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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險制度是由政府或法人出資組建保險機構、以存款銀行及其所吸收的存款為參保對象和保險范圍,并由政府對參加保險的形式、保險費率、賠償方式等作出相應規定的一種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作為金融安全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建立并發揮著穩定金融市場的重要作用,但我國目前尚未建立這項制度。本文擬就建立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方案選擇作一探討。
一、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1983年設立中央銀行之前,我國的銀行都是國有“專業”銀行,沒有股份制銀行或民營銀行,更無合資銀行或外資銀行,銀行信貸資金實行統存統貸,財務管理實行統收統支,國家對銀行及其債權人承擔無限責任,當然不需要存款保險制度。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進行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中心,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體系,優勝劣汰這一市場機制已經引入金融市場,商業銀行作為經營貨幣信用的企業實體也會因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因解散、撤消和被法院宣告破產時,應優先支付存款人本息,因此儲戶的利益得到保障。然而,當商業銀行因嚴重虧損等原因破產時,已很難有足夠資金支付所有儲戶的本息。目前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的比例已經很高,有的已出現支付困難,而其負債的一半以上是儲蓄存款,一旦出現銀行倒閉,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廣大儲戶,這無疑會給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和國民經濟的運行造成嚴重損害,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和危機。因此,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保障存款人的利益、穩定金融秩序,已是十分迫切和重要。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高速增長的居民儲蓄需要有效的制度保障。長期以來,居民儲蓄一直是大多數人的首選投資方式,到目前為止,全國居民儲蓄存款已超過10萬億元,而作為信貸資金主要來源的儲蓄存款,也是銀行對億萬儲戶的硬負債,到期必須還本付息。然而,商業銀行資產運用中的風險及風險程度一般存款人并不知曉,這種信息不對稱使得存款人的利益可能變得沒有保障,若銀行倒閉,首當其沖的受害者將是普通存款人。建立了存款保險制度,當商業銀行因種種原因而發生支付困難或倒閉時就能較充分地保護存款人、特別是小額儲戶的利益,避免其遭受重大經濟損失,從而有利于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行。
(二)銀行業的穩定運行需要存款保險。自有資本是銀行抵御金融風險的重要屏障,是衡量銀行信譽的重要指標,銀行經營發生損失,最終只能以自有資本來抵補。一般而言,自有資本比重越高,銀行經營的安全系數越大。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雖資產規模龐大,但資本金嚴重不足,遠遠低于《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最低資本充足率,且其資產質量較差,據估計,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高達25%,某些地區甚至達到40%,銀行業的經營已經出現了高風險的趨勢,一旦因其經營不善論文格式而倒閉,將直接威脅存款人的利益,且極易對社會產生連鎖性的破壞影響。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后,投保銀行出現經營困難時通過存款保險拯救,可以避免擠提風潮,進而避免整個金融體系受個別破產銀行的影響出現大的震蕩,將銀行經營失敗的社會成本降低到最小,實現銀行業的穩定運行。
(三)存款保險是完善銀行業監管的重要方面。銀行監管的目的在于保障銀行業安全經營,其監管措施有三類,即預防性措施、臨時救援措施和事后補救措施,后兩類措施則主要是指存款保險制度。商業銀行參加存款保險后,存款保險機構必然要對被保險銀行的資產運用進行監管,促使其按照穩定性原則開展經營活動;而當投保銀行經營破產或支付困難時,則由存款保險機構進行拯救或直接代為兌付存款,提供事后補救。存款保險制度也就成為銀行業監管體系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銀行業的對外開放需要存款保險。我國的金融市場正處于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2006年底前全面開放金融市場,越來越多的外資銀行將進入中國市場開拓業務。這些外資銀行,大多是私營銀行,其經營狀況除受自身業務的影響外,還受母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其總行和其他分支機構經營狀況的影響。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利益,保證我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有必要由境內存款保險機構對其存款進行保險,而外資銀行為了自身業務的更好發展,也希望中國盡快與國際慣例接軌,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五)頻繁發生的各國銀行危機給我們以警示。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國家頻繁發生的銀行危機充分說明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因經營不善而發生困難以至于破產的事情將難以避免,且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危害和破壞作用極其巨大。我國應吸取其教訓,盡快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防止因銀行擠兌而導致社會動蕩的悲劇在我國發生。
二、建立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思路
我國的存款保險制度應在借鑒發達國家行之有效之處的基礎上,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研究制定,它應該既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又能監督投保銀行的經營活動,以確保金融機構不濫用存款保險制度去進醒過度風險經營,把銀行的信用風險降低到最小,促進銀行業的穩定發展,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建立我國存款保險制度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首先明確存款保險機構的職能。存款保險機構的職能可分為單一職能型和復合職能型。單一職能是指存款保險機構只擔負著保護存款人利益的職責。復合職能則是指存款保險機構除保護存款人利益以外,還對參加保險的投保銀行進行監督、檢查,對經營失敗或有問題的投保銀行提供資金援助等拯救措施。從世界各國存款保險機構的職能演化過程為看,復合職能正在逐步取代單一職能。因此,我國存款保險機構應采取復合職能模式,其基本職能應包括:11保險救助職能。即當投保銀行出現經營或清償力危機時,存款保險機構動用保險基金對其進行救助,防止銀行出現擠兌、破產倒閉和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而導致銀行業出現系統性風險。這是存款保險機構最為重要的職能。21保險補償職能。如果救援無望或救援失敗,存款保險機構通過保險基金補償存款人損失,保護存款人利益,重振公眾對銀行體系的信心。31接管破產銀行職能。即存款保險機構采取轉移投保存款、購買承擔和資助兼并收購等方式構接管破產銀行。41監督職能。包括要求投保銀行定期提供有關報表和資料、對其風險狀況進行稽核監測,其目的在于對投保銀行的經營狀況和有關存款保險的風險狀況進行準確評估。及時防范和發現銀行有無違規經營行為或經營管理不善,并要求其改正。若投保銀行拒絕“道義勸告”或改進不力,存款保險機構有權給予相應的經濟處罰和終止對該銀行的繼續保險,并及時向有關監管部門通報。
(二)設立存款保險機構的一般存款保險機構由政府出資創辦并管理或政府與銀行共同出資創辦并管理、或由銀行業出資創辦行業性質的存款保險機構等三種類型。由政府出資創辦并管理的存款保險機構,其優點是便于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有很大的權威性,但政府獨資建立存款保險機構會進一步加重國家財政壓力,也不利于調動各大銀行參與的積極性。完全由銀行業自行出資創辦存款保險機構,可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但存款保險機構的信譽和宏觀調控能力將會削弱,并且不便于政府的介入。鑒于存款保險制度的重要性,采用政府和銀行業共同出資組建的形式比較好,存款保險機構的業務活動接受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督和控制,同時,參股的各大銀行有權享受存款保險。這樣,既可以提高存款保險機構的信譽和實力,又可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工具,強化其宏觀調控能力。
(三)確立存款保險的對象和范圍。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的大多數國家確定保險對象時以其所在空間地域為原則,即包括本國領土內的全部存款金融機構。就我國銀行業狀況而言,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雖然規模龐大、實力雄厚,但其資產質量低下,與龐大的風險資產相比,自有資本嚴重不足,承擔金融風險沖擊的能力實際上很弱;區域性商業銀行、城市合作銀行及信用合作社規模較小,經營風險十分巨大。顯然,內資銀行是存款保險的主要對象。而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利益及銀行業的穩定運行,中外合資銀行及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也應成為存款保險機構的投保人。因此,存款保險的對象應為我國境內所有經營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存款保險的范圍應確定為居民儲蓄存款和企業單位存款,居民儲蓄是我國銀論文格式行存款資金的最主要部分(占銀行存款的50%以上),也是存款保險的重點所在;銀行存款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企業單位存款,目前企業存款約占金融機構存款總額的37%。兩者之和占金融機構存款總額的90%以上,這兩部分存款有了保障,銀行業的穩定也就有了保證。超級秘書網
(四)選擇存款保險的形式。存款保險的形式可分為:11強制保險方式,即依法規定金融機構必須向存款保險機構投保,如日本、加拿大等國;21自愿投保方式,即是否參加存款保險由銀行自行決定,法律并無強制規定,如德國、意大利等國;31強制與自愿相結合方式,如美國法律規定所有聯邦儲備體系成員的州銀行必須參加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存款保險,非聯邦儲備體系的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可自愿參加。鑒于我國銀業自律比較差,加之我國居民及銀行的風險意識不強,采取自愿參加的形式,許多銀行為了降低經營成本極有可能不參加存款保險,存款保險制度預期目的將無法達到。因此,宜采取強制性保險的方式,即國家通過相關法律規定,要求境內包括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區域性商業銀行、城市合作銀行、信用合作社、民營銀行、外資銀行和合資銀行在內的所有銀行業機構均須參加人民幣存款保險,從而實現保障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業穩定的目的,同時也使得所有的銀行在同一水平上競爭。
(五)明確存款險的標的、金額和賠償方式。不同國家的存款保險制度中規定了各自的保險標的和各不相同的最高保險金額,而存款保險的賠償則有三種不同方式:即全額賠償、部分賠償和分段比例遞減賠償。基于我國居民的金融風險意識尚不很強,單項存款規模小、結構簡單的現狀,遵循保護小額存款、促進存款增長、穩定金融市場的原則,采取分段比例遞減的賠償方式較為適宜,即規定存款保險理賠最高額(現階段可暫定為20萬元),在這一額度內的部分給予100%的賠償,超過最高點的增加額分段按遞減比例賠償。這種全額賠償與部分賠償相結合的方式,可以使存款銀行與存款人之間形成一種聯合保險,促使存款者關注銀行的經營狀況,謹慎選擇銀行,同時督促銀行加強內部控制與管理,增強競爭能力,穩健經營。
(六)合理確定保險費率。存款保險費率有固定費率和浮動費率之分。固定存款保險費率是指保險費率一定,保險費金額取決于存款總額的大小,而與銀行自身的經營狀況、資產風險無關。固定存款保險費率即保險費是按存款規模確定一個固定額。雖然簡便易行,但存在著風險控制缺陷,沒有體現銀行經營的風險狀況,經營好的銀行和經營差的銀行、資產質量好的銀行與論文格式資產質量差的銀行在保險費率上沒有差別。浮動保險費率是依據銀行經營狀況和資產的風險程度不同實行差別費率。保險費率不固定、根據參加存款保險的金融機構的風險評估來確定保險費率,對資本充足率較高、資產質量好的銀行給予較低的保險費率,而對風險程度較大的銀行實行較高的保險費率,可以促進銀行加強自身業務和風險控制,強化銀行的風險意識和穩健運營,并減少商業銀行因參加存款保險而產生的道德風險。浮動保險費率取代固定保險費率已成為存款保險費率的發展方向,考慮到我國銀行業信用風險評估制度尚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初期可實行固定費率,待到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銀行信用風險評估制度后,再逐步改行浮動費率。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1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03(12)1
民間金融市場行為，如站在融資方角度，其實質就是吸收資金的行為。我國民間金融市場以民間借貸為核心，還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資金的融資行為。限于法律約束，民間金融法律治理應堅持民間金融行為在非公開范疇內運行的底線，給予民間金融生存的合法空間，避免民間融資權利與自由的濫用。在民間借貸法律問題的探討中，豆星星教授等認為當前我國民間借貸法治存在一些制度性問題亟需完善：一是民間借貸的利率規范不科學、不完善。應在立法上明確區分經營性借貸和生活性借貸，做出合理的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限額標準，并對超過一定利率限額的高利貸行為設定處罰措施。二是民間借貸行為金融監管嚴重不足。可建立陽光化機制，借助民間借貸備案制等制度設計將民間借貸行為公開化、合法化、有序化。
陳正江教授指出，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與非法集資類刑事案件交織，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現象增多，應從司法機關、政府部門和當事人三個層面對其進行妥善處理：（一）在司法機關層面。嚴格審查借貸關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聯動處置機制，統一金融借貸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準確把握刑法介入民間借貸的空間，盡可能幫助受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二）在政府部門層面。建立健全與司法機關的協同應對機制，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三）在當事人層面。增強投資者金融交易風險意識，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濟機制，應賦予被害人選擇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程序選擇權。陳飛博士認為，與正規金融不同，民間金融通過構建“類信托機制”來實現和滿足其對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中創設的新型民間融資工具“定向集合資金”為例，其運行機理與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對于合格投資者與投資方式等要求都更為寬松，應進一步完善該制度以發揮其積極作用。一是要明確募集資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資于單一法人自身的生產經營性項目。二是要完善財產獨立的制度保障，借鑒證券投資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臺規范定向集合資金會計處理的相關文件，確立定向集合資金為會計核算主體，徹底落實其財產獨立原則。
二、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探討
浙江省銀監局傅平江副局長認為：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應注重市場化導向，尊重私權交易自由和民間金融習慣。一是要通過地方政府、社會中介的充分服務引導規范民間金融，制定合理規則指導民間金融趨利避害。二是要加強教育，增強民間金融參與主體的法律意識、風險意識、誠信意識。浙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丁平練指出，在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中應明確地方政府主管民間金融的職能和能力，優化地方金融管理的體制和機制：一是要強化民間融資市場的行業監管體系和各監管主體間的協調監管機制。通過建立政府部門間民間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做到及時監測、統計和分析民間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加強對存在風險的民間金融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檢查。二是要加強民間金融市場的自律組織、行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自律監管功能。在民間金融市場具體監管制度構建的探討中，呂貞笑等根據《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構建的三類民間融資服務主體和民間借貸備案制度，結合浙江省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的實踐，提出“服務加輕觸式監管”的理念。并認為：民間借貸備案登記制度作為輕觸式監管方式的創新，充分尊重了民間借貸的習俗性與私權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需在與實踐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備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強制備案的標準過高、備案制度的審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區民間借貸備案制度不明確。其二，備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夠，備案材料的證據效力有待商榷，無法通過備案排除非法集資嫌疑，導致借貸雙方備案積極性不高。針對制度本身問題，建議設置可調節、市場化的備案金額標準，確定形式審查為備案審查方式，細化跨地區借貸行為的備案制度；對于外部性問題，建議增強備案制度的積極意義，進一步夯實正向鼓勵措施。
三、民間金融市場信用體系法律制度的探討
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是一個高度依賴于信用的網絡化的動態系統。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頻繁出現的“跑路”事件充分顯示了重塑社會信用體系的現實緊迫性。王琳認為，目前我國信用體系存在諸多不足，如缺乏個人破產制度，缺乏民間信用征信體系、信用數據資源分割、信用信息應用領域狹窄、信用服務行業不規范等。應盡快完善信用體系，形成比較便利、可查詢、可應用的信用信息系統。可在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民間金融信用信息系統，并與目前的企業、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相對接，為放貸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龍博士指出，應以民間借貸信用體系的建立作為民間金融市場信用制度建設的切入點，具體應從如下方面進行制度構建：（一）完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建立民間借貸信用數據庫，收集自然人的個人基本信息、職業、家庭狀況、收入和財產、借貸記錄等關系到個人信用的項目，并實現借貸雙方信息的電子化管理。（二）通過民間擔保機構建立企業信用制度。民間擔保機構應當審核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嚴格自律控制風險。（三）發揮第三方機構信用評級在民間借貸領域的積極作用。幫助民間借貸關系人通過獨立的評價機構正確了解到當事人的信用情況。另一方面，信用評級機構需受到國家法律規范的制約，承擔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義務，對信用機構的失信應有相應的懲戒制度。設計科學合理的信用評估標準是發揮信用評級在民間金融市場積極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認為，考慮到目前銀行融資任占主流格局的實際情況，可由銀行制定中小企業信用評估的標準，將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與信用評估結果聯系起來，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信用評級機制，培育與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業，推動中小企業的信用建設。
四、民間金融市場風險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討
葉良芳教授以互聯網金融為例，指出民間金融市場風險主要表現為：（一）市場風險。因基礎資產價格、利率、匯率等變動而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預期價值未能實現而造成損失。（二）信用風險。因在身份確認、信用評價方面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三）流動性風險。在互聯網金融活動中，沉淀資金如缺乏有效監管和擔保，極易被挪用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從而使資金鏈斷裂、支付危機等風險增高。（四）政策風險。互聯網金融往往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某一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調整會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同一方向的操作選擇，引起共振效應，從而對行業造成系統性沖擊。同時，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術安全與數據安全風險。
在對民間金融市場風險的防范與處置中，應當尊重刑法的謙抑性，合理發揮金融刑法的規制作用：一是要注意窮盡行政監管原則，對于民間金融產品的創新，如果未觸犯現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法規，則可以行政指導的方式予以必要風險提示；游離在違法與犯罪模糊邊界的民間金融行為，具有“二次違法性”，但本質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應當慎用刑罰處罰。二是要堅持底線原則，在民間金融的創新過程中，如果涉及到嚴重的道德風險，觸犯刑事法律法規，則應予以刑罰規制。浙江省高院章恒筑庭長提出發揮司法能動性，防范、化解民間金融市場風險的觀點。一是在企業破產審判方面。通過破產法律制度適用過程中破產制度文化和觀念的推進，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金融環境的改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發揮以及法院對破產審判工作的部署、破產管理人職能的發揮可以有效化解民間金融市場內中小企業擔保鏈、資金鏈危機。例如在破產預重整程序中，采取政府主導的預登記和風險處置制度對接，改善在破產程序中的融資和稅收環境，對重整企業信用記錄進行修復等措施，均可進一步遏制民間金融風險的發生。二是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審判方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只是民間金融市場風險化解的環節之一，僅靠法院處理民間借貸糾紛無法妥善處理民間金融風險。應繼續推進銀企合作以及直接融資中的金融創新，使民間金融走向市場化。
從監管主體來劃分，金融監管框架主要有四種：(1)以美國為代表的混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主要是美國銀行以及儲蓄性金融機構的監管由國家財政部貨幣監管局、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三大聯邦級監管機構和各州監管機構共同負責；證券交易委員會對證券經營機構、證券信息披露機構、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履行監管職能；保險機構由所在各州的保險監管局負責監管。全美保險監督官協會負責協調各州保險立法，保證各州保險法和保險監管的統一性、協調性。(2)以英日為代表的統一監管模式。主要是對于不同的金融行業、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不論是審慎監管，還是業務監管，均是由一個統一的監管機構如中央銀行或是單獨成立的金融監管局來負責。目前韓國、中國臺灣都開始采用這種模式。(3)以巴西為代表的牽頭監管模式，即在實行分業監管的同時，特指定一個監管機構為牽頭監管機構，負責不同監管主體之間的協調工作。(4)以澳大利亞和奧地利為代表的雙峰式監管模式，即設置兩類監管機構，一類負責對所有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以控制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一類負責對不同金融業務進行監管[1]。
二、我國金融監管的發展情況
中國開始是金融集中管理體制，中央銀行負責對整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督，從1998年開始實施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各司其責的分業監管，2003年4月，國務院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由此形成了中央銀行代表中央政府對我國國有重點金融機構進行監督和管理，中國銀行業監督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委員會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金融業務實施監督管理的分工明確、互相協調的金融分業監管體制[2]。從我國實際情況看，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結構不平衡，整體經濟發展水平不高，資本市場還不成熟，市場投機成分仍然較多，金融機構的風險意識和相應的約束機制不健全，整體內控水平不高，金融法規也還不十分健全，金融監管人員綜合素質較低，金融創新處于較低層次，分業監管在我國金融發展初期是必要的。但是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我國金融業將逐步開放，金融混業經營已是發展趨勢，商業銀行進行包括金融衍生業務、各類投資基金第三方托管、各類基金的注冊登記、認購、申購和贖回業務、證券業務、保險業務等；證券公司股民保證金賬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銀行儲蓄存款的功能。在保險業務方面，投資聯結險、萬能險等新的保險業務，既具有投資功能，又具有儲蓄功能[3]。這些金融混業發展的趨勢對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提出了挑戰。
三、我國分業監管模式存在的弊端
(一)分業監管缺乏有效協調機制，不利于信息交流和資源配置
在我國現行分業監管模式下，三家監管機構屬于平行部門，相互沒有隸屬關系，也缺乏為自己和對方約定義務和權利的法律效力，加之各監管主體均是負責其業務模塊下的金融監管，監管主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信息共享程度低；而且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個監管機構的設立容易造成監管設施的重復投資，不利于監管資源的優化配置。盡管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三家金融監管機構在2003年6月形成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旨在以金融監管聯席會議制度來避免重復監管和監管真空，但由于監管協調會不定期召開，并且透明性差而被普遍認為形同虛設[4]。
(二)分業監管易造成監管效率低下
混業經營使銀行業、信托業、證券業、保險業之間的業務劃分日益模糊，金融結構也趨于復雜，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頭監管容易造成多個監管主體對開展某項交叉性業務公司的重復監管，導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各監管主體由于監管側重范圍不同易造成沖突，往往不能及時發現風險和有效控制風險，容易導致監管疏漏和監管缺位同時并存，不利于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三)分業監管阻礙金融創新
我國監管形式主要以審批制為主，目前的金融創新產品主要是融合不同領域的產品而研發的，而在當前分業監管模式下，由于各監管機構只對自己負責的范圍比較了解，需要通過部門間多次協調商討才能作出決定，增大了監管時滯和協調成本，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時間對金融創新尤為重要，這種低效率的監管將逐漸不適應國際金融的發展。同時，分業監管還容易造成監管部門因為業務的局限盲目擴大新產品的風險，抑制金融創新。
(四)不利于監管業務多元化的外資金融機構
2007年我國金融市場全面對外資開放后，大量外資銀行不斷涌入中國市場，或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或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的混業經營模式給國內金融機構帶來巨大壓力，國內金融機構為提高競爭力，發展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業監管模式下存在許多監管空白和盲區。金融控股公司為逃避不同監管主體的監管，有可能利用自身業務的模糊界限在下屬各子公司之間轉移資產，或將某一特別的服務項目或產品置于監管成本最小或監管最寬松的領域，從而產生“監管套利”引起的監管真空。這對目前中國的分業監管模式來說，都是一個挑戰。
四、我國當前金融監管的重要工作
(一)更新金融監管理念，建立有效的信息協調與信息共享機制
可以建立綜合大型的數據庫，由各監管機構提供監管中獲得的數據和信息，由牽頭機構負責維護該數據庫和向有需要的監管機構提供數據，通過法律加以約束，保證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制度，交流分析銀行、證券、保險業務發展與合作的新情況、新問題，建立公告制度、通報制度、督辦制度、咨詢制度、金融機構整體測評制度等，從而減少業務交叉和重復、提高監管效率。在信息披露方面，要充分發揮信息披露制度的市場化風險防范作用，重視輿論監督，依靠市場力量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約束。
(二)加強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建設，控制金融機構經營風險，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由于混業經營必將大大增加混業經營機構的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而行之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可以起到防范和化解這些風險的作用。因此當前監管重點就是要督促銀行、證券和保險各監管機構努力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通過建立科學有效的綜合評價體系和權責制衡機制，提高獨立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和監管能力，同時，各監管機構應加快監管方式電子化的步伐，努力實現監管標準的國際化和現代化。
(三)加強國際合作，不斷創新監管制度
中國的金融監管發展還不成熟，監管體系還不完善，相關法律制度也不健全，在向混業經營過渡和中國金融市場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要加強國際合作，廣泛參加國際聯絡和信息交流，通過參加國際性金融監管組織，進行金融監管的雙邊或多邊合作，對跨國金融機構進行聯合監督及金融監管國際規范的推廣應用等，積累監管經驗，從而對我國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創新，完善監管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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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謝云英.綜合經營趨勢下我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J].福建金融，2008，(7):24-27.
關鍵詞：金融穩定；存款保險制度；逆向選擇；道德風險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而金融穩定則關系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金融穩定是指金融體系處于能夠有效發揮其關鍵功能的狀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墨西哥、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相繼出現金融動蕩,造成巨大經濟損失,有的甚至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日益重視金融風險的評估和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建設,著力構建能夠抵御金融風險威脅、維護金融穩定的金融“安全網”,提高防范金融風險、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一、實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存款保險制度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合法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而設立專門的存款保險機構,作為投保機構,各存款性金融機構向保險機構強制或自愿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繳納保險費,當投保機構面臨危機或破產時,保險機構向其提供流動性資助或代替破產機構在規定的限度內對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在我國,長期以來并不存在明確的存款保險制度,但從近年來發生的金融機構破產案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存款金融機構與政府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隱性的存款保護。隱性存款保險在保護存款者利益以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然而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隱性存款保險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
首先,不利于公平競爭。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比,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雖然服務好、不良資產率低、效率高,但由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有國家信用作保障,存款者不用擔心銀行倒閉會給自己帶來損失,這就加大了股份制銀行的籌資成本,由此造成了大銀行與中小銀行不公平競爭的局面,抑制了新興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不利于提高中國銀行體系的活力。
其次,不能合理處置問題銀行,加大了處理的成本。由于隱性的存款保險沒有明顯的規定制度,缺乏市場化的機制,因而在處理中機制不夠靈活。一般是在發生危機后,人民銀行、地方政府等機構才實地商量解決的對策,而且因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作支持、各種專業人員的配合等原因,大大延遲了處理有問題銀行的時機。
第三,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趨勢相悖。當前我國所采用的以國家信用為保證,對個人儲蓄存款實行全額保險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一是額外加大了國家財政的負擔,二是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市場退出機制。隨著入世保護期的結束,外資銀行的紛紛涌入,中國未來的金融體系將呈現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仍采用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就會使民營銀行不能健康發展,而且會出現外資銀行“搭便車”的現象等。
因此,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對銀行體系改革的深入,以國家信用擔保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已漸漸不能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建立對經濟主體的合理激勵機制,推行公開公平、設計合理的存款保險制度對于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以及推進金融改革有著積極的作用。所以,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迫在眉睫,也恰逢其時。
二、在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措施建議
雖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現行條件還不完全具備,但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步伐卻并未減慢。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已經在積極進行改革和調整,已初步完成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并穩步實施上市計劃,大批中小銀行也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它們迫切需要存款保險的服務來提高信譽,尋求更深層次的發展,而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的隱性存款保險已經不適合當前金融發展和金融穩定的需要。因此,成立國家存款保險機構,在事前采取防范風險的管理措施,事后引入風險責任判斷標準,引導商業銀行向著健康的方向開展業務積極創造條件,在當前顯得尤為必要。
1.深化銀行改革,完善監管機制。存款保險機構主要是為了保護存款人,而不是為了保護銀行不破產,為了代表存款人更好地運用專業化手段來監督銀行的風險狀況。因而,不能片面強調存款保險機構的風險承受能力,也不能高估其風險承擔能力。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金融業快速發展的要求,無論是監管手段還是能力,都無法滿足有效監管金融機構經營風險的需要。因此,應盡快建立金融機構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對銀行業實行全方位監管。央行要發揮維護金融穩定的主導作用,對商業銀行開展“窗口指導”,引導信貸投向,減少道德風險。建立新的監管方法和程序,提高監管質量以及完善監管體系,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積極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保障金融業的穩健運行。央行還可以通過完善征信管理,向銀行和銀行監管及存款保險部門提供風險預警;銀行監管及存款保險部門根據央行預警限制信貸資金向高風險行業集中。在處置金融機構風險上,存款保險機構在保持相當的獨立性的同時,加強與央行和銀監會的協調。存款保險機構與央行、銀監會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機制是否有效,將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問題銀行的處置速度和成本。
2.為存款保險制度建設和機構設立提供政策與法律支持。我國政府應制定和出臺“存款保險法”,使存款保險規范化和制度化。用法律來保證存款保險制度的貫徹實施,保障存款保險機構的獨立性和存款保險業務的安全動作。中央政府應對存款保險制度提供政策支持,以提高存款保險制度的公信度。
3.實施強制投保政策。一是防止出現逆向選擇問題,即只有風險較大的銀行才去參保。產生逆向選擇的原因之一就是實行自愿投保。如果規定所有的商業銀行都必須加入存款保險體系,逆向選擇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二是有利于相互監督,當所有銀行都出保費,那么經營好的銀行就有激勵去監督經營不好的銀行。三是可防止自愿投保方式下銀行內部存款的大規模轉移。四是有助于保險基金規模的擴大。
4.實行差別保費制度。隨著銀行業務的不斷創新以及種類的多樣化,統一的保險費率已經不能準確地反映銀行資產的風險變化,因此,實行對不同風險的商業銀行征收不同保費的差別費率已成為共識。美國FDIC基于CAMEL評級研究的“與風險相聯系的保險費率制度”,已經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實施差別保費制度,相當于建立了一個正向激勵機制。對那些經營狀況較好、風險較低的商業銀行來講,由于保費相對較低,這就保持了其經營的積極性;對于那些經營較差的商業銀行,為了降低保險費率,或者說為了降低經營成本,也會努力改善經營狀況,加大風險防范的力度,降低自身的風險,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道德風險問題。我國目前尚未建立統一的銀行評級標準制度,對銀行的風險評估體系還不夠健全,因而在實際的操作中對各銀行風險的判定就十分困難。因此可按銀行的資本化狀況,同時參考經營管理水平、財務狀況、資產風險比例等實行差別費率。資本充足率高、經營狀況好的銀行可繳納較少的保費,反之亦然。而且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的初期,應確定較少的費率級別,費率的級差也應當較小,但要規定一個明確的費率調整時間表,逐步過渡到完善的差別保險費率制度。
5.實施動態的保費制度。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其風險狀況隨著其經營策略與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如果商業銀行的風險發生變化,保險費用卻沒有調整,一方面對其他的商業銀行來說有失公平,另一方面會加大存款保險機構與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對投保的商業銀行實施動態的保費制度,隨時根據其風險的變化調整其保險費用,不但能保持公平,而且促使商業銀行加強自身風險管理,始終把風險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6.設定保險范圍。一方面要設立賠償金額范圍,制定一個限額:在限額以下的存款才能得到全額賠付,超過此限額的存款只能得到部分賠償,或者不賠償。這種全額賠償和部分賠償相結合的方式,既可以充分保護廣大中小儲戶的利益,又能避免對市場紀律的削弱,使存款人依舊要注重風險的控制。設立理賠限額不宜過高,否則會引發道德風險。世界上保險限額平均是GDP的3倍,按此標準中國的保險限額不到3萬元。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高儲蓄率,金融資產主要是以存款的形式持有,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健全,加上我國部分中小金融機構管理水平低,抵御風險的能力較弱,若按上述比例確定保險限額顯得偏低,保護面不足。為了維護廣大存款者的利益,可適當調整限額,至少讓90%以上的存款者得到全額賠付,將存款保險最高限額規定為10萬元,對10萬元以內的存款全額保險,超過10萬元的采用遞減比例賠償是可行的選擇。
另一方面,對存款的種類也要設限制,只對銀行存款中的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儲蓄存款提供保險,而同業存款、外幣存款、大額存單、境外金融中心存款等都不在保護之列。這種風險共擔機制,使存款人與商業銀行仍然要注重風險控制,從而避免道德風險的發生。
應逐步強化存款保險機構的監督權利和責任,加強對投保商業銀行的監管力度。監管是避免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的有效對策。強化存款保險機構的權利,檢查投保機構的經營風險,隨時根據其經營與風險狀況調整其風險等級,進而調整其保險費用;有權取消經營不善和非法經營者的保險資格,對問題銀行實施兼并、收購和救助等。
三、結束語
根據我國現實情況,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國實施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性。存款保險制度的本意是通過防止擠兌使得銀行體系更加安全,但如果設計不合理,結果可能會削弱銀行系統的穩定性,從而加大銀行倒閉的可能。可從存款保險法律建立、實施強制性存款保險、規定最高理賠限額、實行差別化費率等六個方面設計適合我國現狀的有效的存款保險制度。
參考文獻:
1．何光輝.存款保險制度研究．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65-73.
關鍵詞：金融改革正式金融非正式金融
農業發展在我國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三農”問題在我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在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農村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
一、農村金融改革發展的歷程
1979年，我國進行了經濟改革，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從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向非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轉型。我國從1979年開始，對金融部門的投入產出品市場進行了改革。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調整階段。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第四次得以恢復，隨著改革后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銀行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1982年國家否定了信用社的雙重管理體制，重申信用社合作應堅持合作金融組織的性質，并先后進行了以搞活業務為中心、恢復和加強信用社“三性”（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理順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社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農業銀行開始了企業化運營。1984年，國家指出必須抓緊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體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辦成真正的集體所有的合作金融組織。1984年到1988年，通過全面推進農村信用社恢復合作金融組織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貸業務、自有資金積累快速增長。這一期間農村信用社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第二階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頓階段，1988年我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我國實行了緊縮財政和緊縮信貸的“雙緊”方針，信用社進入了整頓階段，初步改變了信用社即是集體金融又是國家銀行基層機構的組織管理體制，內部經營機制逐步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轉變，初步理順了農業銀行與信用社之間的關系。但在宏觀緊縮的情況下，原來對農村信用社松綁的種種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計劃、允許多存多貸等），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同時，信用社還要承擔保值儲蓄、購買金融債券的政策性虧損，再加上信用社內部管理的不規范，信貸資產的質量不高，非正常貸款比重高，貸款收息低，導致農村信用社經營虧損日益嚴重。除了對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其任務是為農產品收購、消除貧困和農業發展提供政策性貸款。在中國農業銀行接管了農業銀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體制改革明確了農業銀行改革的方向是國有商業銀行，以盈利最大化為其經營目標，按照盈利性、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從事經營管理。本著追求利潤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傾向于貸款給優質客戶，另一方面由于農村設置分支機構需要的成本遠大于收益，因此其網點逐步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收縮。
第三個階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階段。1996年，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宣布了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脫鉤，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形成了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隨著1996年政策性資產組合的分離，中國農業銀行就成為了國有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規定，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必須對自己的虧損負責，國家將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們在放款方面變得小心起來，導致農戶和鄉鎮企業的融資渠道變窄，進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較低的利息率為農戶在信用社和農業銀行的儲蓄提供了負面的刺激，這樣就刺激了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產生，比如農村合作基金會等。
第四個階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獨立發展階段。2003年出臺的《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辦成由農民、農村工商戶和各類經濟組織入股，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服務的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今年的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現代的農村金融制度的決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遺留下來的問題
農村的發展使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實行城市化工業化的趕超戰略而攫取了大量的農村剩余，使城鄉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鄉二元化的局面。農村作為城市的“補給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發展縮小差距，則城鄉的發展脫節，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在農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歷程中，我們發現所有問題所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如何滿足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改變，鄉鎮企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這些新的經濟成分在自有資金無法滿足其擴展經營的需求時，就成為了市場資金的需求者。雖然國家銀行和信用社能夠解決部分資金需求，但無法滿足其日益膨脹的需求。在農村實行后，千千萬萬獨立生產的農戶也成了資金的需求者。對大多數農戶而言信用社幾乎是他們謀求外部資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農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滿足廣大農戶的資金需求。那么，鄉鎮企業、農戶，以及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等對資金的需求因該從何而來？
在農村金融改革中，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臨農村信貸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無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層去顧及農戶的資本金融需求，不與農戶直接發生信貸業務關系。其次，農業銀行經營明確向商業化方向轉變，這一轉變的結果是，近年來農業銀行分支機構向城市收縮，設在鄉鎮的分支機構被大量撤并，因此難以支持農業及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再次，農村信用社在于農業銀行行社“脫鉤”時，被動的承擔了大量的呆賬，造成了我國農村信用社歷史負擔嚴重，沒有能力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機構都難以滿足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和服務時，在客觀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組織的出現。農村金融機構因為要承擔來自經濟再生產過程和自然再生產過程可能帶來的雙重壓力，加上農村中農戶居住分散，貸款規模小，國有銀行一般不愿向農業企業貸款。而民間金融是由農村內部自發生成的，具有微觀信息靈敏的特征，借貸雙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費用的降低。民間金融組織是在農村土生土長起來的，與經濟主體之間具有雙向的利害關系，與正規金融機構相比，他們具有信息成本優勢。雖然民間金融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規范以及發展過快，使得民間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私人錢莊很多，高利貸發生率高等，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
三、解決農村問題的思路
中國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應該明確，發展農村的目標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要發展農村的經濟首先就要發展農村的金融，為發展農村的經濟提供資金。農業的產業化、農村產業的多元化和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是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是發展農村的基本條件。十七屆三中全會在《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到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允許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從金融機構融入資金，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可見，當務之急是為解決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使融資的來源合法化規范化。鄉村銀行體系的建立應當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對現有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進行系統性的改革，使之在運行機制和內部制度建設方面更有激勵為鄉鎮企業融資服務，另一方面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適當的規范發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金融創新；新金融工具；會計制度；措施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創新成為當今世界競爭與發展的顯著特征。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體系逐步建立，新的金融工具如遠期合約、期貨合約、掉期交易等層出不窮。解決好金融創新中的會計問題，對確保金融穩健運行、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協調發展至關重要。為更好地發揮金融創新活躍市場的作用，筆者將就金融創新中的會計制度建設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相應對策，以進一步促進中國金融業的發展。
一、中國金融會計制度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始終保持穩健發展的良好勢頭，金融體制改革加快推進，金融會計制度不斷完善，對金融業穩健運行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對于現代經濟對金融發展的要求而言，中國金融會計制度仍存在不少問題。
（一）金融會計制度不適應性的幾個表現
1.對金融業特殊性不夠適應。其主要體現在制度規定過于籠統，強調金融業同其他行業會計制度的一致性，在資產、負債、中間業務的規范上，會計科目過于概括，尤其是忽視了銀行業支付清算業務的特點，帶來了現行會計科目在實務操作中可行性差的共性問題。
2.對賬務處理規范性不夠適應。主要是制度規定不細致，賬務處理隨意性較大。現行金融會計制度在不少金融業務會計處理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模糊現象，易造成會計人員理解上的差異和操作上的無所適從或隨意性，不同系統或單位會計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響。
3.對會計電算化不夠適應。現行金融業會計制度主要是基于長期以來傳統的手工操作方式設計的，需要根據會計核算手段的變化進行重新設計。這一滯后使得目前各行會計資料異常復雜和不規范，會計基礎數據難以實現標準化。
4.對穩健性要求不夠適應。主要體現在會計制度支撐不足。一方面穩健性原則執行不到位。貸款呆賬準備的提取沒有按照貸款的質量狀況和貸款的風險度進行提高，貸款風險分類在會計核算上的體現不全面。對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法限制較死，易造成企業前期虛增利潤、資產超期服役的現象。另一方面，金融會計內部控制制度不完善。機構設置上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內部治理結構不健全，會計體系不完善，時有濫用會計科目、賬務核對制度執行不嚴的問題發生。
（二）新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帶來的新挑戰
20世紀80年代以來，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帶來了金融市場活躍發展的局面。一方面，衍生性金融產品大多具有以小搏大的高杠桿效應，十倍或數十倍的巨額收益吸引著大量的投資者；另一方面，新金融工具籌資成本低，融資手段多樣化，既為資金需求者提供廉價的多種融資手段，又為投資者提供防范和規避投資風險的多種選擇。新金融工具自身的特點，對傳統會計提出了新的挑戰。
1.要求規范相應配套的會計制度。新金融工具的出現，使金融會計面臨著確認、計量和揭示的新問題，尤為突出的是缺乏與金融衍生工具相配套的規范的會計。這些新的金融工具發展較快，種類繁多，不同種類金融工具的性質、條件、金額、期限均不相同，風險程度也不同，金融會計對它的反映、控制能力不足，造成相當部分新金融工具被排除在財務報表之外，這些資產負債表外項目對報告使用者構成了隱藏的潛在隱患，存在資產負債表外損失的風險。
2.要求改變傳統的會計原則。傳統會計的主要任務是報告實際已經發生的經濟業務，在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和報告過程中，貫徹客觀性、穩健性、歷史成本等相關原則。而新金融工具會計的主要任務是預測性報告尚未發生、將來發生后才能精確核對的經濟業務，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就帶來了會計制度設計基點上的分歧，傳統的會計制度在原則上受到影響。
3.要求改變傳統的會計計價基礎。傳統會計主要以歷史成本作為計價基礎，所有會計要素的計量均采用歷史成本，在客觀形成的基礎上對已經實際發生的經濟業務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因而計量模式講求精準，計量結果具有確定性。對新金融工具會計要素的計量，由于不存在歷史成本問題，因而改變了傳統會計的計價基礎，更多地依賴經驗數據和知識性、規律性預測，其計價基礎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
4.要求改變傳統的會計報告體系。傳統會計報表主要報告會計主體源于過去的交易及事項的會計信息，報表體系、報表內部結構及其項目均無法完全滿足新金融工具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就要求對傳統會計的報告體系從結構設計、項目內容和關聯性等方面進行大的調整，否則將難以體現報告體系的實際價值。
5.要求改變傳統的會計要素構成。在傳統會計制度下，所有資產和負債確認的基本前提條件是要符合會計要素的定義，對其未來經濟利益的測算，從企業的流入和流出都必須來自過去的交易或事項。而對新金融工具來說，其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則來自雙方簽定的契約，規定的是未來的經濟活動，不能據以確認購銷業務。傳統會計要素已經不能適應新金融工具會計對信息披露的要求。
由上可知，金融產品創新對傳統會計帶來的挑戰是原則性、根本性和全方位的，需要對傳統會計制度從設計原則、計價基礎、報告體系和會計要素等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進行調整，逐步建立體現金融創新特點的會計制度。
二、金融會計制度創新的思路
（一）把握金融會計制度設計的基本點
1.強化理論基礎支撐。金融會計制度的理論基礎主要涉及哲學、經濟學、管理學與法學等方面。其中，哲學作為方法論，是構建會計制度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石；經濟學和管理學作為會計學的基礎學科，是構建會計制度目標的兩大支柱；法學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是構建會計制度思想的支柱。經驗表明，任何一項會計制度都是一定環境的產物，不同環境造就了不同內容和形式的會計制度，產生了法典式、規章式、混合式和社會式等會計制度模式。從中國會計環境出發，應該繼續堅持規章式會計制度模式。
2.體現制度設計的多重性。不同層次的會計制度，其設計主體也不盡相同。規章級會計制度的設計主體可以是財政部、國務院其他部委或地方人民政府，企業內部會計制度的設計主體是企業本身。
3.堅持科學性與有效性相結合。在會計制度設計過程中應遵循一定的設計原則，包括符合政府要求、考慮企業特點、采用綜合導向、實施國際協調、堅持穩定適用、供求平衡以及遵循成本效益等方面。
4.遵循會計制度的基本規律。會計制度的規律性主要表現為：會計制度的構建離不開會計制度概念框架的支持，會計工作的正常秩序離不開會計制度的規范，會計制度的規范內容有賴于會計實踐，會計制度的繁簡程度有賴于政府政策，會計制度的運作方式有賴于文化背景，會計制度的國際協調源于經濟全球化等。
5.重視信息技術應用。信息技術既推動了會計制度變革，又給會計實務、會計理論和會計制度帶來了較大的沖擊。計算機的出現，將原來的手工會計改變為計算機會計，因特網的普及和發展，產生了電子商務、ERP，形成了財務業務一體化，并引發了網絡會計的發展趨勢，由此必然引起相關會計理論和會計制度的重新思考與調整。
6.擴大信息量，減少不確定性。符號經濟的不確定性有兩類：一類是初級的，即由自然的隨機變化和消費者偏好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另一類是次級的，即由信息的不對稱而引起的不確定性。前者系經濟體系之外的力量所引起的，具有根本的不確定性；而后者則是經濟體系中內生的。信息是不確定性的負量度，減少不確定性必須獲取和處理更多信息。制度決定著信息的提供、處理、傳遞、分布及信息本身的準確性，成為對抗不確定性的有效手段，為突破個人不確定性的理解力和結算力限度、規避風險提供了現實途徑。（二）正確處理金融會計制度創新中的協調性問題
1.金融業系統內會計制度與金融業統一會計制度的協調。金融業統一會計制度的修訂應經過充分醞釀論證，保證其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盡量減少金融業各系統內部的補充制度。從務實的角度確定金融企業會計制度的完善內容，既要適應金融業務的需要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既要突出重點又要注意基本的技術層面，既要考慮中國經濟環境又要體現國際慣例，保證金融業統一會計制度在各系統內的適用性，以及各系統切實按統一會計制度從事會計工作。這樣，一則可以使各系統有權威性的參照依據，二則可以保證各系統會計信息與平時賬務處理的一致性，便于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披露真實全面的會計信息。
2.金融業會計制度的國際協調。資本市場是市場體系的核心，資本市場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公平和效率是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的基本準則，資本市場的順利運作和健康發展有賴于會計及其信息披露的質量。目前，會計的國際協調得到了大多數國家及有關國際性組織的支持，成為各國政府增強本國資本市場的融資能力、跨國上市和發行證券的公司企業降低國際資本市場籌資成本和提高籌資效率的重要途徑。財務信息的真實、可靠、透明、可比和充分披露成為各國政府、財務信息提供者、財務信息使用者和有關國際性組織的一致性要求。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其程序和會計方法具有可通用性，各國在同類經濟業務的會計處理方面差異并不大，其國際協調存在現實性。
（三）建立穩定性與應變性相結合的機制
會計制度作為一種會計規范，一方面要求保持穩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經營方式、新的金融業務不斷涌現，會計制度也必須及時修訂與完善。建立穩定性與應變性相結合的機制，有效防止由于會計制度的滯后影響金融業務的發展或導致金融會計信息的失真或混亂，是金融會計制度改革的前提和關鍵。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會計制度的本質是節約交易成本。會計制度具有濃縮的特征，是內生性的“共有信念”，所有的交易主體從這些濃縮的信息中受益。這種“共有信念”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當隨機變量因素作用過大以至于動搖了信任基礎的時候，就容易出現大的偏離，產生“誠信危機”。為了防止陷入危機的惡性均衡，會計制度要通過糾錯機制進行“補漏”，這既是制度完善的要求，也是制度演進的動力。按照演進博弈論，會計制度是在反復博弈中形成的漸進穩定動態均衡，即“進化均衡”，規則決策與“混合策略決策”相對應。這表明，正是隨機因素的累積，而不是純粹的競爭本身，確保了有效結果的長期穩定性。這一多重進化均衡，決定會計制度必然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在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條件下，隨機因素不斷增加，會計制度的動態博弈過程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明顯。知識經濟為合同的可實施性在技術上提供了保障，這就使得一些原本不可能的制度創新成為可能。可以預見，由技術創新帶來的成本—收益相對變化必然會帶來會計制度的創新，催生新的運行機制，成為與知識經濟博弈的演進動力。
三、積極應對新金融工具挑戰的對策措施
從當前中國金融發展的現實看，需要特別關注解決新金融工具的會計問題。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做法，應對新金融工具對傳統會計的挑戰，需要從以下幾方面采取措施。
1.對會計原則進行重大調整。考慮到會計所確認和計量的業務特點，采取區別對待、分類指導的辦法，確立適宜的會計原則。對已經發生的經濟業務的會計確認和計量，仍應堅持現行的一系列會計原則，以確保這類會計信息的質量；對新金融工具業務的確認和計量，借鑒國際通行的做法，采用與傳統會計相區別的原則，更加強調和注重相關性原則和重要性原則。對新金融工具的會計計價，應調整傳統會計堅持的歷史成本原則，針對該類業務風險大、不確定因素多等特點，確立并堅持公允價值原則，并形成根據市場進行適度調整的機制，著力提高信息的相關性。
2.采用多重化的計價基礎。傳統會計采用歷史成本作為計價基礎，具有客觀性、精確性等優點，應繼續堅持并不斷完善。根據新金融工具不存在歷史成本的情況，其會計計價最可行的辦法是按公允價值進行計價。從國外經驗看，不論是金融資產和負債的初始確認的計價，還是在新金融工具契約生效后的財務報表日對金融資產和負債的計價，均可采用公允價值進行計價。這樣，會計的計價基礎就不再是單一的歷史成本，而至少是以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并存的雙重計價基礎，不同的會計計價基礎適應著不同的經濟業務的計價要求，更符合金融發展的客觀實際。需要強調的是，理論界有人主張按持有目的對金融工具進行分類并分別以不同的計價標準來計價。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在實務操作中難以實現。金融工具分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金融工具創新更是源源不斷，尤其是對合成金融工具的歸類計價難度很大。
綠色金融在國內尚屬新生事物，研究也并不成熟。而事實上，綠色金融概念在國際金融業界已使用多年。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政府發揮其創造性思維把環境影響因素引入到金融創新之中，研究如何有效評估環境風險，從而開發出成功的環境金融產品，并形成合適的產品結構，以此獲得發展循環經濟、保護環境的充足資金。
二、綠色金融立法的必要性
1．實施綠色金融是金融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金融行業應將對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統一的追求自覺納入自身的發展目標之中。金融業要發揮好配置和調控資源的作用，利用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為增加企業盈利和納稅的同時，更要利用提供審慎的金融專業服務的時機促進企業降低能耗、節能減排、革新技術以此增加社會福利。
2．實施綠色金融有利于促進環境保護
盲目追求行業發展和地方政府政績，全國各地的高污染高排放行業仍然遍地開花，增速偏快。馬克思曾說過：“貨幣是最大的推動力。”這些行業迅速擴張的背后，金融業的商業貸款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各類金融機構能采取相關措施對此類貸款進行嚴格控制，將迫使污染企業重視環保問題，如在審批程序中加入環評制度，對違規違超限企業從融資根源上進行控制。使企業的發展及經營加大環保投入，實現企業盈利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3．實施綠色金融有助于強化金融業環境風險控制
營利是金融行業的主要目的，因此金融風險控制在其日常運營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活動之安全性與企業環境狀況之穩定性間的相互關系也逐漸喚起各方的關注。面對我國的依舊嚴重環境問題，不論是從中央還是地方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實行企業的環境責任也迫在眉睫。企業濫用金融行業的貸款融資，給金融業自身造成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4．實施綠色金融有利于順應接軌國際潮流之“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是全球主要金融機構參照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健康與安全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業基準，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該原則倡導金融機構對于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應盡到審慎性核查義務，只有在融資申請方能夠證明項目執行對社會和環境負責的前提下，金融機構才提供融資，該原則已成為各國銀行可持續金融運作的行動指南。赤道原則作為國際實施綠色信貸的通行準則，已經在各大金融機構中得到充分實踐。為便于國際社會交往、順利地參與國際融資項目，我國金融行業有必要根據赤道原則的要求，建立有關的綠色信貸機制。
三、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實踐
1．我國綠色金融實踐概況
我國在綠色金融領域的時間比發達國家起步晚。興業銀行作為國內首家“赤道銀行”、綠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導者，2005年與國際金融公司（IFC）設計能效融資項目產品，也成為國際金融公司首期中國能效融資項目唯一一家合作銀行2006年，國內首家推出能效項目融資產品；2007年，在國內首家推出碳金融綜合服務；2008年，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成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2009年，國內首家成立可持續金融專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2010年，將綠色金融從企業項目領域延伸到個人消費領域，在全國首發低碳信用卡；2011年，發放國內首筆碳資產質押貸款，排污權抵押授信等創新性的綠色信貸產品也陸續落地；2012年，升格可持續金融中心為總行一級部門，成立可持續金融部，全方位統籌發展綠色金融業務。而后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等商業銀行也相繼提出綠色金融的發展理念，并在操作層面上制定具體措施，推出了綠色金融產品。發展到現在，我國形成了以銀行綠色信貸為主，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三種發展方式為支撐的綠色金融。
2．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實踐
伴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成為我國綠色金融立法發展比較迅速的階段。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要求國內金融機構要將支持國民經濟發展同保護環境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相結合，并把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作為銀行向企業貸款考慮的因素。2001年6月，原國家經貿委、中國人民銀行等八部委聯合《關于加快發展環保產業的意見》。該意見強調加快發展環保產業是我國國家產業政策，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和各商業銀行應該對有關政策制定出相應法律法規，要發揮金融手段的杠桿優勢大力扶持和優先發展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產業，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三者的有機統一。2007年7月，原國家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聯合制定并頒布了《關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業貸款風險的通知》，標志著我國正式實施綠色信貸的開始，同年七月三部門再次聯合頒布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2008年1月，環境保護部與國際金融公司簽署協議，來合作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信貸指南，為深化我國綠色信貸發展提供技術與智力支持。2009年1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以督促國內銀行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促進社會、經濟、環境和諧可持續發展。
四、我國綠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1．我國綠色金融法律體系的不足
一是立法層次低。近些年我國的綠色金融立法雖有很大的進步，但可以看出，現有的關于綠色金融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主體主要是國務院及有關部委，沒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制定的專門綠色金融法律。位階較低的法律文件，多具有政策指導性、宣示性，缺乏法律本應具有的強制力和權威性；二是內容不全面。起步較晚導致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內容欠缺、滯后，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立法還僅局限于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方面，其他制度缺乏；三是可操作性不強。縱觀我國現有的綠色金融立法，多是宏觀性、原則性規定為主的部委意見和指引，因而實踐中難于執行和落實，操作性不強；四是缺少相關法律責任規定。從法的強制性角度，責任制度作為經濟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奠定了經濟法律關系保護的實體法基礎。現階段，我國綠色金融立法的條例條款規定都以建議和宣示性的聲明要求各金融機構認真貫徹執行，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度和懲罰手段，以致于規定無法落到實處。綜上，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綠色金融法律制度，應對政策調整和現實問題而出臺的意見和指導性文件難以形成縝密邏輯的法律體系，更難以肩負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為綠色金融良好向上發展提供金融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撐的重任。存在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國綠色金融立法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13億中華兒女都為建設美麗中國奮斗之時，我們應大力加強綠色金融立法，落實現有規定措施，用科學完善的法律制度積極推動引導綠色金融在全社會的實施。
2．完善我國綠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設想
①出臺《綠色金融促進法》。
要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確體現中央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精神為指導思想，以保障金融行業穩健運行為直接目的，把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的。除了明確綠色金融等定義，還要明確監督機關主體和各主體的監督管理職責。在激勵措施方面，可全面運用利率政策，稅收政策，授信額度等措施建立相關獎勵機制，扶持工藝、設備、技術高的企業。法律責任方面，規定金融企業因違法本法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對主管人員或者其他責任人員不履行監督職責的，依法給予相應處分。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②完善綠色信貸制度。
金融機構要深刻認識實施綠色信貸，及時處境經濟與社會環境和可持續協調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要求，也是銀行優化信貸結構、降低信貸風險的內在要求。要建立貸款項目環境風險審查評估制度，從源頭防范環境風險以保障信貸安全。嚴格規定貸款人的注意義務，要將環保標準與信貸風險管理要求落實到客戶調查、授信、項目評估、信貸審查、貸后管理的環節。若未盡到有關注意義務，相關責任人要承擔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法律責任。
③完善政策性銀行法律制度。
日本的經驗很值得借鑒，日本投資銀行是注冊超過100億美元的大型國有銀行，2004年其提出以環境評級的手法確定投資對象，并加強與商業銀行的合作，更好的發揮政策銀行的協調作用，為綠色信貸的發展搭建平臺。我國亦應當建立類似“綠色生態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宏觀指導綠色投資方向，同時做好大型環保項目資金的管理。
④完善綠色證券的法律制度。
黨的十報告已經明確把“生態文明”寫進了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里。向綠色和可持續轉型已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從戰略高度出發，通過證券監管將環境保護的要求融入投資活動和企業管理之中。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環境報告制度，使企業在日常活動和重大決策中都必須考慮到環境成本和環境效果。
⑤完善綠色保險法律制度。
順應國際上加強強制責任保險的趨勢，對環境產生環境污染物多、易發生重大環境事故的石油、化工、煤電、有毒廢棄物處理的行業實施強制責任保險。科學設計險種、保險費率和除外責任，既不增加投保人的負擔，同時保證事故發生時受損人員及時得到賠償。
⑥完善綠色金融責任機制。
1.完善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制度
在當前國際金融業由“分業經營”逐漸轉向“混業經營”的背景下，國內的金融監管仍以分業監管為主，各部門自成系統，涉及部門間監管合作的法律制度急缺，且金融監管的支持系統還有待加強，金融控股公司與準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斷涌現，加劇了跨行業違規與分業監管之間的矛盾，業務交叉監管的空白，增加了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性，建立健全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制度，顯得尤為重要。同時，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風險的影響范圍也是全球性的，因此，也必須加強國與國之間的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一方面，制度化各類財政監管部門的合作與協調程序，重點完善信息共享途徑與方式上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堅持國家經濟、平等、互利基礎上，實現國際間的金融監管合作與協調，共同制定相關的國際金融監管法律文件，形成具備一定規范效力的軟法。
2.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當前，國內的金融業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許多漏洞，關于金融風險的信息披露法律條例較少，且內容單一，缺乏可行性。對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首先，完善信息披露的內容。增加對資本結構定性披露與定量披露方面的法規制度，并對銀行賬戶的股權與利率風險披露方面作出規定。其次，對信息披露頻率進行完善，規范具體的信息披露程序，包括對信息披露的日期、途徑、頻率等方面的規定。第三，協調信息披露與商業保密保護之間的分歧。掌握信息披露的尺度與權限范圍，結合特定時期要求，制定科學、合理的信息披露標準與法律條例。最后，明確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通過立法，明確信息披露歸責原則與責任主體，多元化責任承擔方式。
3.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
金融機構需結合自身經營目標，納入市場約束與內部管理，進行金融監管活動，通過合理溝通，為金融機構提供先進的管理理念與技術，以此來確保金融機構監管目標能得到有效實現。在這個過程中，通過建立健全激勵相容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最大化投資者與金融機構的利益，來實現激勵相容監管。
二、金融風險的內部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