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24 17:02:5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非遺文化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我國文化部分別于2006年、2008年以及2011年確定三批國家級非遺名錄1000多項。通過對國家級各類非遺名錄的研究分析得知非遺名稱通常具有兩個明顯特點：非遺名稱中包含人名、地名、民族名等專有名詞；非遺名稱中包含中國文化特色詞語。例如，牛郎織女傳說、梁祝傳說、魯班傳說、屈原傳說、傳說、莊子傳說、觀音傳說等名稱中包含人名；安塞腰鼓、臨夏磚雕、青田石雕、西安鼓樂、紹興釀酒技藝、景德鎮手工制作技藝、紫陽民歌、北京評書等名稱中包含地名；傣劇、壯劇、藏戲、布依戲、侗戲、回族民間樂器、滿族民間故事、瑤族民歌、土家年、滿族刺繡等名稱中包含少數民族名稱；琵琶藝術、古箏藝術、笙管樂、山東梆子、少林功夫、蒙古族呼麥、南音、秧歌、太極拳、那達慕等名稱或包含或直接為中國文化特色詞語。商洛市非遺是我國非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其名稱具有我國非遺名稱的普遍性特點；但同時，由于受到地域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它也具有自身的特點。
（一）商洛市非遺名稱具有規律性
商洛市各級各類的非遺名稱構成具有規律性，大部分非遺名稱由地名+屬名組成。例如商洛花鼓、商洛民歌、商洛道情、鎮安花鼓、鎮安漢劇、鎮安臘肉、鎮安泥塑、鎮安紙扎、鎮安嗩吶、洛南木偶、洛南麥稈畫、洛南剪紙、洛南包谷酒、洛南砂鍋、洛源豆腐干、商南香包、商南草鞋、商南火紙、山陽情歌、山陽民間故事、山陽婚俗、山陽酒話、山陽粉條、山陽孝歌、漫川菜肴、柞水漁鼓、商州燈彩、商州面花、商州刺繡、商州土布、黑龍口豆腐干、丹鳳石刻工藝、丹鳳民間歌謠、丹鳳二黃、丹鳳手工豆腐、丹鳳草編等非遺名稱的前半部分表明非遺項目產生的地方，后半部分表明其屬性或類別。翻譯此類非遺名稱時，地名一般采用音譯的方法，屬名可根據其特點選用具體的翻譯方法。
（二）商洛市非遺名稱中包含地域文化特色詞語
非遺名稱中經常出現中國文化特色詞語。這些詞語為中國文化所特有，具有獨特的文化信息內涵，因此翻譯時很難在另一種語言中找恰當的對等表達[5]。例如，上述國家級非遺項目名稱中的“琵琶”“古琴”“笙”“梆子”“功夫”“呼麥”“南音”“秧歌”“太極拳”“那達慕”等詞語都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都屬于中國文化特色詞語。商洛非遺名稱中有大量的地域文化特色詞，如“商洛花鼓”中的“花鼓”，“洛南靜板書”中的“靜板書”，“商洛道情”中的“道情”“，商州狗娃咪”中的“狗娃咪”“，洛源糍粑”中的“糍粑”“，鳳鎮高蹺”中的“高蹺”“，柞水漁鼓”中的“漁鼓”“，洛南嗩吶”中的“嗩吶”“，丹鳳二黃”中的“二黃”，“丹鳳高臺芯子”中的“高臺芯子”，“鎮安紙扎”中的“紙扎”，“商南火紙”中的“火紙”“，商南試馬社火”中的“社火”等詞語都為地域文化特色詞語。該類詞語具有鮮明的地域特點和獨特的文化內涵，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語，因而形成了翻譯的難點。
二、歸化、異化理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英譯
根據英國《翻譯學詞典》的定義，歸化指譯者在翻譯中采用透明的、流暢的語言風格以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譯策略；異化指譯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陌生感，打破目的語語言常規的翻譯策略[6]。歸化、異化理論來源于德國思想家施萊爾馬赫。1813年，他在演講“論翻譯的方法”中指出翻譯無非兩種方法：譯者盡量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靠近讀者；譯者盡量不打攪原作者而讓讀者靠近作者[7]。美籍翻譯理論家韋努蒂于1995年在《譯者的隱身》一書中正式提出歸化與異化的概念。韋努蒂認為：歸化主張將目的語讀者放在首位，譯者應考慮目的語讀者的文化習慣，對原文采用同化手段，使譯文符合目的語國家的主流價值觀念、政治需求、社會規范等；異化主張將源語文化放在首位，翻譯的目的在于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譯者應在遵守源語文化、語言習慣的基礎上翻譯[8]。異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文化自戀、文化移植、民族優越感、帝國主義以及種族主義，可以豐富目的語文化與語言，可以推動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有利于建構民主的地緣政治關系[7]20。如上所述，非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與文化特征。非遺英譯的目的在于讓中國文化走出去，讓西方國家了解中國文化，從而達到世界文化多元互補，和諧共進的格局。在非遺的英譯過程中，譯者應遵循“”的原則，避免用西方國家的文化、語言與意識形態替換、改寫中國文化，抹煞中國文化的特質，模糊中國文化身份。譯者應尊重、保留中國非遺中所蘊涵的文化信息，語言特色[9]，應在保證譯文可讀性的前提下盡量保持其異國情調，從而激發西方讀者了解中國文化的好奇心，推動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實現不同文化間的平等對話。然而，由于非遺名稱中包含很多專有名詞與中國文化特色詞，因而一味地追求語言上的異化會導致譯文的晦澀難懂，導致目的語讀者無法理解原文或失去閱讀興趣，使得中國文化精髓無法在國外傳播。因而，在中國非遺英譯的過程中，譯者應巧妙的運用異化與歸化的策略，盡量做到文化層面的異化與語言層面的歸化相結合[10]。
三、歸化、異化視角下商洛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稱的英譯方法
商洛市非遺名稱包含大量地名以及具有鮮明文化特色的詞語，為了最大范圍保留非遺名稱所蘊涵的文化特色，譯者可在異化策略的指導下采用音譯兼直譯或音譯兼注釋的翻譯方法。
（一）音譯加直譯
音譯是把一種語言的詞語用另一種語言中與其發音相同或相似的語音表示出來的翻譯方法，音譯通常用于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以及民族特色詞語的翻譯[11]。直譯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意義與語言形式，保留源語的異質特點，激發目的語讀者的探索異域文化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因此為非遺名稱英譯的首選辦法。商洛市絕大多數非遺名稱由地名+屬名組成，地名可采取音譯的方法，大部分屬名可采取直譯的方法[12]。
（二）音譯加注釋
非遺名稱中包含一定數量的文化特色詞語，這些詞語在目的語中找不到對應的詞語來表達。在翻譯此類詞語時，譯者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例如，國家級非遺項目“商洛花鼓”中“花鼓”是戲曲的名稱。通過研究有關商洛花鼓起源、發展歷史的資料得知：“花鼓”一詞與“花”并無聯系；“鼓”源于“鑼鼓為該戲曲的主要伴奏樂器”。商洛花鼓融合了商洛本土的山歌、小調，兼收渭南、華陰秧歌、迷糊小調。由此可見，“商洛花鼓”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按照字面意思翻譯不能準確的表達其文化內涵，因此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譯為再如，市級非遺“洛南嗩吶”中的“嗩吶”為中國文化特色詞語，英語國家沒有與此完全對應的表演形式，因此可音譯為但單純的音譯不易被目的語讀者理解，故可加上表示類別或屬性的詞語“music”，該非遺名稱可譯為。另外“，商洛道情”“洛南靜板書”“劉秀的傳說”“丹鳳曲劇”“丹鳳二黃”“丹鳳社火”“商南火紙”“柞水漁鼓”“洋芋糍粑”等非遺名稱都可采用音譯加注釋的翻譯方法，譯文分別為
（三）意譯
在商洛非遺名稱中，部分非遺名稱中的屬名不能采取直譯或音譯的方法。這時，譯者可在歸化策略的指導下采用意譯的翻譯方法。例如，在翻譯鎮安縣非遺名稱“鎮安紙扎”時，直譯或音譯的方法不能清晰地傳達“紙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不能凸顯該非遺項目所包含的重要信息，即“紙扎是用彩紙、竹篾等材料手工做成的祈福、祭祀用品[1]268。因此，譯者可將其意譯為“耍燈”是春節、元宵節期間流傳在山陽縣城鄉的民俗文化活動，人們以該活動的形式，祈福祛邪，慶祝新年。。另外，“山陽三弦彈唱”“山陽粉條”“鎮安跑驢”等非遺名稱都可采用意譯的方法，其譯文分別為-以及在翻譯非遺名稱時，譯者不能盲目地照搬非遺名稱的字面意思，使譯文陷入“死譯”的絕境。譯者首先應全面了解、深刻把握非遺名稱所包含的信息與文化內涵；然后采用恰當的翻譯策略與方法，盡量使得譯名能夠凝練非遺項目蘊含的重要信息，體現其文化內涵。
四、結語
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文化價值以及藝術價值的資源轉化成為經濟價值，轉化成為可生產的文化價值，那樣所帶來的經濟價值才會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帶來持久的、有深厚基礎的傳承。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首先它必須具有能與當代社會想融合的契合點，不管是通過創意人還是非遺傳承人，只要找到這個契合點，那么這項非遺便具有了可開發的價值，在這其中契合點就是其文化價值，而最后的可開發價值就是最終的經濟價值。因此，一整個重要的前提就是存活下來，而后才能使經濟價值成為可能，比如直接可見的經濟收入：如門票、紀念品、手工藝品、音像制品等等，還包括由此所帶來的旅游業、餐飲業、服務業等一系列經濟收入。所以說在這兩者的關系上，能存活下來的價值越大，也就是找到與當代社會的契合點越多，那么潛在的經濟價值就越大。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就是它所具有的文化價值的含量，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強調的是人所擁有的相關手工技藝、精神技藝，最重要的特點是活態。所以在追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時，一定要要使它先活下來，其次才能傳承、發展。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讓創意產業為非遺保護創造更好的條件，使兩者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經濟開發可以促進擁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地方的經濟發展，財政收入有所增加后，這些地區就有條件加大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資金投入，擴大宣傳力度，給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提供更好的傳承、保護創造條件，使其更加安心的從事非遺的保護與傳承工作。這樣一來，非遺得以傳承，經濟效益也有所提高，文化保護和經濟開發形成了良性互動。例如韓國，積極發展本土的文化資源與民族特色，無論在電影、電視劇還是綜藝節目中，都可以看出他們對傳統文化（包括習俗、禮儀、服飾、飲食等）的重視以及傳承，以此，韓國也吸引了大批外國游客，創造了大量的經濟價值。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功能價值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多種多樣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其中也包括市場開發價值。因此，合理的開發經濟價值后發揮它的先施工用，豐富民族文化遺產、傳統文化資源，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例如近年來被大家熟知的一些電視節目：《漢字聽寫大會》、《舌尖上的中國》、《探索發現》、《鄉土》、《風華國樂》等等，這些節目既介紹、宣傳、弘揚了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使大家對中國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傳統文化資源有所認識。這種做法既利用傳統文化資源取得了經濟收入，更重要的是推動了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促進了非物質遺產保護的傳承和發展，不用專門去教育、學習，人們就會在耳濡目染中收到教育，在無意識中就進行了傳承。
三、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方法與誤區
在如何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上，目前國內主要表現為以下兩方面:一是保護，以博物館、民俗館(村)為其歸宿；二是活態化保護；三是傳承人保護；四是生產性保護、開發性保護、以旅游開發為多，不過生產性保護也許會加快非物質文化遺產內在特質的變異，因為真正意義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是樣式本身，而是這一樣式下的內質，也就是說并不是最后見到的形成的產品本身，而是其中的過程（如演唱過程、制作過程、書寫過程、表演過程等），脫離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最重要的本體的開發，就脫離了原有的意義與本質。很多地方所存在的誤區，就是在一片空地上從零開始建設一個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區，沒有任何文化的聚集與歷史的積淀，是如今最常見的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偽融合的現象，許多人無中生有出來一個民俗村、文化館、文化園，巧借非遺名目，實際只為博人眼球，而其真正目的只為盈利。這樣一來不但不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反而會導致一些不了解其中淵源的部分人對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嗤之以鼻。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只要是傳統的就一定是優秀的，經典的，因為真正可以稱得上傳統文化是需要有靈魂的、有精神的，經過時展的大浪仍然可以留下并被代代相傳、讓人覺得津津有味的。任何一種藝術如果不能與其他藝術元素融合，終將走向消亡；任何一種藝術如果不能與科學技術融合，終將走向消亡。在所有的文化藝術種類中，哪一種文化藝術種類可以融入當代的科學技術元素，哪一種文化藝術種類就將占據當今文化產業市場中強有力的地位，科學技術的深入，對一門藝術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時尚背景下，人們對藝術的欣賞是多元的。而科技與文化藝術結合的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印象劉三姐它集漓江山水、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及中國精英藝術家創作之大成，是全國第一部全新概念的“山水實景演出”。演出集唯一性、藝術性、民族性、視覺性于一身，構建了一個空前壯觀的燈光藝術圣殿，從一個新的角度升華了桂林山水。當然，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確實無法融入現代生活，因為它賴以生長的土壤以及環境已經不復存在，將其整理入檔入館，也算對其尊重并盡了一份文化義務。
四、文化創意產業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互協調、共同發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內容，無論是民間文學中的善惡美丑，傳統音樂中的人文情致，還是傳統體育中的競技風采，都具有極大德育教育價值。這里僅以廣東地區的音樂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以窺全貌。作為民間藝術，非物質文化遺產世代相傳，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非遺”首先是一種經驗知識的存在，表現為人們對生活規律的認知。不同地方、不同民族的人們對生活的感受不同，但都喜好用音樂的方式來表達。在廣東沙田地區，人們用咸水歌來傳播生活知識，如代表曲目《對花》：“（問）乜野花開蝴蝶樣，開花結子尺二長。（答）豆角花開蝴蝶樣，開花結子尺二長……”如此實在的生活經驗通過歌唱的方式演繹，充滿了生活的情智。又如汕尾陸豐的漁歌，不僅有捕魚歌、戀情歌、婚嫁歌，還有生活情趣歌、后勤服務歌，內容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展示漁民生活規律的同時，也將長輩對后輩的認知教育落到了實處。長期以來，高校德育教育陷于一種尷尬處境，即理想教育與現實生活的剝離，而來自生活的知識經驗正好補償。在認知教育的過程中，也可以同時培養青年大學生的多元審美情趣。音樂是人對現實的一種特殊的反映方式。“非遺”音樂的美，不僅體現為“美是生活”，能反映生活的真實與本質，還在于它是世代流傳的，“和諧、光明、富于生命力”的審美存在。無論是高揚細膩的客家山歌，還是隨字求腔的咸水歌，它們曲調風格的流轉都依附于當地的自然環境。分布在五桂山區與沙田水鄉交界的白口蓮山歌，由于地理位置獨特，受到客家文化與疍家文化的雙重影響，其音樂風格兼具山歌與咸水歌的特點：用客家白話唱咸水歌調，歌詞用“啊”“啊咧”“噯”“啰”等襯字，融合了山歌的高亢和咸水歌的柔美。學生在感受音樂的同時，體驗人文、地理交互作用的影響，領悟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傳統音樂的這種地域性差異與融合，也滿足了青年群體對多元文化的審美需求。音樂藝術中的德育教育對“真”與“美”的追求并行不悖，但人們認為“藝術是通過吸引人接近美的方法來對其進行道德教育的武器”“，非遺”的德育價值恰恰體現為對青年品格的熏陶與培養，這種品格是對不同音樂文化的尊重，也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巨大的價值蘊含在精神之中，大學生接受“非遺”的熏陶，重點在對文化精神的認同與道德理想的追求。嶺南派古琴歷史悠久，琴音純凈清越，琴派古樸剛健，托意寄情的演奏承載了道家的自然精神與儒家的理想人格。在清、微、淡、遠的意境下，學生對藝術的感受被潛移默化地轉化為對溫柔敦厚、恬靜淡雅人格的追求。可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審美情趣與道德理想，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真、善、美”內涵的追求中，“非遺”成為高校德育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非遺”融入高校德育教育的方式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遺產。作為高校德育的優勢資源，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大學教育必須充分考慮地方文化特色，采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高校德育教育相結合的方式開展。
（一）“課堂內”與“課堂外”相結合。在學校教育中，課堂教學始終是主要方式。在保留主流課程結構之外，音樂類“非遺”可以作為選修課程納入教學計劃。在課堂上，教師結合當地實際，給學生重點講授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遺”音樂史實，如沙田地區以講授咸水歌為主，梅州等客家地區主講客家山歌，而潮汕地區則以民間器樂演奏為主要內容，講解的過程既要有代表性曲目的形態分析，也需要講授音樂背后的歷史淵源、演變過程和文化價值。在理論課程教學之外，高校需要借助課外文化活動，營造濃郁的校園文化氛圍。課堂內，教師是教學的主體；課堂外，學生是活動的主體。校園德育環境的營造，可以依托學生社團組織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知識、技藝競賽，承辦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講座，通過多姿多彩的校園活動，間接影響青年學生的欣賞習慣，傳播傳統音樂文化。
（二）“請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師資力量是教學教育的根本保證，在“非遺”教育中，高校應當鼓勵教師對地方音樂文化有基本的認識了解，并可通過深造、訪學、調研等多種方式展開研究，同時也應該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請進校園，擔任兼職教師，除普及性的展示講座外，傳承人可針對有一定興趣基礎的師生進行重點指導，甚至技藝傳承。作為道德科學，教育應分為不同的層次。在接受教育的層面上，高校在將教育者“請進來”的同時，還應積極創造條件讓學生擁有“走出去”實踐的機會。“走出去”的方式是多樣的：個體或群體既可以在教師的指導下參加田野調查研究，也可以參加各地的文化紀念活動，甚至是在城市公園里定期舉辦“客家山歌墟”，目的是通過親身參與真實場景，讓學生感受到民間文化的生命力。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鍵詞：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空間 虛擬現實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如下定義：“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它是沿海居民在長期的涉海行為過程中積淀形成的具有海洋特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包括文學藝術作品、民間習俗、海洋節慶活動、民間傳統技藝、海洋信仰等。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既植根于遼闊的海域疆土，又受制于海島的封閉性與獨立性，相對來說，它具有較為穩定的海洋地域特征。于是，海洋文化空間對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與延續起到了重要作用。盡管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的一種描述，但是，特定的文化空間的形成是因為有特定的文化活動的存在，而文化空間又成為文化活動不可脫離的空間環境。
1.文化空間的概念
長久以來，“空間”一直被視為是一個純粹的幾何、地理概念，是指由點、線、面構成的方向或者形狀空間。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對“空間”做出了新的哲學詮釋。他在《空間的生產》里建立了空間社會學的理論框架和概念體系，由原先的“空間中的生產”轉向“空間的生產”的分析研究。他認為“空間是一種（社會）產品”，每一個社會或每一種生產模式都會“生產”出相應的空間。進而，他在列舉空間類型的時候，也提到了“文化空間”一詞。他認為“空間的概念與精神的、文化的、社會的、歷史的空間聯在一起”。這樣的描述，很明顯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考慮的。
但一個專門術語，文化空間第一次出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人類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宣言》中。宣言指出，文化空間是“具有特殊價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集中表現，它是一個集中舉行流行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場所，也可定義為一段通常定期舉行特定活動的時間。這一時間和自然空間是因空間中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的存在而存在”。
值得強調的是，人類學的文化空間是物質與非物質的結合，它既有物化的形式，也有人的行為，甚至有精神的展現。從這個角度來說，人類學的“文化空間”，首先是一個文化的物理空間或自然空間，是有一個文化場所、文化所在、文化物態的物理“場”；其次在這個“場”里有人類的文化建造或文化的認定，是一個文化場；再者，在這個自然場、文化場中，有人類的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
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不斷深入，從文化空間的形成和作用來看，它不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個類型，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的空間。在此，筆者把文化空間分為兩類，一類文化空間是單一、純粹或動態的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不產生、包含其他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另一類文化空間既可以是一個獨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類型，其中又包含了其他具體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2.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資源狀況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其獨特的海洋地域特征和海洋文化特征，使得其對文化空間的依賴性更加地突出。截止目前，雖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沒有文化空間的形式，但中國并不缺乏文化空間。而且，從文化空間的第二種類型來看，每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有一個相對應的文化空間。
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是指定期舉行海洋傳統文化活動或集中展現傳統文化形式的場所，或是某項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根據文化空間的性質、內涵、特征與形式，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沿海居民的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明顯區別與大陸居民，漫長歲月的涉海生活生產行為形成了沿海居民的海洋生活習慣、海洋生活習俗、海洋人格精神、海洋信仰，也促進了諸如漁業、鹽業、造船業、航海業、海洋科技等海洋產業的形成，還造就了極富海洋特色的人文歷史景觀建筑等。涉海生活生產行為是一個活態的空間，樣式多樣且極富有變化，流動性較強。
第二，海島村落。海島村落尤其是傳統海島古村落濃縮了海洋文化、海洋經濟發展的歷史，蘊含著海島文化的精髓。它不僅是物質空間，更是海洋文化的精神空間。舟山市農林與漁農村委員會在2014年3月的《海島型歷史文化村落保護利用價值與路徑淺析》的調查報告中，將舟山群島海島村落分為三種主要類型，一是古建筑村落，如岱山縣的倭井潭村，嵊泗縣的峙岙村等。二是民俗風情村落，例如定海區的紫薇村，普陀區的蓮興村。三是自然生態村落，例如普陀區的西岙村。海島村落在文化具有很大的天然包容性，存在文化的多樣性。
第三，海洋自然地域景觀。海洋自然地域景觀是一種自然景觀，但是由于其能被人直接或間接利用，因此，也逐漸融入到人文歷史景觀當中。比如，海島村落從海島地理地貌視角來看，它是屬于自然地域景觀。但從村落文化視角來看，它是屬于人文歷史景觀。不同的地理決定了海洋自然地域景觀的結構、樣式、文化特色和素質等。例如，舟山群島的普陀山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第四，海洋方言俚語。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媒介，海洋方言俚語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尤其是口頭遺產的首要條件，使其具有獨特的地域色彩。舟山話被當地人叫做“舟山咸話”，這“咸話”兩字并不是“閑話”的錯別字或諧音。因為“閑話”的意思是“閑暇無事，隨便聊聊”。而“咸話”的“咸”是甜、酸、苦、辣、咸五味中的一種，“淡”就是淡而無味，那么“咸”就是有滋有味了。“咸話”，就是指舟山的海島居民講的有滋味、有風趣的一種語言了。
第五，海洋信仰。海洋信仰是沿海居民由對海洋崇拜、禁忌的心理活動和精神感受所創造出來的神、靈形象，以及對這些神、靈形象的崇拜和禁忌儀式及其傳承活動。海洋信仰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不是一種文化空間。但從相對的角度來看，它也一種文化空間。例如舟山群島普陀山的觀音信仰，觀音信仰是一個文化空間，在這個文化空間里，誕生了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寺廟文化，誕生了觀音文化節、觀音祭祀朝拜禮儀，也誕生了觀音餅工藝、觀音傳說的口頭文學等。
第六，海洋節氣。海洋節氣是中國傳統節氣與沿海和海島地區的特殊地域節氣相結合的用來指導涉海生活生產的一些特殊性時刻或時段。在這一時間階段，為了輔助涉海生活生產，沿海居民往往會舉行相應的習俗、禮儀、節慶等方式，進行表達和紀念。中國傳統的節氣因為沿海或海島特殊的地理，會披上海洋的特色，而這些每到節氣，也會有自己獨特的紀念和慶祝方式。
3.文化空間之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
傳統的觀點認為，文化空間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使用的一個專有名詞，主要用來指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形態和樣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98年提出文化空間的概念的，當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155次大會上成立了一個專項獎金，用來激活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或文化表達形式”。后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官員埃德蒙?木卡拉對此解釋說：“文化空間指的是某個民間傳統文化活動集中的地區，或某種特定的文化事件所選擇的時間。”從這個解釋來看。文化空間似乎又不僅僅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類型，也可能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環境。而正如上文所述，文化空間一詞，亨利?列斐伏爾早就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在其著作《空間的產生》中提到了。如果從這個角度去分析文化空間，去研究文化空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那么，文化空間的內涵與外延會豐富得多。
文化空間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起源空間。任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產生都有其特殊的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產物，它有別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文化。中國的觀音信仰大致起源于兩晉時期，但把觀音奉為海神，作為海洋信仰的對象，則是唐代開始的。舟山的觀音傳說具有濃郁的海洋氣息，這和普陀山稱謂南海觀音的道場是有關系。例如不肯去觀音、慧鍔請觀音等觀音傳說故事，都是依托海洋這個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而逐漸形成的。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因文化空間的土壤而生，如果離開了這個文化空間，它就可能變異，甚至消亡。以舟山的漁歌或漁歌號子為例，它們是漁民在漁業勞作時為了休閑放松、或調節、統一行動和工序的一種口頭語言藝術。然而，隨著漁業科技的發展，隨著漁民生活水平尤其是休閑方式的轉變，我們現在已經很難在現實的漁業生產現場聽到自然的漁歌或漁歌號子了。
文化空間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空間。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需要傳承，那就必須得到橫向和縱向的轉播。還是以漁歌或漁歌號子為例。盡管人們也在想方設法地搶救、保護和傳承。但傳統的漁業生產的環境發生了改變，傳統的漁業生產技術得到了革新，甚至連方言俚語也逐漸被淡化，這讓漁歌或漁歌號子失去了文化空間。藝術是需要靈感和情感的，這樣脫離實際氛圍的傳習，即便是繪聲繪色的舞臺表演，都很難讓演唱者和聽眾產生身臨其境的感受。
文化空間之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意義或作用，除了物質上的支撐之外，更是精神上的養成和寄托。一個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空問，可以“生產”出源源不斷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
4.基于文化空間的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
基于文化空間視角，對于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原著空間保護。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著空間是指現實的海洋生產生活環境空間，原著空間保護是基于現實的地理或者文化空間的基礎而采取的一種措施。自從舟山群島進入大橋時代，原本的離島變成了半島，經濟發展對傳統文化尤其是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巨大沖擊。不過，舟山群島有1300多個大大小小的島，那些遠離本島的海島便成為原著空間保護的典型樣本。例如，舟山市的嵊泗列島便是典型的離島群落。在嵊泗離島當中，像黃龍島、花鳥島、枸杞島等海島村落，都是遠離舟山本島甚至遠離嵊泗縣主島的小島，相對來說，原生態的海洋資源保護得比較好，體現了濃郁典型的海島特色。
第二，裝飾空間保護。所謂裝飾空間保護就是利用博物館、展覽館、文化商業街、廣場等文化經濟場所，以實體的形式再現某個海洋文化空間，利用真實的實物模擬，再現具有海洋、海島特征的生產生活場景與氛圍。這樣的文化空間一方面能夠作為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基地，也能夠作為參觀的對象。很多海洋的節慶禮儀活動都是可以通過裝飾空間來得到展現和傳播。另外，建立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基地，也是一種良好的途徑。
第三，藝術空間保護。藝術空間保護是指通過藝術表演舞臺、氛圍的營造，來展示、傳播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者把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改編、演繹成文藝表演的形式來進行傳承、展示和傳播。例如，將觀音傳說改編成舞臺劇、戲曲的形式，通過舞臺背景的布置，舞蹈音樂的渲染，人物造型和語言的表達，將觀音傳說由平面的語言轉化成立體、流動的空間表演藝術，更加有利于表達和接受。
第四，虛擬空間保護。所謂虛擬空間保護是指利用能夠再現海洋現實文化空間的虛擬現實技術，對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展示和傳承。我國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家汪成為在其著作《人類認識世界的幫手：虛擬現實》一書中是如此來定義虛擬現實技術的：“是指在計算機軟硬件及各種傳感器（如高性能計算機、圖形圖像生成系統，以及特制服裝、特制手套、特別眼鏡等）的支持下生成一個逼真的、三維的，具有一定的視、聽、觸、嗅等感知能力的環境，使用戶在這些軟硬件設備的支持下，能以簡捷、自然的方法與這一由計算機所生成的“虛擬”的世界中對象進行交互作用。”海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虛擬現實空間就是利用虛擬現實技術，將海洋原著空間以立體三維空間的形式再現，利用光、影、聲的反射，作用于人的視覺、聽覺、嗅覺、嗅覺等，使其身臨其境地感受一種現實動態的海洋場景。形象逼真的虛擬現實空間，能把你帶回到真實的海洋生產生活場景、海洋自然場景當中。它可以成為一個接近于現實的平臺，去體驗文化，接受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中的活態文化的精華，是一個民族文化基因的體現。如何運用各種手段和方式，全方位加強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是各級政府部門特別是文化戰線工作者所必須思考的問題。筆者認為，在廣大農村，非遺的保護傳承要與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工作相結合，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到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中，做到兩者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一、農村文化禮堂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述
（一）關于農村文化禮堂
農村文化禮堂，是指根據農村行政村人口規模、人員構成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合理確定設施規模，開發建設的農村綜合文化活動場所。它可以利用既有的空間設施，如祠堂、舊校房，也可以根據規劃新建、改建、擴建。主要設施包括文化禮堂、講堂和文體活動場所。以有場所、有展示、有活動、有隊伍、有機制等“五有”為基本標準，按照“兩堂五廊”，兩堂即“禮堂、講堂”，五廊指“村史廊、民風廊、勵志廊、成就廊、藝術廊”設計，可建成綜合一體式，或者分散組合式。農村文化禮堂應成為集教育、娛樂、禮儀、非遺傳承于一體的農村公共空間。
建設農村文化禮堂，有利于推動農村文化建設的重點從設施建設向內容建設提升，從資源分割向資源整合提升，在傳承優秀文化、弘揚鄉風文明、培育農民素養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這是貫徹落實黨的十精神，實現物質富裕、精神富有現代化浙江重要載體，是鞏固農村思想文化陣地的重要保障，是滿足農民精神文化需求，構建農民精神家園，提升農村文化建設水平的重要舉措。2013年1月，李強代省長在《政府工作報告》里將建設1000個農村文化禮堂列入了今年省政府十件實事之一。義烏市也計劃通過5年的努力，在全市建成一批集學教型、禮儀型、娛樂型等“三型”于一體的農村文化禮堂。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
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是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包括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
非遺是以人為本的活態文化遺產，它強調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驗、精神，其特點是活態流變。主要包括：口頭傳統和表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 ，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非遺的最大的特點是不脫離民族特殊的生活生產方式，是以身口相傳作為文化鏈而得以延續，是“活”的文化及其傳統中最脆弱的部分。近年來，政府部門通過開展非遺普查、開展非遺保護規劃、搶救珍貴非遺文化、制定保護名錄等措施，加強非遺的保護和傳承。
二、把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的意義
（一）農村非遺為農村文化禮堂提升內涵、豐富內容
一是農村非遺豐富了農村文化禮堂的內涵。農村非遺含有許多精神、禮儀層面的文化內容，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能夠傳承下來的精神、禮儀方面的內容，肯定是文化精華所在，這不僅豐富且提升了禮堂的文化內涵。同時，農村文化禮堂也為非遺的良好研究、傳承提供陣地保障。二是農村非遺為農村文化禮堂展示展覽功能增添亮點，農村文化禮堂是農村非遺文化傳承保護的重要展示平臺。農村文化禮堂的展示展覽是其中一個重要功能，通過挖掘歷史，對村內的非遺、特色文化進行展示展陳，建立檔案，也有助于對非遺的保護。如大陳鎮的馬畈村、赤岸鎮雅端村對古時的農耕用具、紡織機等非遺工具進行展陳。三是農村非遺是農村文化禮堂重要活動載體，非遺的特點是活態的流變，如表演藝術、社會風俗、民俗文化等，非遺也大大豐富了農村文化禮堂的活動內容。農村文化禮堂也為非遺交流和傳播的提供良好陣地和活動空間。非遺只有不斷演練、傳承，才能不斷創新發展。
（二）農村非遺文化為農村文化禮堂建設提升層次和魅力
通過農村文化禮堂這一平臺，使非遺文化在農村得以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將大大提升農村文化的層次和魅力。（1）可以通過弘揚非遺文化，了解村史變遷、了解鄉土文化，進而增強歸屬感，促進愛家、愛民族、愛國家的熱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村落，歷史究竟有多長，地域有多寬，有歷史記載以來的人文現狀、文化底蘊究竟有多深？我們常說難解鄉音鄉情、葉落歸根的情懷，歸根到底是我們對國家、民族、家鄉的熱愛，是對家鄉文化的依戀，非物質文化遺產默默記錄、承載和見證歷史，它是我們歷史文明的顯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原始性和真實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就是保護歷史，保護歷史就是保護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家園。（2）可以通過弘揚非遺文化，使農村民間工藝得以傳承并發揚光大。非物質文化遺產，越是古老越有價值，越是古老越是深奧、巧妙，技術性越強，工藝性越高。這些工藝技術性遺產，不僅令當代人長久地深思不解其術，而且有許多工藝仍然可以繼續采用或者直接使用。對現代化的高難度現實，仍然具備著現實意義和使用價值，使古代遺產為當代服務。（3）通過弘揚非遺文化，可以陶冶情操，凈化心靈。非物質文化遺產中，許許多多的構思、設想、設計到制作都具備其美妙的觀賞價值，美輪美奐，百看不厭。尤其是那些古代民樂和古代器樂的制作，不僅娛樂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人，今天的人們仍然能夠享受到古風古韻、古色古香的藝術味道。
三、目前影響農村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中作用發揮的因素分析
近年來，農村基層文化陣地建設取得了良好發展，農村非遺保護工作和農村文化陣地建設都取得了長足發展。領導重視，納入了黨委政府重要議事日程，制訂了明確的工作目標和工作規劃。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考核獎勵等措施，有力地推動工作的開展，特別是臨安市農村文化禮堂的建設，是農村文化陣地建設典型模式。但是，在農村文化建設中，許多地方仍然沒有把農村非遺和農村文化禮堂有機結合，部分地方甚至把這兩項工作截然分開，致使兩者的作用都得不到發揮，影響了農村文化建設的整體發展，農村文化的巨大鄉土魅力得不到展現。
（一）重視不夠，農村非遺保護工作和農村文化禮堂建設薄弱
特別是在新農村建設中把這兩者的建設和保護都沒有放在應有的位置。許多經過舊村改造的村，面貌全非，農村文化氣息破壞全無。許多農村文化陣地被商業店鋪所取代，一些祠堂、舊校址、老廠房多用于出租謀利，僅有的一點活動室就是老年活動室，農村文化得不到保護發展，非遺也逐漸失去生存的環境。
（二）結合不緊，農村文化陣地缺乏和農村文化生活單一問題并存
各類文化陣地都比較單一，宣傳部門主打“鄉風文明村”建設，文化部門搞的是文化示范村（特色文化示范基地）、體育部門弄的是小康體育示范村（社區），創建的門類眾多，沒有形成一個統領，同時面對農民群眾越來越多樣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傳統的基層文化陣地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文化禮堂建設解決了農村文化陣地建設管理雜亂，但相對薄弱的文化模式，還需要更多的創新、豐富；而另一方面，非遺沒有很好的平臺和載體來傳承。
（三）資金不足，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文化禮堂建設缺少足夠的投入
建設農村文化禮堂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對于村集體經濟薄弱的村來說，啟動建設的資金就讓人望而卻步，更別說長期日常運行管理經費了。而對于非遺保護來說，由于農村文化的丟失，非遺保護和傳承的經費更得不到保障。
（四）人氣不旺，文化吸引人、凝聚人、教育人的作用沒有難以施展
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文化建設只注重娛樂、休閑，而對村民的道德教育有些忽略。從前，村里唱社戲、辦廟會、鬧社火，群眾勞動之余享受著文化的滋潤。如今，隨著農村青壯年人大批進城務工，這些村落文化在農村得不到傳承，傳統民俗逐漸消亡，特別是一些非遺項目面臨滅絕，新的民俗卻沒有形成。本土化程度不夠，無法打造本土品牌。傳承人日漸減少，出現“人亡藝息”現象。
（五）開發不力，沒有很好地利用非遺和農村文化禮堂發展文化產業
一些村莊舊宗祠被長期閑置，文化禮堂建設卻沒有場地。如憑借農村良好的生態和鄉土環境，利用文化禮堂和非遺項目，開發鄉村旅游、開展特色產品。
四、今后積極發揮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作用的建議
農村文化禮堂是非遺傳承發揚的舞臺，非遺是農村文化禮堂的靈魂，農村文化禮堂只有融入非遺才有生命力和獨特性，而非遺需要依靠農村文化禮堂這一載體、平臺才能更好地傳承和發揚。
（一）強化意識，政府主導
（1）挖掘特點，突出亮點。各村在文化禮堂建設中，首先明確各自的文化主題，打特色文化品牌；其次在品牌、特色的選取上，要因地制宜，注意挖掘本村的歷史、非物質文化遺產，力爭一村一品，百花齊放，各具特色。一類是特色明顯、單一的，確立主題可打非遺特色牌，比如：義烏市稠城街道下西陶村，根據村內曾有個婺劇站歷史，確定了戲曲之鄉為主題，成為獨具特色的一大亮點。一類是歷史上賢達人物較多，或者特色較多的，應該注重挖掘期間的關聯性，找到共通點，確立本村的主題，如稠城街道下婁店村就是這樣一個例子，該村是駱賓王的后裔，而且史上村里還有參觀過遠征軍的革命烈士，村里建有革命烈士墓碑，他們抓住駱賓王曾一腔愛國熱情，從軍邊塞的歷史，結合遠征軍忠于國家，遠征救國的革命情懷，該村把愛國熱情、紅色革命兩者結合，將忠勇孝義、開拓進取確定為禮堂建設的主題，并將這個主題融入到禮堂建設的每個細節，形成的特色鮮明。（2）強化政府主導意識和村級主體作用。各級黨委政府要加強領導，制訂工作目標和規劃，強化措施。市文廣新局、市文聯等單位要充分發揮“文藝專家聯百村”、文聯志愿者等活動載體，積極開展“送文化、種文化”服務，豐富文化禮堂活動內容。努力打造村級、鎮級文體交流平臺，培育特色、精品，整合升級。農村文化禮堂的主體是農村，村兩委高度重視是基礎，村兩委思想認識到不到位、直接關系著文化禮堂的運作發展，也是必影響非遺的傳承和發展，必須確定一位村干部分管負責文化禮堂工作，只有充分認識“文化禮堂”對推進新農村建設、非遺傳承、農民素質提升、鄉風文明建設等方面的重要意義，才能真正建好、管好、用好文化禮堂。（3）多形式、多渠道投入資金。各級黨委政府要落實出臺農村文化禮堂、非遺保護傳承的財政扶助政策，給予一定經費保障，確保“有錢辦事”。建立農村文化項目資助機制，對有特色的農村文化活動、藝術形式，通過項目資金給予支持，激發農村文化創新活力。義烏市就出臺了《義烏市農村文化禮堂建設實施意見》，部分鎮街出臺了相應的配套補助政策，最高達到1：1補助。同時，各村也要通過村級配套、民間集資等方式多渠道集資籌款。村級要樹立節約辦會、開源節流，堅持花小錢辦好事、辦大事的理念，讓每分錢都能發揮出最有效價值。與此同時，提高非遺保護傳承和農村文化禮堂結合緊密度，對于特色鮮明的，要加大扶持力度，提升建設檔次，走股份制開發旅游、產業化發展道路。（4）加強工作交流，典型引路。組織各村之間開展各類文化交流，能進一步強化村民的認同感，還能凸顯各村的文化特色。組織開展村、鎮、市范圍內的各類非遺比賽，如包清明果比賽、包粽子比賽、農民畫比賽、戲曲演唱大賽等；各類全民健身活動，如各類球賽、排舞大賽、廣場舞蹈大賽；各類農村書法、武術、繪畫等藝術大賽；發動廣大農民廣泛參與，增加村民之間的交流，通過交流帶動基礎薄弱的村挖掘自身特色文化，加強文化培訓，逐步提高藝術水準，激勵村民對特色文化的繼承與發揚，提升村農村文化禮堂的檔次水平。（5）加強管理，建立長效運行機制。農村文化禮堂能夠持續發展，建立長效管理機制要按照“建管同步”運行機制，健全市、鎮街、村三級管理制度，完善獎懲機制，確保“有人辦事”。市級層面建立考核辦法，鎮街制定管理辦法，村級建立管理制度。鎮街要建立農村文化禮堂建設活動檔案，對各村文化禮堂的管理、使用情況進行日常監督和考核評價。村級要建立文化禮堂管理制度、活動安排，對全年活動進行周密細致安排，精心編排每月文化活動主題，讓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真正發揮作用。
（二）因地制宜，挖潛搞活
（1）立足本土。從設施層面說，我們在文化禮堂建設中要充分挖掘地域資源，要積極收集整理史料，特別是非遺資源，用這些散落于民間的文化元素，整合資源，形成鮮明的村落文化，成為農民群眾自我教育、陶冶情操的教材。在文化禮堂建設中，要堅持勤儉辦事、因地制宜原則，利用原來祠堂公共空間，盤活動閑置資產。（2）結合嵌入。義烏外地人口多，在農村文化建設中還要注意文化的多樣性。在充分挖掘本土文化的基礎上，重視文化的傳播和接納，積極引進群眾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積極向上的外地先進文化進農村文化禮堂。譬如，周邊村落文化、同根同族的外地同宗文化等，都可以成為農村文化的新亮點。（3）融入生活。生活與文化密不可分。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中，要把非遺作為切入點，把禮堂不僅建成農村文化空間，而且也是生活空間，成為集教育、娛樂、禮儀、非遺（民俗）傳承于一體的農村公共空間，發揮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功能。如向紅白喜事、入學禮、成人禮、新人禮外延，加強禮尚往來，重視道德教育，提升村民素質。
（三）培養人才，建好隊伍
農村文化禮堂管理實施“市―鎮街―村”三級管理，相關部門負責業務指導，各鎮街統籌推進，各村是管理主體，具體負責日常管理及使用。農村的非遺保護傳承亦是如此。要發揮非遺在農村文化禮堂建設中的作用，必須抓好：（1）文化禮堂管理員隊伍。負責任、懂非遺的文化禮堂管理員是關鍵，他是聯系村兩委、組織活動者、參與者的橋梁和紐帶。村里要挑選一位熱愛宣傳文化工作，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懂一些非遺傳承、會使用禮堂設備，并且熱心服務群眾的專職文化禮堂管理員，負責日常管理服務。（2）非遺傳承人隊伍。非遺包括各類民間的音樂，舞蹈、戲劇、曲藝和各種傳統技藝等，多數靠口授和行為傳承，必須以人為載體才能夠傳承下去。為此，一方面要對保護傳承人，對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如養老、生活的補貼，許多具有獨創性的技藝從以前的家傳變為今后大眾共享的資源，政府給予其一定的經濟補償。要讓非遺傳承人走進文化禮堂，成為文化禮堂建設的重要參與者，甚至是組織者。另一方面，要通過培訓、活動、交流等形式，加大傳承人的培養，擴大傳承范圍，讓更多的非遺走進農村文化禮堂。（3）文化骨干隊伍。要組建一批善于組織活動的文體骨干隊伍、挖掘一批非遺傳承人、培訓一批農村宣講員隊伍，通過發揮村內“草根藝術家”的作用，協助開展文化禮堂各項工作，組織各種形式的文化活動。（4）群眾團體。充分發揮老年協會、團、婦等群眾團體在文化禮堂管理和服務中的作用。
（四）禮堂搭臺，非遺唱戲
要圍繞“文化禮堂、精神家園”的要求，以活動為支撐，一方面促進非遺傳承，另一方面為農村文化禮堂注入“活力”，進一步提升文化禮堂的功能與定位，把它打造成傳播現代文明、弘揚主流價值的新平臺。要善于把思想引導與文化娛樂活動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開展活動引導農民價值觀的轉變。（1）要保持原汁原味、展現獨特風味和魅力。非遺開發進入文化禮堂，要有組織有目的地進行活態化呈現，將其引入我們的生活，使人們從生活中強烈感知非物質文化遺產日常化、民間化、審美化。這就要求我們在開展活動時盡可能保持其原有的特性，原有表現形式，原始地點，盡量減少人為的雕琢和仿造，比如民間的習俗、民間節日、民間工藝等。 （2）要注重“思想性”與“娛樂性”的結合。農村文化禮堂注重精神、禮儀活動，不僅有家族祖訓、村規民約、賢達人士、文明家庭、好公婆好媳婦的展陳，還有春節祈福迎新禮儀、婚禮、七歲開蒙禮、成人禮（即為冠禮）、重陽敬老禮儀等，這些禮儀活動，每項的活動開展都是非特質文化遺產的一次傳承。這些禮儀活動與每個村每家每戶、每個村民息息相關，要讓這些精神引領、禮儀傳承成為村民的一種自覺的需要，從而產生對村莊的歸屬感、榮辱感，凝聚人心，形成良好的村風民風，引導每位村民主動投入到農村的發展建設上來。（3）要利用民間傳統節日開展活動。我國節日眾多，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建黨節、七夕、中秋節、國慶節、重陽節、冬至、臘八節、除夕等等，如春節以迎新納福為主題開展活動。迎龍燈是正月里最盛大的活動之一，人們通過迎燈，以示驅邪除瘟，祛災祈福，祈求豐收、祈求平安。每個節日都有其不同的來歷、含義、特點以及相對應的文化活動，特別是傳統的節日，都是我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節日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而更能引起村民的共鳴，并積極參與到活動中來。圍繞這些節日主題，開展各類與之相應的活動，讓非遺在農村文化禮堂中發光出彩。
（五）合理開發，反哺文化
要將非遺與農村文化禮堂建設所打包成一個整體項目，作為旅游資源開發，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文化與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的結合，也使非遺在開發中加強保護，在利用中加快發展。要加快傳統表演藝術和傳統民俗活動的開發，大力發展非物質文化旅游。要充分利用民間文化藝術，以歌舞表演、精品展覽、精藝體驗、飲食文化等為看點，開發出能吸引旅游觀光的特色文化旅游項目，打造出新的文化旅游品牌。通過產業化所得資金再投入文化建設，形成良性互動發展。
五、結束語
他們在行為、言論、思想上都追求標新立異、獨樹一幟，認為保持一致、順其自然是個體人格喪失的表現。(五)人際關系的差異———仁義對人與利益為上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根據儒家的原則，基于共同利益上的社會關系非常重要。中國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強調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注重情義，輕視物質利益。在這種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化中，人情占很重要的地位，這種現象致使中國人把人們之間的交情或友誼看成是最重要的，為了友誼而犧牲物質財富也是理所當然的。美國文化主要承襲了基督教中的新教思想，等級觀念淡薄。美國人主張個人利益高于一切，追求人人平等和個體的優先地位。與中國人的重情重義不同，美國人崇尚個人自由，強調個人潛力的發揮、個人目標的實現及個人利益的追求［3］。由于強調外在的、個人的、權利的、功利的東西并且崇尚競爭的個人主義，美國人在爭取個人利益和福利時會采取主動的方式，與人打交道時十分直接，人與人之間多為互利關系，人情較為淡漠。由中美文化心理差異的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尊崇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性本善的人性論，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主張過去價值取向，具有追求穩定的民族性格;美國的文化則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觀，性本惡的人性論，個人主義的價值觀，主張未來價值取向，具有喜愛冒險、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而文化又是影響消費者行為最持久、最廣泛和最深入的環境因素。不同國家有著不同的文化，作為文化內核的價值觀、信念等將長久地影響著本文化群體成員的態度和行為［4］。因此，同一國家的消費者在消費需要、消費對象、消費決策、消費時機等方面會表現出共性，而不同國家的消費行為模式則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
中美消費行為的差異及其原因分析
文化中的各個要素，影響消費者的觀念，進而影響到消費者的行為。中美文化之間的差異，造成了中美兩國消費者消費行為的差異。(一)消費需要的差異消費是由人的需要推動的，是人的需要的一種主觀的選擇形態和特定的滿足方式。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美消費者對消費需要的態度是不同的。幾千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求穩”的文化心理，“無債一身輕”的觀念根深蒂固，使得中國人在消費過程中竭盡全力回避競爭和沖突。所以，在生活消費方面就會有所節制，中國人有節約的美德，不會盲目消費，每個家庭收入再少也要存點錢。同時，在傳統的宗法觀念和知恩圖報觀念的影響下，“人情”消費也就成為一種突出的消費行為特征。在美國，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在美國人的觀念中，消費是創造財富，掙錢是為了花錢，有錢就花是與創造財富聯系在一起的，而留遺產是不為上帝創造更多的財富。他們認為人生要付出，付出就該享受，年輕時借款買房消費，退休后將房抵押給銀行“倒按揭消費”，付出與收入均等，無須以積累防患于未來［5］。因此，美國人從來不壓抑自己，他們崇尚及時享樂，強調實用主義，希望商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消費需要來生產產品，他們的消費行為都與自己的需要息息相關，不存在所謂的“人情”消費。(二)消費對象的差異中國文化在價值取向方面呈現出一種重群體輕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價值觀念主要是以群體取向為基礎的。群體取向的價值觀體現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一個家庭看做一個整體，在消費時從整個家庭進行全面考慮，注重產品對于維持家庭正常穩定運作的作用，每個人的消費行為，往往與整個家庭緊密聯系在一起，每個家庭成員不僅要考慮自己的需要，更要考慮到整個家庭的需要，對整個家庭都有用的商品往往會比對一兩個家庭成員有用的商品更容易被選擇，在作決定時也要求全家人一致同意;另一方面，體現為中國人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和親慈子孝的心理，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更是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傾囊投資。因此，在消費對象的選擇上，中國人所作出的決定往往綜合考慮老人和孩子的需要，特別注重是否有利于孩子的發展。在美國，清教主義的文化價值核心是強調通過個人的努力實現自己的價值。由于受宗教文化的影響，美國人認為每個人均可根據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主宰自己的命運。有什么需要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實現，而不是寄期望于父母和任何外部力量。由于強調個體的自由和獨立，美國人的消費也往往只考慮自己的需要。在消費對象的選擇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每個人的消費行為也比較注重商品對自己的用處，而不是對整個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員的有用性。(三)消費品牌選擇的差異一個人的文化價值觀會影響他的生活方式、社交活動等。這些因素又必然會進一步影響他所青睞的品牌和對品牌的選擇。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中國人不僅把“安居樂業”當做永恒的幸福，而且認為“安居樂業”能促進國家的穩定和進步。所以，中國人在消費品牌的選擇上傾向于選擇一些常用的、多數人使用的、長輩們也用的商品，對新奇的高科技產品或新型產業大多抱有懷疑否定的態度。美國人崇尚天人相分的世界觀和性本惡的人性論，在價值取向上主張未來取向。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生活就是一場追求成功的競賽，均等就意味著人人都有同等的機會參與這場競賽并取得勝利。為了獲得成功，美國人講求競爭，追求創新，很少循規蹈矩。這種追求冒險、追求多元化的民族性格，引發了對新奇事物的消費投資傾向。美國人對一些新奇的、富有創意的品牌更為青睞。(四)購買決策的差異中國文化強調集體意識，要求個人服從整體。美國強調個人主義，注重個人權益。這一文化差異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中具有多重體現。在購買決策方式上，中國人往往以集體為單位進行決策，如家庭成員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起來由一名“當家人”統籌安排，在具體購買特別是單筆支出較大的購買決策中，還需要家庭成員的集體討論。而美國人在購買決策上通常由自己做主，有自主生活能力的成年人一般都對自己的財產具有獨立的支配權，無論購買什么，只要有足夠的資金，就可以自己決定。在購買決策的最后確定上，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存天理，滅人欲”的理性有限價值原則，在家庭和個人消費上強調節欲勤儉，主張精打細算、量入為出，反對奢侈浪費、及時行樂的生活態度。因此，中國人的收入變化對購買決策具有迅速和直接的影響。當收入減少時，消費者會很快節省開支，降低支出，先前開支額較大而又非必需品的購買意圖將被最先取消或者暫時擱置起來［6］237－242。而美國人在付出就該享受的思想支配下，日常生活中的消費大體可分為兩部分:常規的消費和隨機的消費。常規的消費是必須支出，如各種保險費支出、學費支出、房租、購房和汽車開支等;隨機的消費具有彈性，旅游、運動支出屬于這一類。美國人的消費一靠收入推動，二靠預期推動，三靠信貸推動。據報道，美國70%的家庭都把信用卡借貸作為家庭財務的應急手段［5］。由此可見，美國的消費者具有較強的消費不可逆性，不會因為收入的變化改變對產品的購買，大多數人會通過借貸來滿足即時的消費需要和欲望。(五)身份消費行為的差異在中國，身份消費行為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身份所具備的含義以及在社會交往中發揮的功能要復雜很多。首先，中國消費者通常具有更強的身份意識，維系身份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身份消費行為非常頻繁。其次，中國社會中人與人緊密相連，彼此高度依賴，這使得身份消費的目的、功能和形式也出現異化。因此，對于中國消費者來說，所購買的產品是不是真的好，往往不是自己說了算，而是別人說了算。他們在購買時，通常特別看重產品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給他們帶來社會性結果，并對于產品的外在可見特征給予特別的關注。因為人們在消費中需要顧及自己的社會身份，保全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和面子，出于維護面子的需要，中國人會在消費中關注自己的行為是否和身份地位相符合。這同美國個體主義文化下的消費者很不一樣，美國消費者強調“獨立自我”，傾向于將自己看做獨立于他人而存在，他們的消費選擇更多地反映了自己的主觀感受和態度，而沒有羞羞答答的面子觀［7］。
在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掘取非物質文化②素材而進行創意的成功案例不勝枚舉。如《哈利•波特》、《怪物史萊克》、《達芬奇密碼》等，其創意路數皆為發掘、解構和重構傳統非物質文化因子，以現代傳媒形式這個“新瓶子”來裝“舊酒”。這種嘗試不僅聯系了歷史文脈，也將非物質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東西展示出來，對當今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前文中動畫片《花木蘭》也是這樣。此外，臺灣大宇公司電腦游戲《軒轅劍》，也是按照這種路子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現代轉化，化腐朽為神奇。
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板塊的東端，高原、沙漠、丘陵、平原等地質環境豐富，境內氣候跨寒、溫、熱帶，豐富的地貌、生物資源和多樣的民族文化，造就了五彩斑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從縱向發展上來看，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并發展至今的古文明形態。由漁獵采集而入農耕社會，由近代工業化而交疊進入信息化社會，中華文化一脈相承，使得非物質文化遺產源遠流長。這份富足而厚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我們的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意素材。以文化創意產業中的設計為例，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在兩個方面進入設計體系并發揮創意素材的作用。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有相當一部分是與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形態及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并飽含造物智慧和情感因子，特別是形態豐富的民族民間工藝。以編扎工藝為例，四川的棕編、山東的草編、浙江的竹編以及廣東的葵編等精彩紛呈;又如織染，苗族的蠟染、壯族的壯錦、土家織錦以及江蘇南通漢族的藍印花布等爭奇斗艷。此外，各地還有民間燒造、服飾、木藝、漆藝、金屬工藝等。我們可在產品設計方面發揮創意智慧，將其用于現代的手工藝品、紡織品、電器產品、交通工具、家居與建筑等領域中去，開發出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產品服務體系，以滿足當地居民的生活和生產需要。這就要求我們的設計師要把目光轉向地域性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利用上，在充分與當地居民交流的基礎上，共同開發適宜于該地域生活的必需品、流通商品，甚至實施走出去的文化戰略，開發具有高附加值的國際化設計產品。在運作模式上，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民間工藝“造鄉運動”，［3］對于當前中國“非遺”中的民族民間工藝品的創意開發，依然具有借鑒意義。這種基于實體的產品設計不僅可以延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也在無形中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向一種新的轉化。除了產品設計之外，非物質文化遺產也可在其他具有傳媒性質的設計領域(非物質設計領域)中大展身手。我們可以將非物質文化遺產運用于平面設計、展示設計、電影及視頻短片、動畫設計、多媒體設計等領域，通過創意加工，為非物質文化素材插上現代技術的載體翅膀，使其獲得更有力更全面的傳播優勢。這必將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數字化保護與傳承之外的又一條大道。
21世紀，全球必須面臨這樣一個新局面:除了使自己的國民經濟加入到全球一體化的經濟進程中來外，更重要的是，也必須使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適應新世紀世界性文化的發展。這就涉及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協調發展的問題。現實情形是，西方國家面對自己創造出來的新物質文明引發的問題措手不及時，更需要面臨與發展中國家相互協調、避免沖突對立，以使各國家和平共處的問題;一些落后的非西方國家則面臨著如何使自己的非物質文化(傳統文化)適應現代社會發展以及保存自身非物質文化獨特性的問題。因此，中華民族須面臨“文化自覺”問題，即如何認識民族自身文化。［4］值得慶幸的是，聯合國已將人類文化多樣性保護提高到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同等重要地位上。但現實的情形仍然相當嚴峻，雖然已有學者專家敏銳地注意到:人類現代的物質文明是以生物的多樣性減少為代價的，而人類現代的精神文明則是以文化的多樣性遞減為代價的。但認識民族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既要站在全球化與人類文化的角度，又需要有宏觀的文化視野與強烈的歷史責任感，還需要大批的人力物力投入。因此，中華民族文化的價值體系的重建，是一個宏大的文化課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只是其中一部分，這是我們思考和探尋非物質文化遺產梳理與研究、保護和開發、繼承與創新的大背景。
另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使得農業文化在工業文明面前節節敗退(即使在偏遠的疆域村寨，現代商品文化也已深入到閉塞的角落)，生長于斯的非物質文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很有可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悄無聲息地自滅而去。非物質文化遺產成長的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從根本上導致了其不斷走向萎縮和消亡。如果不采取及時有效的保護措施進行轉化，必然還留下巨大的遺憾，造成一種文化遺產的缺失。歐美發達國家已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如何對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問題上，國內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保護，以博物館、民俗館(村)為其歸宿;二是開發，以旅游開發為多。當然，有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確實無法融入現代生活，因其賴以生長的土壤環境已不復存在，將之整理入檔入館，也算盡了一份文化義務;有的開發旅游，也算盤活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不錯選擇。但是人為的過度開發，帶來了“失真”的弊端和商業味壓倒文化味的無奈。那么，面臨來自全球化和工業化的嚴峻挑戰，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何走出文獻式記錄、封存式“民俗村”保護、過度商業旅游開發的模式呢?如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走出展覽館融入當下的生活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