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30 10: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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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發展的如火如荼。從接包方視角來看,印度、菲律賓、愛爾蘭、迪拜、韓國等國家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最為成功。基于此,本文選取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迪拜自由區、韓國馬山自由貿易區作為研究對象,并從其離岸服務外包發展概況、政策措施、發展成績等視角進行深入剖析,對比情況見表2。
(一)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離岸服務外包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諾伊達經濟特區成立于1985年,占地面積125.45平方千米。近年來,諾伊達經濟特區憑借先天的語言(英語)優勢①,大力發展離岸服務外包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印度早在甘地執政時期就制訂了《計算機軟件出口、軟件發展培訓的政策》,此后陸續針對離岸服務外包產業又推出一系列的放寬措施。2005年5月,在考察了其他各國經濟特區的基礎上,印度國會又正式審議通過《經濟特區法案》。法案對經濟特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審批制度、準入標準、機構設置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規定,為經濟特區內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支持基礎。二是諾伊達經濟特區積極建立軟件技術園,為新進企業提供成功離岸外包的經驗、提供高效和可靠的服務。這些舉措吸引了IBM、富士通、LG、三星等大量的外資企業和大量的IT外包商,主要開展業務包括信息技術服務離岸外包、呼叫中心、研發外包、商務流程離岸外包。三是設立風險投資資金,主要針對軟件及信息服務外包企業提供信貸支持,軟件進口關稅從100%降至零,服務外包企業的所得稅實行5免5減半。憑借這一系列的扶持措施,目前,印度諾伊達經濟特區業務流程外包服務行業一片欣欣向榮②。據統計,包含諾伊達經濟特區在內,印度攫取了全球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市場總額的一半以上,以及業務流程離岸外包市場總額的46%;另外,據印度全國軟件和服務企業協會估計,到2020年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和業務流程離岸外包的產值將雙雙增長近2倍,達到1750億美元。
(二)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菲律賓作為東南亞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通過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其中業務流程外包規模僅次于印度,成為全球第二大業務流程離岸外包承接國。克拉克自由港區作為菲律賓重要的一個自由貿易園區,其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發展十分成功。菲律賓克拉克自由港區成立于1992年,占地面積320平方公里,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是為提高離岸服務外包人才的競爭力,愛爾蘭政府專門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進行撥款,設立面向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應用型人才培訓基金”,對不符合離岸服務外包公司錄用標準的應聘者發放培訓券,免收各種技能培訓費用,還承諾將通過培訓后達到就業要求的人員就業后所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再用來補充培訓基金③。二是克拉克自由港區對離岸服務外包業采取多項鼓勵政策,開展“國際服務業鼓勵計劃”,致力于信息服務外包產業發展,同時啟動“投資優先計劃”,將離岸服務外包業劃入優先發展產業范疇。其他鼓勵措施還包括:在克拉克自由港區開展服務外包業務的外資企業,前6年予以免稅,免稅期后可繼續享受只交5%的營業稅的特殊優惠待遇;自由港區內離岸服務外包企業還可免稅進口特殊設備及材料;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在當地購買貨物和服務免交12%的增值稅。三是菲律賓政府針對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業對數據安全性的需求特點,建立了較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及信息保密制度,用以增強離岸服務外包發包方的信心。比如菲律賓政府先是通過“共和國法令8293號”頒布《知識產權法》,緊接著又通過了《數據安全和隱私法》④,突出對知識產權、數據安全的重視。這無疑對增強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有脾益。經過菲律賓政府及克拉克自由港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協會的共同努力,菲律賓在全球服務外包領域的知名度蒸蒸日上。目前,菲律賓已占有全球離岸外包市場份額的20%以上,僅次于印度。在呼叫中心方面,菲律賓已超過印度成為行業的領頭羊。
(三)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軟件和信息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發展起步于上世紀70年代,崛起時間為80年代后期,并在90年代中期得到迅猛發展,逐漸成長為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強國,其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外包。在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方面,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在上世紀70年代初,在全球企業開始運用計算機系統開展業務,新興的離岸信息服務與需求市場開始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之際,香農自由貿易園區迅速抓住機遇,積極利用自身地理和語言優勢吸引全球軟件企業,并成功收獲大量美國軟件企業進駐,成為美國企業進入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的橋頭堡①;二是愛爾蘭政府通過向自由貿易園區內的香農開發公司投資,并與由香農開發公司簽訂100~130年的長期租賃合同,香農公司以較低租金取得建設用地,進而以低價轉租給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公司,使得自由貿易園區地價平穩又兼具競爭力;三是積極學習借鑒跨國公司入駐園區帶來的豐富培訓、管理等方面經驗,輔以政府多方面激勵機制,最終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信息外包產業逐漸發展起來。目前,受香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利好的國際號召力影響,大量跨國軟件公司進入愛爾蘭香農自由貿易園區,國內從信息技術離岸外包的企業也由1996年的390多家,急劇增加到到2014年的1000多家。愛爾蘭已經成為歐洲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之一。
(四)迪拜自由區離岸服務外包迪拜外包區(DubaiOutesourceZone,DOZ)于2004年宣布設立,是世界上第一個專注外包業的自由區,主要發展的是信息技術離岸服務外包。其成功經驗主要有:一是為促進離岸服務外包發展,迪拜通過皇室法令,從批準一家外資子公司的加入(48小時迅速完成審批)、簽發簽證(24小時)到確保新辦公室的冷水機是滿的(迪拜外包區大樓的管理者們負責裝修和布置辦公室)等各個方面,都給予了外包區廣泛授權。二是迪拜將低廉的勞動力和現代化基礎設施相結合,吸引到想把從呼叫中心到金融研發機構的信息技術密集型活動都外包出去的公司。外包區為外包提供商建立了覆蓋歐洲、亞洲、美洲及中東等的全球性外包業務網絡。同時啟動了一個為投資者而設的居住計劃,建設了各項活動、娛樂、休閑設施,為專家們提供各種居住及生活上的便利。三是迪拜外包區為吸引更多的外包企業,制訂了配套的設施服務和優惠政策。其中主要包括:100%的免稅,暫定50年,包括企業所得稅、收入稅、關稅;100%的外國獨資;貨幣自由兌換;收入、利潤自由匯出;低廉的房產成本及法律支持;啟動當地人才市場建設、加快人才培訓;快速簡單簽證、便捷通關基礎設施、一個窗口業務服務等。
(五)韓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韓國于1970年設立馬山出口自由區,開始以傳統勞動力密集的加工制造業為主,在2000年之后逐漸增加貿易、物流、流通、信息處理、服務業等功能,后更名為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信息技術離岸外包、業務流程離岸外包以及知識流程離岸外包,現已成為韓國服務離岸外包業的聚集地。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為促進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韓國廢除了財政經濟部的《關稅自由區法》,其內容被吸收、合并到產業資源部的《自由貿易園區法》之中,通過把性質相似的兩部法律合并,使復雜程序簡單化,通過將兩個區合并運行達到最佳效果;二是園區不進入韓國國內的商品不受海關監管,不涉及關稅,可以自由流通,投資自由;三是在政府管制放松背景下,馬山自由貿易園區由于受土地緊張等制約,積極推動園區產業結構升級,采取鼓勵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措施,如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服務業實行免征七年所得稅的政策,遠遠優于制造業。截至目前,具有離岸服務外包業務的企業占園區企業總數80%以上。
二、對中國的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前,印度、菲律賓、愛爾蘭、迪拜、韓國等國家自由貿易園區積極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所取得的成功經驗,為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開展離岸服務外包提供了重要參考模版。
(一)建立健全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相關法律法規目前,中國的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還不夠完善,這不僅會造成外商擔憂,還會影響他們將業務外包轉移到自由貿易園區的決心。因此,中國應根據本國實際,借鑒國外自由貿易園區發展離岸服務外包在法律法規方面的成功經驗。首先,出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受“重制造、輕服務”傳統觀念影響,中國一直存在服務價值不受重視現象,許多企業不得不把項目中的產品和服務合并報價、以產品收益彌補服務收益。因此,訂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行業標準,對于提高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標準化程度是一個契機。其次,構建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體系。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日益成為影響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一個關鍵制約因素,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業的監管關鍵措施是逐步落實以下幾點:建立信息技術服務企業和人員資質資格評定體系、認證認可體系、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等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體系建設,推動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安全的績效考核,開展服務外包信息安全認證評估,引導和支持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盡快建立健全內控機制等。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方面進行專門立法,設立數據安全中心。目前,中國已有基本完整的信息安全法律框架體系,但在信息安全方面還需進一步加強,不斷加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行業在信息安全方面的保護力度。例如,出臺配套的相關離岸服務外包產業信息安全法,用以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另外,還可以在自由貿易園區設立專門的“離岸服務外包數據中心”,確保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離岸服務數據安全等。
(二)提升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印度是第一個著手樹立品牌形象的離岸服務接包方,其獨特的品牌優勢為印度在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確立了地位。就中國而言,應大力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公共服務水平,打造“中國服務外包”國際品牌。首先,中國應借鑒印度成功經驗,在海外市場宣傳中樹立中國統一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品牌,宣傳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質量,通過各種會議、會展等場合宣傳、展示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形象;其次,積極籌建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內具有領導和影響地位的離岸服務外包產業協會、組織,針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行業法律政策方面為政府提供有效建議,開展全球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營銷與品牌建設,協會應積極動員、組織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拓展國際離岸服務外包市場,積極展示中國離岸外包服務提供商適應國際市場的能力,重點發展在國際上代表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領軍企業①,統一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信息,踴躍參與國際離岸服務外包行業貿易展等;再次,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服務行業協會應代表中國離岸服務外包行業,就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標準、預期、趨勢及最佳慣例等內容對自由貿易園區內各接包公司進行培訓,遵循國際規范針對整個行業,定義關鍵性術語與定義,促進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與國際市場平滑接軌。
(三)加大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扶持力度政府應繼續完善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業發展環境,提升對自由貿易園區離岸外包產業的扶持力度。根據其他國家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發展的成功經驗,國家應充發揮宏觀調控作用,幫助自貿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首先,充分發揮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政策的促進作用,擴大政策覆蓋面,在自由貿易園區積極制定并拓寬最新的優惠政策涵蓋面,填補現有離岸服務外包產業推動體系的空白,延長政策時效,充分體現政策的普惠性。例如采取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產許可證的放寬政策、離岸服務外包服務軟(硬)件進出口關稅及其他稅(如營業稅)的減免政策,對涉及國外商務的高技術離岸服務外包項目免征所得稅等。其次,加強重點領域的支持,服務外包產業重點發展領域指導目錄,拓展行業領域,推動從主要依靠低成本競爭向更多以智力投入取勝轉變,打造以可持續離岸外包服務交付優勢為內容的國際離岸服務外包核心競爭力②。再次,對自由貿易園區內符合條件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單位開展服務外包人才培訓、資質認證等給予補助。例如對獲得CMMI(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集成)、CMM(開發能力成熟度模型)、PCMM(人力資源成熟度模型)、ISO27001/BS7799(信息安全管理標準)、ISO20000(IT服務管理)、SAS70(服務提供商環境安全)認證以及其他相關國際資質認證的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可按相關資金管理辦法給予一定比例的資金獎勵。
(四)增強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國際競爭力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自身的綜合能力是獲取更多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離岸服務外包訂單的有效措施。首先,應提高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與客戶交流溝通能力。良好的溝通交流能力是開展離岸服務外包合作的首要前提,包括語言溝通技巧以及對離岸服務發包國文化背景的理解能力兩個方面,這些能力的提升對進一步加深服務外包雙方的信任與理解,幫助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爭取更多外包訂單十分重要。其次,提高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管理能力。企業管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指自由貿易園區內離岸服務外包企業通過比如資格認證等方式證明自身的離岸服務外包能力與服務水平,使海外服務外包客戶直觀了解自貿區服務外包企業的能力,增加對企業的認可度。再次,提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承擔項目的交付能力。承擔項目的交付能力包括離岸服務外包接包企業的一系列技術、業務、服務等專業能力,其中技術能力主要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的獨立研發能力和自主創新能力。業務能力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對其所服務的外包業務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服務能力指離岸服務外包企業具備的向客戶提供全方位、完善的外包方案能力。唯有如此全方位增強離岸服務外包企業綜合能力才能堅定國外客戶信心,為中國自由貿易園區離岸服務外包的發展打下內在的堅實基礎。
首先,中國在專業服務領域中還未開放獸醫學服務、助產、護士、物理治療師、研究開發服務、租賃服務,在交通部門沒有開放郵政服務及視聽服務、電視通訊。保健醫療部門中把旅游導游排在開放之外。娛樂文化服務部門中除了體育娛樂,沒有允許移動多媒體服務、新聞提供服務、圖書館、博物館等其他文化服務。運輸服務部門沒有開放宇宙航空、管道運輸。
另外,韓國在整個部門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動。專業服務領域中,沒有開放醫學牙科服務、助產、護士、物理護士服務,也沒有開放有關能量流通服務、建筑物清掃服務。在視聽服務中的電影、錄象放映服務和廣播電視服務部門,在國內是比較敏感的部門,所以至今沒有允許。還有,保健、醫療部門沒有開放整個部。教育部門,沒有允許中小學教育及其他領域碩士論文。環境服務部門,沒有開放有關衛生設施的服務。娛樂文化部門,把新聞提供、圖書館、博物館等其他文化服務、體育服務從開放對象中除外。運輸服務部門,把內部水路運輸、宇宙航空服務從開放中除外。
在市場經濟里,形成了以WTO為中心的,與多邊主義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媒介的與區域主義的接近兩個方向。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表現出國家之間的利益對立還比較明顯。與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則表現繁榮的現象。
服務的自由化意味著民營化與競爭的引進。據研究,服務與商品貿易不同,它不是通過區域協力引起貿易轉換,而是比多方協商期待更多的利益。就是說,類似的國家集團之間,在國內管制方面,以自然發生的相互認定及調和的形態可能形成實際的協助。漢語圈、儒教和佛教相連的宗教性的紐帶及人的習慣、制度方面,跟其他文化圈相比韓中之間的區域協力,比泛世界性的接近更加給對服務自由化起幫助的作用。服務貿易的主要障礙是,讓外國服務供應者對市場接近的不允許、資格條件、承認、許可、對其他外國服務供應者限制服務供給等與國內規制相關連的內容。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雙刃劍",在GATT/WTO的法律體系中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規定不完善,易誘導綠色貿易壁壘。一些發達國家在綠色貿易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盡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適應世界自由貿易環境。
關鍵詞:標準化自由貿易雙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產生了關貿總協定,3作為重要國際組織,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貿易組織所簽的條約,尤其技術條約,已經成為規范貿易行為和制度世界性指導原則。但是這個多邊貿易體制具有大國利益傾向,尤其是自由這個貿易中的實用主義依然存在,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一個場所。事實和歷史證明:關貿總協定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貿易中的實用主義和大國主導操縱,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有人說:WTO是一個“富國俱樂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護富國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雙刃劍",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揚長避短。一方面,要積極采用國際標準,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適當搞一些自己的標準,以阻擋外國企業長驅直入,保護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要利用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給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的條件,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作用。
二,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發展的趨勢和WTO技術標準協議
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趨勢:5(1)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成為非關稅壁壘的主要形式,因此技術標準已經成為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競爭的制高點。6(2)國際貿易壁壘分為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是指關稅以外的通過法律、政策等形成的限制進口的貿易壁壘,其中主要包括對進口產品數量的限制,如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等和貿易技術壁壘(3)貿易技術壁壘的核心是標準,貿易技術壁壘主要通過產品技術標準和制定技術法規,以及檢驗產品是否符合有關標準和法規的合格評定程序來實現,其核心是技術標準。當今世界技術標準發展的另一種趨勢是:技術標準與國際貿易的聯系越來越多,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與預防協議(SPM)、《TBT協定》中,人為設置障礙,這已經成為貿易技術壁壘的主要組成部分。7
1993年,關貿總協定歷經七年艱苦談判,達成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WTO。貿易技術壁壘協定的宗旨是限制貿易技術壁壘,要求盡可能采用統一的國際標準。但是貿易技術壁壘協定(TBT)給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帶來的利益并不對稱。原因是發達國家實際上掌握著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幾乎沒有什么技術壁壘可言,發達國家的產品能夠長驅直入,而對于發達國家,這些標準則可以成為限制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口的銅墻鐵壁。8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密不可分,技術標準與技術專利捆綁現象屢見不鮮。9
三,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研究
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
從概念上講,WTO的規則體系中存有許多例外,如保護環境的規定,俗稱環保例外權。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barrier)”,這種環保例外權的行使往往和國家聯系在一起,在國家高于一切的國際法原則的影響下,有些國家利用GATT/WTO在規定自由貿易的同時,出于對環保和不均衡考慮的例外,如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和規定不完善,一些發達國家在過份嚴格的科技標準化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綠色貿易壁壘,形式多樣,涉及產品廣泛,措施花樣繁多。綠色貿易壁壘給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縱觀GATT/WTO的歷史,不難發現:GATT成立之初所奉行的不歧視原則(Non-discriminationprinciple)并沒有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公平的貿易結果,1958年的GATT專家組的報告指出,對初級產品的依賴和市場問題和現存的規則和公約對發展中國家十分不利.10經濟學家勞爾.普雷比克研究也表明:發展中國家,如拉美國家,不得不為較少的回報出售越來越多的貨物.11例如,美國汽油銷售案(U.S.A.GasolineCase),在綠色貿易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借口下,旨在保護國內煉油企業,制定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時間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Greenbarrier)”,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又如,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的國家,遭受“綠色貿易壁壘”的出口貨物已超過25%,約400-500億美元,極大地削弱WTO多邊貿易體制作用的發揮。
嚴格復雜的標準和歧視性達標不僅嚴重損傷自由貿易,而且一旦糾紛出現,WTO的爭端解決機制(DSU)缺陷是程序繁雜,使WTO成為大國主導操縱糾紛解決,利用爭端解決機制程序之便,拖延時間,采取實用主義,讓對方失去機遇和市場.首先,訴訟成本較高,須聘請精明強干的法學者,了解WTO的規則和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可能的期望進行預測,其次,訴訟時間長,在GATT歷史上,有的爭端解決拖延時間長達5年.最后,即使勝訴,在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時,發展中國家難以采取有效的手段,難以抵償發達國家不承擔義務所造成的損失。因此,應盡快建立快速爭端解決機制(rapiddisputesofresolutionofmechanism)12
四,我國科技標準化概述
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3。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產品占領農業國際市場,是農業發展的一個戰略性問題。加強標準化建設對我國面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提高農產品國際競爭能力成為當前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任務。
目前,我國技術標準與國外具有明顯差距并且技術標準水平落后,在采用國際標準方面明顯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14在高技術產業領域,除了在中文編碼、VCD和第三代移動通信領域有少量標準被納入國際標準外,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只能被動地執行國外提出的標準,受制于人。另外,技術標準制定與科學研究脫節。15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中國政府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中承諾按照國際慣例,開放市場,增強透明度,公布技術標準,中國應自加入時起,使所有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符合《TBT協定》。為改變我國頻遭貿易技術壁壘限制,16成為受貿易保護主義受害大國局面,當前條件下,在WTO的過渡保護期內,應解決好以下問題:第一,找出WTO的TBT和現行的標準化的差距,集中整治,解決突出問題;第二,必須從戰略高度上重視標準化工作;第三,入世條件下實施標準化建設戰略,建設既適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第四,在入世條件下政府應加強立法和執法監督,淡化政府干預職能并加強應對國際貿易壁壘研究。
五,結論:
WTO在推動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和世界自由貿易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涉及自由貿易的糾紛不斷,原因之一便是科技標準化作用的雙重性使然。
全球自由貿易環境下科技標準化作用建設已經成為"雙刃劍":在GATT/WTO的法律體系中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規定進口國可以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依據國家原則,制訂更高標準,保護人類健康,枯竭資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規定不完善,易誘導綠色貿易壁壘。一些發達國家在綠色貿易的借口下,行貿易保護之實,制定嚴格復雜的檢測和審批形成所謂的“綠色貿易壁壘”。尤其是烏拉圭回合之后,各國只能在GATT/WTO在規定第20條的安全例外中和衛生和預防協議(SPM)中,人為設置障礙。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造成的損失慘重,使發展中國家更加處于劣勢,淪為自然資源和初級產品的提供者,污染轉移的龐大場所。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十六大報告明確要求要以十六大精神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探索質量安全管理工作和標準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尤其是隨著農業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17,從戰略高度上重視和加強技術標準工作,盡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國國情、又能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體系,適應世界自由貿易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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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培忠,山東農業大學付教授,澳大利亞英聯邦國際經濟法碩士CthAus.LLM。
2周艷波,山東農業大學付教授。
3參見世界貿易組織的官方文件:“Recognizingthattheirrelationsinthefieldoftradeandeconomicendeavourshouldbeconductedwithaviewtoraisingstandardsofliving,ensuringfullemploymentandalargeandsteadilygrowingvolumeofrealincomeandeffectivedemand,developingthefulluseoftheresourcesoftheworldandexpandingtheproductionandexchangeofgoods。eetheGATT1947preface。”
410commonmisunderstandingsabouttheWTO(AccessedinNovember2001),
5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6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7同上。
8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9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10GATT(1958),trendsinInternationalTrade,Geneva.
11See:J,TimmonsRobertsandArmyHite,FromModernizationtoGlobalization:Perspectiveson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Blackwellpublishersled,2000,p.11.
12BernardM.HoekmanandPetrosC.mavroidis:EnforcingMultilateralCommitments:DisputesSettlementandDevelopingCountries/wb/hoekman.doc.
13"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和管理水平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內容和主要標志。整體上,我國農業正處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時期,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和農業生產優質化、集約化、產業化的發展,要求農產品生產必須由數量型向數量與質量并重型轉變,農業生產管理必須由偏重數量向更加注重質量安全管理轉變。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的提高過程就是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加強農產品質量安全管理,全面推進農業標準化建設,規范農業生產全過程管理,是調整和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綜合素質和效益,提高農產品質量的重要手段,是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參見同志在十六大報告第四部分.
14已的19,278項國家標準中,采用國際標準和國外先進標準的僅占43.5%,由我國主導制定的國際標準寥寥無幾。參見<<加入世貿組織后的中國科技發展戰略-李健司長在國家級示范生產力促進中心主任培訓班上的講話>>
15由于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等方面的原因,我國目前技術標準的制定與相關技術的研究嚴重脫節。參與國際標準化工作不夠,技術標準經費投入不足。15我國部分行業處于幾乎不設防狀態。
【摘要】自由貿易,是走向和諧貿易,建立與發展和諧經濟大成一體化發展體系的一個關鍵。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沿海地區陸續設立了15個保稅區。但由于國內外情勢的變化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我國保稅區正面臨著向自由貿易區轉型的迫切問題。從對國外自由貿易區發展過程中的特點與模式的研究,得出了我國保稅區轉型的一些啟示。
【關鍵詞】自由貿易區;保稅區;轉變
世界經濟和諧貿易一體化發展的大成管理體系建立,關鍵在于從自由貿易走向和諧貿易。從國外自由貿易區發展過程中的模式特點來看,自由貿易區最早的雛形可以追溯到古代排尼基亞全盛時期,13~14世紀,法國、德意志的一些城市相繼開辟自由貿易區。真正意義的自由貿易區是1547年意大利的熱那亞灣。此后的400多年中,自由貿易區的數量和規模都是有限,主要的活動仍然停留在轉口貿易,即在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所屬的殖民地。據資料統計,這期間全世界共有26個國家設置了75個不同類型的自由貿易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特區,于1936年建立了美國境內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二次世界大戰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有很大的突破。到20世紀80年代末,全世界除大洋洲以外,自由貿易區分布在各大洲,亞洲25個國家和地區有161個,非洲14個國家有126個,歐洲17個國家有125個,美洲30個國家有217個。到了90年代,世界上已有各種類型的自由貿易區達900多個,其中2/3分布在發達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自由貿易區呈現國際區域一體化發展趨勢。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不管是在數量上還是管理上都有很好的前景。
幾個世紀的發展,世界上設立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發展對外貿易、繁榮地方經濟和擴大就業等方面取得輝煌的成就。筆者通過美國對外貿易區,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等為例,來分析介紹世界自由貿易區的功能和作用。通過對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的考察比較,進一步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發展提供借鑒。
1美國對外貿易區
二戰后相當一段時間里,美國經濟一直處在貿易持續順差的位置,對外貿易區的發展相當緩慢。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初,出現貿易逆差,國內經濟出現低迷,就業壓力緊張。為了改變這個局面,到1980年,全美自由貿易區增加到77個,到1994年底,自由貿易區達285個,總數為484個。同時,管理和功能也日趨完善。
美國《對外貿易區法》(1934年),規定美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功能是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和倉儲。1950年后,美國經濟日益繁榮,市場需求劇增,為國外商品進入帶來了便捷,同時允許提供商品展銷和加工制造。1980年后,各個貿易區先后允許用美國零部件與外國裝備為成品進入美國市場。
美國對外貿易區一個很鮮明的特色是:因地制宜的原則配置和完善自己的功能。紐約對外貿易區由于背靠美國國內遼闊的市場腹地,附近沒有合適的轉口國等原因,主要從事進口貿易和進口加工業務;邁阿密對外貿易區由于位于佛羅里達半島的最南端,因最佳貿易服務成本半徑內有多達30個國家的原因,主要從事轉口貿易和為轉口貿易配套的其他業務,貨物轉口量達65%以上。
2巴拿馬科隆自由貿易區
科隆擁有很好的地理優勢地位,位于巴拿馬運河的咽喉,靠近巴拿馬最大的港口克里斯托帕爾港。一方面,可以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另一方面又是北美與中南美洲的連接點,屬于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東西南北貨物集散地之一,也成為東方產品通往拉美各國市場的橋梁。
科隆自由貿易區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有利地運用地理位置的優勢——世界航運中轉樞紐。大量的貨物在此地流轉,轉口貿易定位為主要業務。資金的大量流動也使科隆的金融業發達,外資銀行及分支機構密集。商品的展示,避免了客商遠涉重洋采購,節約了時間和費用。
3漢堡港、鹿特丹港、安特衛普港
漢堡港是歐洲經濟自由區的典型,被稱為“通往世界的門戶”漢堡自由港高效的管理手段值得研究,漢堡自由港對進出的船只和貨物給予最大限度的自由,提供自由和便捷的管理措施,貫穿于從貨物卸船、運輸、再裝運的整個過程中。這種自由和便捷程度,在世界上所有自由港和自由貿易區中都是少見的。漢堡自由港轉口貿易帶動了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的發展,使漢堡成為德國的金融中心之一,這說明自由港與城市的功能是互相促進的。
荷蘭鹿特丹港是世界最重要的貨物集散地之一,鹿特丹港的最大特點是儲、運、銷一體化,通過一些保稅倉庫和貨物分撥配送中心進行儲運和再加工,提高貨物的附加值,然后通過多種運輸方式將貨物運往荷蘭等歐洲國家。鹿特丹港擁有完善的海關設施、優惠的稅收政策,保稅倉庫區域內企業在海關允許下可進行任何層次加工。對集裝箱貨物的倉儲和配送來說,坐落在港區和各個工業區內的物流配送基地,可以為其提供最完善的各種增值服務。
安特衛普港是世界海運網絡的重要支點。按純國際運輸量計算,它是世界第四大港。安特衛普港具有領先于歐洲其他港口的貨物裝卸作業效率,擁有現代化的EDI信息控制與電子數據交換系統。港務局使用“安特衛普港信息控制系統(APICS)”,計劃、安排船舶抵離港和掌握國際海運危險品的申報。安特衛普港還實行一種叫做臨時存儲(Temporarystorage)的管理方式。這種海關臨時存儲區,也可以不設在港區內,只需要提前作簡易申報即可進行臨時存儲,而不必得到海關批準。經過海運到達的貨物,可以在海關指定位置暫時保存45天,而以其他方式進入的貨物,保存期為20天。
中國保稅區的發展還存在問題。我國保稅區,是我國海關管理的特殊區域,是我國借鑒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在結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形成的新型的經濟開放區域,處在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我國最早設立的保稅區,是深圳市沙頭角保稅區,成立于1987年12月。到1994年底,我國已經建立了13家保稅區。到目前為止,我國一共建立了15家保稅區。
我國保稅區和國外的自由貿易區有相似之處,但更多的是與世界優秀自由貿易區的存在差距。世界自由貿易區伴隨著世界經濟特區的產生而產生。我國的保稅區是伴隨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直到深化階段才形成。前者主要目的是在不影響國內市場保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獲取全球自由貿易給國家經濟帶來好處。我國保稅區主要是為了改善我國投資、建設的軟環境,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充分發揮帶動效用,帶動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區域性質上,我國保稅區沒有明確的定性,行文規定不明,致使各部門認識不同一。沒有真正開放一線,監管手續繁瑣。在區域功能上,政策上的差異由于地理位置和操作手續的影響,難以形成規模。出口功能由于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難以發揮作用;加工功能受企業進出口經營權的限制,貨物在保稅區與非保稅區之間進出也制約了加工功能的發展;區內貿易公司不具備進出口權,制約保稅區的貿易功能;外貿經營權,進口貨物不可以零售也不利于保稅區的發展。世界自由貿易區通常由國家政府直接管理。機構的設立代表的是國家政府的權利,管理相當的權威,負責自由貿易區的宏觀經濟管理與協調,是一種相對弱化的管理體制。我國保稅區不僅有國家的宏觀管理,有存在地方政府的微觀調控。兩者條條框框的行政摩擦,使管理上很大的混亂和不經濟現象。
我國保稅區面臨的機遇與發展對策。世界經濟一體化趨勢加強,生產組織方式發生重大的變化。物流、信息流、人員流動的速度加快,世界成為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各國相互聯系,合作與競爭的局面共存。隨著國際貿易深度的加強,一方面貿易不僅存在傳統模式,另一方面產業內貿易,產品內貿易與公司內貿易的發展,使得國際分工合作更加重要。跨國公司的發展在其中有不可磨滅的作用。各國通過控制自己的核心技術能力,借助各國的資源稟賦優勢,通過服務外包等方式將非核心業務外置,使得整個國際分工體系更加專業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歐盟—加—墨自由貿易區的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呼聲漸高,各國建立自由貿易區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國際經濟合作大成管理模式。科技革命蓬勃發展,各國經濟開始轉形,客觀推動我國保稅區尋找新的出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保稅區向自由貿易區是外界客觀環境和自身發展矛盾內因共同決定的。通過對國外先進的自由貿易區優秀經驗的借鑒,是我們避免走彎路或錯路的一個重要途徑:簡單,高效。
4因地制宜,合理功能拓展與定位,提升發展空間
世界各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選擇與功能定位與所在國的地理位置、歷史發展、經濟地位、政治狀況等因素密切聯系。美國自由貿易區的因地制宜就是相當好的典范。我國可以自己斟酌自身特點進行定位。從保稅區進出口額完成的情況來看,上海外高橋、天津港、大連、
深圳福田保稅區已成為全國保稅區開展國際貿易的主力。保稅倉儲功能在保稅倉庫內允許商品進行再包裝、分級、挑選、抽樣、混合、處理等商業性加工,實現商品倉儲自動化,配送高效化。張家港保稅區、廈門象嶼保稅區、沙頭角保稅區、汕頭保稅區等適合都以保稅倉儲為主,我國政府機構可以通過進一步突出他們的優勢,提供更加先進的物流系統。
5明確方向,整合資源,階段性提升深化改革
國際自由貿易區有自由貿易區、自由貿易港、自由轉運區、自由貿易特區、出口加工區等多種形態。各種形態的規模不同,政策和開放程度也有差異。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區在繼續經營貿易的前提下,日益注重加工制造業,傳統業務也開始注入新活力,加入更多的科技因素,朝資本密集型工業發展。鑒于我國工業化和各項基本實際情況,可以突出加工,努力朝自由貿易區轉型邁出堅定的步伐。保稅區是制度創新的產物,法制體制的完善日益提上日程。通過整合各個特殊監管區域的功能,政策,監管和法制,作到平衡互補,實現從外延擴展到內涵深化的轉變。功能上確保基本的功能項目前提下,統一特殊監管區域的稅收政策。統一海關的監管模式、作業流程、操作規范和信息化管理系統,降低監管風險,進一步提高管理效能。提高保稅區的綜合配套改革,提高開放程度,使投資貿易便利。改革的途徑,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但轉型過程中注意操作的層次性,避免資源浪費。
6簡化手續,積聚優勢,加大執法力度
簡化海關管理手續,提高作業效率,規范作業流程。充分利用、吸納國內外的各種資源要素和積極因素,增強保稅區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通過擴散把保稅區經濟中的優勢滲透到周邊地區及更大區域,從而帶動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提高產業間的關聯度,提高整個區域經濟的整體實力。最后,加強立法,對轉型后的運行規則給予明確的界定和限制,嚴格打擊不法行為和不法分子,營造信譽高,有效的中國自由貿易區。
全球經濟的迅速發展和我國保稅區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的轉型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必然和現實的需要。我國發展保稅區的根本目標是為了改善我國投資的軟環境,特別是利用海關關稅的獨特條件,最大限度地利用國外資金、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通過對國外先進貿易區和自由港的考察和研究,為我國自由貿易區的發展提供有利的借鑒。通過層次性的改革使我國逐漸在沿海、沿邊地區構件有所偏重,更加開放、更加自由的貿易區域,實現與國際慣例接軌,成為真正的大成管理體系的中國自由貿易區。
參考文獻
[1]黃淑賓.保稅區應向自由貿易區轉型[J].發展研究,2004,(08)
第一節研究的背景及意義
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全球貿易自由化共經歷了三次浪潮。20世紀90年代末期,全球貿易自由化出現了加速發展的態勢,并表現出不同于前三次浪潮的新特點,出現了第四次貿易自由化浪潮。在這次浪潮中,最突出的就是出現了大量的自由貿易區(FTAS)。據wTO統計,截至2005年9月,正式向其通報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共334個,僅2005年前9個月就新增27個,而在這些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中,大部分都是以自由貿易區(FTA)的形式開展合作的。①正是由于自由貿易區的空前發展,當前的國際經濟關系形成了兩條軸線:一條是以WTO為代表的多邊主義;另一條是以地區自由貿易區為代表的區域主義。東亞地區在建立自由貿易區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體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自由貿易區,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1世紀初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立了日本與新加坡之間的FTA。中國與東盟之間也于2002年n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此后,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迅速發展。日本積極推進與東盟、韓國之間的FTA建設,日本民間機構還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制度性合作,并提出FTA構想的國家之一,但目前,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其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議于2006年8月才簽署。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一方面,東盟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東盟主要國家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
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成立的JSEPA己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與菲律賓正在與日本商討建立雙邊FTA。其中,日本一泰國自由貿易區有望于今年正式啟動。①中國在這一時期也積極參與其中,在主動提出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之后,還主動提出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日本對區域貿易合作態度的轉變以及中國積極參與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等一系列事實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正是在當前東亞地區貿易自由化進程迅速推進的背景下,我們必須審視這一現象的深刻背景與動因,深入考察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運行的特點及其成效,從而更全面地認識地區自由貿易區建設對東亞各經濟體尤其是入世后的中國可能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當前,對于FTA的利弊分析,學術界尚存在爭議,這一爭議在南南型自由貿易區建設中尤其突出。東亞地區的自由貿易區如AFTA、CAFTA都是典型的南南型自由貿易區。因此,考察AFTA、CAFTA的實質進展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FTA本身,并對這些爭議給出一些看法。與此同時,在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和區域貿易自由化雙重壓力下,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中國政府必須采取更加積極和切合實際的FTA戰略,以應對這一新的發展趨勢。因此,對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進行研究成為當前中國參與對外經濟合作的重要課題,這對我國參與地區貿易自由化乃至全球多邊貿易自由化進程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內容摘要
一、韓美FTA的主要內容
韓美FTA是一個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為藍本的具有廣泛內容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內容涉及農產品、紡織品、原產地、海關清關制度、衛生檢疫制度、技術壁壘、投資、服務、金融、電子商務、競爭性政策、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制度、勞工問題、環境和透明度問題等19個領域。韓美FTA是美國15年來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也是與亞洲國家簽署的最大規模的自由貿易協定。韓美FTA是雙方相互妥協的產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協定。依雙方談判代表所述,雙方都實現了自身的目標,但卻都沒有實現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輪談判中,農業、汽車、紡織品等領域的開放問題一直是談判的焦點。
在農業方面,美國迫切希望完全實現貿易自由化,韓國則要求將部分農產品排除在貿易自由化之外。直到談判結束,雙方才相互讓步達成協議:美國同意將大米排除在外,允許韓國保持進口配額限制;韓國則宣布只要國際獸疫局(OIE)承認美國是控制風險國家,就恢復進口美國牛肉。其他農產品談判雙方也各有讓步。在汽車領域,美國希望韓國廢除所有關稅及非關稅壁壘,韓國則要求美國立即廢除轎車關稅,并在5年內廢除小型貨車關稅。雙方最終敲定,汽車零部件和小于3000co的汽車立即取消關稅,大于3000co的汽車在未來3年內取消關稅,小型貨車在lO年內取消關稅。韓國同意改變針對美國大型車的稅制,并在3年內將汽車特許權稅從10%降低到5%。在紡織品領域,韓美FTA最終將執行“YarnForward”規定,即:FTA下的紡織品必須在美國或韓國境內制造。這樣,美韓貿易中就有61%的紡織品被取消關稅。但作為特殊安全機制,對可能使相關行業受沖擊的紡織品進口,2年內仍可征收關稅。
二、韓美FTA的戰略意圖
(一)促使韓國擴大開放范圍,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韓國在工業化后期開始轉變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持續推行自由開放政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全球化趨勢。其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超過70%,服務貿易比重達13.5%,超出其他主要國家。但WTO多邊貿易體系作用并不明顯,相反,許多大國也紛紛加入到原本以中小國家為主的雙邊自由貿易體系,區域主義呈高速擴散態勢。韓美FrA不僅意味韓國繼續適應經濟區域化趨勢,也意味韓國要繼續擴大開放,在實現貨物貿易自由化的同時,也促使服務業及部分薄弱產業積極面對世界經濟自由化浪潮。此前,韓美各自締結的FTA規模較小,不足以承擔經濟增長點的重任,而此次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十大經濟體的FTA,會給雙方提供更廣闊的貿易平臺和經濟增長契機,每年會增加多達200億美元的貿易額。有研究表明,韓美FTA可使韓國對美出口增加12%~17%,GDP增長2%左右。屆時,GDP最高可增加135億美元,創造10萬余就業崗位。另外,非關稅壁壘的撤銷和公平競爭條件的形成及透明度的提高,還可增加投資和技術轉移,促進服務業的發展,建立透明的會計制度,形成靈活的勞動市場,進而推進韓國整個經濟的發展。
(二)分散韓國的對外依存度,擺脫其對中國市場的嚴重依賴。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韓國出口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對美出口比重由1986年的40.1%降至2006年的13.3%,而對華出口比重則由5.2%增加至27.2%。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以零配件、原材料為主的對華出口成為韓國經濟的支柱。而且,韓國制造業海外投資50%以上集中在中國。雖然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拯救了后工業化時期的韓國經濟,但由于對中國依賴程度過高,致使中國經濟變動對韓國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韓國需要以韓美FTA為契機,重新找回已經失去的美國市場份額,在出口市場上進行多樣化規劃。
(三)使韓國擺脫“三明治”的被動局面,尋找東亞之外的平衡點。韓美FTA能在最后期限內迅速達成,除美國政府“促進貿易權限”(TPA)即將到期的原因外,更主要還是韓國政府出于“嚴肅的政治判斷”。韓國近年來一直擔心自己淪為東北亞的“三明治夾心”,害怕埋沒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韓國迫切希望扭轉競爭力上的頹勢,希望從這種“夾心餅干”狀態中掙脫出來,希望通過締結亞洲最大規模的FTA來扭轉局面。韓美FTA有助于韓國重新調整貿易關系,減少因對美貿易順差而頻繁引發的貿易摩擦,降低韓國對日本商品的依賴和逆差狀態。今后在美國市場上,韓國所享有的優惠將有利于與日本產品競爭。
(四)有利于韓國與中國爭奪美國市場,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美國是“完全競爭的市場”,每年進口規模高達1.7萬億美元。因此,在美國能通行的商品,在全世界也能通行。但韓國商品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呈逐年下降趨勢。韓國在美國的市場占有率已從1995年的3.3%降到現在的2.6%。而中國在美國市場的占有率,1995年只有6.1%,但2005年已達14.6%,10年間上升1倍多。韓國認為,中國的急劇增長,壓縮了韓國在美的市場空間,這種趨勢今后仍有可能繼續。韓國正處于必須尋找新突破口的十字路口,而與美國簽署FTA,正是為增強其競爭力,屆時韓國商品就無須再懼怕“中國價格”。韓國對美出口預計會增加353至462億美元,相當于2005年韓國對美出口額(438億美元)。特別是汽車、纖維、電子等主要出口產品的對美出口將會大幅增加。
(五)形成韓美同盟,牽制中韓的融合。韓美FTA除經濟上的考慮外,還包含復雜的政治因素。其一,韓國在長遠戰略上想做中美之間的“勢力均衡者”,以便在東北亞地區求得良好的生存發展。其二,美國在長遠戰略上要牽制中國,牽制中韓融合。因而需要利用韓國的“平衡戰略”,以達到“更深介入亞洲”的目的。對韓國而言,作為唯一與美國締結FTA的東北亞國家,韓美FTA將使雙方在已有軍事同盟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同盟,從而形成“整體同盟”,提升自身“東北亞平衡者”的地位。對美國而言,韓美FTA的經濟含義與政治含義也同等重要。防范與牽制中國是美國與韓國簽署FTA的一個重要因素。由于中國在東亞經濟合作中的作用日漸增強,美國在亞洲的經濟地位受到影響。因此,美國希望通過美韓FTA加強同東亞的聯系,牽制韓國進入中國經濟圈,削弱中國對東亞的影響。(六)主導東亞VIA進程,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韓美VIA通過爭奪東亞VIA進程的主導權,掌握VIA標準的話語權,形成對中國的無形壓力,迫使中國在今后FTA談判中做出讓步。近年來,為爭奪東亞貿易主導權,美歐都在加速實施亞洲FTA戰略。韓美FTA標志著美國以亞太經合組織為舞臺的VIA戰略已拉開帷幕。歐盟與韓國的VIA談判也已開始啟動。美歐2007年5月與東盟就開始VIA談判達成協議。美歐之所以在亞洲加速VIA戰略,是擔心中國在東亞的話語權過于強大。美國認為,東盟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加強了中國的領導地位,削弱了美日的地位,并促使其他國家與之進行VIA談判。相反,美國在亞洲的VIA談判處于陷入僵局的危險,布什總統在貿易方面的“快速審批權”也將到期。如果歐盟現在開始進行自己的FTA計劃,美國在亞洲及廣泛多邊體系中的地位可能進一步被削弱。韓國VIA戰略也有類似考慮。韓國采取的是“遠交近攻”的“三步走”戰略,即先是美國,然后是歐盟,最后是中日。韓國認為這是掌握主動、擴大影響的重大舉措,通過與最大經濟體美國簽訂FTA,韓國將首先掌握FTA標準的話語權,繼之與歐盟、加拿大的談判也都不會很難,進而在東亞VIA進程中占據主導地位。韓美VIA達成后,中國和日本都表現出一些急迫情緒,歐盟也稱要在年內結束談判。這使韓國意識到先同美歐談判就可以“要挾”鄰國對自己做出讓步。
三、韓美VIA對中國的影響
(一)使中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被動局面。韓美FTA意圖削弱中國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韓國成功走出“10+3”框架的束縛,擺脫中日夾擊下的“三明治”尷尬局面,實現經濟上的“平衡外交”,在東亞VIA進程中為韓國贏得話語權。如果韓國與歐盟VIA談判成功,那么韓國就幾乎掌握了全部主動權。這意味著中國不得不考慮“10+3”框架之外更廣泛的VIA戰略,擴大中國的選擇范圍,以贏得東亞VIA進程中的主動權和話語權。韓美VIA將對中國對外經濟戰略產生影響,促使中國形成并實施自己的FTA戰略。
(二)可能造成部分貿易轉移損失。韓美大部分產品實現零關稅后,對中國可能造成的貿易轉移主要有三方面:中韓產品在美國市場競爭將更加激烈;中美農產品在韓國市場上的競爭更加激烈;對華投資的轉移。中國與韓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部分產品重疊,由于韓國產品關稅降低甚至取消,相應地提高了其產品競爭力,中國這部分產品的出口市場可能被韓國擠占。同時,由于美國農產品物美價廉,競爭力較強,可能威脅到中國農產品對韓國的出口。在中國對韓國的出口中,農產品占重要地位。目前,韓國每年從中國進口農產品近3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不過中國與韓國有地緣便利優勢,加之中國農產品技術含量和競爭力的不斷提升,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太大。另外,韓美間的零關稅,不僅會使韓美間相互投資增加,也會使試圖進入美國市場和韓國市場的外商在華投資企業增加對韓投資。
(三)中韓FTA談判將更加艱難。韓美VIA為韓國與中國、歐盟VIA談判增加了籌碼,可能效仿韓美VIA模式,如,在與歐盟的談判中也提出把大米排除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之外,并要求繼續維持對谷物、蔬菜和水果的保護性關稅;或在與中國進行VIA談判時也持此強硬立場。所以,農業問題肯定是中韓FTA談判的焦點和難點。如果歐盟在農業問題上對韓國讓步,將對中國更不利。在這方面,中國須作好充分準備和謀劃。韓美FTA使中韓和日韓VIA談判產生壓力。日本表示隨時可以談,中國也顯示出可在農業方面退讓一步以盡快開始談判的姿態。但韓國在與美國的談判取得成功后,并繼續與歐盟談判的情況下,對中國的談判勢必要價過高,談判將更加困難。
韓美FrA對我國的影響也不都是負面的,貿易轉移對調整中韓貿易結構、緩解中美貿易摩擦也有一定促進作用。總之,韓美簽署VIA,對中國利弊兼有,重要的是認真分析,采取對策,減少負面影響。
四、中國的對策
目前,中韓VIA尚處于聯合研究階段,雖取得初步成果,但中韓FTA的建立還存在一定難度。韓美FTA給中國帶來壓力的同時,也給中國FTA戰略和中韓FTA發展提供了許多啟示。
一是不必急于簽署中韓FTA。鑒于韓美VIA的諸多“折扣性”條款和例外條款,中國的態度應是不溫不火、不急于與韓國達成協定。這與韓國對待中韓FTA的態度是一致的。二是中國應更積極穩妥地讓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效應顯現出來,提高中國的談判籌碼。借鑒韓美FTA的戰略指向,在“10+3”框架之外發展與發達國家的FTA。正如今年4月7日中國與新西蘭簽署的FTA一樣,完善和堅持自己的FTA戰略,掌握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主動權。三是保護和利用好本國市場。韓美FTA談判的歷程顯示,市場是需要精心呵護的。尤其是對一個巨大的發展中國家市場,如果過于開放市場,別國就會失去與之進行FTA談判的動力和積極性。
對未來中韓FTA談判,可采取如下對策:
(一)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韓美FTA的談判過程始終貫穿著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的原則。為盡快達成協議,韓國在汽車、牛肉上作出讓步,美國在農產品和開城工業園產品原產地認證上作出讓步。中韓FTA最大的障礙仍是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及開放程度問題。目前,韓國以高額關稅阻擋中國農產品進口,一旦FTA談判開始,農產品將成為雙方爭論的最大焦點。為能促成中韓FTA,需要雙方從戰略高度堅持均衡原則,各自有所讓步。
(二)對敏感產業采取例外與分階段推進方式。FTA具有階段性推進特征,可采取分期逐漸的方式來取消關稅,并把雙方較敏感的領域作為例外處理。在對待敏感產業問題上,應采取韓、美FTA中的過渡期安排,以緩解短期沖擊,獲得雙方國民的支持。在雙方可承受的程度下,以幾年到十幾年不等的時間作為緩沖期限,以達到既保護民族產業又促進雙邊貿易的雙贏目的。雙方可根據本國國情,找出最薄弱的產業部門作為例外產品,待到較為成熟時再對外開放。
(一)模型
參考ColeandElliott(2003)的模型,結合中國具體情況和本文實證目的,得到本文使用的模型:
其中,k、t分別表示地區、年份;Ekt表示污染指標,用人均污染排放量表征(文中根據需要也采用污染密集度);KLkt表示資本勞動比率;Ikt表示人均收入;Okt表示貿易開放度,用貿易依存度表征;D是一個時間趨勢變量。RKLkt和RIkt分別表示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和相對人均收入。
對上述模型各變量含義加以說明:
(1)資本勞動比率KL代表結構效應。加入資本勞動比率的平方項KL2是考慮到資本積累對環境邊際效應遞減。如果β1>0且β2<0,則說明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環境污染排放以遞減的速度增加。反之,如果β1<0且β2>0,環境污染排放隨資本勞動比率增加而減少。理論上,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經濟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化,即由清潔產業向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化,導致污染增加。
(2)人均收入I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人均收入項的系數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規模效應對環境影響為正,技術效應對環境的影響為負,因此當規模效應大于技術效應時,總效應為正,反之為負。另外,模型中人均收入的平方項表示人均收入對環境的遞減效應,同時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含義也保持一致。
(3)貿易開放度O代表貿易對環境的總效應。ORKL是變量O和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的乘積,表示要素稟賦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ORI是變量O和相對收入RI的乘積,表示“污染天堂”動因引起的貿易對環境的影響。
要素稟賦假說認為,其他條件相同情況下,資本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污染密集型產品),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將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清潔產品),因此,當相對資本勞動比率增加時,污染增加。“污染天堂”假說認為,如果各個國家除了環境標準之外,其他方面的條件都相同,那么污染企業會選擇在環境標準較低的國家進行生產,這些國家就成為了“污染天堂”。因此,當β6<0時,表示要素稟賦假說存在,當β7>0時,表示“污染天堂”假說存在。
需要說明的是,當模型(1)的被解釋變量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時,解釋變量人均收入項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但如果被解釋變量采用污染密集度對上述模型重新估計,人均收入項對污染密集度的影響只體現技術效應。因此本文將人均污染排放和污染密集度分別作為模型的被解釋變量,先對規模和技術效應進行估計后單獨估計技術效應。
(二)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的樣本數據為1990-2005年(1996年和1997年除外)29個省市(除外,重慶市數據計入四川省)的數據,下面就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分別說明。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包括三種污染物的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參考Antweiler等(2001)的選取標準,本文選取的污染物分別是二氧化硫、廢水和煙塵。
各省市污染物的人均排放量分別由各省市的污染物排放總量除以總人口數得到。由于1996年和1997年只有工業污染排放數據,缺乏生活污染排放數據,故本文選取的統計時段為除1996和1997年以外的1990-2005年,基礎數據來自相應各年的《中國環境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各省市污染物的污染密集度等于各省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
(2)解釋變量
需要說明的變量包括資本勞動比率KL、人均收入I、貿易開放度O、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相對人均收入RI和時間趨勢變量D。
各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KL等于各省市1952年不變價表示的資本存量與就業人員數之比。前者的數據采用張軍等(2004)估算的數據,后者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人均收入I的數據均采用剔除價格因素后的上一年人均GDP數據,即采用1990年不變價表示的1989-2004年各省市的人均GDP數據,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各省市的貿易開放度O等于當年價表示的各省市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進出口總額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93-2006》和《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1-1992》,基礎數據由美元表示,根據相應年份的美元兌人民幣年平均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各省市的相對人均收入RI等于上面得出的各省市的人均收入I與當年全國的人均GDP之比。各省市的相對資本勞動比率RKL等于上面的各省市的KL與全國的資本勞動比率之比。
時間趨勢變量1990年取值1,依次各年度分別取值2到14。三、計量結果及分析
本文依據豪斯曼檢驗(Hausman-test)的檢驗結果來判斷估計模型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根據檢驗結果,模型估計時全部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被解釋變量分別采用人均污染排放量和污染密集度的估計結果依次見表1和表2。
(一)規模、技術和結構效應分析
表1的估計結果是將人均污染排放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資本勞動比率KL表征貿易對環境的結構效應,人均收入I表征貿易對環境的規模和技術效應。
表1第1列和第2列分別是Antweiler等(2001)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為和本文的估計結果比較,先對其加以說明。Antweiler等(2001)估計結果顯示,規模效應變量(GDP/km2)和結構效應變量(KL)都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技術效應(滯后三年的人均收入的移動平均值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積累對環境污染的影響為正,技術效應為負。與Antweiler等(2001)不同,ColeandElliott(2003)和本文的模型中,人均收入項I(前一年人均GDP)代表規模和技術總效應。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中,結構效應變量(KL)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資本勞動比率的增加,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增加,且速度遞減。而人均收入(I)與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表明負的技術效應已經超過了正的規模效應。
表1的第3-5列是本文模型的估計結果。
首先,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與ColeandElliott(2003)的結論是一致的,即結構效應為正,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負。不同的是,表征規模和技術效應的人均收入項I統計不顯著,說明正的規模效應和負的技術效應相互抵消后對環境的作用很小,則經濟對二氧化硫排放的影響將主要取決于結構效應。
其次,廢水的估計結果顯示,資本勞動比率KL與人均廢水排放之間顯著正相關,即結構效應為正。人均收入項I的系數統計顯著且為正,表明技術和規模效應為正,正的規模效應超過負的技術效應,其原因在于,廢水包括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而國家對污水的治理主要集中在工業污染方面,生活污水的迅速增加和難以治理是導致規模效應超過技術效應的主要原因。近年來中國的環境統計數據也顯示,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工業廢水排放量,成為水污染的主要來源。
最后,煙塵估計結果顯示,結構效應不顯著,且正的規模效應超過了負的技術效應,規模和技術總效應為正。同時,人均收入I的一次項系數為正,二次項系數為負表明,針對煙塵,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還沒有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轉折點,處于曲線的上升階段。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人均煙塵排放量增加。
表2是將污染密集度作為被解釋變量得出的估計結果,主要分析由人均收入I代表的技術效應。與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類似,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指標中,人均二氧化硫和廢水排放分別與人均收入之間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技術效應為負。人均煙塵排放與人均收入之間也是負相關,但不顯著。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已經推動技術進步,進而減少污染。
(二)要素稟賦動因和“污染避難所”動因分析
表1和表2中,聯合變量ORKL表征要素稟賦動因,聯合變量ORI表征“污染天堂”動因。
表1中,同Antweiler等(2001)的估計結果一致,本文二氧化硫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實證支持。要素稟賦變量ORKL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負相關關系,這說明,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資本勞動比率相對較低,因而還主要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就大大地減少了中國污染排放,這與要素稟賦假說的內容相符合,同時,“污染天堂”動因變量ORI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是顯著正相關關系,即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大部分省市的人均收入也比較低,對環境質量的需求不大,因而導致了較弱的環境管制,增加了污染排放,這又符合了“污染天堂”假說的內容。廢水和煙塵的估計結果也符合這兩個假說,但是估計結果部分不顯著。
另外,與Antweiler等(2001)貿易有利于環境改善的結論不同,ColeandElliott(2003)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密集度(O)與二氧化硫濃度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自由化導致環境污染增加。本文的估計結果中,依污染指標不同,貿易對環境的總體影響也發生變化,總體上,貿易自由化有利于減少人均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但增加了人均廢水排放。表2中貿易變量的符號基本上與表1一致,其估計結果進一步印證了上面的討論。
最后,表1和表2的時間趨勢變量(D)基本上都與污染指標呈現統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公眾的環保意識、環境友好型技術的開發及其他的因素都促進了污染的減少。
為進一步闡明表1和表2的經濟含義,本文在表1和表2的基礎上計算了各污染指標對所有經濟因素的彈性,自變量的值采用各省市所有年份的平均值。估計結果見表3和表4。
從表3可以看出,貿易開放度對環境的影響相對于其他經濟因素來說較小,具體地,貿易開放度提高1%,人均二氧化硫排放減少0.15%,人均廢水排放增加0.06%,人均煙塵排放減少0.16%。同時,對每個污染物來說,其“污染天堂”動因對環境的影響都大于要素稟賦動因帶給環境的影響,比如對于二氧化硫,其“污染天堂”動因的彈性值為0.4,而要素稟賦動因的彈性值為-0.05,前者遠遠大于后者,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國大部分省市很有可能變為“污染天堂”。
表4的數據顯示,三種污染物對技術效應的彈性都比較大,說明技術效應較大程度地降低了污染密集度,減少了污染排放,但是,較大的技術效應并不一定能夠全部抵消規模效應,結合表3,對于二氧化硫,技術效應超過了規模效應,而對于廢水和煙塵,規模效應仍大于技術效應,因此需要中國進一步加大污染治理力度,開發新技術,降低污染。
四、結論
1.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經濟規模的擴大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增加(結構效應),都加大了我國的污染排放,但同時貿易開放給中國帶來的技術進步降低了國內的污染排放強度,貿易是否有利于中國的環境改善依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
2.貿易對環境總體影響相對較小,且正負因污染指標不同而不同。就本文所選的三種污染物,貿易自由化減少了二氧化硫和煙塵的排放,卻增加了廢水的排放。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盡管近年來國家對主要污染物的管制已經加強,但是主要將重點放在了大氣的污染治理上,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治理,而忽視了廢水的治理。
3.本文的估計結果也為要素稟賦假說和“污染天堂”假說提供了一定的實證支持。相對于中國的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資本勞動比率較低,資本不充裕導致的要素稟賦效應減少了環境污染排放;同時,相對于平均水平,多數省市的人均收入較低導致較松的環境管制,使中國的污染排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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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總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在此基礎上,通過對WTO貿易規則框架下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改革的比較分析,認為目前農業保護仍然廣泛存在,進而闡述了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關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項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農業政策;改革WTO;協調機制;政策建議
一、導論
(一)選題意義
農業和農產品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各國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因而農業歷來是各國政府保護的重點。農業保護嚴重扭曲了農產品貿易,使各國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貿易保護、實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經過艱苦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達成《農業協議》,奠定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基礎。從《農業協議》開始實施至今,各國遵照《農業協議》履行承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不斷得到推進。但同時,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在談判中加以完善。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9億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國,作為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將同時面臨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為此,深入研究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及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遵照國際協議調整國內農業政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中國全面促進農業發展,維護國內農業安全以取得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牢固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許多學者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課題進行了研究與探索。如特麗?西庫勒(TerrySicular)(1989)結合當時中國農業的衰退趨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增長進行了探索,提出非農業政策可以加強或破壞農業計劃,建議中國建立考慮全面和注重協調的有效農業政策,并把農業放在與其他產業平等的地位上;曹蘇峰(1998)以翔實的數據深入分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速度、價格變化、貿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結構變化;田維明等(1999)通過GTAP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了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國民經濟和農業部門可能產生的影響,認為擴大貿易開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國民福利水平;羅余才(1999)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總量與產品結構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張漢林(2003)則在介紹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上對農產品貿易領域的爭端情況進行了總體闡述,重點分析了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受理的一些農產品貿易爭端案例。
綜上所述,雖然許多學者從農業產業地位、農業政策選擇、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農產品貿易爭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中缺少以農業政策變化及現有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的論述。本文試圖以比較不同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革、分析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進行論述。
(三)結構安排
論文的第二部分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歷程,并總結出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論文的第三部分比較分析了世界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的改革,認為盡管在《農業協議》的約束下,這些國家的農業政策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農業保護傾向。在此基礎上,論文的第四部分闡述了使農業保護主義得以生存、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對其進行完善的措施。論文的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對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議。
(四)主要觀點及創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