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3:50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哲學教育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1.1社會因素：哲學社會科學教育遇冷近年來，在高職教育迅猛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違背教育規律，急功近利發展的現象，突出表現為高職院校不斷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一味加強學生專業技能的訓練，忽視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在學生職業道德以及人格的養成過程中的熏陶教化功能。我國高等職業院校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目前又普遍面臨著學生就業困難以及社會對人才專業技能要求較高的嚴峻挑戰。因此，從“實用”角度出發，校方紛紛加大了對學生專業知識技能的培養力度，在人才培養目標、人才培養模式、課程設置、實訓設備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財、物，再無精力顧及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再者，高職教育學制短，專業教學任務重，校方更重視實訓課程的質量，技術理論課次之，而哲學社會科學教學基本流于形式，出現“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查起來非常必要”的狀況。
1.2學生因素：素質堪憂目前，高職生源大多列在第四、五批中錄取，生源的教育背景不同，文化理論功底較薄，甚至大多數理科學生基本上沒有學過哲學常識，無法適應起點較高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較多學生反映難以理解其基本內涵，理論學習上通常表現為放棄，進行“學職業技術不需要社會科學理論”之類的消極宣傳。全球化的浪潮帶來西方各種思潮和價值觀的涌入，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現代化進程的快速發展與日益激烈的社會競爭壓力無一不猛烈沖擊、影響和改變著高職學生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泥沙俱下，由于過于注重經濟的發展而忽略精神文化方面的內涵建設，致使某些學生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遠遠多于對精神信仰的追求，對現實主義的關注極大地超過了對終極價值的思考，導致學習動力不足，學習目標不明。
1.3師資、教材因素：師資力量欠缺、教材脫離實際高職院校大多數由以往的中專院校“升格”、“整合”而來，本來哲學社會科學師資力量就普遍薄弱，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和教學科研骨干數量極少，大家、名家更少。辦學規模急劇擴充，更導致師資嚴重不足，以往的小班授課不得不改為大班開講，或者非思政專業背景或非哲學專業背景的教師客串，課堂教學效果大打折扣。極少數教師還沒能做到對的“真懂、真信”，在教育教學中忽略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教育，對一些西方學術觀點缺乏正確地分析和批判，把哲學社會科學課程只是當成純粹的知識傳授課程來對待。當前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材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思想內容單一、是非標準簡單，割裂了厚重的理論與鮮活的實踐之間的血肉關系，變成了干巴巴的教條，空洞無力的說教對高職學生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的教學效果產生極其不良的影響。
2高職院校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教學的作用
2.1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社會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哲學社會科學教育，要求學生崇尚科學、追求真理；幫助學生明確正確的政治方向、樹立遠大的理想、陶冶高尚的情操、強化良好的公民道德意識、鍛造堅強的意志品質；提高學生思想道德素質和人文素養；教導學生立足現實、放眼未來,遇事客觀理性、不輕率、不浮躁、不盲從、不走極端、不急于求成；引導學生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正確把握時代脈搏、正確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對現實社會作出正確的思維判斷和價值選擇。理工科專業的高職學生同樣應當且必須具備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政治法律素質，才能增強歷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增強抵制各種錯誤思潮的自覺性，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堅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信念。而優秀的人文素質、健康的人格情操和積極進取的精神品質是自然科學教育無法實現的。當前我們生活在氣象萬千的網絡時代，各種文化思想的激蕩、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沖擊、某些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對青年學生的影響都不可低估，價值觀念的碰撞、行為準則的差異，導致學生的誠信缺失、心理失衡、道德失范、精神失落等。在協調社會環境變化與個人行為習慣的矛盾中，哲學社會科學倡導的科學認知方法、科學精神理念，對于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平等與公正等方面的研究和在文化生活、意識形態、價值取向及人生態度等方面的關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確立了精神支柱，營造了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氛圍。
2.2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聰明人”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世界觀，與自然科學是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具有揭示自然、社會、思維發展規律的作用。高職院校通過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充實學生的文化理論知識，不斷更新和優化各類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科學的思維能力和處事能力、提升學生的人文素養，增強學生的創造能力和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利于高職學生思辨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的提高：一方面，鼓勵高職學生延伸科學思維的空間，擴展辯證思維的跨度，培養學生整體把握客觀世界的全局意識和辯證思維能力；另一方面，激勵學生敢于打破傳統思維的定勢，開闊知識視野，拓展思維領域，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質疑，激發學生豐富大膽的想象力，突破所學專業領域的限制，了解和掌握其他專業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更好地適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需要。近些年來實施的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頗具成效，驗證了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有著自然科學教育不可比擬的獨特功能。因此，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力促社會人文教育與自然科學教育的結合，才能培養學生勇于實踐、不斷創新的時代精神，才能從根本上提升學生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自主創新的能力。
2.3有助于將青年學生培養為“職業人”任何實踐活動都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沒有正確理論的引導，高等職業教育將迷失方向。高職院校應意識到高職教育的目的并非“制器”而是“育人”，過分強調專業教育、重視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訓練，輕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忽視了對學生人文精神的陶冶和綜合素質的培養，會導致學生人文底蘊的欠缺和人文素質的低下；會導致學生在思想道德、文明禮儀等方面不能達到相應的要求；會導致學生社會適應能力差以及道德失范等嚴重問題，直接影響著學生的就業和進一步發展。高職院校重視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才能使學生在人文精神的熏陶下，成為以德為先、以儉為本、愛崗敬業的人才；成為吃苦耐勞、腳踏實地、開拓創新、學以致用的人才；成為視野開闊、素質全面、人文素養與科學素養兼備的人才；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和滿足就業市場的需求。高職院校加強哲學社會科學教育，注重理、工、文的相互滲透，才能使學生一方面具有可持續發展的職業拓展能力，適應信息時代的要求，提升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另一方面具有對工作對社會的高度責任心，嚴格遵守職業道德規范。
3結束語
洪堡特是十九世紀著名的西方語言學家，提出過很多具有著實際教育意義的語言哲學理論，相關學者對這些哲學理論進行了匯總后得到《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這本論著將洪堡特的語言哲學思想較為全面的反映了出來。洪堡特通過對普通語言學進行研究分析后認為，對于語言來說，其實質上指的是“人類內在精神的產物”，他更加重視民族精神與語言文化二者之間的聯系，而且嘗試著從哲學的角度對各種不同的語言現象進行研究。這些研究的理論對于現今的教育領域來說，具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不僅為現今的教學課程的改革提供了方向，更是在教學概念上提出了新的理念，是當前教育創新的“風向標”，洪堡特語言哲學也因此被人們稱之為“教育導向哲學”。
二、洪堡特語言哲學在語文教學中的應用
（一）洪堡特的“語言是構成思想的器官”
洪堡特認為“語言是構成思想的器官，思想（精神）和語言不可分割，所以，無論是對階段還是高中、大學階段的學生，都可以適當的使用評價性語言，進行教學引導，因為處于心智和身體的生長發育的重要階段，由于年齡太小，導致在課堂上不能長時間的匯聚精力。經常會出現精神不集中和注意分散的問題，這使得教師倍感頭疼的同時，也加大了教學難度。教師在實際教學中使用評價性語言對學生進行良性的評價與引導，學生的注意力就會自覺地去跟隨著老師的教學步驟，進而避免了走神現象的發生。其次，對學生進行贊揚和鼓勵是教學中必不可少的關鍵，可以更好地引導學生認真接受老師傳授的知識。教師在課堂上使用的評價性語言多都是良性積極和正面的，帶有非常多的鼓勵意義，更容易被學生接受和理解。洪堡特認為盡管語文知識作為母語被教育部門高度重視，成為了的重要課程，但由于漢字語言的知識面太過廣闊，許多語言運用知識和基礎知識都帶有高度的抽象性，很難被生理解和接受，比如在進行拼音教學時，閉口音、開口音在發音過程中對口腔、聲帶的要求就過于抽象，不太容易被生理解，教師只有使用圖示才能準確的表達出來，許多生在對這些知識進行學習的過程中，畏難情緒也會隨之產生，對于高度相似性語言知識的學習和辨識能力也不強，在這種情況發生時，教師適當的使用評價性語言對學生進行積極的肯定和鼓勵，就會使得學生的主動性打敗畏難情緒，進而也保證了課堂語文學習的效果。他提出，盡管評價性語言已經非常普遍地存在于語文課堂教學中，教師和學校也已經逐漸的認可了其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還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許多教師在使用評價性語言時較為隨意，經常受到自己本身心態和情緒的影響，缺乏嚴謹性和科學性，而且對于使用的時機也沒有有效的把握，不能在適當的時間階段正確的使用，大多的語文教師雖然對評級性語言也進行使用，但通常過為單一，比如“還行”“不錯”等普通詞匯，很難對學生起到積極鼓勵的作用，無法長期的引起學生的興趣。而且，在大部分的語文教師的認知中，將贊美性語言和評價性語言的概念相混淆，一味的對學生進行表揚和贊美，并不能讓學生在根本上得到提高。
（二）“語言是構成思想的器官”的語文教學應用
由于洪堡特在語言教學上的獨特見解，相關的研究學者根據這些語言文學提出了關于語文教師評價性語言使用藝術性培養的方法，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方面，加強語文教師對評價性語言的重視想要增加語文教師使用評價性語言使得藝術性，首先必須要讓教師了解到，評價性語言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性，并且對評價性語言進行比較正確和全面的認識，仔細研究評價性語言的使用規律和技巧，將評價性語言正確的引入到課堂教學之中，使其成為課堂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提高語文的課堂教學效果。第二方面，對于評價性語言的積累為了避免教師使用的評價性語言過為單調，使得學生感到乏味枯燥，教師應該對教學評價性語言進行積累，形成具有教師特色的評價性語言詞匯庫，在語文教學課堂中合理恰當的使用這些評價性語言，既能夠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也能彰顯教師的性格和語言特色，進一步提高評價性語言的藝術性。第三方面，注重評價性語言的使用技巧語言本身就是一項藝術，語文教師在使用評價性語言時要注意技巧，避免重復，盡量選擇比較新鮮的詞匯，讓學生體會到不同的新鮮感，保持學生的熱情和興趣，學會把握合適的時機，對學生使用評價性語言。例如，在對學生教教授“賴”漢字發音的時候，讓學生自己查閱字典，然后當堂說出發音，并且鼓勵學生說“不賴哦”。這種時機的把握，就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學生對知識內容的記憶。
三、洪堡特語言哲學觀視角下語文教學對英語教學的啟示
通過上文對洪堡特語言哲學觀視角下語文教學進行研究后，不難看出這種教學方式具備著相當的成效，所以筆者針對洪堡特語言哲學觀視角下語文教學中所涉及到的建立學生自信心、自主學習觀念的構建等方面進行論述。
（一）建立學生自信心
在對洪堡特語言哲學觀視角下語文教學進行論述時，講到了評價性語言，其根本目的就是使教師要對學生保持充分地信任，并促進學生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如果想要學生在英語課堂交際意識能夠養成，就必須要在教導過程中充分地相信學生，相信學生能夠自己解決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并且有足夠的能力對教師所引導的知識進行學習。首先，教師可以將英語課堂中的空間和時間適當的交給學生，使學生把握到口語交際所帶來的樂趣，讓學生多聽英語、多讀英語、多用英語，并讓學生對學習資料進行多人收集，并進行討論，通過教師的引導，對學生的聽說讀寫等交際能力進行針對性的培養。
（二）自主學習觀念的構建
英語教師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觀念，就要建立學生較強的義務感和學習責任感。首先，教師要讓學生明白，學習是自己本身的責任和義務，是其他人都無法替代和幫助的任務，其次，教師要依靠英語教學中的自主學習活動，指導并帶領學生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例如，在對Howwasyourschooltrip?進行學習的時候，教師可以將學生分成小組，然后讓學生將水族館動物的資料在網上收集出來，并對這些動物的棲息地和特點進行分析和討論，這樣，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就提高了。
（三）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英語學科作為一門以語言教學為主的學科，是英語階段中一個重要的基礎承接階段，學習興趣對于學生學習英語學科來說，不僅對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有著直接的影響，而且也直接的影響著學生英語學科相關知識能力的培養與形成。其次，學生的學習興趣在教學實踐活動中，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學生能更好地學習教學知識內容，并且能高效的理解、掌握和應用所學的知識內容，所以，在開展英語課堂教學活動的過程中，老師要注意培養與激發、強化學生的學習興趣，比如，在英語課堂進行教學的過程中，將英語課堂的學習氛圍變得更具有民主性，也或者對英語課堂教方式的改變，使英語教學方法變得靈活有趣，對學生與老師互動配合進行加強，從而使得學生在英語課堂中保持濃厚的學習興趣，不僅提高了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也培養與提高了學生的自主性學習能力，為學生今后的長遠發展和更加強大的知識系統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結論
中國音樂學院謝嘉幸教授做了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與全球多樣化音樂社區》的發言，他在發言中指出：為什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當代中國音樂教育的哲學意蘊？并從民族音樂傳承三個標志性階段說起，深入剖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對當代中國音樂教育的哲學意義。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樣化的音樂社區，在哲學意義上多樣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兩極論的宏觀表述。社區則澄清這一概念在具體時間層面上的存在。哲學觀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體時間行為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動態的、多樣化的、在具體時間中體現的哲學觀念在這個時代是有生命力的。”馬達教授從近10年三次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看我國音樂教育哲學研究10年，通過對“審美音樂教育哲學”、“實踐音樂教育哲學”、“其他多元的音樂教育哲學觀”、“圍繞基礎音樂教育改革的音樂教育哲學觀討論”、“有關如何建立中國特色音樂教育哲學體系的討論”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獻的分析與述評，梳理出這期間音樂教育哲學研究的發展脈絡和特點。此外，管建華教授《新軸心文明時代音樂教育實踐哲學的文明復歸》也極為精彩。
在大會史學板塊部分，江蘇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博士生導師馬東風分析了中國音樂教育史學的發展態勢與趨向。曲阜師范大學音樂學院院長褚灝從社會轉型與文化思想轉型，教育轉型與音樂教育重新，近代音樂教育思想主體及特征與意義等角度對中國近代音樂教育思想進行述評。中國音樂學院余峰教授作了題為《中國音樂教師教育的苦命與使命》的發言也極為精彩，現場掌聲不斷。在專題報告會議上，哲學組張業茂、黃劍敏、吳躍躍、周世斌四人了報告。張業茂《音樂教育哲學的“身體”轉向：身體哲學的思考》從當今音樂教育哲學“身體”的轉向，探尋音樂教育中自在之身體與自為之身體的哲學意蘊，對身體哲學進行思考。黃劍敏《孔子與老子音樂教育思想比較研究》從樂教的對象、方法、準則、核心、目的和社會功能輪六個方面對孔子和老子音樂教育思想進行比較研究。吳躍躍《音樂材料、存在方式、音樂釋義、主客關系———對音樂欣賞教學的哲學思辨》站在音樂哲學、音樂美學的高度，從音樂材料的特殊性、音樂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樂釋義的特殊性以及審美主客體關系的特殊性四個方面對音樂欣賞中的諸多要素進行分析、論證，以哲學思辨的方式幫助人們處理好音樂欣賞教學中的一些問題，探討審美主體重要性的理論根源。
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周世斌作了題為《21世紀中國基礎音樂教育改革的回顧、反思、創新探索與實踐》的發言，回顧了中小學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的研制與實施，反思了中國中小學音樂課程標準實驗版和修訂版存在的問題，對中小學音樂課程改革理念與高師音樂人才培養改革理念與實踐進行探索，并應用于北川中學支教和北京農民工子弟校援助。史學組崔學榮、馬驍、楊健、陳永四人做了發言。魯東大學藝術學院崔學榮作了題為《中美音樂教育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比較》發言，以中美音樂教育方向碩士研究生作為研究對象，從培養類型與目標、招生考試與培養方式、課程設置與教育資源、教學方式與管理制度等方面對其音樂教育方向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其培養模式各自特點，為我國碩士研究生培養模式的改進與提高提供借鑒。馬驍《中國近代女子音樂教育發展述評》通過對近代女子音樂教育進行梳理，探尋歷史根源，從中汲取歷史經驗和教訓，為我國當代女子音樂教育事業的發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徑。
陳永《中國音樂教育制度史研究構想》對“中國音樂教育制度史”這一學術對象的理論基礎、學術現狀和研究設計等問題進行比較全面的梳理，構建有關音樂教育制度史的學科體系，探究音樂制度在各種外生性志愿影響下的動態形成機制與功能機制。此外楊健對當前高師音樂教育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對策。音樂教育哲學分會場由吳躍躍、柳良、李嘉棟、呂屹主持，全國音樂教育史學分會場由劉詠蓮、徐旭標、黃劍敏、馮巍巍主持。期間每個會場的討論都十分熱烈，眾多同學老師云集對話，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研討會期間，曲阜師大音樂學院師生還為與會人員精心準備了專場音樂會，音樂會上集中展示了富有日照地方特色的嵐山號子、夾倉鑼鼓、魯南五大調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和音樂學院近幾年的教學成果。“第三屆全國音樂教育哲學學術研討會、第二屆全國音樂教育史學研討會”會議的召開對于音樂教育史學和音樂教育哲學未來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與會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音樂教育史是音樂教育發生、發展的歷史，是教育史與音樂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門新興學科，是音樂教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從史學的視角探索音樂教育思想、音樂教育與教學的理論與實踐規律，為當代音樂教育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而音樂教育哲學是一門研究音樂教育的本質和價值的學科，是音樂教育學的基礎理論。音樂教育哲學對一切音樂教育教學現象進行高度的概括和總結，揭示音樂教育的基本規律，對各種音樂教育實踐活動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作者：顏妍 單位：中國音樂學院
在現代科學哲學中，“物質”、“能量”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哲學范疇。如果說“物質”是對現實的自我組織和某種長期存在的能力屬性的描述；“能”所描述的是物質運動的能力，“能量”這一概念描述了關于物質運動的強度；那么，信息所描述的則是有組織的物質或能量系統的復雜程度，它可以對系統的復雜性程度進行定量評價。21世紀以來，我們所處的時代被稱為信息時代。在現代文明的浩淼煙海的信息資源的總量中，如何在很寬的頻率范圍內獲得有效的信息資源，并對這些信息進行科學的加工與處理、創新與應用，以及對其具體的內容進行解釋等，這不僅是科學發展的需要，也是解決人類現在所面臨的許多復雜性問題的需要。為此，高等教育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知識信息量以幾何倍數量級增加且不斷變化和更新，無論你怎樣用知識去填充學生的頭腦，都無法適應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因此，我們必須用科學哲學的觀點轉變我們的教育理念、改進我們的教學模式和方法、提升高等教育系統課程教學的內容和評價體系。于是，主張開展通識教育，回歸教育的真正本質，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培養目標的“全人教育”，作為一種對現代教育“非人化”回應的教育思潮便得到了廣泛的關注。
二、通識教育的內涵和本質
通識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臘的“自由教育”，第一個把它與大學教育聯系起來的是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A.S.Packard）教授。目前通識教育已成為當代國際教育領域的一大潮流。究竟什么是“通識教育”？英語中有兩個詞：liberaleducation、generaleducation可譯為“自由教育”、“博愛教育”，“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現在所說的“通識教育”大致包含這兩個方面的涵義。了解通識教育的內涵和本質，成為我們認識所面對的客觀世界的基本問題之一。一般說來，通識教育從性質、目的和內容等各個方面都有別于傳統的知識傳承和狹隘的專才教育。首先，從性質上來說，通識教育被定義為“非專業、非職業性的教育”，其本質是對自由和人文精神的傳承；其次，就教學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是培養健全的個人和自由社會中健全的公民，“造就具備遠大眼光、通融識見、博雅精神和優美情感的人才”，因此，更加注重人在生活和情趣、道德和理智、性格和情感等方面的協調發展；再者，從教學內容上，通識教育不再局限于對單純專業知識的傳授，而是追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融合與統一。
三、通識教育的特征和屬性
通識教育的基礎性和多元性乃是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環境以及教學實踐活動的主、客體之間相互作用、相互碰撞的具體體現，也決定了通識教育的特征和屬性。
1.基礎性。通識教育既不是專業教育也不是精英教育，而是面向全體學生的綜合素質教育，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培養具有完善的知識結構、完備的人格以及擁有正確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的“全人”。因此，也決定了通識教育的基本屬性。
2.多元性。通識教育作為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非職業性的教育，其內容涵蓋德、才、學、能、識等多個方面，是一個多種元素、多重聯系相互作用、相互滲透的矛盾統一體。
3.自主性。作為古典“自由教育”的延伸，通識教育繼承了自由教育的注重理性、有修養和主體能動性的思想，突出學生的主體特征，尊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給學生自主選擇的空間，促使學生的全面發展。
4.開放性。通識教育的理念和多元性決定了教學過程的開放性，不再局限于以教師講授和課堂教學為中心的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和模式，根據學生的特點開展靈活有效、形式多樣的教學活動。
5.發展性。學生是發展的人，學生身心的發展具有客觀規律性。通識教育注重每個學生的發展，且教育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動態的過程，充分相信每一個學生，努力激發學生的潛能。
四、通識教育中的多重關系及矛盾統一性
1.教學實踐中的主體與客體。通識教育既是一種教育理念，更是一種認識和實踐活動。傳統的教學過程把教師作為實踐的主體，形成“以教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學生成為被動的、接受教育的對象。比如在課堂上，基本上是教師講、學生聽，師生之間的對話、交流和互動很少，課堂氣氛也顯得比較沉悶和松散。另外，教師的講課往往很滿，現成的結論和定理較多，未能給學生留下太多思索的空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基本上是一種主體施與和客體接受的關系，而不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現代教育則更注重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強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讓學生真正成為教學實踐中的主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再單單是教育的客體和對象，而是學習的主動進取者，構建以學生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主導—主體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教師和學生一起，共同參與和完成對教學規律的認識活動。然而，由于歷史和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教學活動中要真正實現主體與客體、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良好互動仍然是今后教改中所面臨的一個難題。
2.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客觀世界具有二元論的特征，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是密切相關的，它們之間可以存在非常明顯的相互影響。通識教育沒有專業的硬性劃分，旨在拓展學生視野、培養學習興趣，提高學生的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專業教育則依托特定的背景，重在培養學生的專業思維與技能。但通識教育并不排斥專業教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互為支撐、對立統一，作為一對矛盾體共同構成整個高等教育的架構。傳統的專業教育往往局限于狹窄的專業范圍和單純的知識傳承，抑制了學生的創造潛能；通識教育雖能較好地彌補這一點，但過于空泛的通識教育又往往因缺乏明確的應用背景和專業支撐，也會使學生感覺學無目標和無所適從。因此，只有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3.通識教育與哲學教育。通識教育是“全人”教育，因此應重視哲學教育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1）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其原理和規律可滲透到教學活動的各個方面，如通識教育中的對立統一規律、認識和實踐規律以及對事物的批判性思維等。（2）哲學教育可有效地將傳統教育中的單純知識傳承轉化為通識教育中的智慧建構。哲學教育與科學教育、情感教育、藝術教育和公民教育等有機地融合，能促使學生思想、人格和價值觀的形成與發展。如在新生研討課和專業課中適時地將赫拉克利特的“性格就是命運”、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蘇格拉底時代的“知識與德行合一”、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美是道德善的象征”等充滿智慧和理性的哲學思想與學生一起分享無疑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從小學教師的角度來說，在實際的教學工作中，我們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有的學生自制力不強，上課真正認真聽講的時間有限；有的學生在學習中遇到不會的問題就容易失落、煩躁，甚至哭鼻子；有的學生吃不了一點苦，甚至連正常的班級值日都不愿參與……這些都與學生的意志力不強有關。因此，我們小學教師有責任對小學生進行挫折教育，培養小學生堅忍不拔、不屈不撓、勇于直面苦難的能力。
二、深入挖掘語文教材全面加強小學生的挫折教育
隨著素質教育理念的深化，我們應該認識到現代的教育教學不僅是要教會學生某些知識，更重要的是要增強學生的綜合素質，幫助學生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作為小學語文教師，我們要具備敏銳的洞察力，深入挖掘語文教材中的挫折教育的素材，培養小學生的耐挫力。下面主要從語文教師的視角，就語文教學中的挫折教育問題進行深入探析：
（一）通過寓言故事，滲透挫折教育
在日常語文教學中，我們要有意識地滲透挫折教育，讓小學生對挫折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同時，引導小學生以積極樂觀陽光的心態去面對生活和學習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比如，在學習《小馬過河》這篇課文的時候，有意引導學生直面挫折：“小馬的媽媽說‘光聽別人說，自己不動腦筋，不去試試，是不行的。’這句話就告訴我們，當我們遇到問題時，不能只聽別人的意見而沒有自己的主見。其實，我們在學習和生活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但是，只要我們遇到難題時不要慌亂，積極開動腦筋，就一定能夠想出解決辦法的。”再比如，學習《小蝌蚪找媽媽》這則故事的時候，我引導學生自己發現小蝌蚪的樂觀精神以及持之以恒的做事態度：“小蝌蚪找到了鴨媽媽、大金魚、大螃蟹、大烏龜，最后才找到了自己的媽媽，如果小蝌蚪找了幾個，沒找著就不找了，最后還能找到自己的媽媽嗎？”學生回答：“不會。”“那小蝌蚪是不是很努力、很努力的在找自己的媽媽呀？也就是說，只有很努力地做事的時候，才更容易達到我們的目標，并且每次發現不是自己的媽媽時，小蝌蚪都很樂觀也很禮貌地告別，這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通過名人事跡，強化挫折教育
小學語文教材中有很多名人事跡，多數名人事跡都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我們小學語文教師一定要充分利用好教材中的名人事跡，在豐滿名人血肉的同時，強化學生的挫折教育。如，小學語文經典課文《司馬光》就是一個很好的素材。這篇課文講述了司馬光小時候砸缸救人的實例，而司馬光當時與小學生們的年齡相仿，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在學這篇課文之前，我先給學生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有小朋友不小心掉到了一個有水的大缸里，而你身邊又沒有大人在場，那你會怎么辦？”這就引發了學生對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有的學生想出了用樹枝拉朋友的辦法，有的學生則認為可推倒大缸的辦法等等。學生們似乎身臨其境的積極想辦法救出自己的朋友，這在無形之中其實就為學生創設了一個逼真的情境，讓學生思考如果真實發生這樣一件事的時候，自己該怎么辦。學生們積極思考的過程實際就是強化挫折教育的過程。
（三）通過寫作反思，內化挫折教育
寫作是放飛心靈的旅程。小學生的語文寫作更是說真心話的過程，我們可通過作文，讓學生反思自我，以此內化挫折教育。在學完《我是最弱小的嗎》后，我安排了一節作文課：寫出令自己在學習和生活中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最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要詳細地寫出自己當時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解決的，這件事對我以后的啟發是什么。這節作文課的意圖是要引導學生進一步反思自我，尤其是遇到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怎樣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處理。學生思考的過程實際就是回想經過、反思自我的過程。
三、結語
［關鍵詞］張楚廷；教育哲學；思想
一、哲學尋思：“學問”的過程
古希臘人認為哲學是“愛智慧”，據說，“第一個使用哲學這個詞，并稱自己是哲學家或愛智者的，是畢達哥拉斯；因為他說過，只有神是智慧的，任何人都不是。”（第歐根尼•拉爾修：《著名哲學家生平和思想》卷1第12節）在此，“愛”為追求之意，追求什么？追求真理。亞里士多德說過：我愛吾師，但我更愛真理。愛智慧就是愛真理，而愛真理是開放性的追求、探求真理。在這里，智慧是蘇格拉底那種“我自知我無知”的狀態，只有這樣的“無知”才能激起對真理的渴望。因此，智慧是思，是沉思，它保持人們的驚異與深沉，對習以為常、司空見慣之事也能窮究其根由。所以，智慧不同于人們一般的“知”，即使你學富五車也并不一定智慧。勿寧說，智慧的意義即在于敞開人們追求真理的勇氣與胸襟。
有人說智慧即哲學，但這里的哲學不等于哲學學說。海德格爾說：“我們長年累日地鉆研大思想家的論文,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在思,甚至根本沒有保證我們已準備去學習思。這種研究哲學的活動最為頑固地給我們造成假象:我們在‘弄哲學’就是在思。”[1]弄哲學是占有與把玩哲學知識,它只是在哲學的圈子圍繞著哲學轉。‘思’是進入哲學,進行哲學思考,是創造性的發問與沉思。
張楚廷先生的教育哲學探究過程正體現了哲學的本性。他說：“學問一詞，意即知識、學識。從詞的結構看，當把學視為謂詞時，‘學問’意即學習著問。這樣，學問與‘學問’的含義就有所不同了。可是，‘學習著問’即‘學問’與學問卻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這種聯系表明漢語中學問一詞有其科學含義，他包含有豐富而深刻的內容。……沒有‘學問’，甚至就不會真正有學問。”[2］
的確，學習著問是先生學術生涯的真實寫照。在《課程與教學哲學》前言中，先生說：“我從事教學四十年有余，而從事教學理論研究二十年不足。大體劃分一下，可以說，前一個二十年，練著，欣賞著教學；后一個二十年我琢磨著，探索者教學；近年來，則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教學哲學。”[3］(前言1)情不自禁是先生治學境界的由衷表達，而學問的心態則是先生治學境界的基礎。作為學生，我留心觀察過先生的一些治學方法，記得有幾次研究生論文開題報告會，我與先生在一組，發現先生對開題報告中呈現的問題總是留心思考的，而對一些有價值的問題，他便一一記下。細想起來，我這個做學生的就覺得羞愧了，因我就沒有先生那種在問題面前的專注與謙遜，更沒有將問題隨時記下以便進一步思考的習慣。
“實際上，所謂哲學意識就是問題意識。活躍的教學就應當是充滿了問題的教學，生動的教學就是問題構成的空間。”[4］（P305)
從先生教學的課堂上，我們真實感受到了這種問題空間。先生的《課程與教學哲學》是在給我們第一屆博士生講授后出版的。回想起來，課堂那種問題空間尤在，在這問題氛圍的帶動下，我這位平時還算內向安靜的分子居然也不安靜了，對有些問題的討論，我們甚至爭到面紅耳赤的地步。通過問題的討論，先生給我們的則是智慧的啟迪。這讓我們回想起孔子的啟發式教學與蘇格拉底的“產婆術”，孔子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他們強調的是學生的問題意識狀態。先生的教學給我們的正是那些偉人們曾經留下的，它讓我們終身受益。
所有能給人智慧的教學都應是有獨特思想的教學，所有智慧的表達都應是真情實感的流露。“因喜歡教而喜歡學，因喜歡學而喜歡想，因喜歡想而喜歡做。”[4］(P304)先生說到做到了。正因為他的“學問”精神，正因為他在問題面前謙遜的態度，正因為他猶如蘇格拉底般“我自知我無知”的心態，正因為他如老子般“復歸于嬰兒”的率真，他才如弗洛姆所說贏得生命中“充分的誕生”，贏得學術生命中哲學這朵最絢爛的精神之花。我們驚喜地看到先生近年來的學術著作中有了哲學的積淀，從《素質：中國教育的沉思》到《課程與教學哲學》，從《高等教育哲學》到《教育哲學》，我們看到的是不倦地沉思終于印上了先生心路歷程的印記，在“學問”的過程中達到了他所言的學問境界。
二、教育反思：原點的叩問
教育是什么？什么才是教育的最根本？我們應從怎樣的角度考察教育？所有這些問題都蘊含了“原點”考察的意味。先生正是從這些基本的問題入手考察教育的。但是哲學的探討有著思想反思的特性，黑格爾在《小邏輯》第二版序言中寫道：“哲學就是發現關于‘絕對’的思想的歷史。絕對就是哲學研究的對象。”[5]先生對問題的考察又是從已有的思想或觀念開始的。他說：“我們不僅要思考教育的事實，還要思考教育的觀念事實，后者將是我們的重點，畢竟，已有的觀念事實能從不同的意義上引導我們深入到更基本上去。”[4］(P7)
先生指出了我國教育觀念的以下事實：認為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教育是被政治、經濟所決定的；教育是經濟的基礎，教育是生產力；教育不是別的，是文化；教育就是教育。于是關于教育原點問題的追溯就在這已有的觀念事實中展開。
“教育的基本特性是社會性”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然而“我們容易問問同類的命題，經濟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政治的基本特性是什么？是否社會性？”[4］(P7)對政治、經濟是教育的決定者，我們要問的是“經濟、政治為什么是決定者？它們是決定者，不再被別的什么決定了嗎？”[4］(P8)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讓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事實：“教育理論依然是那么可憐，它沒有自己的語言。”“說教育是文化，畢竟是在由自己來說明自己，‘經濟說’、‘政治說’則是拿別人說明自己。”[4］(P11)“說‘教育就是教育’這一帶有情感所說的話中所包含的理性的確是有價值的，它至少表明了一個重要觀點：從教育自身來闡明教育。”[4］(P16)
先生的反思就是從這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中展開，在澄清這些觀念本身乃至觀念背后深層的政治、文化背景后，那個本源性的問題便凸現出來，亦即教育的基本問題在于教育本身，在于教育的特殊對象——人，這就是教育的原點。
在我國教育及教育學觀念的事實中，有著無教育本身的現象，先生稱之為“教育對象性的失落”，人們一下子說教育是“上層建筑”，一下子說教育是“經濟基礎”、是“生產力”，就是沒有教育本身。恩格斯指出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堅持從世界本身來說明世界”[6]。先生指出近年來關于教育問題的討論正指向教育本身，也就是他所說的“回到最基本”，從教育是上層建筑到教育是經濟基礎，從教育是文化到教育就是教育，我國關于教育問題的研討正在回到教育事實本身。
其實，先生所說的從事實本身來說明事物的方法已成為西方當代現象學者研究問題的普遍原則，在現象學學者看來，“教育就是教育”并非無意義的命題，其意義在于追溯教育的本源，面對教育事實，從教育的本質（或范疇）直觀中來揭示教育問題[7］(卷4，P266)。
三、教育公理：基點的構建
既然已經明了教育的邏輯起點在于人，那就必須對這“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從教育的角度加以審理。
先生是從教育所面對人的更基本的方面來說明這一問題的。不同的行業（如醫療）也面對人，但教育所面對人的更為基本的方面是人的心理。“教育也要從心理學去探視人是什么，但在教育中，它不只是處在配合的地位，它處在一個基礎的地位。即盡管許多領域的工作，只要涉及人，都需要心理學，但是教育尤其需要，尤其看重心理學。”[4］(P23)
當回到事實本身，并從教育本身來說明教育時，先生回到了人的最基本的部分——人的心理。這似乎是老生常談，沒有什么新意，然而先生進一步的論證讓我們看到了古老命題常青與常新的意義。
首先，先生是從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進一步解讀中展開討論的。馬克思指出人是“使自己的生命本身變成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的生命，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7］(卷1，P46)，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7］(卷1，P58)；“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7］(卷1，P46)“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人也是按美德規律來構造”[7］(卷1，P47)。從方法論上，馬克思認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先生從馬克思對人的論說的方法論與其他論證中，解析出人有自反性、自增性、自語性，并以美的規律來構造自己的本性。這些思辨與論證顯然是哲學深思后的凝練，它對教育學進一步探究人的內在心理具有重大的意義。
其次，先生指出人的內在心理過程中“我我關系”的重要性與教育意義。“人類關于‘我’的研究所凝結出來的種種學說是由事實與理想共同鑄成的，它們既含有對‘我’的描述，又含有對‘我’和‘我’的關系的描述。正是哲學這種深切的寄托，幾乎使一些哲學家都情不自禁地關注教育。”[4］(P31)我我關系是人們對自我內在的心理過程與人的存在方式的思索，它是馬克思“人在對象化的活動中直觀自身”中明確表達過的，先生稱之為對象自我化，同時發生的活動是自我對象化，人的成長與這種活動的自覺、自為有著密切的關系，只是我們教育學的理論沒有注意到其意義。如果我們的教育深切的關注學生的成長，如果我們的教育把學生看成活生生的不同個體，如果我們的教育知曉學生是通過自我對象化的活動來修煉自身的，我們就不能恢復忽視“我我關系”。先生說：“如果說‘教師是通過自身的我我關系，以物我關系、人我關系為中介，而得以優化學生的我我關系’的目標是切實的、合適的，那么，傳統教學理論有加以改造的必要。”[3］(P194)再次，先生系統清理了傳統哲學教科書中對教育影響甚深的一系列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展開了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育公理的討論。先生對“關系與人”、“存在與意識”、“規律”等作了深入的探究。在關系與人的問題上，先生指出是人創造了關系，而在傳統哲學教科書中總認為關系決定人，這種“社會關系決定論”的理論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者’。馬克思所說的如此重要的話，被那種學說和相信那種學說的教育理論工作者一起忘記了，而那種學說看起來似乎被視為更徹底的唯物主義了。”[4］(P67)
關于規律，先生對傳統哲學教科書中以“自然本體論”為基礎的規律觀給予了批評，提出了“人類實踐本體論”的規律觀。他認為自然哲學并非一切，在人的意識與教育規律中，所謂規律不是“事物固有的、本質的聯系”，恩格斯說：“隨同人，我們進入歷史”[7］(卷4，P274)。“教育是隨同人而來到人間的，難道人只創造教育而不創造教育的規律？教育的規律由誰創造？關于教育的規律會是天定的、固有的嗎？說人創造了教育大概不會有什么疑問吧？那么，關于教育的規律難道是人以外的什么東西創造的嗎？教育的規律也只能去認識、去發現、去駕馭，而不能去創造、去改變、去消滅嗎？我們的教育哲學竟是自然哲學的一個分支嗎？”[4］(P200)
教育規律只能在教育本身之中，在教育實踐中去尋找。為此，先生提出了作為基礎的規律——教育公理。
——潛在公理：人的潛意識、潛智能的存在的依據（這是人的可發展性基礎）。
——動因公理：人的欲望是天賦的，同時又是可以開發和引導的，這是教育發生、存在和展開的條件（這是人的可發展條件）。
——反身公理：人可自我對象化，人亦可對象自我化（這是人的可發展性實現的途徑和方式，也是教育展開的途徑和方式）。
——美學公理：人在對象自我化、自我對象化中的基本尺度是美學的（這是人可發展的基本要素，這也是教育的基本要素）。
——中介公理：人生活在環境中，環境作為中介在人的發展中起不同性質的作用（教育將中介以不同的方式展現給學生并將其作為導向與人的發展有關的方面）[4］(P220-221)。
教育公理的提出是先生“尋找教育哲學基礎的一種嘗試。”他所期待的是“把教育原理的討論引到更基本的地方去，建立在更堅實的地基上去。”[4］(P223)
哲學家李澤厚提出：“經驗變先驗，歷史建理性，心理成本體”[8]，與先生所追求的是一致的，只是作為哲學家的李澤厚注重的是人類的文化心理結構，而先生所強調的是作為教育根本的個體心理。“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9]真正著眼于人性的教育即將走進我們，我們是不是有先生“教育的自我覺醒”的感悟？是不是有先生面對教育事實的勇氣？是不是有先生“回到最基本”的哲學追求？
四、教育追求：人的發展
誠如黑格爾所說“哲學是研究絕對的”，哲學的探討反映的是哲學家的形上追求。先生的教育哲學尋思也追求他的理想:人的發展。
人發展什么？“發展人的可發展性”。“教育的根本在發展人的可發展性，離開了這個根本，他就不像自己了，不是自己了”[4］(P110)。人為什么可發展？先生回答了五方面的理由：其一，人有可發展的胚芽。其二，人有建立在這胚芽上的需要和欲望。其三，人有使這胚芽不斷生長的內在動力——“自反性”。其四，人有使這胚芽不斷生長的外在條件——教育。其五，人有可教育性。
先生說人的發展“更是一種權利”，這是一種對人深切關懷的論述，也是我們教育學很少提及的論述。“事情看來可以更清楚地這樣標示：人的權利社會權利要求于社會。……而我們經常所看到的，所注意的是另一條線：社會權利社會要求要求學生。其實，是學生的要求決定了社會的要求；學生的權利決定了社會的權利[4］(P116)。人之所以有這種發展權的最充分的理由，并不是因為它被要求這樣做，而是它有這種發展的本原，它又與生俱來有發展的胚芽和潛質，人的發展權是天賦的權利。法律所能做到的就是保障這種天賦權利，政府所應努力去做的是為維護這種權利創造條件，改善環境[4］(P117)。
對于全面發展，先生強調的是回到馬克思經典的論述，他認為馬克思所期盼的是人類社會與每一個個體“發展著走向全面”，“個人的全面發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對個人才能的實際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為個人本人所駕馭的時候，才能不再是理想責任等等”[10]。那是我們人類的理想，到那個時候，“第一，外部世界的作用是積極的，起推動作用的；第二，這種外部的東西所發生的作用為內部，即為個人本身所駕馭；第三，社會生產必須充分發展起來，……第四，教育在‘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他們自己的愛好’來充分全面發揮自己的才能中發揮作用，這種作用也不是駕馭學生而是為學生所駕馭，并在發揮中繼續發展。”[4］(P121)發展著走向全面的思想更實際地反映了全面發展的真諦，全面發展作為一種理想照耀著我們發展著走向全面，發展著的人把全面發展變為有各自特點的發展的全面，每個人不同的全面，由片面表現出來的全面[4］(P124)。這便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理想與現實的統一。
全面發展的“全”主要不是一個量的概念，全面發展的實質是個性自由發展，這是先生關于人的發展的又一鮮明思想。他認為：全面，并非一切方面，所有的方面；全面發展，應是在一些基本方面的發展。先生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大量的論述，他總結道：“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都是落腳在人的發展上的，而人的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又是落腳在個性、自由個性的自由和充分發展上的，落腳在人的解放，落腳在個性的解放上的，離開了個性發展和個性解放怎么去說全面發展？”[4］(P133)
說到人的發展與人的解放，先生分析了人的發展受到束縛和壓抑的因素，“這些因素一部分來自大自然，……更大的一部分來自人自己。人通過自己的活動外化出不少的事物，這些事物反過來并不總是對人很客氣的。”[4］(P125)人創造了神，卻甘愿禮拜于神的腳下；人創造了物，卻有了拜物教；人創造了科學，卻有了科學主義及其危害；人創造了社會，卻以為社會是決定一切的；人創造了教育，卻有了教育病而致的人的疾病。我們的現實中有各種“倒立的模式”[3］(P342-349)。我們的責任是面對現實的勇氣，這一切都涉及到人如何把握自己，而教育最直接地擔負著人自己把握自己的責任，這樣，教育就需明白，首先要教育自身把握好教育本身。教育不只是對人的在自然狀態基礎上的發展擔當責任，也對人在社會狀態下所受的束縛中獲得解放擔當責任，為增強人的自我解放能力擔當責任，為人從未來可能受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擔當責任[4］(P127)。
先生特別關注自由與人的發展問題。他認為人本自由是人的特性，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生活本身僅僅成為生活的手段”，“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7］(卷1，P46)人本自由是由人的活動的特性決定的。“人本自由包含兩方面的含義，人本享有自由的權利，人本應有擴展自由的機會。……故而，教育是從兩方面體現人本自由的活動，是讓人既享有并擴展自由的自我活動。”[4］(P226)先生筆觸中跳動的是現實的思考與理想的火花，“如果認為人本自由，教育也就應為保障人的自由而存在和發展；如果認為自由即創造，那么，我們關注創造教育的進步，應優先關注學生和教師的自由；如果認為，自由是生命的實體，那么，關愛學生，關愛生命，其基本內容即關愛自由；如果認為對自由的把握力即人的生命力，那么，旨在使生命旺盛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增強學生對自由的把握力；如果認為自由的處境與人的處境是同一回事，那么，就可以認為一所學校的自由狀況即學校師生的處境狀況；如果認為自由無價，那么，自由教育亦無價。”[4］(P228-229)
先生追求的正是人的發展權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人的可發展性胚芽能茁壯成長，人的全面發展既作為理想的豐碑又作為現實的追求，人的發展與人的解放通過人類的自我覺醒而得以充分的實現，我們的教育在使人“解放成為人”的過程中彰顯出“自由的本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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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理與文本間的內在“默契”
小學語文教材及課外讀物中存在著大量哲理性文本如《刻舟求劍》等，也存在大量非哲理性文本如《我們的民族小學》等。無論是哲理性文本還是非哲理性文本，都能引發“哲理與文本的對話”，成為啟發學生思維，培養人生價值觀的優質資源。
1.哲理性文本的非理性解讀
哲理性文本富含理性思想，以一人、一事或一物來揭示深刻的道理，探討人與生活、人與外部世界的關系，發人深思、耐人尋味，啟發智慧、啟迪人生。但是，哲理性文本立意的起點較高，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學生的抽象思維能力弱，給理解哲理性知識的理解帶來一些困難，也影響學生對課文的興趣。
所以，在哲理性文本解讀中，要善于用非理性的方式解讀理性的文本。非理性的解讀就是從生活實際的角度演繹哲理，讓抽象的理性知識變得更加具體化、生活化、形象化、情感化，以適合學生對心理與思維特點。把立意較高的哲理通俗化、生活化，幫助學生理解。
如：在教學《刻舟求劍》時，如果“往上提”，可以演繹出“運動與靜止、辯證法與形而上的區別”等更高的哲理；如果“向下沉”，可以演繹到很多生活中的現象與故事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等。針對哲理文本，要從學生實際出發，重點是向下看，把哲理樣本還原為生活樣本，才能夠激發學生的興趣、思維與情感。
2.非哲理性文本的理性透視
對于小學教材中更多的非哲理性文本，它們或感性、或質樸、或深情、或優美，立足實際、聯系生活。這些文本的教學，是從生活的角度直觀地描述世界，符合學生的情感與思維特點。但語文教學的任務不僅是描述生活，更要啟發思維，啟迪人生。所以，這樣的非理性文本要求我們的教學要基于文本而高于文本，從文本中的人、事、物透視出人生的哲理，引導學生用更加理性的、智慧的目光審視這些非理性的文章，實現知識、情感的理性升華。
例如：《山谷中的謎底》一課，抓住“謎”提出以下幾個問題：山谷中的“謎”是什么？“謎底”又是什么？是誰發現了這個“謎”？他們是怎樣發現的呢？給了我們什么啟示？這些問題表述通俗，難易適度，立足學生實際，激發學生思維，從而引導學生一步步深入體味文章的哲理。最終，逐步體味到“現象與本質是什么關系”這樣一個哲理性的問題。
總之，對于哲理性的文本需要在教師引導下進行“下沉”，讓哲理回歸生活；對于非哲理性的文本需要在教師指導下進行“提升”，從生活中感悟哲理，指導人生。哲理與文本的互補與互動，互相默契，形成嶄新的小學語文教學思維模式，充分發掘語文的人文教育功能，促進學生素質的綜合發展。
二、哲理與文本的“對話”路徑
無論從文本走向哲理，還是從哲理回歸文本，都需要教師進行方向上的引導，打通哲理文本之間的通道，實現二者的對話與共鳴，形成和諧而又智慧的教學生態。
1.從文本中引出哲理
“引出哲理”的過程就是從“現象走向本質”的過程，是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過程。這句話說明兩點：一是指過程，哲理的形成要從現象入手，從文本與插圖中的意象、形象、情感、生活入手，通過對感性認識的提煉與升華而形成理性認識；二是指手段，哲理的形成過程需要在教師引導下發揮學生主體的積極性，促進學生感悟哲理，構建起自己的理性認識。
所以，教師要在文本基礎上，引導學生對現象進行分析概括。讓學生把文本中描述的現象與自己的生活高度結合，把文本語言轉化為生活語言，與生活對照、與心靈共振，才能夠促使學生從中感悟出哲理性知識。在這個過程中，情感是重要媒介，只有讓文本走進學生心靈、讓學生體驗、讓感情“觸電”，才能為哲理感悟做好鋪墊。同時，在教學中要充分激發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引導學生實現對文本的深度思考，對情感的高度體驗，不能以教師的講解取代學生的思維與情感，讓學生在個性的張揚中感悟并表達屬于自己的哲理。
例如：在《青海高原一株柳》中，把切入點放在“為什么說這株柳是‘神奇’的”這個問題上，引導學生從“柳樹”這個意象出發，從“柳樹的樣子神奇”和“柳樹的生長經歷神奇”等方面著手，不斷地品味、感悟、內化，透過文字想象畫面，體會青海高原這株柳的偉大生命力，感悟不抱怨命運，以頑強毅力和韌勁與艱難環境作抗爭的人生哲理，從而實現師生與文本、與作者之間的心靈對話。
2.在哲理中演繹哲理
一方面，在哲理性文本的教學中，我們不僅需要把哲理“下沉”，也要適度把哲理延伸，進一步啟發思考、啟迪人生；另一方面，學生自己總結的哲理大部分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需要對這些哲理進行總結歸納，并上升到系統化的高度，進而指導學生。所以，在語文教學中要善于“以理啟理”，把文本中的哲理與學生零散的靈感通過啟發引導、歸納總結、推理演繹，形成系統化或者更科學的道理。
如何能夠實現這樣的轉化呢？一個手段是通過生活材料激發，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相關材料，讓學生在材料的比較中進行觸類旁通，在知識的遷移中拓展自己的哲學靈感，糾正自己理解上的片面性與偏差；另一個手段是通過問題引導，教師根據學生的思維，不斷設計新的問題，激發學生的發散思維、聚合思維，在分析與綜合中產生新的哲理，在哲理的推理過程中發現產生新的感悟；另外，還可以進一步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在教學中，讓學生自由發表看法，通過爭論、辨析，形成沖突與共識，把這些零散的智慧火花匯聚成火炬。
例如：《我不是最弱小的》中，“每個人都要保護比自己弱小的人”這是文本所要傳達的核心價值。課堂上，教師和學生在此基礎上進行更深層次的討論。
師：什么樣的人是“強者”呢？
生：我認為能保護比自己弱小的人的人就是“強者”。
師：一定要是保護“弱小的人”嗎？
生：應該是能保護比自己弱小的生命的人就是“強者”。
師：大家總結得很好！但是，能保護比自己弱小的生命的人，就一定是強者嗎？
生：不一定。有的時候去保護別人時，還應該看當時的情況而定，不能魯莽。
生：對！在自身都難保的情況下去保護別人的話，那不是“強者”，而是“傻瓜”了。
教學中，從“怎樣才不是最弱小的”，引發對“什么樣的人是強者”這個更深層次探究，在自由的討論和觀點的碰撞中，使學生在思維的深刻性方面得到了鍛煉。通過一個巧妙的反詰：“保護弱者的人就一定是強者嗎”，引導學生的思考從通常的思維方法轉向反思性思維，使學生對哲理的思考更為周密。
3.用哲理去解讀文本
我們帶領學生從文本中提升出哲理，并進一步演繹哲理，這不是不教學的終點呢？不是的。我們總結出來的哲理是師生共同學習的成果，這個成果是教學成功的標志之一。但是哲理的最大意義在于指導人生，在課堂上就表現為對文本的進一步解讀，一種在更高思想與價值層次上的解讀。這樣不僅能夠引發學生對哲理的更深入的思考，而且能夠提高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提高文本的解讀能力。
在教學中，我們要善于利用學生已經總結出來的哲理，用來重新解讀文本內容，延伸文本內涵，提升文本境界。如：在教完《最大的麥穗》后，出示達爾文和巴爾扎克關于“機會”的名言，然后再讓學生根據課堂上的學習收獲寫幾句話，創作出屬于自己的名言，最后讓學生在集體交流中相互啟發、相互碰撞，讓學生在主動積極的思維和情感活動中，加深對文本中蘊含的哲理的理解和感悟，受到情感的熏陶。
再如：《螳螂捕蟬》是一則極富理趣的歷史寓言故事，其中蘊含著社會責任感等各種人生道理。在課文學習以后，我們用學生已經感悟到的哲理，重新去審視課文文字背后的東西，發現文本中沒有直接表達出來的空白，可以實現課文的延伸，讓文本進一步走進學生的生活與思維。
4.讓文本與哲理共鳴
文本、哲理、學生的共鳴是課堂的一種境界。在文本與哲理的互動中，思維、情感、生活等相繼出場，構成文本與哲理對話的媒介。從文本中啟發哲理，在哲理中推演哲理，在哲理中解讀文本。文本與哲理相互交融，相互共鳴，形成了課堂教學的“磁場”。
（一）教育哲學是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對反思方式的創造是一種重要的哲學活動。［4］依循此思路可以認為，對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是教育哲學的重要內容和方式。這就意味著教育哲學不僅僅是對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同時也是關于教育反思方式創造的活動。這一命題包括以下兩個方面含義。一方面，教育反思方式是教育哲學活動的重要對象和重要內容。根據對象和任務的不同，思想的自我反思分為日常反思、科學反思和哲學反思三個層面，教育思想的自我反思也相應分為日常反思、科學反思和哲學反思三個層面，教育思想不同層面的反思方式包括了教育日常反思方式、教育科學反思方式和教育哲學反思方式。教育日常反思方式和教育科學反思方式是對教育思想內容的反思方式，需要借鑒和整合日常的反思方式和各門科學的反思方式，從而形成許多具體的反思方式。教育哲學反思方式是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般哲學反思方式的運用。上述每一種反思方式又包括許多具體的反思方式，由此形成了多維度多層次的反思方式，構成了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方式選擇的空間。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方式雖然受到一般哲學反思方式的影響，但由于反思的對象和任務的不同與一般哲學的反思方式又有所區別，顯示出不同于一般哲學反思方式的特點。事實上，教育日常反思方式、教育科學反思方式和教育哲學反思方式的區分是暫時的，它們的相互交融則是常態的，共同構筑了教育反思方式的復雜景觀，它們旨在回答我們如何思考教育思想這一基本問題，成為教育哲學活動選擇和創造的重要對象和重要內容。另一方面，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是教育哲學活動的重要方式和重要任務。教育反思方式之所以需要創造，源于教育反思對象的復雜性。作為教育日常反思和教育科學反思對象的教育思想的內容復雜多變，既是分層次的又是分領域的，既是歷史的又是現實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體的，既是理論的又是經驗的，既是實然的又是應然的，這種復雜性需要人們不斷創造教育日常反思方式和教育科學反思方式。作為教育哲學反思對象的教育思想前提包括形式邏輯、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價值尺度、審美標準、行為準則和終極關懷等多種具體內容，這些內容互相區別而又相互關聯，因而對不同的教育思想進行前提反思，反思的思想前提是不同的，只是以某種方式對一種思想前提進行反思的情況并不多見，常見的是以一種思想前提為紐帶同時對與之相關的多種思想前提進行多種方式的反思。進一步而言，教育思想前提的不確定性也需要創造教育反思方式。教育思想的前提和基礎總是準備創造或正在創造中的未成形的存在，對其進行反思必定是創造性的，這要求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方式的不斷創造。在現實中，教育思想的內容和前提又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很難截然分開，這種復雜局面決定了教育反思方式不是對某種或某些日常反思方式、科學反思方式和哲學反思方式的照搬套用，而是在借鑒日常反思方式、科學反思方式和哲學反思方式的基礎上根據需要對各種反思方式的選擇，隨之導致各種反思方式呈現出新的面貌并產生重新組合。在此意義上，選擇和組合就是創造，對教育反思方式的選擇和組合就是教育哲學活動的重要方面，因為哲學思考的是基本選擇而非基本解釋。［5］
（二）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的相互建構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相互建構、相輔相成，共同構成教育哲學的完整內容和方式，可以看作教育哲學的實事本身。離開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教育反思方式創造就會陷于空洞從而流于形式，離開教育反思方式創造，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就會喪失自我更新機制從而失去生命力。教育哲學就是在教育思想前提反思中創造教育反思方式，在教育反思方式創造中反思教育思想前提，通過這種雙重運動，不僅澄清和揚棄教育思想前提而且通過創造教育反思方式構思新的更為合理的教育思想前提，進而構建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統一的合理的教育思想觀念。教育思想的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的相互建構體現了教育哲學思考活動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克服了在不深究、不改變思想前提和反思方式條件下的教育思想的單純技術性的改進，以選擇和生產教育創意的方式表現出對教育智慧的真正理性尋求，構成了思想的誘惑與導源，推動了教育思想和觀念的層次躍遷和推陳出新。
二、教育哲學和教育變革的內在關聯
（一）教育哲學和教育變革內在關聯的歷史回顧教育哲學學科有著漫長的學科準備時期，創建于19世紀中葉社會和教育大變革時期，初步發展于20世紀初期社會和教育急劇變革時期，繁榮于20世紀后期社會和教育持續變革時期。縱觀教育哲學發展歷史，可以看到：它既是教育思想反思的自覺性程度不斷提高和反思層次不斷加深的歷史，也是反思方式不斷創造和優化的歷史，在其發展的每一時期都既是對當時教育變革的自覺回應又同時對教育變革產生著復雜的影響。在漫長的學科準備階段，無論我國的老子、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陽明，還是西方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康德、赫爾巴特等，其教育哲學思想大多表現為在各自特定思想基礎上以直觀的日常反思方式和純樸的本體論色彩濃厚的哲學反思方式對教育問題直接發問和思辨，從而構成風格各異的教育思想，他們的反思是不自覺的并且主要是對教育思想內容的反思。在學科初創和發展階段，無論是羅森克蘭茲、那托普、霍恩、麥克文納、杜威、羅素、懷特海等人，還是進步主義、要素主義、改造主義、永恒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新行為主義等各派教育哲學，乃至我國早期的許多教育哲學家甚至現在的諸多教育哲學研究者，其教育哲學理論深受科學研究范式的影響往往表現為構成教育思想的維度，成為思辨的和規范的教育哲學。同時，他們教育思想反思的自覺意識有了明顯增強，反思層次也有所深化，雖然主要還是對教育思想內容的反思，但已經或多或少具備了教育思想前提反思的成分；他們的思考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摒棄了日常反思方式和純樸的哲學本體論反思方式，采取了科學反思方式和較為精致的本體論反思方式、觀念論反思方式、概念論反思方式、存在論反思方式等哲學反思方式并實現了各種反思方式一定程度的整合和再創造。在這一階段與上述教育哲學形態明顯不同的是以奧康納、彼得斯、赫斯特、謝弗勒、索爾蒂斯、布雷津卡等為代表的分析教育哲學。這些分析教育哲學家主張運用分析哲學的技術和方法對教育理論中的概念、命題、口號和隱喻等語言現象進行邏輯分析，澄清其用法和意義，這集中體現了對教育思想的反思，既反思教育思想內容更注重反思以語言形式體現出來的教育思想前提；他們具有強烈的教育思想反思的自覺意識，大大深化了教育反思的層次；他們的教育語言分析活動基本上摒棄了傳統的哲學反思方式，創造了語言論教育反思方式并實現了與科學反思方式的新的整合。在當代學科繁榮階段，國內外許多教育哲學研究者已經認識到反思是教育哲學的核心特征乃至天命，并以多種方式更加自覺地從事對更為廣泛的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在國外，以吉魯、多爾等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教育哲學，以金蒂斯、阿普爾、布迪厄、弗萊雷等為代表的批判教育哲學，以諾丁斯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教育哲學，以格林、范梅南等為代表的現象學教育哲學，分別從各種哲學角度深入到對實踐、社會制度和生活層面體現出來的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與此同時，他們根據需要對日常反思方式、科學反思方式和哲學反思方式等各種反思方式進行重新選擇和重新組合，創造出實踐論和文化論主導的兼容以往各種教育反思方式的新的更有創意的教育反思方式。
（二）教育哲學和教育變革內在關聯的現實審視21世紀之初又逢新一輪社會和教育大變革，當前教育變革在多個方面為教育哲學發展提供了持久動力。教育變革自身的非線性和復雜性、影響教育變革的復雜因素以及對教育變革意義的探尋，都對教育哲學提出了新的亟待反思的課題；社會和教育變革導致的文化邏輯、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審美意識、行為準則和終極關懷等思想前提的變革，賦予教育哲學適應和引領時展的新任務；社會和教育變革帶來的日常反思方式、科學反思方式和哲學反思方式的整合和創造，成為教育反思方式創造的豐富養料和難得機緣。因此，可以說教育變革時代為教育哲學發展提供了良好契機，在此背景下，教育哲學面臨著諸多方面的新挑戰必將會有新的發展。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教育變革是教育實踐的變革，更首先是教育思想觀念的變革；思想前提是思想內容的邏輯支撐點，教育思想觀念的變革不僅是教育思想觀念具體內容的變革，更根本地表現為教育思想前提的變革；反思方式和前提反思交相輝映，教育思想前提的變革不僅是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也是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及其二者的相互建構。教育哲學不僅是反思教育思想前提的哲學活動，也是創造教育反思方式的哲學活動，教育哲學通過對教育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回應教育實踐的要求和挑戰，提升反思水平，解構原有的教育思想前提，構建新的教育思想前提，推動教育思想觀念的變革，進而影響教育實踐的變革，這樣與教育變革就建立了內在的直接的聯系。在這種關聯中，教育哲學與教育思想觀念變革的聯系是直接的，與教育實踐變革的聯系則是間接的。當然，教育哲學與教育實踐變革的聯系不都是間接的，有時也是直接的。教育哲學和教育實踐存在深度契合，不僅通過建構新的教育思想觀念實現其變革，還要以反思方式自覺研究教育實踐及其變革的獨特邏輯，在此基礎上對教育實踐提出合理的建議，從而最終變革教育實踐。
三、教育變革時代教育哲學的價值
（一）優化人們思考教育變革的思維方式思維方式是人們借以認識世界的各種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是思想和實踐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教育思維方式是人們借以認識教育世界的各種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思考教育變革的思維方式就是人們認識教育變革的各種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是教育變革思想和教育變革實踐得以形成的重要前提。其優化意味著人們不斷地使自己思考教育變革問題的各種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趨于合理以達到對教育變革問題更為深入準確的把握。有學者指出我國教育科學思維方式經歷了三次突變：第一次突變是從傳統的割裂式的、靜態式的、結果式的元素主義思維方式突變為綜合式的、動態式的、過程式的系統論思維方式；第二次突變是從傳統的單一視角的、單向的、絕對的簡單思維方式突變為多元視角的、多向的、相對的復雜思維方式；第三次突變是從單一的理論思維突變為基于理論－實踐關系的“理論－實踐思維”。［6］這種突變歷程也可以看作人們思考教育變革思維方式的優化和合理性過程，即面對教育變革自身的非線性和復雜性特征，突破元素主義思維方式達到系統論思維方式，突破簡單思維方式達到復雜思維方式，突破理論思維達到理論－實踐思維。那么，教育哲學的思維優化功能何以可能？可以說這主要是通過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實現的。思考教育變革的思維方式是教育思想前提反思的直接對象，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活動直接促成教育變革思維方式的有意義變遷。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及其相互建構的成果集中反映在形成看待教育變革的眼光，所謂眼光，就是透視的能力，看待教育變革的眼光就是人們透視教育變革的能力。看待教育變革的眼光是教育哲學的眼光和大智慧，意味著使人們真正看出理想中的教育變革是什么樣的，真實地看出現實教育變革的問題及其影響因素，真切地看待如何突破教育變革現實的困擾邁向理想的教育變革。
（二）幫助人們反思教育變革的意義教育變革的意義非常復雜。按照富蘭的觀點，教育變革的意義既可以分為主觀意義和客觀意義，也可以分為道德意義和智力意義。［7］無論教育變革的上述何種意義，都具有各自的不同價值，體現了各自的價值追求。這些不同的價值追求有些是合理的有些則是不合理的，這就為不同的教育變革分別賦予了積極意義和消極意義，意味著教育變革的結果不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在這種情況下，對人們而言，教育變革的意義常常是模糊甚至被遮蔽的，影響了人們對教育變革的接受和積極參與，有必要對其進行反思。人們對教育變革意義的反思就是對其領悟和解蔽，教育哲學的價值在于幫助人們形成對教育變革意義的領悟，使此種意義得以解蔽并走向澄明。教育哲學的意義反思通過教育思想前提反思和教育反思方式創造得以可能。教育變革的價值尺度和終極追求是教育思想前提反思的直接對象，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活動直接促成教育變革的價值尺度和終極追求的合理轉換；教育反思方式創造雖然不以教育變革的價值尺度和終極追求為對象，但主要是通過完善教育思想前提反思活動從多方面間接影響教育變革的價值尺度和終極追求。教育變革的價值尺度和終極追求是教育變革的評價標準，只有在其適時轉換和合理生成的基礎上才能對教育變革意義進行價值評價，教育哲學通過“清思”自覺承擔評價教育變革的使命，促進教育變革積極意義的生成，抵制和阻止教育變革消極意義的生成。通過這些幫助人們消解對教育變革意義的模糊認識甚至誤解達到對教育變革真正意義的主體間共享，進而促使人們盡力擺脫強加的教育變革，做到自主自覺地參與教育變革。
（三）促進人們教育變革觀的成熟教育變革觀是人們在優化思考教育變革的思維方式和反思教育變革意義基礎上形成的關于教育變革的觀念性整體圖景。教育變革具有非線性和復雜性兩大特征：教育變革的非線性是指“變革是非直線的，充滿著不確定性，有時還違反常理”；［8］而教育變革的復雜性是由變革的對象———教育系統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9］教育變革自身的非線性和復雜性決定了以其為對象的教育變革觀的復雜景觀和形成難度，這導致每一次教育變革來臨之際，人們的教育變革觀總是不成熟的因而也是亟需發展成熟的。教育哲學對人們教育變革觀的促進作用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通過前提反思轉換教育變革思想的前提從而構建合理的教育變革觀；通過教育反思方式的創造間接推動對教育變革非線性和復雜性特點的研究；教育變革觀可以具體化為教育變革知識，以反思方式推動關于教育變革的知識在自覺反思和理性批判中增長。對教育變革非線性和復雜性特點理解的深化、合理的教育變革觀之構建、教育變革知識的增長都是教育變革觀成熟的表現。擁有成熟的教育變革觀的人能夠以復雜性眼光看透教育變革的復雜性場景，以系統論思維構造教育變革的復雜動態系統，以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氣魄整合教育變革理論和實踐，以理性批判的態度自覺反思教育變革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