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9 16:46:2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歷史地理學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關鍵詞】高中教育；地理學科；歷史地理知識；運用
一、歷史地理學的涵義及其重要地位
1.歷史地理學的涵義
歷史地理學是研究歷史時期的地理環境及其演變規律的一門學科，既具有地理學科的特點，又具有歷史學科的特征，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一門分支學科。
2.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地位
歷史地理學和地理學科一樣，在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綜合能力方面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歷史地理學在很多省份的高考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在高考文科綜合中，歷史地理知識的份量也較大。文科綜合地理試卷中滲透的歷史地理知識主要有：中國季風氣候與歷代水利建設；經濟結構戰略調整；黃河流域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經濟發展；長江流域經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維護祖國統一，反對外來勢力侵略等。尤其是氣候與歷史、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等內容都是重點考查的歷史地理知識。
例1：當時(北宋)經汴河運往東京的稻米主要產自( )
A.華北平原 B.漢中平原 C、.太湖平原 D.江漢平原
分析：本題的題干是歷史知識而選項是明顯的地理術語，同時題干又強調了“水路”運輸，所以學生既要根據一定的歷史事實(如京杭運河連通淮河與長江、宋代太湖流域的稻米產量最高)，又要熟悉地理因素中的河網水系(汴河經運河與淮河、長江聯連，又經運河中的江南河與太湖流域聯通) ，才能正確得出正確選項為 C。
例2：北宋后，黃河多次泛濫，汴河河道淤淺，漸至涸廢。試分析黃河該河段(黃河中游地區)經常泛濫的原因( )。
分析：本題設問在歷史教材中是沒有絲毫講述的，但如用歷史地理知識或方法進行分析，就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黃河流經黃土高原后，挾大量的泥沙，進入中游，由于水勢減緩，泥沙淤積，形成“地上河”；且黃河所經地區，降水集中，多有暴雨，易成泛濫。古今黃河流經地區的地理環境的主體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現代的原因也應是古代的原因，所以這一原因也正是北宋后黃河該河段經常泛濫的原因。
例3：宋代海上(貿易)往來大多是三、四月從日本駛往中國的江浙沿海，五、六月從江浙沿海駛向日本。這樣選擇航行的時間主要是為了( )
A.避開倭寇的活動 B.遵守朝廷有關海禁的規定
C.利用海洋回流 D.利用季風
分析：該題題干是典型的歷史情景，而備選項則是以歷史情景與地理情景相混雜或單一的地理情景方式來迷惑考生，是一種較好的史地綜合題。由于時間季節的變化，區域地理自然現象的特性也隨之而變，人類的社會活動就是根據這些特性的變化，或躲避或利用。因此，宋代海上貿易的往返時間正是利用了區域地理因素中，處于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中的東亞地區，隨季節變化而風向變化的自然規律，以便于以風力作為動力的帆船航行來選擇時間的。故正確答案為D。
分析現有教材，歷史地理知識在中學地理教材中非常欠缺。所以，文科綜合考試地理科的復習，不但要引導考生關注現實的發展，也要從歷史地理知識中吸取營養，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為現實發展提供借鑒。不僅在文科綜合中如此，在一些地理單科試題中，也出現了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因此，無論從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還是從在高考中取得優異的成績來看，在中學地理教材中增添相關的歷史地理知識內容都是必須的。
二、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一）挖掘地理教材中的歷史知識，建立史理知識的有機聯系
1.在學習我國六大古都的地理知識中滲入其悠久的歷史
六大古都至少都已有二千年以上的歷史。北京始于西周薊城、春秋時代即成為燕國的國都，以后成為金、元、明、清各朝代的首都。西安始于西周的鎬京，以后成為秦、漢、隋、唐各朝首都。洛陽始建于西周初期，自東周以來，先后有東漢、曹魏 、西晉、北魏、隋（煬帝）、唐（武后）以及五代的后梁、后唐、后周等九個朝代在這里建都。開封在戰國時代是魏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五代的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北宋、金等朝代的首都。南京始于戰國金陵邑 ，以后成為六朝（三國吳、東晉、南朝的宋、齊、梁、陳）首都，此外，明朝初年、和中華民國也定都于此。杭州始于秦錢唐縣，到五代成為吳越國的國都，以后又成為南宋的首都。
2.在講解中國地理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
如講到黃河流域的城市西安時，可介紹西安坐落在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上，平原周圍群山環繞，形勢險要；河水（黃河）的支流渭水（渭河）橫貫關中平原，且流經西安城北，為西安提供了灌溉和舟楫之利，并通過河水、渭水向長安城北運送漕糧。因此西安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古都之一，現在又成為西北地區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3.在地理教學中增加一些與時俱進的話題
如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如何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保護人類賴以存在的自然和生態環境。又如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在可持續發展教育方面歷史地理學等人文學科具有獨特的優勢，諸如歷史上黃河的決溢改道、經濟中心的南移、古都名城的興廢等等案例，均可成為揭示人地關系的極好例證，都可成為中學地理教學中進行環保教育的良好素材。
（二）在地理教學中注意運用歷史地圖
歷史教學地圖以簡明的、特定的地圖語言再現歷史，其載負的圖形信息能收到文字表達難以實現的直觀效果，與課本緊密結合，是取得最優教學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歷史地圖的重點不在于表現靜態的地理學信息，而在于表現動態的、發展的歷史學信息。在地理地圖教學中，教師可配合歷史地圖，設計有情有味的讀圖活動，以激發學生的讀圖興趣。如講到我國的行政區劃時，可結合地名的由來講授歷史上我國政區的演變，使學生能理解政區演變與自然環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再如講授鄱陽湖與洞庭湖時，可運用它們的變遷圖，通過湖泊面積的對比使學生了解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從而更好地理解洪澇災害的原因。總之，讓歷史地理地圖走進地理課堂，符合時代的要求及考試方式的改革，不僅可活躍課堂氣氛，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課堂教學效果，而且是歷史地理學滲透進中學地理課的有效途徑。
三、史地結合教學對地理教師提出了更高要求
教師是課堂的設計者和指揮者，是學生智慧的啟迪者和挖掘者，更是學生心靈的塑造者和培養者。在中學地理教學中滲透歷史地理知識，對地理教師的自身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要提高對跨學科教學的認識
歷史學科與地理學科雖分屬社會學科、自然學科，但它們間的聯系十分廣泛。地理學科引導學生認識今天的地理現象，著重探索地理現象的現狀和特點。而今天的地理實際上是過去地理的延續，了解歷史上的地理情況，有助于探究地理現象演變的過程和規律，有助于人類更好地協調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地理教師要盡可能在教學中有效利用歷史地理知識。
2.要努力學習一些交叉學科的知識
由于中學教材中歷史地理學知識還不成體系，文字與地圖尚沒很好的配合，加上相關教師中大多數缺少歷史地理知識的系統學習，在教學中很難做到得心應手。所以要求教師必須勤奮學習，廣泛涉獵，善于積累，努力了解一些基本的歷史地理知識。要在教學實踐中，掌握一些學科交叉的知識，了解其發展趨勢，要從整體上把握地理學科與相關學科間的指示交叉點，并且能夠融會貫通。
3.要處理好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
雖然歷史地理知識在地理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教師在補充、充實教學內容時，必須擺正教學內容的主次關系。必須從教學目的出發，緊扣教材，突出重點，突破難點；必須有科學依據，史料真實，觀點正確；地理教師要把握好歷史地理知識滲透的合適時機和恰當的數量，千萬不要喧賓奪主。
4.要進行一些邊緣學科的教學法研究
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學科知識，具有廣闊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更要搞一些學術研究和教育科學研究，撰寫發表一些教學法研究論文，為成為學者型教師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此，教師要關注國際、國內的時事動態，了解社會熱點問題，以充實教材相關內容，豐富教學；要掌握先進的教育理論和現代化教學手段；要研究文科綜合能力培養的方法，尋求教學的最佳方案，實現知識和能力、方法和過程、情感態度價值觀的三維教學目標，促進全體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1]藍勇.中國歷史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關鍵詞：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 研究 困境與契機 主要學術成果展望
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歷史自然地理學的重要分支領域，其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我國歷史時期動物的分布和變遷，包括自古至今我國野生動物分布地區的變化，珍稀動物數量的減少及其深層原因探究。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一些珍稀動物分布地區的歷史變遷，挖掘其變遷規律和變遷原因，對于探討我國歷史時期生態環境的變遷、珍稀動物的保護等，都有著重要的學術和現實意義。［1］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與契機
（一）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困境
《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中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有所提及。只不過在這樣一本反映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歷史自然地理學總體水平的成果匯總的書里，對于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是這樣描述的：由于“研究工作還很不夠”，從而“只好暫付缺如”。可見，在文煥然、何業恒等的系列成果問世之前，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并不是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
究其原因，一是資料分散。搜集這方面的資料，真如大海撈針，查索竟日而一無所獲的情況往往有之。這就是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點，實際上這也是整個歷史地理學研究的共同難點，不過歷史動物地理學的資料分散尤甚。對資料的收集和整理要求極高，這是由歷史地理學的學科特點所決定的。與地理學和歷史學所不同的是，歷史地理學是一門雙維的學科，它既要復原事物、現象在空間上的分布，又要對應地揭示其在時間上的演替。沒有時間的歷史地理空間研究是沒意義的，對于歷史地理的時間研究來說亦然。這就要求對資料要無限地全面占有，力求作出全面的分析，得出具有精確度數的結論。對于歷史動物地理學來說，資料的極度分散無疑讓高要求的資料收集“雪上加霜”，工作難度可見一斑，以致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見之則避”，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少人問津，進展緩慢，遠遠落后于其他分支領域。
再有，在極為分散的史料中，有關動物的記載異常混亂。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資料大多來自地方志，而舊方志的動物記載不列學名，一不小心就會出錯。對此，陳橋驛先生描述得特別精辟：“在這些志書中查索動物名稱，通名與俗名混用，本名與別名交錯，有時一名為數物所共有，有時數名卻僅系一物。混亂顛倒，不勝其煩，魯魚亥豕，出錯更屬難免。”［2］動物記載使用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是從上世紀30年代的民國《覲縣通志》開始的。而80年代初，當時新編的方志仍大都沿用舊方志的套路，關于動物的記載不列學名。此后，在一些有識之士的倡導和呼吁下，某些地方的新編方志已經在動物卷中使用了學名，并加列拉丁文二名法，但是大多地方志中的動物記載還是相當混亂的。中國歷代的地方志編寫都是有專人專門負責，新地方志的編寫也不例外，且編寫水平和資金、人力的投入更是以前無法比擬的。在這等情況下，方志中關于動物的記載尚且如此，其他史料就猶有過之了。這就導致了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難度極高，要進行研究必須破譯出各種古動物在當時中國古籍上的名稱，今天是國際上通用名稱的何種動物種屬。研究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成了很多歷史地理工作者手中的“燙手山芋”，棄之可惜，嘗之不能。
當然，當時的歷史地理學科的發展也不夠快，也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新的領域、很多分支的研究也沒真正啟動，不是顯學的歷史動物地理學也就難免受到冷遇了。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契機
80年代初至今，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發展進入了開拓發展的高峰期，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也隨之受到重視，發展勢頭良好。首先是人們的環境意識加強，對歷史自然地理的重視非往日可比，環保支持者的奔走呼號也讓動物保護走進每個人的潛意識，歷史動物地理的研究日益興旺起來。再有大型綜合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寫的開展，令到地圖集中對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迎來了人力、資金異常充沛的一個發展契機，歷史動物地理學也不例外。況且在該地圖集中各歷史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都緊密結合當今發展勢頭迅猛的環境變遷研究，其現實意義使得歷史自然地理學的研究全面鋪開，其前期的一些較薄弱的分支領域，特別是歷史動物地理學被擺到了研究前沿，成為雖“老”也“新”的研究熱門。
二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學術成果
在80年代初至今的短短二十多年間，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迎來了黃金時期，成果頗豐，探討的問題很全面、深入，在研究的方法上實現了突破，以文煥然、何業恒為主的一批學者知難而上，文獻整理分析和實地考察相結合，沖破歷史地理學研究本身的難度“瓶頸”，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和專著，論述了幾十種國家一級、二級保護動物在地理分布上的變遷，為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歷史動物地理學躋身歷史地理學的前沿，備受關注。他們的動物地理區域探討方面，偏重于我國東部季風區中南部野生動物種群及其分布區域變化情況；探討時限方面，研究時間上限直抵全新世前期，與地質時期古生物變遷相銜接；在他們的論著中，也深刻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大一統”，歷史時期動物地理的研究結合了歷史時期氣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的變化和區域開發中人為活動的影響。［3］
對歷史時期動物的類屬進行概括性探究的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珍稀獸類、珍稀鳥類、珍稀爬行類、兩棲類、魚類，代表人物是何業恒，研究成果有何業恒等著的《湖南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獸類（Ⅱ）的歷史變遷》、《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和《中國珍稀爬行類兩棲類和魚類的歷史變遷》。
珍稀獸類方面，研究的動物集中在虎、象、熊、熊貓、野生犀牛等。對于虎的研究又側重于華南虎，成果有藍勇先生的《清初四川虎患與環境復原問題》劉正剛的《明清閩粵贛地區虎災考述》和何業恒的《試論華南虎在長江三角洲的絕跡》。對于歷史時期象的研究集中在江河流域一帶，有曾昭璇的《試論珠江三角洲地區象、鱷、孔雀滅絕時期》、何業恒的《黃河下游古代的野象》和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野象的初步研究》。至于熊的相關研究，何業恒的成果較多，有《歷史時期湖南有棕熊嗎？》和《中國虎與中國熊的歷史變遷》。歷史時期大熊貓的研究歷來是個熱點，主要的成果有何業恒的《大熊貓的興衰》、《試論大熊貓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和文煥然等著的《近五千年來豫鄂湘川間的大熊貓》。歷史時期野生犀牛的研究較為透徹，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中國野生犀牛的滅絕》，文煥然、何業恒著的《中國野犀的地理分布及其演變》，劉洪杰的《中國古代獨角動物的類型及其地理分布的歷史變遷》，藍勇的《歷史時期中國野生犀角分布的再探索》。其他獸類的歷史時期分布變遷研究成果也頗豐，有周躍三、何業恒的《試論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國鼉在黃河中下游的絕跡》，王青等著的《海岱地區的獐與史前環境變遷》等。
歷史時期鱷魚的分布變遷研究主要集中在馬來鱷和揚子鱷上。馬來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成果有文煥然等著的《歷史時期中國馬來鱷分布的變遷及其原因的初步分析》。相比較而言，揚子鱷的分布變遷研究更為透徹一些，成果較豐，有文煥然等著的《試論揚子鱷的地理變遷》、裴修碧的《上古時期揚子鱷分布地域考》、何業恒的《揚子鱷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及文榕生的《揚子鱷盛衰與環境變遷》。另外，何業恒等著的《中華鱘達氏鱘和白鱘地理分布的變遷》是中華鱘歷史地理分布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的展望
對于動物而言，其與植物本是一家，在生物鏈中兩者也是相鄰的鏈節，相互之間的依存程度不言自明。動物是生長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一定的水文、地貌環境中的，氣候和水文地貌與其是時刻在互動的，動物的狀況更是氣候、水文的一面“鏡子”。這樣的規律是具有客觀性和歷史性的，在漫長的生態演變過程中，自然界始終堅持并遵循這樣的一個規律，所以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的研究不會是孤獨的，更不應該是獨立的。它的發展有賴于歷史時期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研究，它的發展是應該站立在氣候、水文地貌等主要要素的歷史時期研究的基礎上的。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得出的研究結論才有統治性，才有說服力，才中肯。
對于中國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來說，它是眾多自然要素歷史時期研究中較為薄弱的一個分支研究，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上都大可借鑒其他先行分支領域的成果，這樣，歷史時期動物的變遷研究才具有更高的研究效率和研究范圍。歷史時期動物變遷的深層次原因和規律分析探討才有更廣泛的理論支持，才有更廣泛的指導意義，才有生物系統、生物環境“大一統”的高度和深度。展望中國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合作全面的研究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為此可采取兩個措施，第一，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研究對象之時間下限下延至當今，使之與現代地理學其他分支學科研究之內容在時間上更緊密地相銜接；第二，將歷史動物地理學的研究內容由僅復原過去歷史時期之環境變遷，延伸到對當前環境變遷動態的評估及對今后環境變遷趨勢的預測，并提出防止環境惡化，改善環境質量等方面的對策。［4］
參考文獻：
［1］張全明.中國歷史地理學導論［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104.
［2］陳橋驛.中國珍稀鳥類的歷史變遷［M］.1994.7.
［3］華林甫.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成就［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122.
高中地理教材在新課程標準下出現了較大的改動，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對于調動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學習能力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高中的地理教材資源并不是都符合學生的實際水平，提供的有些案例雖然學生都很熟悉，但是如何引導學生思考和表達，激活教材內容，是新課程標準教師應該積極思考的問題。正是因為教材中的教學內容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教材中的案例可以與生活中的案例結合起來，對教材進行有效處理，教學會變得更加有效。例如，在學習地震成因及預防知識的時候，教師可以結合生活中的熱點問題，引發學生思考，如在2012年日本海底發生大地震的時候，給周圍居民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教師可以結合地震在日常生活、交通供水、供電、生態環境等方面帶來的影響，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再通過引導學生分析震災成因學習更多的知識，提高學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再如，在學習洋流知識的時候，為了讓學生更加了解喊暖流交匯帶來的豐富資源，教師可以引導學生從具體的位置出發，分析此處的豐富的漁業資源和漁場等，這樣一來，學生結合實際，在遇到其他洋流流經處也能夠結合具置分析原因，學生的綜合能力得到提高了。
二、生活解釋教材，提高學生學習有效性
地理學科的學習是枯燥的，再加上高中地理知識的復雜性，要求教師運用多種教學手段進行教學，教師可以利用生活中的詞語、諺語、歇后語、生活例子等來對地理教材中的專業術語進行解釋，不僅活躍了課堂氣氛，增強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生學習的有效性。例如，在學習傳統工業區知識的時候，教師可以倫敦這個例子為學生講解工業區地理位置的選址因素，讓學生嘗試著分析倫敦的區位因素，區位因素中很多抽象的術語就能夠具體起來，學生能夠對工業區知識更加了解，也就自然而然地懂得地理知識，也能夠學以致用起來。再如，在學習氣候知識的時候，教師可以利用“早穿棉襖晚穿紗，抱著火爐吃西瓜”這一諺語來為學生分析西北氣候晝夜溫差大的氣候特點，此外還有“春城昆明”“避暑之都貴陽”等，通過這些形象的比喻，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了，教師再帶領學生利用專業的地理知識分析諺語中的科學合理性，課堂學習的有效性也提高了。
三、借助生活經驗，提高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1]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德日進、楊鐘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J].北京:中國古生物志(丙種第12號第1期)，1936.
[3]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J].北京:中國考古學報(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第4冊)，1949.
[4]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學報，1972，(1).
[5]葛劍雄、華林甫.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J].北京:歷史研究，2002，(3).
[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關鍵詞】文化地理學；歷史文化名城；GIS；保護
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口的增加，正日益侵蝕著歷史文化名城賴以生存的環境，使許多保護較好的名城遭受到沖擊，甚至面臨著遭受破壞的危險。因此，急需提高對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和管理工作的認識，并抓緊實施。目前，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采用的大多是傳統的方法和手段，主要從感性的角度來分析收集現狀基礎數據，缺乏對現狀基礎數據的快速準確分析，使得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無法在綜合考慮相關數據相互影響的基礎上做出科學的分析。因此，傳統方法難以滿足形勢發展的需要，探索用新技術、新手段來解決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與管理中遇到的問題成了當務之急。而計算機技術和信息技術的發展，特別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應用，給這些問題的解決帶來了新的契機。
以下筆者試圖以歷史、文化地理學的基本觀點作為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基礎，總結了GIS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展望，從而梳理了GIS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更新中的應運，并通過幾個實例，說明經由GIS的數據處理技術建立起來的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空間地理數據，為城市規劃管理和設計提供準確、動態的規劃成果信息平臺。
1 基于文化地理學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思考
歷史文化名城不僅具有豐富的文物古跡 、鮮明的城市空間格局和建筑風貌，而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傳統。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形體環境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和文化載體是某一地區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建筑、科學 、教育等人類活動的歷史見證。因此，歷史文化名城堪稱是人類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極為重要 的歷史、科學、文化和 藝術價值。在當今城市國際化、信息化和飛速發展的激流中，唯有傳統文化才能顯示出城市的特色、身份和歸宿。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普遍存在，在我國社會整體文化素質還不高，面臨全球化競爭又迫切需要大力發展經濟的特殊歷史階段，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的矛盾顯得尤為突出。從實踐看，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中，重局部，輕整體，重近期，輕長遠，重物質環境，輕文化內涵，重技術手段，輕人文精神，重空間關系，輕社會網絡，重經濟利益，輕歷史、科學、藝術價值的現象較為普遍，造成許多名城“建設性破壞”和“城市靈魂的失落”。這一方面反映了新時期城市建設面臨 問題和矛盾的錯綜復雜，另一方面則 凸現了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 淪與方法研究的薄弱。
文化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著重研究一定空間范圍內各種文化現象的空間分異、地域組合及文化區的形成、發展和演變。文化地理學強調從地域的觀點探索文化現象的形成和發展，揭示文化現象的特性及其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早在19世紀初，德國地理學家洪堡就提出，應把景觀作為地理學的中心問題，探討由原始的自然景觀變成文化景觀的過程。因此，文化地理學的基本觀點和理論可以作為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進行系統研究的理論基礎。
2 GIS在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及展望
歷史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中兩個關系密切的分支學科。人文現象是歷史地理學重要的研究對象，文化地理學研究也離不開其歷史屬性，兩者相互交叉形成了諸如歷史文化地理或歷史人文地理等學科。隨著當今世界科技的飛速發展，歷史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正面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傳統的空間和時間分析方法凸顯其欠缺，這對學科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成果的精確性，以促進學科的進一步發展顯得十分重要。由于GIS 為地理研究和地理決策服務提供了技術支撐，在歷史、 文化地理研究中，可將衛星圖片、 地圖、 文獻資料、遺產及文化景觀等按一定的格式化要求予以融合，建立歷史文化地理數據庫，進行信息的多元綜合分析和應用，實現地理空間數據處理、分析和可視化，成為歷史、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新趨勢。
其中，GIS在歷史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1）歷史地圖資料的數字化；( 2)空間歷史數據的管理和可視化；( 3) 基于空間分析方法探知歷史過程。GIS 在文化地理學研究中的應用：( 1) GIS 應用于物質文化景觀的研究；( 2) GIS應用于非物質文化景觀的研究；另外，文化資源的管理也是歷史、文化地理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文物資源的管理、文化遺址的評價以及數字博物館建設等方面。采用文物保護管理信息系統，可增強系統對空間數據的處理與操作能力，系統功能更為完善，實用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文化遺址景觀的脆弱性關系到遺址保護與持續利用，采用GIS 技術，可對文化遺址景觀敏感度進行綜合評價。
3 典型事例分析
下面以青島和南京為例，介紹基于GIS的歷史文化名城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及功能等。
3.1 GIS在青島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中的應用
3.1.1 概述：
青島是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作為近代歐亞文化的交匯區，青島具有獨特的歷史內涵，對中國近代歷史和社會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和作用。這是我們亟需保護和發揚光大的文化珍寶，正是由于各個歷史時期的城市建設特點，使青島城市發展歷史長河中既有明晰的文化主脈，又有中外多國不同文化交匯而呈現出的多彩文化，構成了城市建筑文化多元化的總體風貌特色。規劃將濱海旅游區以及展示本區域歷史文化的各類建、構筑物在空間上組織起來，形成網絡體系 使人們便于感知和理解保護區歷史文化淵源，給老城區增添活力。
為了很好地組織和管理這些信息，使之作為科學的分析和決策依據我們建立的青島歷史文化名城及風貌保護規劃成果空間數據庫，為進一步完善城市規劃成果數據庫的組織結構和管理體系，提高規劃編制和規劃管理的科學性、準確性和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
3.1.2 數據轉換：
衡量一種CAD數據到GIS空間數據庫轉換方法的性能，首先應考慮數據轉換前后的一致性，比如在保護建筑物在GIS空間數據庫中是以“面” 的形式存儲的數據， 在轉換前，主要對CAD圖形文件做的處理工作為：
（1）對于CAD圖形分層不標準的圖形文件，要先進行圖層分類標準化，按照點、線、面及不同的屬性和用途進行分類，從而達到顯示和分析的目的。然后按照不同圖層分別進行轉換。
（2）對CAD未封閉成面的保護建筑物，通過ARCATALOG的拓撲校驗來查找未滿足要求的圖形，通過人工干預校正圖形，最終實現數據轉換。
（3）數據的組織：
由CAD轉換的GIS數據并不能實現用戶對數據的真正需求，其只是實現了數據的顯示目的，轉換后的這些資料和信息具有空間定位特征，為空間信息，其擁有圖形數據。
數據的完整性不僅包括圖形數據，還包括與其相關聯的屬性數據，從而實現圖形屬性一體化，按照不同圖形的地物要素，制定不同的屬性數據 。 以 ” 保護建筑物” 面層為例，其屬性表如表1所示。
屬性字段是進行統計和分析等操作的必要條件。屬性字段還可以連接如照片和法定保護圖則等多煤體數據，照片可以是一張也可是多張，為保證圖則數據的相對安全性，采用DWF格式 。
3.1.4 功能實現
GIS 可以對空間數據按地理坐標和空間位置進行各種處理，對數據進行有效管理，研究各種空間實體的相互關系，通過多圖層多因素的綜合分析，可以迅速地獲取用戶所需要的信息，并以圖形等數據形式表示出來。
對查詢結果的空間數據的屬性進行多方位連接，在這些數據中，包含各種形式的數據，多種文件格式，多個數據來源，把這些數據有效地組織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數據管理系統，顯示保護建筑的相關數據，比如說：現狀照片、法定圖則 、 文字說明等。
根據查詢結果計算出保護建筑物、絕對保護區、建設控制區的面積。此系統的查詢模塊包括：供圈選查詢、組合查詢、定位查詢的方式。
3.2 基于GIS技術在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劃定歷史街區的應用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并不是要保護城市的全部，而是保護反映城市風貌特色的歷史街區、歷史格局和歷史風貌等，其中，歷史街區是城市傳統歷史文化的載體，是歷史文化名城重要的組成部分。劃定歷史地段、歷史建筑群等歷史保護區的保護界限，提出相應的規劃控制和建設要求是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的主要內容之一。以南京為例，在歷史文化名城空間數據庫基礎上，建立劃定歷史街區保護界限的綜合評價評估體系，使評價體系做到對歷史資源的合理分類、科學分級，并使之通過分類標準所確定的保護對象體系能夠與保護規劃相銜接。
3.2.1 評價原理及方法
評價原理及方法包括：（1）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在選擇具體的評價指標因子時，應遵守指標因子的客觀性、可測性、可比性、簡明性和靈敏度等基本原則。同時建立面狀資源評價體系，在南京老城的所有地塊中尋找風貌最好，價值最高的單元作為歷史街區的候選對象。因此，面狀資源評價體系是以確定保護價值為目標層的單目標評價體系，選擇資源自身價值、完整性價值作為面狀歷史資源的評價準則如表2所示。（2）評價指標因子分級和權重值的確定。
3.2.2 多因子綜合評價方法在南京老城劃定歷史街區中的應用
（1）指標因子的評價與分析：包括歷史價值計算，如先計算出城市空間沉淀深厚度分布圖，再計算出權力空間沉淀深厚程度，最后將得到的等級指數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進行累加得到每個評價單元歷史價值綜合評價的總分。格局價值計算、歷史資源點富集度、形態完整性。
（2）南京老城歷史街區劃定的多因子綜合評價
例如將每個評價單元的歷史價值綜合評價值、格局價值、和景觀價值等級指數的得分值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表1），將這三個指標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個單元的自身價值綜合評價得分；將每個評價單元的歷史資源點富集度綜合評價值和形態完整性等級指數的得分值分別乘以各自的權重值，將這兩個指標因子所得值累加得到每個單元的完整性價值綜合評價得分；再根據兩個準則層的數據計算結果，按層次分析法算得的權重，計算出老城內地塊單元保護重要性。需嚴格保護的地塊單元主要集中在民國公館集中的頤和路、明故宮周邊、總統府周邊、老城南及秦淮河畔。在對老城內面狀空間單元評價的基礎上，可將綜合價值高的空間單元劃定為歷史街區。
4 結論
在專業設計人員和 GIS 專業人員的配合協作下，GIS 空間數據應用于規劃設計將存在著具大的應用空間并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僅實現了空間信息的分析、統計、管理、制圖和可視化表示，為政府的管理和決策及專業人員的設計提供支持，促使規劃設計走向規范化與標準化，同時也將平面設計引向三維空間設計，規劃成果空間數據庫的日益完善，對城市規劃的管理體制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參考文獻
[1]阮儀三，蔡曉峰，楊華文．修復機理重塑風貌-南潯鎮東大街“傳統商業街區”風貌整治探析[J]．城市規劃學刊，2005(04)：53-55.w
[2]劉濤，崔春龍.論古城的更新與保護[J].西南科技大學高教研究，2003(04)
[3]胡明星，董衛. GIS技術在歷史街區保護規劃中的應用研究[J]. 建筑學報，2004(12):63-65.
[4]張劍濤.城市形態學理論在歷史風貌保護區規劃中的應用[J].城市規劃匯刊，2004(06)：58-65.
[5]趙勇，張捷，盧松，劉澤華．歷史文化村鎮評價指標體系的再研究-以第二批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為例[J]．建筑學報，2008(3)．64-69.
[6]鄭煒．西安明城區城市肌理初探[D] ：[碩士論文]．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05.
[7]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范，GB 50357-2005. 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8]阮儀三. 舊城新錄. 同濟大學出版社，1998.
[9]蘇勤，林炳耀.基于文化地理學對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理論思考[J].城市規劃匯刊，2003(04):38-94.
[10]楊馳.GIS空間分析建模構想[J].測繪通報，2006(11).
[11]韓筍生，彭震.GIS在國外城市規劃中的應用[J].國外城市規劃，2001(01).
[12]胡明星，董衛.基于GIS的古村落保護管理信息系統[J].武漢大學學報，2003，36(3):53-56.
[13]史慧珍，鄧奕，韓昊英.基于空間數據庫的北京舊城文物場所性量化分析初探.中國建筑學會2003年學術年會暨學會成立50周年紀念，2003.
德國地理學家赫特納在《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一書中指出：“地理課程應從鄉土志開始”[1]。我國近代地理學和地理教育奠基人竺可楨也強調：“是故教學地理，開始必須自本土地理著手”。由此可見鄉土地理教學的重要性。目前，大多數高職高專院校并沒有開設鄉土地理課程，即便有此門課程，其教學手段和教學內容也很單一。表面看起來，鄉土地理教學對專科學生的作用不大，但實際上，鄉土地理具有實踐性、知識性和教育性等特點。對于學生來說，鄉土地理教學可以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學校所在地的環境，引導學生學以致用，掌握基本技能和科學方法，從而培養學生實踐能力、創新精神和愛鄉愛國情感，樹立正確的地理觀點。對于教師來說，由于部分鄉土知識是學生熟悉的，如果教師簡單地照本宣科或機械灌輸，會導致學生學習興趣低下、學習效果較差。因此，鄉土地理教學要求教師不斷研究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和科研水平。
二、“理論+實踐”方式在鄉土地理教學中的作用
鄉土地理教學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如校本課程、選修課程、探究學習、小組合作學習等，無論哪種教學形式，都要在結合理論授課的同時，重視實踐教學。地理教師要通過課堂教學和實踐教學給學生傳授鄉土地理知識，使學生獲取鄉土地理信息，并了解、認識和研究“家鄉”[2]。鄉土地理的突出特色之一就是走出課堂、走進實踐，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活動有機結合，實現通過鄉土地理教學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目標。“理論+實踐”教學方式符合鄉土地理教學的總體要求。鄉土地理教學的總體要求：一是利用課堂教學，使學生掌握一定的鄉土地理理論知識；二是設計多樣化的教學形式，如問卷調查、訪談調查、實地考察等，使學生學會運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3]；三是指導學生在實踐活動中掌握基本技能，如收集統計數據、分析圖表、繪制地圖、合作探究等方面技能；四是在鄉土地理教學的全過程，注重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培養，注重愛鄉情感和地理觀點的培養。“理論+實踐”教學方式符合學生的學習要求。在教學活動中，學生多傾向于實踐式的學習方式，如專題探究、小組活動、實地考察、野外調查和參觀訪問等多種實踐活動。有效的實踐活動能使學生獲得積極的體驗[4]，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促進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提高學習效率。
三、“理論+實踐”教學方式的實施策略
1．理論教學與基本技能的訓練
《地理教育國際》以法律形式制定了國際地理教育的標準與指導路線，它為學生地理技能的培養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見。《地理教育國際》在其所列出的地理技能方面的目標中提到：要學會利用以文字、數據和符號等形式表達的資料，包括圖表和地圖等[5]；要練習實地考察、繪制地圖、運用統計數據等，以提高學生的基本技能。繪圖技能是地理基本技能之一，通過繪圖，學生熟悉地圖、認識地圖、運用地圖。在鄉土地理教學中，教師應注重選取鄉土素材逐步培養學生的繪圖技能。以地圖教學為例，面對地圖時，常常有學生無法辨別自己家鄉的地理位置。為此首先進行理論教學。教師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邊播放PPT，邊講解地圖三要素。教師可以利用多幅地圖對比分析比例尺、方向和圖例等，加深對地圖三要素的理解。在理論教學之后還要增加基本技能的訓練，即進行實踐教學。教師可以組織學生游覽校園，在草紙上標記校園各處的相對位置，再指導學生繪制校園平面圖，加深學生對比例尺大小和地理空間位置等的理解；可指導學生繪制省市地圖乃至中國地圖，增強學生對家鄉和祖國的認識。
2．理論教學與地理科學方法的掌握
地理科學方法教育有利于學生掌握“對生活有用的地理”，形成“現代公民必備的地理素養”。地理科學方法包括地理觀察、地理實驗、地理調查、地理比較、地理分析與綜合、地理歸納與演繹等方法[6]。鄉土地理正是一門能夠運用地理科學方法去驗證理論教學內容的課程。以區位因素教學為例，學生在分析區位條件時，常常找不到切入點。對此首先進行理論教學。教師通過案例教學，引導學生分析不同類型的區位因素，如工業、農業、城市、航空港、港口等，歸納出分析區位因素的一般方法。從自然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著手，分別就氣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場、交通、勞動力、科技、政策、文化等方面進行具體分析。為了有目的地開展實踐活動，教師還要講解商品房的區位分析要領及當地小區空間分布范圍的簡單地圖。在理論教學基礎上開展實踐活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教師可以組織學生到市區考察某些小區的區位優勢條件。學生從購房者角度分析各個小區的優劣條件，闡述選房理由，并進行分析與綜合，歸納出房地產的區位因素，最終掌握分析“區位因素”這一大類問題的一般方法。
3．理論教學與地理觀點的培養
（一）幫助學生掌握歷史基礎知識我們常說“史地政不分家”，可見歷史和地理是密切相關的。學習歷史時，要求記憶的地名很多，很多學生缺乏地理常識，對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缺乏了解，從而影響了學習的效果。如果適當運用地圖，這一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現在歷史教材中，每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容中大部分配有1-2幅圖，從這些地圖中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個歷史時期的變遷、發展的態勢，借助這些地圖來講述相關內容，可調動學生積極性，有利于記憶重點知識點。例如，是教材的難點，如何突破這一難點，使學生認識此次戰爭對中國的嚴重危害呢？有效的方法就是運用地圖進行分析語綜合。教師可以展示《形勢圖》，引導學生形成“經過，中國喪失了更多的領土”的概念；連同戰爭中開放的通商口岸，幫助學生得出“外國侵略勢力深入中國內陸”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得出“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的結論，也就水到渠成了。
（二）幫助學生形成歷史空間概念一般來說，凡是教材內容涉及的歷史空間概念，都應當盡可能使用歷史地圖。例如，講述張騫通西域、鄭和下西洋，首先就必須使學生形成關于“西域”“西洋”的空間概念，從而為學生掌握通西域和下西洋的前后經過創造條件。在學習元朝行省制時，參照《元朝疆域圖》和必修Ⅰ《清時期疆域全圖》，可以理解行省制設立的作用和對后世所沿用的情況，以及對元朝行省制的評價等問題。再如，講授美國南北戰爭時，查看地圖《美國南北戰爭》，對理解南北戰爭爆發的背景，戰爭爆發的必然性等若干問題，有相當大的促進作用。實踐講堂
（三）能有效地幫助學生認識地理環境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地理環境是人類生活、社會存在和發展的自然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必要條件之一。不同的地理環境往往形成不同的民族。地理環境在影響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可以運用歷史地圖使學生有所認識。例如，在講述新航路開辟時，通過地圖認識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位置是位于大西洋與地中海交接的地方，可以直接進入大西洋，使這兩個國家最早開辟新航路。
（四）幫助提高學生的分析問題的能力大部分高中學生的學習思維雖有一定水平，但還需要直觀材料的輔助。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該積極探索，把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作為教學的主要目標之一。如果對課本中的一些地圖加以深入研究，就能夠運用它來激發學生的靈感，培養其思維能力。例如，在講述戰略反攻時，就可以運用《戰略反攻示意圖》，向學生說明大別山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使學生認識我軍千里躍進大別山對整個戰局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戰略意義。在分析《》對中國影響時，如果讓學生看《示意圖》，標出臺灣、遼東半島的位置；結合條約的第一條“清政府割遼東半島、臺灣、澎湖列島給日本”，使學生分析得出其對中國影響是：遼東半島是北洋門戶，割遼東半島直接威脅了京津地區的安全；臺灣是中國第一大島，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和經濟價值。那么，及其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使用時應注意的問題
（一）適時出示地圖出示地圖要把握好時機。過早，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影響聽課；過遲，又與教學內容銜接不上，影響效果。
（二）邊講述邊演示，講述與演示有機結合在教學中，應當以講述為主，以演示輔之。教師不能背向學生演示，而應當側立面向學生，邊講邊演示。如講述新航路開辟時，就應在地圖上準確指示出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的位置以及達伽馬、哥倫布、麥哲倫等人開辟新航路的路線。
（三）由簡到繁，由局部到全面演示教師地圖要有一定的層次性。如演示《三國鼎立形勢圖》，應首先指出魏、蜀、吳三國的位置，再指出三國的都城。隨著演示的層層深入，三國鼎立的形勢便逐漸明朗了。
地名源流的研究，是地名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在習慣上被稱作地理沿革的研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它主要運用歷史考證的方法，憑借豐富的歷史古籍，依靠語源和語義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綜合，弄清某地在歷史上有過何名，其得名的具體原因何在，而后由于何故發生演變，歷史上的地名某位置在現今何地等相關內容。
由于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歷史地名往往更換無常。根據地名學的研究，這種影響主要來自政治變動、軍事征服、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意識形態的作用等。如滅元后明成祖將大都改名為北京，將江寧更名為天京，獨立后的剛果將奧波得維爾改名為布拉柴維爾，這些都與政治變動有關；又如殖民擴張中英國占領津巴布韋后將其更名為羅德西亞，軍事侵略后沙俄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些都是軍事征服引起的變化；再如隨著地理知識增長而來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進步產生的巨大影響；此外，因避晉愍帝名諱而將建鄴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因信仰佛教而將邏些改名為拉薩等，則是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所致。
歷史地名的演變，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趨于穩定，從而變成一直延續至今的名稱。但不可否認，有許多地名由于歷史的風風雨雨，都或早或遲地發生了變化，有的變動之快和次數之多是令人驚異的。在這類地名中，如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金陵、秣陵、建業、建康、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南京、江寧等名稱；又如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薊、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師等名稱。
總的說來，探索歷史地名的起源和演變，弄清今名由來，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對應關系，是掌握歷史教材中的相關知識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學的探明的有關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詞語性、地理性、社會性、民族性和相對穩定性，對于史地教學來說，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學實踐的真實、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歷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體來說，其教學價值表現為如下方面：
一、從語言學角度看，地名系由語詞構成，屬于語言詞匯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語詞，它除了有口頭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具有一定的詞義。地名的語詞性特殊，主要體現在它的詞義上。其內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間位置上的某一處所，一是指它展現出來的某種確定的含義。如作為地名的華盛頓，它標志著美國首都這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地方，還表現著這是為紀念華盛頓其人對美國所作貢獻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國的尚志市、左權縣、志丹縣等，也屬同類情況。明確了地名詞語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據，就可以從這兩方面來講清地名。如此，則能便史地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充實，而收其真實、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據地學的理論，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態而言。從構詞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來表示所屬類型，以專名來表示相互之間的區別的，即對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態的地方，是通過地名的不同稱謂來表示的。如果說地名的詞語性賦予了它音、形、義的話，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則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類性的特征。同時，它還以自己的專名部分，反映著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構成其標志地理形態的基礎。講解歷史地名時尤其應將這兩點體現出來，如太平軍大敗湘軍的湖口，就應指名是鄱陽湖匯入長江處的一個狹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會共同創造的產物，它不是某個特定地點本身，而是該地點的代號或指稱。一個地名的產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來并認可，后來在頻繁交往中才得到社會的承認并使用，這樣它就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方式傳播開來。它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要求簡明易記并便于讀寫，于是又不斷向簡化方向發展。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來表達自己的愿望，遂對地名的演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歷史教學還是在地理教學中，都是應予注意的，因為象長安、安西、鎮南關、綏遠、綏化、懷遠之類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四、地名總是由繁衍生息于當地的居民以其語言定名的，這就賦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地名反映著某些民族歷史和稱謂的來源，它在歷史上遷徙路線以及分布范圍，其社會史中經濟文化生活的主要情況，特別是政治史上民族關系的變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情況等等。如海蘭泡、尼滿河，薩哈林等皆屬滿語地名，甚至連黑龍江本身也是滿語“薩哈林烏拉”的意譯，可見其皆為久居黑龍江流城的滿族祖先根據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而定的地名，說明這一帶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實地教學中講述這類地名時，應當考慮這種特征的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