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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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條件能使較少勞動創造較多價值
為了展開分析我們的問題，首先有必要確切把握馬克思所說的商品價值的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這看似老生常談，但不少分歧都與此有關。商品的價值，體現的不是人與自然的關系，而是市場經濟中一種人與人的關系。按照通常的說法，它是商品生產者之間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但需要明確的是，這種互相交換勞動的關系充滿著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首先表現在同類商品生產者之間，其次也表現在商品的買者與賣者之間乃至買者之間。正是這種競爭關系決定了同類商品一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個別勞動耗費量即個別價值，另一方面卻只能有一個為市場確認的社會價值（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意味著諸多商品生產者生產商品實際耗費的勞動量與被市場承認的勞動量往往并不一致，正是這種不一致決定著他們的不同命運。競爭迫使他們千方百計降低自己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使它小于社會價值，力爭以較少的勞動（包括活勞動與物化勞動）耗費能夠被市場認可為較多的勞動耗費。作為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正是通過這種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才能夠發揮優勝劣汰，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的巨大作用。
那么，商品生產者怎樣才能使其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對商品的社會價值有個全面理解。大家知道，商品社會價值的實體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指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馬克思的這一界定意味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多少，是由兩類標準條件有機結合起來共同制約的。其一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歷史經驗證明，勞動者在勞動熟練程度和強度方面的差異相對說來要小得多，而他所擁有的生產條件的差異要大得多，發展變化的潛力幾乎是無可限量的。而且，如果說在手工勞動時代是活勞動支配物化勞動，那么，隨著機器大工業不斷發展進步，情況就大變了。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當事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這一變化今天更加突出了。隨著科技進步的加快，在制約商品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方面，前一標準條件更加明顯地起著主導作用了。各廠商擁有的生產條件是先進還是落后，從根本上決定了所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量的對比關系。令人遺憾的是過去不少人對這一點是重視不夠的。
應該指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條件是多個變量的綜合，包括分工協作、生產組織與管理、生產規模、自然條件與生產技術或生產資料的效能等等。但其中生產技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對勞動生產率的高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當然，技術創新與進步對社會生產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例如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可以不斷創造出各種新產品豐富人們的生活等。但可以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則是它所起的一種最基本最普遍的作用，這種作用也是我們探索技術創新在價值創造中的獨特作用時所關注的焦點。
二、先進技術與商品價值創造的復雜關系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率先使用比社會平均技術優越的先進技術，能使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從而能夠以較少的勞動創造較多的社會價值。這就提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即先進技術與價值創造的關系究竟應如何認識？
我們知道，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活勞動才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在生產中只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創造價值。馬克思還明確說過“自然力本身沒有價值”，“它們進入勞動過程，卻并不進入價值形成過程”馬克思的這些論斷，如果單從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說，或者單從商品的社會價值來說，都是不難理解的。在分別考察的場合，由于單位商品的價值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因此，個別廠商使用先進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當然會相應降低。同樣，如果這種先進技術在市場競爭中已被普遍采用，已經成為社會平均水平的技術，用它生產的單位商品的社會價值當然也會相應降低。所以，在分別考察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只有活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只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創造價值的原理是一目了然的；同時，自然力本身不但沒有價值，而且技術越先進，利用自然力的水平越高，單位商品的價值不但不會相應提高，反而只會相應降低，從而根本談不上它會創造價值。但是，如果從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中進一步分析，問題就顯得比較復雜。比如，某個廠商率先使用了一種先進技術，能夠把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降低到社會價值以下，但在市場上卻仍能按同一價值出售，具有同一（社會）價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實際上并不包含的同一勞動時間。那么，如何進一步分析說明這一現象呢？如何解釋上述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差額部分的成因呢？對于這個問題，理論界存在著不同的思路。有一種相當流行的觀點認為仍應歸因于操作使用先進技術的工人或“總體工人”的活勞動。理由是先進技術本身在這里已經是物化勞動，如無活勞動啟動操作，它就無法在生產中發揮作用；同時，它在活勞動操作使用于生產時，既然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而不能創造價值，因此，上述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部分的源泉也不在它那里。為了自圓其說，這種觀點進一步強調隨著科技不斷進步，操作使用勞動資料的勞動者的素質必然不斷提高，其活勞動的復雜程度也日趨增高，認為這才是產生上述差額部分價值的源泉，至少也是這部分價值的來源之一。筆者不能茍同這種觀點。我感到這種觀點無論從歷史事實看還是從邏輯分析看，都未必恰當。
先從歷史事實看，近200年來先后經歷三次重大科技革命。在此期間技術進步突飛猛進，生產中使用先進技術的活勞動與使用正在被淘汰的技術的活勞動相比，從總的發展趨勢看，勞動的復雜程度在逐步提高；雖然如此，仍要看到在有些重要場合情況并非這樣，甚至恰恰相反。比如馬克思在分析機器大工業逐步淘汰工場手工業的過程時曾深刻地總結說：“使用機器的基本原則，在于以簡單勞動代替熟練勞動，……把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減低到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的水平。”他引用了大量資料，指出英國當時紡織品等重要部門機器生產中，作為簡單勞動力的童工、女工已占工人總數一多半，于是“從事各種不同形式活動的比較復雜的勞動消滅了，代替它的是簡單的機器勞動”馬克思還多次指出由于大批女工、童工等更簡單的勞動力被資本雇傭，使熟練的男勞動力也貶值了，從而直接間接地促使相對剩余價值乃至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這就說明上述觀點并不能全面概括豐富的歷史事實。即使在今天，就勞動復雜程度的提高說，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之間，傳統第三產業與新興第三產業之間也有重大差別，需要具體分析，不宜一概而論。
再就邏輯分析說，上述觀點無法擺脫這樣一個悖論：操作先進技術的勞動越復雜，它所生產的單位商品的個別價值不但不會進一步降低，反而會相應提高，從而只會縮小而不會擴大這一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差額。而且，如果它過于復雜，以致使這一差額趨于消失，就會出現類似馬克思所說過的那種情況，即它只不過是一種勞動變換而已，生產力卻并未發展。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這一技術的先進性和必要性。進一步分析還會看到，當這一先進技術被普遍使用時，這一個同樣的活勞動所生產的商品的社會價值就會降低到上述個別價值的同一水平。這也說明了上述活勞動復雜程度有所提高這一點，雖然在許多場合的確是事實，但它只能制約或影響上述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差額的大小，而不是產生這一差額的根源。
看來上述觀點失誤的原因在于未注意區分馬克思所說的兩種不同的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的作用。應該明確復雜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作用與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所起的自乘勞動的作用是不同的。拙作《生產力高的勞動創造更多價值的成因》對此曾作了分析，這里再強調一點：前一種自乘作用在分別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或在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時，都是存在的，都會產生增加相關價值的作用；后一種自乘作用卻不同，它在分別觀察商品的個別價值或社會價值時都并不存在，只是當觀察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關系或矛盾運動時，它才存在，才會起到自乘勞動的作用。這是因為前者產生的根源就在于活勞動本身的特點，后者產生的根源則在于活勞動使用的技術的特點。因此，對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來說，真正需要進一步分析的不是活勞動的復雜程度是否提高及提高多少，而是本身復雜程度既可能提高也可能沒有提高的活勞動何以能夠具有特別高的生產力，這種特別高的生產力為什么能夠使這種活勞動起自乘勞動的作用。下面為了在純粹形態上分析我們的問題，不妨運用馬克思常用的方法，暫且舍象活勞動復雜程度的變化這一變量。
三、馬克思的提示：機器的生產率
關于上述勞動的為什么具有特別高的生產力，以及特別高的生產力為什么能夠使這一活勞動起自乘勞動作用的問題，馬克思有一個提示對解決這問題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這就是他關于機器的生產率的提示。馬克思指出利用機器進行生產的“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接著他對生產一臺機器本身所費勞動與使用該機器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之間的量的關系作了分析，強調“物化在機器本身中的勞動，總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勞動少得多”。他并強調指出“機器所費的勞動和它所節省的勞動之間的差額或機器生產率的高低，顯然不是由機器本身的價值和它代替的工具的價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的?！瓩C器的生產率是由它代替人類勞動力的程度來衡量的。”
從馬克思這些論斷中可以梳理并引申出幾點重要思想：（1）作為人類進行物質生產所使用的勞動資料，不論是手工工具還是機器，都具有一種利用自然力以節省或代替人類勞動力支出的功能，從而能夠不同程度地提高勞動效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不否認這一點，而是肯定了這一點。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社會正常的或平均的生產條件，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為在社會生產中，通過勞動資料的使用所可達到的節省或代替人力的平均水平。而使用先進技術于生產則意味著節省或代替人力的水平已高于社會平均水平，從而才導致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這一結果。需要明確指出，馬克思這里所說的機器可以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主要指的并不是形形的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否則他就不會在機器所費勞動與所代替的勞動之間進行量的比較。鑒于今天科學技術又比馬克思當時有了驚人的發展，它在生產中的應用不僅更有效地節省或代替了各種體力勞動，而且還在節省或代替腦力勞動方面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因此還需要明確指出，在商品世界，各種生產技術的應用在節省或代替人類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方面所采取的形式雖然各種各樣，但實質上都可歸結為對人類抽象勞動的節省或代替。（2）機器所以能夠在用于生產時具有節省或代替人類勞動的功能，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制造機器所耗費的勞動一定要比它在用于生產時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少。否則就沒有必要制造和使用機器了。應該指出，這一原理同樣適用于當代各種生產技術。（3）機器這種所費勞動與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之間的差額，馬克思又把它稱為“機器的生產率”。這是兩種既相通又有所不同的表述。我們假設這一所費勞動為A，所可節省或代替的勞動為B，那么，馬克思所說的差額就是指B減A的結果，而機器的生產率則為B／A。一個是絕對差額，一個是相對比率。兩者可以互相換算。從分析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說，采用B／A更簡便適用一些。這種機器的生產率，實質上體現著使用機器于生產時所可被生產者無償利用自然力以代替人力的水平。技術越先進，這一水平就越高，于是用它生產的單位商品的活勞動消耗就越少，從而其價值也就越來越小了。
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這就是馬克思在提出機器的生產率后，還從商品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矛盾運動的角度對有關剩余價值的問題所作的分析。他說：“機器生產相對剩余價值，不僅由于它直接地使勞動力貶值，使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商品便宜，從而間接地使勞動力便宜，而且還由于它在最初偶爾被采用時，會把機器所有主使用的勞動變為高效率的勞動，把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提高到它的個別價值以上，從而使資本家能夠用日產品中較小的價值部分來補償勞動力的日價值。因此，在機器生產被壟斷的這個過渡時期，利潤特別高”。他接著又說：“隨著機器在同一生產部門普遍應用，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價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價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力，恰恰相反，是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梢娎脵C器生產剩余價值包含著一個內在矛盾。
馬克思在這里的提示值得深思。他一方面把超額利潤或超額剩余價值當作相對剩余價值的一個特殊部分，另一方面又對二者的成因有所區分，并未簡單等同起來。從上下文可以看出，這里他把超額剩余價值的成因歸為機器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并被壟斷使用，從而即使是女工、童工更簡單的勞動也能因而具有特別高的效率；而當機器在生產中普遍采用時，商品的社會價值下降到這一個別價值的水平了，這時這同一個工人的同樣的勞動就不能繼續起自乘勞動的作用了，從而超額剩余價值就消失了只是在這種條件下他才說于是“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這是因為這時機器生產率不論多么高，它都只等于社會平均達到的同一水平，因此誰都不再能夠靠使用這種機器就比別人節省更多的人力。于是，機器除了照舊在生產中轉移自身的價值外，不會再為個別曾經壟斷使用它的企業繼續帶來超額利潤了；但與此同時，相對剩余價值卻普遍增加了，這種增加意味著資本家對“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剝削的加深。
馬克思的這一提示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超額剩余價值同具有更高生產率的先進技術被壟斷使用密不可分。在這種條件下，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就會小于社會價值，但在市場上卻好象仍然耗費了與社會價值所代表的同樣多的抽象勞動。這樣看來，正是由于所使用的先進技術以它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生產率，在生產中相應節省或代替了更多的人類勞動，才既創造又填補了商品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當然，一旦這種先進技術普及了，商品的社會價值降到上述個別價值的水平了，這種在價值創造中利用自然力“冒名頂替”人力的西洋景就被揭穿了；同時，超額剩余價值也消失了。但新的更先進的技術又會出現，新一輪在更高水平上利用自然力“冒名頂替”人力的現象又會產生，并繼續被激烈競爭的市場所默認。
四、技術創新勞動自身的價值創造
先進技術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這是創造和填補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部分的根源所在。但是，先進技術并非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并且不是一般勞動的產物，而是創新型復雜勞動的產物。因此，歸根到底，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又是這一根源的根源。因此，以上所說的先進技術在創造價值中的特殊作用，實質上正是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的特殊作用的體現。在市場經濟中，這種技術創新勞動通過作為它的智慧結晶的先進技術所起的特殊作用，通過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機制，在商品世界普遍存在著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矛盾運動中，永不停歇地起著拉動各種商品的社會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社會價值不斷降低，社會財富迅速增長的歷史火車頭作用。技術創新勞動在社會生產力發展中這一無可替代的貢獻，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規律的豐富內涵與主導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作用。
那么，技術創新勞動本身的價值創造又應如何認識呢？由于技術創新勞動結晶在它所發明的具有更高生產率的先進技術上，因此，問題可以歸結為先進技術本身所費勞動或它的價值應該如何估量。
在這個問題上，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先進技術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混為一談，不要用它的使用價值去估量它的價值。當然，各種先進技術的使用價值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但從我們現在所要研究的問題的角度看，其使用價值可以說正好集中體現在它所具有的更高的生產率上，即體現在用它生產時所可無償地代替人力的更高水平上。事實上，率先買進它用于生產的廠商所看中的也正是這一點。這正是它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商品的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值。馬克思在原則上明確肯定了這一點。他說機器“代替人的勞動就是它的使用價值”。但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機器所費勞動要遠遠小于它在使用中所可代替的勞動一樣，先進技術也必然具有這一特點。而且，先進技術既然比社會平均水平的技術具有更高的生產率，那么它的B／A必然更大一些。這意味著它所費勞動增加的幅度一定比它可代替的勞動增加的幅度小一些。這正是一切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必須具有的共同特點。因此，如果以先進技術所可代替的勞動量去估計它的價值，就會偏高了，甚至會否定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小于社會價值的事實，從而否定了這種技術的先進性。
由此可見，先進技術的價值仍應從發明創制它所費勞動的角度去分析。不過，這里會遇到一個問題，即先進技術既是技術創新勞動的成果，那么它在一定時期內就具有獨家生產的特點，還只有個別價值，缺乏完整意義上的社會價值。但它的個別價值又不能過高，以免率先購買使用它的廠商不能使自己產品的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從而喪失購買它的必要性。與商品社會價值相比，這種僅只體現在個別價值上的實際勞動耗費量的大小，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某些不確定性，波動的幅度比較大。盡管如此，我們在交代了這一點后，下面還要對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耗費量作些探索。
首先，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當然是一種復雜勞動，但又與那些可以由許多人同時分別重復進行的一般復雜勞動有所不同。它以在不同領域內與不同層次上率先成功實現了某種從人類未知到已知的獨創性為特點，別人一時都還未能取得相同或相似的成果。
其次，如果說一般重復進行的復雜勞動需要以一定的教育培訓為基礎，勞動者有了這個基礎就可以從事某種相關的重復性復雜勞動，并相應地進行商品價值創造，那么技術創新勞動則有所不同。他們雖然需要接受甚至更多的教育培訓，但有了這個基礎還很不夠，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進而從事艱巨的創造性的探索，并率先取得創新成果。只有這樣，他們的艱辛勞動才能創造價值，被市場承認。因此，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在價值創造上所要冒的風險就比一般重復進行的復雜勞動所冒的要大得多。這正是這種創新勞動的特點之一。
再次，技術創新勞動雖然一時還只形成個別價值，但它仍是一種市場需要的社會勞動，因此，還需要從整個社會著眼去估量這種勞動的耗費。事實上技術創新勞動雖僅由某人或某單位率先取得創新成果，但在此之前與在此同一期間往往還有其他若干探索者在從事類似的研究。他們的研究雖還未開花結果，但他們探索中取得的某些進展與經驗教訓都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失敗是成功之母。率先成功者往往因善于借鑒他們的經驗教訓才少走了彎路而拔得頭籌。因此，社會地看，這種率先成功的技術創新所耗費的勞動中，還應該包括其他尚未成功的探索者的復雜勞動的一個合理部分。如果缺乏這一部分，該項技術創新的成功就可能相應推遲，需要繼續付出的創新勞動反而可能更多。
根據以上分析，發明先進技術的創新勞動，可以看作是某種倍加的復雜勞動。
總之，作為技術創新勞動的產物，先進技術的個別價值必然是比較高的。不僅如此，由于這種先進技術在市場上一時還處于獨家壟斷的有利地位，因此還可以在一定幅度內以高于自身價值的壟斷價格售出。這就涉及先進技術的發明與使用所帶來的利益（首先體現在用它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進行瓜分或分享的問題，對此筆者擬以后另文分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近幾年，圍繞勞動價值論的討論從未停歇，話題不斷更新，層次逐漸深入，氣氛愈加熱烈。這是一場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念碰撞，體現了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眾說紛紜，或針鋒相對，種種糾纏不清的爭論，多因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獨立，概念語言不通的緣故。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一味辯論的結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還亂，無果而終。只有站在更大范圍的經濟學比較的基礎上，才能看清這場爭論的實質和意義，從而理清思路，得到有價值的成果。
以最近爭論的焦點“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為例。其實這已經不是一個辯題了，因為學界已經基本上肯定了“服務業創造價值”的觀點。大家爭論的只是，這個觀點馬克思已經說過了的呢，還是馬克思沒說但可以從他那兒引申出來的，還是馬克思根本就是反對的。由此引發的另一個比較熱鬧的辯題，就是我國的私營業主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我國的私營業主是應該存在的，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爭論的只是他們是否在剝削，這種剝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馬克思那里尋找根據加以印證。
總之，學界對命題的態度基本是一致的，與目前的經濟學大方向并無二致，差異的只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態度。這個態度，總結起來，又不外乎有三種：一種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完全正確的，現在之所以有這樣那樣的疑惑，都是源于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不夠深刻的緣故，所以應該加深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一種認為勞動價值論的確有不足和偏頗之處，應該被發展和革新，其內涵和外延都應該進行新的拓展；一種則認為勞動價值論已經過時，堅持勞動價值論會走回階級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產力發展，所以它應該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閣。
勞動價值論是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現在大家對命題的基本態度一致，卻對分析命題的理論武器的態度出現差異，這只能說明對理論的整體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在實際爭論過程中，爭論的核心也的確不斷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無法再討論下去。于是如“什么是價值”、“怎樣的勞動創造價值”、“非勞動生產力是否創造價值”、“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的區分”等問題又重新被提了出來，但是進一步的爭論卻沒有結果。為什么會這樣呢？我認為，這是把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范疇和理論出發點相混淆的緣故。把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來分析西方經濟學的命題，自然要出問題，反之亦然。二
勞動價值論雖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勞動創造價值的問題。這個“勞動”還有許多的規定，比如“抽象勞動”、“生產性勞動”等，這個“價值”也有自己的定義，它的經典表述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我們就來看看實際爭論中的一些情況。
首先是關于第三產業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有的學者說：
在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實際上不再把勞動分為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他看來，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存在，勞動是計劃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去我們沒有注意到馬克思這方面的論述?！鞣絿覅s從實際出發，不拘泥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認為第三產業也創造國民生產總值……使第三產業得到空前發展，所占比重已超過70%?！瓰榱烁蠒r代的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也采納了三次產業的分類，也承認第三產業創造國民生產總值。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已經跳出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凡是對社會有效用的勞動。都視為生產勞動，都創造價值。[1]
這段論述的邏輯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產業屬于非生產勞動，不創造價值，但實際情況是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擴大，所以第三產業也是生產勞動，也創造價值。首先，這個邏輯的因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第三產業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著它就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嚴密的理論體系中，這只能說明第三產業的發展使第一、二產業的效率提高，創造了更多的價值，并且第三產業分割價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國民生產總值”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從來都是以具體的貨幣來表達的，無法用“無差別的人類勞動”來衡量。第三產業創造了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說明它創造了價值。最后，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也不一樣，以之佐證，頗為牽強。這是想證明勞動價值論仍然正確的。再看另一種論述：
從今日展望，停留于原來的勞動價值論，已不能充分解釋新的經濟現象、市場現象與企業現象。在新經濟條件下，傳統的生產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以及資本和傳統技術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經營創新及其載體或稱人才?！瓋H從第三產業的不斷成長并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漸居首位看，所謂非生產勞動和服務勞動創不創造價值，多年來引起爭論，確有其時代意義。否則，就勞動價值觀，生之者寡，分之者眾，主客易位，道理上說不通。[2]
這是想說明勞動價值論需要發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卻很奇怪。難道某種東西“稀缺”了就會引起它的質變嗎？技術不“稀缺”，就不創造價值，“稀缺”了，就創造價值了嗎？“稀缺”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仍然無法與“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直接相聯。再看一個：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我國學術界一致認為黨政部門的勞動屬于非生產性勞動，主要理由是黨政部門屬上層建筑領域的范疇，它們并不參與價值的創造?，F在看來，這是忽視了社會主義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性質及其經濟職能，其實黨政部門為此而付出的勞動，理應屬于生產性勞動。這種勞動不僅創造價值，而且創造高倍數的價值。[3]
“為人民服務的性質”以及“經濟職能”就可以證明一種勞動創造價值了嗎？前一個證據明顯與結論無關。“經濟職能”也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它指的是對經濟運行發生作用。影響了經濟為什么就是創造了價值，還“創造高倍數的價值”？論者沒有交代。就筆者所知，在馬克思那里，非生產性勞動也對經濟產生影響，可是它不創造價值。
可以看出，上述說法的邏輯漏洞都出現在同時使用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概念之時。并不是說不可以在兩大理論體系間做溝通工作，只是做的時候要慎重，不能拿來就用，直接組接。否則，這樣的理論探討不僅不令人信服，而且沒有意義。
其次，關于生產要素問題。如有的學者說：
我們要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價值的源泉。和傳統的把其歸結為人的抽象勞動，即與人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體力和腦力支出不同，我根據我的價值定義認為：價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結合，白手是不會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種生產要素的結合。并且，各種生產要素在不斷增加，它們之間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最初由土地和勞動起主要作用，到資本、經營管理加入價值創造，再到二十世紀中期科學技術又加入，并且成為第一生產力。從而在新經濟環境中我要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或財富論。我認為這是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發展。根據我對價值及源泉的重新認識，我進一步認為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斷變化，從而我們又說新的意義上的勞動是價值主要源泉，這就是我的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4]
論文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來自
從生產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斷調整”到“加入價值創造”的推理，也就是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為什么比重大一點，它的性質就會變化呢？很簡單，因為這“比重”和“性質”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正如作者把“價值論”混同于“財富論”一樣。在兩個理論中，生產要素的“性質”本來就不一樣，這與“比重”的變化無關。我們看到，為了確立數量可以改變性質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殺歷史，提出資本、經營管理、科學技術以前從未“加入”的說法。這是想要改革勞動價值論的。
再次，關于我國私營業主的剝削問題。
有的學者傾向于不存在剝削或是剝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產資料或資產作為商品生產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雖然不是同勞動相并列的價值源泉，但在商品價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說毫無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所以，在現代條件下，所有者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并不全是剝削，其中包含生產資料這種物的社會使用所帶來的增值。……過去我國公有制經濟內部的“投資饑渴癥”、無數損失浪費等等，都同否認資產能夠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有關。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這種觀點的謬誤。[5]
資本對商品價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說明不全是剝削，這也是一連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為什么就是“帶來一定的價值”？后文說的清楚：“帶來的回報”--這就對了，不是“價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經濟學的概念。馬克思早就澄清過，此與“價值”無關。其次，資本“代替人的部分勞動，發揮著同它所代替的勞動相似的作用”，因為勞動可以帶來價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會帶來一定的價值?！币来送评?，如果全部使用資本，沒有勞動，價值創造照樣進行。資本和勞動屬于不同的生產要素，要是它們之間存在這么簡單的替代關系，那就不是兩個不同性質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經濟學中大量的理論假設是基于資本和勞動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實已經證明了”的是資本參與生產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資本本身可以“帶來一定回報”的“觀點”。
有的學者認為存在剝削：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二重性的理論，同樣適合于對我國私營企業的分析。
隨即作者在引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我國的私營業主的勞動進行了分析之后，承認存在剝削，于是說：
經典作家曾多次講過：社會主義就是消滅剝削。……現階段允許私營、外資等非公有制企業剝削的存在和發展，顯然不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它卻可以成為我們實現目標的手段?！谏鐣髁x初級階段，雖然也存在一定范圍的剝削，但它并不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漫無邊際，而且這種剝削還受社會主義國家的引導、監督、控制和調節。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公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和起主導作用的經濟制度不會改變，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的剝削，僅僅是一種經濟現象，不能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制度同日而語。[6]
看起來作者十分正確，但細想卻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說明這種剝削應該存在，那么那是我國的政策如此，不是勞動價值論證明如此。作者運用勞動價值論的結論只是承認了剝削的存在，所謂目的好，規模小，這些都不屬于勞動價值論。整篇文章最后的結論是勞動價值論正確，剝削也應該存在。我可以接受這兩個結論，但不能接受這兩個結論之間有因果關系。沒有因果關系，這樣的研究又有什么意義？理論研究的目的應該是指導實踐，現在變成了實踐指導理論，生拉硬扯，結果只能是牽強附會。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以上只是擇其要者，篇幅雖少，但其代表的態度卻具有普遍性。為什么出現這些現象？我認為這與理論界的躁動情緒有關。政治經濟學遇到了挑戰，的確需要應戰，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與性質。政治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從來就是不同的社會角色，有不同的理論分工，更有不同的獨立的理論框架和體系。政治經濟學是規范經濟學，西方主流經濟學是實證經濟學，前者探討的是公平問題，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討的是效率問題，是財富的增加。兩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經濟學指導營銷，恐難如意，以西方經濟學爭取人類的自由平等，也是無力。三
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里，生產性勞動創造價值而非生產性勞動不創造價值，非生產性勞動的報酬是從生產性勞動創造的國民收入中再分配而來的，即從生產性產業工人創造的價值中分割而來的?？墒邱R克思并沒有說非生產性勞動分割生產性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有什么不正當。從理論上說，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與它是否正當毫無關系。既然如此，大家為什么要急著給非生產性勞動正名？
這是因為大家都感覺到了“價值”這個概念所包含的社會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創造的價值比分割來的價值似乎更優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這種意識，那是因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里的確貫穿著這種意識。
換個角度來看。既然在理論上創造的價值與分割的價值同樣正當，那區分它們還有什么意義？直接研究價值分割后的形態不是更簡潔了當嗎？馬克思在年青的時候也曾試圖像他人一樣如此表述價值，但是他之所以后來發明了“勞動二重性”理論，又區分生產性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都是為了導出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勞動價值論就沒有剩余價值論。在馬克思看來，如果不從價值的本質而是從價值的現象開始研究，以價值的最終呈現狀態為研究依據，就無法區分勞動與剝削。換句話說，剝削的部分將很容易與非生產性勞動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經濟學就是這么做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們對這一點也很清楚。馬克思曾轉引一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話說：“關于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的學說，看來既是錯誤的，又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幸給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們可以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別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從工人階級那里搶來和騙來的?！盵7]當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斷言勞動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也沒有斷言一切財產都屬于工人階級，但在這個理論中的確突出了生產性勞動的地位，從而特別反襯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剝削。
因此，勞動價值論是一種特別從社會公平價值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是特別從增加財富的角度進行判斷的理論。現在學界很多人在爭論的問題，是要用勞動價值論去談增加財富問題。這也不是不能談，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談。在馬克思那里，公平與財富的問題是他早在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解決的問題了。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財富，但人不是機器，工人仍在怠工，因為他們的人性得不到實現，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不會充分發揮。人類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實現對象性的人性了，經濟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那時研究如何提高經濟效率的經濟學才會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勞動創造的價值與報酬相當。因此，界定剝削和剝削量非常重要，這就需要區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
再進一步說，馬克思所關注的對象比普通的經濟學更高更遠。他本來就是從哲學研究轉入經濟學研究的。他的哲學研究的是人性為什么受到壓迫的問題，他的經濟學也是為了揭示這個問題。他之所以要研究經濟學，是因為他在研究哲學和政治的過程中發現，人性受到壓迫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所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要揭示的是在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剝削和壓迫的問題，剝削是經濟問題，是生物性問題，壓迫是政治問題，是人性問題。工人們被剝削走剩余價值，不僅僅是吃不上飯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性壓抑的問題，是做人像做動物的問題。所以相對于貧窮，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異化--人于動物性。之所以要反對剝削，因為那是異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敵。
我們都知道，經濟的發展并不能解決人性解放問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最終關注是經濟的發展。所以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是兩個不同導向的學問，即是不同社會價值判斷的學問，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如討論財富增長重要還是公平重要，或者剝削的標準和意義等等，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
西方經濟學的蛋糕理論就是說把蛋糕做大是至關重要的事，財富增長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礎上再去兼顧公平，而他們同時又認為效率（增長財富）與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剝削不是他們要討論的問題，只要財富增長就完事大吉。政治經濟學則是首先把公平問題放在首位，研究生產中的人與人的關系是首要的，而經濟增長以及如何增長則不是它要探討的主要問題。因而不管我們是搞何種經濟理論的研究，必須能沉進去也能浮上來，只有我們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
勞動價值論辯論之透析
勞動價值論在當代是否還有用？當然。是否需要發展？當然。只是，討論歸討論，發展歸發展，但要沿著它本來的軌跡討論和發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則只叫。勞動價值論既然指向的是剝削問題，研究的是公平標準，目標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當代，在改革開放突飛猛進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還少嗎？就像服務業是否創造價值的命題，實在沒有什么意義，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服務業所得到的價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營企業是否存在剝削的問題也是早有定論的，需要我們研究的倒是剝削了多少的問題。而且，我們需要的是像馬克思那樣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剝削是不是對經濟有利，也不是我們的課題，我們可以像馬克思恩格斯那樣說一聲“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聲疾呼反對剝削。實際上，不僅是這些具體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論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著原來的方向推展，研究在當代人性是如何受壓迫的，為什么經濟這么發達，人們仍然感到不自由？隱藏在那些丑惡和荒謬的社會政治現象背后的是什么樣的經濟根源？經濟的不斷增長為什么會帶來新的異化現象？所以，我們要繼承的是馬克思在過去做過的工作。
社會需要各方面的理論，反對不平，關注人性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國，西方經濟學可以用來指導經濟，當然還需一邊研究和創新，而政治經濟學是我們用來把握整個國家方向的理論，因為對于整個國家來說，國民的幸福和未來的發展當然是比經濟的增長更遠大的任務。
注釋：
[1]何偉《重新認識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2002年第1期第12頁。
[2]沈立人《勞動價值論的理念創新與政策整合》，《經濟學家》2002年第2期第23頁。
[3]何煉成《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經濟學家》2001年第6期第47頁。
[4]晏智杰的論述，張興明《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探索--訪經濟學院院長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學校報》2001年12月。
[5]董德剛《如何看待我國現階段的剝削現象》，《前線》，2002年第2期第13頁。
加強勞動組織員工的組織建設，提升員工的個人能力和組織的整體素質，是建設勞動組織、提高工作效率的需要。對企業內的勞動組織人員進行規范化的隊伍建設，改革企業管理制度，對于人力資源的安排做到合理化。最重要的一點是對于員工的能力和素質等方面要進行實時的培訓，通過個人能力的提高來推動企業的發展。
二、優化企業勞動組織的設計實施措施
企業在優化勞動組織設計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勞動組織人員管理措施的轉變這兩個方面的要求，必須方方面面以企業的發展為主，因此在優化勞動組織設計時可以從以下這幾個方面實施。1.加強企業勞動人員的操作技能眾多企業的生存、發展之道都是一樣的，要想在眾多企業中能夠脫穎而后，靠的也就是企業的生產效率，而企業的生產效率主要是取決與勞動組織人員的操作技能。在這里就要求勞動組織人員能夠掌握多種技能，以自己的專職為主，多種操作技能為輔的職業能力，對于工作中的一些小問題能夠自己解決，避免了工作效率的低下，時間的浪費。培養復合型的技能人才為企業服務，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降低勞動組織人員的人工成本的支出，從而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能夠穩定發展。2.創新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制度創新是一個企業得到發展的根本，所以對于勞動租住來說也要進行創新的管理制度：首先，要減少重復的工作步驟，避免浪費工作時間，根據不同的發展、生產情況，制定相對應的流程。提高企業管理人員的管理能力，增加勞動組織人員的操作技能。還有就是對于工作過程中安全措施也要重新進行規劃和安排，以員工的人身財產為最大的工作基礎；其次就是要加強檢查的精細度，嚴格質量把關的力度，進行企業崗位分工化管理，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員工的操作能力；最后就是建立完善合理的人力資源的管理制度，對于表現優秀的勞動組織中的員工要進行獎勵，有能力的勞動人員要進行相關的工資補償和職位的提高，提高勞動組織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同時還要對員工進行定期的專業培訓，爭取加強勞動組織員工的專業性，促進企業的不斷發展。
三、注意勞動組織優化過程中的問題
在進行企業勞動組織優化設計的過程中要善于總結工作過程中的重要點，可以結合不同的關鍵點結合，由于企業的生產規模大、勞動組織的人員數量龐大，其沒有很好的管理方案進行管理，就會出現勞動人員存在不合理的現象，勞動人員的數量導致在企業中人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在進行優化企業勞動組織的設計中一定要注重全方面的考慮企業崗位所需要的人才問題。與此同時還有對員工的工作定位不明確、企業的商品生產與市場需求存在差異等一些問題。針對員工工作定位不明確的這個問題，解決的方法是高層的管理者要結合企業內外部的各方面，對勞動組織人員進行科學化、規范化的人員定位，而且能夠伴隨市場和企業的發展進行改變；企業商品生產與市場需求存在差異這一點，主要是由于企業在生產之前沒有做好充足的市場調查，市場調查不全面，有的企業甚至盲目的跟隨其他企業進行生產，嚴重脫離自身企業的生產實際。所以在優化企業勞動組織的設計中一定注意并處理好這些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好的促進企業的發展。
四、總結
額葉是大腦發育中最高級的部分，它包括初級運動區、前運動區和前額葉(prefrontalcorte,PF)，其中PF與認知功能關系密切。前額葉又分為眶部、背部、內側部和外側部，其中眶部和內側部、背部和外側部的結構和功能較為接近。
PF與大腦其它區域有著密切關系。PF和所有的感覺區都有往返的纖維聯系，其眶后部和腹內側部有投射到海馬旁回和海馬前下腳的纖維，組成了內側顳葉-間腦系統的一部分；PF與紋狀體、杏仁核、顳葉、枕葉和頂葉等腦區的聯系也很密切〔1，2〕，因此，PF與多種感覺信息的加工、記憶、思維及情緒等腦的高級功能有關。從細胞水平來看，PF神經元具有多感覺性質，它們參與多種信息的加工；同時，PF神經元具有柱狀組織，表現為功能異質性，如一些PF神經元在延緩反應的延緩期放電明顯增加，而另一些神經元對行為的其它特性更為敏感〔3〕。PF神經元的這些結構和功能上的特點是其在記憶中起重要作用的神經基礎。
行為研究也證實PF與記憶功能有密切關系，包括工作記憶、源記憶、順序組織、前攝抑制釋放(PI)能力、抑制無關信息的干擾、元記憶、組織和計劃有意識的活動、問題解決等〔1，2〕。West〔4〕認為PF的功能包括：(1)工作記憶；(2)期待性記憶，依據工作記憶對相應的內外線索反應；(3)控制干擾，抑制與任務無關的表征；(4)抑制優勢反應，使行為不受先前反應或主要的環境刺激影響。功能(1)，(2)，(4)由背外側前額葉(dPFC)支持，功能(3)主要由PF眶部或內側部完成。West的這一觀點可以說明一些與前額葉有關的行為特點，如選擇與任務相關的信息，將語義和時空信息結合成穩定的記憶痕跡，計劃、組織復雜行為等，因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1與額葉有關的老年記憶功能障礙
記憶障礙是正常老年人的常見主訴，老年人的再認和回憶等測驗成績均較年輕人低。但不同形式的記憶下降并不一致，老年人的外顯記憶下降大于內隱記憶；在外顯記憶中，再認成績又好于自由回憶。老年記憶障礙與前額葉受損、內側顳葉受損的表現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老年記憶力下降與額葉功能有密切關系〔5～7〕，PF參與的記憶功能比其它腦區，如內側顳葉系統支持的記憶功能更早下降。一項研究證明，在12項測定PF功能的測驗中，平均年齡為56.62歲的被試有10項比27.71歲的成績差〔4〕。
1.1工作記憶工作記憶又稱短時記憶，它的作用是在編碼和提取時暫時保持信息，因而在學習記憶等高級認知活動中起重要作用。測定動物記憶能力常采用延遲反應、延遲轉換反應和延緩不匹配任務(DNMS)等。研究表明，老年動物的延遲反應成績降低，老年鼠在DNMS作業中與額葉受損的大鼠表現相似。對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其工作記憶容量減少，工作記憶能力下降。Kirasic等〔8〕采用路徑分析的方法，對398例老年人的神經心理學測驗進行統計后認為，老年人學習能力是因為工作記憶容量減少和信息加工速度減慢所致，前者又是后者的原因之一。
而研究指出，工作記憶主要與前額葉有關，因此老年工作記憶能力下降的神經基礎在前額葉〔9〕。一項PET研究發現，在完成位置匹配時，老年人比青年人在枕葉外的區域如PF、頂葉的下部及內側部的活動明顯增多，提示老年人的枕區活動效率下降，工作記憶容量減少，因而加工信息則可能需要比年輕人更多的腦區參與〔10〕。
1.2源記憶和記憶的順序組織老年人對刺激的內容和線索的回憶能力是不同的，其源記憶發生障礙〔11，12〕。源記憶是指對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等線索信息的記憶。老年人可以記住某一刺激，但與年輕被試相比，他們對刺激的顏色、字體、聲音等知覺特性、刺激發生的時間、地點及其它線索的回憶率下降。一項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將有關的實驗進行綜合統計，結果提示，老年人對線索的回憶成績低于對事件本身的回憶，與刺激相關較大的線索回憶要好于那些相關較小的，如對顏色的回憶要好于對視空線索的回憶〔13〕。至少有三種原因造成了上述結果，老年人的注意分配能力降低、工作記憶下降及對無關刺激的控制能力下降。在有多個外部線索時尤其需要工作記憶的參與，以使它們與事件內容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有學者認為，對事件的內容和線索的加工分別由不同的腦區所中介，內側顳葉系統主要加工事件信息，而PF與線索的加工相關較大。相關研究也表明，額葉受損的病人對事件線索的回憶下降，而老年人與之有相似的特征〔8〕。Craik〔11〕的研究還表明，老年人對線索回憶的線索下降與WCST成績明顯相關，并且與內側顳葉的功能分離。
與源記憶相似，老年人在順序組織詞、圖形或活動的任務中受損。給老年人呈現兩組刺激，測驗時要求他們判斷呈現的詞或其它刺激哪一個是較近期見過的，他們的成績與正常年輕人相比差異顯著；或者要求老年人按順序回憶剛才見過的刺激時，他們的成績也較差，而相應的再認和自由回憶成績可能接近正?！?9〕。老年人完成這類任務時與Korsakoff癥病人(KS)有相似的特點。給KS病人及對照組被試呈現1940～1985年間發生的15個重要事件，然后要求他們順序回憶出來，結果KS病人的成績較差，但再認和回憶成績與對照組相比并無明顯差異〔5〕。
1.3控制干擾的能力老年人抑制無關信息的能力也減弱，研究表明，老年人的Stroop效應較大，這提示老年人對先前的優勢反應不能很好地控制，以較快地轉換行為方式。另一些學者采用從前攝抑制(PI)中釋放的實驗范式，給被試呈現相同或不同類別的詞表，在每一詞表呈現后要求他們回憶，相同類別的詞表間會有干擾，但若詞表間類別不同，被試的回憶成績要增高。與額葉受損病人相似，老年人的PI釋放能力下降，他們抑制先前學習過程的詞表的能力較低，語義類型轉換較慢，如延遲反應、DNMS等。Shimamura〔1〕認為，PF對其它部位的信息加工具有抑制門控作用，實驗也證實動物后皮質區活動減少與dPFC的活動增多有關。但有研究表明，海馬受損被試的PI釋放能力下降更為明顯〔5〕，因此PF與內側顳葉系統在這項能力上是否相互獨立尚待研究。
1.4策略運用及對記憶的監控當回憶需要一定的策略參與時，老年人的測驗成績比年輕人低，如回憶非組塊詞表、低頻詞時。一項實驗采用3組實驗材料，非相關的詞表、相關但順序是隨機的詞表、使用組塊的詞表，要求老年人和額葉受損病人回憶，結果表明，老年人學習詞表的能力中度受損，尤其是那些需采用策略的測驗，如未使用組塊的詞表，這和額葉受損，尤其是右側額葉受損病人的表現較為一致，提示老年人的自我組織能力下降，不能運用恰當的策略去完成任務〔4〕，而這種功能缺陷與PF功能下降的關系較為密切。
元記憶是對于自己記憶和策略的監控能力，元記憶的測定常采用知道感判斷，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研究，如要求被選擇合適的記憶策略、預測自己的行為、高頻估計實驗、測驗被試的日常生活記憶等。老年人的元記憶能力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他們對自己記憶的估計偏低，自信程度減少，但有關的結果不太一致，可能與測驗方法的敏感性有關。PF受損的病人在回憶不出來時，要求他們判斷若給出線索，自己能回憶出來的概率，結果他們的估計也較低，雖然他們在其后給出線索后的回憶率與年輕人差異不明顯〔5〕。
總之，有些額葉測驗成績與老年人記憶成績明顯相關，老年人記憶功能下降表現為與PF受損相似的特征。近年來，腦功能成像技術已應用于年老化的研究，這對老年認知加工過程與PF的相關性提供了新的依據。Grady等〔15〕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完成面孔編碼時，年輕被試的右
側海馬、左PF和下顳葉活動增多，老年人的上述變化不明顯。當回憶不出所學項目時，年青輕試的額葉前部有活動，而老年人則更傾向于額葉后部，提示他們在提取努力中采用了不同的認知策略，老年人正常的認知策略受損〔6〕。
2PF與老年記憶功能障礙相關性的神經機制
老年人的大腦發生了許多變化，但并不是所有腦結構的變化是同步的，其中一些結構對年老較為敏感，變化較早而嚴重，如前額葉和海馬等。
老年人的腦容量大約減少6%，其中PF和紋狀體分別減少10%～17%和8%，而頂、枕和顳葉的容積則大致減少1%，PF對年老最為敏感〔17〕。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測定神經元密度的計數方法，認為造成腦容量減少的原因是神經元的缺失，尤其在海馬和前額葉，這造成了老年人的記憶功能下降。但近年的研究采用新的細胞計數方法(如立體學技術)并未發現老年腦的神經元有明顯減少〔4，7，18〕，因而這并不是老年記憶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
腦容量減少的可能原因是神經元體積變小，而不是神經元的缺失。額葉神經細胞的皺縮比其它部位的發生早且嚴重，在50～70歲期間PF有22%的細胞皺縮，而頂葉、初級視皮質分別為16%和9%。65歲以上細胞皺縮速度明顯增快，上述各部位分別有43%、11%和13%的細胞體積減少〔17〕。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多巴胺系統(DA)的退化也參與老年記憶功能降低，多巴胺系統功能與工作記憶之間有相關性〔7〕。有研究證實老年腦的額葉神經遞質濃度及受體異常〔4，19〕。18歲齡猴子的PF中DA濃度下降56%，NE及5-HT濃度正常，PF和D1受體下降39%。當給動物注射D1受體阻滯劑SCH23390后，年輕動物的延緩反應成績下降，對老年動物無作用；而注射D1受體興奮劑會提高老年動物在此項任務中的成績〔18〕。因此新的研究認為，樹突分枝減少、突觸聯系的變化、髓鞘結構破壞、信息傳遞機制異常和神經元的可塑性降低等更可能是老年記憶功能下降的原因〔7，18〕，其中額葉變化最為明顯。
3對今后研究的思考
如上所述，多項研究證實老年記憶障礙與額葉功能有密切的關系。但另一方面，海馬功能降低和PF功能下降有時很難區別，在很多任務中常常是這兩個腦區同時參與其中。一些研究認為，不同的認知任務中均有聯想性和策略性兩種因素。前者主要與內側顳葉有關，而后者與PF有密切聯系〔5〕，二者可以發生分離，如WCST與延遲線索回憶，但實際上很難將二者的作用絕對區分開來。Winocur等〔19〕的研究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他們的實驗采用Hebb-William迷宮，發現PF受損后主要影響大鼠一般迷宮技能認知，它們可以保持在迷宮A中學習的技能，但當轉換至迷宮B時其學習成績與對照組無明顯差異；而海馬受損則影響與特定迷宮有關的記憶功能，其行為表現與PF受損的大鼠相反。而老年鼠在這兩方面均受損，因而它們可能在PF和海馬均有損害。老年人在許多記憶任務中未表現出海馬與前額葉功能的雙分離現象，而僅僅是單分離并不能說明PF功能的獨立性。
因此，目前在研究老年記憶障礙與PF的關系時，對于是否PF單獨支持這些功能還是海馬等結構也共同參與尚待進一步研究。而且在完成記憶任務時，不同腦區的作用可能既有分離、更有相互作用。如在Moscovitch和Winocur提出的記憶模型中，是將海馬和PF的功能結合起來考慮的。這種觀點對于我們認識記憶過程的腦機制很有幫助。
PF的特點之一是功能的多樣性。根據腦血流變化和腦代謝活動分析，PF至少有17個功能不同的區域，但額葉受損病人的受損部位常常很大，并不局限于單一的基本功能〔7〕，因此，研究老年記憶障礙與PF的相關性具有一定的困難。另外，以人作被試，個體間的差異是誤差的重要來源，而由于這類病人本身就很少，僅僅靠增加樣本量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而研究額葉功能應采用動物實驗模型、神經心理學方法和腦功能成像技術相結合的途徑，從不同方面揭示老年記憶障礙的腦基礎；同時采用生理、生化手段將PF的內部構造進行結構和功能分析，會使我們對PF功能及它在老年記憶障礙中作用的認識大大前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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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orrisonJH，HofPR.Lifeanddeathofneuronsintheagingbrain.Science，1997；278：412
論文摘要：目前，我國在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過程中，主要存在著提前退休、冒領保險金、養老保險覆蓋面窄、少繳漏繳、欠繳以及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和險基金的升值等問題?？赏ㄟ^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力度；盡快出臺《養老保險法》；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養老金發放體系；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擴面工作；加大養老保險信息化建設；逐步完善退休審批和退休金調整制度；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保值和升值。
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社會和諧穩定具有重要的影響。隨著人口老齡化，我國養老保險面臨嚴峻挑戰，而養老保險基金是養老保險賴以生存的根本。因此加強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管理，特別是嚴防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確保養老保險基金更加保險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
一、影響養老保險基金安全運行的有關問題
養老保險事業雖取得重大進展，但影響養老保險基金安全、正常運行的因素不少，筆者通過實踐和調查認為，可以從養老保險基金的發放、管理和征收三個方面去分析：
（一）、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發放過程中，主要存在下幾個的問題：
1、想方設法“提前退休”。根據現有的養老金計算辦法，無論繳費年限長短，其基礎養老金都是一樣的，因此有些參保人員在自身條件不符合相關政策的情況下，還是千方百計地提前退休。這樣做，一方面縮短了這些職工的繳費年限，降低了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另一方面，提前了這批職工領取養老金的年限，增大了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
2、起“死”回“生”冒領保險金。在養老金實行社會化發放過程中，由于有不少退休人頻繁更換居住場所，管理部門對他們的生存狀況難以掌握，因此在養老金的發放過程中，有些實際已經死亡的退休人員，其親屬仍在冒名頂替死者領取養老金，造成養老保險基金的無謂流失。
3、確定和調整養老保險待遇的標準不統一，制度不規范。在為參保人員辦理退休手續或調整養老金時，存在著標準不統一、制度不規范的問題，造成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同類人員待遇水平有較大差距等問題。退休人員的年齡、工齡等基礎信息的確認標準也存在著差異，導致退休金核算的不準確。
4、重復享受養老待遇。由于養老保險是由各統籌地區分別征收、支付和管理的，而個人賬戶基金轉移手續繁瑣，這就造成部分跨地區調動的人員可在兩個統籌地區同時參加養老保險，當在兩個統籌地區參保均15年以上時，就可在兩地同時辦理退休手續，領取養老金，造成了養老基金的流失。
（二）、在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幾個的問題：
1、養老保險覆蓋面窄。既然是社會保險，就必須充分體現其“社會性”，而“社會性”又以廣泛性為基礎，但我國養老保險的現狀是，國有企業基本實現全覆蓋，城鎮集體企業覆蓋率為75.39%，但其他經濟類型企業僅為17%。這顯然談不上廣泛。
2、少繳漏繳養老保險基金。一些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為了降低經營成本，便以種種理由來降低員工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或剝奪部分員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權利，少繳漏繳養老保險基金。這樣不僅嚴重侵害員工的切身利益，而且也造成養老保險基金的流失。
3、養老保險基金繳納的比例和時間問題。企業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起始時間和比例等因素都直接影響著養老保險基金繳納的多少。而企業整體參保時間有早有晚，繳納比例又有高有低，這將影響部分企業繳納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也不能充分體現養老保險的和諧與公平。
4、養老保險基金的欠繳問題。產生欠繳的原因：一是部分單位領導只考慮眼前的經濟利益，對繳納養老保險基金不積極、不主動；二是部分事業單位經費緊張或企業效益不佳，無力為職工繳納養老保險費；三是社會保險機構執行力度不到位。欠繳養老保險基金直接影響退休金的正常發放和養老保險基金的保值和升值。
（三）、在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下幾個的問題：
1、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問題。養老保險基金既是參保人員的“血汗錢”，更是退休人員的“活命錢”，國務院明確規定，?？顚Ｓ?，任何地區、部門、單位和個人均不得擠占挪用。而最近一段時間，社?；鸫蟀傅?。先是上海社?；鸨装福o接著浙江又爆社保大案，涉資數億。所有這些，都說明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2、養老保險基金的升值問題。要想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參保人負擔的情況下，持久地維持養老金的支付承諾，就必須提高養老保險資金的投資效率，實現其持續的保值增值。而保險基金靠什么去保值增值，又迫切需要研究。
二、養老保險基金安全運行的對策和建議
從以上分析的問題來看，要解決好這些問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1、建立和完善養老保險內部審計、外部監管和考核機制，將養老保險基金的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筆者認為，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應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建立健全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勞動保障、財政部門和社保經辦機構，按照各自的職責，協同配合，齊抓共管，形成行政監管、專業監管、內部監管和社會監管四位一體的監管機制，對基金的運行實現全過程的監管。二是建立相應的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機構，專司養老保險基金運營工作。只有如此，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才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只有如此，才能針對養老保險基金被擠占、挪用情況進行相關的處理。
2、盡快出臺《養老保險法》，為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據。
現行的社會保險法規不能對繳費單位采取查封銀行帳戶、拍賣資產等強制措施，社會保險費征繳也缺乏法律手段。國家應盡早出臺《養老保險法》，為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提供法律依據。
3、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養老金發放體系。
健全街道（鄉鎮）勞動保障機構，實行退休人員登記卡制度，將每名退休人員都納入到街道保障機構的社會化管理中去。通過這些機構社會化、精細化的管理工作，確保退休人員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同時也能杜絕養老保險金的冒領、重發和漏發。
4、加大養老保險基金的征繳、擴面工作。
一是做到養老保險基金的足額、及時征收。對于故意拖延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企業，決不姑息，堅決加收滯納金。二是核準繳費信息，從基礎工作入手，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應收盡收。當前基本養老保險“擴面”工作的主要任務是向非公有經濟延伸，有效滿足非公有經濟對社會養老保險的需求。
5、加大養老保險信息化建設。
一是不斷完善社會保險信息化系統，盡快完善省級養老保險的信息化系統。二是不斷提升社會保險信息化職能。三是充分發揮網絡信息化的優勢，提高養老保險基金的征收、發放和管理水平。
6、逐步完善退休審批和退休金調整制度。
制定標準統一、信息準確、制度嚴密的退休審批程序，在辦理過程中，增加透明度，加大公示力度，疏通信息交流渠道，確保退休審批的公平、公共。退休金調整的水平，要根據工資增長、物價、養老保險基金和財政承受能力等情況，以當地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水平和上年度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增長率的一定比例來確定。
7、社會保險靠社會，爭取全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1.1對象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中的等級護理老年人153例(排除年齡<60歲、語言交流障礙、神志不清及特護老年人),其中男51例、女102例,年齡60~102歲,平均80·2歲。
1.2方法
1.2.1護理分級根據文獻[1-2]將老年人護理分為3個等級:①一般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尚好,個人日常生活能自理者,提供一般照顧護理服務,定為自理。②半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一般,功能減退,活動受限,個人日常生活能力部分喪失者,提供半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助。③全照顧護理。身體健康狀況較差,功能活動障礙或減退,喪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專人照顧護理者,提供全照顧護理服務,定為介護。
1.2.2護理級別的評定方法2所養老機構現行分級護理資料從其主管業務的行政人員處取得,由筆者和4位經培訓的大三護理本科學生對選取對象的當日醫囑的照護級別(自理、介助及介護)進行登記(醫囑護理分級)。然后,根據《廣州市托老服務工作守則》[1]、《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中的護理分級依據[2],評估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級別,即自理、介助、介護(標準護理分級)。再根據Barthel指數分級法[3],對老年人進行分級,Barthel指數計分≤40分為介護,41~60分為介助,>60分為自理。
1.3統計學方法所得數據輸入計算機,邏輯檢錯后采用SPSS11.5軟件包進行χ2檢驗。
2結果
3種護理分級方法評估結果,見表1。
表1示,醫囑分級與標準分級、Barthel指數分級比較,χ2=10·95、20·43,均P<0·01,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后兩者比較,χ2=1·97,P>0·05,差異無顯著性意義。
3討論
分級護理是護理工作一項重要的管理制度[4]。養老機構中護理分級制度明確規定了各級護理級別的依據和護理要求,對養老機構中護理工作以及管理起著規范性的作用。因此,落實分級護理制度是規范指導護工的護理工作和提高護理服務滿意度的有力保證。
本研究結果顯示,醫囑護理分級與Barthel指數分級及標準護理分級均存在顯著性差異(均P<0·01),而Barthel指數分級與標準護理分級比較,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梢?醫囑分級與老年人的實際需求存在差距。其主要原因可能與在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劃分由醫生、行政人員及老年人家屬共同參與有關。調查中發現,醫生的人員配備遠低于實際需求,從而導致老年人的病情變化難以得到及時的監測與治療,老年人的護理等級也就很難根據其實際需求來調整;由于不同的護理等級的收費也有所不同及家屬的參與,使得老年人可以享受何種護理等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家庭的經濟狀況及其家屬的意愿。除此以外,負責執行護理工作的護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當護理級別與老年人自理能力有差異時,只能簡單機械的執行,使得需要調整護理等級的老年人不能得到最恰當的照顧
。
以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需求為依據的標準護理分級,雖能體現老年人實際需要的護理,為老年人提供滿意的服務,但我國養老機構劃分老年人護理等級的《老年人社會福利機構基本規范》2001年才出臺,且全國各地大都依據本地實際情況,各自制定護理等級及護理內容,至今許多養老機構中護理等級的劃分沒有統一的標準和依據。
Barthel指數分級法是被國際上公認的ADL評定方法之一,它評定簡單、可信度及靈敏度高,是臨床應用最廣、研究最多的ADL評定方法之一[5]。臨床上對于護理分級差異性分析,大都采用了中文版Bar-thel指數分級法[4-6],它不僅可以用來評定治療前后的功能狀況,而且可以預測治療結果及預后,體現需要護理程度。本組老年人采用Barthel指數計分法對其生活自理能力缺陷項目進行全面的評估并分級,其結果與標準護理分級評估結果一致,而其評定更簡單。因此,Barthel指數適用于我國的老年人,可用于評定其功能的高低。
綜上所述,不同護理分級方法之間存在差異,尤其是醫囑分級較老年人實際需求相差較遠,因而建議將Barthel指數分級作為現行標準護理分級的補充內容,以完善現行標準護理分級制度,同時應借鑒發達國家“以人為本”的理念、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護理的經驗[7],針對老年人的個性差異和不同需求,提供合適的護理設施和護理方式,以充分體現老年人的護理需求。
論文關鍵詞:老年人養老機構分級護理差異性
論文摘要:目的了解養老機構中老年人的護理級別是否與護理服務需求一致,為照護老年人提供準確客觀的護理等級評定方法。方法將153例等級護理老年人分別按醫囑護理分級、標準護理分級及Barthel指數分級法分為一般照顧護理(自理)、半照顧護理(介助)、全照顧護理(介護)三級,比較不同分級法的差異。結果醫囑護理分級與標準護理分級、Barthel指數分級比較,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均P<0·01),后兩者之間差異無顯著性意義(P>0·05)。結論醫囑分級法較老年人實際需求較遠,改進措施除增加醫護人員和改善相關條件外,可將Barthel指數分級法作為標準分級的補充來替代醫囑分級法,以盡可能滿足老年人需求。
養老機構中,分級護理由醫生根據老年人自理能力和需求,結合其家屬及養老機構行政人員的意見后制定,以醫囑的形式下達,由護工提供護理服務。因此,此護理分級方法受到醫生主觀因素和外界客觀因素的雙重影響。為了解其是否與“以人為本”的護理服務相適應,并探討較為準確的護理分級評定方法,筆者于2005年5月對廣州市2所養老機構護理分級方法和內容進行了調查,同時采用日常生活活動能力(Barthel指數)評定方法對老年人進行了評估和量化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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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嘮叨言語;面子保全論;禮貌補救策略
Abstract:BasedonBrownandLevinson’sFace-savingTheory,thisarticlediscussesthespeechactofnagging.Thenaggeroftenthreatensthehearer’spositiveandnegativeface,whichannoysthehearerandretardstheprogressofcommunication.Theauthor,inthispaper,pointsoutthattakingrightremedialmeasureisimportantformaintainingtheharmoniousrelationshipbetweenparentsandchildren,teachersandstudentsets.
Keywords:naggingwords;face-savingtheory;remedialmeasure
1關于嘮叨言語
語言是傳遞信息和交流感情的手段，是人們實現社會交際的工具。語言運用于社會活動的不同領域就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言語活動［1］，如采訪、演講、談判、法庭辯論、聊天、嘮叨等。嘮叨是指說話人希望他人改變態度甚至行為而說話繁復,沒完沒了，是一種特殊的言語交際活動。嘮叨通常發生在社會距離較近的人之間,如家庭成員之間、師生之間、室友之間等。例如母親、老師或妻子等希望對方（子女、學生或丈夫）去做某事而沒有得到回應,不停地通過言語活動來提出要求、命令甚至是警告等,或者對聽者的言行進行批評、指責、侮辱等。有媒體報道，天津市婦聯兒童部從千余名兒童心理問卷調查中得出結論：九成以上的孩子認為母親“太嘮叨”［2］。在現實生活中因嘮叨而產生的師生矛盾和夫妻矛盾也不在少數。也就是說,嘮叨并不受歡迎，是失敗的言語交際。嘮叨為何那么令人反感，甚至會導致交際失敗呢？下面筆者將運用語用學中的面子保全理論對嘮叨言語進行分析研究。
2Brown&Levinson的面子保全論
Brown和Levinson的禮貌理論通常稱為“面子保全理論”(Face-savingTheory)?！懊孀颖Ｈ摗笔紫仍O定參加交際活動的人都是典型人。典型人是“一個具有面子需求的理性人”,這種典型人具有兩種特殊的品質:面子(face)和理性(rationality)。典型人所具有的面子即每一個社會成員意欲為自己爭得的那種在公眾中的“個人形象”。他們把面子分為消極面子(negativeface)和積極面子(positiveface)兩類［3］。消極面子是指不希望別人強加于自己，自己的行為不受別人的干涉，阻礙。積極面子則是指希望得到別人的贊同，喜愛。威脅聽話人消極面子需求的言語行為是指說話人干涉了聽話人行動自由的那些言語行為,如命令、請求、提醒、建議、勸告、威脅和警告等。威脅聽話人積極面子需求的言語行為是指說話人表明他不關心聽話人的感情、需求等,如表示不贊同、批評、蔑視、抱怨、指責、侮辱、反駁等。其“理性”是指在特定情景下典型人所具有的推理、判斷能力和為達到既定交際目的而選擇、采用最佳策略的能力。
Brown和Levinson認為許多言語行為本質上是威脅面子的，禮貌則是指說話者采取某種語言策略以減輕某些交際行為給聽者面子帶來的威脅，從而順利達到交際目的，即禮貌具有策略性。Brown和Levinson還提出5種禮貌補救策略，分別為：(1)不使用補救策略、裸地公開施行面子威脅行為;(2)積極禮貌策略;(3)消極禮貌策略;(4)非公開地施行面子威脅行為;(5)不施行面子威脅行為［4］。
3面子保全論視角下的嘮叨言語
3.1嘮叨言語威脅聽者的積極面子需求
母親、妻子、老師等嘮叨者堅信自己對某些問題認識正確,因此如果出現不符合自己認知的事情,就會產生認知失調。為了消除這種認知失調,他們通常會選取這樣一種策略:通過言語活動影響對方的思想,改變他的行為。嘮叨者往往首先對聽者的行為作出負面評價,其言語行為通常表現為不贊同、批評、抱怨、指責等等。這樣一來,聽者的積極面子需求受到威脅，聽者出于本能就會盡力挽救自己的積極面子,采取與說者不合作甚至對抗的態度，使說者的預期目的難以實現，從而導致言語交際失敗。
例1妻子：“懶死了。吃了飯怎么不去洗碗啊?”
丈夫：“等會兒吧”
妻子：“看你，多浪費洗潔精。那幾個碗一勺洗潔精就夠了”
丈夫：“多半勺又咋啦?”
妻子：“你看看你，那碗洗得跟沒洗一個樣！你該這樣……”
丈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來洗吧”（丈夫甩手而去）
例1中妻子有3句話直接威脅到丈夫的面子。其中貶義詞如“懶死了”、“多浪費”對丈夫的負面評價嚴重威脅到了丈夫的積極面子,丈夫每一次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需求都做了消極對抗。妻子最后一句話“碗洗得跟沒洗一個樣”使丈夫終于忍無可忍，爆發了心中的怒火“你能不能不啰嗦?要不然你來洗吧”，使他們的言語交際沖突達到了。當然，丈夫的言語也使妻子的面子受到威脅，這次言語交際顯然沒有達到妻子的預期目的，反而使得夫妻關系緊張。
3.2嘮叨言語威脅聽者的消極面子需求
嘮叨言語一般都是父母、老師等說話者要求聽者做某事，但沒有得到回應，再重復提醒、勸告、威脅和警告等或表達對聽者強烈的負面情緒,如憎恨、發怒等。
例2(1)“你的數學卷子呢?”
(2)“在這兒，92.5分”
(3)“怎么才考這么點分呢？跟上次差整整三分呀！”
(4)“這回題目很難啊，班上最高分才95”
(5)“我看你是發高燒，頭腦發熱吧。今天給我做30道口算和筆算，錯一道罰10道，口算錯一道罰15道題。”
(6)“喂！墨水不能打太多，多了會漏墨的。”
(7)“知道了”
(8)“書寫要工整，少打黑疤疤！”
(9)“媽媽，求求你別說了！”［5］
此例中母親的話語屬于典型的嘮叨言語,它既威脅到了女兒的消極面子需求,也威脅到了女兒的積極面子需求。在整個言語交際過程中,母親認為女兒數學考試應該取得更高的分數。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她對女兒實施了要求、命令、提醒等言語行為。這些言語行為不可避免地干涉到了女兒的行動自由,威脅到了聽者對消極面子的需求。第(3)句,母親對女兒的數學成績進行了否定的評價(這是威脅其積極面子需求)。第(4)句女兒辯解之后，第(5)句母親又一次對女兒進行指責（威脅其積極面子需求），然后還用了一個祈使句來命令女兒做30道口算和筆算，這一次威脅到了女兒的消極面子需求。女兒打墨水時,即第(6)句,母親表面上沒有直接命令,實際上卻是在提醒女兒。第(8)句,母親提醒女兒書寫要工整。母親每一次講話都直接威脅到女兒的面子需求，沒有采取任何補救策略。在母親的嘮叨下,女兒最后極其厭煩地說道“求求你別說了”。可以看出女兒對母親的言語具有很大的抵觸情緒，她即使做了那30道題,也是不樂意的，其交際效果可想而知。
嘮叨之所以不受歡迎、令人討厭,甚至使參與交際的各方之間關系緊張,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嘮叨者在言語使用上對面子威脅行為沒有采取合適的補救策略。
4適當運用禮貌補救策略，維護聽者面子，提高嘮叨言語的可接受性
在Brown&Levinson提出的5種禮貌補救策略中，第一種策略其實就是沒有使用補救策略。但是在會話中，如果一方直截了當地向另一方說明自己的意圖，不加任何的修飾，就會被認為是沒有使用禮貌補救策略。比如例2中，母親直接指責女兒考試成績差，并命令女兒做30道題，使女兒的面子受到了損害，例1中妻子對丈夫所用的幾個貶義詞顯然也威脅到了丈夫的面子，她們的言語是不禮貌的，不利于交際活動順利進行。第五種策略，最具禮貌性，因為說話人不使用任何言語，這樣就完全避免了對聽話者面子的冒犯。但是由于說話者沒有說明自己的意圖，聽話者可能無法理解并得知說話者的意圖，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下面筆者著重舉例探討第二、三、四這三個策略。
4.1積極禮貌策略
積極禮貌策略是指說話人在維護聽話人積極面子的基礎上，表明自己的觀點與聽話人存在某些共同之處，言語中多具有贊賞、贊同等意思。
例3Mum:Susan,you’vegotanewhat？
Daughter:Yes，mum.whatdoyouthinkofmynewhat?
Mum:It’slovely.Butnotmyfavourite.
此例中母親想對女兒的新帽子表達自己的看法，但是因為自己的看法可能會傷及女兒的積極面子需求，引起兩人的爭執。所以她沒有直接作出負面評價，而是用了個小策略：用不帶任何情感色彩的句子“you’vegotanewhat”引出話題，從而讓女兒主動問母親對帽子的看法，然后母親又采用了一個禮貌程度較高的策略，即積極禮貌策略。對女兒的帽子作了“lovely”的稱贊性評價之后順帶了一句“Butnotmyfavourite”,隱含著“Actually,yourhatisnotgood”的意思。這位母親運用禮貌策略,不僅說出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又避免了因不同意見給女兒帶來的不愉快,維護了女兒的積極面子需求。
例4Wife: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
Husband:Really?ButIwonderifIhavebeenemployedbythecompanyoutofthefourcandidates.
Wife:Infact，noneofthefourcandidateshasbeenemployed.［6］
在這個例子中，妻子的目的是告訴丈夫其應聘失敗的消息，但考慮到這會威脅丈夫的面子，傷害他的自尊心，因此她沒有直接告訴丈夫這個消息。而是用“TherewasacallfromABCcompany”引起丈夫的急切詢問，然后適時告訴他四名應聘者都沒能被公司錄用，一方面含蓄地道出了事實，達到本次言語交際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保護了丈夫的積極面子需求，同時又安慰了丈夫。
4.2消極禮貌策略
消極禮貌策略是指說話人通過不干預聽話人的行動自由來滿足其消極面子需求，從而達到交際目的。
例5Wife:Johntoldmeyouweregoingswimmingthisweekend.
Husband:Yes，darling,wouldyouliketogowithJohn,Mikeandme?
Wife:Iprefertogowithyou.
妻子得知丈夫要與John和Mike周末一起去野餐，由于種種原因她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但她并沒有因為不愿意和John、Mike一起去而向丈夫發出威脅。同樣，她用比較中性的言語引出話題，料到丈夫定會邀她同去，然后她抓住時機說出了自己的想法“Iprefertogowithyou”。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妻子在回復中故意省去John和Mike的名字，讓丈夫揣摩自己的真實意圖，并把決定權交回給丈夫，而沒有任何要干涉他行動的意思，這就維護了丈夫的消極面子需求。
4.3非公開威脅面子策略
這種策略的言語行為比較模糊，采用此策略說話人既可避免對聽話人潛在面子的損害，同時又會使聽話人有可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其面子補救性比較強。
例6Mum：John,you’relisteningtomusic!
Son:Yes,mum.
Mum:RockandRoll?
Son:Yeah,Ithinkitiswonderful.
Mum:Well,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RockandRoll.
母親不喜歡聽搖滾樂，但她沒有直接反對兒子，只是說“IamafraidIdon’thaveanearformusic”，這種模糊的話語提供了多種理解的可能性，避免了對兒子潛在面子的損害。一方面，兒子可以理解為母親是說自己不會欣賞搖滾樂，另一方面，兒子也很容易想到母親不喜歡聽搖滾，自己吵到了母親，她希望自己關掉或關小音量。在需要對他人的意見作出反應，但又不贊同他的看法的時候，使用一些模糊言語，這種策略既可縮小和他人的分歧，維護聽者面子，又不會掩蓋住自己的本意。
在上述四個例子中說者為了表達自己在“本質上”可能威脅聽者面子的觀點，可謂用了心機。她們都是首先用比較中性的言語引出話題（避免使用威脅對方面子的言語），然后在聽者談論此話題時選擇適當的時機，采用適當的禮貌補救策略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既維護了聽者的面子，免去了爭執的尷尬，又讓聽者了解到自己的真實想法。
5結語
雖然在關系較近的人之間說話不用那么禮貌,可以不講那么多禮節,但是在日常言語交際中適時運用禮貌補救策略,適當維護對方的面子需求,尊重對方，能夠減少言語沖突，使交際活動順利進行,直至達到預期目標,這對構建和諧的家庭關系、師生關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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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養老基金，投資偏好，股票市場
在美、英等資本市場發達的國家，養老基金作為重要的機構投資者之一，對資本市場的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尤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股東積極行動(Activism)的興起和蓬勃發展，使得養老基金成為金融學和經濟學研究的一個熱點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國，養老基金于2003年開始投資股票市場，理論界和實務界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因此，本文主要從養老基金投資的安全性、謹慎性、流動性和交易成本、公司業績、投資風格以及公司治理六個角度，系統回顧和評述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對養老基金投資動機的認識，為進一步研究中國養老基金投資股票市場問題提供分析的基礎。
一、國外研究現狀
(一)安全性
1.總風險
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經理為了避免單個股票可能出現較大的損失，會選擇投資總風險較低的股票。他們這樣做，一方面可以避免個股出現較大的虧損影響到投資組合的整體業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關人員向法院其投資錯誤而要求賠償(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經驗證據表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總風險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2.市場風險
市場風險是影響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據現資理論，β系數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測，持股比例與β系數存在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β系數高度正相關，說明機構投資者偏好投資于高β系數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認為機構投資者持有較高β值的股票也會產生負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況下，如果機構投資者不能戰勝市場，他們要負擔比業績優于市場時更多的成本，使報酬面臨較大的損失。因此，機構投資者也可能持有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們的經驗證據沒有支持該假說。
3.財務杠杠
財務杠杠與總風險、市場風險之間都是正相關的關系。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的總風險是負相關的，但是與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可能是正相關的，也可能是負相關的，因此其與財務杠杠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確定的。如果持股比例與股票的市場風險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的，則其與財務杠杠之間也是呈負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實證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財務杠杠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4.公司規模
研究公司規模對養老基金持股比例影響的論文比較多，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和結論：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釋了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個原因。第一，如果投資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資數額很少也易達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風險往往比較大。第三，機構投資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發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發現1980～1996年期間大機構投資者增加了對大公司股票的需求，減少了對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認為機構投資者傾向于投資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類似的經驗證據。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結論卻與上述結論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發現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期間，機構投資者顯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這說明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變動情況受國家宏觀政策、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Bathala，Ma和Rao(2005)發現1994—1998年期間機構投資者轉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間股票市場比較穩定、安全性投資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齡
養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時間較長的股票，因為股票的上市時間越長，就說明公司經得起市場的考驗，這樣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公司上市年齡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與其相同的研究結論。
(二)謹慎性
按照普通法規定的“謹慎人”原則(PrudentManRule)，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對其客戶承擔著重要的受托責任，因此其非常關注所投資股票的謹慎性和安全性。投資經理在決策時會從保護自身利益角度進行投資。尤其是在投資業績黯淡時期，如果投資經理能夠證明其投資是謹慎的，則他們的投資也會被委托人和其他相關人士認為是安全的，而不會被認為是錯誤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證說”(Safety-NetHypothesis)，認為機構投資者在選擇股票時除應考慮通常為人們所接受的因素，還須注重投資決策本身的正確性、決策是否被外界認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當其經營管理行為受到訴訟時，能夠保證他們已經盡到管理責任。機構投資者往往會選擇外部專業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作為其投資謹慎性的參考依據。Badrinath，Gay和Kale(1989)選用標準普爾的外部評級作為衡量的指標。其實證結果支持他們提出的“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謹慎性增函數”的假設。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驗證了該假設。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則認為由于各機構投資者在投資目標、風險容忍度、監管約束和流動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異，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果不一定準確地描述了保險公司的投資決策。因此，他們利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研究結果表明“安全保證說”不能解釋保險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夠解釋保險公司是否購買某股票，并且保險公司的投資行為比非保險公司更加謹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國1968至1989年養老基金、共同基金、銀行等機構投資者的統計數據，檢驗了謹慎性原則對投資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全部機構投資者構成的全樣本的實證結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結論。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資調查庫的財務能力評級作為股票謹慎性的替代變量，研究發現，股票評級等級越高，機構投資者投資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國《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過，其評估投資組合整體的謹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資單獨地都被認為是謹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說明基金的參與權與賦予權外，亦對養老基金經理投資行為的報道與資訊披露作出明文規范，而投資計劃中的基金用途與受托人責任亦明文規定其中。因此，一些學者從各個不同的視角，研究了ERISA對不同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尤其對養老基金的影響。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調查了ERISA通過后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行為的影響。作者問卷調查了87位投資經理和723位私人養老金計劃經理。研究發現，養老金計劃經理在ERISA通過后傾向采用書面的格式規范本身的投資方針，更加重視投資績效評估，并會購買受托人責任保險。而且，養老基金的投資組合風險亦會減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對私人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分散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ERISA實施后養老金計劃投資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養老基金經理采用更為分散的投資方式。相比之下，銀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資的集中度卻沒有下降。
(三)流動性和交易成本
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較大，因此其通常投資于市值大的股票。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遠遠大于個人投資者的投資金額，在其買賣股票時，會對公司股票價格帶來很大的壓力和沖擊。如果公司股票沒有足夠的流動性，其必然導致機構投資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機構投資者往往投資于那些具有高流動性、對交易成本影響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發現股票的流動性與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關的關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動性的指標——換手率，研究了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股票流動性之間的關系。其分別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數據均得到了與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結論。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兩年開放式與封閉式共同基金經理人持股的橫截面數據，發現股票的流動性(用換手率指標衡量)、波動性、價格、上市年齡以及公司規模都對基金經理人持股行為有顯著的影響，即多數的基金經理人偏好流動性強、風險與交易成本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規模、每股價格和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替代變量。實證結果顯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間機構投資者偏愛規模大、流動性強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認為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動性，其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機構投資者更偏好投資于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從而驗證流動性是機構投資者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選了一些機構投資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決定因素。這些機構投資者掌握了紐約證券交易所1991—1993年間2l所機構的股票交易全部資料。他們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計算交易成本，發現總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經濟因素，而且與交易難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場流動性有明顯的關系。研究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制訂和評估投資策略時，了解交易成本是相當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論述了交易成本對機構投資者投資決策的重要性。他們假設機構投資者選擇投資項目時，著眼點是流動性和交易成本。該文利用公司規模、標準普爾指數成份股、股票價格及股票換手率作為流動性的指標，檢驗交易成本會是否影響機構投資者投資選擇。結果顯示，機構投資者偏重流動性，并會選擇投資于大公司；交易成本雖然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但不及流動性和公司規模重要。
(四)公司業績
法院在判決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某項投資是否謹慎時，可能會參考公司以往的業績狀況。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的公司過去的業績良好，則法院往往會判決該項投資遵循了謹慎性原則，反之，則投資損失容易被認為是機構投資者投資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資組合經理人為了保護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訴訟時被法院判決為投資不謹慎，在選擇投資組合時會選擇以往業績驕人的、公司管理水平優秀的公司為投資對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及美國證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為止的上市公司名單中抽選了2250家作為調查對象，分析機構投資組合經理在履行運用客戶資金的受托責任時所作出的投資行為。他們采用過去60個月的超額回報率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發現該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過去業績較優秀的公司，機構投資者對其的持股比例亦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訪問了68位英國基金經理、經紀業分析師、企業管理人員以及人力資源總監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問題是：“公司和投資者分別看重公司哪些業績資料呢?”這四組人員回答的意見相當一致，均認為最重要的依次是：財務業績、企業策略、管理質量及人力資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關注的是美國共同基金的投資風格，其也發現共同基金傾向于購買過去業績較好的股票。他們分別用過去三年的收益和過去一年的收益進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結論。
(五)投資風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價值型股票和成長型股票的特征。他們認為價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成長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凈率的特征，并且價值型股票優于成長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發現，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規模、價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應一直穩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與成長型股票相比，價值型股票的市凈率和市盈率較低、股息收益率較高。如果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喜歡投資價值型股票，則其持股比例與市凈率和市盈率是負相關的、而與股息收益率是正相關的。Bathala，Ma和Rao(2005)從ValueLine投資調查庫收集1990～199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持股比例與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長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與市凈率、總資產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不能得出機構投資者偏好價值型還是成長型股票的結論。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設投資者的投資傾向與“規模效應”和“市凈率效應”有關。DelGuercio(1996)研究發現銀行經理在1968至1989期間，從選擇標準普爾評級高的股票轉向直接購買規模大、市凈率高的股票。這驗證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說。
Black(1976)認為投資于沒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機構投資者禁止投資于不發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和美國證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為研究樣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換手率、公司規模、貝他系數等市場特征指標和公司特征指標與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之間的關系。但實證結果發現股息收益率與持股比例之間的系數是負數，而且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與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標，但不同之處，一是其選用1986和1988兩年的數據，二是其將機構投資者分為保險公司和非保險公司兩組。研究結果表明，非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都顯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說明非保險公司青睞投資于成長型的股票。保險公司兩年的數據也顯示，股息收益率與其持股比例之間存在負相關的關系，但是沒有通過統計檢驗。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機構投資者對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對股價和收益的影響。他們發現機構投資者從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數量幾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別從法律環境、流動性和交易成本、過去收益狀況三個方面，進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結果顯示，在此期間機構投資者的持股比例與股息收益率、市凈率都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因此，無法確切地說明總體上機構投資者在這17年偏好投資于成長型還是價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國最大的40個養老基金、40個投資經理和20個慈善基金會為樣本，調查了他們對公司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發現，他們一致認為董事會的構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響董事會有效運作的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獨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經驗以及是否喜歡提問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調查者認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獨立的董事，20%的被調查者認為董事會的質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資經理喜歡董事具有法律或財務等方面的技能和經驗，甚至是某領域的專家。另外，他們還認為公司內部管理者不應該參與公司董事會成員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審計委員會；獨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現在或以前的員工，也不能來自與公司有固定業務的其他公司的人員；董事會主席和CEO應該分開，董事會主席應由外部董事擔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詳細調查了1997年美國機構投資者關注的公司治理問題，得到了與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結論：“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關注董事會的構成和質量”。同時，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結論：(1)機構投資者認為缺乏足夠的信息對公司董事會進行有效評估，尤其是缺乏關于董事會成員的信息，例如背景、商業交易記錄和對董事會的具體貢獻等。(2)大多數機構投資者認為董事會應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權威人士進行評估。(3)機構投資者反對對CEQ薪酬設置最高限額。(4)機構投資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將股票作為獎勵計劃。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對養老基金投資偏好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大多數學者重點關注證券投資基金的持股特征(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華和殷樹喜，2006)。
楊德群，蔡明超和施東暉(2004)使用2002年證券投資基金年報中的投資組合數據對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他們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和市凈率指標。發現基金的持股比重與每股收益呈顯著的正相關，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識別、挖掘和投資價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與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市凈率的關系也是正的，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長性和價值性時，更注重公司的價值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