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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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安全；國家安全；韓非子；法治
先秦時期我國社會政治思想領域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爭艷的景象，這一時期也逐漸形成和沉淀出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精華，其中尤以儒墨道法四大流派影響甚大。在諸子百家中的法家學派的韓非子又因為博采眾長，成為先秦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的思想托起了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并影響了數千年的中國封建政治。在前人研究韓非子的一些文獻中，多是從法學的視角和層面來研究韓非子的思想的，比如對韓非子的“法”、“術”、“勢”的思想體系，韓非子法學思想的研究等等，少有從政治學角度對其國家安全觀進行研究的。鑒于此，筆者通過對韓非子文章的研讀，試圖從政治學的角度從不同層面對其政治思想特別是國家安全方面的思想進行研究，從中對我國當下的國內國際安全方面也有一定的啟發和意義。
一、安全的涵義及對文中“國家安全”的界定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探討安全問題首先應當弄清楚安全概念及在文章中的界定，這樣我們才有了研究安全問題的基點和出發點。在古代漢語中，并沒有安全一詞，但安字卻在許多場合下表達著現代漢語中安全的意義，表達了人們通常理解的安全這一概念。安全作為現代漢語的一個基本詞語，在各種現代漢語辭書有著基本相同的解釋。《現代漢語詞典》對安字的第四個釋義是：“平安、安全”。《辭海》對安字的第一個釋義就是“安全”，并在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含義上舉了《國策·齊策六》的一句話作為例證：“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
我們知道國家安全一詞屬于現代漢語的范疇，先秦并無此說法，但是國家安全的思想卻是由來已久。其實，中國古代的王朝安危問題，亦涉及國家間的問題。雖然先秦國家的概念與現代國家的概念有一定的差別，但古今國際政治具有共通性。由夏、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共主國、諸侯國和少數民族政權構成的國家行為體，它們已經具備了領土、人口、軍隊等國家構成的基本要素及擁有部分的對內與對外權限，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國家的本質屬性。在春秋戰國這一四分五裂的動蕩時期，各國所要解決的就是王朝存亡，國家安危的重大政治問題。當然，這里所講的安全，與現代國家安全是有很大差異的，在此就不比較古今國家安全的異同。總之，先秦文化區域下的國家安全觀指的就是先秦國際政治行為體之間為了彌補自身實力的不足，通過結盟獲得更多的國家權力，實現該時期國際體系中力量結構的重新分化組合，以有效維護自身國家安全的一種國際政治理念。
二、從政治、法律、文化、軍事和社稷安全方面分析韓非子的國家安全思想
（一）韓非子的政治安全思想
在政治主權極不穩定的先秦，韓非子極為敏銳地觀察到了一個事實：戰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矛盾、斗爭促使君主更加集權、專制，因此，極力鼓吹君主專制主義理論，促進了戰國時期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制度的形成、發展。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韓非子極力推崇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對整個封建王朝有著深遠的影響。迎合了當時統治者的心理也有利于統治階層的統治。這一制度措施對政治穩定起到了巨大作用，適合當時的動蕩局勢，有利的保障了國家的政治安全。在權術方面，熔法、術、勢三者于一爐，權勢不可借人，君主恃勢不恃信，主有術而御臣，使術走向智謀狀態。韓非的這些政治權術思想，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二）韓非子的法制安全思想
韓非子的法制思想是其思想體系中最突出也是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他認為國家安全和強大的出路就在于法制。他說：“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所以他不斷強化法的公開性、公正性、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走法治之道。韓非子的法制思想對當時的秦國安內有很大的幫助，從制度層面上使國家機器具備了法律依據，更為重要的是給世人及早的灌輸了法制理念，對后世的影響可謂深遠。他不但強調國家實力是根本，甚至認為外交無助于國家強大。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以法律統一社會，強調法律的規范性。法可以作為規范社會的統一標準。韓非主張：“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用法律強制社會，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法家以賞刑為推行法治的二柄，主張刑多賞少，輕罪重罰。韓非說:“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韓非的“法”在名義上是賞罰并舉，實際在運用過程中就是刑，即“殺戮禁誅謂之法”，“刑”成了治理國家的主要手段，它只能由君主壟斷。
（三）韓非子的文化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文化方面強調“以法為教，以吏為師”。韓非子反對和批判“私學成群”的儒家教育，主張和提倡“聽吏從教”的法家教育，“廢先生之教”，培養智法之士和耿介之士。“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綱領。所謂“無書簡之文”、“無先王之語”，實質就是要廢除、清算古代奴隸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說教，特別是儒家所尊崇的禮、樂、詩、書和仁、義、孝、悌這一套東西，并從而實現韓非子的以法為教”的主張，其核心主張為“以法治國”。韓非子認為文化教育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和君主的統治起著重要的作用，從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上對國民進行教化，最終都是為統治階級更好的統治服務的，也是為君主統治的國家穩定發展服務的。
（四）韓非子的軍事社稷安全思想
韓非子在國家社稷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表現為“重農固本，強兵備戰”。韓非子說“富國以農，距敵恃卒”，爭于氣力之世，明君必“務力”，“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養成“耕戰有益之民”，以利驅人：耕者富，戰者貴。韓非子非常重視人為在農業中的作用。韓非是一個“務力”的政治思想家，他反復奉勸君主要“明君務力”。韓非認為，致力于土地的人就富有，致力于戰場的人就強盛，不堵塞富強之道就可以稱王。富靠農耕，強靠戰事，只有耕戰才能使國家富強，富強既是國家務力的結果又是國家務力的表現。無疑韓非子在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認識和思想對其國家的發展穩定有極大的力促作用。同時，韓非子是現實的物質決定論者，他認為人是自私的，因此爭奪是不可避免的，國家只有強大才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所以，相對實力是國家興衰和國家間關系的決定性因素。韓非子對于社會沖突起因和國家間關系的認識都是物質主義的。對于事關國家安危的戰爭問題，韓非子則不問戰爭的目的是否正義，而只關心戰爭勝負。他說：“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后復，莫大于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韓非子是那個時期最為獨特和堅定的物質決定論者，從近代的國際關系學理層面來定位，韓非子堪稱是先秦時期的現實主義大師了。
通過對《韓非子》五十五篇的研讀，其中涉及國家安危存亡的句子繁多，并且已形成系統性的認識，從前文中韓非子在政治、法制、文化、社稷和軍事安全方面的思想分析我們可以概括出在當時特定的時期和歷史環境下，韓非子所服務的秦國的國家安全思想就是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下，對內安內，發展經濟軍事達到富國強兵，對外兼并其他諸侯國，以實現統一六國。其實可以簡單的理解為就是如何把一個國家治理好。這些都是相輔相成，一脈相通的。可以簡單的認為治理好了國家就能實現國家安全了。當然治理國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在研讀韓非子的思想時，總結出了其關于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治國方略。治國方略是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治理國家中的具有戰略性的指導原則和全盤性的計劃、方針、政策和策略。韓非的治國方略主要可以概括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賞罰依法、治吏引綱、務力耕戰”。治國方略體現的不僅僅是韓非子的政治思想，其實更映射出了其在國家安全維護方面的認識和措施方法。
[論文關鍵詞]大學生 非傳統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
大學生安全教育是使在校大學生增強安全意識，掌握基本安全知識和技能，更好地適應大學和今后生活的需要而進行的教育，是維護高校安全、穩定的重要途徑。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社會的發展進步以及影響大學生安全因素的增多，安全的內容也在不斷拓展，安全概念在外延和內涵上都有大幅的擴充和加深。在這種背景下，高校學生面臨的安全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的范圍，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也開始對高校學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高校學生安全教育應在大安全觀的框架下，將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相結合，不斷提高針對性和實效性。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及其主要內容
（一）非傳統安全的內涵
非傳統安全問題由來已久，但直到目前，學術界對“非傳統安全”尚無被統一認可的權威定義。通常認為，相對于以政治安全、軍事安全和外交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傳統安全而言，非傳統安全更關注那些由非政治因素、非軍事因素和非外交因素引起的，對人類的生存、人民的生產生活、國家的穩定發展等方面造成重大影響和威脅的安全問題。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既有內在聯系，又有本質區別。一方面，部分非傳統安全問題是從傳統安全中演化而來，只是各自的具體成因、安全主體、涵蓋范圍、關注重點的不同。另一方面，兩者研究的主要焦點和由此形成的路徑卻有本質上的差異。余瀟楓、林國治認為，傳統安全更關注“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技術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戰爭—和平—不可持續安全—戰爭”的循環式路徑。而非傳統安全則更關注“非戰爭現象”，主要是通過價值來應對安全的挑戰，形成“發展—和諧—可持續安全—可持續發展”的上升式路徑。
（二）非傳統安全的主要內容
非傳統安全問題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社會公共安全、金融經濟安全、科技信息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以及其他安全領域。一般認為，第一，社會公共安全指社會全體成員公共生活的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恐怖事件和重大等內容。第二，金融經濟安全指國家金融經濟秩序正常，根本經濟利益不受損害，以維護國家經濟正常運轉為核心內容。第三，科技信息安全指國家科技發展、信息系統、信息網絡等方面的安全。第四，生態環境安全指人類的生產、健康和生存環境等的安全。第五，能源安全指為保障一國的國防安全和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通過維護能源供需渠道，規避對本國的生存和發展構成的重大威脅。第六，文化安全指維護本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及核心價值體系，防止其遭到外來破壞和顛覆。第七，其他安全領域。如人口安全、宗教安全、生物安全等。可見，非傳統安全對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十分重要，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大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安全問題不僅是大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中經常要遇到的問題，同時也是畢業以后走向社會必然要遇到的問題。因此，掌握包括非傳統安全在內的一定安全防范知識和方法將會使大學生在人生的過程中獲益良多。同時，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
目前我國大學生的安全教育顯然存在諸多問題，主要有：一是大學生安全教育實施狀況并不樂觀，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為零散，系統性不強，現有大學生安全教育的教材時代性、現實性、科學性、實用性稍顯欠缺，內容也不夠完善。二是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急需更新。目前我國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理論體系基本還屬于傳統架構，并沒有從整體上完成對大學生傳統安全教育和非傳統安全教育的理論構建。三是對于大學生安全教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傳統的安全防范教育，對新出現的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問題探討不透徹，對如何開展這方面安全教育的研究也顯得模糊。因此，將非傳統安全的內容納入大學生安全教育，有利于拓展大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對進一步加強大學生安全教育起到促進作用。
（二）有利于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
一般認為，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安全是一個歷史的、動態的概念，其構成要素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非傳統安全威脅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2003年“非典”事件的發生，引起了人們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高度關注。因此，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加強非傳統安全的教育，能夠使大學生與時俱進，主動地適應國家安全形勢的新變化，樹立新的國家安全觀，進一步增強大學生的國家安全意識，更密切地關注和應對當前非傳統安全問題對國家的威脅和影響。
（三）有利于大學生的健康成長
大學生活可以說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但是，一部分大學生在大學里思想單純，安全意識淡薄，往往不太關注自己的安全，對各種安全隱患缺乏必要的重視和警惕，這當然也包括了非傳統安全問題。一旦有突發事件發生，這部分學生往往會因為缺乏相關安全常識和社會經驗而處置不當，給自己、學校、社會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目的在于幫助他們提供安全意識，掌握相關知識，學會在學習生活及社會活動中更好地保護自己，防范各種對自己成長產生負面影響的事件，臨危不亂，逐一化解，確保自己的健康成長。
（四）有利于高校的安全穩定
當前，我國正處于一個發展戰略機遇期，綜合國力發展迅速，GDP總量已經躍升至世界第二位。但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還有許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困難、風險在等著我們去克服。從國家安全領域來講，當前我國的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但仍存在許多復雜、瞬息萬變的因素，切不可掉以輕心。從高校的安全穩定來講，境外敵對勢力以高校大學生為重點目標，以非傳統安全為主要手段，加緊各種滲透破壞活動。例如，通過互聯網絡對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和價值觀進行宣傳，散播詆毀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煽動民族分裂等破壞活動等。可見，高校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仍然較大。因此，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將有利于抵御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有效維護高校的安全穩定。
三、加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主要策略及途徑
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是一項相對復雜的工程，各高校需要轉變安全教育觀念，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優化非傳統安全教育方式，強化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全面提高大學生應對重大突發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
（一）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
“學生安全無小事”。安全是一個大學生完成學業、健康成長的基本條件。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應首先轉變觀念，增強大學生安全的責任意識，在把握當前學生安全教育和管理的特點和規律的基礎上，加強對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研判，做好教育，備有預案，深入推進安全、穩定、和諧校園建設。在此過程中，高校要特別關注非傳統安全問題對高校的新威脅，在思想、安全層面上加強對學生的正確教育和引導，切實擔負起保護學生安全的責任，使學生能夠健康成長，學校保持安全穩定。
（二）與時俱進，積極擴展非傳統安全教育內容
以往的大學生安全教育主要關注傳統安全問題。但是，在非傳統安全問題逐漸凸顯的新形勢下，許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卻未能及時納入我們的安全教育中，這就使得高校的非傳統安全教育嚴重滯后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與發展，給大學生的個體安全和校園安全造成了極大的隱患。因此，隨著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的擴大，應在大學生安全教育中拓展非傳統安全教育的內容，包括：（1）經濟安全教育；（2）生態環境安全教育；（3）信息安全教育；（4）流行疾病安全教育；（5）科學文化安全教育；（6）校園恐怖暴力安全教育；（7）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安全教育；（8）重大事件、敏感日期、個體突發事件的安全教育等。既要關注國家安全，又要關注個體安全、社會安全、地區安全和全球安全等，使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實現常態化、系統化。
（三）優化方式，構建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
高校應從政治和戰略的高度，將大學作為一種生非傳統教育現實性很強的思想政治教育來抓，采取多種措施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逐步構建起大學生非傳統安全教育的長效機制。第一，加快大學生安全教育課程建設，全面推進大學生安全教育進課堂，提高教學效果。切實提高學生的安全意識和防范能力。第二，滲透于“兩課”教學。“兩課”教學是對大學生進行系統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 要結合“兩課”教學的總體目標和要求， 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 “兩課”的教學中。第三，貫穿于大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動中。90后大學生思想開放、思維活躍、求知欲強，可以根據這些特點， 通過主題班會、特色活動、專家講座、圖片宣傳、播放相關教育影片等各種形式，對其進行非傳統安全教育。此外，還可以將非傳統安全教育滲透于大學生愛國愛校教育、職業道德教育、誠信感恩教育之中。
（四）提高能力，強化大學生非傳統安全的實踐演練
1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與生物安全背景
人類遺傳資源是指含有人體基因組、基因及其產物的器官、組織、細胞、血液、制備物、重組脫氧核糖核酸(DNA)構建體等遺傳資料及相關的信息資料[1]。
1.1人類遺傳資源管理必要性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人口大國,全國人口總數占全球總人口數的比例高達22%。正是基于我國多民族、多人口的特征,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相較其他大部分國家都更為豐富,這也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對人類進化、基因多樣性以及致病基因進行深入研究[2]。同時我國也是生物數據輸出大國,我國大量人類遺傳資源樣本、數據流失至外國數據中心、外國生物實驗室進行研究,產生潛在生物威脅。對此,談家楨院士曾在1997年7月向中央提出號召,希望政府盡快采取措施對我國現有的遺傳資源進行保護,同時應當加快我國人類基因組研究進度。國務院相關部門召開了專題研討會,商討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政策,加快推進我國人類基因組研究[3]。
1.2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政策梳理
1998年,我國頒布和實施的《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國務院科學技術行政主管部門和衛生行政主管部門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模式中的管理主體責任,共同協調推進全國人類遺傳資源保護和管理工作,并且在科技部設立中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1]。同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等的科學技術行政主管部門和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也將承擔其各自地區的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責任。2012年《國務院關于第六批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將審批部門由科技部及原衛生部調整為科技部[4]。2013年國家衛生計生委科教司致函遺傳辦,正式退出遺傳辦。目前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由科技部社會發展司與生物發展中心相關處室組成。形成部門協作、地方協助、專家支撐的管理格局。主要審批依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科技部辦公廳關于實施人類遺傳資源采集、收集、買賣、出口、出境行政許可的通知》。
1.3人類遺傳數據謬用帶來嚴重生物安全威脅
現階段,由于采集個人基因組數據難度逐漸降低,導致監管難度不斷增加[5]。以科研、制藥等名義進行的基因組數據采集難以監管,尤其是來自境外單位,201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其談話當中提到,當前發現有刻意采集俄羅斯人的生物資料的行為。針對這種現象,先前已經有俄專家呼吁,基因安全是關乎民族生存的大計,必須防備不法分子通過基因采集來制造基因武器。研究者從公開的人類基因組數據庫和科學文獻數據中獲得人類生物數據,可以通過發現特定人群基因組特征與病毒感染之間的關系,設計和改造病毒,增加對特定人群的感染特異性。目前各國紛紛進行人類基因測序計劃,已有大量基因組數據公開,并且很多威脅人類生命的病毒已經完成測序,其基因組序列處于公開狀態。其潛在后果極其嚴重。2017年2月和7月,生物預印本網站“bioRxiv”和ScienceData分別發表文章,均基于目前規模最大的漢人基因數據,對中國人群的遺傳及進化特征進行分析。然而這兩篇文章中中國學者并不是研究人員,也不在作者之列。56個民族、14億人口,孕育了極其豐富的民族遺傳資源和典型的疾病遺傳資源,可以研發針對新靶點新作用的首創新藥。人類遺傳資源的流失,輕則幫助跨國藥企開發藥物獨占市場,重則危及國家安全。
2國際生物安全戰略現狀
2.1美國《國家生物安全防御戰略》
2018年9月18日,美國的《國家生物安全防御戰略》正式,這是美國首個全面解決各種生物威脅的系統性戰略,該文件由美國國防部、衛生與人類服務部、國土安全部和農業部共同起草,并負責具體計劃的落實。在這一戰略當中,詳細提及美國應當采取何種措施發現、評估,以及預防可能出現的生物威脅,并且積極號召包括工業界、非政府組織,以及學術界等的參與,以實現共同防御生物威脅。具體來講,國家生物安全防御的基本目標有:①強化風險意識,提升民眾對于生物威脅的認識度;②確保生物防御單位能力,盡可能避免此威脅的產生;③確保生物防御單位,降低生物威脅發生概率;④迅速響應,以限制生物事件的影響;⑤促進恢復,以消除生物事故發生后對社會、經濟和環境的不利影響[6]。
2.2英國《英國生物安全戰略》
2018年7月30日英國政府《英國生物安全戰略》,該戰略首次匯總英國政府為保護英國及其利益免受重大生物風險影響所需開展的工作。由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事務部,衛生和社會福利部以及內政部聯合。此項戰略宗旨系英國政府首次進行跨部門合作,就與英國國家利益相關的生物威脅進行戰略規劃。此項戰略反映英國對不斷演化的生物威脅認識,及英國如何把握機會,提升自身能力,以規避和應對生物威脅。該戰略闡述英國對生物威脅的應對策略,主要包括四項支柱性措施。①理解。了解當前和未來面臨的生物風險;②預防。在生物風險產生時或尚未威脅到英國利益時,即采取措施進行預防;③檢測。在生物風險發生時,進行盡早、盡可能形成可靠的報告;④響應。在生物風險危害英國利益時,減少其影響,并迅速恢復常態。兩項基礎性措施。①政府的所有應對措施必須在正確的科學基礎設施和能力支撐與指導下進行;②英國必須在利用任何生物領域所產生的發展機遇的同時,考慮其可能帶來的生物風險[7]。
3我國生物安全戰略現狀
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將生物安全列入總體國家安全觀,成為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8]。科技部出臺生物安全關鍵技術研發專項,包括一張生物威脅監測網。兩大資源庫:①國家生物樣本資源庫;②國家生物數據資源庫。三重前沿哨:①風險評估;②實時感知;③早期預警。四群新技術:①智能監測;②全維防控;③追蹤溯源;④恢復重建。五類新產品:①偵查預警;②監測鑒定;③危害分析;④生物防治;⑤現場處置。為我國建立人類遺傳資源和特殊生物資源高效管理、保藏與共享等基礎設施,為阻斷生物資源流失奠定重要的基礎,為生物安全關鍵技術研究、創新產品研發和防護體系建設提供新引擎。
4我國人類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
4.1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政策滯后
目前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最主要的審批依據為1998年頒布的《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政策主要監管人體實體材料,缺少對人類遺傳信息的管理,政策依據嚴重滯后科技發展和時代進步,目前非法采集人類遺傳資源由傳統人體組織、細胞等實體樣本轉向人類基因序列等遺傳信息,出境途徑也由攜帶基因樣本數據轉變為互聯網,隱蔽性越來越強。《辦法》部分內容已不適應當前時代要求。
4.2人類遺傳資源管理立法階位低
《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只是一部行政法規,受其立法階位等多方面限制。對于參與者隱私權與知情權等重要權利的保護還存在制度上的空缺,對于普通參與人類遺傳資源商業開發惠益分享的問題并未作出規定,未制定處罰細則,對于違規單位只能責令整改,并無更嚴厲的處罰手段。
4.3科研管理機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制度不健全
醫學院校及醫療機構是開展人類遺傳資源研究數量最多的單位,大量科學研究都可能涉及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范疇。但目前醫學院校及醫療機構對于人類遺傳資源管理力度不夠,重視不足。缺少相對應的管理部門,且單位相關政策制度空缺或剛起步。同時管理流程不夠規范,科研管理人員本身對于人類遺傳資源的管理意義及審批范圍模糊。
4.4科研人員生物安全意識不強
目前科研人員在科研過程中過多專注于課題項目本身,對于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與生物安全戰略認識不足,且對人類遺傳資源的保護意識不強。特別是未經審批和報備開展的人類遺傳資源的國際合作項目,例如將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樣本攜帶出境開展研究、允許外資開展針對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的研究、將人類遺傳資源實體樣本研究其產生的相關信息與外資機構共享等。
5人類遺傳資源管理發展路徑
5.1推動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出臺
以管控資源流失和安全風險,促進科學研究與開發利用的思路,堅持立足我國實踐和借鑒國際規則相結合,堅持問題導向,注重法律規定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出臺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闡述新時代下制定目的、定義相關概念、明確適用范圍、管理分工、資源利用條件等。明確國家使用和管理權;明確具體的許可條件和相關要求;明確科學行政部門的服務要求和監督檢查措施;強化對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追究;明確管理重點,包括重要家系、特定地區、特定隊列樣本的采集;實體樣本庫以及數據樣本庫的保藏;國際合作和出入境的審批細則等。
5.2推進我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進程
主動研究是最有效的保護,應著力推進人類遺傳資源的研究與發展,通過組織我國人類遺傳資源調查,制定重要遺傳家系和特定地區人類遺傳資源申報登記具體辦法;制定人類遺傳資源科學研究基礎平臺建設規劃,對人類遺傳資源采集、保藏技術等進行規范;組建人類遺傳資源專家評審委員會,制定專家聘請辦法及專家委員會評審規則;推進人類遺傳資源科學研究基礎平臺建設[9]。
5.3科研管理單位制定完善的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規定
科研院所或醫療機構組織倫理委員會專家對申報涉及人類遺傳資源科研項目進行審批,出示倫理委員會批準文件并進行備案。認真做好事前審批、事中監管、事后跟蹤,不斷健全人類遺傳資源管理制度,完善管理工作流程,加強人類遺傳資源使用監管力度,嚴格落實生物樣本庫的集中管理,做好人類遺傳資源的進出使用備案。
5.4加大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與國家生物安全宣傳教育力度
科研機構亟需強化科研人員國家生物安全觀念,樹立風險意識。讓從事生命科學和醫學的廣大科研人員充分領會人類遺傳資源管理的目的和意義。將政策法規和知識要點宣傳到項目負責人,督促和引導項目負責人開展課題前向人類遺傳資源管理辦公室提出申請報批,防止漏報,杜絕資源流失對我國生物安全的隱患,真正做到對我國人類遺傳資源有效保護的監管。
【生物博士論文參考文獻】
[1]國務院辦公廳.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暫行辦法[Z].1998-06-10.
[2]陳竺.中國與人類基因組計劃[J].抗癌,2002(4):40.
關鍵詞:互不干涉內政 人道主義干涉 利比亞
一、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理論依據
關于不干涉內政原則，是建立在互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原則之上，而互不干涉內政從本質上講應當是一種嚴格的國家責任，即屬于一國的內部事務，如果不涉及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國家公民、法人的利益，這種嚴格的國家責任是建立在充分尊重一國的基礎之上，尤其是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一國以涉及人權、民族矛盾、種族矛盾、區域民族獨立等借口使用軍事力量或者經濟封鎖等其他手段直接或間接干涉他國內政的時候，這種嚴格的國家責任顯然有著很強的保護性作用，而且是國際法的正確規則。國家之獨立乃國際法之基礎，由于干涉是破壞國家獨立之行為，因此也就違反了國際法。更有學者從人權保護的角度來論證國家內政之不可干涉性。認為所謂的國家被賦予合法性的資格．是因為人權的保障不可能處于一個真空物之中，需要某種政治機制去定義、促進及保護。而政治組織本身就是一項重要的人權，而國家是國際社會的一分子，一國的社會則是立論在與的前提上。因此，干涉一國內政將構成基本權利的雙重違反：一是人民能平安無虞地生活在沒有外國人干擾的政治環境下的權利；另一則是國家本身基于其國內社會成員所享有的和之權利。如果僅僅從嚴格國家責任的角度來看利比亞國內局勢，我們不得不接受一個結論即利比亞的國內局勢從根源上應當取決于利比亞國內的政治力量之間的較量，無論是卡扎菲還是反對派，任何其他國家軍事或者經濟力量的支持都是違反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因為利比亞作為國際社會的獨立的一份子，其政治經濟發展的取向應當完全取決于利比亞人民的意志，這是自由最為基本的要求，這也是國際社會最低限度的平等的體現。
但這樣的結論顯然不能被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從朝鮮戰爭到越南戰爭，從兩伊戰爭到伊拉克，盡管我們在對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采取各種所謂的為何措施之前，總會給自己找到一個或幾個合適的借口，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從整個二戰以來，局部戰爭或是一國內戰中強國對其內部政治力量的支持和干預是明顯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而當前國際社會中存在的干涉他國的內政往往是因為干涉者們對于其他國家的社會缺乏整體上的認識，對一國的經濟、政治、公民權利、以及民族種族關系等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從而否定該社會與其政府之間的和諧性，因此對其實施干涉，這是缺乏對一國社會狀況充分了解與人權保護狀況充分取證的基礎上做出的不尊重涉國的行為.在今天，概念在歷史上不斷演變，其在國際法上被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屬性，即外部獨立與內部自主。“外部獨立”可以理解為國家不受其他國家或組織之干涉與控制，這是一種正式的法律狀態；“內部自主”則是指國家自行處理其國內事務之能力，是一種實質而非形式的狀態。
因此．基于概念在國際法上所凸顯出國家之獨立、自主屬性，國際法遂產生兩項原則，即不干涉內政原則與平等原則，此二者正是國家的兩個方面。不干涉內政原則是來自國家概念中的“內部自主”特性。所謂的不干涉是指國家和國際組織對屬于其他國家內部管轄事務的不干涉；而干涉代表著對國家和法律權益的損害。也就是對國家的侵害。
二、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例外：人道主義干涉
人權問題一直是各國學者爭論的焦點，而人權保障也是有著并不能統一的國際標準從而使得人權問題一度成為國家間相互攻擊的工具，而人道主義干涉則成為國際社會保護人權的方式，盡管聯合國安理會在人道主義干涉事務上存在或多或少的爭議，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國際人道主義干涉對于保障一國的政治穩定與國家安全，最主要的是保障人權，存在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利比亞內戰爆發，這對任何生活在利比亞的本國或他國公民都是沉重的打擊，在戰亂狀態下，人民最基本的生存的權利都無法得到保障，從新聞媒體所能獲得的信息來看，自利比亞爆發內戰開始，雙方估計有10000至20000人死亡，而這個數字目前一直保持著上升的趨勢，其他國家在利比亞的投資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此慘絕人寰又何談人權，何談正義。由此可見，聯合國的人道主義干涉在保護最底層人民基本生存權利方面是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的，但我們同時應當正確認識人道主義干涉的性質。
人道主義干涉是國家、國家集團、國際組織主要為保護涉國的國民不被普遍剝奪國際上公認的人權，而使用武力或使用其他強制措施。由于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以及民族傳統的不同。再加上一些國家將人權作為推行其對外政策、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個借口，使得人權及人道主義干涉在當代國際關系中更具有復雜性。與此同時，美國霸權主義的影響以及西方國家竭力在全球推行其價值觀，推動聯合國走向“新干涉主義”。筆者認為《》第2條第7款之所以采用“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事項的措辭，是為了防止聯合國干涉那些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條約義務涉及的人權事項，是本質上屬于國際法的問題，但人權的實施特別是司法保護則主要或基本上是依靠國內的機制，從這一點上講，有條約義務的人權事項，可以被視為本質上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只要存在著國家的，這種觀點始終是能夠成立的。而人道主義干涉的依據在于：涉國對本國國民實行殘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致否定他們的基本人權并且使人類良心震驚，這種行為就不再是純屬該國管轄的事務。
人權進入國際法領域后，與人權關系的實質在于國家的行使與人權的國際保護之間的界限、規則。二戰結束后，原來被東西方對峙局面掩蓋著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種族矛盾日益凸顯，國家內部沖突明顯增加，人權的國際保護重新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在全球化的新的條件下，舊式的國家安全觀必須加以調整和充實，新觀念的“國家安全”不只是一種對外的、單純防御的東西，還應當包含國家內部各種利益團體的良性互動，如政治開明與民主程度、民族融合與團結程度、社會安全與穩定程度、經濟發展與開放程度等，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國家承擔人權保護的國際義務，是基于其國家內在的需要，另一方面，人權保護的實施必須以國家為保障。即使一國參加了人權公約承擔了人權保護的國際義務，人權保護仍然要通過該國國內的立法、司法、行政體制得以實施。
三、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在全球化時代遭遇的挑戰
在全球化時代的今天，其直接的結果是把整個世界連成了一張緊密無間的網，各個國家的利益也逐漸形成了一個整體，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影響都是全球性的，各個國家都開始懂得集體利益就是國家利益，各自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尤其的重要。
同時，從國際政治理論看，國際社會的秩序是與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密不可分的，而且在這種狀態下，國際法既是平等共處的各個國家之間相互協調關系的產物，同時又對這種關系起引導作用。針對目前世界各國之間存在著貧富強弱、大小的差距．堅持國家原則和平等原則，反對單方面的人道主義干涉，是當今維護國際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必要保障。
參考文獻：
[1] 殷仁勝;李國際 挑戰與對策:全球化時代的不干涉內政原則[期刊論文]-全球視野(理論月刊) 2007(02)
[2] 張麗華 傳統理論發展脈絡探析[期刊論文]-長白學刊 2006(02)
[3] 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論 2007
[4] 殷仁勝，李國際．挑戰與對策：全球化時代的不干涉內政原則
[5] 季北慈等．中國軟實力資源及其局限[J]．國。外理論動態，2007，(11)．
「關鍵詞知識產權制度，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一、知識產權制度對我國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影響的分析
總體來看，知識產權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很多領域的技術和科技安全，妨礙了我國政治主體及經濟主體穩定地獲得技術的能力，同時，威脅到我國擁有較大優勢的部分資源的利用。但是，雖然現象反映本質，但現象背后的本質往往與現象并非簡單一致。如何看待知識產權制度與我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關系仍然是個困難問題。
（一）、TRIPs協議與我國的利益。公認的事實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認為包括減少發達國家貿易保護在內的整體一攬子協議會（給他們）帶來利益。”[1]有些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農業等領域都獲得了利益。[2]但是，研究表明，就TRIPs而言，獲利最多的是美國和歐盟。甚至連澳大利亞這樣的較為先進的國家的統計數字都表明，上世紀90年代，其付給外國版權人的費用比獲得的費用多出了12億澳元。而保護按照TRIPS協議而延長期限的專利付出的代價高達38億澳元。在澳大利亞的專利也主要有外國申請人獲得。[3]因此，TRIPs協議本身是發展中國家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整體妥協的產物，應該認為，發達國家許諾的開放農業、紡織品市場等承諾是以發展中國家接受TRIPS協議的負擔為代價的。在世界貿易組織烏拉圭回合會談中，TRIPS作為一攬子協議的一部分是相對合理的。但是，僅就TRIPS協議本身的合理性而言，嚴格保護知識產權為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尤其是在醫藥專利對公共健康的影響等方面，嚴重威脅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國家利益。但是，作為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大國，TRIPS協議是否完全是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而承受的負擔呢？在戰略層面上，TRIPS協議是否也符合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的判斷-“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呢？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前，中國已經建立的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并且卓有成效。例如，從統計數字上看，我國國內申請人在專利制度實行的近20年時間內，已經申請了314771項發明專利，占全部發明申請的近50%.從專利制度的實施效果來看，對高校科研和管理人員的調查表明，70%以上的人認為專利制度對于鼓勵科技人員進行發明創造有很大或者較大作用。由于專利、版權等不斷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利益，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有利于科研經費的回收，刺激對于科研經費的再投入。[4]由于專利、版權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存在，我國各類經濟主體、特別是私營經濟體和新興計算機、生物等產業經濟體獲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學者的劃分，我國屬于科技發展中國家。[5]不可否認，盡管我國有著一定的創新能力，但我國仍然屬于技術進口國家。因此，即便是沒有TRIPS協議和國內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在技術貿易方面，我國仍然會處于進多出少的局面。可以說，這是我國的發展階段造成的，是不可逾越的。不過，盡管我們仍然處于技術進口的地位，由于知識產權制度的存在，給我國帶來了大量準確而廉價的技術信息，同時，更關鍵的是，專利和版權制度的存在，刺激了國內的創新增加。總之，國內早已經實行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承擔的TRIPS義務對我國國家利益的影響也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在TRIPS與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性質上，結論只能是，興其利，除其弊。
（二）、知識產權制度與國家經濟安全。知識產權制度是國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只有站到國家戰略目標的高度，才能正確認識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影響和地位，也才能制定正確的國家知識產權戰略，進而保證我國的經濟安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促進發展的經濟戰略。借用外國技術和資金是我國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來看，也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500家最大規模的跨國公司已經有400多家在中國投資。從高科技的摩托羅拉公司到生產飲料的可口可樂公司，從德國的西門子到日本的豐田，這些企業所以在中國投入巨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有著較為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盡管英國知識產權委員會認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本身既不能提供必要的也不能提供足夠的動力使外國公司在特定國家投資。”[6]但是，應該指出的，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那么，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時，必然面臨更大困難。例如，諾基亞公司認為，應該在法律保護知識產權的行業和國家做生意，以保護自己的研究開發中有價值的成果，進而享有創新帶來的市場收益。[7]對于諾基亞這樣的公司而言，知識產權戰略是其經營戰略的核心組成部分，沒有知識產權管理、東道國沒有知識產權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認為，知識產權制度并非是引進外國投資的充分條件，但在其他政策和條件的支持下，知識產權制度是引進外國投資、特別是高科技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必要制度條件。由于我國加入了TRIPS協議，以積極的姿態保護各國權利人的知識產權，為我國帶來了大量直接投資。由于資本利潤的實現總是需要以一定的技術為前提條件，而專利制度能夠為資本帶來壟斷性的利潤，因此，資本的進入、特別是直接投資（FDI）的進入，往往以東道國是否有完善的知識產權制度為前提條件。[8]由于我國建立并實施了知識產權制度，為外國資本的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軟環境，刺激了外國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我國在2002年成為世界最大的外資（FDI）流入國。而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不僅為我國帶來了就業機會、貿易贏余和制造技術，關鍵的是，外國直接投資必須以有形的資產（工廠）為必須載體，因此，避免了外資快速進出所造成的金融風險，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同時，事實表明，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為中國的經濟繁榮、人才培養、觀念更新等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貢獻。[9]實事求是地看，我國比較成功地實現了“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目的。[10]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我國在引進外資的進程中必然遇到更大的困難。從這個角度上講，知識產權制度在保護了外國申請人利益的同時，也為我國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盡管知識產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國的國家利益和安全，但我們仍然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就必須堅持并不斷完善知識產權制度。
（三） 、重提“弱保護”的謬誤
在發展中國家，“往往會發生這種現象，許多人以國內經濟發展或國際貿易增長的理由反對將知識資產的產權界定為私有，反對給予知識資產的生產者以法律上的保護，”這種理論稱為對知識產權的“弱保護理論”。[11]弱保護的四條理由為：節約國家資金，推進地方工業，有助于取得技術，減少了依賴性。[12]其中取得技術和減少依賴性是與國家安全、特別是技術安全相關的概念。這里重點說明這一點。在沒有保護知識產權的情況下，想取得技術的完全轉移幾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技術轉移尤其是成套技術轉移是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在不能獲得成套完整的技術方案以及完備的技術支持力量的情況下，即便是通過反向工程等方面進行了資金投入和研究，從市場經濟角度來看，其結果是模仿者的產品在技術水平上仍然沒有競爭力。因此，所謂有利于取得技術，只能是取得不完備的技術方案，往往在經濟上沒有效益，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在國際貿易中沒有空間，不利于國家經濟競爭力的提高。而減少依賴性的前提假定之一是國內不產生任何對研究開發的投入，同時，也不產生任何技術創新。同時，也假定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是絕對的，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不存在依賴關系。但是，如果取消知識產權保護或者實際上減弱對知識產權保護，最終的結果是技術創新發生的機會更少，投入科研的資金逐漸降低，使發展中國家反而更加依賴外國的技術供應。
從美國報紙專欄作家Walter Lippmann在1943年第一次使用“國家安全”這個概念以來[13]，現代國家安全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國家安全中軍事安全之外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環境等內容明顯增加，而且，這些非軍事因素的所謂“低級政治”因素不僅開始占有量的優勢，而且在國家利益中的權衡中急迫性普遍加大。同時，雖然傳統上“每個國家都獨立地追求本國的安全，把他國視作不安全的現實因素或潛在因素”，目前看來，盡管我們不能“幼稚地否認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目標的同時，有些國家仍會受到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誘惑，試圖在和平的較量中稱霸地區、稱霸全球”，但是，由于“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的主題，加之各國利益、各種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復合影響，“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已經成為一種新安全觀，安全的要素不再是單一的主體-國家，安全的手段也“從對抗性軍事手段轉變為合作性的非軍事手段”，[14]可以認為，圍繞知識產權的斗爭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把知識產權作為“國家安全”的手段，其性質應該是“合作性的非軍事手段”。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有著一定創新能力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知識產權不僅是負擔，也是增強國家經濟和科技實力的手段，知識產權國際化不僅意味著義務，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權利。充分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消除其弊端，不斷增強我們的經濟和科技安全是我們的根本利益所在。
總之，雖然知識產權國際化使知識產權制度與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利益之間有一定沖突，但是，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作為一個國內制度的一部分，仍然起到促進科技、文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產權制度之一，另一方面，知識產權制度的存在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引進發達國家技術、知識和信息的必須制度[15].因此，談論取消知識產權制度或者降低“現有專利、商標、版權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是“幾乎不可能的”。[16]討論知識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戰略與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關系的前提也是如此。我們只能在現有的國際和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基礎之上盡力維護我國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其他。
二、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
筆者認為，通過采取以下措施，在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所提供的創新動力的同時，承擔國際義務，同時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是可行的。
（一）、加強科技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強化知識產權保護，這是在承擔國際知識產權制度義務的前提下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根本之道。
知識產權制度的主要作用通過賦予創新者對于研究開發的投入而產生的成果在一定時期內壟斷市場的權利，從而使其有機會收回投資，進行科研開發的再投入，進而刺激科技創新不斷增加，最終有利于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安全。學者認為，“全球問題所凸現的經濟安全是一種重視并竭力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經濟安全”。[17]只有提高經濟整體實力，才能保證國家安全。而技術水平對于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是為理論和實踐所證明了的。馬克思認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決定了資本家利潤的高低，只有在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改善的情況下，經濟主體才能獲得超乎平均利潤率之上的壟斷利潤，進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證生存。[18]知識產權制度對于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強化知識產權保護也就是保證投資科技研究開發的市場經濟主體能夠獲得相應的補償的機會，也是保證投資科技研究開發積極性的最佳制度資源。弱化知識產權保護的結果是削弱創新積極性，最終導致技術落后和經濟發展的障礙。
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不同，國家或者國家出資的各種機構是科技研究開發的主體。因此，在不斷改革科研體系，使科研主體逐步轉化為企業的同時，以加大國家投入來提高知識產權的產出能力仍然是我們在一定時期內必須堅持的政策。同時，除了數學、物理等基礎性科學研究之外，我們都要把獲得知識產權、特別是專利權作為科技評價體系的重要的、基礎性要求，改變過去那種科技評價體系與知識產權制度并行的、科技評價體系占主導的“雙軌制”。應該看到，作為技術層面的創新，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如果不能轉化為知識產權，進而為技術進入市場創造一個基礎條件，任何評價體系都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技術創新的目的就是投入生產，而不是形成論文束之高閣。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技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國家設定的制度給予知識產權的保護，就是給了技術創新者參與市場分配的條件以及獲得利潤的期待權，知識產權制度一方面能夠保護其創新投入的回收，另一方面，由于知識產權制度并非是直接回報的制度，知識產權制度并不會保證其創新投入的回收，因此，知識產權制度會引導科技創新的市場化，迅速提高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同時，知識產權制度的這個特點也使國家的制度成本降到最低。國家只提供了制度資源，不需要為科技創新的成果提供任何額外投入，而是使經濟收入與市場相聯系，以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取得回報。而且，大量無法取得市場效益的技術信息會很快以詳細、透明、無償的方式成為生產、科研的基礎資源，使社會信息化，進而提高國家的經濟和科技實力。政府主導的科技評價體系完全不具備上述效果。科技創新圍繞政府主導的科技評價體系轉，導致大量科技創新投資和人力投入被浪費，同時，科技評價-推廣的體制也面臨著巨大風險。在沒有專利保護的前提下，政府出面組織推廣的技術可能落入專利權人的權利范圍，不僅會損害專利權人的利益，而且由于專利權受法律保護，獲得推廣技術的經濟主體可能不得不賠償專利權人的損失，甚至導致生產線下馬，產品不能生產、出售。在市場經濟模式下，科技評價本身也產生了新的困境。例如，評價錯誤給投資人造成了損失，由誰來承擔責任？在科技評價體系下，這些問題根本無法解決。因此，今后，“技術的評價主體應該是市場與社會系統”。[19]
路甬祥認為：“我國原創性的技術創新和重大發明專利稀缺，-其主要原因與我國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進技術創新與發展的有效體制與動力機制有關。如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尚不健全，保護力度低，損害了技術創新者的合法權益；政府在技術發展領域中的職能與市場職能還常常互相混淆”。[20]筆者認為，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同時加大科研投入是保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國家經濟、科技安全的根本之道。
（二）、制定并實施合理知識產權戰略，趨利避害，保護我國知識財產，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之道。
我國是有著一定創新能力的大國，同時我國也有著豐富的、可能成為知識財產的各種資源。在承擔目前國際知識產權義務的前提下，盡力擴大我國占有優勢的知識財產保護的范圍，有利于其市場化，必然有利于我國的國家利益，同時也會提高我國的經濟和文化安全水平。
與發達國家相比[21]，我國仍然缺乏一個宏觀層面上的知識產權戰略，同時，對于已經形成共識的知識產權政策，由于機構疊床架屋、職能劃分不清等原因，也難以實施。這十分不利于我國從知識產權制度角度保護國家安全。我國有著豐富的生物資源、傳統文化資源以及人類基因資源。如果不能得到恰到好處的保護，不僅使我國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失，也使我國的安全利益受到損失。例如，從文化安全和經濟利益雙重角度看，美國迪斯尼公司演繹我國古代故事“花木蘭從軍”，并沒有支付中國人民一分錢。不僅經濟利益受到了損失，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異性和美國文化產業的高科技性的吸引力，美國版“花木蘭”對中國精神、中國文化的扭曲，以及由于其強大的傳播能力對中國人民詮釋自己文化遺產的權利的實際剝奪，也為我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和人民集體意識形態的形成帶來了威脅。例如，哈佛大學某華裔專家在安徽為基因研究而私自采集中國人血液樣本等等。再例如，我國的中草藥資源十分豐富，傳統工藝品也高度發達。而目前，生物產業、文化產業都是新興產業，而生物技術和文化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上述我國具有優勢的傳統資源。比較而言，這些都是我國的優勢，因此，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摸清劣勢，搞清優勢，保護好這些資源，通過知識產權制度來保護我們的優勢，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整體知識產權戰略，才能在中長期保護我國國家利益和經濟安全。
我國的各類企業目前也普遍缺乏知識產權戰略，往往在面臨訴訟威脅或者出現其他法律問題的情況下才關注知識產權問題，由于缺乏知識產權戰略造成了很大損失，并且將繼續威脅我國企業的生存和經濟效益。[22]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條件下，如何利用世界貿易組織關于安全的例外條款，也是知識產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自主知識產權是強化國家經濟和科技安全的基礎。所謂自主知識產權其實主要是指國內權利人所掌握的基礎專利以及基礎型計算機軟件等。[23]核心專利或者說基礎專利是經濟安全、尤其是企業經濟安全的基礎。缺乏基礎專利或者基礎型計算機軟件等知識財產，會給企業、進而給國家的利益帶來巨大損失。例如，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就重要專利比較，美國有104，541項，而日本只有76，984項，因此，在許多專利訴訟中，日本企業受挫，在貿易中損失慘重。[24]再例如，微軟控制了個人計算機操作系統的市場，不僅在經濟損害了各國國家利益，也威脅到國家的信息和技術安全。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科技創新決策，在新技術領域集中精力，不間斷地在各國獲得一批核心自主知識產權是維護我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重要戰略性手段。通過技術分析，集中力量，在發達國家編織嚴密的知識產權權利網絡中不斷打開缺口，才能打破它們的技術壟斷、市場壟斷和競爭優勢，維護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技術安全和正常的市場秩序。
（四）、加強國家間的合作與交流，團結世界上與我國利益一致的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是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演進的過程中充分保護我國的利益的必要手段。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關于知識產權的權利和利益的不平衡是客觀的，斗爭也是客觀的。在一攬子協議的誘惑下，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進行了重大妥協。但是，隨著TRIPS協議執行過程中帶來的各種有害發展中國家利益和安全的問題不斷出現，在現有知識產權制度下的損失使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有了客觀基礎。《多哈宣言》所反映的發展中國家在公共健康問題上的一致性就表明了這一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壯大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完全有條件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上施加積極影響，使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我國的安全和利益的方向上發展。同時，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害關系也在逐漸發生變化，正在從“零和博弈”的模式發展到共存共榮的新型關系模式。我國的技術、產品在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市場上也存在知識產權利益。按照我國的知識產權戰略，既團結發展中國家，又充分利用發達國家保護我國在知識產權上的利益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重要內容。
三、維護國家安全的知產權對策
（二）、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建立知識產權安全制度
【關鍵詞】產業安全；評價體系；防范機制
1.產業安全涵義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對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研究很早便開始了，成果也很多。主要研究者包括格林（Eric Marshall Green，1996）、蘇里文（Leonard Sullivan，1988）、羅伯特（Werner Draguhn Robert Ash，1999）、伊拉里昂夫（A.Illarionov，1999）和帕蒂克（Patrick J.Desouza，2000）等人。西方發達國家市場機制較為成熟，因此研究的出發點較之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安全則更多的傾向于經濟安全。因此，國外學者對于產業安全問題的研究與估算方面的成果很少。國外學者對產業安全問題的研究，大致分為投資和貿易兩條主線。而投資又可以概括兩個方面：一是考察產業國際競爭力，二是考察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安全的影響。前者以波特（Porter，1990）為代表，該派觀點認為，如果產業面臨國外更高生產率的競爭對手時，產業發展與安全將受到威脅。后者以布雷（Burnell，1986）、阿明（1990）以及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1992）為代表，該派觀點認為，在發達國家試圖將落后的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變為自己附屬的時候，跨國公司也正忙于將這些國家的經濟或產業變成自己的產業附屬。
我國學者對待產業安全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大致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根本不存在產業安全問題，只能說產業發展狀況會影響到國家經濟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另一派認為發展中國家市場機制不如發達國家健全，因此應將經濟安全問題細化到中觀產業層面，以更好地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保障經濟安全。后者對產業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產業控制力說、產業競爭力說、產業發展說、產業權益說四個角度。第一，產業控制力說。王允貴（1997）從本國資本對重要經濟部門控制情況角度研究了我國產業安全問題。于新東（2000）認為一國在某一產業的創建初始，如果擁有相應的自或控制權，則可以認定該產業是安全的。何維達（2001）研究了入世后市場準入等因素對產業安全的影響。方芳（1997）、張碧瓊（2003）認為外資通過綠地投資或并購方式控制國內企業，甚至控制重要產業，對國家經濟構成威脅。祝年貴（2003）、何維達（2003）、李孟剛（2006）認為，外資通過品牌控制、技術控制和市場控制影響我國產業安全。并指出外資對中國產業結構帶來了失衡加劇、國家宏觀調控能力下降的負面影響。第二，產業競爭力說。楊公仆（2000）、夏興園（2001）、張立（2002）、景玉琴（2004）認為產業安全是一國產業在開放競爭中具有競爭力，能夠抵御和抗衡來自國內外不利因素的威脅，保持產業部門的均衡協調發展，始終保持著本國資本對本國產業主體的控制。第三，產業發展說。李連成、張玉波（2001）從控制力靜態描述和發展力動態描述兩個方面闡述了產業安全，并認為發展力才是產業安全的本質特征。第四，產業權益說。趙世洪（1998）認為產業安全應保證以國民為主體的產業權益在國際競爭中不受侵害。此外，還有學者從制度角度研究產業安全問題。王學人（2005）認為我國產業安全問題主要根源在于制度非均衡。即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同政治體制的磨合、計劃經濟體制內在矛盾激發的制度需求，但由于舊制度路徑依賴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所帶來的困難導致我國產業安全問題。景玉琴（2005）認為，引發產業安全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的制度環境，相較于外部因素而言，這一內部因素的影響至關重要，不適當的政府規制對產業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蔣嬋（2010）對全球生產網絡體系下的產業安全進行了重新定義，在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加入了產業組織效率和產業貿易安全因素的考慮。
2.產業安全評價指標體系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對產業安全評價體系的主要貢獻在于提出了評價產業國際競爭力的相關指標，但是并未提出一套評價產業安全的指標體系，因而不能對產業安全作出整體估算。
國內對此問題的研究則頗有成效。顧海兵（1997）對中國經濟的安全度進行了評估，他認為，這一評價指標體系至少應該包括以下五種評價：對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評價，對中國經濟穩定度的評價，對中國經濟景氣或警度的評價、對中國經濟開放度的評價及對中國經濟安全度的評價。何維達、何昌（2002）從產業國內環境評價、產業國際競爭力評價、產業對外依存度評價和產業外資控制率四個方面構建產業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并根據指標的評價結果（很好、較好、一般、較差、很差），分別給予相應的分值（90、70、50、30、10），并對這些分值按照不同的權重進行加權平均從而得到我國三大產業的安全度得分。根據得分的不同區間將產業安全界定為很安全、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研究結果認為我國的農業、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主要產業均處于基本安全的狀態。李孟剛（2006）設計了一套從產業國內環境、產業國際競爭力、產業對外依存度和產業控制力等四個方面的產業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并對中國紡織業進行測評，結果認為中國紡織業處于基本安全狀態。何維達（2007）設計了一套產業安全評價指標體系，并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對我國若干重要產業（包括糧食、汽車、機械、電信和鋼鐵）安全進行了分析與評價。研究結果認為，目前我國機械產業基本安全，但是從長遠來看，機械行業發展將受到考驗，產業安全態勢較為嚴峻。李孟剛（2010）引用了產業出口對外資企業依存度指標分析產業對外依存度，用換匯成本指標分析產業金融環境，用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分析產業國際競爭力，用產業政策環境指標評價產業環境，進一步完善和補充了產業安全評價體系和產業安全預警機制。
關鍵詞：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事故
中圖分類號：E271文獻標識碼： A
一、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意識是基礎
深化全員培訓，提升安全綜合素質。貫徹落實工程項目全員安全“強素質工程”，將安全理念及知識列為所有培訓班的重要內容，當成必學必考課程。管理層，要重點加強國際、工程項目一流的先進安全理念和方法培訓，提升安全管理力、決策力，做到正確決策，安全決策。管理層，要重點加強安全管理系統知識和法規理念的培訓，提升安全專業化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安全策劃水平，逐步達到人人懂安全，人人重視安全，人人管理工程項目的局面。操作層，要根據崗位要求實施按需培訓，不斷強化“七個能力”培訓，即基本的安全意識、基本安全操作、基本危害辨識與控制、基本的監護、基本應急逃生、基本自救互救、初期災害的處置能力的培訓，增強安全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增強安全執行力的落實。
堅持不懈實施班組長安全素質提升工程。班組長在現場管理中的作用無可替代，十分重要。按照國發23號文件的要求，保證班組長每年培訓不少于24學時的要求，人力資源和安全管理部門共同進行在崗班組長安全能力水平和素質狀況調研分析，根據中心班組長能力和素質的實際狀況，做出班組長素質提升的培訓方案，確保培訓內容的連續性和不斷深化，持續提高班組長抓基礎安全的技能和水平，樹立班組長是本班組的工程項目第一責任人的權威，賦予班組長現場工程項目的決策權、組織權、評估驗收權、考核獎懲權、應急處置權等，對班組長工作給予大力支持，激發班組長工作激情。狠抓班組管理制度的梳理完善和執行落地，積極指導班組抓好人、機、物的優化配置，規范作業流程、工序轉換、交叉作業、巡回檢查等重點環節的管理和執行落地，推進實現基層班組工作要求指標化、工作內容標準化、工作步驟程序化、工作考核數據化。推進基層班組強化風險管理意識，優化風險管理模式，做到各環節風險嚴格受控。增強全員的相互關愛意識，自覺做到風險相互提醒、操作相互關注、違章相互糾正、安全相互保證。對發現的隱患立即提醒、逐級提醒、相互提醒，切實消除班組安全管理盲區，全面提升班組防范事故、保證安全的能力。
二、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安全文化是先導
安全文化是企業營造安全氛圍，建設本質性安全企業的前提之一，安全文化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安全文化建設的核心是人，把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調動人的最大潛能作為基本準則。一般情況管理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問題都是要解決人的思想意識問題，只有靠先進的文化的素養的培育，才能逐步解決人的思想問題。安全管理也是一樣，靠安全文化熏陶，才能使之思想上得到重視，不斷引導和提高了人們對工程項目管理的認識，才能培養正確的安全意識，正確看待安全與效益的關系，才有可能產生自覺的、可控的安全行為。因此，工程項目安全管理應將安全文化建設作為安全發展的一項基礎性、戰略性工程來抓，不斷促進持續改進和全員參與，使企業安全文化在安全理念傳播與認同、安全環境布置與氛圍營造、安全業績考核與激勵等方面都有較大改善，員工從思想到行為基本做到“我能安全”。把中心成立以來的安全管理經驗和積淀進行總結提煉，參照國家提出的《企業工程項目標準化基本規范》和《企業安全文化建設評價準則》標準要求，把安全、環境和職業健康三個方面進行統一考慮，按照一體化管理的理念，進一步規范、確定和提煉，建立適應工程項目開發中心的安全文化體系。不斷扎實推進安全文化創建活動，為爭創工程項目企業安全文化建設示范企業奠定基礎。
培育積極的安全態度，結合工程項目開展的新一輪工程項目承諾制，開展我的工作我負責的安全承諾建設，按照企業法人代表對政府監管部門、管理層對企業法人代表、項目中心負責人對企業管理人、層層簽訂工程項目承諾，落實好主動承諾的責任制。在承諾的基礎上，開展工程項目誠信體系建設，所有的項目都納入到工程項目誠信體系中來，根據履行工程項目職責和踐諾情況進行授信評級，對安全誠信好，要給予一定的獎勵，并從政策等方面給予傾斜和支持；對安全誠信差，要列為重點隱患排查的名單，加大日常巡查力度，要公開曝光，限期整改。同時通過對多年安全文化建設實踐進行深層次的分析歸納，系統、全面地提煉其精髓與特質，形成中心工程項目的觀念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態文化，完成中心安全文化的綱領性的文件手冊，指導各個基層單位培養安全文化氛圍，不斷推進符合企業特色安全文化的建設。
三、工程項目安全管理，基礎安全是關鍵
不斷提高安全管理的法治意識與職責意識。按照“安全第一、預防為主”要求和以法治安全的策略，在工程項目企業推進HSE管理體系的運行。要加強工程項目過程的安全風險管控。
加強對直接作業行為的引導規范。管理人員應認真履行自身的安全責任，要保持敏銳的安全觀察力，要不斷提高安全業務能力，在作業現場違章指揮，針對發現的“三違”問題，及時進行制止和糾正。要嚴格執行管理人員的工程項目責任制，選拔一些懂安全、業務熟練的人員充實到安全管理隊伍之中，為工程項目進行過程中對直接作業的安全監管提供必要人員保障。要健全完善工程項目的安全管理規章制度，使職工明白什么樣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為是符合要求的，什么樣的操作程序和操作行為是不符合要求的，切實規范直接作業的操作行為。
強化直接作業能力培訓。首先改變直接作業培訓方式方式，針對行業的特點，采取有針對性的方式，加強員工隊伍的作業技能培訓。其次是強化安全教育，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嚴格安全的崗前考核。第三是注重和典型事故案例的教育相結合，通過對事故產生原因、危害的分析，使員工引以為戒，舉一反三。
嚴格執行安全項目責任制。落實每個員工的工程項目職責，是工程項目工作應遵循的客觀規律。工程項目做為一個系統性工程，只有確保整個系統中各個環節、各個部位、各個工種達到本質安全，才能確保整個系統的安全。落實工程項目責任制，首先要加強對企業主要負責人、管理部門負責人、安全管理人員的安全考核，提高其安全意識，發揮表率作用。第二是督促一線班組長落實好責任范圍內的安全責任。定期不定期地對班組長進行安全考核，對那些只重工程項目效率不重視工程項目、不嚴格執行安全責任制、經排查所在班組的安全隱患多、“三違”多班組長及時進行更換。
嚴格執行崗位操作規程，有效減少和消除“三違”行為。習慣性“三違”現象是導致工程項目事故產生的最主要原因。對于檢查中所發現的習慣性“三違”現象要及時進行制止，在企業中進行全員教育，對于屢教不改的員工，要及時開除或換崗，同時對于能夠嚴格遵守崗位操作規程，工程項目工作做的較好的員工，及時給予表彰獎勵，激發出廣大職工自覺遵守操作堆積和工程項目法律法規的主動性，激發出自覺排查隱患的積極性，營造濃厚的安全氛圍，有效減少和消除“三違”現象，控制傷事故的發生。
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在企業安全管理體系下，隨著國家安全管理政策調整、工程項目行業標準修訂、市場需求變化，以及企業工程項目目標任務變化，結合不斷變化的企業內外部環境，工程項目管理中心須及時對安全管理制度進行修訂，使之具有時效性、針對性、可操作性。企業要根據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的原則，做好安全管理組織機構的頂層設計。繼續建立完善與企業業務、發展規模相適應的安全管理組織機構，配套相關人員。結合中心改革發展的實際情況，認真研究解決安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素質再提高問題，進一步完善安全管理機構，加強安全隊伍建設。
落實安全管理責任制，企業堅持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領導分管負責制，安全總監具體負責制，安全管理監督工作保持一部一站、部站分設的管理模式，安全處負責安全綜合管理工作，安全監督站負責安全監督工作。各管理區成立安全管理監督組，繼續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監督網絡。做好調研和規劃，不斷配齊安全、職業健康專業管理人員，不斷提高業務的管、控能力。繼續貫徹落實三級安全主任監督、四級安全監督制，把符合條件的安全技術人員聘任到安全主任監督、四級安全監督崗位，同等條件下優先考慮取得注冊安全工程師資格的人員。
四、工程項目安全管理，管理體系是重點
進行新一輪全員安全管理體系知識培訓，重點宣貫GB/T28001-2011新標準，加強對安全管理體系的深度培訓和理解，增強全員安全管理體系的執行意識、風險意識，使全員了解管理體系的實質，強化安全風險核心管理，有效開展工程項目和管理過程的安全危險危害因素辨識和風險評價活動，全面提升對工程項目進行風險的管控能力。
強化事前預防管理，進一步明確責任，按照《工程建設項目安全設計管理導則》，在新建設項目、新技術推廣、新工藝應用、新設備采購等環節上，在設計階段就進行危險與可操作性的風險研究分析，做好安全危險危害因素識別、風險分析，落實風險控制措施，把可能的隱患消滅在事前階段，提高單位對項目風險的管控能力，做到安全關口前移。
加強體系內部審核的管理，重點培養一批有審核能力的內部審核員。采用內外培相結合的方式，培訓一批即懂得各項業務又懂安全管理體系理論的內部審核員，解決內部審核員缺乏和能力不足的問題，不斷滿足內部審核的需要，規范和有效開展內部審核活動，逐步為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激勵、閉環管理、持續改進提供人才保障。
全面貫徹落實工程項目企業標準化規范化要求，近年來，國家工程項目監督管理總局出臺了《企業安全工程項目標準化基本規范》等工程項目標準化規范。企業應以此為契機，組織技術人員進行“工程項目企業標準化規范”與安全管理體系異同點的研究，整合相關標準和要求，開展工程項目標準化評比工作，對已達標的分項目，要分級指導和監管服務，幫助提升水平、加快改進；對未達標的分項目，以及尚未開展標準新建、改建和擴建以及有新工藝工程項目的分項目，要抓緊組織制定地方安全標準和規范，全面推進標準工程項目作，切實把中心安全管理體系與之有效整合，結合實際，優化建立一體化的體系，既滿足國家標準化規范的要求，又符合中心安全管理體系的要求，便于運行和管理，減少管理內容重復現象的發生。
完善企業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職責，探索企業工程項目管理委員會對解決重點、難點安全管理問題的管理評審機制和項目化運作機制，負責人親自實施項目掛帥。出臺相應的運作制度，定期開展管理評審和項落實活動，確保安全管理工作的領導力和有效決策，不斷推動安全管理體系扎實有效的運行和持續改進。
繼續規范和完善運行模式，按照基層班組的工程項目類型，利用系統化的思想分別制定規范內容，把基層所有相關的安全管理工作全部納入到其中，重點圍繞工程項目進行的安全風險及其控制措施，進一步規范基層站隊在規定的職權范圍內應該做的事情和正確做事的準則，不斷強化職工的風險意識和操作能力，貫徹按標準做好工作就是工作的標準的要求。逐步實現安全管理唯一運行的文件，克服體系理論與實際操作在基層脫節的現象，克服體系的復雜化，基層不愿執行的現象。
強化安全管理體系的運行工作 ，體系運行就是落實管理體系規定的各項工作，我們需要好的體系，更需要好的落實，并且落實工作也是體系管理的一個最關鍵環節，無論多么好的體系，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落實，就變成一紙空文，更重要的是，不重落實一旦形成習慣和風氣，將會影響整個體系有效運轉，甚至會導致體系的失敗。體系運行是一個全要素、全員、全過程、全天候的執行過程，應事先進行培訓學習，起到宣傳警示的作用，使全員都做好執行的思想準備。體系應在任何情況下對所有的職工統一使用，一視同仁。在職工中不斷提倡格守制度規則是一種品格、一種素質，也是一種誠信，更是職工應盡的一種責任。
進一步融合體系運行與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在進行安全管理體系修訂工作時，充分探討安全管理體系與日常安全管理的關系，重點策劃好安全管理體系文件與日常工程項目活動的接口、與年度工程項目承包目標的接口、與新業務方面的管理接口、與上級不斷更新的管理要求的接口、與部門日常管理制度的接口等，策劃方案要達到即能保持體系基本文件結構和基本內容相對穩定，又能體現日常頻繁變化的要求，并能納入體系一體化運行。特別要策劃好與法律法規、標準的結合以及實際工作內容的結合，增強安全管理體系的符合性和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 祁有紅，祁有金. 安全精細化管理[M]. 北京：新華出版社，第一版.2011:51-53.
[2] 劉鐵忠，李志祥. 企業安全管理理論研究綜述[J]. 科技管理研究，2009.2(2):21――25.
[3] 李爽. 煤礦企業安全文化系統研究[D]，中國礦業大學碩士論文，2009.3（6）:110-111.
[4] 蔣勇. 企業安全管理人員應具備的素質[J]. 安全2005.3(7):222-225.
[5] 姜威. 企業安全管理中的人力資源因素探析[J]. 工業安全與環保，2011:12.
[6] 韓曉霞. QHSE管理體系及其在石油企業安全管理中的應用研究[D]. 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5.
[7]許立甲，李杰等.石油石化行業危害與事故監測預警技術探討陰.中國工程項目科學技術，2008 2 ( 4 ) :79-81.
關鍵詞：高校；安全教育；事故原因
一、背景
2005年5月2日某某大學一位學生在長江荊江段涉水，不幸滑落深水中，溺水身亡；2009年10月17日和2010年10月5日同一學校又發生兩起溺水事故。據調查，這三起學生意外溺水事故都是班里幾位同學一起到江邊游玩，一時興起而涉水造成的。2005年11月2日15時許，北京市林業大學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了爆炸起火，一男一女兩名研究生在大火中喪生；2008年11月14日上海商學院徐匯校區一棟女生宿舍樓發生火災，4名女生在消防隊員趕到之前從6樓宿舍陽臺跳樓逃生，不幸全部遇難；2003年11月24日，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火災，造成41名外國留學生死亡，近200人受傷，其中有中國留學生46人燒傷，11人死亡；2006年1月8日菲律賓馬尼拉市北部大學區的一棟學生宿舍樓發生火災，8人被燒死……。這些事故的發生，暴露了學校安全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薄弱環節，反映了高校校園安全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加強高校學生安全教育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同時，高等學校作為高等教育活動的主導者，更有義務和責任確保高校校園的安全，努力為廣大青年學生提供一個安全、健康、和諧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促進學生的成才和全面發展，在科教興國、實現創新型國家中做出更大貢獻職稱論文。
二、高校學生傷害事故共性原因分析
安全科學有三條公理性基本觀點，即任何事故都是原因的，任何事故都是由“人”和“物”兩方面原因引起的，事故的嚴重程度和事故發生頻率間存在“三角形”分布規律。高校學生傷害事故發生的場所及其“物”方面原因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從事故原因的深入分析中可以發現有三點是共同的，即事故相關人員缺乏足夠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這三點是事故的間接原因）。根據海因里希（Heinrich）的事故“三角形”理論，這三個共同點間的關系為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可以產生兩個結果，即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而人的不安全行為一部分直接導致了事故，一部分又導致了物的不安全狀態，不安全狀態再引起事故的發生。
三、高校學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高校的安全意識普遍不強，安全觀念相對比較落后。就大學生而言，他們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安全能力都難以令人滿意，更談不上安全習慣。在教職工中也普遍存在學生安全就是治安和消防的片面認識。這種現狀直接影響著高校學生安全工作的順利開展。必須意識到學生安全事關高校全局，沒有學生安全，高校校園穩定就失去了基礎，而高校的安全穩定對于社會安全穩定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學生安全涉及面廣，包括健康、飲食、交通、學習、心理、戀愛、校園安全與社會安全等。出現安全問題的原因也紛繁復雜，有自然方面的，比如地震、海嘯、臺風、流行性傳染性疾病等等；有社會方面的，比如社會治安、交通、國內社會矛盾和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矛盾與沖突等等；有學校管理與服務方面的，比如消防隱患、飲食衛生差、教學設施和設備存在安全隱患等等；有家庭和個人方面的，比如家庭經濟困難、與家人感情不睦、個人學習壓力、升學就業壓力、戀愛和婚姻困擾、交友困擾、網絡成癮等問題都可能引發個人安全問題，個人安全問題處理不當，極有可能引發群體安全甚至社會安全。因此，必須加強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研究和探索對在校大學生進行安全教育的任務緊迫而重要，也只有開展好在校大學生的安全教育，才能有效預防和避免各類安全事故的發生。
四、高校學生安全教育的內容與方法
通過對高校學生事故共性原因的分析，我們得到事故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事故相關人員缺乏足夠的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和安全習慣，因此，高校安全教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現代安全理念教育
從對事故的統計分析發現，在各種傷害事故中，不安全事故只占4％，不安全行為占96％。在所有事故中只有2%是天災，98%是人禍，由此可見人的意識和行為在日常生產和工作中至關重要。要消除不安全行為，就必須有正確的安全意識和行為、態度，需要從思想上、意識上樹立正確的安全價值觀。在科學技術進步、文化繁榮和知識經濟時代，必須將“安全第一”、“安全至上”、“安全超越一切”的理論，即“安全第一公理”牢固樹立在廣大師生心中。“安全第一公理”的實質就是安全高于一切，其目的就是以人為本，人命關天，把關愛生命，珍惜人生，保護人類從事的一切活動的安全與健康放在首位，放在超脫一切的位置。因此，必須加大安全理念教育的力度，在校園中形成一個濃厚的安全文化氛圍，樹立“以人為本”和“一切事故都可以預防”的安全理念，培養出具有本質安全化的素質的人才。
對廣大學生進行現代安全理念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提升大學生的安全素質，這對于提高其走入社會安全生存具有基礎性意義和戰略性意義。大學生應具備的安全素質不僅包括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和安全技能，還包括安全倫理、情感、認知、態度、價值觀和道德水平以及行為準則等。
（二）法制觀念教育
作為培養國家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校，應加強法制宣傳和教育，為社會輸出的人才應是懂法、守法、執法的高素質的合格人才。因此，高校必須加強對大學生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以增強大學生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從而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特別是要加強大學生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除在法律課、德育課等必修課中進行法律法規知識教育外，在其他課程教學及安全教育中也要對大學生進行有關安全的法律法規知識教育，如：《憲法》、《刑法》、《安全生產法》、《國家安全法》、《保密法》、《消防法》、《游行示威法》、《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以及計算機網絡安全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的知識教育，使學生懂得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分清犯罪與非罪的界限，了解道德、紀律與法律的關系，明確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可做，并能用法律武器維護國家和自身的利益和權益，與犯罪行為作斗爭。
（三）安全知識教育
安全知識教育應從以下兩方面進行：一是基礎安全文化知識，是指提高大學生在各類活動中應具備的安全文化知識。例如，起居安全、一般用電安全、交通安全、對突發事件的應急反應及避災和逃生等。這是現代社會每一個公民都應具備的最基本的生存素質。二是專業安全文化知識，是指從事各類生產活動和科研活動時所具有的安全文化知識。例如，化工安全技術、礦業安全技術、冶金安全技術、消防安全技術、建筑安全技術、運輸安全技術、機械安全技術、科研實驗的各類安全防護技術等。大學生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生活常識和安全防范的基本知識，增強安全防范的意識和能力，既可以有效地保護自己，也可以在危險時更多地幫助周圍的人。
（四）安全防范、自我保護的知識教育
增強學生的安全及防范意識是預防事故發生的重要措施。高校要教育大學生懂得安全防范自救的一些基本知識，如熟記火警“119”、匪警“110”等報警電話號碼，一旦發生火災事故或自己、他人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或侵害時，要立即想辦法報警，如無法報警，要能沉著冷靜地尋求自我保護和自我解救的方法。大學生還應懂得一些基本生活常識，如使用滅火器等知識。總之，在校內，學生特別要加強宿舍以防火為重點的安全防范，了解掌握防火、防盜、防騷擾等知識以及防受騙、防食物中毒、防意外事故等常識。更要掌握在校外防搶、防受騙、防流氓滋擾、防交通事故、防意外事故等常識。教育學生遵守校紀校規，不到偏遠地方游玩，出游最好結伴而行。在人際交往中，特別是女生在與異往中，更要注意保護自己。學校在安全教育及日常管理中應經常不斷地給學生講授這些知識，警鐘長鳴，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及自救的知識與能力。
參考文獻：
1、傅貴,李宣東,李軍.事故的共性原因及其行為科學預防策略[J].安全與環境學報,2005(2).
2、田毅,潘洪江,張福喜.高校學生安全工作體系建設的幾個基本問題[J].中國青年研究,20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