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實證論文8篇

時間:2023-04-19 16: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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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實證論文

篇1

關鍵詞:非正規金融中小企業融資

在我國,由于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的問題,因此在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借助非正規金融途徑緩解融資困境的現象。非正規金融一方面能夠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發展所需資金,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一、非正規金融的界定

非正規金融(又稱為民間金融)指的是在國家的金融法律法規規范和保護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監管當局直接控制和監管的金融活動,屬于體制外金融。非正規金融包括那些分散、無組織地發生在各種非金融企業之間、企業或民間組織與居民之間以及居民相互之間的各種資金借貸活動,如民間借貸、商業信用、天使投資等。非正規金融交易區域狹小,信息搜尋、甄別以及監督貸款投向的成本較小,違約率比正規金融部門低,其游離于金融監管部門的視線之外,也游離于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控以外,不受法定體系的約束。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最大的區別在于交易是否處于政府的監管之下。

二、非正規金融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優勢分析

在許多國家,非正規金融被視為中小企業獲取生存和發展所需外部金融資源的重要途徑。在我國非正規金融也已存在很長時間,并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為非正規金融具有如下優勢:

(1)交易成本低、獲得迅速快

融資交易成本可以從資金的財務成本和資金的可獲得性兩個方面來考察。對于中小企業融資而言,非正規金融經營成本低、交易手續簡便、交易過程快捷、融資效率高、能盡快達成交易。因此中小企業融資常常選擇民間借貸。

(2)社會風險低

不同于國有銀行或者信用社會產生連鎖反應,民間借貸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明晰,即使發生風波,承擔的基本都是個人,不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民間信貸即使有違約風險,都是個人來化解風險,風險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對稱性

無組織的民間借貸往往是發生在親戚、熟人之間,發生借貸前,資金提供者就對借款人的情況非常熟悉,發生借貸后,資金提供者也可以通過非常親密的渠道,及時了解借款人的真實信息,這種信息的對稱性是正規金融(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不可能擁有的。雖然民間金融機構也和商業銀行一樣,與融資對象很少存在私人關系,但是與之相比更有動力和能力獲得信息,所以,非正規金融可以比較好地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

(4)利率在合理范圍內波動

央行要求,民間資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內波動,這使非正規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據風險收益相對應原則來定價,這種資金價格是民營中小企業可以接受的。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由于存在著私人關系,它們的資金價格相對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會過高,因為非正規金融同樣存在著多方面的競爭:①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兩個市場,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過高的利率會導致資金需求者退出民間金融市場,轉向正規金融市場。②非正規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競爭。這些機構資金實力有限,不能壟斷民間金融市場,所以不能提出過高利率。

(5)對資金需求者的預算硬約束性

在無組織的民間借貸中,雖然一般是信用貸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關系,借款者如果選擇欺詐或者沒有能力償還貸款,將損害私人關系和招致輿論的譴責,為了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潛在的還貸義務,即存在一種隱性擔保,這促使資金需求者更加謹慎地運用資金。相對于商業銀行,這些資金供應方會更加積極地追討負債,甚至出現違法討債行為,從而導致資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約束。另外,民間金融組織具有強烈的地域性特征,與同樣具有地域性的民營中小企業更容易建立長期關系,促使它們提高資金的運用效益和積極還貸,從而達到共贏的效果。

(6)抵押擔保方面的優勢

中小企業在申請貸款時無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獲得融資的最大障礙。許多在正規金融市場上不能作為擔保的東西在非正規金融市場上可以作為擔保,如土地使用權抵押、勞動抵押、農戶房屋抵押、田間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關聯契約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除了在信貸市場上存在借貸關系外,還在其他市場上(如在商品市場上)存在交易關系,因此雙方在簽訂信貸契約時還把其他市場的交易情況附加到里面。這不僅為貸款人提供了關于借款人資信、還款能力的信息,同時也增加了借款人違約的成本,使得貸款人能夠對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強了借款人正確使用貸款以及履行還款義務的激勵。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其能夠更加靈活、有效地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

(7)具有示范效應

非正規金融活動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償還貸款傾向的借款人望而卻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備還款能力的人進入信貸市場。由于借款者和貸款者之間因長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關系,不僅能夠抑制雙方的道德風險,而且還會使違規者因受到社區排斥和輿論譴責而付出高昂代價。社區約束力越強,成員之間合約的履行率越高,從而借款者就更重視償還非正規金融貸款,以便于其保持長期穩定的借貸關系。

由此可見,民間金融在本質上能夠滿足中小企業信息隱蔽性、融資要求的特質性需求以及中小企業家族經營、抵押品缺乏的現狀。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其相對于高度組織化的正規金融具有上述優勢,這些獨特優勢是民間金融這一古老的融資渠道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夠和正規金融的重要原因,也正是這些特點使其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重要來源。

三、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和負面效應

在肯定非正規金融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負面影響。

(1)非正規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會資本的關系型和地域性特征決定了非正規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個小圈子里進行;其次,非正規金融部門的資金來源有限且不穩定,抗衡外部沖擊的能力脆弱;再次,從總體上看,非正規金融的定價機制大體上反映了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和市場競爭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貸產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規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規范和保護,容易產生敲詐、違約行為。

(2)非正規金融的負面效應

非正規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規范性,會對國家宏觀經濟運行及其調控造成沖擊,包括造成大量資金體外循環,不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影響國家利率政策實施,截流信貸資金來源等。還可能擾亂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釀成相當大的金融風險,包括襲擾正規信貸市場,妨礙中央銀行現金管理,造成系統金融風險防范與監管的盲區,導致一部分國家稅款流失;容易引發經濟糾紛,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等。因此,應該對非正規金融加強規范和引導,發揮其正面作用。

四、加強對非正規金融的規范和引導,發揮其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的積極作用

非正規金融是一種重要的金融資源,是制定和實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據,特別是其所獨具的與中小企業天然的親和力,決定了其在中小企業發展中的地位。因此,對于非正規融不應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態度,而應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規范,使其在法律的監督和規范下,更好地為中小企業服務,為整個國家經濟服務。

(1)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規范非正規金融行為

非正規金融交易通常運作很不規范,一般沒有合法的法律手續、可靠的信用擔保和資產抵押,缺乏必要的監管機制,處于比較混亂的自發狀態;而且所融通資金的投向具有較大的盲目性,風險較大。如果對那些負債率高、資信狀況差的企業進行融資后一旦發生經營風險,必將損害投資者的合法權益,甚至會形成相當規模的金融風險。因此,應當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建立相關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間金融機構發展的監控體系。

世界上的大多數銀行都是民營銀行,他們之所以能夠健康地發展壯大,原因之一就是它們被納入政府監管的體系之中。民間金融機構一定要在國家必要的監控下才能健康發展。政府有責任在對民營金融機構進行合法、正當保護的同時,對其違法、不正當的行為給予堅決打擊和懲罰,用法律手段來治理和規范民間金融,為中小企業創造更好的融資環境。

(3)引導成熟民間金融組織向中小商業銀行轉化。

當前中小企業融資難,相當程度上是由于銀行業壟斷程度過高,真正能夠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商業銀行數量太少。因此,應引導民間金融組織逐步演化為規范化運作的、定位于中小企業融資服務的民營金融機構,使得民間金融能更好的服務于中小企業。

參考文獻:

【1】曹洪軍.竇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對稱、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4)

【2】林毅夫,孫希芳.信息、“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融資”,《經濟研究》2005(7)

篇2

一、面向市場的銀行結構調整

1、調整的背景。

1994年,我國銀行業接受了一個國際準則,即巴賽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所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這說明我國的銀行業開始走向市場、走向開放。巴賽爾條約要求銀行的核心資本與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4%,其總資產或凈值占其加權風險資產的比例至少為8%。這是一個保證國家金融系統安全的有效準則,不僅為35個契約國所接受,而且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承認,我國還將該標準正式載入商業銀行法第39條中。按巴賽爾標準,商業銀行必須要按照有風險的企業來進行經營,而不能以空殼銀行通過轉手經營儲蓄者資金來生存。這與空手套白狼的傳統銀行理論不同。按照傳統的銀行理論,銀行是將資金所有者“典當”的資金視為自己的資金貸給需求者,銀行本身并不在經營中投入資金。由此造成了銀行的道德風險(高風險經營)、破產威脅及信用下降,給銀行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所以,為控制風險,提出資本金標準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這就是巴賽爾條約的含義。

80年代,我國的銀行與財政分離,開始承擔獨立的職能,但是,由于傳統計劃經濟的遺產,再加上國家財力因放權讓利而削弱,政府為控制經濟,我國銀行業采用了近乎壟斷的國有銀行體制,國家通過該體系將收集的資金投于國有企業。為了使該流程不至于被中間截流,國家通過各種手段限制居民的資本選擇,如取締民間非正規金融,限制證券市場發展,控制直接投資等,但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單一的資金獲取渠道無法滿足不斷增加的社會資金需求,于是,90年代初我國銀行業經過了一輪自由化的改革,出現了一些非國有股份制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國有銀行壟斷了社會資金的分配,不利于正在興起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于是在一些地方開始自發形成以信用社和基金形式出現的金融組織,擔負著地方性的資金融通工作,成為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經濟資金供應的主要渠道。至1994年,全國的城市信用社達5000家以上,其貸款的一半以上流向城市集體企業,8%左右流向私營企業。據估計,提供給私營企業的貸款相當于國有銀行的5倍。但是,這些金融機構所具有的先天不足是信用度低,資金量小,只能以高利率來吸收社會資金或從國有銀行借款,然后以較高利率借出,這就增大了經營風險。在經濟高漲時期,風險通常被掩蓋起來,而一旦經濟緊縮,普遍出現經營困難,不僅資金來源成了問題,而且貸出去的款也難回收。國家借此進行了金融整頓,合并了機構,走上了金融集中化的道路。這些合并后的機構又成了另一類壟斷型的機構,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來源由此也被切斷。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搞起了第二銀行,即信托投資公司。在銀行的帶動下,其他機構也加以仿效,于是成立了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這些機構名義上從事委托存貸業務,實質上是利用關系以低利息從國有銀行弄來資金,然后以市場利率貸放出去,或干脆自己從事房地產等高風險高盈利投資,這實際上是國有銀行逃避國家信貸管理進行風險投資的手段。據估計,到1995年底,國有銀行對信托機構的放款數額達5500億元,這也是國有銀行呆壞賬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為了整頓金融秩序,央行采取了壓縮信托投資公司規模使其與商業銀行脫鉤的辦法,其數量從1994年底的393家降到1996年底的244家,但其造成的資金損失大多已無法挽回。

還有一個因素也要看到,國有商業銀行迅速在全國布網經營,但由于實行地方的分權式管理,這些機構成了地方政府的錢口袋,再加上銀行經營管理不善,許多基層機構成為國有銀行的包袱。90年代中后期,隨著銀行商業化的推進,巴賽爾標準的實施以及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銀行不僅追求效益的沖動開始占了上風,而且金融風險意識逐漸增強。于是,在國家整頓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風險形勢下,各個商業銀行開始收縮戰線,壓縮基層銀行機構,上收貸款權力,貨幣市場出現了逆細分化傾向,一方面存貸款向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集中,其壟斷趨勢進一步加強,另一方面,其他商業銀行也從基層行集中資金,進行大額度放款,使得中小企業獲得銀行資金的渠道進一步萎縮。這一格局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變得更嚴重,銀行收得越來越緊。由此可見,在壟斷和集中化的主導趨勢下,我國的銀行體系還面臨著以下問題,一是國有銀行包袱重、經營管理水平低,且資源壟斷嚴重;二是非國有銀行實力有限,信用度不高,規模過小,抗風險能力差;三是沒有形成合理的利率決定機制,致使銀行經營風險大。在這種格局下,因為國有銀行的資金主要投向國有企業,資金的流向不盡合理,所以給整體經濟發展造成了困難,這是銀行業調整面臨的基本矛盾。2、調整什么,怎樣調整

從一國的整個資金流動過程看,個人獲得的各種資金有三個流向,即消費、儲蓄和其它投資,社會資金流入銀行業暫時或長期地存放,銀行所能動用(貸款)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銀行能夠完全履行其作為資金集散中心的職能,則經濟運行中的資金供應是基本平衡的,因為資金供求者與商品市場上的商品供求者正好地位相反(不考慮外部因素)。但是,在經濟劇烈波動或資金流動存在結構性失衡時,上述的對稱性被打破,就會形成資金供求失衡。在我國的資金流動過程中,這種失衡主要由結構性因素引起,銀行吸收分散資金集中供給國有企業的結果是,資金過多地流向并沒有那么大需求和能力的國有企業(甚至有些充當了資本金),而其它需求者的資金無法滿足,于是形成資金的二次分配和多次分配,人為地造成資本高價和配置扭曲,而且形成了一條長長的資金食利鏈,滋生腐敗。不僅如此,國家控制儲蓄利率也是對供給者的利益剝奪,因為儲蓄者被取消了資金使用的選擇權,只能以低價獲得利率。對于從事資金集散的銀行來說,更是獲得了一個獨一無二的壟斷地位,資金支配權成了獲利的最佳工具。通過低價收集資金剝奪儲蓄者的利益,并沒有通過商品的低成本和低價格返還消費者,而是成了各類中間取利者的收益和無效益的投資,結果是銀行反而背上了重債。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沒有正常的融資渠道,為高利貸的盛行大開了方便之門。這就決定了我們調整銀行結構的基本出發點,即疏通資金流通渠道,形成有效率、市場化的資金集散中心。由此而涉及的政策問題相當復雜,主要有:

一是要堅決消除資金無效分配機制,使資金流向合理化。目前,國有銀行給國有企業服務的情況并未改變,國有企業提供了二、三產業整個產出的不足40%,但卻占用著60%以上的資金投入,這是造成銀行業困境和社會資金失衡的主要因素。使資金能真正按市場規則進入資金的真正需求部門,是體制和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銀行結構體系,打破銀行業的國家壟斷。在我國,國有銀行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銀行的服務對象。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如果我國銀行體制還基本上是國有銀行的一統天下,資金的合理分配就不可能,銀行業的正常競爭也不會形成。所以,要求國有銀行擴大服務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廂情愿,最根本的辦法還是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鼓勵和發展緊貼市場的非國有金融機構。一般來說,一個穩定而有效率的金融體制是從民間部門的利益沖突及其協調過程中生長起來的,而在計劃體制背景下進行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其實質更應是政府部門的退出與民間部門的進入和成長,變政府配置金融資源為由民間部門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在民間部門之間確立正常的金融交易關系。不僅如此,資金服務是一個多層次、多樣性的體系,因為資金需求是復雜的,單靠正規的銀行業并不能全部解決需求者的問題,如農民貸款,城市小型工商企業、個體勞動者、風險型企業、貧困人群和特殊人群的資金需求等,只有通過各種特殊的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才能提供服務;銀行體系完備了,資金的結構性流動失衡才能最終解決。所以,開放銀行業的投資,形成多元化的銀行格局,是提高銀行業經營管理水平、降低金融風險、提高資金利用效率的重要一環。此外,現有100多家中小商業銀行也有一個調整問題,包括存款保險、重組合并、剝離不良資產等。三是對國有銀行進行調整。在這方面,政府開始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提高銀行業的資本金,降低不合理債權;將逐步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進行改制,引進其他投資者;從建立現代銀行制度入手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精簡機構人員、提高銀行競爭力等,使國有銀行逐步走向市場。同時,為了緩解宏觀資金分配的矛盾,合理劃分了銀行貸款權限,將服務對象擴大到各類非國有經濟。這些政策調整有利于國有商業銀行擺脫困境,提高競爭力,但要真正取得突破,必然涉及到產權、人員、資本金、治理結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根本改革。如果說國有企業的改革困難,那么,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更難。而能否在這方面取得突破,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前途。四是實行利率市場化,使資金價格有一個合理的定價基礎。現在,國內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外國銀行辦理外匯業務,其利率已經市場化了,且目前價格走低,利率水平不高,正是改變形成機制,使利率市場化的最好時機。這時放開貸款利率以形成資金的市場定價,能夠促使銀行改善經營,使資金流向更合理。目前,利率市場化的障礙有二:一是思想上的顧慮,擔心放開以后利率升高,失去控制。其實,放開以后,利率升降都是市場的正常反應。在價格普遍走低的情況下,利率也不會升得太高,況且央行控制著再貸款和再貼現手段,可以進行調節。二是技術上和操作上的困難。一般來說,國債收益率構成長期收益曲線,是市場利率的基準線,但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由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壟斷地位,事情正好反了過來,不是國債收益率影響和決定銀行利率,而是四大銀行的成本決定國債的招投標價格,國債利率的漲跌取決于四大國有銀行的行為,因而目前的國債收益率還難以成為市場利率的基準。在削減四大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同時,能否作出適當安排,限制四大銀行的行為,使國債收益率逐漸成為市場利率變動的參照。以提高銀行競爭力和市場化為核心的銀行業結構調整,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改變過去集聚社會資金支持經濟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也是對改革以來出現的銀行業集中化和壟斷化趨勢的修正。做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國過去和未來所面臨的主要問題還是促進經濟發展,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單純通過資金的輸入來達到高增長的效果越來越差,而且后患無窮。這就迫使我們的金融結構要進行分散化、市場化的調整,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提出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以銀行調整為重點的金融結構調整,將對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二、證券市場發展

在銀行業開始結構調整的同時,做為金融體系的另一個重要成員,證券市場正在穩步發展,以《證券法》的實施為標志,我國證券市場經過10多年試點后正式納入金融體系,并在經濟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1、我國證券市場概況

為了使本文的敘述更有針對性,這里的證券市場主要指的是股票市場,而其它類型的證券,如政府和企業債券暫不做分析。

企業的股票是該企業資產所有權的代表物,是一種明晰的產權,股票的持有和交易是一種所有權的擁有和讓渡,前提是該代表物(股票)必須是真實的。所以,股票本質上是與國有企業的含義相沖突的,因為國有企業理論上歸人民所有(當然實際上是政府所有),其產權無法分割,如果分割則利益應歸于全民,這在理論上是無法實現的(實際分割與此無關)。好在我國90年代搞的企業發行股票的試點及自發交易市場的形成,并沒有考慮理論問題,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不論是80年代中后期各地興起的證券交易場所,還是90年代初在上海、深圳建立的證券交易所,開始時都是地方行為,國家沒有設立專門的證券管理機構。這里的證券市場可以說是一個自由放任和不規范的市場。一是上市公司的上市規則是由證券交易所制定的,而證券交易所是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單位(上市掛牌交易的公司每一年繳納掛牌費,而證券經紀商上交手續費給交易所),所以,從監管的角度看,它只有權力保證上市公司本身是存在的(即股票的資產實際存在),但沒有權力去保證上市公司不搞弄虛作假欺騙投資者。所以,上市規則事實上對上市公司并無約束力。這就需要政府來提供保證上市公司質量的監管體系。二是上市公司到底是怎樣的情況,投資者是不清楚的。當一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交易所化為一種代號以后,事實上,投資者也并不需要再去了解該符號的實際內涵,因為符號的收益能脫離企業的資本變化,這就為大批投資者提供了自由炒作的空間,符號本身也就具有了價值。但是,對符號的炒作是有限度的,所以最終股票價格就會波動。對投資者和股票價格進行直接控制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此延伸至投資者可以為所欲為,操縱市場,就是監管的問題。監管是一種公共產品,就象警察維持公共秩序一樣。所以,規范市場行為自然是政府要管的事情。1991-1993年初,由于證券市場的運行缺乏制度保障,資金大戶肆意做市,投資者盲目炒作,股價連續翻倍,造成市場無序,于是,國家正式建立證券管理機構,開始介入監管,在上市公司的選擇和控制投機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是,政府介入證券市場監管并不必然是有效率的。如果管制過度,其效果相當于引進老虎來驅趕狼,使市場陷入另一種無序狀態。無奈,我國的證券市場就走入了這一極端。隨著管理權限上收,政府的證券管理機構事無巨細地插手證券市場的運行,其一是上市公司的審批制和額度制;其二是直接監管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的上市公司,其增長由政府掌握,指標由政府分配,審批辦法由政府制訂,審批過程由政府執行,一句話,實行的是指令性計劃。這樣做的結果雖然解決了上市公司無序增長的問題,但卻造成供求不協調,市場劇烈波動,地方政府與上市公司合伙欺騙投資者等問題。不僅如此,政府監管不是從規則上著手,而是采用無規則的(救火式)一事一議的處理辦法,引導上市公司和投資者去尋找監管的漏洞,市場的無序性有增無減。其間以瓊民源事件最為典型。這段時期的證券市場是被管制的無序,表面上國家監管,但該管的沒管,反而使用了計劃經濟的辦法來管市場,結果是加劇和放大了市場波動。深滬兩地的股票指數從1993年上半年達峰值后一瀉千里,至1994年6月份兩市股指跌幅近80%,大多價格只相當于一年前的10%左右。跌幅之大非常罕見,兩市資產損失達數百億之多,許多投資者血本無歸。在1996-1997年,政府曾經發動了一波行情,1998年又歸于沉寂。這一時期,兩市的市場覆蓋面在不斷擴大,上市公司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市場影響力越來越大。但市場的不規范則是顯見的事實。對于股票市場的發展規律,理論上有五階段之說,即停滯階段、操縱階段、投機階段、鞏固或崩潰階段、成熟階段,具體來說,這五階段情況如下。

①停滯階段。股票市場處于初創期,僅有少數人知道股票市場的存在,交易手段落后,手續煩雜,交易成本高,掛牌上市的公司少,股票價格基本上保持在票面平價水平,有可能隨時間推移使股票價格低估。在變動的經濟環境中更是如此。不過,當投資者開始發現股息收益超過了其他形式的收益時,就開始購買股票,起初很謹慎,然后逐漸踴躍。

②操縱階段。當一些市場參與者發現,股票供應量很少,流動性有限,購買少量股票就有可能使一種或多種股票價格上升時,操縱階段就開始了。只要價格扶搖直上,其他人就會開始購買,操縱者賺錢后就可以迅速離開市場。使股票投資者更有吸引力的政府措施和交易手段的變更,可以引起更活躍的交易。

③投機階段。當一些人開始獲得大量資本收益和利潤時,更多的投機者就會受到吸引而加入市場,當價格被哄抬到高過股票基本價值,交易額迅速上升后,投機階段也就開始了。新發行股票過多地被認購,以致使許多公司公開出售股票,股票供應量迅速擴大,這時,再加上政府開始介入市場采取行動控制投機,如保證金要求的提高,較高的經紀人傭金,機構投資者的銷售,增收交易和收益稅,過多出售政府所擁有的股票或刺激對大公司股票的新的包銷等。但是否能控制投機效果并不明顯。

④鞏固或崩潰階段。隨著政府的介入和市場的迅速擴大,到一定時候,股市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枯竭,新發行的股票已無法認購,投資者開始意識到,股票價格已升得太高,股價與其基本價值已無任何聯系,股票價格開始下跌。相對于繁榮程度的大小,股價下跌的速度有緩有快,這里就開始了調整或崩潰階段。在發生這樣的價格下跌后,投資者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才能重新獲得信心。這主要取決于價格下跌的程度,也取決于一國當時的利率、經濟增長、公司利潤率、通貨膨脹、其他投資方式的收益、政府對鼓勵股市發展的刺激措施及機構投資者的行為等。在這一調整階段,許多投機者會成為投資者,他們不愿虧本賣出,把股票作為長期投資形式持有,希望將來價格回升。

⑤成熟階段。當最初的投資者重新獲得信心,而且在第一次價格跌落時未受到損失的新投資者也參加市場活動后,一個新的成熟階段也就開始了。更多的機構投資者加入市場活動,會促進市場逐漸走向成熟,交易量會趨向穩定,投資者也會更有理性,股票供給范圍更大,流動性也得以增強。股份雖然會繼續波動,但已變得不那么劇烈。如果出現大幅度的價格波動,這通常是由于重大政治、經濟問題,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大幅變動,其它重大經濟政策調整和政府過度干預等因素所致。

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了前四個階段,現正在進入第五階段。目前,我國深滬兩地上市掛牌交易的股份公司1000余家,股票總市值近4萬億元,流通總市值1萬億余元,是一個影響力日大的和發展中的市場。

2、證券市場的發展與政策調整

在正式確立了證券市場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以后,我國的證券市場開始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主要表現在:一是對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重新評價,確立了其作為直接融資市場的身份,而且通過各種具體措施來提高證券市場的地位(如證券法的出臺等);二是在市場的規范化方面下了大力氣,特別是在規范政府的監管行為上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使過去的投機市、政策市的狀況大有改觀;三是市場的投資行為發生了很大變化,投資者的結構有了改進,使得市場呈現穩步上揚的格局,與經濟大環境的走勢基本相符。這些變化,得益于證券市場的政策改進。在證券法出臺后,國家出臺了大量的政策法規,在規范投資者、上市公司、政策的行為上有了很大進步,使證券市場的規范化發展成為主流。這些政策變化有以下幾方面:第一,針對整個股票市場投資者分散,易于造成股指劇烈波動和投資者行為難以規范的缺陷,著力培育和發展長期機構投資者,如組織大型證券投資基金,改組證券公司以擴大其股本,允許和鼓勵企業,包括國有企業入市買其股票,允許保險公司資金入市買賣掛牌交易的證券投資基金等,允許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業同業拆借市場從事拆借、買賣債券業務,允許證券公司所持股票抵押貸款等,鼓勵一批有資金實力的投資機構長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以起到穩定市場、規范市場的目的。這些政策的出臺,為證券市場創造了一個逐漸改進的市場環境。不過,也要看到,目前我國機構投資者的行為還沒有一個規范化的約束機制,上市公司的質量沒有相應提高,再加上市場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與散戶投資者的資金之比為1∶10,存在嚴重的結構偏差,機構投資者的作用無法得到有效發揮,其行為也不規范,短期化傾向嚴重。須知,營造機構投資者、長期投資者生存發展的市場環境,是證券市場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環節,發展中國證券市場之所以會經歷五個階段,而且還會出現反復,其重要原因就是市場投機嚴重,投資者的行為長期無法規范。所以,造就一批高質量、規范化運作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是十分必要的。我國準備在現有機構投資者的基礎上,再發展和造就一批大型證券投資基金,以增強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如果能夠在2-3年內使機構投資者與散戶投資者的市場資金實力之比,由目前的1∶10變為3∶7或4∶6,我國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也就有了可行的基礎。第二,政府行為不斷規范,按市場規則監管證券市場的政策環境正在形成。這是我們看到的最可喜的變化,前十年我國證券市場的不規范,除了市場本身的運行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所謂政策造成的劇烈波動給投資者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上市公司資源的行政配置造成了利益的再分配格局和加大了市場風險。政府的不合理干預造成了投資者和上市公司行為的扭曲等。可以說,當時是以行政管理和計劃經濟的思維在經營和控制這一高風險的市場,結果該管的沒去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給市場的發展造成了障礙。目前,這些障礙正在逐步消除,其表現有:

一是正在逐步推行股票發行審核制,取消股票上市的指標分配。今后企業股票發行上市,不再需要政府控制和分配的發行指標以及地方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的推薦,而是只要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經省級政府或國務院有關部門同意,股票主承銷商就可向中國證監會推薦并報送申請文件,證監會對擬發行的股份公司核準后,由外部專家組成的發行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批。這是按市場規則分配資源的重大改進,也是規范證券市場的重要步驟。過去實行的所謂發行額度分配辦法,是典型的政府經營市場的體現,由此造成了政府、上市公司、投資者行為的巨大扭曲。如1993-1994年的市場崩潰,深滬兩市股指在一年半左右時間內暴跌80%,大多數股票價格被壓縮在1-5元之間,投資者對市場失去信心,起因于國家公布在1994年度要新發行55億股票。上市指標的行政分配,造成上市資源利用效率低。如為了控制上市公司家數采取數量控制,地方新發行的股票是大盤而家數少,形成人為資產膨脹;而為了控制股票數量不控制家數,則大量上市一些流動股極小的公司,通過行政手段進行監控和防范,留下的漏洞比堵住的漏洞更多。更為嚴重的,為使國有企業脫困,大量經過包裝的國有企業上市圈錢(如ST紅光事件),造成大量虧損或毫無發展前景的企業市場,給投資者信心造成打擊。直到目前,許多大盤股國有企業的股價還在發行價附近波動,受到了市場的長期冷落,企業本身也沒有變化。所以,改變股票供給方式,形成一個市場化的股票供求機制和價格形成機制,是我國證券市場規范化發展的重要標志。

二是通過股票發行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逐步消除一、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套利機會。過去,股票的一、二級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差價(1-5倍),使得一級市場的申購資金多達數千億元,無風險套利盛行,而且那種發行方式給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提供了一個暴富的機會,由此產生了各種腐敗行為(如已暴露的大慶聯誼等)。通過股票上市的上網發行和向二級市場投資者配售相結合,發行價格采取不事先確定而由市場申購者的需求確定等措施,為股票的合理定價奠定了科學的基礎。這樣,一、二級市場價格的人為差別消失,使投資者處于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也消除了利用股票上市暴富的基礎。

三是市場的扶優汰劣機制正在形成。這主要表現在,通過創設二板市場鼓勵國內高新技術企業上市,鼓勵重組的政策和退出證券市場的機制。目前,在我國證券市場上,上市公司是真正的終身制,一只股票上了市,只要自己不宣布破產,即使早已資不抵債或已形成巨額負資產(如PT農商社、ST百文等),股票照樣交易,而且市場價格不低。投資者之所以敢于冒險買賣這種股票,就因為他們認定,這類企業不會真正破產清算,而是會有各種政策使其復生或以殼資源轉讓。對于這類已經結束其經營期的企業,要形成合理的淘汰機制,才會激發證券市場的活力,使投資者真正投資于有價值的股票。正在推出的連續三年以上虧損的上市公司逐出證券市場的試點,將是改變這一困境的良策。需要就此搞出一套具體實施辦法。不僅如此,在實施汰劣的同時,也出臺了一些扶優的辦法,如對于國家需要鼓勵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通過創設二板市場來促其發展,對這些企業采取更寬松的政策,只要求上市公司上市前有一年盈利記錄、最低資本額為3000萬元,并對這些股票不設單日買賣漲跌停板限制。該市場有可能在年內推出。這樣,發展證券市場就與實施產業政策、提高企業競爭力緊密聯系起來。歷過十年的試點運作,我國的證券市場正以快速的步伐逐步走向規范。不過,要使證券市場走向成熟,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如上市公司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大戶提前知道重大信息進行炒作的現象嚴重;大資金者的行為沒有得到規范和監管,造成莊股盛行,短期炒作,給市場的穩定形成威脅;對上市公司的財務監督薄弱,目前通過中介機構對上市公司業績進行審核的機制不完善,虛假報表時有發生;證券市場的穩定發展機制不完善,投資者沒有更多的風險回避渠道,只有股指上漲才能獲利,因而,投資者風險大,機構投資者尤甚等。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對于證券市場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三、證券市場與銀行業協調發展

在證券市場規模擴大和市值增加的同時,作為銀行資金的重要來源,居民的儲蓄增量呈現不斷下滑之勢。從去年6月以來,居民儲蓄增長率不斷下降,有的地方已經出現負增長。這就引起了人們的憂慮,提出了銀行和證券市場發展的相容性問題。從宏觀資金總量看,從銀行流走的一塊資金進入了證券市場是必然的,問題在于流動的合理性和規模分配格局應該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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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非正式金融 農村金融 民間信貸

一、引言

自經濟人類學家哈特(Keith Hart)首次提出“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的概念后,經濟學家們一般是把非正式金融納入到非正式經濟的框架來分析。

國內學者對此也做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探索和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不完全市場競爭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微觀基礎及其理進行了解釋(林毅夫、劉遵義等,2000;張維迎,2002)。二是在傳統的融資理論下,對非正式金融的組織架構和運行機制進行了分析(江曙霞,2001)。三是基于金融監管的需要,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進行了分類,并初步提出了數據采集和統計的方法(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課題組,2002;郭斌、劉曼路,2002)。四是考察了非正式金融演化的市場化背景,并將非正式金融納人到經濟學的理性分析中去,大致勾畫出了非正式金融與政府、企業和市場之間的關系,與工業化、城市化及其外部邊界的關系(張杰,2003)。從其各自界定的范圍來看,大部分有著交叉和重復的內容,只是從不同角度給予說明。筆者定義非正式金融為未得到法律法規及其他正式形式認可或直接認可的金融。

二、我國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問題

1.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存在劣勢

非正式金融常常是從正式金融的薄弱環節或缺陷部分鉆進來發揮金融功能,非正式金融一般雖以市場為基礎進行運行,但由于一些因素的制約,它只能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才有效率,這導致了農村非正式金融在規模和范圍上的劣勢。這些因素主要有三個:

(1)信息因素:非正式金融的信息優勢與其活動的范圍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農村非正式金融的業務范圍只能針對農村少數的對象展開,一旦規模壯大,其信息優勢也會隨之減弱。

(2)交易成本:金融活動范圍的擴大導致信息優勢減弱,勢必要求它具有更規范的管理手段和運行機制,同時還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質管理者和員工,這就意味著更高的成本。20世紀80年代的溫州“抬會”事件和福建平潭“標會”風波產生的根源就在于非正式金融機構在規模擴大的同時,缺乏相應的制約機制,加上一部分人惡意地以高利率誘騙,最終導致了災難的發生。

(3)法律上的不認可:一些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被政府限制甚至禁止,是因為它在活動范圍和規模上的劣勢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首先,范圍和規模的狹小使得小范圍內的經濟主體面臨的風險無法通過多樣化進行有效分散,導致了較高的關聯風險。其次,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范圍狹小,造成效率損失。再次,金融是一個追求規模效益的行業,然而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小規模經營會使得單筆金融業務的運作成本無法通過規模的擴大分攤,因此金融業務的平均成本往往比較高,難以實現規模優勢。

2.部分農村非正式金融成為了人們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

雖然研究顯示農村非正式金融的利率不都是屬于高利貸范疇,但是不排除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為吸引資金或出于投機目的而提高利率的可能。高利貸會引起非正式金融機構風險增大,最終導致倒閉。

以浙江寧波市M縣的標會為例,該縣解放前就有合會歷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民營經濟活動的增多,對信貸需求也增多,在正式金融供給缺失情況下,民間合會開始興盛起來。M縣的標會在1991年達致高峰。據M縣工商銀行1991年5月份對城關212戶居民的問卷調查,參加標會的有178戶,占84%。1991年,M縣出現了“會”山“會”海,甚至出現一日一標會,而不是通常的一月一標會或者隔月一標會。只有部分合會仍然是為了獲得投資回報或者解決生活之急需目的而存在。許多合會成為人們企圖用來獲取高額利息收入的手段,這種利息收入遠遠高于一般投資所能獲得的回報。最終,M縣的“會山會海”開始倒塌,一些人席卷所標資金潛逃,造成倒會。政府被迫開展清理標會的行動。

3.組織管理混亂,相當一部分信用活動不規范

大部分非正式金融機構沒有建立規范的內部控制制度,沒有嚴格的財務管理及審計稽核制度,其籌資、征信、信用審核、授信、風險承擔等能力低下。此外,非正式金融機構大多不提取存款準備金和呆賬準備金以抵御風險,經營風險極大。

以當鋪為例,其在開展典當業務之外,容易超越經營范圍和法律許可的利率發放質押貸款,而且缺少必要的抵押、擔保措施。2004年6月底,溫州市查封了溫州泰順縣三魁利民典當商行。該機構非法吸儲放貸達10多年之久,累計吸收存款4200多萬元,被查封時其賬面存款余額仍達1800萬元;其90%以上的貸款只憑一紙借款契約或借據進行,沒有正式的借貸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擔保措施;在其中全部536戶貸款中,只有14戶提供了名義上的“物質抵押”。

4.影響金融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

非正式金融活動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誘發大量資金以現金形式流出銀行體系,加大現金體外循環,造成金融信號失真,干擾中央銀行對社會信用總量的監測。由于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投向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趨利性,其資金流向與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不一定相符,致使一些國家政策難以落實。另外,民間借貸的隱秘性,給金融監管部門增添了工作難度。加之除對非法集資等經濟犯罪有法律規范外,目前對普遍的非正式金融活動,金融監管部門尚缺乏具體明確的監管法律、法規,法律制度的盲區也讓金融監管對非正式金融活動鞭長莫及。

三、相應的對策和政策建議

1.適當放開農村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慎重對待農村“高利貸”活動

根據當前存款利率市場化試點經驗,小幅度放開存款利率是無風險的。國家應該給予試點縣轄內所有金融機構以平等的試點機會和平等的存款利率上浮試點,這樣可以使整個轄區內所有金融機構之間實際互動,從而為決策者提供進一步的改革依據。以確保在全國范圍內實行有限幅度內的存款利率上浮是安全的。

對于“高利貸”不可禁絕。農村有些個人是為了非經濟原因而借入“高利貸”,這意味著應該改進非經濟領域的制度安排來替代和化解人們對“高利貸”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高利貸本身仍是一種金融服務,禁止“高利貸”可能導致社會弱勢群體連活命的最后機會都喪失。

2.降低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建立一個多元化競爭性的農村金融市場

商業金融準入的最低資本金要求可以放低,比如允許一些地方企業合股建立信貸機構。這就可以使金融機構的多元化,從而部分替代和擠出民間信貸,包括高利貸。農村金融市場不是一個單一金融市場,而是多個局部金融市場組成的。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本身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任何一家金融機構、任何一項金融工具均不能完全發現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因而不能完全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組織多樣性和工具多樣化因其各自不同的功能而成為必需。因此,應通過農村金融組織或活動多樣性而在農村金融領域引入金融供給方的競爭,打破壟斷或者準壟斷格局。競爭能夠帶來效率,促進金融創新,擴大金融服務供給,促使金融機構按照服務產品的成本和風險實行風險定價。

3.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其進行金融創新

現有農村非正式金融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我國正式金融的服務不到位所導致的。因而要大力發展和完善正式金融機構和服務,鼓勵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服務創新。農村種植大戶、專業戶和鄉鎮企業的資金需求大部分可以通過正式金融來解決,比如通過商業銀行業務、證券市場業務,甚至風險資本投資業務等。加快正式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也有利于農村資金的合理配置,例如民生銀行推出的委托貸款就是一種有效的借貸雙方的溝通機制。

此外,農村政策性金融機構要真正辦理政策性業務,而不是簡單提供流動資金,其業務范圍應該是那些按商業原則運行能收回本金但回報率低或回收時間特別長或回收風險較大的項目,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持力度。

4.建立起正式允許農村非正式金融運作的規則框架,加強監管,降低其風險

該規則框架必須使得非正式金融的風險最小化。建立非正式金融機構運作框架,至少有兩條線索可尋。其一,對任何金融活動原則上均應考慮征稅,可以通過稅收和金融活動備案來了解民間金融信息,政府監管部門可以借此就社會中民間金融的風險及時向民眾提供信息;其二,把有些非正式金融機構的運作程序寫入民法。比如我國臺灣省就把合會的運作程序進行了修正,寫入了民法。其目的不是禁止非正式金融,而是維護農村非正式金融活動的正常運行,減少金融風險。

參考文獻:

[1]艾德加?法伊格:《地下經濟學》(The Underground Economies).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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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我國的企業并購從1984年的“保定模式”和“武漢模式”至今的二十余年中,已有數以萬計的企業進行了并購重組。在加入世貧組織后,我國的國企兼并改革正在步入一個日漸成熟的新階段,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清醒而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企業尚存在諸多方面的問題,我們必須在新的一輪并購浪潮中從根本上改變那些不正常、不合理、不經濟的“并購方式”,規范各級政府的行為、健全并購法律體系、完善金融股票市場,以推動我國企業并購的市場化進程,并使中國企業能從并購過程中獲益。

一、我國企業并購的現狀特征

多年來我國企業的并購行為均是政府主導型多市場主導型少這種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我國企業并購存在著和歐美等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截然不同的并購特點

首先是兼并動因單一化。從政府角度來看促成企業兼并主

要的動因是為了使國有企業減少虧損減緩財政上的壓力。從企業來看大多是看中了對方的廠地、倉庫或良好的機器設備。而西方企業兼并的動因是極其多樣的如有的為了獲得協同效應和規模經濟效益有的為了謀求企業的增長有的為了得到諸如高科技、新工藝或科技管理人才等特殊資產有的為了提高市場占有率有的為了多元化經營、降低經營風險有的為了拓展海外市場還有的是出于避稅或投機的目的或兼而有之。多元化的兼并動因對活躍兼并市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個特征是政府在并購過程中扮演著指揮者的角色。并購應該是企業對市場競爭的一種反應是一種自發的經濟行為而不是一種政府行為。本來在較為成熟的市場機制下,企業兼并往往是企業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而主動選擇的一種企業發展戰略是一種正常的市場化行為若不涉及反托拉斯問題或不正當競爭等法律問題,政府一般沒有必要參與具體兼并活動。但在我國當初選擇兼并這種方式的直接目的往往是為了減少企業虧損、減輕財政負擔、搞活企業、調整資產存量等目的。這種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目的當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沒有被確認的情況下政府兼有國有資產所有者代表和行政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參與和干預企業的兼并是必然的。

第三個特征是兼并操作的不規范。造成這一問題的最主要原因是目前還沒有一個完善的規范兼并活動的法律體系。雖然我國已經頒布實施了許多與兼并活動相關的法規但因企業兼并活動涉及面廣,領域多,造成了兼并活動的許多方面無法可依的局面,而有些領域則有多重規定,沒有統一的、規范的做法。為此,我們應盡快建立健全企業并購的相關法律法規,對沒有法律規范的方面做出規范,對于互相不協調的做法進行統一,改變目前兼并活動操作不規范的狀況。

二、企業并購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我國企業并購目前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政府對兼并活動的過多干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兼有行政職能和企業經營職能,國有資產所有者和經營者合二為一所以政府對兼并活動的直接干預難以避免。兼并活動中政府部門的某些盲目干預行為給企業帶來了一些負效應。20世紀80年代初的企業兼并幾乎都是政府通過“拉郎配“的“包辦婚姻方式把一個個劣勢企業或瀕臨破產企業“兼并“給優勢企業企圖把劣勢企業搞活這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種保護落后的做法。但在很多情況下這種做法不僅不能把劣勢企業搞活反而把兼并企業給拖垮了。目前,國內一些產業或企業的重組、并購均是政府的政策行為是基于控制資源和管理便利,其配置資源的半徑往往局限于行業或行政區域如前些年的中國民航大重組、中國電信南北分拆、廣電系統大重組等均屬于該范疇。從目前已經組建和正在組建的一些“集團“看相當一部分是徒有現代化的軀體而無現代化的靈魂就是他們的組建原則和組建過程還是新瓶裝舊酒與市場經濟原則與規則的要求背道而馳。如果以此來抵御國際資本的入侵恐怕難有勝機。

如何使我國企業的并購行為規范化、經濟化并適應入世后的跨國并購潮流,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努力:

首先政府必須進行角色定位明確自己在企業并購行為中履行的只能是服務職能一切行為必須體現現代市場經濟的原則與要求同過去傳統的、落后的管理思想決裂。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所有的行為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核心的,企業的并購行為也不例外。雖然企業兼并的直接動因可能表現為利用協同作用、管理層利益驅動、謀求增長獲得專門資產、提高市場占有率、避稅或投機等多種形式但其核心就是追求企業長期利潤的最大化,作為獨立市場主體的企業主體在主觀上是不具備實現盤活社會存量資產、調整產業結構、減少虧損企業、減輕財政負擔等宏觀目標的動因,這些目標只能是由政府來實現。但我們希望政府能在相應法律的規范下完成上述目標,不越權干預企業活動。拉郎配現象主要是因政府的錯位和企業主體的缺位所導致的政府參與企業并購.事實上對企業、行業、市場的實際情況并不了解輕易地做出并購決策不僅不能優化資源、提高效率反而大大挫傷了企業的競爭力而作為本應積極參與并購決策的企業負責人卻不能結合企業實際對并購做出決策。隨著我國政府兼并立法、執法力度的進一步加強政府對企業兼并的管理重點將轉向制定有關兼并的法規誘導企業兼并向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向進行那種“拉郎配“甚至亂點鴛鴦譜式的過度干預違背企業自愿原則的管理將日益減少兼并將越來越成為市場體制下企業遵自愿、平等、有償原則下的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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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主導是當代金融市場的基本特征

金融市場作為當代經濟的靈魂和神經中樞,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然而由于商品經濟的內在缺陷,當代金融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也面臨著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困難:1經常處于失衡狀態的實體經濟。非均衡發展的實體經濟與資產價格的超調,相互刺激,形成經濟泡沫,往往會扭曲金融市場的原有功能。2金融市場上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無法加以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繁榮造成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金融市場任何環節的紕漏都可能因牽一發而動全身釀成金融災難。3僅僅市場預期轉壞就能通過金融市場的劇烈收縮,引發國民經濟整體的通貨緊縮。因為建立在樂觀預期基礎之上的信用是金融市場的核心和基礎,而預期一般是很不穩定的。4金融市場吸引的資金來自于全社會的方方面面。資金來源的廣泛性意味著一次金融災難往往伴隨著一次社會動蕩,甚至引發社會暴亂。

為確保金融市場的穩定,為確保金融市場及時糾偏以發揮應有的功能,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會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實施必要的監管與調控,以免金融市場過度動蕩,或者被拖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金融機構形成了唇齒相依、利益共生的緊密關系:一方面,政府是金融機構的監管者,金融機構必須在政府允許的規則下運行,通過“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實現微觀經濟效益和宏觀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市場化運作的金融機構盡管必須為自己的決策承擔一切經濟后果,但當它們停業或破產清算危害公共利益時,政府會給予它們必要的援助,政府與金融機構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二、財富基金易形成對東道國金融市場主導權的潛在挑戰

東道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與調控,手段多樣,渠道多種。但總體而言,它們都具備下面三個最明顯的特征:第一,東道國政府處于金融市場最后貸款人的地位。第二,東道國政府在金融市場的主導權以鑄幣權為基礎。第三,東道國政府的行政管理是金融市場有效運行不可缺少的。然而在財富基金參與的情況下,上述三大特征不再清晰,或者說東道國政府監管和調控金融市場的行為可能會受到意外的干擾。首先,財富基金不以東道國政府為最后貸款人。東道國政府充當最后貸款人,是為了避免金融市場的動蕩誘發社會不安,是政策救市,不可避免地帶有利益輸送的色彩。然而對于財富基金而言,由于出身的不同,它不可能享受到國內金融機構的國民待遇。其次,在金融市場動蕩時,財富基金可以成為僅次于甚至優于東道國政府的選擇。在救市行為中,東道國政府往往會提出必要的整改要求,這必然迫使相關金融機構權衡利弊,部分求助于財富基金,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東道國政府的權威。再次,相對于國內金融機構,財富基金更容易逃避東道國政府的監管。規避管制是任何經濟活動主體的本能。實力雄厚的財富基金通常盡可能地利用自身的資金優勢,防患于未然,從而使東道國政府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失效。最后,在東道國政府調控金融市場時,財富基金在暴利的誘惑下可能逆向操作。逆向調控金融市場是政府干預的基本特征,然而這也意味著對金融市場的調控缺乏實體經濟面的支撐,東道國政府必須承受財富基金“對著干”的風險。

在某種意義上,財富基金的進入意味著第二個政府的進入,傳統的由一個政府監管金融市場的模式可能變成兩個政府在金融市場上的博弈,其對金融市場正常運營的影響可想而知。盡管這種情況的出現要求有非常嚴格的前提條件,但并不是沒有發生過,尤其是在經濟實力薄弱的發展中國家。當然從實踐看,財富基金憑借雄厚財力挑戰東道國政府的監管和調控權威畢竟是理論上的。因為財富基金的投資代表的是一種國家行為,對東道國政府權威的挑釁行為勢必導致兩國關系的全面惡化,所以財富基金對東道國政府的威脅應該較小,即使有,恐怕也主要表現為霸權國家財富基金對弱國的攻擊和訛詐。客觀地說,財富基金對東道國經濟的潛在威脅遠遠小于現有的對沖基金。

三、財富基金的“原罪”

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特別是中、俄等國成立財富基金備受關注,只可能與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出身有關,或者說這是財富基金承受的一種“原罪”。具體而言主要包括:第一,集中于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手里的財富基金,回流東道國可能不再遵循既定的規則和渠道。第二,集中于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政府手里的財富基金,不但不會為東道國金融機構所利用,反而可能成為它們的強勁對手。第三,既然財富基金是另類。乘其羽翼未豐就將其牢牢控制在手中就成為東道國金融機構的最佳選擇。因此在積累足夠的實力之前,財富基金想除去原罪的標簽是根本不可能的。

當今世界比較重要的金融市場,不管其地理分布,主導權都掌握在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政府及其金融財團手中。財富基金問世多年,但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主導權一直沒有被動搖過。2000年以前,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貿易盈余也好,中東的石油美元也罷,它們不是規模小掀不起大風浪,就是盡管量大,但美國有能力控制并且可以有步驟地加以利用。2000年以后,以中俄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或是受惠于迅速增長的貿易順差,或是受惠于迅速攀升的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都誕生了巨無霸型的財富基金。這種巨無霸型的財富基金不僅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更因為其可能具有操控市場的力量,最終引起西方發達國家的恐慌和不安。盡管從目前的討論來看,警惕財富基金的理由令人眼花繚亂,但其核心仍然是西方國家對金融市場主導權的擔憂。從這個角度看,盡管資金回流有利于東道國經濟的穩定,但試圖寄希望于發達國家讓出甚至分享金融市場的主導權以換取發展中國家財富基金的進入,顯然是不現實的。

篇6

首先,市場中投資者并非完全理性的。他們在面臨不確定的境況時,受先天條件、知識儲備、生活環境、獲取信息渠道及處理信息能力等方面的影響,并不總是能夠嚴格依照期望效用函數進行決策。有時投資者雖能獲取準確充分的信息卻無法做出正確決策,有時具備信息分析能力卻苦于沒有獲得信息的渠道,種種因素都影響著投資者的決策過程和決策結果,使得投資者只具備有限理性。其次,市場有效假說認為投資者無法獲得超額利潤,但Jegadeesh和Titman(1993)的研究發現“中期慣性”現象,DeBondt和R.Thaler(1985,1987)的研究發現“長期反轉”現象,投資者基于上述現象采用合理的投資策略可以獲得超額利潤。最后,證券市場上價格波動異常。依據EMH理論,市場出現利空或利好消息時,證券價格隨之上漲或下跌。但在市場交易中,會出現證券價格不明原因的上漲或下跌,例如現資(股票代碼000900)于2011年12月28日到2011年12月30日期間,連續三個交易日內日收盤價格跌幅累計達到20%,而該公司不存在任何應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項。為了更好的解釋、預測和研究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和微觀個體的決策行為,經濟學家將心理學引入到金融學中,力求找到一種可以準確反映現實市場狀況的方法。我國證券市場中散戶投資者人數眾多,這部分投資者受信息收集、處理能力和策略制定、選擇能力的限制,在進行投資理財活動中容易忽視風險選擇回報均等風險較高的策略或厭惡損失選擇風險均等回報較低的策略。以下基于行為金融學理論簡要分析我國投資者在理財投資決策實施過程中極易發生的幾種行為偏差。

(一)過度自信

過度自信是指投資者在投資理財行為中賦予主觀判斷較大權重而低估客觀實事的行為。在證券市場中,投資者特別是具備一定金融知識和投資經驗的年輕散戶投資者及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過于依賴自己對某只證券收益率的預測,而低估產業周期、行業競爭、替代品、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政策導向等等客觀環境和因素的影響,有選擇性的接受能夠證實自己對未來收益預測的信息,忽視與預測相悖的信息,從而高估或低估證券價格,導致交易次數頻繁、交易量增大,擾亂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劉善軍(2009)上海和深圳兩個市場進行實證檢驗發現上海和深圳兩個證券市場存在過度自信。

(二)損失厭惡

損失厭惡是指投資者將收益和損失放在兩個心理賬戶里,當取得的收益與避免的損失相等時,投資者的心理滿足程度不同,往往前者小于后者。在現實生活中,中小投資者在調整自己的證券組合時,為了實現盈利落袋為安避免證券價格回調造成的收益縮水而賣出賺錢的證券,同時否認證券價格下跌帶來的潛在損失保留虧損的證券。損失厭惡使得投資者在熊市時深度套牢,牛市時只能獲取少量收益。

(三)羊群行為

羊群行為是指在無法獲取市場中所有信息的情況下,當投資者做出的判斷或決策與市場中的大部分投資者不同時,會傾向于選擇多數人采用的決策的行為。導致這種行為的動因是信息的不確定性和信息成本過高。隨著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發展,投資者每天面對著大量的信息,很難篩選出真實有效的信息,即使可以也會耗用大量的金錢和時間。為了降低做出錯誤決策的概率,投資者會收集市場中多數人的行為決策,并一次作為個人投資的基礎。裴寶剛(2011)利用上海和香港兩個股票市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交易活躍程度相等的情況下大陸股票市場的羊群效應要強于香港股票市場。

(四)過度反應

過度反應是指某一利好或利空消息時,投資者對于證券預期收益率的估計高于或低于證券價格應有的漲跌幅度,隨后逐漸修正價格縮小背離程度。我國證券市場中散戶投資者相較于機構投資者更容易產生過度反應行為。在證券價格上行階段,投資者預期市場在一段時間內將保持上漲的趨勢不變,此時利好消息的增強投資者的信心,證券價格超額上漲。反之,在證券價格下行階段,投資者對市場缺乏信心,認為此時投入資金發生虧損的概率要遠遠高于獲得收益的概率,當市場出現利空消息時,盡管該重大事件與影響證券價格下跌的關系不大,投資者也會敏感的捕捉這一事件的影響,作為個人投資決策的基礎,從而導致證券價格超額下跌。例如2007年5月,財政部出臺規定將印花稅率有0.1%上調至0.3%,A股市場連續5個交易日下跌,累積跌幅達到21.45%,后經多次修正達到正常水平。

二、投資策略

上述討論的偏差在我國投資者決策行為中極易發生,而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中國證券市場處于弱有效狀態,意味著證券價格只反映歷史信息。面對這一境況,投資者需要謹慎選擇投資策略,合理利用行為金融學揭示的認知偏差,理性投資,以實現個人資產的保值增值。

(一)反向投資策略

針對過度反應投資者可以應用反向投資策略。在理財投資過程中,投資者對于市場、行業或某家公司的近期數據會賦予較大權重,而對于遠期歷史數據給予較小權重,這會使得近期業績較好的證券被過分高估,而業績較差的證券過分低估。基于過度反應理論,這些證券在未來一定時間內會被投資者反向修正,使得高估的證券下跌低估的證券上漲,逐漸回歸到內在價值附近。利用這一原理,采用反向投資策略,即買入近期下跌的證券賣出上漲的證券。實際操作中,投資者應結合證券基本面分析和公司外部環境影響,找到價格與價值偏離的證券,密切關注市場變化趨勢,在合理的價位買入或賣出證券,尋求獲利機會。

(二)成本平均策略

當投資者無法精確把握合理的買入價格和買入時機時,為了降低風險,可以結合證券收益率波浪理論,在波浪的較低點,選擇一個合理的價格區間,分批次購入不同價格等級的證券,使證券投資成本平均化,這種投資策略被稱為成本平均策略。這個策略比較適用于散戶投資者,盡管會降低收益水平,但會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損失厭惡變差,減少投資者非理性投資行為。適用成本平均策略時,要著重注意兩方面內容:第一,有計劃的分配資金,合理配置投資資金和留存資金。第二,事先明確投資價格區間的極值,避免證券價格持續下行過程中錯誤估計波段谷底導致的深度套牢現象。

(三)集中投資策略

與成本平均策略相反,集中投資策略適用于機構投資者或具備豐富知識儲備和投資經驗的中小投資者。該策略也可稱之為價值投資,即將大部分資金投資于少數證券并長期持有。該策略的投資對象一般為行業領頭羊或具有潛在的長期發展趨勢但現階段被低估的證券。一旦投入,堅決持有,不會因短期證券價格的波動而頻繁換手,投資風險相較于成本平均策略大,交易成本較小。投資者在實施這一策略前,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分析研究市場,選出具有投資價值的證券,抓準時機,迅速出手。應用該種策略需關注兩方面問題:第一,止損點的設定,因為投資者只投資于有限的幾種證券,投資組合分散風險的程度降低,一旦投資失敗,損失是巨大的,為降低損失金額,應設定止損點并嚴格遵守。第二,使用集中投資策略構建的投資組合中證券種類較少,因此選取證券種類時,應選擇不同領域、收益相關程度較低的證券,力求能最大化分散風險。

(四)時間分散化策略

時間分散化策略是指根據投資者的不同年齡階段制定不同的資產結構,年輕時資金多用于風險大收益高的資產,年老時降低資產組合中高風險資產的比重,更傾向于投資債券等收益穩定的資產。這一策略基于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制定,投資人在年輕時為了獲取更多收益對風險的容忍程度較高,而依據歷史數據,股票的投資回報率高于債券的投資回報率,投資者會增加個人資產結構中股票的投資權重,力求賺取更多收益。投資人在年老時投資理財的目標主要是保值,他們對風險的承受能力較弱,會選擇債券等收益率低風險小的資產作為主要投資對象。

三、總結

篇7

摘要:創建北部灣區域金融中心必須依靠區域金融政策傾斜才可能促進金融積聚。區域金融政策傾斜是政府采用宏觀干預的方法,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制定的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金融政策。國內外各類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約束論及國內學者對國內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為金融政策傾斜提供了理論支持。針對金融聚集動因,文章提出了從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管理兩方面進行傾斜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金融積聚;政策傾斜

根據國家批準實施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北部灣經濟區努力建成中國-東盟開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貿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為帶動、支撐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高地和開放度高、輻射力強、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的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

目前廣西提出打造北部灣經濟區區域金融中心的設想,但根據北部灣經濟區的經濟水平和金融業發展現狀,單純依靠自然漸進模式必定是漫長的過程,只有通過政策傾斜、制度創新,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才有可能促進金融積聚。

一、金融積聚動因分析

關于金融積聚的動因,金融聚集理論和規模經濟理論從微觀角度較好地解釋了金融積聚的現象。

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74)認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體現在跨地區支付效率和金融資源跨地區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過對金融服務業領域的調查發現,在大都市區域里,各種規模的金融服務產業都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無論對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產業積聚。

規模經濟理論主要針對金融活動的外部經濟解釋金融聚集現象。韓國學者Pak(1989)認為跨國銀行為了降低成本會采取擴大經營規模的戰略,在不同的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分行,將銀行服務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業務。當某一地區跨國銀行的數量增多、規模增大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銀行中心便形成。我國學者潘英麗(2002)、馮德連、葛文靜(2004)均認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規模經濟,例如,行業內銀行之間的協作;金融機構之間共享基礎設施;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鄰近;信息溝通的快捷、市場流動性提高、投資成本和風險降低等等。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國內的金融機構地域集中現象風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國內所有的宏觀調控部門和監管部門;上海已成為國內最大的證券、保險和外匯交易市場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場;深圳通過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積極發展股份制銀行、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和保險公司,迅速發展成為珠三角洲地區金融企業的集聚地。金融積聚以良好的經濟基礎為后盾,同時,通過集聚效應、規模效應的發揮,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二、區域金融政策傾斜的理論基礎

區域金融政策傾斜是政府采用宏觀干預的方法,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制定的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金融政策。國內外各類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約束論及國內學者對國內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為金融政策傾斜提供了理論支持。

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區域金融的發展所帶來的資本的形成與產出能力給區域經濟發展形成了推動作用。近年來,許多國內學者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框架應用到省區層面上,如陳瑩(2002)、黃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別對江蘇省、廣東省、山東省的區域金融發展狀況做了實證研究,都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

金融約束論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在金融市場化過程中要通過一定程度的金融約束來達到金融深化的目標,政府通過制定存貸款利率限制、市場準入限制、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等一整套區域金融政策為金融部門和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使得它們采取有社會效益的行為,彌補地區內發展不平衡及市場本身的缺陷,實現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國內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表明,時空性、層次性、吸引與輻射性和環境差異性共同表現為區域金融的屬性。唐旭博士在《貨幣資金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1999)中指出經濟計劃體制的轉型直接導致了區域資金流動的加大,在了解國內資金分布和流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差別政策,顯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順喜在《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中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東西部區域金融的差距,運用交換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國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進金融積聚北部灣經濟區的政策建議

北部灣經濟區處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兩廊一圈等多層次發展區域的交匯處,區位優勢和未來巨大的市場容量是吸引金融積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傾斜的經濟基礎。在經濟發展初期,如何通過金融政策傾斜加速金融機構聚集是當前研究的重點。

(一)金融機構設置傾斜

1、建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蔣升湧(2007)主持的課題“建立北部灣銀行問題研究”中提出,參照徽商銀行模式對廣西現有城市商業銀行進行兼并重組,在其基礎上組建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北部灣銀行。作為區域性股份制銀行,北部灣銀行的業務發展方向應以支持環北部灣經濟圈特別是北部灣三市社會發展與經濟開發為主要目標,其信貸資金的投向重點應是北部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和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他有利于北部灣地區經濟發展的建設項目,此外,就是積極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北部灣銀行應重點吸收境外、東部資金,在成熟時,應將業務和分支機構延伸至國外特別是東盟國家,使之成為一家國際性銀行。北部灣銀行的資本金來源盡可能多元化,多元化體現在行業、地域(包括境內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處是分散風險、保障資本金的長效穩定,并且可以發揮地緣優勢,為今后引資多元化奠定基礎。資本金可以采取階段性擴充辦法,在建設初期可以考慮只吸收境內資金,后期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針對北部灣經濟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北部灣銀行應該承擔起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提供融資或擔保的責任,通過爭取國家給予類似渤海銀行的新業務試辦權,例如開辦股權抵押貸款,一方面避免與其他銀行業務同質化,同時也為其他金融機構創造市場機會,彼此形成合作關系,以利于資本聚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2、有差別地構建多層次、多種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區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托完整的金融產業鏈,種類齊全的金融機構可以創造市場機會和分散市場風險。因此,必須發展包括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在內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場主體結構。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約束較少,可以通過專業投資方式改變社會資金結構,將社會閑置資金引向資金需求最為迫切的企業或項目。當前,可以考慮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組建多種類型的擔保公司,以適應小企業抵押貸款的靈活性需要,改造某些準金融機構為信貸機構,加快步伐構筑中小企業融資平臺。通過財政補助等手段補充非銀行金融機構資本金,對這些企業實行有區別的稅收政策,促進其較快發展,更好地實現高效的資金配置。

(二)金融業務管理傾斜

1、根據區域產業優先發展目錄,制定區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據規劃,廣西將集中力量優先發展壯大食品、有色金屬、汽車、石油化工、冶金、機械、電力等七大產業,同時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高新技術、林漿紙、水泥建材、現代中藥、海洋等產業。對資金投向廣西上述產業的廣西境內的金融機構在稅收、財政補貼等予以優惠,同時,允許貸款利率適當浮動。

2、實行差異化的信貸管理政策。根據金融服務與產業的原則,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比例、放寬利率浮動等措施促進資金及金融機構向北部灣經濟區聚集。對于廣西境內的金融機構允許其以低于全國規定的存款準備金比例開展業務,這樣有助于該區域的金融機構以較低的成本吸納來自全國的資金,促進資金向廣西及北部灣經濟區的重點產業流動。同時,可以將北部灣經濟區列為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點區域,允許本地區的金融機構根據市場需求適當調整存貸利率,或者對本地區以外的金融機構向北部灣經濟區的貸款提供利差補貼及地方政府擔保,以保障重點產業的資金來源。

3、增加政策性銀行對北部灣經濟區的資金投入。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已經上升為國家規劃層次,在金融政策及資金層面應盡早落實。因此在資金額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開發的限制,從北部灣經濟區處于多層次發展戰略交匯點考慮,設立專項發展基金或者增加原來的額度,根據北部灣經濟區的產業發展規劃,為重點產業提供長期資金支持。同時,對政策性銀行貸放的專項資金所需的配套資金實行差異化待遇,例如,對來自北部灣經濟區及廣西本土金融機構的部分實行國家財政補貼利差及地方政府擔保的雙重優惠政策,帶動商業金融機構資金流向北部灣經濟區。

四、金融政策傾斜應注意的問題

金融政策傾斜帶有明顯的政府干預色彩,對于金融產業基礎薄弱的地區經濟起步有著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傾斜往往以犧牲國家或地方財政為代價,并有可能導致該地區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進展緩慢,因此,金融政策傾斜應該考慮時效性,防止微觀企業對國家財政的過分依賴。并且,金融機構積聚、資本流動最終取決于市場因素。因此,金融傾斜政策應著眼于完善市場經濟基礎設施、為微觀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創造有利于金融產業積聚的金融生態環境,使北部灣經濟區成為金融機構云集、資金流動活躍的熱土。

參考文獻:

1、姜愛萍,武曉斐.金融企業集群:金融地域運動的新動向[J].西部金融,2008(6).

2、李成,郝俊香.金融中心發展的理論、總結與展望[J].上海金融,2006(11).

3、隋庶.金融傾斜與區域金融中心定位分析[J].新西部,2007(2).

4、左科華,實行傾斜性金融政策,促進西部開發[J].貴州商專學報,2001(9).

篇8

一、財政和金融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影響

1.財政、資金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作用

財政和金融共同主導著社會資金的流動和資源的配置,極大影響著社會經濟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向,二者在國民經濟發展中既相互協調又相互沖突[1]。財政與金融都以資金作為載體,均擔負著合理、有效調控經濟以穩定物價、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職責,有效調控的實現需要以財政和金融的健康運行為前提,也需要財政和金融從不同角度相互補充、相互配合,因此二者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一定的協調性,正是二者的協調為國家經濟安全提供了保障。然而,財政資金的籌集具有強制性,資金的使用具有無償性,而調控重點在改善經濟利益分配上,與金融非強制籌集資金、有償使用資金、著重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等特點格格不入,因此,二者也存在著強烈的矛盾沖突[2]。這些矛盾沖突處理得當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進而有助于維護國家財政安全,處理不當則會影響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最終也會危機國家財政安全。

2.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交互影響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風險是無處不在。金融風險是金融活動的內在屬性,產生于多元的經濟活動主體和不確定的經濟活動,存在于一切金融活動[3]。由于金融與財政息息相關,一旦國家出現金融風險,國家財政為穩物價、保增長,勢必擴大支出化解或減輕金融風險,扶持金融機構。這就打破了財政原有平衡,增加了財政負擔,使得財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機。

由于經濟運行因素、政治因素、自然因素、技術因素等因素的影響,國家財政也面臨著一定風險。財政具有分配資金的功能,因此當面臨風險時,國家財政會動用一定金融手段來解決消弭風險,這就將財政風險轉嫁給金融,增加了金融風險,進一步削弱了對國家經濟的調控能力,對維護國家財政安全是極其不利的。

綜上所述,財政和金融各自存在著一定風險,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通過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影響著國家財政安全。要規避或減輕兩種風險對國家財政安全的影響,需采取有效手段對財政與金融的交互作用進行監控、預警,即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二、建立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

目前,財政領域中極少有從財政金融交互影響的角度出發,建立國家財政風險預警系統的案例,但有學者通過研究國內外大量財政和金融案例,發現了財政風險與金融風險在形式與危害上的相關性[4]。因此,本文認為,要維護國家財政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亟需著眼于財政和金融的交互影響,建立一套能夠有效預警風險的體系,防止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相互轉嫁,引起國家財政和經濟的進一步惡化、失控。

1.系統的建立原則

財政金融交互影響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構建應堅持國情性、國際性、宏觀性、可行性等原則。

國情性原則是指系統建立過程中所涉及的指標、警戒線、風險權重等需從本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選取、設定,需符合本國的經濟、政治制度和政策,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特點和內容,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風險預警的真實性和有效性。

系統建立的國際性是指系統需基于國際認準的金融風險管理指標和先進的財政風險管理理念,如《巴塞爾協議》、財政風險矩陣等[5]。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要想獲得長足發展,就必須與國際接軌,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這樣,國家財政就面臨著國際國內的雙重風險。因此,建立的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需在指標概念及相關理念上與國際權威保持一致,這樣才能同時預警國際、國內的風險,有效維護國家財政安全。

國家財政安全預警是國家財政風險的宏觀管理,這就要求預警系統能夠從宏觀角度出發,整體性地反映財政風險。宏觀性原則要求預警系統的指標具備高度概括性,且相互補充,能夠客觀、全面地反映財政風險的總體狀體和變化,能夠實現對宏觀財政風險的完整描述。

可行性是指預警系統中的各項指標是切合國家財政宏觀管理工作需要的,是適應國家財政發展和改革需要的,且在數據獲取方面具有方便、及時、準確、權威的特點。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預警系統得到切實落實,才能真正發揮風險預警作用。

2.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指標

財政風險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分為顯性風險和隱性風險,其中顯性風險包括直接顯性風險和或有顯性風險,隱性風險包括直接隱性風險和或有隱性風險。有學者結合漢娜財政風險矩陣和我國實際情況,指出國家安全財政預警系統應包含4個子系統、23個風險預警指標。4個子系統即直接顯性風險系統、或有顯性風險系統、直接隱性風險系統、或有隱性風險系統。

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包括財政集中率、稅收彈性、財政赤字率、外債負債率、國債負擔率、國債償債率、國家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比重、投資性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等10個指標,或有顯性風險系統包括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資本充足率、失業率、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經產項目差額/GDP、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等7個指標,直接隱性風險系統包括預算外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預算外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財政支出對財政收入的彈性3個指標,或有隱性風險系統包括M2增長率、股票市值/GDP、股票市盈率3個指標[6]。其中,直接顯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透明度和確定性最高,風險可控性最大;有顯性風險系統和直接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不確定性較大,可控性較小;或有隱性風險系統中的指標的不確定性最大,可控性最小。

這些指標涉及了對國家財政安全有重要影響的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財政活動和金融活動,較全面地反映了國家財政管理面臨的風險因素,確可作為國家財政安全預警系統的預警指標。

三、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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