互相扮演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視角提出各種尖銳客觀的問題，而項目組同學必須根據問題給出中肯的答案。學生實地景區考察，以不同的身份去體驗景區給人留下的心理印象，以此鍛煉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的不同視角看事物的能力，提升設計思維。
(三)海南地域文化的挖掘
海南地域文化是指在海南島境內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社會心理共同構成的綜合因素，包括海南省北緯18°的海岸自然地理特征、歷史文化特征、少數民族民俗特征、海洋文化特征和現代時尚文化特征等多方面，呈現出多樣性、綜合性、獨特性的特點。出色的景區品牌視覺設計是本土地域文化與設計藝術的巧妙契合體。地域文化是藝術設計的根基和底蘊，有生命力的設計元素來源于地域文化的提煉。只有挖掘到海南地域文化差異性，才能讓景區品牌形象具備獨特識別性、藝術創新性、系統規范性等特點，才能讓旅游者對海南國際旅游島留下獨特、有序統一的視覺印象。在海南國際旅游島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地域文化的挖掘中，比較突出的有黎苗文化、疍家文化，同時鹿回頭、大力神、黎母說、椰子說等民間傳說也賦予了海南島地方色彩。這些深層的地域性元素就是海南國際旅游島的“地方精神”“地方意識”“地方認同感和歸屬感”。旅游者來海南景區旅游本身是一個心靈放松、感知景區品牌形象、留下深刻印象的過程。因此景區品牌形象設計必須深入提煉地域文化，挖掘出符合人們的審美需求和體現景區特色的獨有元素。
二、教學效果與評價
以“海南地域文化為根基的景區”為中心的品牌視覺設計實踐教學研究探索與實驗，是教師在實施研究過程中尊重學生個體差異、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課程實踐的基礎上展開的，應該說品牌視覺設計項目實踐的過程就是不斷探索的過程。教學實驗效果與評價如下:
(一)學生創新能力明顯提高
本次景區品牌視覺設計課程教學實踐中，以“鹿回頭”和“落筆洞”為2個主題方向，以海南地域文化與現代設計結合為切入點展開。這兩個主題方向在景區調研分析和景區品牌策略定位后，每個同學創作出了不同的景區品牌視覺的方案，體現出在總目標定位后，設計思維呈現出多樣化的特征。特別是“鹿回頭”小組在集體調研分析和定位后，出來了4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設計方案。
(二)學生主觀能動性明顯增強
通過強調師生之間、設計小組之間的溝通與探討，學生與景區機構之間的交流，學生積極主動地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市場需求、競爭對手、品牌策略等進行全面研究分析，大部分學生的學習目標性和積極性明顯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增強。“鹿回頭”景區品牌視覺形象設計小組的王曉婷同學，在參與小組景區的調研和定位中確立為民族氣息的情愛文化，設計系統要素的設計中突出表現吉祥物，并設想了一些婚禮、情人節等活動在景區展開以提高人氣，同時根據活動主題選用不同色彩的彩球，運用編織、捆扎、纏繞、鑲嵌、粘貼、空飄等方法，而構造出不同的平面、立體的文字和圖形。如拱門、迎賓短柱、球鏈、愛心、壽桃、星星、桌上花、路邊花、吊飾、卡通人、巨龍、心心相印等來活躍景區氣氛。該課程結束后，該同學專門學習魔術氣球的設計和制作，以創建某品牌魔術氣球進行創業，并在海南國際旅游島的賽事活動、景區、商務會展、公司活動、婚慶等場合市場推廣。體現出課程對學生能力的促進和積極思考的延續性。
(三)品牌視覺設計體系觀念和團隊精神提升
《品牌視覺設計》課程是視覺傳達設計專業中綜合性非常強的課程，涵蓋了標識設計、包裝設計、廣告設計、VI設計、網頁設計、商業插畫設計等前期課程。要求學生以品牌為方向，具備全局和整體的設計思維。在各設計小組共同調研、策劃、設計、制作過程中，學生對于景區品牌視覺設計的項目流程和項目體系觀念增加，景區標志、景區導示系統、景區吉祥物、景區紀念品、景區網站等可以系統全盤考慮。同時進一步培養了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學們根據課題有了工作日程安排的觀念，也改善了以往自己閉門造車的設計模式，互相提問互相點評互相促進，同時團隊精神得以提升。
(四)教學效果明顯改善
在品牌視覺設計教學實踐中，為了使學生了解現代設計教學必須適應時展、市場需要，在7周教學時間中按品牌形象策劃(20%)、品牌設計定位(20%)、品牌形象要素設計(30%)、品牌應用與推廣(15%)、品牌提案與評估(15%)5個周期進行項目進展匯報和周期小結。設計小組每周匯報方案進展的時候，教師和各組成員都及時做好記錄和評分，再根據實際情況定期分析及時調整方案。本次教學實踐最后的環節就是舉辦教學成果匯報展和視覺傳達設計專業的品牌視覺設計教學教改研討會。在教學過程評價中，90%的同學對本次品牌視覺設計教學表示滿意，在學生評價中前三名都是將設計定位于海南民族民間藝術與現代設計相結合的方案。不同目標課題的小組從景區案例調研分析和地域文化挖掘分析之后，展開了景區標志、標準色彩系統、導示系統、交通設備視覺形象、公共服務設施、區吉祥物、網站、景區戶外廣告、紀念品等方面的形象設計。在教師的集體評價中，效果最好的是“鹿回頭”品牌視覺設計組。本組同學最后形成了4個比較有針對性的設計方案，特別是王杰同學設計的鹿回頭景區形象，把黎錦元素和黎族船型屋元素作為創意源點，從創意源點展開以“鹿回頭”景區標志為核心的系統設計，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整體形象系統。景區標志(見圖1)以黎錦圖案構成鹿的造型，色彩采用大面積鮮艷的綠色和和小面積橙色搭配，體現本土黎苗族的自然風光生態之美和愛情文化的蔥郁;該景區導示系統(見圖2)以船型屋的造型和元素進行導示牌和警示牌的設計，并在此基礎上繪制了特色的旅游線路圖，導示系統功能突出且有地域特色;同時景區交通工具視覺形象、公共服務設施、吉祥物、品牌網站、戶外廣告、紀念品都以鹿回頭景區標志風格為核心，進行系統延展，著重體現鹿回頭公園的黎族文化、情愛文化和生態展示，給游客以溫馨的情感氛圍和審美感受。與之相比，“落筆洞”品牌視覺設計小組中有2個方案視覺沖擊力則不是很到位。從根本上來說，通過師生評價，效果最好的都是將設計定位于民族文化、體現地域特色的品牌視覺設計。應該說本次海南地域文化視野下的景區品牌視覺設計實踐教學研究的探索獲得成功。
三、結語
【關鍵詞】經濟區域劃分
一、引言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合理劃分經濟區域，無論是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決斷，還是對經濟的更好協調發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外對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研究起步較早。美國區域經濟學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區域視為一個聚合體，可以減少所掌握和處理的事件，這有助于描述區域。”美國等發達國家進行經濟區劃方法主要是聚類分析法。國內學者對于經濟區劃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國生產力分工的區劃模式。劉再興(1985)把全國劃分為六大一級經濟區；胡序威(1994)將全國組合成六大經濟區；鄒家華(1996)提出了七大經濟區的劃分；厲以寧(2000)給出了現行的中國經濟區域打破省、市、自治區的界限，以專區或縣為單位的區域劃分結果；在《中國發展研究報告》（2003）一書中，作者將中國大陸劃分為經濟區。顧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經濟區；楊建榮（1996）中國分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國建設“九大都市圈”的設想。總的來看，在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統一的理論體系。
本文在對經濟區域劃分時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確定各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分值，再用聚類分析方法進行劃分，最后確定最佳方案。
二、經濟區域劃分指標體系的構建
1、指標評價體系設立的原則
（1）全面性原則。省市綜合競爭力評價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很難用一兩個指標全面地反映出來。因此，需設置相應的具體指標來反映各方面的具體效果，從而保證評價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學性原則。指標的選擇、指標權重的確定、指標的計算與合成，必須以公認的科學方法為依據，這樣才能證明分析結果的真實性與客觀性。（3）可操作性原則。指標的選取、相應指標量化的計算與合成、體系結構的建立應有很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數據資源要便于獲取，準確可靠，盡量利用現存數據和已有的規范標準，以便于計算。
2、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根據上述構建原則，主要從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設施以及能源優勢四個方面，通過12個單項指標構建省市綜合競爭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數=（運輸線路總長度/地區土地面積）*（貨運量/貨運周轉量）②資源綜合優勢度=（資源數-地區數-資源排名之和）/（資源數?鄢地區數-地區數）；資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氣。）
三、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方案設計
1、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現狀
中國是國內地區間自然地理、人口資源、經濟和社會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地區發展不平衡是中國國情的基本特征。從地區生產總值來看：東部沿海省市在全國所占比重過半，并且增長速率也比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約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經濟區域劃分的原則
區域劃分既要遵循區域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又要方便區域發展問題的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中國的區域劃分應該遵循以下原則：（1）地域相鄰。在空間上應互相毗鄰，自然條件相近。保持行政區域的完整，同時要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積聚地區的經濟發展，保持民族自治區的完整性。（2）經濟發展水平接近。各成員在經濟上聯系密切或面臨相似的發展問題，社會結構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組織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功能。每個經濟區至少應給有一個作為經濟中心的城市。（4）規模適度。每個區域的成員個數不宜過多，規模過大則不利于區域研究和區域政策分析。
3、中國經濟區域劃分的具體方案設計
中國經濟區域劃分方案設計的總體思路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個層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離聚類的方法遵循以上劃分的原則得出經濟區域劃分的結果。之所以沒有采用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出綜合得分的方法是因為把四個層次的因子綜合計算得分的時候，由于像GDP這樣的因子在諸成分分析計算時所占的比重較大，這種計算方式會忽略所占比重較小的因子如：自然資源的對衡量省市實力的影響，但是這個因子在衡量省市實力的時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層次計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經濟發展、金融發展、基礎條件和資源優勢的得分。
本部分共選取了全國31個省市作為樣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關指標的原始數據，對原始數據的分析采用SPSS14.0軟件實現。數據的標準化最常用有兩種方法，一是平均數法，一是中位數法。這里就截面數據而言，采用平均數法，并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從表二所描述的評價指標體系可以看出綜合競爭力評價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個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決定的。對照該表，我們建立了由兩個層次的因素所構成的綜合評價因素集，即第一層次的因素集為U=｛U1,U2,U3,U4｝，第二層次共有4個子因素集，它們分別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對上述指標的數據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獲得樣本的相關系數矩陣、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貢獻率和正交因子旋轉矩陣（詳見附錄），樣本數據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層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離聚類方法，根據以上劃分原則，考慮到目前各種劃法的弊端，我將中國大陸分為如下七個區域：
第一組：新疆，陜西，山西，甘肅，內蒙古西，青海，寧夏
第二組：，廣西，貴州，云南，四川，重慶
第三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組：廣東，福建，海南
第六組：山東，江蘇，浙江，上海
第七組：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東
以上各組的中心城市分別為：西安、重慶、北京、武漢、廣州、上海、沈陽。這里有如下幾點說明：一是由于內蒙古省東西綿延距離較遠，結果把該省分劃為東西二部分，分別與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為一組；二是傳統觀念上認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將該省與西北部的省份結合在一起，組成新的經濟發展區域；三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河北省理論上的結果應與湖南、湖北等省份劃分在一個區域，但考慮在現實發展中，中部地區的區域面積過大，不利于其發展且河北省本身就與北京、天津二個直轄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確定最后結果時將該省與北京、天津組合成一個新的區域，以北京為中心城市。
四、結論
鑒于目前關于中國區域的各種劃分方法存在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國經濟區劃的理論、方法和實踐的基礎上，以一個全新的視角-金融角度，對我國經濟區劃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索，建立了經濟區劃的理論和方法模型，并經過實證分析，提出了劃分中國區域的一種新的方法。
【參考文獻】
[1]高洪深：《區域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區域經濟通論》[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9
[3]侯景新：尹衛洪《區域經濟分析方法》[M]，商務印書館，2004.12
(一)耦合協調度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是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礎上演化而來的。在物理學中，耦合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耦合度是用來描述系統或要素之間彼此作用的影響程度［6］。借鑒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建立多個系統的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對判別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作用的強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此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它只能說明兩個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無法反映二者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例如當兩個系統發展水平都較低時，同樣也可以得到兩個系統協調度較高的結果。而協調度可以度量系統之間或系統內部要素之間在發展過程中協調狀況好壞程度，也就是說可以真實地反映其協調發展水平的高低。為此有學者引入了協調度的概念，將模型加以改進，構造出了一個可以反映兩個系統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模型，以評價系統相互耦合的協調程度。
(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計算模型根據公式(3)和(4)，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因此需要建立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來衡量二者的發展水平。本文采用熵值法來確定兩個系統的指標權重同時采用極值變換法進行標準化，為了滿足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對數據非負的要求，借鑒楊慧的處理方法將標準化后的數據加0．01做非負化處理［11］。對于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計算，采用線性加權法。
(三)耦合協調度劃分標準對于系統耦合協調度的判斷標準，目前學術界仍然沒有形成定論。在對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研究重點，綜合參考陳基純、暖［12］以及楊慧［11］的分類方法將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劃分為6個等級。
二、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
成都作為中西部綜合競爭力最強的現代特大中心城市，由于受到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成為許多知名企業尤其是房地產開發企業進軍西部地區的首選城市和投資熱點區域，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和壓力，因此成都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尤顯重要。為此，本文以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的耦合協調狀況。
(一)指標體系構建及權重確定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涉及社會、經濟和環境等方面的各個要素，根據評價指標選取的全面性、動態性、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則，結合研究區域特點，構建了衡量二者發展水平的評價指標體系，見表2。本文數據來源如下:土地價格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地價動態監測系統，其余土地市場指標數據來源于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分析報告》和《成都市房地產市場研究年報》，2005－2011年區域經濟指標數據來源于2006－2012年《成都統計年鑒》，2012年區域經濟數據來源于2012年成都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運用熵值法確定兩個系統的各指標的權重一并在表2中列出。
(二)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首先根據式(5)和(6)，計算出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然后根據式(2)和(4)，計算二者的耦合協調度(根據計算出的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通過變異系數法，計算得到α，β分別為0．386和0．614)，結果見表3。同時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及表1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的劃分標準，將成都市2005－2012年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狀況的評價結果一同列于表3。
(三)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分析根據表3，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的耦合協調度分值除了2008年出現下降之外，其余年份都呈增長趨勢。耦合協調度的分值，由2005年的0．087增加到2012年的0．517，年均增長6．14%。由此可見，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兩個子系統間相互配合、相互推進的作用在逐漸增強，系統運行績效逐漸提高，耦合協調關系逐漸趨向良好發展。但值得注意的是，該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仍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協調度得分比較低，耦合協調度的均值為0．320，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結合表1和表3中的數據，繪制出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復合系統耦合協調類型劃分圖，由圖1可以直觀地反映出2005－2012年成都市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關系的變化趨勢。具體可以劃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5－2006年，此階段耦合協調類型由極度失調衰退類轉變為一般失調衰退類。在該階段成都市區域經濟的發展滯后于土地市場，土地市場的發展對區域經濟的規模擴張效應、激勵效應和結構優化效應發揮作用，刺激區域經濟發展，但是由于二者發展水平均較低，造成耦合協調度處于不可接受區間。第二個階段是2006－2011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一般失調衰退類過渡到勉強耦合協調類，耦合協調區間由不可接受區間跨到過渡區間。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遭遇瓶頸，復合系統的發展由區域經濟滯后型轉變為土地市場滯后型，區域經濟發展對土地市場的資金支撐效應和激勵效應得到發揮，造成耦合協調度出現下降再上升的變化狀態。第三個階段是2011－2012年，此階段二者耦合協調類型由勉強耦合協調類過渡到初級耦合協調類，雖然二者發展水平都得到提升，耦合協調關系得到進一步提升，但是增幅不大，導致該階段耦合協調區間仍屬于過渡區間。綜上所述，成都市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過程可以用“二三四”來概括，即耦合協調過程跨越不可接受區間和過渡區間兩個區間，耦合協調關系經歷三個變化階段，耦合協調作用遵循了極度失調衰退一般失調衰退勉強耦合協調初級耦合協調四個路徑。
(四)土地市場與區域經濟耦合協調度影響因素分析由前文分析可知，復合系統的整體協調功能處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土地市場和區域經濟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根據表3中的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分值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分值繪制出圖2。由圖2可以發現，2005－2012年土地市場的發展水平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周期性變化，而區域經濟的發展總體呈上升趨勢，但是增速緩慢。2008年，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和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都跌到最低，這可能與“5．12”地震的影響和全球金融危機有關。區域經濟子系統應對外界變化，可以較好地面對危機，保持自身的緩慢增長，而土地市場發展水平卻由2007年的0．180下降到2008年的0．053，下降幅度高達71%，之后連續3年的發展水平分值都低于2007年的0．180，由復合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促進因子變成了制約因子。這說明與區域經濟相比，土地市場發展的穩定性較低。土地市場發展的失衡，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導致區域經濟增幅較緩慢，從而造成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總體偏低。由此可見，土地市場發展失衡是導致近幾年來土地市場區域經濟復合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協調類型偏低的主要因素。
三、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