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3 17: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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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聞采錄數字化
在新聞采訪和錄制階段，數字化的采錄設備正逐步替代傳統的新聞采錄設備。以新聞數字攝像機為例，它對于高清圖像質量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基于數字技術帶來的高精確度、高靈敏度以及高穩定性，加之其智能化的設定白平衡、對焦及連續跟拍，免除了復雜繁瑣的人工調節，高度的穩定性加上智能化使得數字技術攝像機能夠第一時間快速的采錄新聞現場，增強了新聞采錄的可靠性和實時性。
在新聞編輯階段，傳統的線性編輯需要新聞編輯者從頭至尾依次安排新聞制作片，前后順序不可輕易調整，新聞編輯工作流程較穩固，不利于新聞制作效率的提升。基于數字技術的非線性新聞編輯系統采用計算機對新聞片段合成處理，新聞編輯者無需從頭至尾依次制作片段，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先做新聞頭尾，后做新聞中段內容，編輯順序可適時調整，改變了新聞編輯的制作流程。數字技術帶來的新聞編劉卓群，吉林電視臺初級助理記者，研究方向：廣播。輯靈活性提高了新聞編輯的工作效率。
（三）新聞傳輸數字化
廣播電視新聞的傳輸能力基于現代社會的信息傳輸技術。傳統的廣播電視新聞傳輸過程是：先在新聞現場由工作人員完成新聞制作，然后通過交通工具傳遞至電視臺，最后經過電視臺的再次加工才能在電視上播出，新聞播報的即時性難以保證。現代數字通訊技術的發展使新聞實現跨越空間的快速、穩定傳播，基于數字技術的衛星通訊、高速光纖以及數字網絡等，通過整合數字傳輸技術，如SNG有力的支撐，新聞工作者可以將新聞現場畫面直接傳送至電視臺實時播出。
二、新聞制作內容深度化
實踐中，電視新聞缺乏趣味性與吸引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電視新聞編輯在選取新聞素材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受眾者的需求，但其報道新聞消息的方式卻存在程序化與單調性的特點，趣味性不強，同時缺乏一定的視覺審美感，不能有效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從而降低了電視新聞的收視率。[2]主要原因是電視新聞編輯受到單位環境、社會環境等的影響，政治理念意識較為嚴重，將簡單的新聞資訊往往與國家政策相結合，有時完全成為了對于政策的單調解讀，缺乏趣味性，而人們的閑暇之余收看電視新聞主要是為了獲取一定新聞消息的同時，能夠放松心情。如果將其新聞報道編輯工作趣味化，則會吸引更多的受眾者。
2、新聞內容缺乏創新性
在信息化的今天，各個行業競爭日益激烈，對于電視新聞編輯亦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時期電視新聞編輯的手段與方法需要與時俱進，使得電視新聞節目具有時代性。實踐中，許多編輯工作人員缺乏主動學習的精神與品質，同時不能有效鍛煉自己的創新思維與創新意識，新聞內容缺乏時代性與創新型，固定不變的排版格式、節目報道形式，每檔節目均以完全相同的程序化方式進行，難以吸引觀眾的興趣與積極性。部分電視編輯只是在辦公室、通過網絡、微博等搜集新聞素材，為了獲得較高的收視率而重復、夸大事實的報道，不能體現出新聞的實際價值。
所謂有志者要學到老，電視新聞編輯更是要具備學習的積極性，電視新聞是一個走在媒體前端的工作，新聞編輯必須要具備統籌和把好關的作用，能夠隨著時代的不斷變化，加快學習的腳步，提供編輯的創新性，除了編輯稿子時要統籌全局，根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精神，結合社會客觀需要，還要增強編輯內容的趣味性，捕捉受眾的觀看心理，提供新聞播報的收視率。[3]對于廣播電視新聞的駕馭能力是電視新聞編輯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之一，例如對于突發性事件，編輯人員應當能夠迅速做出反應，在短時間內提煉出有價值的新聞思路，以獨特的角度闡述事情的實質，作到及時、有效、準確的為觀眾提供新聞資訊。電視新聞編輯需要走出辦公室，到人民群眾當中去發現、提取新聞素材，同時通過了解百姓生活，可以使電視新聞節目更加生活性與趣味性，更能吸引廣大觀眾，因為電視新聞的受眾絕大部分是普通群眾。電視編輯在新聞傳播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它是信息搜集、整合、及反饋的實施者，在傳播過程中，編輯要判斷新聞價值、體現編輯意圖，實現最佳傳播。[4]電視臺可以為專業的電視新聞編輯工作者提供定期、專門的培訓與經驗交流的機會，培訓進行的同時是一個加強學習、積累編輯經驗的過程，可以取長補短、相互分享電視新聞編輯的成功經驗，從而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另外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在新聞節目播出后對于觀眾心理與需求方面進行的研究，從實效性、價值性、政治性等方面予以評級。以此可以不斷的總結，提高電視新聞的品質，在激烈的媒體競爭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1、增強創新意識，轉變工作流程，提升新聞的互動性
由于網絡技術的發展，微博、微信、QQ等“自媒體”大量的出現，為人們獲取新聞消息提供了諸多便利。同時電視新聞與“自媒體”特點的相互結合，可以創新電視新聞的亮點，增強吸引力，微博、微信的評論觀點可以作為電視新聞的素材來源。要轉變電視新聞的工作流程，在對新聞稿件進行采集、編輯過程中，可以在恰當的時機插入精彩的網民評論，其時長、篇幅的大小應在嚴格控制的范圍內合理安排，從而加強電視新聞的互動性。所以，電視新聞編輯需要養成廣泛閱讀網絡評論的習慣。[5]
2、增強網絡觀念，轉變受眾意識，吸引受眾群體
1、培養細節觀察能力
新聞記者要想將畫面細節的作用充分運用在新聞采編過程中，首先就要培養自身敏銳的觀察細節的能力，形成自覺捕捉細節畫面的意識，這樣才能充分發揮細節畫面的作用。作為電視新聞媒體工作記者，傳達新聞的同時還要保證新聞的真實性，這就需要借助于傳統的圖像信息。超強的洞察力也是新聞記者職業特征的一種體現。敏感度訓練需要新聞記者切實融入到實際社會實踐中，體現真實的新聞現場，全面掌握新聞事件。
2、做好新聞采編前的準備工作
新聞記者在進行實際的采編工作之前需要制定詳細且明確的采編方向，這對掌握采編內容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嚴重影響新聞采編效果。除此之外，新聞記者還應該全面了解新聞的相關資料，熟悉新聞事件發生的背景以及相關聯系事件，便于新聞采編人員能夠應對新聞現場的突況。對新聞當事人進行有針對性、有突破點的問題訪問，使整個采編過程有邏輯性。新聞采編的拍攝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員在采編工作進行前需要選擇合適的拍攝地點，注重拍攝地點的細節問題，這樣能更好的捕捉細節畫面，保持整個新聞內容的清晰完整。
3、選擇有視覺影響力的細節畫面
新聞記者才整個訪問過程中需要著重把握新聞事件源的細節畫面，這樣的細節畫面才能夠吸引觀眾視角。例如在2005年中央電視臺的一則新聞報道中，總書記和連戰會面，整個新聞報道中，兩者握手的鏡頭長達一分鐘，同時用固定鏡頭顯示連戰不斷點頭的畫面。可見，要想在短短幾分鐘的新聞報道中將新聞事件完美展現，就必要做到簡潔精干，力求使用細節畫面展現新聞事件的關鍵點，在有效的時間內提高新聞傳達效率。
二、結語
新聞信息源的無限化和新聞采編的合作化使得新聞表達的多元化得以實現。過去，新聞報道模式被傳統媒介所壟斷，而新聞表達的多元化打破了傳統媒介的壟斷地位。在對同一新聞事件的報道上，不同的媒體所采用的方式各不相同，這樣就使得新聞報道的方式變得多元化，也更有利于給受眾提供更加全面的新聞信息。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編輯應具備的學識修養
（一）具備優秀的新聞策劃能力新聞策劃能力是新聞編輯應具備的基本從業能力，隨著媒介融合的發展，對新聞編輯的新聞策劃能力的要求變得更高。當新聞編輯在面對一個新聞事實時，首先要考慮的是該新聞事實是否適合通過多種媒介綜合報道，在報道形式上是否符合多角度制作的要求，怎樣讓該新聞事實的傳播效果實現最大化等等。作為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聞編輯，不僅要具有多媒體策劃的理念，還要具備多媒體策劃的能力。新聞編輯在制作新聞策劃書時，不僅要有相對完善的總體任務，還要將總任務分成若干個子任務，并對子任務有清晰明確的標示。一份優秀的新聞策劃書除了要包含受眾調查、制作周期、預期效益等基本內容外，還要將各個子任務所需的傳播媒介、傳播方式等一一列出。對于各種傳播媒介的工作流程和運作成本，新聞編輯都要十分熟悉，并能根據各自的特點將新聞策劃做成適合多個媒介的形式。新聞編輯優秀的新聞策劃能力能夠實現各媒介之間的完美對接，降低協調成本，并提高新聞編輯自身的工作效率。
（二）優秀的海量信息掌控能力在網絡時代之前，人們所能掌握到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隨著網絡時代的來臨，信息逐漸地增多起來，而在移動通訊技術迅猛發展之后，整個世界都處于一個信息泛濫的時代。隨著信息的泛濫和媒介融合的發展，新聞編輯獲得新聞素材的來源不再僅僅局限于記者采訪后完成的新聞稿件，網民的博客、微博，以及作者投稿的郵件等都變成了新聞編輯的素材來源。信息量的增大所帶來的突出問題就是信息質量參差不齊，而且不同的媒介對新聞素材的要求也不同，基于多方面的因素使得新聞編輯在素材選擇和編輯方面的工作難度加大。面對海量的信息，要求新聞編輯具有較強的掌控能力，能夠識別出信息的真偽。
（三）轉變為一專多能型編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聞編輯的工作不再具有獨立性，而是會與其他媒介工作人員的工作內容產生交叉，在這樣的發展形勢下，新聞編輯除了具備基本的編輯技能之外，還要具備計算機操作能力，使自身轉變為全能型的新聞編輯人才。新聞編輯所需掌握的計算機操作能力主要包括幾方面：能夠利用搜索引擎搜集相關的資料，圖像編輯能力，視頻剪輯能力，音視頻混編的能力等。新聞編輯只有努力地將自己轉變為一專多能型的編輯，才能更適應媒介融合對新聞編輯的要求。
（四）具備產品形態創新的能力媒介融合之后，新聞編輯在稿件選擇上有了比較大的自，但是相應的，新聞編輯的稿件處理能力要求也就提高了。新聞編輯在對稿件進行處理時，要具有異常敏銳的判斷能力，并且還要具備思維創新能力。在實際的稿件處理中，新聞編輯要根據不同的媒介特點對稿件進行符合要求的再創造，從而更好地實現新聞的傳播效果。新聞編輯工作的最終目的就是吸引受眾的注意力，這就要求新聞編輯具備創新能力，對新聞產品的形態進行創新，為受眾提供更為多樣化的服務。
三、結論
新聞內參的輿論監督要在“以人為本”的根基上才能發揮其作用，但新聞內參不是“包青天”，也不是“路見不平一聲吼”的綠林好漢，更不是紀檢監察部門。新聞內參的主要功能在于敏銳地發現問題，真實地報道事實，并積極促成相關部門解決問題。農民工被欠薪問題歷來是媒體報道的重點。面對被拖欠工資、生活難以為繼的農民工，記者和編輯的正義感和同情心會油然而生，此時，記者和編輯必須以職業化態度保持清醒和冷靜，認真核對基本事實，了解來龍去脈，為領導協調解決問題提供思路。遼寧廣播電視臺內參先后報送了多篇農民工、環衛工被欠薪事件，由于事實嚴謹、立場客觀、態度公正，全部得到妥善處理和解決，無一例存在異議的報道。
二是把握好態度的度
新聞內參作為體制內監督的工具，開展輿論監督的初衷應該是善意的，監督的目的是促使被監督者積極改進工作中的不足，及時糾正出現的錯誤，而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遼寧廣播電視臺記者在沈陽某運河邊發現大量私家車主取河水洗車，造成道路擁堵和路面污染。記者向行政執法、區政府熱線、街道辦事處、運河風景區管理處、城建熱線等單位逐一反映情況，上述部門都表示沒有明確的管理權限。記者又查閱了《沈陽市城市市容和環境衛生管理條例》以及《沈陽市運河風景區管理辦法》等法規，確實未找到執法管理的依據。面對這樣一個管理真空地帶，新聞內參不針對任何部門和個人，如實地反映問題，使領導及時知曉社會管理中存在的缺失。這篇新聞內參報送后，沈陽市公安局主動承擔了管理責任，積極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最終圓滿地解決了問題，內參為此又進行了追蹤報道。所以說，新聞內參要從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解決問題的前提出發，與有關政府、部門積極配合，密切協作共同促成問題的解決。
三是把握好法律的度
本文擬從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視角出發，對西方新聞自由在內部新聞自由階段的發生、發展予以考量。之所以選擇內部新聞自由作為考察點，是基于兩方面的現實：一是內部新聞自由更為集中地表現出西方新聞自由在現代的矛盾與特點,“爭取媒介內部新聞自由成為新聞事業的一個新動向”[1]；二是國內有關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研究較為零碎，尚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尤其是缺乏從西方新聞自由發展視角的整體性考察，這與對西方新聞自由發展前兩個階段（即自由主義報刊理論階段與社會責任理論階段）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
一、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及發展
最早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是20世紀初的德國與日本，并分別在二戰結束后形成席卷全國的運動風潮，繼而迅速波及到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等歐洲國家以及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受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思想的影響，我國臺灣省也出現了相關的爭取內部新聞自由權利的活動。內部新聞自由的提法在各國不盡相同，從發展的過程來看，以日本和德國的情況最具代表性。
德國是明確以“內部新聞自由”形式提出新聞專業自問題的國家，早在1919年頒布的魏瑪憲法中就規定,不論任何勞動關系或雇傭關系均不得妨礙公民行使新聞自由權利[2]。但隨著納粹上臺，有關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活動也隨之中斷。德國正式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問題是在二戰后的50年代[3]。其內容除了要求編輯自外，還包括一定的媒介管理權。當時，在聯邦德國境內，報社兼并之風大起。有的老板在出賣報刊所有權時，不征求編輯部的意見，并且出于銷路等經濟方面的考慮，對編輯業務橫加干涉。這引起新聞從業人員的極度不滿。在此背景下，聯邦德國新聞界和法學界提出了“內部新聞自由”的問題，進入60年代，遂形成波及全國的“編輯室章程運動”。在以《明星周刊》、《南德日報》等為代表的媒介的內部，勞資雙方通過談判方式就發行人的權利和新聞工作者的地位問題進行協商，并最終以“編輯室章程”形式確立了新聞從業人員以“共同決定權”為代表的專業自利。至1962年，聯邦德國已有213家報社的編輯部取得了編輯自[4]。從1968年起，以德國報紙發行人協會為一方，德國新聞工作者聯合會為另一方，針對編輯部和發行人的團體關系開始進行談判。但是，由于雙方爭議太多而遲遲未能達成協議。直到1990年5月，在經過38小時的馬拉松式的談判后，雙方簽訂了有關保障共同決定權、工資、工時等團體協議[5]。
日本內部新聞自由是以“編輯（自主）權”的名義提出的。早在1919年，朝日新聞社職工就提出編輯獨立的問題。但明確提出編輯權卻是二戰結束以后的事情。戰后日本在占領軍的指導下開始了民主化改造，在要求實現民主化的各種運動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新聞工作者”[6]。在1945年10月發生的“第一次讀賣新聞爭議”中，讀賣新聞社提出了控制新聞制作主導權的要求。朝日新聞社隨后也發表了著名的《與國民站在一起》的宣言，聲稱要以全體從業人員的總意為基礎運營。[7]《每日新聞》東京總社工作人員大會則做出決議：“迅速建立代表全體工作人員意志的機關”[8]。在此背景下，以上述三報為代表的日本主要新聞媒介的職工先后獲得了編輯權。1947年，日本報紙發行人和編輯協會做出決議，指出報社職工有權利和義務不報道老板要他們報道但與公眾利益相抵觸的事。[9]
但到了1948年，在盟國占領軍的強力介入下，斗爭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當年3月，占領軍了一個關于“編輯權”的聲明，第一次明確提出“編輯權”的概念。但其內涵已經由編輯自轉換成了編輯決策權，包括新聞制作、傳播中的一切決策權利，并稱“在決定新聞出版事業編輯內容的問題上，經營者負單獨、完全的責任”[10]。日本新聞協會隨后發表《關于確保報紙編輯權的聲明》，重申了上述觀點，從此使“編輯權”由內部新聞自由權利演變為保護資本力量介入新聞制作過程的合法權利。編輯權由此成為戰后日本新聞媒介內部與編輯業務有關的一種至高無上的制約力量。直至20世紀70年代，上述編輯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才開始動搖。1977年，每日新聞社制定《每日新聞社編輯綱領》，其中專設“編輯的獨立”一節強調其編輯獨立于不正當干涉的主張。[11]隨后，日本放送工會也提出了內部播放自由的口號，使內部新聞自由開始了新的發展。
從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來看，盡管各國對內部新聞自由的提法各不相同，但內部新聞自由的內容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建立在新聞關系上的對“新聞民主”的追求，表現為對新聞專業人員工作內容方面自主性的保障要求，包括報道權和編輯權兩種主要權利；另一個是建立在勞資關系上的對“產業民主”的追求，主要涉及媒介內部人事、工資、福利、經營等方面的管理決策權利，它構成新聞自的組織性保護層次。其中，圍繞編輯權的斗爭是內部新聞自由的焦點所在。這是由新聞從業人員具有的專業者與勞動者的雙重身份所決定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分別從新聞專業者和勞動者的層次上提出民主與自由的要求，構成了內部新聞自由內容的兩個不可分離的有機組成部分。
二、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深層考察
1、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所針對的問題
和新聞自由發展的前兩個階段一樣，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也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針對性。考察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各國的新聞事業歷史及現狀，不難發現，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在試圖解決以下兩個層次上的問題：
(1)針對媒介個體層次而言，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因為媒介所有人和經營主管對新聞業務方針的主導使新聞工作者面臨喪失專業自的危險。當西方新聞事業發展到20世紀初，在獲得相對充分的免于政府干涉的外部新聞自由的同時，新聞媒介自身也形成龐大的企業化體系。企業化運作的特點使媒介在享有免于政府干涉的同時，卻背離了新聞自由發展的方向。新聞媒介不是去到“觀點的公開市場”上“自我修正”，“尋求真理”，而是向商業系統轉變。在此過程中，媒介經營者憑借雇傭關系中資本所有權的力量來主導新聞業務方針。對于他們而言，新聞自由意味著不受限制地采集新聞，經過專業性加工，將它們變成消息報道，然后賣出去的自由[12]，經營者的營業自由成為媒介真正的自由。而且，龐大化的媒介集團同時謀求對自身發展有利的政治權利，使新聞媒介成為自己避害趨利的表達工具。所有這些，都使新聞媒介內部的員工由于勞資關系而處于被支配的地位，面臨喪失各種專業自的危險。
內部新聞自由正是作為化解上述矛盾的手段而被提出的。內部新聞自由的倡導者試圖通過對新聞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與工作地位的保障來解決媒介內部出現的對立。這在上述各國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中明顯的表現出來。一戰結束后，日本報業形成獨立經營的企業化運作機制，由于日本新聞媒介傳統上總經理的權力要大于編輯局長[13]，媒介內部矛盾沖突十分明顯。二戰的爆發使媒介管理者對新聞業務主導的危害集中顯現出來。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頒布了一系列苛刑峻法約束媒介行為。但在經營者尋求資本發展（當然也有政治發展）的方針指導下，鼓吹“圣戰”，宣揚“皇軍”“赫赫戰功”的言論、報道充斥報紙版面，報紙的發行量不僅未降，反而穩步上升。1932年是1000多萬份，到了戰爭結束前的1944年竟已上升到1552萬份[14]。新聞媒介這種以自身利益主導新聞業務方針，迎合戰爭宣傳的做法成為戰后日本新聞民主運動的直接斗爭目標。而作為內部新聞自由主要內容的編輯權，正是作為上述問題的解決方法而被正式提出，將“資本、經營的報紙和勞動者、新聞學的報紙兩軍交鋒、水火不能相容這樣一個實質，毫不含糊地揭示出來了”[15]。在聯邦德國，內部新聞自由的指向更為明顯，直接針對發行人對報社編輯方針決定權的獨占問題。1951年，聯邦德國“報紙發行人組織”和“德國新聞記者協會”簽訂的一份合同明文規定，基于聯邦德國自由經濟報業結構的本質，報社老板擁有決定報社政治、經濟、文化走向的權限；報紙發行人須于聘約中約束受聘記者編輯遵守報社的編輯方針[16]。這種排除新聞工作者參與制定編輯方針的規定直接加劇了新聞媒介內部的矛盾斗爭，并最終使以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為目標“編輯室運動”在20世紀60年代興起。
（2）針對媒介體系層次而言，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是因為媒介的兼并和壟斷使多元化的言論公開市場面臨萎縮的危險。西方社會認為，由眾多的言論機關構成多元化的意見公開市場體系，可以促進社會民主進程，保證真理戰勝謬誤[17]。然而，當新聞媒介作為私人所有的商業機構而以商業化形式進行運作時，不可避免地由自由競爭走向兼并，最終走向壟斷。對于產業而言，這種兼并是十分必要的。但兼并行為導致了單位媒介的減少，從而最終導致意見公開市場體系內言論的趨同，破壞了自由主義報刊思想引以自豪的思想多元化和言論的公開市場競爭的民主構想。針對上述危機，內部新聞自由思想倡導者提供了兩種解決方式的設想。其一是通過簽訂編輯室規章，使媒介的新聞方針以規章的形式固定下來。這樣從而可使媒介的言論免于受到所有權變更的影響，而且，內部編輯自與報道自帶來的言論多元化自由空間，也可彌補媒介體系外部因單位媒介個體的減少而導致的多元化言論市場的萎縮，最終促進民主的發展。其二是通過獲得有關經營方面的共同決策權，來參與媒介的經營方向的制定，以影響媒介兼并的進程。歐洲的內部新聞自由發展展示了上述危機與解決設想之間的實踐關系。意大利新聞工作委員會提出的五項權利要求幾乎全是針對報業兼并而言，編輯人員不僅提出了編輯自，還要求享有經營（主要是指股權變更方面）的共同決策權[18]。受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思想影響而產生的我國臺灣的編輯室公約運動，其直接導火索就是“自立報系股權轉移事件”。究其原因，是報社員工擔心新的所有人會改變原有的“自立風格”，而試圖以編輯室公約來保證編輯方針不受報社所有權變更的影響。[19]
內部新聞自由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述，是西方新聞事業發展到壟斷階段的必然現象。但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為何并非所有出現上述危機的國家都選擇內部新聞自由作為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呢？特別是新聞自由的發源地英國，僅僅與歐洲大陸一水之隔，卻并沒有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問題。而新聞業商業化程度最為發達的美國，也沒有像新聞自由發展的前兩個階段一樣，成為運動的先驅。考察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我們會發現，以其為解決上述危機手段的國家分別表現出以下特點：
1、在遭受嚴厲的新聞專制后，又經受了迅猛推進的的民主化改造。提出內部新聞自由的幾個主要國家，幾乎都受到過法西斯主義的新聞專制，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國還是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源頭。新聞自由的發展曾受到極大的壓制。當戰爭結束以后，在盟國占領軍推動下，這些國家紛紛開始了暴風驟雨般的民主化改造。而這一點恰恰又是英、美等國所沒有的。
2、新聞媒介內部結構問題。盡管西方主要國家的新聞媒介內部都先后出現了所有權、經營權和編輯權、報道權的分離，但上述權利在媒介組織中的地位卻是有區別的。在英美等國，編輯權及報道權的地位要高于經營權，而在日本等國則恰恰相反。盡管西方各國編輯權、報道權和經營權都服從于所有權，但后者的結構顯然更易于激化媒介內部的矛盾。
3、工人運動的興盛。明確提出內部新聞自由口號的聯邦德國是一個工會組織十分發達的國家。經過數十年的不斷努力，德國工人在解決勞資關系上不僅通過了規定雇員在某些方面擁有與雇主平等的共同決策權的《共同決定制法》[20]，而且同期出臺的《企業組織法》還完整規定了勞工共同決定制的具體內容。作為同是雇傭關系中的勞動者，新聞工作者必然受到工人運動的影響。但上述《企業組織法》118條卻規定，屬于意識取向企業性質的新聞媒介的員工并不享有共同決策權[21]。基于此種對比，我們可以看到，聯邦德國新聞工作者爭取的內部新聞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在爭取一種“普通勞工待遇”罷了。日本及其他國家的內部新聞自由發展也明顯表現出受到工人運動興盛影響的特點。
2.西方內部新聞自由所遵循的解題原則
內部新聞自由運動設想，通過新聞工作者享有高度的新聞自，并輔以組織管理上的民主化，以實現媒介產業與新聞專業兩個方向的協調發展。這種解題方式實際上來源于兩個原則，即新聞專業主義和勞工民主理論。
（1）新聞專業主義。該理論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22]，由于西方新聞事業自身發展的多元化，在新聞專業主義概念下，包含兩種不同的理念。一種是強調純粹地反映現實，報道事實，被稱為中立性的“守門人”理念；一種是強調做公眾的闡釋者，替讀者解釋各種消息的意義，被稱為參與性的“鼓吹者”理念。[23]其中前一種理念在西方社會的新聞制度里一直占主流地位，但后一種理念也在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發揮作用。考察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在日本，新聞工作者所奉行的是參與性的“鼓吹者”理念，強調新聞媒介作為“言論機關”的獨立特性。朝日新聞社著名的《同國民站在一起》宣言聲稱：朝日新聞歸根結底必須是國民的言論機關[24]。讀賣新聞社也宣告：從今日起要成為民眾的朋友，并永遠作人民的機關報[25]。在歐洲，新聞工作者則秉承中立的“守望者”理念。聯邦德國《曼海姆早報》和《明星周刊》等的編輯室規章都無一例外地規定，客觀、超然、獨立是報刊報道新聞的原則，而編輯室內的共同決策制度正是服務于這一原則[26]。
新聞專業主義要求新聞業以專業的身份服務于社會，就必然追求象醫生和律師那樣以專業的獨立性來保證自身直接對社會負責。從新聞專業主義視角來看，內部新聞自由所爭取的專業自主性其實就是對這種獨立性的追求。因為，只有獨立，新聞業才能保證自己成為自身行為的主體，才能直接對社會負責。因此，內部新聞自由實質上正是新聞專業要求直接對社會負責、實現自身社會價值的集中表現。
（2）勞工民主理論。。當資本主義企業發展到現代，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使產權變更日益頻繁，而另一方面，企業的發展與經營同時關系著勞動者工作條件、福利待遇乃至工作權利的喪失與否，勞動者與企業之間形成息息相關的聯系。在此背景下，西方社會于二戰前后興起了勞工民主理論。這種理論主張，勞動者以其勞工的地位，應該享有企業的經營管理決策權利。勞工通過行使共同決策權，可以保障自身權益，獲得資方或管理人員的尊重，并迫使管理者放棄專斷管理方式，實踐民主理論原則。[27]內部新聞自由作為爭取免于勞動關系干涉的自由權利，其斗爭也得力于勞工民主理論的指導。由上述內部新聞自由的內容來看，其中有一部分正是新聞工作者以勞動者的身份爭取到的勞工權利。這些權利不僅保障了新聞工作者作為勞動者的權利，而且構成了實現媒介內部專業自的組織管理層次上的保證，使新聞工作者在行使專業自的同時，免于因勞動者的附屬地位而受到經濟上的損失。
從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來看，勞工民主理論的原則在歐洲得到了較高程度的實現，而與源于新聞專業主義的獨立要求卻尚有距離。但即便如此，媒介內部的既存關系也得到了較大的改善。據20世紀70年代對聯邦德國75家報社的新聞工作者的調查顯示，對于“誰決定報社言論方針”這一問題，71%的編輯記者，53%的各版主任和64%的總編輯回答是由“編輯部全體同仁決定”，只有9%的編輯和5%的各版主任回答“主要由報社老板決定”[28]。
3、西方內部新聞自由面臨的困境
內部新聞自由的實踐，使西方新聞從業人員獲得了相對開闊的專業運作空間。然而，在西方固有的社會結構中，內部新聞自由發展也難以避免地陷入了困境。這種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內部新聞自由受到資方的普遍抵制。日本的編輯權運動雖鼎盛一時，但僅僅是“把現代報紙的根本矛盾在哪里這個問題提出來”[29]。至于問題的解決則不了了之。每日新聞社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編輯章程，也僅僅表現為“宣傳用的美麗辭句”[30]。至于德國，至1973年，聯邦內簽訂有編輯室章程的報社已由1962年的213家減至130家[31]。而到1991年，在全國所有410家報社中僅剩7家簽有編輯室章程[32]。另一方面，內部新聞自由法制化的實現困難重重。規定的勞動者享有免于勞動關系干涉的新聞自由權利的德國《魏瑪憲法》僅僅是曇花一現。至20世紀70年代，聯邦德國政府曾嘗試把法學界有關內部新聞自由權利的提議重新擬入一般性的新聞法，在遭遇極大的批評及阻力后也只好作罷[33]。時至今日，針對世界范圍而言，內部新聞自由權利也僅僅在荷蘭、奧地利等少數幾個國家得到法律的認可。目前，在大多數西方國家，新聞從業人員是否能夠享有內部新聞自由權利，全看老板是否開明，這在強調法制的西方社會顯然是不正常的。
那么，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發展為何會陷入困境呢？由對西方現實社會關系的考察可以會發現，這種困境實際上是勞動關系與新聞關系在新聞專業人員角色權利認定層次上激烈沖突的體現。上文已經論述到新聞從業人員角色的二重性，即勞動者和新聞專業工作者的雙重身份。但西方社會關系結構究竟規定哪一種關系所限定的角色特征才是最根本的呢？新聞關系的框架限定新聞從業人員必須是獨立的才能履行新聞媒介的公共職責。而西方社會對新聞自由的保障，主要是通過兩種制度上的建構來實現。一是限制政府對新聞媒介行為的干預；二是對西方媒介私有財產權的尊重。英國哲學家格林認為，私有財產是一個人實現自我完善和道德的重要手段，因此是不可侵犯的[34]。基于這樣的邏輯起點，對媒介的私有化的尊重成為西方新聞自由的基石。其邏輯推演表現為：媒介在私有的經濟結構上排除國家或其他社團、私人的干預，而使它有完全的決定自由。基于媒介經營人須完全而獨立地負擔新聞業的經濟責任，自應有權責相符的單獨決定新聞業務方針的權限，即誰承擔經營風險，誰就擁有新聞方針決定權。很顯然，西方社會關系結構更傾向于把勞資關系放在第一位，由此出發，勞資關系框架規定新聞從業人員處于雇傭性從屬地位，不應擁有新聞方針決策權。這是內部新聞自由反對者最主要的理由，也是源于肯定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判斷。由此邏輯推演開去，勞資雙方共同決定制已經算是資方最大的讓步了。
三．西方內部新聞自由的評析
內部新聞自由的基本設想可以被歸納為兩點，一是免于雇傭勞動關系束縛的新聞自由；二是以專業的獨立自主性保證媒介壟斷背景下的言論多元市場的存在。我們不妨把對上述設想的評析放在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演進過程中背景下來進行。
（1）自由主義報刊思想的延伸。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在抵制政府干涉時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而當遭遇媒介商業化和壟斷化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內部新聞自由的出現則可以看作是自由主義報刊思想在商業化背景下的延伸。這種延伸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把免于干涉的思想由外部的媒介不受政府的干涉延伸至媒介組織內部新聞工作者不受雇傭勞動關系的干涉。媒介的經濟獨立和市場運作，使新聞業在擺脫政府干涉的同時又產生了另一權力中心，即媒介組織，進而形成以雇傭關系為特征的媒介內部束縛。內部新聞自由認為，唯有免除這種束縛，才能使基于新聞關系的新聞自由得以真正實現。這樣，就把所要免除的干涉對象范圍由政府擴大至媒介內部的所有者和經營者，并且使新聞自由的享有者由媒介整體而具體到僅僅是新聞關系結成者的新聞從業人員。二是意見公開市場的延伸。隨著自由競爭逐步消解，源于多元媒體的意見自由市場面臨被壟斷被扼殺的危險。內部新聞自由的出現則是試圖尋求一種在媒介的經濟壟斷局面下實現言論多元的解決方式。新聞工作者希望以編輯室章程的形式確保媒介的編輯方針不被改變。這樣，即使媒介被兼并，也可以因為編輯方針的固定不變而保持媒介體系內部的言論多元化市場的存在。20世紀西方自由主義嬗變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分道揚鑣”[35]。也許正是受了上述“分道揚鑣”的影響，內部新聞自由對自由主義報刊思想的延伸也明顯帶有角色分離的趨向，即把媒介的經濟行為和言論功能相分離，以確保既不妨礙媒介在經營上“壟斷、兼并的自由”，又使“意見公開市場”得以繁榮。
（2）社會責任論的“同題異解”
社會責任論的提出略早于內部新聞自由，因此可以認為它們的產生有著相近的歷史背景。在考察上述兩種新聞自由的內涵之后，不難發現，正是相近的歷史背景，使內部新聞自由表現為社會責任（即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同題異解”。從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的發展上來看，社會責任論和內部新聞自由是在解決同一個問題：在媒介商業化背景下如何依然運用自由主義報刊理論解釋并指導實踐？由于上述兩種新聞自由的提出者不同（一是學者，一是新聞從業人員），提出問題的方式也有所區別。社會責任論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宏觀上解決媒介的事業化與商業化之間的沖突；內部新聞自由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在微觀上解決媒介內部新聞專業與專業外管理之間的沖突。針對解題方式而言，社會責任論側重媒介與其外部社會系統間的互動。它一方面強調媒介從業人員的道德自律，另一方面又催生了新聞評議會等組織，以確保媒介對社會負責。內部新聞自由則側重于媒介內部組織關系的重構，試圖通過免于源于資本權利的專業外干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兩種新聞自由理論是在不同層次解決同一問題，所不同的只是發展的方向各異。社會責任論重在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所主張的新聞自由內涵的豐富上；而內部新聞自由則對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新聞自由適用的外延加以拓展。從實踐來看，兩種解決方式還表現出一定的兼容性。內部新聞自由并非只在歐洲大陸和日本等地出現。在社會責任理論的發源地美國，有39個州對內部新聞自由問題作了明文規定，另有11個州的政府承認編輯和記者享有一定程度的自[36]。而另一方面，源于社會責任理論的新聞評議會也在聯邦德國和日本等國家出現。這其實也暗示，無論內部新聞自由還是社會責任理論都無法單獨解決自由主義報刊理論所面對的危機，兩者都僅僅是西方新聞自由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階段性的設想。新聞自由的真正實現還要依賴于更深層的問題，即社會關系結構框架內所存在的根本矛盾的解決。
內部新聞自由的提出使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新聞媒介在免除較多的政府干涉后，并沒有完全沿著推動社會前進、服務公眾自由的道路發展下去，而是在商業運作的同時又形成新的束縛。這是由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是其基本矛盾在新聞傳播關系領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無論是社會責任論還是內部新聞自由都僅僅期盼在現有的社會關系框架內尋求解決方式，因而也都必然陷入困境，這是西方新聞自由發展的局限所在。然而，其中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自由的不懈追求不時散射出理性的光芒，使人欽佩。此外，內部新聞自由提出以專業理念來保證新聞業務操作不受專業外管理的干涉，對于我國新聞實踐也具有啟發意義。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為新聞自由的充分實現提供了政治與經濟的保證，但是也存在專業外管理對新聞專業的不當干涉的情況。當然，在這里新聞業作為一個專業組織有著不同于西方的專業理念。但同樣，我國新聞業作為一個專業組織要想實現服務社會的專業理念，除了自身專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要求外，免除專業外干涉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條件。尤其是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新聞媒介經營上自負盈虧，來自市場的壓力使新聞業面臨新的挑戰，一些經營上的干涉已經使使新聞專業自主性受到影響。在此背景下，內部新聞自由理念要求以專業自主性來保證媒介為社會服務的公益特征對我們尤其重要。
[注釋]
[1]童兵等：《新聞傳播學原理》，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9），第320頁。
[2]參見劉迪：《現代西方新聞法制概論》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第26頁。
[3]參見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01頁。
[4]參見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頁。
[5]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6]〖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19頁。
[7]參見〖日〗內川芳美等：《日本新聞事業史》新華出版社（1986譯版），第17頁。
[8]〖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9]參見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2頁。
[10]〖日〗內川芳美等：《日本新聞事業史》新華出版社（1986譯版），第21頁。
[11]參見〖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93頁。
[12]轉引自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第228頁。
[13]參見支庭榮：《媒介管理》，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第44頁。
[14]參見張允若：《外國新聞事業史新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195頁。
[15]〖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16]轉引自翁秀琪：《大眾傳播理論與實證》臺灣三民書局（1996），第337頁。
[17]參見徐耀魁：《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第262頁。
[18]陶涵：《世界十國新聞史綱要》文津出版社（1989），第164頁。
[19]參見涂建豐：《編輯室公約運動》《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0]張精華：《為什么偏偏是德國》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第152頁。
[21]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2]參見郭鎮之：《輿論監督與西方新聞工作者的專業主義》《國際新聞界》（1999、5）。
[23]李金銓：《大眾傳播理論》臺灣三民書局（1996），第45頁。
[24]〖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45頁
[25]〖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26]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27]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00頁。
[28]翁秀琪，蔡明誠：《大眾傳播法手冊》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2），第337頁。
[29]〖日〗稻葉三千男等：《日本報業理論與實踐》新華出版社（1985譯版），第120頁。
[30]〖日〗和田洋一：《新聞學概論》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譯版），第93頁。
[31]陶涵：《比較新聞學》文津出版社（1985），第113頁。
[32]蘇正平：《新聞自主的理論和實踐》《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33]參見林佳和：《內部新聞自由的幾點法學觀察》，《新聞學研究》（52）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996）。
[34]參見夏基松，李壽福：《西方主要社會思潮評析》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第343頁。
關鍵詞：新聞寫作若干問題探索
一、搞好新聞寫作必須從練基本功抓起
1.1素材選擇要通過實踐調查來完成。
選擇素材應堅持以下基本原則：一是真實性。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選材是要認真鑒別，選用最可靠的材料；不能道聽途說，更不能臆想編造。二是思想性。所選的材料，必須符合四項基本原則，符合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能促進安定團結，有利于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好局面的材料。三是針對性。所選的材料，必須是“有的放矢”、“對癥下藥”的材料，真正能夠解決各種實際存在的問題。四是戰斗性。所選的材料，要能鮮明地表達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怎樣是對的，怎樣是錯的。做到是非清楚，褒貶分明。五是實效性。不要“明日黃花”、“馬后炮”，要選擇反映新情況、新問題的材料，并且要使所反映的材料同黨的工作部署合拍，同實際工作進程相一致。六是趣味性。除了社會新聞、趣聞軼事等本身具有趣味性的報道外，對其他種類的新聞，也要努力挖掘，選用讀者感興趣的材料。這些工作一點兒也離不開深入生活，調查研究。
1.2結構安排要合理，自然，又符合實際情況。
蓋房子要有一個成功的設計。文章的表達也要講究一定合理的結構。新聞的結構，是指新聞的組織構造，具體表現為敘述事實和安排情節的方式，是新聞內容賴以表達的手段。具體地說，新聞的結構，就是按新聞的內部聯系，按新聞主題思想的需要，以主題為紅線，把經過精選的人物、事件、情節、場面等材料，有計劃、有條理、有層次地安排貫穿起來。新聞的開頭、結尾、事件的展開，段落的劃分，前后的呼應，左右的照顧，都屬于結構的內容，它有一定規律可循。新聞報道的基本結構比較簡單，大多數是這樣的順序：一是導語；二是解釋或深化導語的材料；三是必要的背景材料；四是次要的或不太重要的材料。這就是說，寫作的順序不是照相式的平鋪直敘，而是要“開門見山”，一開頭就在導語中揭示主題，引出闡述，解釋新聞主題的主體。總之，新聞結構的特點是要把最重要的事實寫在導語中，寫在新聞的前面，其他各個細節則按重要性順序排下來：愈是重要，愈排在前面，形成一個“倒金字塔”式的結構。
1.3導語的內容既精煉、概括，又反映新聞的核心思想。
新聞的開頭，用簡煉生動的文字，突出最主要、最吸引人的事實，揭示主題思想以便讀者迅速了解主要內容，并能吸引讀者往下看的那一句或幾句話，稱作“導語”。導語在一條新聞中的地位，就像是整部交響樂的前奏曲。敘寫導語是新聞寫作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它能確定新聞的其余部分是什么樣子。導語寫得好壞，直接影響到主題的表達是否充分。新聞導語的形式沒有統一的規定，可以根據新聞主題思想的需要采取各種新穎、靈活的形式：一是以新聞人物的話作導語；二是用對比的手法寫導語；三是運用比喻概括主要新聞事實作導語；四是用設問句自問自答作導語；五是抓住最能反映主題的具體事實作導語；六是運用有說服力的數據作導語；七是用群眾感興趣的背景材料作導語；八是運用生動形象的群眾口語或名言警句作導語：九是用歷史趣聞軼事、民間傳說等作導語；十是以情景描摹作為導語。
1.4標題擬定有如畫龍點睛，一語中的。
標題也叫題目，目者眼也，新聞標題要起到眼睛的作用，能引人注意、美化版面、介紹內容、評價事實。既是“眼睛”，就要富有神彩，充滿勉力；如果平淡、晦澀、公式化，概念化，就像失神的眼睛，吸引不了人。所以，古人有“好題一半文”之說。意思是說，擬出了一個好標題，就等于文章寫了一半。這也是極言標題的重要性。我們寫新聞，尤其是編輯人員，必須十分講究寫好標題。實踐證明，一個好標題，就是全文精華的點擊和高度濃縮的顯露，能增加新聞的力量，抓住讀者，扣人心弦，而且使人不得不讀，不得不看，甚至久久難以忘懷。新聞標題要注意概括性，以盡可能簡煉的一句話，準確地說明這條新聞的主要內容。它要求在有限的欄目內，概括出新聞的主要事實，以最少的宇數表達其內容。這就是說，新聞標題必須簡煉。然而，標題是否簡煉，不能離開內容來評定。經過概括作出的標題，首先必須準確地反映新聞內容。在一定意義上說，一個好的新聞寫作是它的標題給“點”出來的，是標題打出了該新聞的最佳品牌。
二、新聞寫作過程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2.1新聞寫作的背景材料交待要清楚，但要繁簡相宜。
在新聞中說明事物來龍去脈的材料，稱為“背景材料”。背景是為了突出所報道的事物意義，說明事產生的原因、條件、環境等，或是對某一事物作必要的注釋。它對消息中所報道的主要事實起補充、襯托的作用，有助于深化新聞主題，加深讀者的印象，幫助讀者進—步了解新聞內容。它是新聞的有機構成部分。在新聞寫作中，對于任何一個事件、講話、情況或數據，只有充分地交待來龍去脈，才能確切地反映客觀事物。如果不交待來龍去脈，這個事件的意義就不完整。新聞背景材料，通常包括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有關新聞事實本身的歷史狀況，以便讀者用現在同過去相比較；二是與周圍事物的對比；三是與不同方法、不同形式的對比；四是事物產生、發展的多種因素的相互制約；五是不僅要反映某一事物本身，還要從宏觀范圍中看出它的地位、作用，影響以及與其他方面的聯系：六是有關事物的專門知識，有關某一問題的各種觀點、看法以及各種學派、各種藝術流派和學術見解的介紹等；七是有關某人某事、某地的軼事、傳聞和歷史、地理、風俗習慣的介紹；八是在人物介紹中交待有關身世、經歷和在某—方面的成就等：九是報道新產品、新技術、新發明等，要簡要說明它的經濟價值、科學價值及其性能特點：十是必要時，在新聞中用了不為一般讀者理解的名詞、術語和專業用語，要加以必要的解釋。
2.2數字材料的運用具有相當的說服力，但一定要準確且用到當處。
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具有質和量兩個方面的規定性。因此，我們寫新聞報道時，既要注意使人們認識事物的質，又要使人們把握事物的量，做到“心中有數”。從新聞寫作來看，數字具有簡煉、準確、醒目、直觀等特點，它是其他文字所無法代替的。在加強經濟報道的今天，各個部門都離不開統計數字。“用數字語言說話”，可以通過反映事物的量，來表現事物的發展變化，準確說明事物的質的規定性。新聞中運用數字，要注意以下問題：一是所用數字要認真核對，看是否真實可靠，表達方法是否合理，比例的計算是否準確；二是運用數字要根據質與量的辯證統一規律，注意與事物發展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不能離開整個事物發展過程：三是要把握事物的最佳量；四是要注意事物各方面數量之間的相互關系，選擇最有代表性、典型性、綜合性的數字來說明問題：五是報道各種數字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能弄虛作假；六是報道某方面的數字，應說明材料的來源和根據，以增加其可信度。:
新聞炒作不同于新聞策劃，這本來是一個毫無疑義的命題，可在當下這樣一個價值迷茫的時代，兩者的區別卻如此模糊，因而我們有必要指出：相對于新聞策劃，新聞炒作存在著本質性的價值缺失，新聞炒作說到底是一種根本違背新聞規律與專業精神的行為。考察一個完整的傳播鏈條，我們不難發現，從傳播者的角色定位到信息的選擇、開掘，再到受眾的接受效果，新聞炒作都存在一系列的價值缺失。一、有價值的傳播者角色的缺失
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媒體和記者。作為傳播活動的發起人、傳播內容的發出者，當然有著重要的社會價值，有著理想的角色功能。人們把他們描述成信息的傳播者、社會的守望者、歷史的記錄者、群眾的代言人等等。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新聞炒作中的媒體和記者早已不完全是這樣了，他們陷入了角色的錯位和價值的缺失之中。在此起彼伏的炒作事件中，這些信息的傳播者，變成了信息的制造者，既能制造空穴來風的假新聞，也能利用某些事實基礎，變態地制造出“新事件”。這些公眾利益的“守護神”，社會輿論的“導向人”最終變成了大眾的愚弄者，社會輿論的誤導者。
以轟動一時的“楊麗娟”事件為例，當一位67歲的老人為滿足星迷女兒的愿望而賣腎的信息公之于眾時，媒體想到的不是如何借助自己的力量對這個偏執的家庭及他們偏執的孩子進行正確疏導，相反，卻以一種及其興奮乃至癲狂的姿態在“13年”、“買房”、“賣腎”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北京某電視節目制作公司甚至三次到蘭州商談“業務”。而某電視臺記者也對楊家做出承諾：“我們臺有實力，能聯系到劉德華，見是肯定的”。媒體到后期甚至還參與策劃了“明星捐款”等事件。本該發揮輿論引導功能的媒體將這個病態家庭作為道具，自編、自導、自演、自播了一出追星悲劇。
2006年3月23日《蘭州晨報》的相關報道曾這樣寫道：“雖然林鵑(化名)的父母一時無法湊足費用讓她第三次去香港，使她受到了不小的打擊，但除了本報和央視《社會與法》頻道記者的關注和重視外，《南方都市報》、東方衛視以及央視《共同關注》欄目組記者也將于24日抵達蘭州，對林鵑癡迷和尋找劉德華所付出的代價及遭遇進行關注。與此同時，全國絕大多數城市強勢媒體也將在24日聯合本報一起刊發林鵑父母寫給劉德華的‘請愿書’。希望劉德華得知此事后能夠安排時間和林鵑見面。此外，全國絕大多數城市強勢媒體都已轉載了本報對癡狂‘追星女’的連續報道，并對本報長期以來對弱勢群體的愛心和幫助給予了肯定和贊揚。”面對這樣的報道我們不禁要問：“星迷”林鵑值得媒體如此關注嗎?媒體不遺余力傾注如此熱情的動因是什么?《蘭州晨報》在這段文字最后借他者之口往自己臉上貼金的表述以及那些“唯恐影響不夠大”的描述無疑給出了答案。正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言：新聞炒作的第一個目的，也就是最直觀的目的就是“引起轟動”，而最終的目的是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媒體要為楊麗娟“圓夢”，最終要圓的是自己的利益之夢。當楊麗娟疲憊地返回蘭州，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情緒激動地說道：“媒體太殘酷了，他們只關心自己的事，之后扔下我們就不管了。”是的，“在楊麗娟事件狂轟濫炸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殘忍，楊麗娟事件分明變成了一場媒體的盛宴，輿論的狂歡!”。娛樂變成了愚弄，受眾的尊嚴被肆意嘲弄，新聞的專業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損傷。
二、有價值的傳播信息的缺失
“拍到王菲生子，等于事業成功”，這是娛樂記者們在2006年時的口號。為何是這樣?圈內有名的娛樂記者王小魚在回答《南方周末》、鳳凰衛視等諸多媒體采訪時說：“拍到目前華語娛樂界地位最高的天后王菲和最具爭議的影星李亞鵬孩子的第一張照片，和當年德國人在美國拍到麥當娜孩子第一張照片，從新聞含量上來說是一樣的。”“如果哪個娛樂記者說：王菲生孩子與我沒關系，我想，他一定瘋了。”而當央視主持人和晶問偷拍到菲鵬戀的意義時，娛樂記者卓偉的一段表白更可稱作新聞炒作的價值宣言：“這個照片它本身的新聞性大過了它的藝術性。這個照片沒有什么藝術的價值，但是它有新聞的價值，它的新聞價值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拍到王菲跟李亞鵬在一起的照片，證實了王菲跟李亞鵬兩個人確實在談戀愛。”
菲鵬戀愛、王菲生子或許確有一定的娛樂價值，但肯定不具有什么重要的社會價值，因而不具有真正的新聞價值。新聞媒體大張旗鼓地渲染此類雞毛蒜皮的小事正是典型的炒作。于是，有價值的傳播信息消失了，輕、淺、雜、碎的新聞炒作到處出現了：“庾澄慶與伊能靜的婚姻危機”、“周正龍將被聘為深圳某動物園的名譽園長”、“陳冠希準備向好萊塢進軍”，這些“五花八門的男歡女愛，生生不息的恩怨情仇”，毫無社會價值可言。而即便是可以從中挖掘社會價值的信息，一旦受到炒作的觀念支配，便會統統滑向膚淺的泥塘。筆者有意收集了2008年“艷照門”事件發生后《重慶晨報》自1月30日開始的相關報道，在幾十天的報道中，節選以下幾個連續報道的標題：
1月30日：《陳冠希阿嬌張拍芝艷照網上流傳》(配有陳冠希、張柏芝，阿嬌三人艷照)：
1月31日：《陳冠希離港避風頭下一個蔡依林?》(配有張柏芝一張目光迷亂的艷照)：
2月1日：《容祖兒卷入艷照門香港警方拘捕涉案男子初步認定照片并非PS，不排除是手機拍攝》(配容祖兒等人艷照)；
2月2日：《陳冠希新博客貼半稞照張柏芝傳與謝霆鋒鬧離婚》
2月3日：《陳冠希博客回應媒體“這不是游戲，是我的人生”》(配張柏芝代言的寢飾廣告1張)《張柏芝謝霆鋒家中閉關打電玩，眾藝人身價不降反升》
2月4日：《港媒報張柏芝再度懷孕保住婚姻》(配張柏芝與謝霆鋒與婆婆拉姑親密照片)
從這些標題中我們不難看出，媒體從一開始就放棄對“艷照門”事件中具有深層價值和意義的“道德危機”問題的探討，而是嗅著事件的新鮮和刺激味，一味進行獵奇式實錄報道，唯恐有聞不報，報有所漏，沉溺于淺薄與無聊中不能自拔。
新聞娛樂化，更進而炒作化，原本只是媒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之下對受眾的迎合之舉，但受眾真的只愿看這些雞毛蒜皮、雞鳴狗盜的事?恐怕也不盡然。但從卓偉等娛記們自以為是的表述中(“這個照片沒有什么藝術的價值，但是它有新聞的價值”)，炒作者當是久居鮑肆不聞其臭，更聞其香了，他們或許真的以為在傳播很有“新聞價值”的東西。對此，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杜駿飛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媒體對于‘王菲生子’的圍追堵截，本質上是圈子里的自戀行為，媒體是以這種高度“敬業”的表演來表達對自己的敬意。”
三、有價值的傳播效果的缺失
傳播效果通常分為三個層面：認知層面、態度層面、行動層面。依此而言，正面的有價值的新聞傳播效果應當是：(一)達成受眾對周圍環境全面客觀地了解和認知；(二)通過輿論引導和監督在受眾中形成某些共識，促進社會的正常有序發展，并由此進一步樹立媒體的公信力；(三)在受眾中形成正確的價值導向，帶動受眾行動層面上的良性變化。然而。解析新聞炒作，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從哪一個層面上看，其所帶來的效果大多都走向了反面。
從認知層面上看，新聞炒作以持續和遍在的方式，制造了事件重要的虛擬現實，而對于視野有限的一般大眾而言，就誤將這個虛擬的現實當做真實的現實來把握了。再加上炒作帶有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內，這些炒作的信息便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受眾對客觀現實的理解和把握，造成注意力的局限。有研究者對2008年初“艷照門”事件和南方特大雪災兩個事件的網絡受眾關注度做過分析，得出下面的一組數據：
兩個事件在時間上有重合，但受眾的關注度卻明顯同它們的社會價值成反比。除了受眾窺私欲的干擾，我們說，媒體的大肆炒作是造成受眾這種盲視的重要原因。
從態度層面上看，新聞炒作中諸多的故弄玄虛、虛張聲勢、無中生有、弄虛作假等等，最終加劇了受眾對炒作新聞本身的逆反以及對媒體公信力的質疑甚至否定。從20世紀90年代的陳健康事件、白曉燕被綁架事件，到近在眼前的紙陷包子事件、艷照門事件等，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以媒體的集體狂歡開場，而又都以民眾對媒體操守的千夫所指了結。
行動層面上看，失范的新聞炒作行為能夠如此長久普遍地存在，本身就給受眾提供了一種負面價值坐標。久而久之，受眾不僅會對無良的炒作現象習以為常，更進一步，還會在其暗示下，模仿和發揮炒作的內容。如香港的部分中小學生就在艷照門事件之后就掀起了自拍艷照公開上傳的熱潮。
綜上所述，我們不得不再次重申，炒作不是策劃，炒作就是炒作，它是一種喪失了新聞價值觀的嚴重違背新聞專業精神與規范的不良行為。我們應該在學理上明確地堅持這個看法，這樣也才能在實踐上有效地反對新聞炒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