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3 09:47:43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軍事理論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銀行與企業作為經濟系統的兩大微觀主體，二者的關系及其運行模式直接影響著社會資源的配置與使用效率。目前，我國已逐步步入市場經濟的軌道，但由于經濟轉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程度仍然較高，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銀企間信用關系惡化，商業銀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企業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現象非常嚴重。因此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利益保護問題十分重要。
一、高信貸風險：銀企權力均衡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在理論上，企業的負債經營可以使企業達到資本結構最佳，實現企業市場價值的最大化。但同時，負債經營也可能使得企業財務風險和銀行信貸風險增大，從而影響企業和銀行的可持續經營。然而企業的負債經營對銀行所能構成的風險在國際上是有差別的。在我國，由于信息不對稱、法律環境（尤其是破產機制和功能的嚴重扭曲）、社會環境（尤其是社會信用度低）等因素，債權人不能有效地依據“狀態依存”機制在負債企業出現財務困難時或發生財務危機時對企業經營和理財進行一定程度的直接干預，因此我國銀行的信貸風險十分巨大。
（一）中國企業對銀行資金的依存度較高
在直接金融還不發達的中國，企業外源融資中的間接金融便構成了融資的主要渠道，除1000多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均以債權人特別是銀行貸款為主要甚至唯一的資金來源。根據2003年南京大學課題組對上百家企業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企業主要使用的外部籌資方式為銀行借款，包括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兩者合計籌資額占總籌資額的95%。
（二）中國銀企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較高
目前在中國，債權人雖是企業資金的主要供給者，但通常不像股東那樣有權直接參與企業或公司的經營管理，而會計報表作為銀行與企業間的主要信息來源，其真實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質疑，這使得銀行處于絕對的信息劣勢地位，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更加嚴重，企業的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現象更加突出。
（三）中國社會的信用度較低
由于我國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設遠遠滯后于我國的金融改革與發展，造成了我國信用市場中普遍的道德風險行為和高違約率，信用過程的風險進一步顯現與擴張，尤其是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正處在攻堅階段，一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累積起來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步暴露，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借改制之機故意懸空和逃廢銀行債務現象，致使銀行合法權益受到極大的侵害，一時間，企業逃廢債務已成風氣，社會信用制度遭遇挑戰。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大量調查發現，自從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將債權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后，某些債務人（甚至地方政府）利用破產、改造重組、企業分離等方法逃廢債務，大大地損害了債權人特別是銀行的利益。
（四）中國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對債權人的保護十分不夠，銀行很難運用這些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如目前適用的《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關于企業破產條件、破產費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破產機制的不完善，缺乏相應的退出機制，使得提供給企業資產通常要占總資產一半以上的銀行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據官方統計顯示，2003年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3%，約2萬億元人民幣，但獨立經濟學家預測為約3.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不容忽視。因此說，如何結合我國國情，研究我國債權人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利益保護，加強商業銀行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銀企權力均衡模式選擇：來自國際的經驗
總的來說，銀企權力模式的構建受到了各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制度完善程度、融資類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從世界范圍考察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保持距離型銀企關系模式；二是以日本、德國為代表的緊密型銀企關系模式。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各種不同模式之間相互借鑒和不斷融合，相互的界限已并不明顯。總體上看，就債權人特別是商業銀行來說，保護其作為相關者利益，加強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各種治理模式中的共同準則。
（一）美國互派董事制度與銀行對財務危機企業的直接干預制度
在美國，當銀行在一家工商企業有大量貸款時，銀行一般可以派代表進入負債企業的董事會（比如1983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的25名董事中就有5名銀行界代表）。甚至在銀行沒有給公司實際提供貸款時，如果銀行認為該公司具有發展前途，依然可以申請參加公司的董事會。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董事會內有很多紐約大銀行的代表，而該公司并未向這些銀行借款。銀行派遣兼任董事并非基于財務控制關系，而是更多地依賴于貸款聯系。銀行兼職董事一般不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和財務決策，但當負債公司發生財務困難時，銀行派來的兼任董事可以有較大的決定處置權。
同時，美國工商公司的戰略、政策和經營管理要受到其資金需求的影響，而銀行在工商企業財務出現困難時取得對企業的控制權也已成為一項慣例。美國學者明茨和施瓦茨從《商業周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幸福》和《福布斯》等報刊上所搜集的自1997年到1981年五年期間，美國主要銀行通過貸款干預和控制工商企業的案例多達42件，而這只包含那些主要的、有新聞價值的案例。據作者聲明，這段時間銀行干預企業的事例實際上要比42家多得多。
（二）日本銀企財務協調的機制：主銀行制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與某一商業銀行保持著主銀行關系，這是銀企財務協調的主要機制。日本的大企業一般都有自己的主銀行，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比較穩定，一旦結合就很少變動。主銀行在企業財務中扮演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資金供給；財務監控；財務救助。在企業正常運轉時，主銀行一般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和理財，當貸款企業出現財務危機的跡象，或者財務惡化繼續發展甚至陷入破產狀態時，主銀行不僅能提供緊急融資支援，還可能會決定通過公司治理機制（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接管公司的管理業務，對企業進行破產法意義上的重組。被稱為日本六大經濟支柱的六大企業集團，包括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及第一勸業集團，就分別依托于六大城市銀行。這6家銀行1997年共向107家企業派遣了職務不低于常務的管理者，從持股排名值的均值來看，銀行在這107家企業的持股平均相當于第二~第三股東的位置。在貸款融資方面，107家企業中，主銀行在其中的81家為第一融資者，11家為第二融資者。
三、我國現有銀企權力均衡模式分析及改進建議
目前我國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由于商業銀行法禁止銀行對非金融企業直接投資，因此，銀企財務聯系的通道還是單一的貸款聯系。二是中國實際上并不存在銀行對企業所有權的狀態依存機制，也不允許銀行向企業派管理者，因此銀企之間缺乏人事結合的機制。這使得一些企業償債能力出現危機時，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并不能得到企業的控制權。近年來，我國政府為理順銀行與國有企業的關系，降低不良資產的比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曾采取了一系列宏觀措施，亦取得了些許成效。作為企業的債權人，我國各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也都加強了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成立了專門的信貸委員會和資產保全部等，實行了嚴格的貸款責任人制度和謹慎的會計制度，但嚴峻的金融風險形勢并沒有明顯的改善，其中潛在的風險仍然巨大，現行的銀企權力配置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理論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銀行與企業之間只應該保持一種借貸關系，銀行作為債權人，所擁有的僅僅應該是依靠法律契約收回債務（貸款本息）的權力。當前推行的主辦銀行制也沒有擺脫這個思維框架。對銀行來說，這是一種責任和風險大于權力的財務機制。這種銀企財務協調機制的運作結果必然是企業對銀行的高負債和銀行自身的高不良貸款。要徹底解決銀企之間的債務膨脹問題，須對現有的銀企財務協調機制進行徹底改革，其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財務控制權的相機配置，讓銀行部分地分享企業的財務控制權。一）對企業的債權機制與股權機制相結合
在銀行憑借債權無法對企業實施控制的情況下，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銀行同時擁有對企業的債權和股權。這樣，無論企業處于何種狀態都可分享部分的企業財務控制權，并使債權控制與股權控制相互補充（徐聯初、肖曉光，1999）。至于如何選擇股權控制，目前可行的辦法是由銀行出面牽頭設立投資基金或國家股權交由銀行托管或債權轉股權。當然，銀行方面限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對所有企業進行控股。我國銀行在選擇控股對象時，應當選擇那些產品市場前景好、有發展潛力、盈利能力較強的國有大中型企業。
（二）完善銀行對企業的財務控制權狀態依存機制
以財務控制權轉移為特征的狀態依存機制，被認為是負債企業對債務責任的自動履行即“自我履債”機制的核心，也是硬化企業債務約束的關鍵。常見的狀態依存或“相機治理”實際上是一個破產程序，我國的《破產法》也給了企業重整的機會，但實踐中卻很少發生銀行或債權人主控重整的現象，常見的事實倒是政府在其中唱主角。這既與銀行的主控能力有關，更與重整程序的設計有關。因此，如何完善重整程序就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筆者贊同將破產重整設定為五個子程序，即職工、政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股東和經營者。
（三）確立銀行有限介入企業財務治理的機制
關鍵詞：軍事；人力；資源；價值
一、軍事人力資源的涵義
所謂軍事人力資源是指國家總人口中能夠從事軍事（國防）活動的社會勞動力。主要包括現役軍人、非現役文職人員、從事軍事生產人員三種類型。軍事人力資源在軍事人力資源會計中是指軍隊或其它軍事組織所擁有或能使用的各種具有軍事勞動能力的人員，它將軍隊中人的因素資產化處理，是軍隊中的一項最重要資源。軍事人力資源作為一個經濟范疇，具有質和量的雙重指標：質方面的指標是軍事人力資源所具有的體質、智力、知識、技能等，其中體質指軍事人員身體狀況；智力指軍事人員在從事軍事活動過程中觀察、判斷、理解、記憶、創造等能力；知識指軍事人員文化程度；技能指軍事人員在從事軍事活動的過程中掌握和運用專門技術的能力。質的具體指標可以是相關學位、學歷所占比例，相關職稱、工齡所占比例等。軍事人力資源量的指標是指與軍事物質資源相結合的人數。從軍事人力資源內部的替代性來看，軍事人力資源的質對量有較強的替代作用，而軍事人力資源的量對質的替代作用卻較差，甚至不能替代。
與普通人力資源一樣，軍事人力資源除具有私有性、依附性、層次性等特點外，由于軍事人口的特殊性，軍事人力資源還具以下特點：
（一）時效性
軍事人力資源的時效性即軍事人力資源在軍人服現役期間的效用，軍人一旦脫離部隊，則會帶來軍事技能的閑置。它說明投資軍事技能機會成本的風險性。
（二）通用性
軍人在服現役期間，通過管理、教育和訓練等，逐步增長的科技文化知識、思想覺悟、組織指揮能力、專業技術水平和技能，養成的良好作風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等在地方也是通用的要素。
（三）間接性
軍事人力資源并未直接產生經濟價值，只是通過生產國防安全這一特殊產品來保證國家經濟的正常、快速運行，對國家經濟建設起間接的作用。
（四）公用性
軍事人力資源生產的國防安全屬于純公共品，不具備商品屬性，因此，對這種純公共品的消費不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即國防安全被所有公民共同消費。
（五）非流通性
軍人在工作環境、時間、專業選擇等方面都受嚴格約束，軍人只能服從組織安排，致使軍事人力資源不能在市場條件下自由流通。
（六）投資主體的二元性
軍事人力資源投資的主體，一是國家和軍隊，二是軍事人力資源的所有者(軍事活動承載者)。因國防安全的外部性特征，使其成為典型的公共產品，不能通過市場機制由公眾個人來生產，從而使國防安全生產成為國家和軍隊的專利。二、軍事人力資源價值
從軍隊范圍來說，軍事人力資源價值就是指軍事人力資源為軍隊創造的價值，亦即軍事人力資源的產出價值。軍事人力資源的產出值應當包括軍事勞動力價值本身和為軍隊創造的戰斗力增值兩部分（即v+m）。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一）軍事人力資源的補償價值和創新價值
按軍事人力資源載體運用自身的能力為軍隊所創造價值的外在表現可以將軍事人力資源價值分為補償價值（或交換價值）和創新價值兩部分。補償價值體現為支付給軍事人力資源載體即軍事勞動者的工資報酬（包括工資、津貼、獎金、福利費等），它是對軍事勞動者參與軍事活動過程中所消耗腦力和體力的補償。它是軍事勞動者的必要勞動價值，也即軍事人力資源的交換價值。它包括三個部分：維持軍事勞動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養活軍事勞動者家屬和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一定的教育或培訓費用。創新價值是軍事勞動者創新勞動所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包括軍事決策者的決策貢獻、軍事管理人員的管理貢獻、軍事科技人員的科技貢獻，以及所有軍事勞動者的勞動貢獻。軍事人力資源的補償價值和軍事人力資源的創新價值共同構成了軍事人力資源的使用價值。
（二）軍事人力資源的基本價值和變動價值
軍事人力資源價值還可分為基本價值（靜態價值）部分和變動價值（動態價值）兩部分。任何能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者所擁有的自然人力都具有基本價值。純粹的自然人力創造價值的能力是很低下的，對軍隊的貢獻也是很小的，因此，在軍事勞動力素質很低的國家，軍隊戰斗力的增長主要依賴于資本投入的增長。通過軍事人力資源投資，軍事勞動者在體力、技能、智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擁有了更強健的體魄、更多的知識和技能，從而軍事勞動者的價值也得到了增值，這個增值部分構成了軍事人力資源的變動價值。一般說來，變動價值的大小與軍事人力資源投資大小有關。實質上，我們這里所說的軍事人力資源變動價值部分就是軍事人力資本，它極大地影響著軍事人力資源價值的形成和積累。
（三）軍事人力資源的個體價值和群體價值
軍事人力資源個體價值是指作為軍事人力資源載體的軍事勞動者個人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為軍隊創造的價值；軍事人力資源群體價值是指軍隊中的某個群體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為軍隊創造的價值。這里所說的群體可以是為執行某一特定任務從軍隊內抽調出的人員所組成的小組，這種小組當特定任務完成后就會自動解散，小組中的人員又回到原來的部門。要提高軍事人力資源的個體價值，必須注重對其進行投資，并創造能使個體價值得到充分體現的環境。要提高群體價值，不但需要提高每一軍事人力資源個體的價值，還要注意發揮組織整體的協同效應，因為軍事人力資源群體價值不是每個個體的軍事人力資源價值的簡單相加，而是所有個體的軍事人力資源價值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結果。
（四）軍事人力資源的貨幣性價值和非貨幣性價值
對軍事人力資源價值的計量，是從對軍事人力資源載體在未來特定時期內為軍隊創造的價值的計量著手進行的。軍事勞動者為軍隊創造的價值有些是可以用貨幣計量，如生產的武器裝備；但也有一些是無法用貨幣來計量的，如軍事勞動者為國家為社會提供的安全環境，這時就需要采用非貨幣計量的方法來評估軍事勞動者的活動為軍隊創造的價值。因此，軍事人力資源價值的評估應該包括貨幣性計量方式和非貨幣性計量方式兩種。軍事人力資源價值應根據所采用的計量方式區分為軍事人力資源的貨幣性價值和軍事人力資源的非貨幣性價值兩部分。
【參考文獻】
（一）信息不對稱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中，信息不對稱指用人單位與高校畢業生對相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彼此之間的不了解，導致雙方因無法準確了解對方的情況，而出現需求與供給失衡的狀況。一種情況是，掌握較多信息的用人單位為在市場上獲得更多的利益，通過隱藏其真實的勞動力需求，以較低的工資率進行招募，從而導致部分畢業生無法就業。即：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若信息對稱，用人單位與高校畢業生都彼此了解對方情況，他們將以均衡工資率（Pe）促成交易，用人單位的勞動力需求量（De）與高校畢業生的供給量（Le）剛好相等。因就業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用人單位利用其信息優勢，通過隱藏其真實需求的方式，以低于均衡工資的工資率（P1）進行招募，勞動力供給量自然由（Le）下降到（L1），從而導致部分畢業生失業,見圖2。另一種情況是，由于高校畢業生對就業市場的情況不了解，就業期望過高，以高于均衡工資率在就業市場求職，因用人單位無法滿足其要求，從而導致失業。即：由于高校畢業生信息不對稱，工資要求（P1）高于均衡工資（Pe），為此用人單位只有將勞動力需求量由均衡狀態下的（Le）下降到（L1），從而導致部分高校畢業生無業可就,見圖3。
（二）就業促進政策不合理為保護與促進高校應屆畢業生在內的弱勢勞動群體的權益，世界的眾多國家或地區都通過立法來制定“最低工資”并強制施行。所謂最低工資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單位）應支付的最低金額的勞動報酬。這一政策有利于保護文化層次不高、技術技能低、身體殘疾等弱勢群體的就業權益。與此同時，若“法定最低工資”政策不合理，也可能導致就業的反向影響：即最低工資要求下雇用的勞動者，其生產效率低于邊際生產效率，企業就會傾向選擇技術較高、生產效率較高的勞動者，從而無形中減少了弱勢群體在就業市場的生存空間，并產生法定最低工資就業負效應。即：“法定最低工資”（用W1表示）下的高校畢業生生產效率因低于熟練工人的邊際效率，企業在等成本的情況下，必然減少高校畢業生的需求量，由Lo下降到L1,見圖4。為促進高校畢業生順利就業，相關政府部門還會出臺一些與就業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如對相關的產業、企業、個人進行減稅或免稅政策。但是，與就業相關的稅收政策若實施的不合理，不僅不能起到就業促進作用，甚至起到反作用：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減稅，能產生較強的就業擴張效應，企業將增加勞動力的需求量；而對技術密集型產業減稅，則會產生排擠效應和收入效應，從而導致企業減少勞動力需求量；對低收入人士減稅，能產生收入效應和消費效應，從而間接促進企業增加勞動力雇用量；對高收入人士減稅，則產生的收入效應和消費效應較弱，難以擴大就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面對就業減稅優惠（T）時，因其生產效率主要由勞動者貢獻，為此，減稅就相當于工資率下降到（Pe-T），工資率的下降，勞動力需求就隨之上升，由L1增加到Le；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因其生產效率主要由資本、設備等產生，生產的物力成本占絕大部分，為此，企業更愿意將減稅的優惠（T）用于物力資本的投入，由原來的M1增加到M2，而對就業促進不大,見圖5、圖6。
（三）就業市場存在歧視行為由于社會觀念、國家制度、歷史因素等方面的作用，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不同人群獲得勞動力市場信息，以及進入勞動力市場渠道的差別，導致不同群體在就業部門、職位以及收入上呈現差異。從事較差的工作的人中，有些并不是因為人力資本投入不足，而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響下的歧視所造成的。因為，很多一級市場的工作只要具有較低的能力就足夠了，而二級市場上的有些工作卻需要較高的技能；與此同時，很多工作技能并不是尋求工作的先決條件，其是通過在職培訓獲得的，從而順利完成工作的。由于就業歧視的存在，造成進入“工作條件好、工資高、就業穩定、安全性好、升遷機會多、管理過程規范”的一級市場，重點講究的是與現有就職群體的信賴關系以及群體之間的相容性，而不只是工作技能等自身素質的高低。即：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中，由于部分企業對某一類別的高校畢業生（如非211高校畢業生）存在一定的歧視，雖然他們與211高校畢業生在Wb工資率下，也能取得同樣的生產效率，但由于就業歧視的存在，企業通過降低就業需求如由D1降低到D2，而使他們只能接受較低的工資水平。否則，部分非211高校學生若不能忍受這種歧視，只有失業,見圖7。
二、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的措施
（一）重視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平臺建設，減少信息不對稱隨著通信、互聯網、超級材料等新知識、新技術的涌現，信息已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源。只有在均衡的就業市場，信息對稱，高校才能培養出適應需求的人才，畢業生才能端正自己的就業定位并取得職業發展。首先，重視就業信息搜集、整理、分享工作。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現象比比皆是：高校因不了解人才需求，培養的畢業生無業可就；用人單位利用信息優勢，人為制造障礙影響畢業生順利就業；畢業生因不了解就業形勢，不知如何找工作；諸如此類的情況時有發生。為此，高校及相關政府部門應樹立新觀念，重視就業信息工作，把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平臺建設列入重點工作來抓。其次，加強就業問題的規律、趨勢研究。為使高校畢業生在就業過程中能及時獲得科學的就業信息，高校及相關政府部門就應當加強就業的規律和趨勢研究，把握住畢業生就業問題的發展動向。與此同時，還可讓從事就業信息工作的人員明確工作的方向與重點，從而科學構建相關的組織及其信息平臺；以及用人單位調整人才需求方向，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再次，改進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搜集與處理方法。當前，仍是在教育主管部門的統一領導下由各高校負責本校畢業生就業信息統計、分析的工作模式，這一模式雖然高效并且操作性強，但由于難以調動用人單位的積極性，信息缺乏一定的信度。現加上有些高校搜集與統計方法的傳統性，也導致就業信息缺乏時效性。為此，積極引進專業的第三方進行就業信息的統計、分析工作，非常有必要。最后，深化就業信息的開發利用工作。高校畢業生就業信息搜集與統計，最終的目標不在于統計的科學性、嚴謹性，而是為學校專業建設、師資建設、實訓設施建設、課程教學內容安排、就業指導等教育發展規劃提供決策依據，為學生進行擇業與就業決策提供數據，為用人單位進行人員招聘提供幫助。為此，就業信息平臺，還應加強可讀數據與對比數據的處理，并及時將其反饋在平臺上，以供教育決策、用人決策等。
（二）優化高校畢業生就業政策，促進供求均衡首先，改變就業政策的制訂思路。通過當前國家、省、市出臺的眾多高校畢業生就業政策可以看出，相關部門在制訂條款時，大多基于服務國家、促進穩定的思路，政治功能、社會功能考慮得比較多；而從經濟學，尤其是勞動經濟學的角度探討如何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均衡的比較少。作為國家最重要的人力資源，較多地考慮如何服務國家、服務社會無可厚非，但隨著個人及組織主體意識的增強，各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聯作用越來越強，忽略市場均衡，將難以促進畢業生就業工作。其次，基于市場均衡的角度制訂就業政策。高校及相關部門，一方面應重視研究就業市場，深入調查研究當前就業市場的均衡狀態，找到影響非均衡的主要因素：是商品價格導致的需求問題、還是工資率導致的供給問題、或是畢業生的生產效率問題，等等，從而通過相關政策進行調整；另一方面應避免本本主義，僅從教育、行政部門的角度考慮就業問題，既然用人單位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市場最重要的主體，在制訂就業政策時，就應當考慮它們的利益，積極發揮其促進市場均衡的作用。在當前就業市場整體上供大于求的狀況下，更應該如此。最后，整合其他經濟政策促進就業均衡。在一經濟體內，任一經濟變量的變化都將影響市場均衡。為此，高校及相關部門應積極了解國家及地方的相關經濟政策，在此基礎上，調整專業設置、課程安排等，以適應勞動力的需求趨勢。另外，高校及相關部門還應積極參與到財政、稅收等相關政策的制訂中，以使相關經濟政策能更好地考慮到就業市場的均衡問題。
銀行與企業作為經濟系統的兩大微觀主體，二者的關系及其運行模式直接影響著社會資源的配置與使用效率。目前，我國已逐步步入市場經濟的軌道，但由于經濟轉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程度仍然較高，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銀企間信用關系惡化，商業銀行形成大量的不良資產，企業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現象非常嚴重。因此投資者（股東和債權人）利益保護問題十分重要。
一、高信貸風險：銀企權力均衡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在理論上，企業的負債經營可以使企業達到資本結構最佳，實現企業市場價值的最大化。但同時，負債經營也可能使得企業財務風險和銀行信貸風險增大，從而影響企業和銀行的可持續經營。然而企業的負債經營對銀行所能構成的風險在國際上是有差別的。在我國，由于信息不對稱、法律環境（尤其是破產機制和功能的嚴重扭曲）、社會環境（尤其是社會信用度低）等因素，債權人不能有效地依據“狀態依存”機制在負債企業出現財務困難時或發生財務危機時對企業經營和理財進行一定程度的直接干預，因此我國銀行的信貸風險十分巨大。
（一）中國企業對銀行資金的依存度較高
在直接金融還不發達的中國，企業外源融資中的間接金融便構成了融資的主要渠道，除1000多家上市公司外，其余均以債權人特別是銀行貸款為主要甚至唯一的資金來源。根據2003年南京大學課題組對上百家企業的調查顯示，目前我國企業主要使用的外部籌資方式為銀行借款，包括長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兩者合計籌資額占總籌資額的95%。
（二）中國銀企間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較高
目前在中國，債權人雖是企業資金的主要供給者，但通常不像股東那樣有權直接參與企業或公司的經營管理，而會計報表作為銀行與企業間的主要信息來源，其真實程度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質疑，這使得銀行處于絕對的信息劣勢地位，企業“內部人控制”現象更加嚴重，企業的控股股東侵占中小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現象更加突出。
（三）中國社會的信用度較低
由于我國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設遠遠滯后于我國的金融改革與發展，造成了我國信用市場中普遍的道德風險行為和高違約率，信用過程的風險進一步顯現與擴張，尤其是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正處在攻堅階段，一些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累積起來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逐步暴露，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企業借改制之機故意懸空和逃廢銀行債務現象，致使銀行合法權益受到極大的侵害，一時間，企業逃廢債務已成風氣，社會信用制度遭遇挑戰。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大量調查發現，自從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將債權剝離到資產管理公司后，某些債務人（甚至地方政府）利用破產、改造重組、企業分離等方法逃廢債務，大大地損害了債權人特別是銀行的利益。
（四）中國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
在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對債權人的保護十分不夠，銀行很難運用這些法律保護自己的權益。如目前適用的《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關于企業破產條件、破產費用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由于破產機制的不完善，缺乏相應的退出機制，使得提供給企業資產通常要占總資產一半以上的銀行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據官方統計顯示，2003年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占總資產的比例為23%，約2萬億元人民幣，但獨立經濟學家預測為約3.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蘊含的巨大風險不容忽視。因此說，如何結合我國國情，研究我國債權人尤其是商業銀行的利益保護，加強商業銀行在我國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二、銀企權力均衡模式選擇：來自國際的經驗
總的來說，銀企權力模式的構建受到了各國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金融制度完善程度、融資類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從世界范圍考察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保持距離型銀企關系模式；二是以日本、德國為代表的緊密型銀企關系模式。但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各種不同模式之間相互借鑒和不斷融合，相互的界限已并不明顯。總體上看，就債權人特別是商業銀行來說，保護其作為相關者利益，加強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是各種治理模式中的共同準則。
（一）美國互派董事制度與銀行對財務危機企業的直接干預制度
在美國，當銀行在一家工商企業有大量貸款時，銀行一般可以派代表進入負債企業的董事會（比如1983年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的25名董事中就有5名銀行界代表）。甚至在銀行沒有給公司實際提供貸款時，如果銀行認為該公司具有發展前途，依然可以申請參加公司的董事會。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董事會內有很多紐約大銀行的代表，而該公司并未向這些銀行借款。銀行派遣兼任董事并非基于財務控制關系，而是更多地依賴于貸款聯系。銀行兼職董事一般不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和財務決策，但當負債公司發生財務困難時，銀行派來的兼任董事可以有較大的決定處置權。
同時，美國工商公司的戰略、政策和經營管理要受到其資金需求的影響，而銀行在工商企業財務出現困難時取得對企業的控制權也已成為一項慣例。美國學者明茨和施瓦茨從《商業周刊》、《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幸福》和《福布斯》等報刊上所搜集的自1997年到1981年五年期間，美國主要銀行通過貸款干預和控制工商企業的案例多達42件，而這只包含那些主要的、有新聞價值的案例。據作者聲明，這段時間銀行干預企業的事例實際上要比42家多得多。
（二）日本銀企財務協調的機制：主銀行制
在日本，很多企業都與某一商業銀行保持著主銀行關系，這是銀企財務協調的主要機制。日本的大企業一般都有自己的主銀行，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比較穩定，一旦結合就很少變動。主銀行在企業財務中扮演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資金供給；財務監控；財務救助。在企業正常運轉時，主銀行一般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和理財，當貸款企業出現財務危機的跡象，或者財務惡化繼續發展甚至陷入破產狀態時，主銀行不僅能提供緊急融資支援，還可能會決定通過公司治理機制（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接管公司的管理業務，對企業進行破產法意義上的重組。被稱為日本六大經濟支柱的六大企業集團，包括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及第一勸業集團，就分別依托于六大城市銀行。這6家銀行1997年共向107家企業派遣了職務不低于常務的管理者，從持股排名值的均值來看，銀行在這107家企業的持股平均相當于第二~第三股東的位置。在貸款融資方面，107家企業中，主銀行在其中的81家為第一融資者，11家為第二融資者。
三、我國現有銀企權力均衡模式分析及改進建議
目前我國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一是由于商業銀行法禁止銀行對非金融企業直接投資，因此，銀企財務聯系的通道還是單一的貸款聯系。二是中國實際上并不存在銀行對企業所有權的狀態依存機制，也不允許銀行向企業派管理者，因此銀企之間缺乏人事結合的機制。這使得一些企業償債能力出現危機時，作為債權人的銀行并不能得到企業的控制權。近年來，我國政府為理順銀行與國有企業的關系，降低不良資產的比率，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曾采取了一系列宏觀措施，亦取得了些許成效。作為企業的債權人，我國各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也都加強了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成立了專門的信貸委員會和資產保全部等，實行了嚴格的貸款責任人制度和謹慎的會計制度，但嚴峻的金融風險形勢并沒有明顯的改善，其中潛在的風險仍然巨大，現行的銀企權力配置模式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在理論界，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銀行與企業之間只應該保持一種借貸關系，銀行作為債權人，所擁有的僅僅應該是依靠法律契約收回債務（貸款本息）的權力。當前推行的主辦銀行制也沒有擺脫這個思維框架。對銀行來說，這是一種責任和風險大于權力的財務機制。這種銀企財務協調機制的運作結果必然是企業對銀行的高負債和銀行自身的高不良貸款。要徹底解決銀企之間的債務膨脹問題，須對現有的銀企財務協調機制進行徹底改革，其重要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財務控制權的相機配置，讓銀行部分地分享企業的財務控制權。
（一）對企業的債權機制與股權機制相結合
在銀行憑借債權無法對企業實施控制的情況下，比較理想的選擇是銀行同時擁有對企業的債權和股權。這樣，無論企業處于何種狀態都可分享部分的企業財務控制權，并使債權控制與股權控制相互補充（徐聯初、肖曉光，1999）。至于如何選擇股權控制，目前可行的辦法是由銀行出面牽頭設立投資基金或國家股權交由銀行托管或債權轉股權。當然，銀行方面限于自身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對所有企業進行控股。我國銀行在選擇控股對象時，應當選擇那些產品市場前景好、有發展潛力、盈利能力較強的國有大中型企業。
（二）完善銀行對企業的財務控制權狀態依存機制
以財務控制權轉移為特征的狀態依存機制，被認為是負債企業對債務責任的自動履行即“自我履債”機制的核心，也是硬化企業債務約束的關鍵。常見的狀態依存或“相機治理”實際上是一個破產程序，我國的《破產法》也給了企業重整的機會，但實踐中卻很少發生銀行或債權人主控重整的現象，常見的事實倒是政府在其中唱主角。這既與銀行的主控能力有關，更與重整程序的設計有關。因此，如何完善重整程序就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筆者贊同將破產重整設定為五個子程序，即職工、政府、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股東和經營者。
（三）確立銀行有限介入企業財務治理的機制
教官要做到“三查”“四同”“五必到”，與學生零距離接觸，做學生的良師益友。“三查”即查操、查課、查宿舍；“四同”即同吃、同住、同自習、同娛樂；“五必到”即出操軍訓必到、集體活動必到、家長來訪必到、學生有病必到、發生意外事故必到。
二、全封閉半軍事化校園管理的實施
我校以軍人的嚴明紀律培養學生的自覺性、紀律性；以軍人的嚴紀培養學生的文明習慣、行為習慣；以軍人的堅強意志培養學生的學習熱情和吃苦耐勞精神；以軍人的團結精神培養學生的團隊意識；以軍人的報國之心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1.成立全封閉半軍事化校園管理組織機構機構由政教處、校團委和教官、班主任、學生會干部以及學校行政督察評估組組成。
2.實行全封閉管理，進行軍事常識教育和軍事訓練與當地派出所緊密配合，將保衛科改為警務室。進行國防知識和三大條令的教育（軍隊內部關系、禮節、軍容風紀，紀律條令，隊列條令）。每天下午進行一節課的軍事訓練。
3.實施“一日生活制度”嚴格按照部隊的“內務、隊列、紀律”三大條例約束學生，按部隊的一日生活制度規范學生，要求“內務管理整齊化、學生行動隊列化、服從命令軍人化、禮貌禮節規范化、校園衛生整潔化”，規范學生的儀表和行為。
三、全封閉半軍事化校園管理的反思
1.成功的經驗
（1）樹立了學校形象。全封閉半軍事化管理隔絕了外界社會不良影響，糾正了學生放任自流現象。學生思想素質明顯提高，校風校貌大為改觀，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
（2）規范了學生行為。實行全封閉半軍事化管理有利于快速營造全新的生活、學習環境，提高學生適應能力；有利于快速改變學生的行為習慣，加強紀律性，提高自制能力；有利于快速構建新的集體和團隊，增強凝聚力和集體榮譽感；有利于快速培養學生的堅強毅力，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利于預防突發事件和應急自然災害，強化校園安全工作。
（3）磨煉了學生的品格。學生在思想道德、行為習慣、身體素質、學習毅力等方面得到了磨煉，能更好地健康成長。
2.存在的問題和對策
（1）教官與教師的管理理念不和諧。教師搞教學是行家里手，組織課外活動卻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教官開展活動足智多謀，但文字和語言表達能力有待提高。學校經常組織教師、教官和管理人員開會協商，由學校擬定目標，教官提出方案，教師提煉總結，按責分工實施，做到文攻武略，整體配合。
（2）學生對教官由崇拜到愛戀。中職生感情朦朧，思想開放，行為極端。教官過硬的軍事技能、堅毅的意志品質、嚴格的組織紀律性對學生產生了一定的示范作用和輻射效應，塑造了權威形象，部分學生流露出了軍人情結以及對青年教官的愛戀。遇到這種情況，只有請家長配合，甚至撤換教官。
（3）教官方法簡單粗暴，易引發沖突。中職生層次參差不齊，要注意因材施教，把嚴格要求和人性化管理有機結合起來，注重學生道德內化的心理過程管理，從知到行，耐心訓練，嚴格要求，逐步達標，體現以“育人”為中心。
無菌質量管理是手術室管理的重要內容，它是預防手術切口創面感染，保證切口愈合良好和手術成功的必要條件。影響切口愈合的因素很多，除了空氣污染，更主要是接觸污染，包括手術器械、布類敷料、縫線、縫針和手術醫生護士與病人皮膚接觸等。這些渠道污染機會多且重，因此，嚴格執行各項無菌技術操作，嚴格進行無菌質量控制，十分重要。手術室無菌技術是由眾多環節組成的，從入手術室更衣、戴帽、換鞋到術間醫生護士的一舉一動，從手的消毒到手術臺上各個環節的操作，稍有疏忽，都能造成手術切口和體腔內的感染。我們針對容易發生創口感染的環節，認真做好無菌質量的管理，做到有章可循，確保手術質量。
1無菌手術室的標準及手術間細菌生長規律
國內進行的檢驗標準是按梅梁斯基計算法；以粗略測知空氣被細菌污染程度的近似值，即在100cm2面積上，5min降落的細菌數，相當于10L空氣中所含的菌數。因此，以平皿底部的直徑求得面積，并按平皿在空氣中放置的時間算出每升空氣中的菌數。此法換算復雜，且夏季與冬季的標準不同。我們通過多年的空氣培養結果，分析了它與手術后感染的關系，訂出了新的操作法與標準，即在消毒后的手術間內，置直徑9cm平皿于中心區，暴露幾分鐘后，經24h37℃孵箱生長如果菌落不超過10個，且無致病菌，定為清潔手術室。如菌落在10個以上即作為污染手術室處理，必須重新清潔消毒。
通過觀察發現，手術間的細菌多為枯草桿菌、四聯球菌、白色葡萄球菌等雜菌，這些細菌對手術后感染影響不大。空氣污染的程度與室溫、季節、地區等因素有關。一般西北地區2～4月間有風沙，菌落稍多；而西南地區雨季濕度大、霉菌多。在使用水暖期間溫度高、濕度大，加之通風機會少，亦易長霉菌。根據以上規律我們及時加強無菌管理，以降低手術后感染。
2提高認識，重視手術物品的消毒及手術無菌質量的管理
從前，我們對無菌質量管理的認識不足，只滿足于手、皮膚、空氣培養和高壓滅菌的生物監測以及手術臺上的無菌操作，而對其他環節重視不夠。如備皮不徹底、術間高聲談話，個別醫生戴帽子頭發外露。通過學習，我們對手術室無菌管理有了較全面認識，其中包括病人的術前準備、術中操作、術后管理三個環節。
2.1術前對進入術間的手術患者，巡回護士要認真檢查。（1）查術前準備，檢查備皮范圍是否合格，皮膚是否清潔，皮膚有無破損等。（2）查病人體質，了解病人心電功能和各種化驗結果。（3）查術間管理，要求入手術室患者換鞋、戴帽，術前要保持無影燈無灰塵。手術間溫度應保持在25℃左右。溫度過高患者容易出汗，增加切口污染機會。（4）查手術人員，注意手和手臂清潔徹底，不定期進行手細菌培養監測。（5）無菌物品嚴格按規范要求標準包扎，送消、存放、按有效期順序擺放，每日整理1次，有效期為1周，到期復消，嚴防霉變過期、失效，杜絕包布破損、漏洞。
2.2術中（1）對所有手術用品嚴格滅菌，認真檢查消毒指示卡的顏色、消毒日期。（2）注意手術切口皮膚消毒，應由手術切口皮膚中心向四周涂擦藥液，注意消毒范圍。（3）嚴格鋪放無菌單，手術切口周圍應保持4層以上并保持清潔干燥。我國在80年代用薄膜手術巾取代了常用的棉布手術巾，由于這種薄膜透明，增強了手術視野，而且創面滲血和滲液很少流到病人腹部背部，符合術中無菌技術要求。薄膜是一次性使用，防止了交叉感染，適用于骨科、泌尿外科、普外、胸外和婦產科等手術。（4）手術器械包不宜過早打開，要保持器械、臺面干凈，備用器械應用無菌單遮蓋，以免灰塵直接落在器械上。（5）切除組織要按指定器皿放置。（6）進入手術室人員必須按規定穿戴手術室設備的無菌衣褲、鞋、帽、口罩，參加人數按手術所需設定，減少因進手術間人數過多造成空氣污染機會。在手術間的管理中必須加強非手術人員的控制，避免人員多、灰塵飛揚、說話、咳嗽時也可以將細菌附著在飛揚的塵埃和飛沫中，再落入手術區或傷口、所準備的無菌器械、布單上。一般認為26m2的手術室應控制在10人以內。
2.3術后（1）病人傷口處置:一般傷口均用75%酒精紗布遮蓋一層后，再用無菌紗布遮蓋，并包扎固定好。（2）手術間處理:手術間每次手術完畢后，先開窗通氣、消除污物和雜物，如為污染手術及乙肝病人手術應嚴格按特殊規定進行消毒處理，用消洗靈消毒液拖地，再開三氧機強消1個半小時。
3落實制度，加強無菌質量管理的科學性
1．1一般資料
我院2013年1月—2013年12月收治榮軍手術病人100例。納入標準：①病人堅持治療，完成療程，自愿接受手術室護理，且對本研究知情，簽署知情同意書；②病人聽力良好，整體意識清楚，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行為，能夠與護理人員良好地交流；③病人無精神類疾病。100例中，男81例，女19例；年齡48歲～85歲（68．5歲±12．5歲）；文化程度：高中以上86例，高中以下14例；未婚39例，已婚61例；普通外科34例，泌尿外科8例，婦產科4例，骨科22例，急診外科手術11例，其他科室手術21例；麻醉方式：聯合麻醉88例，局部麻醉12例。
1．2方法
1．2．1調查工具
榮軍病人的普通資料用病人病歷資料核查表收集，手術室概況用自行設計的核查表獲得相關信息。手術室護理質量總體滿意度用手術室護理質量量表調查。①病歷資料核查表：主要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和臨床病例資料，如年齡、性別、手術次數、麻醉、手術名稱、經濟狀況等；病人在進行手術前后的各種情況記錄，如有沒有出現惡心、嘔吐、頭暈等情況。②手術室護理質量評價量表：主要涉及護理人員的技術與能力、護理人員的態度、護理效果、護理環境和環節、護理流程等，每一個條目根據Likert5級進行評分，即非常滿意、滿意、一般、不滿意、非常不滿意5個等級，并且一一給出對應分值：5分、4分、3分、2分、1分，另設0分代表該條目不適用。評分越高，表示榮軍病人對手術室護理滿意程度越高。
1．2．2調查方法
在病人完成手術后的第3天進行對手術室護理質量滿意度調查，主要由手術室資深護理人員將調查問卷交給病人，進行全面的講解之后，病人獨立填術室護理質量評價量表的問卷調查。發放10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0份。
1．2．3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1．5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學處理分析，一般資料用頻數、百分數描述，進行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100例病人中，滿意95例，滿意率為95％，其中對手術室護理質量滿意度總體評價為4．28分；病人對護理質量滿意度的影響因素主要為護理人員態度和護理環節、護理流程。
3討論
手術室護理質量是指護理工作為病人提供的護理服務活動符合規定的優劣程度以及護理人員滿足病人需求與期望的效果。護理人員素質的高低決定了手術室護理質量的優劣程度，所謂符合規定是指護理人員的思想素質、動作行為要符合職業道德規范；業務素質和各項操作要符合技術操作規范；要了解服務病人的需求，使手術室護理服務符合病人的滿意程度，并達到應有的效果。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手術室護理質量的內涵在不斷拓寬，包括要樹立整體護理觀念，幫助人們預防疾病，維持健康，為病人提供從生理到心理的整體護理；以護理程序為核心規范各項護理工作；要有扎實的專業知識和熟練的操作技術；手術室護理質量的標準是零缺陷，要杜絕差錯事故，消除安全隱患。
3．1榮軍病人對手術室護理質量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
在院的榮軍病人住院后，其心理變化復雜，如離開戰友的孤獨寂寞感，來到新環境的興奮感，生活中的不快或擔心所患疾病而產生的憂慮等，以上情緒不穩定的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心理，在臨床護理中，人性化護理可以使病人對護理質量產生更高的滿意度，并且對手術室護理質量影響因素有一定的改善作用。當榮軍病人面對手術時，最大的希望就是擺脫病痛的困擾，即使是具有較強自知力的榮軍病人，也同樣急切地希望從病痛中解脫出來。此時，盡快康復，恢復生理、心理的正常功能幾乎成了病人的統一需要。病人把自己生命安全、醫療過程中的安全看成是最重要的需求之一。病人在面對手術前，心理活動十分復雜，對診斷、檢查、治療等行為常心存疑慮，對藥物的毒性作用、手術并發癥、醫院內感染等也是十分顧慮、擔心和恐懼。手術前后一些因素也會使榮軍病人產生較強的安全需求，如護理人員態度、對某些護理環節、護理流程不理解等。由于安全需求，榮軍病人會對手術室護理有一定的要求和期望。尊重是榮軍病人的高層次需求，它并不因病人角色的變化而減弱，由于暫時缺乏，會使其自尊心更強、更敏感，尊重需求更強烈。榮軍病人希望在手術室護理過程中被認識、被理解、被尊重。一些原來軍銜地位較高的病人，常有意或無意地顯示自己的身份地位，以求得到護理人員的重視，而原來軍銜地位較低的病人則希望原來的身份不影響護理人員對他們的態度，要求護理人員一視同仁。由于榮軍病人對正常身心功能的需求派生出對手術成功的關注以及了解有關信息的需求。疾病使榮軍病人的正常活動與交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出現人際隔離和信息隔離，這又使他們產生對社會聯系和交往的需求。病人一方面是在醫院環境中建立新的社會聯系和交際。他們圍繞手術這個中心建立聯系，要和醫生、護士、病友交往，在交往中交換有關治療發展狀況、診斷、治療方面的信息，如疾病的診斷、病因、病程長短、手術后情況等；另一方面是希望保持與原有環境的接觸，他們很想了解原來軍隊中的人和事，想見到自己的戰友和親人，即使臥病在床，也很關心家庭和工作的情況。護理人員良好的態度有助于消除孤獨感和不良情緒。榮軍病人在手術護理中易出現各種生理心理方面的障礙，處于痛苦和困境之中，會更多地表現出情感脆弱的一面，如出現情緒激動、悲傷、行為幼稚等。他們非常需要得到親人、朋友以及護理人員的關心、幫助和照顧。榮軍病人對親友是否探視、護理人員態度如何等都比較在意，在新的醫療環境中，他們希望與周圍的護理人員形成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希望被環境中的其他人接納，這是歸屬和愛的需求在榮軍病人身上的體現，所以護理人員態度對手術室護理質量滿意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3．2提高榮軍病人對手術室護理質量滿意度措施
3．2．1手術室護理的服務文化
為榮軍病人營造心理性審美環境。安全感是病人的一種心理需要，護理人員必須了解病人面臨手術時出現的心理問題。據調查，大多數手術病人是害怕手術中的疼痛，擔心手術的安全性及術后并發癥，這種焦慮、恐懼感會影響手術時病人的配合及術后的適應。手術室夜班護士在早晨病人進入手術室后陪伴其進入手術間，安置好，調節好室溫，安慰病人耐心等待并介紹室內的護士和麻醉師。這能使病人盡快消除陌生感，也為輔助護士進行心理疏導做了鋪墊。優化手術室服務文化，增強團隊實效，提供人性化的手術室護理服務是最終目標。
3．2．2手術室護理的整體性
［論文摘要］自《行政訴訟法》于1990年10月1日施行起，法學界便開始了在我軍建立軍事行政訴訟制度的研究探討工作，成果頗豐。但是目前我國的軍事行政訴訟制度理論研究還處于初始階段，對軍事行政訴訟制度的基礎性核心問題也未能形成一致看法。本文就軍事行政訴訟的概念、軍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以及軍事行政訴訟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及其意義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探討。
自我國《行政訴訟法》頒布實施以來，軍內外的專家、學者即開始研究和探討軍隊內部是否應當適用行政訴訟法、軍事行政行為是否具有可訴性、軍事機關能否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等問題，可惜的是至今仍無定論，甚至沒有形成主流意見。隨著依法治軍方針的確定和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認識到，解決“軍事行政訴訟問題”不僅是大勢所趨，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現實可能，建立軍事行政訴訟制度將對國家和軍隊法治建設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軍隊實行行政訴訟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因此，筆者試就目前軍
事行政訴訟理論中存在的三個基礎理論問題略述管見。
一、關于軍事行政訴訟概念的厘定
由于對軍事行政訴訟要解決哪些主體之間的行政爭議及何種性質的行政爭議有不同理解，所以學術界對軍事行政訴訟的概念尚未形成一致看法。要客觀地對軍事行政訴訟的概念進行厘定，必須對相應的法律關系予以分析，能夠進入軍事行政訴訟研究視野范圍的法律關系大致包括四種：第一種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管理關系，即使存在國防軍事的因素，也不應劃入軍事行政訴訟的范圍；第二種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與軍事機關之間的軍事行政管理關系，很多學者堅持因此種關系而發生的行政爭議應納入軍事行政訴訟的范圍，這與軍事法院目前執行的“屬人管轄”原則不一致。正如前述所言，筆者認為此類糾紛數量有限且在處理時，軍事機關一般移交國家行政機關最終處理，承擔行政法律責任的已不是軍事機關。第三種是軍人及軍事單位與行政機關之間的行政爭議是普通的行政爭議，普通人民法院就可以解決。能夠納入軍事行政訴訟的就只剩下第四種，即軍人、軍事單位與軍事機關之間發生的軍內行政爭議。從軍事行政訴訟主體得出，軍事行政訴訟就是軍人或軍事單位對軍事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而向軍事法院提訟，要求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并由軍事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制度，它是國家行政訴訟制度在軍隊的延伸。
二、關于軍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具體構想
凡事皆雜于利害，司法實踐表明，權利也可能濫用。如果行政相對人濫用行政訴訟權利，無疑會干擾軍隊行政機關的正常工作，影響軍隊行政權威，同時令軍事司法機關增加工作負擔。因此明確軍事行政訴訟案件的受案范圍，是有其重大價值的。
根據已厘定的軍事行政訴訟的概念，能納入軍事行政訴訟的是軍人、軍事單位與軍事機關之間發生的軍內行政爭議。因為涉及軍人、軍事單位與軍事機關糾紛的種類及數量繁多，而軍事法院的承受能力有限，不可能將所有涉及軍人、軍事單位與軍事機關的糾紛都納入軍事行政訴訟的范圍，況且部分軍事行政主體還具有自我監督的機制，所以沒有必要將所有軍事行政糾紛都通過軍事行政訴訟途徑加以解決。科學合理地界定軍事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圍，有利于軍事法院對于軍事行政主體實施有效的司法監督，促進軍事行政主體依法行政。
經過多年的完善，國家行政訴訟制度建設已經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國家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正呈現出逐步擴大之勢。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訴訟法》，其第2章專門規定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其后，分別于1991年7月11日和2000年3月10日開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和《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兩項司法解釋，進一步擴充和優化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軍事行政訴訟案件的受理范圍，應以國家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為主要依據，兩者在總體上應當保持協調一致。同時，由于軍事行政訴訟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軍事行政訴訟制度建立之初，為了軍事行政訴訟活動能夠平穩有序地進行，確保部隊的安全穩定，其受案范圍宜小不宜大。當軍事行政訴訟制度逐步完善之后，其受案范圍可以再行擴大。因此，在目前情況下，軍事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提起的軍事行政訴訟的案件范圍，主要應包括以下方面：1.對軍事行政處罰不服的。如果軍隊保衛部門對某涉嫌違法的軍人實施了行政拘留，而被拘留的軍人認為該軍事行政行為違法，即可提起軍事行政訴訟。
2.對限制人身自由、對財產的查封、扣押等軍事行政強制措施不服的。某軍事行政主體對于涉嫌違紀違法的軍職人員，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將其部分財物當作非法所得而實施查封、扣押，當事人如果對此不服，則可以提起軍事行政訴訟。
3.對頒發許可證和執照的申請，軍事行政主體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假設一名符合條件的軍人，向有關軍隊行政司法機關申請軍隊律師執業證，該機關遲遲不予答復或者拒絕頒發其軍隊律師執業證，該軍人就此可以提起軍事行政訴訟。
4.有關當事人認為軍事行政主體沒有依法給予其相應經濟待遇的。有關軍人住房等涉及軍人經濟待遇的問題，相關的軍事法規政策都有著明確的規定，但在現實中，一些法規政策難以得到徹底貫徹的執行，軍人的權利時常遭受損害。此時權利受損的軍人就可以通過軍事行政訴訟解決問題。
5.軍事行政主體非法干涉軍隊律師的會見權。依據《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的相關規定，軍隊律師有權會見在押的軍人以及軍人犯罪嫌疑人，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看押軍人或軍人犯罪嫌疑人的軍隊保衛部門，如果自行設置障礙，非法阻止軍隊律師會見權的實現，則軍隊律師有權提起軍事行政訴訟。
6.軍事院校學員(此處專指具有軍籍的生長學員或軍隊干部學員，不包括地方委培生)與軍事院校之間因學籍管理、學位頒發以及學費繳納等方面涉及軍事行政管理的問題而產生的糾紛。近年來，在軍事院校中，在職干部學員逐漸占據了絕大多數。入學以后，在職干部學員的人事關系仍然保留在其原所在單位，在職干部學員與軍事院校之間，已經不再是以往那種純粹的內部行政關系。如果這兩者之間，因學籍管理、學位頒發以及學費繳納等方面的問題產生了爭議，在職干部學員有權提起軍事行政訴訟。
三、關于軍隊實行行政訴訟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意義
軍事行政訴訟制度作為一種“體制內”制度，讓軍人受冤屈，或者權利、尊嚴和人權受到損害時能得到一個被保障的途徑，正如同普通公民遭到國家公權利侵害時，通過提起行政訴訟保障個人權利般，這可以說明在我軍建立行政訴訟制度的大環境已經形成，而且該制度的建立不僅必要而且非常有意義。第一，有利于依法治軍方針在軍隊切實得到貫徹實施、推進軍隊行政法治的現實需要，維護了軍隊的穩定。若及時、有效的軍事行政訴訟依法解決問題，則能將軍隊內部矛盾迅速消解。第二，有利于維護軍隊的高度集中統一，通過軍事行政訴訟可將軍事行政主體和相對人的行為統一到國家和軍隊的法律法規中，克服個別部隊組織松散和有法不依的混亂現象。第三，有利于提高軍事機關的工作效率，克服因軍事行政相對人無休止地逐級申訴，導致軍事機關大量的人力、精力和時間被牽扯的弊端。最后，為完善我軍的法制監督體系補上最后一塊拼圖，加強了軍人合法權利的保障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