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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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對象范圍廣，普惠性與商業性共存1990年中期以后，秘魯明確小額信貸專業機構、正規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公司均可以經營小微金融業務。不同的機構分別服務不同的客戶群體，銀行類及城市小微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城市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農村小微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于農村地區的客戶，而EDPYME由于可以跨省經營，且牌照具有全國性，所以服務對象更加靈活。同時，秘魯的小微金融兼顧了“福利主義”和“制度主義”，既包括如孟加拉鄉村銀行強調扶貧解困，又能像玻利維亞陽光銀行強調商業化經營，關注盈利和可持續發展。
（二）通過“業務下沉”和“轉型升級”等多種模式開展小微金融服務一方面，秘魯正規金融機構通過新設專屬機構或業務單元等形式涉足低端市場，從事小微金融業務，稱之為“業務下沉”。另一方面，有部分的非營利組織轉型為受監管的正規銀行類金融機構開展小微金融服務，稱之為“轉型升級”。例如秘魯的MIBANCO，由非營利組織發展而來，現已成為專業提供小微金融服務的全功能銀行。
（三）放寬資金來源，保障非存款類放貸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小微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公眾存款以及第三方貸款，其中公眾存款約占全部資金來源的74.5%，是小微貸款的主要來源。EDPYME不能吸收公眾存款，其資金來源主要包括本地商業銀行貸款，以及秘魯國家開發銀行的貸款等。監管機構將EDPYME外部融入資金上限放寬到自有資本的10倍，并允許符合條件的EDPYME申請更換牌照，變為可吸收存款的金融公司，鼓勵EDPYME不斷完善經營能力，提高金融服務競爭力。
（四）利率自主定價，促進市場競爭和提高市場透明度秘魯法律未對貸款的利率作強制性規定，允許小微金融機構自主決定利率水平。監管機構認為只要信息充分披露，客戶可以自主選擇合適的產品，人為限制利率會降低小額信貸的可獲得性，利率通過市場競爭會降至合理水平。同時，由于小額信貸的利率高，但金額小、時間短等原因，能夠很好地覆蓋信貸風險和市場風險，而相比于高利貸市場，小微金融機構無疑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二、秘魯小微金融的監管經驗
（一）監管機構由于秘魯小微金融市場上各類機構并存且相互競爭，因此秘魯注重對產品和服務的監管，而不是機構本身的監管。秘魯小微金融的監管部門是銀行、保險與年金監管局（簡稱SBS）。同時，秘魯還建立了較為完善的征信系統，有4家征信機構，其中3家為私有征信機構，另外1家國有征信機構設在SBS。國有征信機構的系統與秘魯的身份證系統以及稅務管理部門的系統相連，信用信息主要來源于一般金融機構、小微金融機構以及其他機構提供的債務信息。SBS信用系統針對一般債務人和特定債務人設立了兩套不同的信用報告系統。設立于2001年的一般債務人信用報告系統記錄了債務人的債務余額、信用額度、貸款轉讓情況以及擔保情況。特定債務人是指非零售的信用組合占總信用組合25%以上的債務人，特定債務人信用報告系統設立于2012年，該系統非常詳細地記錄了那些特定債務人的信用情況，包括信用的設立與退出、風險模式、相關擔保和轉讓情況。
（二）審慎監管內容
1.最低資本和資本充足率。秘魯對小微金融機構的最低資本要求為27萬美元，遠遠低于銀行520萬美元和金融公司260萬美元的最低資本要求；資本充足率要求為9%，與銀行要求一致。
2.不良貸款。秘魯將逾期天數作為小微貸款分類的主要標準，分為8天以內、9-30天、31-60天、61-120天以及120天以上5個等級。在客戶不能按時償還全部或部分貸款的當天，該筆小微貸款應立即被認定為不良貸款，而小微金融機構應將該筆貸款全部余額（而非僅發生拖欠的額度）記錄為不良貸款，停止計算利率收入，為逾期貸款提足撥備，同時在不超過90天時間內，沖銷已入賬而未實際收到的利息收入，或者為這部分利息收入的逾期損失計提撥備。
3.貸款損失準備金和貸款沖銷。根據不良貸款的5級分類，小微貸款的損失準備金比例分別是1%、5%、25%、60%和100%。在貸款確認為最高風險級別被計提100%準備金后，該筆貸款應該認定為完全損失并全額沖銷。為了實現財務連續性，沖銷的核準需要每月進行，貸款沖銷后，應該將客戶情況上報給SBS征信系統。
4.關聯貸款。禁止小微金融機構為其董事、主要股東和管理層及其親屬提供貸款。對于雇員和小額股東，單一客戶關聯貸款占凈資產的比重不得超過0.35%，而全部關聯貸款總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37%。同時關聯方不應在獲得貸款的難易程度上有額外便利。
（三）非審慎監管內容為了規范小微金融機構的發展，SBS對小微金融機構的信貸業務準入、費用收取、信息披露、合同管理、防范過度負債、投訴處理等內容作了全面的規范。
三、秘魯小微金融監管對我國的啟示
（一）建立全面統一的行為監管制度目前我國發展小微金融業務的機構包括：正規金融機構、小額貸款公司、政府部門和非政府組織或國內公益組織等。與秘魯類似，我國從事小微金融業務的機構中，既有存款類銀行，也有小額貸款公司等非存款類放貸機構。但是與秘魯不同的是，我國小微金融機構的監管體系相對復雜，包括人民銀行、銀監會、金融辦、農工辦、扶貧辦等多個監管部門，由于秉持機構監管理念而非行為監管理念，對從事相同業務的不同類型的小微金融機構，監管標準差異很大。實踐中，由于監管規則差異存在監管套利，大型正規銀行和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由于監管成本較高，其小微金融業務發展規模遠低于農民資金互助社和小額貸款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另外我國部分監管部門實施監管的依據是規范性文件，沒有法律授權，如農工辦對農民資金互助社的監管尚無法可依。為統一監管標準，避免監管套利，促進公平競爭，我國應借鑒秘魯的監管經驗，從機構監管轉向行為監管，以小微信貸業務為基點，構建與其業務特征相適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并適用于從事該業務的各類機構。
（二）完善小微金融業務的非審慎監管內容
1.放松利率管制。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已經放開，但是小額貸款公司等非存款類放貸組織仍然要遵守最高人民法院確立的4倍貸款利率上限，實踐中小額貸款公司為了覆蓋資金成本降低業務風險，只能發放單筆金額較大的貸款，最終導致“小貸不小”和“小貸不貸”等現象。為鼓勵小額貸款公司發放小微單筆貸款，促進金融包容程度，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我國可以借鑒秘魯的成熟經驗，放開小微金融機構利率管制，最終通過市場競爭利率會穩定在合理水平。
2.培育社會評級機構。完善的評級制度可以為差異化分類監管提供依據，我國可以借鑒秘魯經驗，培育發展社會第三方評級中介機構，不斷完善小微金融機構注冊設立程序和日常監測程序，建立系統性的小微金融機構評級標準。監管部門可以根據評級結果獎優罰劣實施差異化監管，提升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3.強化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建立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監管指引相互配套、逐步細化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法律框架。推廣實施合同概要說明表客戶簽字確認制度，有效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保護客戶知情權和決策權。加大合同簽訂各個環節的審查和監督力度，禁止小微金融機構濫用合同條款侵害客戶權益。關注債務人過度負債風險，建立過度負債風險指標體系，要求小微金融機構在發放貸款前進行風險測評，杜絕發放掠奪性貸款。
4.加強征信系統的建設。根據我國《征信業管理條例》，從事信貸業務的機構應當按照規定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提供信貸信息，目前央行征信中心正在允許小額貸款公司有序接入征信系統。但是實踐中仍有一些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等放貸組織尚未與征信中心的數據庫相連。同時我國征信行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許多私有征信企業的征信數據覆蓋面和數據量還有待提高。建議進一步培育和鼓勵征信行業發展，發揮我國互聯網金融的后發優勢，運用云計算、大數據技術開展征信服務。培育和鼓勵社會主體依法建立征信機構，不斷拓展征信系統覆蓋范圍，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宣傳教育，充分發揮征信制度對違約風險的約束作用。
（三）改進小微金融業務的審慎監管框架目前我國小微金融機構的監管框架以審慎監管為主，尤其是金融辦、農工辦等監管部門的監管框架，基本上是參照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銀行審慎監管框架建立的，忽視了小微金融機構尤其是非吸收秘魯小微金融監管實踐對我國的啟示存款類機構的特點，難以完全適用。因此，在監管框架上，我們應當針對小微金融機構的特征，對現有審慎監管框架進行適當調整。
1.尋找設置最低資本要求的平衡點。首先應根據市場中金融中介的經濟規模設定最低資本要求，既要足以應付機構的啟動成本和一定的損失準備，也要避免準入門檻過高限制充分競爭。尤其是對非吸收存款類的小微金融機構，資本金門檻不宜太高，避免資金閑置成本過高導致貸款大額化傾向突出。
2.推廣運用合理的不良貸款分類標準和損失準備。我國一般對小微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分類和損失準備的設定都是參照銀行的五級分類來執行的，銀行的標準建立在長期數據分析基礎上，這對小微金融機構來說數據量不足而且程序過于復雜，小微金融機構很難掌握。可以借鑒秘魯的做法，按照逾期貸款的天數對小微金融機構不良貸款分類、設置相應的貸款損失準備，并及時進行核銷。
3.打破區域經營限制，促進市場有效競爭。出于防范風險、便利監管的考慮，目前我國的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小微金融機構都是哪里審批哪里經營的審慎監管原則，如監管部門要求小額貸款公司只能在審批縣域范圍內經營，不能跨區域開展放貸業務。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阿里小貸等線上跨區域發放貸款的小額貸款公司已經出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從促進市場有效競爭，發揮市場配置資金作用考慮，我國應打破小微金融機構的區域經營限制。如允許小額貸款公司獲得省級人民政府牌照在省內跨區域經營，鼓勵符合條件的小貸公司跨省發放具有公益性和普惠性的小額貸款。
（四）拓寬非存款類小微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提升商業可持續性除了銀行等正規金融機構外，小額貸款公司等其他小微金融機構都是禁止吸收公眾存款的，同時由于自身的非金融機構屬性限制，無法獲得再貸款融資，導致商業模式難以持續。因此，我們應當借鑒秘魯經驗，采取多種方式拓寬非存款類小微金融機構的融資渠道。
1.鼓勵符合條件的非存款類放貸機構向存款類金融機構轉化。以小額貸款公司為例，雖然根據我國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符合一定的條件可以轉制為村鎮銀行，但是現行村鎮銀行股權結構的制度設計對于小額貸款公司的投資者而言，將最多只能有10%的股份，這顯然會嚴重影響小額貸款公司改制的積極性。建議應該借鑒秘魯的經驗，通過立法規定，只要達到一定的條件，小額貸款公司就可以改制為正規金融機構，且擁有絕對的控股權，從而能夠通過吸收公眾存款來拓展融資渠道。
在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金融監管改革的浪潮中，美國的改革力度之大引人關注。2010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2010年重建美國金融穩定法案》（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在第10章規定擬在美聯儲體系下建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專門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合作；同年7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簡稱多弗法）出臺，該法案對監管部門進行重構，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根據法案第1011條，在聯邦儲備體系下設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目的在于保證消費者在金融服務消費中，獲得及時、準確的信息從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依照聯邦消費者金融法對金融產品的供應與提供進行監管”。根據多弗法該條規定，金融消費者保護局設依照聯邦相關法律監管金融產品的供應，局長在參議院批準后由總統任命。在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內部有諸多部門：研究部從市場收集數據，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投訴處理部設立多種渠道接受消費者的投訴并做出回應，也可將相關投訴轉給各州金融監管機關。社區事務部為金融服務水平低下的社區消費者提供指導和幫助。金融教育辦公室，主要負責制定方案以提高消費者的知情權以及合理決策的能力。此外，美國老年公民金融保護辦公室，專門向年齡在62歲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信息，防止老年人在購買金融商品中權益受到損害。次貸危機后，美國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采取專門機構保護的模式，通過專門立法明確金融消費者保護局的保護金融領域消費者的職權和責任。
2英國金融監管改革的新發展
庶幾與美國近期的金融監管改革同時，2010年4月，英國議會批準了《金融服務法》（FinancialServiceAct2010），該法案更加強化了金融服務監管局（FSA）的消費者保護職能，新法對作為FSA權力來源和運行基礎的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進行了修改和補充，FSA的規則制定權大大擴展。在英國，自成立FSA以來，其職能范圍不斷擴大，并逐步形成為綜合性的監管部門。改革后，FSA可以制定有利于“實現其任何監管目標”的規則，相比從前只能制定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其制規權的空間提升；其信息收集權也同步擴大，FSA可以要求受監管組織以外的機構或個人提供與金融穩定有關的信息；賦予金融服務監管局強制信息披露及一定的懲罰權，FSA的紀律處分權提升，即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發展，FSA可以通過某些行政途徑強行獲得某些重要信息，對拒不提供信息者可處以行政懲罰，如暫停或限制違規金融機構一年以內的經營許可權、禁止違規操作機構的相關責任人2年內的從業資格等等。回顧英國金融監管改革，自二十世紀中期以后，英國金融業高速發展，在金融產品不斷創新下，消費者面臨琳瑯滿目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缺乏專業知識和風險意識，這導致消費者權益愈來愈多的受到來自金融機構的侵害，僅僅靠金融市場自律難以保障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社會強烈要求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在此背景下，英國議會于1986年頒布了《金融服務法案》，在該法案的授權下，英國成立金融業監察機構，對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予以監管。在金融混業經營模式盛行的趨勢下，為了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減少金融犯罪以維護大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英國議會于2000年出臺了《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此后于2001專門成立了對金融業統一監管的機構———金融服務局，根據新法案的規定，金融服務局整合了以前的各金融部門下的監察員組織，成立了金融監察員服務公司（FinancialOmbudsmanServiceLtd.以下簡稱FOS），該公司的設立為解決金融領域消費者糾紛提供了一個替代性的爭議解決機制。FOS的設立旨在保持監察員的獨立性、快速、低成本地處理消費者對金融機構的投訴。FOS的管轄對象有兩種：強制性管轄和自愿性管轄。強制管轄適用于那些《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明確規定的必須接受監管的公司；自愿性管轄涉的金融機構，沒有被《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明確規定一定要接受監管，但為了增強其公信力與美譽度而自愿接受FOS管轄。從其運行本質來看，FOS是一種替代法院訴訟的爭端解決機制。與其他替代訴訟爭端解決機制相比，FOS凸顯出其獨特性：首先FOS覆蓋所有英國境內的金融領域消費糾紛，范圍廣闊；其次，FOS僅僅具有單向約束力，這種單向約束力是指FOS的裁決對消費者不具有約束力，而僅僅對金融機構具有約束力；再次，FOS糾紛處理程序安排科學，整個處理糾紛的過程是透明的。FSA要求FOS對糾紛解決的過程和相應做及時、完整、正確的披露，使裁定過程和結果接受當事人和社會大眾的監督，從而保證FOS制度的公正性。
3結論
P2P借貸和眾籌融資仍游離于監管體系之外，因此可將監管權限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伴隨著地方金融活動的日益活躍，地方政府對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頻繁，地方政府已逐步開始在地方金融監管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央與地方統分結合的金融監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巨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金融辦對地方金融活動更加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主導的地方金融監管體系框架已成為目前國內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將P2P借貸和眾籌融資等互聯網非正規金融規劃地方政府金融辦統一監管，符合這一趨勢和潮流。當然，全國性的監管指導和統籌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會”(指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可根據相應法定職責，負責互聯網金融指導性規則的制定、風險監測和預警。
二、金融監管方式：原則導向監管
互聯網非正規金融目前還遠未定型，發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觀察。鑒于發展初期的現狀，金融監管部門實施監管時，應對出現的一些問題適當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彈性，采取原則導向監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金融行業發展初期的監管經驗和教訓，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現象，在報章金融系統性風險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創新，促進互聯網金融的穩步發展。
三、金融監管制度：走規范化經營路線，建“安全港”制度
作為資金借貸的中介平臺，P2P網絡借貸以及眾籌融資必須做到不違反規定吸收貸款，不得進行資金放貸業務，其所承諾的利率不得超過法律規定的紅線，這是P2P網絡借貸以及眾籌融資合法經營的最低標準。縱觀網絡借貸平臺的運營模式可以清楚地發現，在我國，互聯網融資平臺風險問題不斷，與非法集資等非法金融活動相互交織，因此在互聯網融資監管方面構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聯網融資活動合法與非法的邊界，將之與非法集資活動區分開來，意義重大，其應包含以下四項核心機制：
1.構建會員邀請機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聯網融資平臺具有天然的涉眾性，容易被界定為非法集資中的向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會員邀請機制的構建為這一問題的破解提供了出路。會員邀請制度包括三個步驟，即會員注冊、會員篩選和會員邀請。首先，招募會員注，開展風險評估，評估內容可包括投資經驗、年齡、收入狀況等因素；其次，依據風險評估結果，篩選出合格投資者；最后對合格投資客戶發出相應投資邀請，并開展投資人身份核查。經過三個步驟的處理，互聯網融資平臺面對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資者，避免向不特定對象公開宣傳的法律風險。
2.構建資金第三方托管機制，避免集合資金。互聯網非正規金融的融資領域，無論是P2P借貸還是眾籌，其扮演的都應是信息中介而非資金中介角色，在業務中都不應承擔任何中轉客戶資金的角色，資金池模式更應成為，否則，互聯網融資臺將成為非法集資工具。實行資金大三房托管制度有利于解決這一問題。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資金進出根據用戶指令發出，且每筆資金的劉董都需要有用途和記錄，這樣就能有效防范借貸平臺挪用客戶資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風險。
3.構建簡易信息披露制度，保護投資人權益。P2P借貸和眾籌融資與證券發行交易具有類似性，都屬于直接融資的概念范疇，但在監管方面，目前P2P借貸和眾籌融資基本毫無規則制度可言，而證券市場的運行則具有一套縝密的制度安排，而其中信息披露制度在證券制度中處于核心地位。互聯網融資平臺作為信息中介，融資人作為資金使用方，都具有如實披露融資信息的義務，以確保投資人做出投資決策之前有獲取真實、準確信息的機會。
4.構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保護合法權益。互聯網融資平臺作為信息的交互平臺，存在大量身份和交易數據，涉及融資人、擔保人、投資人等各互聯網融資參與方。構建信息安全保護制度，目的是進一步保護參與個人的隱私和參與企業的商業秘密。保護互聯網融資參與各方的信息安全，可充分借鑒央行的做法，構建具體的適應互聯網融資活動特點的信息安全保護監管機制，進一步明確參與方，特別是融資平臺的信息安全保護義務。
關鍵詞：金融監管問題
一、實施金融監管的必要性
金融監管是指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全面的、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并以此來促使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安全可靠和健康地發展。金融監管的首要目標是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具體目標是保護存款人和投資人的利益。
（一）實施金融監管是實現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需要
金融業是以貨幣信用、證券及保險業務等為主要經營內容的特殊行業，與國民經濟整個運行息息相關。一旦金融機構經營失敗或發生金融危機，就會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產生不良影響。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貨幣化和經濟關系的信用化，以貨幣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為主體的金融結構具有極其廣泛深刻的滲透性和擴散，金融體系成為國民經濟的神經中樞和社會經濟的調節器，它具有影響社會全局利益和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等特殊的公共性和全局性。因此，只有加強對社會金融業的監督與管理，才能引導和促進金融業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積極影響作用，推動國民經濟的良循環。
（二）實施金融監管是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的需要
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之間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如果失去調節、監督、控制，會偏離正確方向，形成破壞性競爭或壟斷，從而影響整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破壞了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為了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寬松的金融環境，避免過度競爭，有必要對金融業實行監督和管理，督促金融機構向著適度競爭、規范競爭的方向發展。
（三）實施金融監管是正確貫徹國家貨幣政策、認真執行金融法規制度的需要
無論是在貫徹落實國家金融、貨幣政策方面，還是在實施和執行國家金融法規制度的過程中，隨著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和執行國家金融法規制度難度的不斷加大，不同的政策目標之間很難只依靠傳統的貨幣政策手段協調，大量的金融關系以及各種矛盾和問題也很難只依靠司法機關來調整和評判，還必須輔之以金融監督管理，使金融業的發展方向、經營活動等符合國家貨幣金融政策意圖和金融法規制度的要求。
二、我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分析
（一）金融機構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內控機制滯后，首先是各級管理層重國家計劃，輕自身管理，重速度和規模，輕質量和效益，在資金管理方面，表現為資金審批程序不健全，對資金使用的監控不嚴；貸款審查不嚴格，手續不全，沒有真正做到貸前調查、貸后檢查，使得信貸風險加劇。其次是人事控制機制不完善，商業銀行的員工隊伍規模龐大，層次結構不合理，沒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且完善的員工業績考評和激勵競爭機制。然后是上下級缺乏有效的約束，由于分支機構不具有法人資格，其行為所產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總行承擔，分支機構的違規或不審慎行為都可給整個系統釀成大禍。再次是職能監督崗權威性缺失，職能監督部門實行“既向本級行行長負責，又對上級行政職能部門負責”的管理模式，致使其監督工作實際上陷入一種無序和無效的狀態；內審監督機構不健全，有些商業銀行沒有單獨設立內審機構。證券市場和保險市場存在的問題，由于我國證券市場目前是非自由的市場，它除了市場本身特有的因素外，還受政治體制、傳統觀念、偶發事件和隨機因素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仍處于走向規范化的初級階段，發育程度低，而且不規范。在證券市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市場主體行為扭曲；其次是定價機制扭曲；再次是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最后是缺乏有效的市場退出機制。在保險市場表現在：市場發展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對人事制度影響較大；內部管理不嚴、競爭力不強，沒有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在經營理念上重保費規模、輕經營效益；重保單數量、輕保單質量，導致企業經營效益下降，在經營環節上，重承保、輕理賠，嚴重損害了保險公司乃至整個保險業的信用。
（二）金融監管本身存在的問題
我國金融監管的時間較短，在金融監管的方法手段、技術條件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我國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金融監管有效性不足，金融監管內容過于狹窄，我國目前的監管內容主要是市場準入監管中還存在著重審批輕管理、重傳統的存貸業務輕表外業務及其他創新業務、重國有銀行輕其他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問題，不能實現完全有效地監管。其金融監管仍偏重于合規性監管，嚴格的管制極大地遏制了金融創新的有效空間；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涉及不多；監管措施的效能未得到充分發揮，對金融機構違規行為的處罰不夠嚴厲，違規處罰中缺乏嚴厲性，對違規行為的處罰缺乏有效性。其次是金融信息披露滯后，信息披露滯后于監管和外部市場約束的需要，我國金融機構關于信息披露的法制觀念不夠，數據資料編報的隨意性較大，信息披露缺乏強制性和規范性；金融信息披露的范圍小，內容比較單一，信息不完備，缺乏專門的金融信息開發和傳播中介機構，使得金融信息在低水平上傳播和利用。
三、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措施分析
（一）完善金融機構內控機制
完善金融機構內控機制就必須深入到金融機構內部的組織、結構、觀念、管理等各個環節，建立起有效的內部控制機制，以達到規避風險（包括經營風險、業務風險、非系統性市場風險等）、維持安全的目的。
首先，要提高對加強內控機制建設的認識，金融機構的各級管理人員要充分認識內控建設的重要性，把它作為經營管理工作中的關鍵一環，常抓不懈，落到實處，這樣才能有助于金融機構內控機制的建立健全和充分發揮作用。
其次，要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應著力于打破現有的銀行業壟斷，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實現銀行運作機制的轉換，推進產權改革，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內控制度，生發出市場對銀行監管的力量，通過實施國有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與創新，將國有商業銀行改造成為治理結構完善、運行機制健全、經營目標明確、財務狀況良好，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型現代商業銀行。
然后，建立風險管理體制，要完善授權授信制度，實行分級授權、分類管理制度，推行以獨立盡職調查、民主風險評審、嚴格決策紀律和問責制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授信決策機制，要健全決策約束機制和責任人制度。建立和完善以審貸分離為核心的貸款決策風險約束機構，對行長的決策行為進行有效約束。實行崗位約束，建立貸款決策責任人制度，把風險貸款責任分解到個人；建立風險責任制，董事長、董事、行長等高級管理人員的任免、獎懲直接與銀行的經營風險掛鉤。建立常規的審計檢查制度，履行對銀行內部各部門的審計監督，對重大案件和銀行行長的審計可以會同銀監會組成聯合審計組來進行。
最后，完善市場化用人機制和分配機制，金融機構應將引入競爭機制作為干部管理制度改革的切入點，實行中層干部公開競聘制度和末位淘汰制度、員工內退制度，通過競爭上崗、崗位交流、末位淘汰，實現員工與崗位、能力與需要的最佳結合。引入有效的激勵和處罰機制，在內部控制制度的運作過程中，要堅持獎懲分明。
（二）完善金融監管體制
鼓勵金融創新和加強風險監管。金融監管當局要對金融創新進行相應的技術和政策指導以及制定有關的規章制度，適當放開對金融創新業務的限制，除了對一些超出目前監管水平的業務創新進行限制外，應鼓勵銀行機構進行業務創新和加強風險管理。配合金融機構改進公司治理結構，監管當局應制定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的評價標準與辦法，在日常監管中，將銀行治理結構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與執行情況作為監管的重要內容。加強對金融機構表外業務的監管；實現從機構性監管向功能性監管轉變；要根據各金融機構不同的現狀實施差別監管，監管部門要建立統一的監管框架體系，完善金融機構市場準入制度，對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實行審慎監管，對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的市場退出；實現工作重心由合規監管向風險監管的轉變，完善金融監管人員素質體系。
另外，為了規范監管行為，實現金融監管連續穩定，我國必須遵守入世的承諾，參照國際準則，加快對金融法律、法規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建立健全與國際金融法規接軌的金融法律體系。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增強監管部門政策透明度。政策調整應向金融參與者公示，以保障每個金融市場參與者對當局政策變動的知情權；構建多層次的信息披露體系；完善金融信息的強制披露制度；充實信息披露內容，根據金融業具體活動的特點，加強會計信息、統計信息和非量化信息的信息披露；建立金融監管資料信息共享制度，培育信息披露的基礎條件。此外，針對從事混業經營的金融集團，監管部門還應對其需要向監管部門報告的內容以及需要向公眾披露的信息做出盡可能明確的規定。
參考文獻：
[1]李嘉寧，關于推動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建設的思考[J]，長江大學學報，2004,4
一、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已初見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銀行在深圳率先獲準開辦離岸銀行業務，開啟我國離岸金融服務先河，其后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深圳分行相繼獲得離岸銀行業務牌照，離岸金融市場在深圳開始發育。1998年年底，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銀行離岸資產質量惡化，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資銀行的離岸資產業務。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復招商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的離岸業務，并同時允許交通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開辦離岸業務，上海開始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盡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業銀行對離岸業務抱有極大的興趣，但央行至今只對上述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許可證，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試點”和“試驗”的標準進行審慎監管。
上述四家銀行能全面經營離岸銀行業務，為我國“全面持牌中資銀行”，負債規模在15億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農行深圳分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許可從事離岸負債活動，即有限持有離岸業務牌照或持有“半塊牌”，負債規模加總大約在15億美元左右。除中資銀行外，在大陸可為非居民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還包括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和部分合資銀行(如華商銀行、廈門國際銀行)。外資銀行國內分行大多數以所謂“全球服務”的名義即“國內接單，境外處理”的方式，通過內部電子系統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年底，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幣存款余額近90億美元，假設非居民存款相當于在岸外幣存款的1/3，則離岸存款約有30億美元，再加上中資銀行的33億美元，我國大陸的離岸存款規模在60億美元左右，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兩地的新興金融市場，不能不引起監督管理部門的重視。
二、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的客觀性
離岸金融服務對象主要有非居民個人、非居民企業(主要表現為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簡稱IBC)、境外金融機構和一些政府組織。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躍的是非居民個人和IBC，這些個人和企業通過離岸金融市場運作其投資和貿易活動。離岸金融服務于離岸商業運作，離岸商業活動反過來又促進了離岸金融的發展。
無論IBC注冊地和司法管轄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點：其一，發起、設立和撤銷手續簡單。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公司和機構均可發起成立IBC，且注冊資本不須實付，沒有行業準入限制，門檻極低。其二，運作和保有費用低廉。多數離岸注冊地實行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甚至零稅率，IBC每年只需繳納200～500美元的年費；其三，法律對私有產權的隱形保護極好。多數離岸注冊地法律屬于英美法系，嚴格保密股東、董事等商業信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陸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并形成了一種“磁鐵石”效應，吸引全球離岸公司從事與我國有關的貿易活動。據商務部近兩年的統計，在大陸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屬處女島（BVI）、開曼群島（CAYMAN）等地區，來自美國、日本、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也大多數以離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在迅速增長，極有可能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對外投資國。目前，上海和深圳兩地對外投資和貿易活動比較活躍，占國內對外經濟比重較大。對外投資需要相應的運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選擇。可以預見，以大陸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國居民為實際獲利人的國際離岸公司將繼續蓬勃發展。離岸商業運作這種客觀趨勢需要一個離岸金融市場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以上海、深圳為中心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也同樣具有客觀性。
三、培育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國際離岸商業運作的客觀性決定了離岸金融服務的客觀性。以我國為中心的國際離岸商業活動在選擇金融服務時有兩種選擇：一是國際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簡稱OFC)，包括國際金融中心(IFC)、地區金融中心(RFC)和簿記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國離岸金融機構。顯然，如果監管部門不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以大陸為中心的大量的離岸金融資源就會流向OFC，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這些離岸商業和金融活動的正常運作并從我國取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國際競爭重要的是爭奪國際戰略資源。除了石油資源、高新技術資源外，金融資源也是重要的國際戰略資源之一。美國長期以來雖然在經常項目上顯示為巨額赤字，但經濟卻能保持高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國際金融競爭中保持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大量廉價的國際金融資源源源不斷流入美國，平衡了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拉動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資源不僅包括國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資源，也包括游離在境外的離岸金融資源。以中國大陸為實際投資目的地的離岸金融資源屬于能而且應被我國利用的重要國際戰略資源。開放境內金融機構離岸業務，在形式上是居民開辦非居民業務，實質上是一國如何利用非居民資源的問題。在適當承擔風險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錢去賺國內外的錢，這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種挑戰。被吸引到中國投資的境外資金和為國內所有但通過各種方式游離于國外的資金，沒有理由不納入我國金融機構服務范圍，否則是對稀缺資源的浪費。我們應該允許境內金融機構特別是中資機構開辦離岸業務，鼓勵離岸金融創新，利用這些國際金融資源為我國經濟增長服務。因此，監管部門應將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作為一種戰略來研究和選擇，不能因為存在風險而在政策上忽視該項戰略資源的社會經濟價值，當務之急是加緊研究鼓勵和允許中資金融機構開辦離岸業務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我國金融發展態勢，我們認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有條件發展成區域金融中心甚至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時朝著離岸金融中心的方向發展。
四、按國際慣例發展和監管我國離岸金融業務
我國離岸金融業務是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國際離岸金融市場自成體系，按長期形成的慣例運作，熟悉、掌握和順應這些國際慣例是開辦離岸業務的基本原則和前提條件。從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變遷過程看，其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是在監管上逃避管制。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結果。逃避管制是離岸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同時也是離岸金融市場創新和發展的最大動因。沒有管制就沒有放松，就沒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離岸市場。只要在岸業務存在著準入管制、信貸管制、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就會出現一個相對應的離岸市場以逃避這些管制。管制與放松是離岸市場存在的一對主要矛盾，二者的關系形成了這樣一個理論：任何管制都會引發一種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會產生一個自由的離岸市場。任何試圖將離岸市場納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違背離岸市場逃避監管的客觀本質，將被實踐證明不切實際或得不到預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場制度下，可以理解對離岸業務的稅收、外匯、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態度，但試圖沿用在岸思維，將離岸國際商業公司和離岸金融業務納入在岸統一管制的做法將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二是在業務上實行自由化經營。世界離岸金融市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市場，沒有一個有法律意義的統一的監管部門和監管規則，其運作基本規則是自由競爭，沒有市場限制與市場準入，沒有信貸利率管制，沒有外匯管制，基本沒有稅收管制。在提品和服務方面，市場相關方擁有自由的創新能力，只要市場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創新出并銷售相應的金融供給。比如離岸銀團貸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額是可以自由確定的，利率是自由協商的，甚至其貸款方式、風險保障、資金運用、還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議的，且包括安排、分銷和轉讓等在內的整個過程均按約定俗成的游戲規則執行。可見，離岸金融市場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現，如嚴格審批和審查離岸金融產品和業務，將導致新一輪產品創新規避監管，循環往復的貓鼠游戲將使離岸金融運行成本增加。
五、我國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比較適宜的選擇是從內外嚴格分離型或隔離型適時向適度滲透型變遷
監管模式的不同會導致運作模式的不同。我們按下表對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離岸金融市場及其相應監管模式進行了分類：
“內外一體型”的監管模式對監管能力和市場成熟度要求最高。在這種模式下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沒有明顯區分，資金可以自由往來，事實上是要求本國貨幣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但目前的中國仍然實行外匯管制，資本項下的開放還沒有時間表，這種模式顯然不能立即在中國實施。
“內外分離型”模式嚴格區分在岸賬戶與離岸賬戶，離岸與在岸資金嚴禁自由往來，是將離岸市場分離出來單獨監管的一種模式。目前，我國實行的是“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嚴格區分，銀行的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不得相互抵補”，是一種“隔離型”監管，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角度分析這種“分切”式、“隔離型”監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從理論角度看，只要在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之間存在著綜合成本和綜合收益的差異，這種隔離僅能是非常態的、相對的和有限的，而內外資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動和相互滲透則是常態的、絕對的；從實踐角度看，根據商務部有關課題分析，我國每年大約有300億～5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打擊逃套匯一直是外管部門經常性任務。在我國，相當部分的資本外逃在實質上是在岸資金通過非法渠道向離岸市場轉移(不一定通過監管范圍內的離岸賬戶，大量的境外銀行、境外賬戶可讓這些資金在境外合法隱身)。因此，我國現行的內外嚴格分離型的監管模式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討。
資本逐利本性決定其規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機會
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場。如果資本的跨境流動和投資目的地的資金收益能夠滿足資本轉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資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國市場，為我國經濟服務。最近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出現大量資本又潛回國內的現象，充分說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樣可以適用于離岸國際流動資本的監管。如果我們采取“適度滲透”的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按照“科學調控、嚴格監管、分步放松”的監管理念，采用“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方法，應該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賬戶就應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長期國際資本以滿足國內需求時，我們可以適當放開境外居民在本國存款（OUTIN）的賬戶交易，將國際離岸資本在規模、時間、投資期限和投資領域等方面納入我們的監管范圍；在國內資本存在強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時，我們應該放開本國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導對外投資，促進國際投資便利化。
六、WTO過渡期臨近條件下我國離岸金融監管的若干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離岸金融監管問題不可回避。我們認為，離岸業務除了要納入相關國際合作和國際監管外，注冊地宗主國應重點加強相關領域的監管。我們建議，我國對離岸業務的監管應著重以下幾點：
(一)銀行監管部門應重點加強離岸銀行的市場準入監管和離岸銀行的風險監管。在市場準入方面，要將所有實際正在開展非居民業務的金融機構一并納入監管范圍，無論是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合資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如從事非居民業務，就應一并納入監管，對未獲牌照的機構應勒令停止從事離岸業務。要疏理政策，對中資、外資金融機構均實行國民待遇，“一樣的牌照，一樣的政策和待遇”應成為公平監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執行方面，不能讓內控不健全、規模擴張沖動明顯的經營機構進入。
(二)外匯監管重點應放在對居民外匯管制政策的有效執行方面，不能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應為當前外管重點，同時防止混雜在經常項目下的資本的非法流動。為此，一要要嚴格監控國際離岸短期資本的流入，主要監控好居民收匯賬戶及其用途的審查；二要管理好資本流出，既要打擊非法逃匯、套匯，同時也要鼓勵居民合理的對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三要嚴把業務政策關，對離岸資本跨境流動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鏈上的相關政策要因勢、因時調控，將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拒之門外。如近期應重點關注國際離岸資金流入國內貨幣市場沖擊人民幣匯率，流入房地產市場沖擊房地產價格等問題。
產生次貸危機，與美國金融市場的環境有十分緊密的練習。從2001年開始，為了不斷刺激居民的消費，拉動當地的經濟增長，美國聯邦基準利率從6.5％下調到了1％，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2004年6月，在這幾年的時間內美國的金融市場一直都保持一種十分寬松的狀態，金融市場也十分活躍，其中的房地產以及證券市場的價格大幅度增加，而且當時美國金融市場中對次貸的各種限制措施并沒有積極嚴格的執行，因此很多在銀行的信用等級較低的人也可以獲得相應的貸款，從而在美國有了自己的住房。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銀行的利率也開始逐漸提升，在美國社會中出現了很多還不起銀行貸款的人，最終也只好將自己的財產抵押給銀行，在信貸環境比較寬松的情況下，銀行可以將居民抵押而來的各種財產轉變成為基金進行出售，將銀行面臨的風險進行轉移。但是在信貸環境不好的情況下，房價會面臨下跌的危險，銀行要將居民抵押而來的房屋進行轉賣是比較困難的。到2006年時，美國的房價開始下跌，購房者的房屋不好出售，也不能通過抵押獲得更多的貸款，當這種情況大規模地出現的時候，就出現了次貸危機。美國的次貸危機的出現，不僅對美國的金融市場帶來的了重創，對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國家的金融行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十分嚴重的影響。于美國市場而言，次級抵押貸款機構面臨著破產，股市出現了劇烈的振蕩，各種投資基金也被迫關閉，對人們的生活也帶來了很大的震蕩。美國的次貸危機出現的原因比較復雜，涉及的范圍也十分廣泛，因此我國的金融行業在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從中汲取經驗，與我國的金融環境發展狀況進行結合，加強金融監管。綜合分析起來，美國的次貸危機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美聯儲實施了比較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銀行的利率連續下調，但是投資者的一直保持一種比較樂觀的情緒，投資在熱情十分高，使得資金的供需之間都十分契合，因此促進了銀行的貸款行為的成功。當金融市場中的流動資金開始釋放，并且大部分的資金都向房地產市場傾斜時，很多人都開始轉而向房地產投資，盡管在當時的環境中看來，低級住房抵押貸款利率水平比優質住房抵押貸款要高出很多，但是當時的美國市場上房價有一直上漲的趨勢，投資者也十分看好房價的上漲，因此當時的次貸的拖欠率并不高，美國金融機構一向都十分苛刻，但是在巨額的利潤面前還是降低了防范意識，對于原來的一些放貸標準也有所降低，才導致了大規模的次貸危機的出現。另外，由于當時美國市場中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已經出現并且在放貸機構之間流動，對于金融機構的風險有一定的分擔，這也導致了美國金融市場中的信貸規模的擴張。此外，在美國的金融機構方面，也有一定的原因，美國的金融監管部門一開始就對貸款機構的操作行為、貸款質量以及規模的監管力度不夠，對貸款機構抵押貸款業務的風險程度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披露以及警示，因此在利益的驅動作用下，放出貸款的機構開始大量放貸，對于一些并不滿足信貸標準的客戶也進行了放貸，最終導致整個次貸規模出現了非理性增長的問題。在證券市場上，相應的監管部門對于次級抵押貸款證券等次貸產品的約束程度也不夠，導致次貸危機在金融市場上不斷發展。由此可以看出，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加強對市場的監管，金融監管部門的失職對于次貸危機的出現有不可避免的責任，如果在金融行業的發展過程中能夠積極加強對金融監管的力度，從而可以加強對各種風險的轉移，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過剩以及資產泡沫的發展。次貸危機的出現，正是由于美國房地產市場中不斷累積出來的各種資本泡沫引起的，出現泡沫的源頭正是由于資產的流動性過剩。
二、加強我國金融監管的策略探討
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出現的原因可以看出，金融監管不力是導致次貸危機出現的重要原因，加強金融監管，有助于加強對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的各種風險的防范，從而促進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
(一)加強金融監管觀念的轉變
加強金融監管時，最重要的是要對金融監管觀念進行轉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金融行業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時的觀念已經不再適用，必須要針對當前的經濟環境以及金融監管過程中的風險類型等，對風險進行積極的管理和控制。首先應該要實現從單純追求成本控制向實現全面內部控制轉變。長期以來，我國很多金融行業在發展過程中都將成本控制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成本的控制固然重要，但是金融行業的內部控制占據的比重越來越大，除了對成本進行控制，還要對現金流、物流、人力等眾多方面進行控制，金融行業管理的范圍變得更加廣泛，對于傳統的單純追求成本控制的理念應該要及時轉變，以金融行業發展的全局著手，加強內部控制。其次，應該從經驗性金融監管決策向科學性金融監管決策轉變。在現代經濟環境下，金融監管成為金融行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市場經濟的發展對金融行業的金融監管決策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金融行業的金融監管決策是否合理也會影響金融行業全體人員對金融監管決策的重視程度，從而會影響金融監管決策的有效性，因此在金融行業的不斷發展過程中，應該要加強金融監管傳統的依靠經驗進行金融監管向科學、客觀金融監管決策理念的轉變，為金融行業發展過程中的風險防范進行有效的控制。最后，還應該要積極加強對監管人才的培養，人才和技術才是促進企業利益累積的重要因素，原有的金融監管觀念已經不適應當前的時展，金融行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降低，現代金融行業進行金融監管時，針對傳統的監管方式和理念，應該要向實現綜合效益的方向轉變，同時加強對各種資本運營的重視程度，為金融行業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對證券化風險防范法律制度進行完善
次貸危機的出現，從表面上看是由于美國的房價持續走低而且美國的利率一直上漲造成的，但是根本原因是美國的資金供應方對于信貸的門檻降低，并且對于風險的管理重視程度不夠造成的，一次你導致需求方借貸過度，反復進行各種抵押融資造成的，這種金融危機出現的風險通過證券化的方式可以分散，但是這些風險并沒有完全消失，一旦外界的條件具備了就有可能會出現風險，而且這種證券化的渠道也變得十分廣泛。有學者認為，中國按揭貸款實際上比美國次級債券的風險要高。如果我國的房地產價格出現了較大的逆轉，則這種潛在的問題也會暴露出來，我國的很多銀行面臨的危機會比次貸危機產生的影響更大。因此在我國的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不斷完善房地產信貸及其證券化風險的防范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避免我國的金融市場也出現與美國市場一樣的狀況。首先應該要積極加強信貸風險的管理，提高住房按揭貸款的各種信用門檻，防止一些不合格的用戶進行貸款。我國在2007年時頒布了一部相關的法律法規文件，即《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于加強商業性房地產信貸管理的通知》，其中對于購房貸款進行了相應的規定，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加強對住房消費過程中的信貸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文件的控制，表明我國的相關的監管部門已經意識到了住房按揭貸款市場的風險，監管層也積極加強了信貸風險的管理。其次，在金融行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完善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風險的防范法律制度。近年來我國金融行業改革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發展過程就是金融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的過程對于交易過程中的各種風險的防范都有重要的意義，比如交易結構風險、信用風險、利率風險等。在監管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對資產證券化的各個參與主體進行統一的管理，對風險管理要求進行確定，從而強調金融機構的內部風險隔離以及風險揭示問題的處理，對于金融機構而言，應該要積極建立有效的內部風險機制，在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建立內部風險機制，可以借鑒國外資產證券化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經驗，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各種問題進行相應的處理。
(三)對金融金融機構籌資的方式進行合理的組合與安排
金融機構籌資過程中，金融機構籌資方式和渠道對金融機構籌資效率有很大影響，如果對于籌資的渠道和方式選擇不當，就很可能會帶來金融機構籌資風險。一些貸款機構在進行籌資的過程中，要對各種金融機構籌資渠道和方式進行安排，采用適當的金融機構籌資策略，盡量長久地滿足的金融機構的資產需求，與此同時，貸款的用戶應該也要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制定合適的還款計劃，保證能按時還款。此外，在各種金融機構籌資的過程中，要先考慮債務金融機構籌資，然后進行股權金融機構籌資，可以保證金融市場發展過程中的風險防范能力，增強金融機構的財務風險預防能力，減少企業金融機構籌資過程中的風險。與此同時，還應該要積極提高金融機構的資產的流動性。金融機構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應該要積極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加強對各種資產的管理以及運用，在對各種資產進行周轉時應該要盡量縮短周期，提高盈利的水平。如此一來可以有效地降低企業籌資過程中的風險程度。
(四)加強監管成本意識
美國出現次貸危機之后對金融行業進行監管時的監管機制實際上是功能監管與機構監管的一種混合，監管機構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橫向與縱向的網狀監管模式，這種模式下的監管工作很容易導致金融風險的出現。因此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加強對金融監管的各個機構之間的協調。美國的次貸危機給我們很大的警示，即中國必須要加強適合本國國情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立，尤其是在當前的經濟環境下，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立顯得十分迫切，應該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成本意識的建立，考慮到進行金融監管工作時增加的成本費用以及應該要采取何種措施對成本的數量進行控制。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積極加強凌駕于“一行三會”之上的機構的建立，可以通過中央銀行的權利對金融監管調諧的職責進行確定，并且對金融機構進行金融監管時的工作進行落實。
三、結語
關鍵詞：美國；金融監管；金融監管市場化；政府干預針對2008年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討論熱點之一為“新的監管模式是否增加了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1]，這一熱點實質切合了對中國國內金融監管理論界原有的“中國政府金融監管過度論”之詬病的再次思考。結合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的緣起和理念變化，在新一輪金融局勢下從中國金融發展實踐再次思考政府金融監管定位和金融監管是否應該市場化問題，應對轉型期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選擇有所裨益。
一、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相關分析
1．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緣起———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體現對政府干預作用漠視2008年的金融風暴使我們看到，美國原有的“雙重多頭”金融監管模式使得沒有任何一個機構能夠得到足夠的法律授權來負責整個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風險，最佳的監管時機往往因為會議和等待批準而稍縱即逝，因此，普遍認為正是這些監管重疊和調控失靈缺陷的暴露直接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動機。
然而回溯美國金融風暴緣何禍起，我們更應深層次的關注到，與效率優先的美國金融監管機制的相對應的是以格林斯潘為代表的一代美國金融家們所擁戴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和主張，他們認為，“政府干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2]。也就是說，究其更深入的原因，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他們的風險這一理念對美國金融風暴禍起至關重要。
曾經被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忽略的葛蘭里奇警告就是最好的例證。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前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EdwardM．Gramlich）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其在2002年、2004年和2007年也曾多次拉響警報，并且明確揭示出美國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然而非常遺憾的是，他的警告并沒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3]。究其原因，因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正是上述提到的漠視政府干預作用的典型自由市場經濟思想作祟。
因此，與其說普遍認為美國監管重疊和空白之結構性缺點是危機的禍根和金融監管改革的動因，隱藏在這種結構性缺點之后的政府干預缺失更應是危機深層次的缺陷。就連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不得不承認：“我原來想當然地認為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自利性（交易的另一方為自身利益將嚴格把關，形成金融業內互相監管的機制），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護股東利益和公司資產安全。現在看來錯了，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
2．美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理念變化———呼吁調整政府干預具體方式并要求加深力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說，“必須加強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統一監管力度”，美國的金融監管改革動向的確反映了美國監管者對于市場和政府關系的不斷反思，并明顯地建議調整政府干預的具體方式和加深力度。從未雨綢繆角度來看，華爾街金融風暴不但證明了政府應當對處于危機中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進行干預和救助，實際也證明了為預防危機，一國的金融監管中適度的政府干預是絕對需要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政府干預論”的差異主要不體現在要不要政府干預，而在于干預“度”的把握，在于干預的“范圍、手段和方式”等方面。而度的判斷離不開具體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程度和監管需求。回顧美國1929年金融大崩潰以來的金融監管演變可見，伴隨著經濟的起伏，先后經歷了“自由放任—加強管制—金融創新—加強監管—放松監管”等多次轉折。此次呼吁加強監管也是這樣的規律使然。而對于中國的政府金融監管是否適度性的思考也應從中國具體的金融市場發展和監管需求出發。
二、中國金融監管政府干預適度性分析
1．金融監管價值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中國當前金融運行態勢決定，目前金融監管應當以金融安全為首要的價值目標從過度論者的理由不難看出，其重點在于強調中國金融體制及金融監管體制限制自由競爭、不利于金融市場的安全和效率的問題。筆者認為，這一觀點主要從中國金融運行價值角度出發作出判斷，但實際上，同一時段，金融運行和金融監管具體價值觀的具象內容是不同的：金融運行主要體現人和金融機構在金融市場中的具體行為及其效果，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往往具有自利性和缺乏系統性；而金融監管是通過法律授權對金融運行的監督和管理，是對某種偏離既定規則的行為實施的某種干預，其側重于對行為的評價，因此，其效果和價值觀的判斷具有滯后性但相對較宏觀；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觀必須隨金融運行態勢的效果而定，不能簡單地附隨于金融運行本身：即當金融運行態勢處于金融安全時，金融監管主要體現為對競爭機制的維護，自由競爭成為主要乃至唯一的價值追求；隨著風險的不斷增加，當金融運行出現不安全的狀況，金融監管則主要表現為對金融安全的追求，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權利，較大程度地賦予監管機關權力來實現金融的穩定；如果金融風險未能得到控制，出現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金融崩潰、經濟倒退、社會動蕩，那么金融安全將成為唯一的價值追求。因此，金融監管的價值判斷要滯后于金融運行價值判斷并取決于金融運行的效果。
結合當前中國具體的金融運行態勢，盡管中國金融改革的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金融自由化并沒有對中國金融安全產生實質性影響，但正如政府干預過度論者所擔憂的一樣，由于中國金融市場一些舊有的痼疾，其間蘊藏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覷，中國金融運行的安全基礎還并不牢靠，因此，中國金融監管作為保障金融運行的后盾決定了其當前應以保障金融安全為首要價值。
如此看來，中國金融監管機構著力保護國有金融機構是有其“苦衷”的，也是忍陣痛而顧大局之必須。
2．金融監管市場化應以培育良好的金融市場化為前提，中國尚不具備該前提當然，金融監管的滯后性本身并不值得提倡，完善的金融監管需要人為能動地提高先驗性、事前性和靈活性，但這種效果單純靠市場化是無法達到的，而且其效果提高需要一個階段和過程。何況就中國的金融市場化而言，除了經濟貨幣化比率，中國市場化程度的其他指標與美國、日本、英國等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差距：如在2000年，中國的金融化比重為229％，遠低于同期美國（364％）、英國（356％）、日本（312％）等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也低于新加坡（319％）這樣的新興國際金融中心；另，在銀行競爭格局中，國有商業銀行壟斷格局雖然在弱化，競爭因素在增強，但還未形成完全開放自由競爭的格局；中國利率市場化改革仍面臨著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有待于提高，在中國資本項目的匯兌管理力度和對政策的掌握尺度上看，中國仍保持較為嚴格的管理[5]。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劉易斯指出：“一個國家的金融制度越落后，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范圍就越大”，上述轉軌體制背景下的金融市場運行，狀況決定了中國金融系統自身不具備完備的自我穩定機制，因此，必須依靠政府的非經濟力量予以干預，才能保證金融系統的平穩運行，否則有可能加大金融系統的累計性風險，陷入金融危機的困境，這也違背了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初衷。
3．市場機制、行業自律，目前，還不能有效解決中國市場失靈問題，凸顯政府監管的優勢中國目前的市場機制還不夠完善，在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政府干預必不可少；而培育行業自律監管組織雖然也的確刻不容緩，但由于目前行業自律組織發展伊始，不平等的談判力量將使監管效果微乎其微，此種情況下政府恰恰應起到培育市場機制和行業自律組織的作用而不是退出干預，而且其相對優勢是明顯的：其一，富有權威性的政府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進行嚴格的規定，并且直接實施檢查，有助于緩解信息不對稱的矛盾，減少個人在交易中要負擔的交易費用，以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發生的可能；其二，由政府出面維護金融體系的有效和穩定，能夠避免因免費搭車造成的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困境，填補了市場失靈形成的真空和行業自律組織的緩慢。政府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市場失敗和自律不完善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金融這一特殊領域尤為如此。實際上二戰后，英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也都還實行了政府干預的較為嚴格的金融監管制度。美國的金融改革也正朝這個方向邁進。
綜上所述，盡管中國目前的政府監管作用無法與上述這種理想化描述相比擬，也的確會帶來若干負面影響，但以政府為主導的金融監管卻是中國特定階段金融發展的監管需求使然，局部缺陷可以通過調整具體方式和范圍來達到完善。相形之下，強調干預過度論者“打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新世界”的激揚論調則顯得缺乏理性。當前，中國監管機制的政府主導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否認和忽視的，此次美國金融風暴和監管改革提示我們，冒然倉促的追求金融監管市場化顯然不現實。
參考文獻：
一、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已初見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銀行在深圳率先獲準開辦離岸銀行業務，開啟我國離岸金融服務先河，其后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深圳分行相繼獲得離岸銀行業務牌照，離岸金融市場在深圳開始發育。1998年年底，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銀行離岸資產質量惡化，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資銀行的離岸資產業務。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復招商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的離岸業務，并同時允許交通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開辦離岸業務，上海開始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盡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業銀行對離岸業務抱有極大的興趣，但央行至今只對上述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許可證，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試點”和“試驗”的標準進行審慎監管。
上述四家銀行能全面經營離岸銀行業務，為我國“全面持牌中資銀行”，負債規模在15億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農行深圳分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許可從事離岸負債活動，即有限持有離岸業務牌照或持有“半塊牌”，負債規模加總大約在15億美元左右。除中資銀行外，在大陸可為非居民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還包括外資銀行在華分支機構和部分合資銀行(如華商銀行、廈門國際銀行)。外資銀行國內分行大多數以所謂“全球服務”的名義即“國內接單，境外處理”的方式，通過內部電子系統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年底，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幣存款余額近90億美元，假設非居民存款相當于在岸外幣存款的1/3，則離岸存款約有30億美元，再加上中資銀行的33億美元，我國大陸的離岸存款規模在60億美元左右，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兩地的新興金融市場，不能不引起監督管理部門的重視。
二、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的客觀性
離岸金融服務對象主要有非居民個人、非居民企業(主要表現為國際商業公司InternationalBusinessCompany,簡稱IBC)、境外金融機構和一些政府組織。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躍的是非居民個人和IBC，這些個人和企業通過離岸金融市場運作其投資和貿易活動。離岸金融服務于離岸商業運作，離岸商業活動反過來又促進了離岸金融的發展。
無論IBC注冊地和司法管轄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點：其一，發起、設立和撤銷手續簡單。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個人、公司和機構均可發起成立IBC，且注冊資本不須實付，沒有行業準入限制，門檻極低。其二，運作和保有費用低廉。多數離岸注冊地實行簡單稅制和低稅率，甚至零稅率，IBC每年只需繳納200～500美元的年費；其三，法律對私有產權的隱形保護極好。多數離岸注冊地法律屬于英美法系，嚴格保密股東、董事等商業信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陸一直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并形成了一種“磁鐵石”效應，吸引全球離岸公司從事與我國有關的貿易活動。據商務部近兩年的統計，在大陸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來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屬處女島（BVI）、開曼群島（CAYMAN）等地區，來自美國、日本、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FDI）也大多數以離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國對外投資也在迅速增長，極有可能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的對外投資國。目前，上海和深圳兩地對外投資和貿易活動比較活躍，占國內對外經濟比重較大。對外投資需要相應的運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選擇。可以預見，以大陸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國居民為實際獲利人的國際離岸公司將繼續蓬勃發展。離岸商業運作這種客觀趨勢需要一個離岸金融市場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務，以上海、深圳為中心發展國內離岸金融市場也同樣具有客觀性。
三、培育國內離岸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國際離岸商業運作的客觀性決定了離岸金融服務的客觀性。以我國為中心的國際離岸商業活動在選擇金融服務時有兩種選擇：一是國際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簡稱OFC)，包括國際金融中心(IFC)、地區金融中心(RFC)和簿記中心(PapercompanyorShellbranch);二是我國離岸金融機構。顯然，如果監管部門不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以大陸為中心的大量的離岸金融資源就會流向OFC，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這些離岸商業和金融活動的正常運作并從我國取得巨大的商業利益。
國際競爭重要的是爭奪國際戰略資源。除了石油資源、高新技術資源外，金融資源也是重要的國際戰略資源之一。美國長期以來雖然在經常項目上顯示為巨額赤字，但經濟卻能保持高速增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在國際金融競爭中保持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大量廉價的國際金融資源源源不斷流入美國，平衡了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拉動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資源不僅包括國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資源，也包括游離在境外的離岸金融資源。以中國大陸為實際投資目的地的離岸金融資源屬于能而且應被我國利用的重要國際戰略資源。開放境內金融機構離岸業務，在形式上是居民開辦非居民業務，實質上是一國如何利用非居民資源的問題。在適當承擔風險的前提下，用境外的錢去賺國內外的錢，這既是一個機會也是一種挑戰。被吸引到中國投資的境外資金和為國內所有但通過各種方式游離于國外的資金，沒有理由不納入我國金融機構服務范圍，否則是對稀缺資源的浪費。我們應該允許境內金融機構特別是中資機構開辦離岸業務，鼓勵離岸金融創新，利用這些國際金融資源為我國經濟增長服務。因此，監管部門應將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作為一種戰略來研究和選擇，不能因為存在風險而在政策上忽視該項戰略資源的社會經濟價值，當務之急是加緊研究鼓勵和允許中資金融機構開辦離岸業務的政策措施。根據目前我國金融發展態勢，我們認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有條件發展成區域金融中心甚至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上海和深圳有望同時朝著離岸金融中心的方向發展。
四、按國際慣例發展和監管我國離岸金融業務
我國離岸金融業務是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國際離岸金融市場自成體系，按長期形成的慣例運作，熟悉、掌握和順應這些國際慣例是開辦離岸業務的基本原則和前提條件。從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變遷過程看，其具有兩個基本特點：
一是在監管上逃避管制。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結果。逃避管制是離岸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同時也是離岸金融市場創新和發展的最大動因。沒有管制就沒有放松，就沒有逃避于管制之外的離岸市場。只要在岸業務存在著準入管制、信貸管制、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就會出現一個相對應的離岸市場以逃避這些管制。管制與放松是離岸市場存在的一對主要矛盾，二者的關系形成了這樣一個理論：任何管制都會引發一種逃避管制(放松)的力量，逃避在岸管制就會產生一個自由的離岸市場。任何試圖將離岸市場納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違背離岸市場逃避監管的客觀本質，將被實踐證明不切實際或得不到預期的收益。在不完善的法律和市場制度下，可以理解對離岸業務的稅收、外匯、法律等方面所持有的保留態度，但試圖沿用在岸思維，將離岸國際商業公司和離岸金融業務納入在岸統一管制的做法將產生“南轅北轍”的效果。
二是在業務上實行自由化經營。世界離岸金融市場是一個典型的自由市場，沒有一個有法律意義的統一的監管部門和監管規則，其運作基本規則是自由競爭，沒有市場限制與市場準入，沒有信貸利率管制，沒有外匯管制，基本沒有稅收管制。在提品和服務方面，市場相關方擁有自由的創新能力，只要市場存在金融需要，便可創新出并銷售相應的金融供給。比如離岸銀團貸款(Syndicated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額是可以自由確定的，利率是自由協商的，甚至其貸款方式、風險保障、資金運用、還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議的，且包括安排、分銷和轉讓等在內的整個過程均按約定俗成的游戲規則執行。可見，離岸金融市場是金融自由化的典型表現，如嚴格審批和審查離岸金融產品和業務，將導致新一輪產品創新規避監管，循環往復的貓鼠游戲將使離岸金融運行成本增加。
五、我國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比較適宜的選擇是從內外嚴格分離型或隔離型適時向適度滲透型變遷
監管模式的不同會導致運作模式的不同。我們按下表對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離岸金融市場及其相應監管模式進行了分類：
“內外一體型”的監管模式對監管能力和市場成熟度要求最高。在這種模式下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沒有明顯區分，資金可以自由往來，事實上是要求本國貨幣資本賬戶完全開放。但目前的中國仍然實行外匯管制，資本項下的開放還沒有時間表，這種模式顯然不能立即在中國實施。
“內外分離型”模式嚴格區分在岸賬戶與離岸賬戶，離岸與在岸資金嚴禁自由往來，是將離岸市場分離出來單獨監管的一種模式。目前，我國實行的是“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嚴格區分，銀行的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不得相互抵補”，是一種“隔離型”監管，有必要從理論與實踐兩個角度分析這種“分切”式、“隔離型”監管的有效性和成本收益。從理論角度看，只要在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之間存在著綜合成本和綜合收益的差異，這種隔離僅能是非常態的、相對的和有限的，而內外資金“虹吸管”式的平衡流動和相互滲透則是常態的、絕對的；從實踐角度看，根據商務部有關課題分析，我國每年大約有300億～5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打擊逃套匯一直是外管部門經常性任務。在我國，相當部分的資本外逃在實質上是在岸資金通過非法渠道向離岸市場轉移(不一定通過監管范圍內的離岸賬戶，大量的境外銀行、境外賬戶可讓這些資金在境外合法隱身)。因此，我國現行的內外嚴格分離型的監管模式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下的有效性和必要性仍值得探討。
資本逐利本性決定其規避任何管制投向存在機會收益大于成本的市場。如果資本的跨境流動和投資目的地的資金收益能夠滿足資本轉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資本完全可以被吸引到我國市場，為我國經濟服務。最近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出現大量資本又潛回國內的現象，充分說明管制存在有限性。百堵不如一疏，同樣可以適用于離岸國際流動資本的監管。如果我們采取“適度滲透”的離岸金融監管模式，按照“科學調控、嚴格監管、分步放松”的監管理念，采用“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方法，應該可以收到大禹治水的效果。新加坡ACU賬戶就應用了上述原理。在吸引短期和中長期國際資本以滿足國內需求時，我們可以適當放開境外居民在本國存款（OUTIN）的賬戶交易，將國際離岸資本在規模、時間、投資期限和投資領域等方面納入我們的監管范圍；在國內資本存在強烈的走出去的需求時，我們應該放開本國居民在境外的存款（INOUT）交易，合理引導對外投資，促進國際投資便利化。
六、WTO過渡期臨近條件下我國離岸金融監管的若干政策建議
隨著我國經濟國際化、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離岸金融監管問題不可回避。我們認為，離岸業務除了要納入相關國際合作和國際監管外，注冊地宗主國應重點加強相關領域的監管。我們建議，我國對離岸業務的監管應著重以下幾點：
(一)銀行監管部門應重點加強離岸銀行的市場準入監管和離岸銀行的風險監管。在市場準入方面，要將所有實際正在開展非居民業務的金融機構一并納入監管范圍，無論是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合資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如從事非居民業務，就應一并納入監管，對未獲牌照的機構應勒令停止從事離岸業務。要疏理政策，對中資、外資金融機構均實行國民待遇，“一樣的牌照，一樣的政策和待遇”應成為公平監管的理念之一。在政策執行方面，不能讓內控不健全、規模擴張沖動明顯的經營機構進入。
(二)外匯監管重點應放在對居民外匯管制政策的有效執行方面，不能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應為當前外管重點，同時防止混雜在經常項目下的資本的非法流動。為此，一要要嚴格監控國際離岸短期資本的流入，主要監控好居民收匯賬戶及其用途的審查；二要管理好資本流出，既要打擊非法逃匯、套匯，同時也要鼓勵居民合理的對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三要嚴把業務政策關，對離岸資本跨境流動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鏈上的相關政策要因勢、因時調控，將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拒之門外。如近期應重點關注國際離岸資金流入國內貨幣市場沖擊人民幣匯率，流入房地產市場沖擊房地產價格等問題。
(三)稅收監管重點為居民對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離岸公司享受注冊地的相關稅收優惠，這不是我國稅法所能管理和調控的范圍，所以稅收監管的重點應該放在在岸公司與離岸公司交易特別是關聯交易上。除了審查離岸、在岸交易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之外，應重點監管交易價格，防止用“高進、低出”轉移定價的方式進行逃稅。同時應在向國際稅收慣例靠攏的基礎上改革稅制，建立我國的“價格事先預約機制”(APA)，并建立稅收征管的國際磋商機制。
(四)加強對國際慣例的研究和學習，適當將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立法。監管人員和離岸從業人員都應掌握境外相關法律知識，適當引入境外專業律師等中介機構，將法律審查手續外包。將WTO規則和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制度是長期的過程，也是必須研究的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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