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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也紛紛降息，一時間，降息路上，成群結隊，熱鬧非凡。再把目光轉向日本。持續低迷暮氣沉沉的日本經濟、昔日在全球風光無限的日本企業巨頭，現已不斷收縮在海外的業務戰線，甚至其生存都頻頻告急，極大地挫傷了日本的民族自尊。雖然日本商人孫正義放出豪言，要讓機器人把日本經濟在2050年帶回全球第一的寶座，但遠水解不了近渴。雖然地緣政治緊張驅使的民族主義情緒把安倍推上了連任，但安倍政府對付經濟不振，仍是其繞不過去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推動以日元貶值為特征、量化寬松為核心的安倍經濟學，成了把日本經濟拉出衰退的稻草。與歐洲央行和美聯儲量化寬松不同，日本央行不僅確定其資產購買計劃的規模，而且也以日本商業銀行準備金余額為操作目標，購買的合格資產不僅包括國債，甚至一度包括股票，無所不用其極。2014年11月底，日本央行已把資產購買量擴張至了80萬億日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日本不僅是全球率先推出量化寬松的國家，也是迄今為止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經濟凋敝、工業衰敗，但印鈔廠卻格外繁忙。日本量化寬松，似乎成功地阻止了日本物價陷入長期負增長的通縮局面，CPI在2014年12月上升至2.4%，失業率降至3.4%，但消費者支出卻下降3.4%，直接拖累了日本經濟增長。
降息、寬松貨幣政策、阻止物價進一步下跌和刺激經濟，成了全球各大經濟體央行的主要政策選擇和任務。但也有逆全球降息大潮而動的，如俄羅斯和巴西。在瑞郎和丹麥克朗遭遇升值壓力的時候，俄羅斯和巴西代表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卻出現了貶值壓力，并導致其國內通脹率持續上升，這使得它們的貨幣政策在全球降息潮中顯得非常另類。地緣政治關系緊張、油價的持續暴跌，給嚴重依賴于石油出口的俄羅斯經濟造成的沉重打擊，俄羅斯有切膚之痛。俄羅斯盧布匯價因油價崩盤而大幅下挫。2014年初，美元與盧布之間的匯率為32盧布/美元，而到2015年2月6日，就改寫為68.6盧布/美元了，期間，一度貶值到80盧布上下。盧布的匯率貶值直接導致俄羅斯國內貨幣攀升，俄羅斯2015年1月的通脹率達到了15%的高水平，比2014年1月的6.1%上升了8.9個百分點。盧布的對內對外雙雙貶值，迫使俄羅斯央行大幅提升利率，不惜犧牲經濟增長來換取市場對盧布的信心。俄羅斯央行網站顯示，至2月6日，它提供的隔夜貸款利率達到了16%，常備存款便利的隔夜利率達到了14%的水平，兩種利率與俄羅斯元月通脹率相當。大幅升息，對俄羅斯而言，無疑是極其痛苦的選擇，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通脹率雖沒有俄羅斯那么嚴重，但實際的通脹率已經超過了該國央行4.5%的目標值，2015年1月實際的通脹率達到了7.14%，不僅大幅超過其目標值，而且也超過了其6.5%的容忍上限。其貨幣的對外價值方面，其貶值的幅度雖不像盧布那樣讓其持有者損失慘烈，但損失也不小。2014年初，里亞爾對美元的匯率為2.3975，到2015年2月6日已貶至了2.7641。
2014年10月末，羅塞夫獲選連任僅數日后，巴西央行就出乎市場意外而加息；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又接連兩次加息，使該國的基準利率提升至了12.25%的高水平。2月2日，巴西央行公布的調查報告顯示，金融市場預期2015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僅為0.03%，通脹率則會突破7%，似乎有滯脹的危險。就在大部分國家降息刺激經濟或應對本幣升值，抑或升息以應對本幣貶值之際，美聯儲又是另一個特立獨行者，穩坐釣魚臺。次貸危機之后，美國的量化寬松幫助美國較快地擺脫了經濟衰退，尤其是在2011年的扭轉操作（美聯儲以短期國債置換中長期國債，引導中長期國債利率下行）后，美國失業率在三年里就從原來的9.5%下降到了目前的5.6%；美國的股票市場也正從流動型驅動轉向增長型驅動。經濟企穩、失業率大幅下降，讓美聯儲在2014年第三季度就結束了量化寬松，只不過保留了到期資產的續做，以維持既有的流動性供給。市場普遍預計，2015年美聯儲將進入加息周期，促使非傳統貨幣政策向傳統貨幣政策的回歸。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全球新一輪降息潮，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美聯儲原已計劃的貨幣政策調整的節奏。在最新的美聯儲決策會議上，美聯儲表示，對加息要保持耐心。這導致一些機構修正了此前對美聯儲加息時間節點的預期，甚至有機構預測，美聯儲加息可能要推遲到2016年第一季度了。
意義完善公共政策民眾評估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有利于加大公民權利保護力度評估的前提是全面了解，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民眾評估制度有利于進一步保障民眾的知情權，督促政府及時政策信息，并為民眾答疑，讓政策更透明，民眾更知情。同時，評估強調民眾對公共政策的參與，保護民眾的政治參與，讓民眾當家作主，有機會有力量對政府說“不”，積極保護自身利益。加快打造陽光、服務型政府政府作為掌握行政權力的機關，不能拍腦袋決策。把政府置于民眾目光的監督之下，有利于政府權力濫用，避免權錢交易，還可以優化政府績效外部評估，打造廉潔政府、陽光型政府。目前政府決策之前多咨詢專家意見，很少大范圍的征詢民眾意見。完善民眾評估制度將讓政府更多的傾聽民眾的聲音。做出更貼合民眾心意的正確決策，打造成親民政府、服務性政府。促進社會的穩定、和諧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民眾評估制度有利于規范政府決策程序，進而減少大型，以保證社會穩定與安寧。同時該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也將調和政府與民眾的矛盾，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人民對政府更加信任，從而調和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
二、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評估的制約因素
1.民眾能力素質參差不齊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與文化水平不斷地提高，民眾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意識逐漸增強。但由于受到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部分國民仍然缺乏獨立的判斷力和辨別力。除此之外，公民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環境、經濟條件等不同，導致每個公民參與能力不盡相同。有的公民受過良好的教育，知識水平較高，學習能力強，有強烈參與評估的欲望;而有的公民可能受教育的程度比較低，接受能力較差，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對評估的方式也初步證據交到上一級法院，否則上一級法院不予審查。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一個前提，這個前提是同一個案件在監察系統最少兩次提出不的決定之后，被害人仍不服還可以向法院申請再一次審查。
2.實施暫緩制度不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受害人的一種無奈的選擇，因為不在一定程度上會損害受害人的利益，所以不是被害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出現矛盾時的一種抉擇。目前，在西方一些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暫緩制度。從現實情況來講，法院的力量也是有限的，其審查范圍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制約，一般情況下，法院能做到的就是判斷罪犯所犯罪行的輕重，檢察官在辦案中有無違法定行為等等。其實在我國某些地方在沒有法律規定，但實踐中正在實施這種制度。當前要做的工作主要有兩大方面:一是將這種制度賦予相應的法律效力，通過立法賦予檢察機關民事調解權;二是以法院司法的監督制約機制審查為主的情況下加強對暫緩的監督。
三、結語
關鍵詞：公民參與；公共政策；民主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的迅速發展，公共政策已經成為政府調控現代市場經濟和進行社會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務的復雜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們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樣有效。為了制定出科學、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們不斷地從多方視角、通過多種途徑進行探討及實踐。本文從“公民參與”視角出發，從原因和背景、功能、爭議及存在問題和對策幾個方面論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以期為公民參與乃至政策科學的發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參與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個運行過程都以社會民眾為基礎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來自社會民眾或團體（利益集團）。任何一項政策的實際需求總是來自社會的實際需要，代表公眾實際利益和要求的政策總是從民間社會首先萌發。且任何公共政策總是涉及廣大民眾的，公共政策應是以保護他們的起碼利益為目的的。其次，民眾也是公共政策運行的主體，公共政策的執行常常需要施政者與影響對象之間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動的、消極的，那么政策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慮到政策相對人的態度、利益得失，才能夠制定出最符合社會需要、最能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促進公民參與的發展
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喚起公眾的參與意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深刻性、廣泛性、艱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積極投入，廣泛參與。只有充分發揚民主，使公眾有更多的參與機會、參與條件、參與渠道，社會公眾才會真正樹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鼓動起人們的政治熱情。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激發公眾的政治參與愿望。市場經濟體制的構筑過程也就是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過程，公民在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過程中，必然要求過問和參與與自己利益關系密切的公共政策過程，甚至就某些利益關系重大的問題向政府討價還價，施加壓力。再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將為公民參與提供條件，如產權保證、物質和必要的設備保障等。
3.政治現代化促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我國社會主義由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政治過程必須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發展。從民主化角度來看，人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作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公共政策過程中就應當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公民再也不僅僅滿足于作為公共政策的客體（對象）而存在，被動地認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強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統表達自己的意愿，具體過問公共政策制定、執行和反饋的全過程，使公共政策能夠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參與公共政策已得到越來越多人的支持。認為公民參與，具有極其重要的功能，是貫徹民主信念的進一步落實，可以發揮集體智慧去解決社會問題，它可以發動社區資源或公民來推動發展計劃，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過參與的過程認識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1.集體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流弊與個人的私欲，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基于每個人知識有限，思維的方法不同，群體智慧對于決策來說相信是比較優越和可靠的，因為這是經過眾人參與，互補長短的情況下得出來的。其次，通過意見的交流和不同觀點的沖擊，不但可以使個人的眼界得以開闊，而且個人的私欲亦得到調適，使政策依據群體的意愿而做出。
2.大眾的關注和參與，對于一個政策的成敗起著決定性的影響。首先，公民參與，有助于政策決策主體充分考慮和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標的確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選擇建立在符合這種利益和愿望的基礎之上，以減少政策決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參與，可以減低執行時遇到的困難，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執行。
3.公民參與，促進了政策相對人主體地位的確立。這有助于提醒政策執行主體尊重政策相對人的人格，并注意激發政策相對人對公共政策的認同感和接受主動性，減少政策執行中的阻力和實際存在的強迫性和人格侮辱等違背政策和法律的行為。還有助于改變政策研究和咨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擴大政策研究和咨詢的領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
三、實踐公民參與的爭議與反思
“公民參與”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為，但在實踐方面，要鼓勵一個人去參與社會事務，要求他或她不單是只顧個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傾向，關注公共事務，從而介入參與和協助、表示意見、推廣活動和參與決策，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學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也提出了質疑。
第一，很難確定公民大眾的真正意愿，持這種觀點的認為一般公民沒有空余時間去關注或去認識政策問題；那些有時間和有興趣的，未必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理解；很多沒有參與組織的公民都是較沉默、被動，對社會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很難確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評公民意見多屬短視，一般公民的意見常被指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屬狹隘的利益，而忽略社會全局性的發展。第三，公民參與效率低、耗時和昂貴，而且使政府部門內的專業及行政人才難以發揮其知識及經驗，不能采取果斷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應付瞬間萬變的現代化社會形勢。最后，公民參與會導致社會不滿及不安。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不斷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對地不斷膨脹，常常提出過高要求和不切實際的論調，而當這些要求未能適當地被滿足時，這些公民的內心很是不滿，對政府及社會產生不信任和不安。
與此不同的是，對公民參與持贊同觀點的學者卻提出不同的觀點：第一，指出多數公民較被動，對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見，是符合實況的。但要求那些有見識、有意見、有親身體驗、有切身利益的基層公民，積極參與，發表意見，對公共政策的制定總是有裨益的。至于專業知識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機會參與，他們的認識便會加深，而且他們作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門領導的位置影響，對專業和官員能起到互為補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見是否屬短視，在未有機會參與和發表時，在未有比較和分析時，實難先驗地下判斷。第三，公民參與是否耗時和昂貴，很難有定論。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廣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長遠影響，只有深入和詳盡的反復研討才可減少日后出錯時所帶來的失誤和浪費。第四，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過傳媒而接觸世事日多，對生活質量及政治權利的要求不斷提高。
四、公民參與的現實問題及對策思考
雖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參與問題存在公民參與公共政策的總體水平較低，存在著公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自覺性較低、公民參與的理性化程度較低、公民參與的能力不足、公民參與的制度化較低、政府官員的錯誤觀念等諸多現實問題。但近年來公民參與已得到愈來愈多的人的接受與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總結經驗、揚長避短對政策中公民參與及政策科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1.加強公民參與的制度化建設。就是在充分尊重憲法和法律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對公民參與的內容、方式、途徑作出明確的規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實際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參與，使公民參與經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參與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為了進一步推廣公民參與，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參與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組織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訓練、基層意見搜集法、價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應懂得運用不同渠道去影響公共政策的制定，如個別接觸、輿論擴散、集體推動、游說工作等政策參與渠道，這是較為積極和主動的做法。
3.營造有利于我國公民參與的政治文化，為公民參與創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來說，有利于公民參與發展的文化氛圍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觀念；二是廣泛的自主意識；三是強烈的責任感；四是法制原則。為此，必須克服傳統政治文化造成的參與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緒，積極培育公民參與所需要的適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樹立政府官員的正確理念。政府部門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執行者，政府官員對待公民參與的理念直接影響到公民參與的作用發揮。這就要求政府官員必須樹立正確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權利，承認公眾在公共政策整個運行中的主體地位，積極推進公民參與公共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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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引入預期沖擊的因素參考吳化斌等[15]和Fujiwara等[16]設置，本文把可預期的沖擊設為4期，即n=4。引入預期沖擊的模型更加符合經濟主體前向預期的決策行為。
（一）貨幣政策我國從1996年以來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為了模擬真實的經濟環境，本文選用貨幣供應量規則表征貨幣政策，參考李成等[17]、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建模思想，把貨幣政策規則設定為。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ξ和π分別表示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的穩態值。在理性預期行為下，公眾在接受央行公布未來貨幣政策的信息后，相應地調整決策和行為，也即公眾做出了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所希望引導的預期，用,jmtjε−來表示這種對貨幣政策預期的沖擊。
（二）家庭代表性家庭對消費、勞動供給、實際貨幣余額持有量、投資、資本存量和債券持有量做出選擇來最大化效用的期望現值。家庭提供差異化的勞動，是勞動市場上的壟斷供給者，不同勞動之間的替代彈性為θw。本文采用Calvo[21]的方式引入工資黏性：每期家庭以1-γw的概率調整工資。
（三）廠商廠商包括完全競爭的最終產品廠商和壟斷競爭的中間品生產廠商。最終產品廠商以價格Pi(i)購買中間品Yi(i)生產最終商品Yt，生產函數采用CES函數形式。
二、模型參數校準和貝葉斯估計
（一）數據選取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相適應，選取1996年第1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國宏觀經濟數據，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和貨幣供應量M2作為模型中產出Y、消費C、投資I和貨幣供應量M的觀測變量。將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以1996年第一季度為基期進行定基處理。各觀測變量值除以定基CPI得到實際值，然后進行季節調整并取對數，運用HP濾波做去除趨勢處理，得到本文所需要的波動序列。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中國人民銀行網站、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參數校準及貝葉斯估計對部分參數根據現有文獻及實際數據進行了校準。取貼現因子β為0.99，折舊率δ為0.025，消費習慣參數h為0.65，消費占比cy和投資占比iy校準為0.359和0.3916，其余參數選擇貝葉斯估計。近年來貝葉斯估計方法被大量用來估計DSGE模型。其基本原理是結合了設定的參數先驗分布p()，與利用卡爾曼濾波從狀態空間方程中計算得到的基于樣本數據的似然值。基于MATLAB的工具包DYNARE，采用蒙特卡洛馬爾科夫鏈（MCMC）抽樣的方法完成參數估計。預先設定的先驗分布與貝葉斯估計的結果見表1，其中第2、3列為先驗分布類型和均值，參考了國內有關文獻，標準差的先驗分布本文設為逆伽瑪分布（InvGamma），其先驗均值的設定與莊子罐等[23]一致。模型的估計結果見表1。從表1可得，效用函數的參數σ、φ和v的估計值分為0.3947、0.4319和0.4185與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接近；投資調整成本參數φ的估計值為0.2670，稍大于莊子罐等[23]的取值；ρz估計值為0.7544，與陳師和趙磊[24]的估計結果0.717接近；α的估計值為0.4508，接近楊雪等[19]的估計結果0.42；貨幣政策參數φm、φπ和φy分別為0.8332、1.0962和1.1981，接近于馬文濤和魏福成[18]的估計結果0.8628、1.2952和1.4348。較大的貨幣政策平滑因子φm的估計值表明了央行較強的政策平滑傾向，保持政策的延續性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政策環境。產出增速反應系數φy的估計值大于通脹預期反映系數φπ，說明比較而言產出的平穩增長受到了更多關注。
（三）模型的適用性分析通過反事實仿真衡量模型的擬合值與實際觀測值得吻合程度。如圖1所示。從圖1可看出，反事實仿真得到的主要經濟變量產出、通脹、消費、投資、勞動和M2的擬合值與實際值幾乎一致，說明我們構建的DSGE模型對我國的經濟現實擬合的非常好，模型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的經濟問題。
三、動態分析
（一）脈沖響應分析通過脈沖響應分析，考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動態特征。我們僅報告了提前1期和提前4期正向的貨幣政策預期沖擊下的脈沖響應圖，如圖2和圖3所示。可以看出在正向貨幣政策預期沖擊下產出y、消費c、投資i、就業n和資本k呈同方向波動，單個變量在預期沖擊下都呈駝峰式變動。提前2期和3期貨幣政策預期沖擊的脈沖響應圖也類似。并且提前1期的脈沖響應波動幅度相比更大，說明我國短期的貨幣政策預期對經濟波動的影響更大，原因可能是我國經濟發展變化較快，運用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較為頻繁，這對公眾的預期行為造成了短視化影響。
（二）方差分解分析通過方差分解來考察預期沖擊解釋經濟波動的重要性。表2給出了模型四種預期沖擊解釋主要經濟總量及解釋通脹的無條件方差的貢獻比例。從表2可看出，預期沖擊可以解釋54.2%的產出波動，可解釋56.91%的消費波動、55.38%的投資波動、57.69%的資本存量波動和42.25%的就業波動。從數量上說明了預期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加總的預期沖擊可以解釋超過43%的通脹波動，其中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就可解釋約33%。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可解釋約16%的勞動波動，可解釋小于8%的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可以看出貨幣政策預期沖擊對通脹波動的影響最大，其次是對勞動的波動影響，對產出、消費、投資和資本存量的波動影響較小。
四、結論
黑龍江省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相關政策及成效
1.產業政策
各級計劃部門將旅游業作為經濟產業來對待，旅游業系列化發展要堅持適度超前，對其增加投入，在安排年度基本建設計劃時，要將旅游項目納入地方自籌資金，要抓好旅游資源的開發和旅游產品的更新、升級和優化，在綜合平衡各項建設項目時，要對旅游業實行傾斜政策。大力支持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相關培訓，為旅游業系列化發展提供有力的人才。
2.財政政策
各級財政部門要把支持旅游業的系列化發展列入財政發展規劃，并增加對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資金投入。建立旅游業系列化的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各級計劃、稅務、內貿、工商、交通、航運等部門要全面支持建立和實行旅游發展專項資金制度，積極配合旅游主管部門和財政部門做好征繳工作。
3.扶持政策
各級部門在發展旅游業系列化的過程中要優化經營環境，大力扶持旅游業系列化的發展。對實收資本達不到規定數額的旅行社，將其繳納的所得稅部分返還給企業，設立用以補充企業實收資本資金。對利用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設備更新改造的旅游企業，將企業繳納的所得稅部分返還于企業。對旅游行業的建設項目，旅游主管部門在核定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時，從低確定稅率。
黑龍江省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相關政策存在的問題
(一)旅游產業政策對環境影響的考慮不明顯
黑龍江省的旅游資源非常豐富，省政府以建立產業化政策來發展旅游業的系列化，但是由于產業化政策的不完善，導致前期的盲目開發以及破壞性的利用，造成了一定的環境污染，對許多旅游資源造成了不可逆的損害，影響了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所以應完善旅游業的產業化政策，發展旅游業的系列化不能只依靠政府的推動和企業的促進，還要重視對環境的保護和旅游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二)政府扶持政策缺少對旅游服務部分的扶持力度
黑龍江省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政府扶持政策更多的是對旅游企業的扶持，而對旅游服務的扶持政策卻甚少，政府對旅游服務的扶持，對旅游服務水平的提高有著頗為深刻的影響，所以，政府應該完善扶持政策，加強對旅游服務部分的扶持力度，設立旅游服務的專項扶持資金，為各項旅游服務業務給予補貼，并設立服務業發展扶持資金。
公共政策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一)黑龍江省經濟水平比較落后
黑龍江幅員遼闊，有著獨天德厚的自然優勢，但是黑龍江省的總體經濟水平比較落后，在旅游業系列化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困難重重，在為工作人員發放福利的過程中，缺少專項資金做支持。財政的資金，來源于社會的稅收，社會的稅收來源于社會人民的收入，經濟水平的落后影響著政府對旅游業系列化發展各項政策的實施。
(二)政府市場部門缺少旅游產品多樣化的創新團隊
黑龍江省政府發展旅游業系列化的過程中，旅游產品相對比較單一，雖然制定并實施了相關的行業管理標準，但目前旅游產品的種類數量仍然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政府市場部門旅游從業人員的素質不高而且數目比較少，缺少旅游產品多樣化的創新團隊。政府部門要努力培養高素質的專業管理人才，對從事旅游業系列化工作的在崗人員進行專業培訓，以提高服務質量。
作者：葉世隆 張根生 張偉 單位：云南中醫學院
英•甘地(1966年—1984年)
1.綠色革命的實施1966年尼赫魯的女兒英•甘地上臺執政，面對迅速增長的人口和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英•甘地調整了尼赫魯的農業發展戰略，開始逐步在全國采用以技術變革來帶動農業生產增長的新戰略即“綠色革命”。所謂“綠色革命”，就是在特別的地區，采取增加農業投資，引進現代農業生產技術的辦法，提高農業生產率，以促進糧食生產。具體說，就是選擇耕作條件好，雨量充足又有一定水利基礎設施的地區，采用優良品種、化肥、農藥和灌溉配套的現代農業技術，以及必要的農業機械，大幅度地提高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自綠色革命實施以來，印度政府在高產品種的使用和推廣、化肥的使用、農藥的施用和農業機械化方面取得顯著的進展。在高產品種的使用和推廣方面:1966—1967年度，印度使用高產品種的農田面積為189萬公頃，1971—1972年度上升到1540萬公頃，到1980—1981年度達到4310萬公頃;在化肥使用方面:1960—1961年度，印度生產的全部化肥為15萬噸，消費量為29.2萬噸，進口量為41.9萬噸，到1980—1981年度，相應的數據分別是300.5、551.6和275.9萬噸;在農藥的施用上:1960—1961年度農藥的消費量是6000噸，到1980—1981年度為45000噸;在農業機械化方面:1961年，印度每10萬公頃耕地的拖拉機可得量是20臺，1970年上升為60臺，1980年時為270臺。同期，印度的電動水泵是131臺、817臺和2286臺;每公頃耕地的用電量為5.5度、23度和71度。一個最顯著的成果是到1978年，印度已經在低水平上解決了糧食自給。對印度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同時又促進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增加了就業機會，提高了下層人民的收入水平。盡管綠色革命的成就斐然，但是也存在著局限和不足之處。綠色革命主要在基礎設施較好的幾個地區取得成功，致使地區發展不平衡加劇;作物產量增長的不均衡，小麥的單產和總產量有很大的提高，粗糧的產量和面積只有微不足道的增加，豆類生產幾近停滯。由于只注重糧食作物的增長，經濟作物中的油料作物因為技術落后、播種面積有限，產量不能滿足國內需求，每年都需要進口大量食用油;在綠色革命中受益最大的是大農，農村中的小農、邊際農和無地的農業工人由于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資現代農業，只分得了綠色革命的殘羹冷炙，農村各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大農在農村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由于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導致了農村政治結構發展的不平衡，基層的政權組織為貧苦農民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微弱了。增施化肥導致土地肥力下降，大量農藥的施用，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也不同程度上破壞了生態的平衡。2.的繼續進行英•甘地政府在農業發展上實施綠色革命的同時，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又作了一些新的努力。英•甘地在1967年的十點計劃中提出迅速實行措施，重點放在實施土地最高限額上。采取這項措施的目的是想獲得剩余土地，讓更多無地和少地的人得到土地。實行土地所有最高限額，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60—1972年為第一階段，1972年以后為第二階段。第一階段各個邦并沒有按要求執行中央政府土地限額的原則。結果土地依然由大土地所有者把持著，土地占有不平衡的矛盾十分突出。針對60年代前后制定的土地所有最高限額法收效不大的情況，印度政府要求各邦重新修正的最高限額法不遲于1971年1月24日生效。有17個邦制定的土地最高限額法降低了土地限額標準(見表3)。1972年7月23日，國大黨政府在德里召開各邦首席部長會議，制定了“國家指導路線”。根據“國家指導路線”，各邦大體上都對原有土地所有最高限額法進行了修改，從此進入了實行土地最高所有限額的第二階段。隨著土地限額法的實施，印度政府共獲得剩余土地734.8萬英畝，449.2萬英畝分給了415.2萬人。在分得土地者中，有203.3萬人(占45%)是表列種姓。這次改革和60年代相比雖有一定的進展，但是進展仍是緩慢的，同預期的目標相距甚遠(表略)。連印度計劃委員會也不得不成認:“規定最高限額的計劃在實施當中被沖淡了。法律本身存在各種缺陷，法令生效和實施的拖延、遲緩都造成了大規模的逃避。作為規定限額的主要目的———以合理的價格向農民分配土地———基本上是失敗了。”印度政府希望通過來改變農村生產關系、提高農業生產率的做法又一次未能實現，農民的土地問題只是部分得到解決。
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
綠色革命實質上就是一場農業生產技術革命，提高了印度農業生產力，增加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產量，實現印度糧食低水平的自給。但是，印度糧食總產量小，人均占有糧食低，生產率低且增長緩慢。據有關資料顯示，印度農業生產率明顯低于世界許多國家。印度農業生產率低的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技術因素。技術因素中有:灌溉設施的缺乏、化肥使用的限制、高產品種推廣的局限、植物病蟲害防治、農業機械化程度低、水災和土地侵蝕等。二是制度因素。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應用是以生產部門的現代制度為基礎的，如果建立具有創新性的制度，它能鼓勵農民采用先進的技術。制度因素主要有:的局限、農村債務、市場體系不健全等。這樣，由于技術、制度以及技術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導致了印度農業生產率低。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不斷上升，我國的許多大中小相關性企業與科學技術都取得了飛速的發展與創新。而我國節能與節能政策工作也在經濟發展的大潮中順流前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與發展。雖然當今國際社會早已將節能問題放在關乎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位置，但關于節能相關問題的改善卻未能有良好的進步和實踐發展，特別是節能政策與微觀經濟學共同發展的問題，更是成為了現今我國節能工作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掣肘問題之一。
一、節能內涵探析
在現今社會經濟與能源資源的現狀下，做好節能工作是能源資源高度短缺的國際問題的最重要的解決方式之一。其不但是高度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還將成為未來世界各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之一。對于節能工作的自身內涵而言，在經濟學的角度看來，節能的主要內涵是指，通過不斷為企業減少不必要經濟損失與成本預算的方式來為企業實現經濟效益的一種經濟模式。而在物理學看來，節能是不斷通過減少自身的能源消耗，來控制自身的不必要損失的一種過程方式，其并不具備任何的某種特殊意義的內涵。
二、節能及節能政策在微觀經濟學中存在的問題探析
面對現今發展中如此重要的節能工作，各個國家與政府要想順利的在自身的國家中發展節能工作，或者是推出一個具有一定經濟意義的節能政策，就必須針對現今各個國家的微觀經濟發展中節能工作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然后找出根治的方法，才能真正意義的發展節能工作。
2.節能交易投資問題。該問題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現今市場購買節能商品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討價還價以及其它方面的一些經濟問題，再加上，節能商品的買賣雙方都為了能夠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在其交易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交易方面的資金危險，從而使得買方購買的節能商品并不具備其自身的某項功能。據相關資料顯示：能源密集型的大公司用于節能投資的交易費用占到節能投資的3%～8%，而對較小額的節能投資或能源密集度較低的企業，這一比重要大得多。這里我們不難看出節能交易投資對于現今的企業發展而言的重要性。
3.節能投資中的有限理性問題。這種現象的發生主要是由于節能商品的自身與節能政策的提出者本身對市場中的節能商品與節能發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局限性，并不能相對完善的考慮到節能發展的自身與經濟的微妙關系，從而導致了整個節能工作在發展的過程中受到了諸多限制。
三、節能及節能政策的微觀經濟政體的構建工作探析
面對尚存在諸多問題的節能工作以及競爭如此激烈的經濟發展，我國的相關工作的管理部門勢必要做出適當的調整與改變，才能更好的適應當今社會節能工作與市場微觀經濟的不斷發展。為此，筆者在這里為節能及節能政策的微觀經濟學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建議，以供專家人士對其進行參考與分析。
1.大力調節及控制節能裝置的價格浮動與稅收政策。我國的國家政府要大力調節及控制現今市場中的節能裝置的價格浮動，借以做到最大程度調節我國節能政策與節能經濟發展的作用。另外，國家政府還要不斷完善與調節我國稅收政策，從而做到為我國節能工作與節能政策提供更高意義的微觀經濟保障的作用。
2.不斷完善現今節能市場信息的可靠性。對于現今市場中存在的節能信息風險，要想最大程度的提高市場中信息的可靠性，就必須對現今的節能市場進行適當合理的規劃與完善，以此來不斷增加節能信息的真實性、中立性以及信息傳遞與交易的可靠性。另外，國家政府還要適當的為節能市場提供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讓國家的節能市場可以具備更加安全可靠的信息安全性與全面性。
3.適當的對節能經濟提供激勵政策。由于現今的市場節能經濟政策的相關政策仍存在一定的不規范性與不完善性，這在一定的程度上，勢必會造就節能工作在發展的過程中，處處受到限制，這種非積極性的限制，很有可能會造成節能工作者對自身的工作產生一些非積極性的思想，進而不利于整個社會節能工作的發展。因此，我國的政府勢必要對節能經濟采取適當合理的激勵政策，從而在物質方面不斷做到促進節能工作與微觀經濟不斷發展的作用。
4.國家政府的相關部門要加強推動節能的規制政策。與其它政策不同，規制政策繞過了市場主體行為調整而直接干預市場結果，其理論依據主要是節能主體的有限理性。因此，國家政府的相關部門要不斷加強推動節能的規制政策，以期做到最大程度為節能工作及節能政策的微觀經濟做出保障的作用。
四、結語
綜上所述，面對如此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我國的節能工作與節能政策要想與微觀經濟學取得更為深遠的發展，就必須針對不同節能產品與節能技術以及不同的行業采取不同的手段與方式，為企業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節能，推動其更好的為我國的節能工作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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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會計政策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項基本內容，也是將會計理論應用于實務的最為重要一環。在我略高于實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隨著企業經營自的確立與強化，這一問題顯得尤為緊迫，已受到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高度重視。從理論界現有研究狀況看，多限于會計政策概念、性質、特點、目標等一般性理論問題的研究，還缺乏從實務處理的角度對會計政策進行具體分析[1]。有鑒于此，本文選擇公司分配股票股利這一會計事項，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及其經濟后果作一簡要分析，旨在引起理論界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和重視，同時民為實務界有關股票股利帳務處理提供一些參考性意見。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將會計政策定義為，企業在會計核算時所遵循的具體原則以及企業所采納的具體會計處理方法。根據其制定的主體不同，會計政策分為宏觀會計政策和企業會計政策。前者主要是政府或權威機構通過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實施來體現的。而事者則是在宏觀會計政策的指導和約束下，企業根據其自身的實際情況所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常也稱之為微觀會計政策。產生會計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會計自身的模糊性，以及人們所持的不同的會計觀點[2]。
由于所有者權益本身是由資產與負債倒軋而得，是各項會計政策的最終體現，這無疑對其自身變動的會計處理增添了復雜性，其會計政策也便具有相應的特殊性。而股票股利支付是通過留存收益資本化而造成權益內部變動的一件典型會計事項，長期以來，人們對股票股利的會計處理一直存在爭議。從某種意義上講，股票股利本身源于人們對股東權益的認識。這使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研究尤其是典型意義。
一、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成因分析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分配股利可以采用現金股利和股票股利兩種方式。其中，股票股利又稱為分紅股或送股，是公司無償向普通股股東增發普通股股票。它所涉及到的會計問題主要有兩個：其一，股東收取股票股利時應否將其砍認為投資收益；其二，送股公司應如何確認和計量分配股票股利所引起的權益變化。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下，股東不應將收取的股票股利確認為投資收益。這也是目前會計界普遍持有的觀點。本文重點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即送股公司的會計處理，它涉及到結轉科目與結轉金額的確定。
（一）結轉科目的確認
公司發放股票股利可以視為帳戶結轉和股票分割兩筆業務的復合。因為股票股利并不代表股東對公司的投資增加，如果會計上不對股東權益另行分類，或者完全按來源劃分權益，則不存在帳戶之間的結轉問題。但在現行的會計實務中，為了提供決策相關的信息，會計人員對股東權益的劃分并未完全遵循來源標準，而是考慮了多重目標。典型的分類方式是將股東權益劃分為資本金帳戶和留存收益帳戶。前者可以進一步劃分為永久性資本（股份公司為股本）和資本盈余帳戶（在我國為資本公積）。這樣結轉分錄就可以分別由資本盈余和留存收益向永久性資本帳戶結轉。
在實行法定資本制的國家，資本金帳戶不得用于股利分配，用于利潤分配的資金一般只能來自留存收益。但在英美等實行授權資本制的國家，對股利來源一般不作嚴格限制，例如根據美國示范公司法（MBCA）的規定，如果公司保持償債能力并能在債務到期時償付則允許分配，在這種規定下，甚至股本（capitalstock）都可直接用于分配，更不用說資盈余（capitalsurplus）了；而在英國，用于描述股票股利的“分紅（bonusissue）”，其實施是按增發股份的面值從資本盈余中結轉的。
（二）結轉金額的計量
分配股票股利的會計本質是在不改變公司資產總額的情況下，通過結轉留存收益（授權資本制下還包括資本盈余）而增中其法定資本數額。結轉之后，同等數額資產的用途被施加限制，董事會不能象以前一樣將這些資產分配給股東，所限制的數額為增發股份所必要的額外法定資本，這一數額即為需要資本化的留存收益。而每股所代表的法定資本數額一般是用面值表示的（無面值股份為董事會所設定的價值），相應地，只有面值結轉才是符合股票股利會計本質的，任何其它結轉計價方式都是武斷的，有違于這一事項的內在邏輯性。
但在實務中，卻存在多種計量方法，如市場價值、增發前每股帳面資產價值或同類股票的發行價值，其中尤以市價結轉法最受關注。支持市價結轉主要持下述兩種觀點[3]；
1、再投資假設：股票股利可以看成由兩筆交易組成，公司先向股東支付現金股利，股東收到現金股利后再按市場價值向公司購買新增股份。從帳務處理上看，公司在發放現金股利時可以按股票的市場價值減少留存收益；而隨后的股票銷售將按同等金額增加實收資本。
2、機會成本假設：公司股票股利的成本被認為是將股票送給股東而不是在市場中出售的機會成本。即因為公司本來可以按市價出售這些股份，這是股利金額的最好證據，這一數額應被資本化。
這些觀點的似是而非性實質上反映了人們對股東權益認識的模糊，如以剩余權益理論來看市價結轉，股票市場價值代表了企業的權益總額，其本身已包括了資本金和留存收益。因此，將代表兩者之和的數額從后者結轉到前者是不合邏輯的。
二、美國股票股利會計準則評介
在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CAP）（1938年—1958年）于1941年首次關于股票股利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ARB11）。該項公報對股票股利的來源及帳務處理作了要求：首先，股票股利只能限于當期收益；其次，當市場價值顯著高于面值或法律規定時，增發垢股份應按市場價值予以資本化。1952年，ARB11為現行權威公告所取代，即修訂后的第11號會計研究公報。這份公報對評估股票股利的標準作了界定和區分，同修訂前相比，基本上未作改動。1953年，CAP又對此前的42份研究公報進行調整，匯編而成第43號會計研究公報和第1號會計術語公報。其中，關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的會計規定被收錄于43號公報第七章第二部分（ARB43，Ch.7B），并一直沿用至今。
（一）準則簡介
在這份準則中，最受爭議的一點是關于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規定。根據委員會的規定，當送股比例低于20%或25%時，必須按增發股份的市價結轉（后來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選取25%作為劃分小額送股上限）。CAP對此所作的解釋是，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投資者會將其視為公司收益的分配，其數額相當于收取額外股份的公允價值。基于這種認識，市場一般不會對小額送股作出明顯反應。因此，如無公司所在州公司法的特別規定，公司在發放小額股票股利時應按市價結轉。但在控股公司（c
losely-heldcompanies）中，因股東對公司事務十分了解，不會把股票股利看成是公司收益的分配，應當按法定要求的面值或設定價值予以資本化[4]。
對于高于設定比率的大額送股，CAP提供了兩種備選處理方法，一是根據所在州公司法的規定，按面值或設定價值結轉，并建議公司將送股描述為“以股利形式實施的分割”（splitupeffectedintheformofadividend）。而在州公司法對此未作規定時，就沒有必要對留存收益進行資本化了，可按股票分割不作帳務處理。對此，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還推薦了另一種處理辦法，即按面值從資本盈余結轉到股本帳戶。
（二）評價
對于CAP的這份公報，公眾褒貶不一。尤其是關于小額送股市價結轉的說法。在準則制定之初，委員會部分成員就曾指出，CAP在制訂股票股利收取者（recipient）的會計政策時，已認為不應將其確認為收益；而在制訂股票股利發放者（issuer）的會計政策時，又基于與前者完全相反的假定，因而兩者之間缺乏內在一致性。并且，CAP將會計政策建立在可能引起的市場瓜這一假設之上，也是不符合邏輯的。此外，對市場瓜的假設也并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根據有效市場理論，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無論是何種比例的送股，對股票的稀釋都應當立即在股票價格中得到反映。福斯特等人（Fosteretal.1978）分析了送股時股價行為，發現無認綱舉目張額送股還是大額送股，股東在股東的除權日附近的異常報酬并不顯著異于零。[5]亦即，市場對各種比例的送股均會作出適度調整，只不過受市場非完善因素阻礙，這種調整不是很充分而已。盡管如此，CAP突破了傳統會計理論框架的約束，結合股票股利的市場反應來制定會計準則。對此，哲夫（Zeff1978）評論道，CAP關于股票股利的會計公報是會計界在制訂會計政策時將其經濟后果納入考慮的最早事件之一[6]。這對于其他會計政策的制定無疑具有啟發作用。
從歷史上看，會計程序委員會是為美國注冊會計師最初制定公認會計原則（GAAP）而設立的機構，尚處于準則制定的探索階段。委員會發表的會計研究公報，也主要是對現行會計慣例加以選擇和認可，而缺乏對會計原則的系統研究。股票股利會計準則的制定充分體現了ARB就事認強烈，缺乏前后一貫理論依據的不成熟特點。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公報沒有嚴格遵循會計上的邏輯。
三、有關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實證研究
與現金股利不同，股票股利并不影響企業的現金流，而只是企業內部的會計結轉和股票分割的復合。因此，如果市場是有效的，則會在股票股利宣告日對其會計政策的信息內涵作出適度反應。這方面的研究舉不勝舉。例如，格林布勒特等人（Grinblatt,MasulisandTitman1984）（簡稱GMT）在調查股票股利宣告日價格反應時，發現有顯著的異常報酬（abnormalreturn）。表明股票股利的宣告確實向市場傳遞了某種信息。對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前者的兩天報酬為3.03%，而后者則為4.9%，顯然股票股利的宣告效應較大；對于不同送股比例的股票股利，大額股票股利的異常報酬為4.90%，小額股票股利為5.89%，宣告報酬隨送股規模呈反向關系。GMT用留存收益假設（retainedearningshypothesis）對這一現象作了解釋[8]。
（一）留存收益假設
根據信息不對稱理論，在非完善市場中，企業管理者要比外部投資者更了解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和未來的增長潛力，即具備更多關于企業價值的真實信息。因此，在必要時，尤其是在企業價值被市場低估時，管理者便會采用相應的手段予以揭示。其中，股利政策是一種常用的信號顯示（signaling）機制。同現金股利相比，股票股利既能傳播信息，又不會影響企業的現金流，因而倍受管理者的歡迎。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股票股利的發放是不花任何代價的。作為一種信號顯示機制，為了防止被造假者利用，它必須具備相應的信號成本，足以使潛在的造假者望而卻步，股票股利同樣如此。從會計角度來看，可用留存收益假設來解釋公司發放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
該假設認為，企業發放股票股利時，一般會從留存收益中結轉出一部分金額到永久性資本帳戶（即股本和資本盈余），而留存收益通常又是企業發放現金股利的最高限額。因此，由股票股利所引起的留存收益減少，實際上就削弱了公司在未來支付現金股利的能力。除非公司具有良好的經營前景，可用未來的收益填補減少的這一部分，否則，會因留存收益不足以支付現金股利而陷入極為不利的困境。這對于造假者而言，代價是昂貴的。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者會將股票股利的發放視為一個有利信號，它顯示了管理者對公司未來業績的信心。
嚴格地講，留存收益假設是不夠準確的，它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首先，對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結果必須要減少留存收益；其次，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前者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后乾則涉及到相關法律的具體規定。為此，彼得遜等人（Petersonetal.1996）[9]提出可分配權益（distributalbeequity）概念，它是公司怕在州對公司支付現金股利的法定最高限額。只有引起可分配權益減少的股票股利，其信號成本才是昂貴的。
（二）送股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實證檢驗
根據會計程序委員會及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規定，股票股利的會計結轉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方式：
當送股比例低于25%時，
·必須按增發股票的市價從留存收益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和資本盈余帳戶
當送股比例大于或等于25%,可以在下述三種方法中選擇
·按面值從留存收益轉入普通股股本帳戶
·按面值從資本盈余結轉到普通股股本帳戶
·視同股票分割不作帳戶結轉,只須按送股比例減少每股面值
可分配權益是由各州公司法規定的,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類要求現金股利只能從留存收益中支付；第二類則為留存收益和資本盈余之和；第三類最為寬松，只要不至于引起資不抵債，所有權益均可用于發放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會計處理的多樣性及分配權益的不同規定，使得其信號成本也不盡相同，可表述如下：
表1不同送股比例及其會計處理對可分配權益的影響（參見會計研究2000.3第51頁）
根據留存收益假設，可分配權益減少得越多，則股票股利的信號成本就越高，從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對未來業績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以通過送股比例及會計方法的選擇，向市場顯示其關于企業價值的私有信息。彼得遜等人的實證結果表明，對于可分配權益減少了的企業，投資者在股票股利宣告日附近所獲得異常報酬顯著高于其它企業，證實了留存收益假設的有效性。
此外，根據規定，25%的送股比例為大額送股與小額送股的分界線。在此以上按面值結轉，在此以下則按市值結轉。又因股票市價一般遠遠高于其面值或設定價值。這樣，在送股比例低于且接近于25%時，公司所結
轉的留存收益數額可能會遠遠超過其送股比例高于25%的情況。從而出現小額送股卻要比大額送股減少更多留存收益的反常現象。例如，在1987年6月，貝爾產業（BellIndustries）宣告了20%的股票股利，贈送新股1，081，402份，每股面值0.25美元。貝爾為此結轉了2052.7萬美元。而如果貝爾宣告25%的股票股利，則只需按面值減少33.8萬美元的留存收益。由于兩種比例十分接近，因而可以忽略諸如股票流通性等其他因素對股價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在20%和25%兩種送股比例之間的選擇，實質上是一個會計方法的選擇問題。根據留存收益假設，20%的股票股利可能被市場理解為管理者傳遞關于企業價值更有利的信號。對此，蘭金等人（Rankineetal.1997）通過經驗測試，對兩種送股比例的企業作了比較。結果表明，對于送股比例為20%的企業，股東在宣告期獲得了更大的異常報酬，公司也在宣告以后的期間內出現了增長更快的現金股利[10]。
上述結果證實，管理者有通過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傳其私有信息的動機。換言之，會計政策具有傳遞信號的功能，從而有利于減緩企業管理者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四、我國股票股利會計政策評析
迄今為止，我國股票股利的會計準則，只是在相關的法規中作了一些零星的規定。
（一）制度分析
我國屬于法定資本制的國家。根據《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權益由四個科目構成，即股本、資本公積、盈余公積和未分配利潤。其中，由資本公積向股本的結轉屬于資本性帳戶的內部結轉，不具有利潤分配的性質，由此項會計處理而進行的無償增股自然不作股票股利。中國證監會于1996年7月24日公布的《關于上市公司若干問題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的送股方案必須將以利潤派送紅股和以公積金轉為股本予以明確區分，并在股東大會上分別作出決議，分項披露，不得將才者均表示為送紅股。”
《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在彌補虧損和提取公積金、法定公益金后剩余利潤，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我國并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正式規定。根據《企業會計準則第×號——所有者權益（征求意見稿）》第21條第1款，公司在公配股票股利時，“應按該種股票該次發行價格確定其價值。如果該次作為股利發放的該種股票沒有發行價格，則應根據公司連續盈利情況和財產增值情況確定股票股利的價值，按確定的股票股利的價值減少留存收益。”此外，根據《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對結轉分錄的規定，公司按股東大會批準的應分配股票股利的金額，辦理增資手續后，借記“利潤分配——轉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貸記“股本”。如實際發放的股票股利金額與票面金額不一致，應當按其差額，貸記“資本公積——股本溢價”科目。雖然《制度》并未對股票股利的資本化金額作出明確規定，但從其帳戶處理所涉及的科目看，無疑是允許企業使用面值法或其他高于面值的金額結轉。
（二）實務處理
盡管會計制度允許企業采用多種送股計價方式。但是，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由于股票市場發育尚不成熟，股價波動較大，使得股票有公允價值難以確定。公司發放股票股利一般是按照股票面值折股的。因為股票面值一般為1元，便于確定所要結轉的金額（應等于增發股票有數量）。這使股票股利的數額與折股的股票面值總額保持一致，因而不涉及折股中的溢價問題。從納稅角度看，這一處理有利于公司減輕股東稅賦，因為如按照市價結轉，其結轉金額無疑會遠遠超過面值數額，由此應由股東承擔的稅賦也是相當重的。
此外，實務還對股票股利處理時間與報告揭示作了靈活處理。對于現金股利，在董事會確定利潤分配方案后，必須進行帳務處理；當它與股東大會批準的現金股利之間發生差異時，必須調整會計報表相關項目的年初數或上年數。對于股票股利，董事會提出分配方案時不需要進行帳務處理，只需要在當期會計報表附注中披露；在股東大會批準利潤分配方案并實際發生時，直接進行帳務處理，因而不存在有關項目調整的問題。股票股利之所以采用上述處理方法，首先考慮到股票股利與現金股利的差別，如果采用與現金股利丁同的處理方法，在董事會提出利潤分配方案時須作為負債處理，執必夸大公司的負債權益比例，從而可能導致一些股東對企業財務狀況產生誤解。其次，按照現行規定，企業在增加資本時必須報經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變更注冊資本。一般情況下，應當是在股東大會正式批準股票股利分配方案后，才正式申請變更注冊資本的注冊登記。因此，在送股發生時再進行帳務處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會計調整。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實務界對股票股利會計政策的選擇既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又有利于簡化會計工作程序和手續，并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維護了股東和企業自身的合法權益，因而是合理可行的。與美國相比，我國實務界對送股所采用的會計政策缺乏可選性，從而限制了會計政策傳遞信號的功能。但在目前，由于我國尚不具備象美國一樣發達的資本市場，通過會計政策來傳遞信號還缺乏相應的市場條件，因而會計政策還僅僅限于指導會計信息加工的作用。
五、小結
本文以股票股利為例，對會計政策的成因、制定動機、經濟效果、選擇依據作了逐一分析。現作如下歸納：
·會計政策的可選性產生于會計人員對會計對象的認識上的分歧；
·宏觀會計政策制定者有動機通過準則的制定以擴大影響；
·在有效資本市場中，會計政策的選擇具有傳達管理者私有信息的功能；
·會計政策的選擇要遵循成本效益原則，并有利于企業總體目標的實現；
·公司法是制定會計政策的法律依據，會計政策從會計角度確保公司法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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