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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全球化;中國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1-0046-02
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勢出現的新變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頻繁爆發,中國金融監管改革問題也成為中國金融市場健康發展迫切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呈現的新趨勢、新特點要求中國在順應國際金融潮流變動的同時,應盡快著眼于本國金融業現狀,以確保金融安全為目標,穩健運營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監督體制,為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更堅實的基礎與保障。
一、國際金融監管新發展
美國的金融危機,暴露出全球金融監管在風險防范、協調合作等方面存在著問題,金融危機呼喚著國際金融監管改革。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彌漫,美英率先進行了金融監管改革,從而引領和昭示了全球國際金融監管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趨勢。
第一,金融危機的不確定性、隱蔽性、易變性和復雜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圍擴大,蔓延至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及全球范圍。影響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銀行、保險、證券、金融機構等許多相關行業,使許多國家、地區的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遭受重大損失,導致銀行、金融機構破產,進而影響該國的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其破壞性和危害性極大。國際金融危機的復雜化客觀上要求豐富國際金融監管方式,實行靈活多樣,務實高效的金融監管。所以必須改革監管模式。實現廣泛的國際協調,進行合作監管。第二,國際大型復雜銀行合并和跨行業業務的發展及大型復雜銀行合并浪潮的未來持續,勢必在日益動蕩不定的國際金融市場上開展復雜的金融業務活動,提供復雜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其技術和操作難度增加。監管方式運用應具有針對性、適用性、安全性與效率性,以適應混業經營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體制的組織結構體系向部分混業監管或完全混業監管的模式發展。第三,隨著金融國際化的發展及不斷深化,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和依賴也不斷加強,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跨越了國界的局限。由于各國監管政策的不一致,為跨國銀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逃避各國監督,從事高風險甚至非法經營活動創造了條件,同時金融風險在不同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單靠一國或一家銀行控制金融風險已變得力不從心,需要將各國獨特的監管法規和慣例納入一個統一的國際框架中,提倡各國銀行聯合監管,保持合作與交流。各國對跨國銀行的監管趨于統一和規范,因此金融監管法制應逐漸走向國際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金融業的創新和變革,金融創新產品的層出不窮,如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網上銀行交易等創新業務,它們在增加收益的同時也增大了風險,且更易擴散,對金融市場的沖擊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國際金融監管的另一個重要趨勢是完善金融機構內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監控水平。監管強調外部控制與內部控制制度的有機統一,監管當局通過審查銀行內部的風險和資本管理程序,保證資本充足性和自己對風險的評估,建立完善的內部評估和管理系統。
總之,在金融國際化的發展下,國際金融監管的方向將是國際協調與合作,并不斷向集中統一、全面靈活、公開透明、務實高效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金融監管面臨的問題
第一,中國已加入WTO,隨著外資金融機構的不斷涌入,中國將在更大范圍內、更大程度上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金融業將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體系中,這對中國的金融監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正視中國金融監管的國際差距和存在的問題。從金融業長期穩定發展出發,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國國情,又適應現代化要求的金融監管體系,是目前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金融問題。與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相比,中國目前金融監管存在著許多現實問題:如1998年中國進行了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形成了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分業監管體制,這種體制適應了當時中國分業經營的金融體制結構。但隨著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分業經營的模式逐漸顯現出不相適應的方面。突出表現在銀行資產項目過于集中,券商融資渠道不暢,保險資金投資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層逐漸放松了管制。如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允許保險基金以購買投資基金形式進入股市以及允許券商股票質押貸款等,呈現出混業經營趨勢,近年來事實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如:光大集團、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資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出現都需要對純粹的分業監管進行完善。中國目前需要加強人民銀行、證監會及保監會三大金融監管合作就是適應這種要求的變革,這項改革是未來金融監管發展的長期趨勢。
第二,中國金融監管偏重于對金融機構經營進行合規性檢查,這種檢點主要集中在規范經營和規范操作上,對金融機構潛在的資產風險重視不夠。而資產質量的風險是金融業深層次的風險,它的產生和發展將危及金融機構安全。同時金融監管內容存在漏洞,對金融創新業務的監管滯后,一些新的金融業務未及時納入監管視線,一些準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未納入監管范圍。
第三,監管缺乏創新理念,監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國金融監管缺乏主動性,依法監督的觀念不強; 同時監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監管為重,大量運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運用較少;監管方式不科學,現代化的監管方式運用得少,監管方法跟不上業務發展的需要;還有監管人員中掌握現代金融業務的人少,從事金融監管研究的人少,復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國際慣例又懂計算機、法律及國內金融業務的綜合型監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國信用環境被破壞,道德風險嚴重。監管新體制運行以后,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對三個專職監管機構開展工作的合規性和效率進行監督和制約,監管缺乏合作和統一性,失去應有的制約機制。監管責任不十分明確,對監管者缺乏必要的責任約束,構成監管機構自身的腐敗和監管行為的非規范性運作。在經濟一體化背景下,中國的監管模式,無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資產,業務面窄,監管內容狹小,出現了許多監管真空、盲點和重復監管問題,降低了監管運作效率,并導致信用環境差、道德風險產生。
中國金融監管存在上述諸多問題,有歷史的沉淀、體制的原因、金融機構自身自律性不強、脆弱性增加、經營管理能力低下、社會經濟因素等多種原因造成。為此,根據國際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和中國的金融監管現狀,應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研究和重視。
三、中國金融監管的策略選擇
1.改革金融監管框架。經濟全球化要求中國金融業必須遵循國際規則,中國的金融監管體制也必須實行跨越式改革,目標定位也應在世界金融業發展和監管的最新趨勢上: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保留現有三大監管體,適應混業經營要求,專門負責管理、協調三大監管體制主體的監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標一致,運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監管委員會,對從事混業經營的內外金融機構實行聯合監管。這種新的金融監管組織體制模式既能滿足實行混業經營后金融業對監管體制的要求,也能適應現階段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過渡期對監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
2.將合規性監管與風險性監管相結合,以合規性檢查為前提,風險性監督為主,二者并重;建立銀行信用評級制度,進行合規性和風險性評級,以強化銀行對其經營和風險程度的識別和管理,增強自我約束力,同時便于中央銀行準確掌握銀行經營狀況,并根據不同等級銀行采取不同監管措施;加強銀行創新業務的監管,如網絡銀行業務應正式列入金融機構管理范圍,建立專門的網絡銀行準入制度,制定網絡安全標準,建立安全認證體系等。應注意加強監管不能扼殺和阻礙金融創新,運用現代科技對金融運行實施動態、實時、持續的風險監管,以便及時化解風險,提高監管效率。
3.提高監管對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監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導、幫助、督促銀行機構建立健全內控制度,客觀地評價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風險,嚴守監管法規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強對內控部門的獨立性、人員素質等方面的檢查力度。及時督促修訂有缺陷的內控制度并考核其執行情況,負責檢查評價的部門應當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設置內控機構,建立金融機構內部控制的稽核評價制度。使金融監管體制逐步向功能型監管轉變。
4.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金融監管應以法規為依據,并嚴格依法監管。抓緊修改、整理、完善各項金融法規,取消分業經營的限制,允許各金融機構擴大業務范圍,建立統一的會計規則,統一會計科目,報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鑒國外經驗和國際通行的監督規則,根據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業務迅捷發展的要求,及時制定和調整金融法律法規,事先進行規范性監管程序設計,建立獨立的金融司法體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加入WTO后,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加深,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風險,必須與各國金融監管當局開展有效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強對金融機構的跨境監管,這既包括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也包括中國在外國設立的分支機構。同時,還應該積極參與國際性和區域性金融監管組織,如巴塞爾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活動,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監管規則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維護中國金融業的整體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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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全球化下，美國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經濟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的影響，從中暴露出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不力的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國際社會以及各主要國家進行的金融監管改革中，均給予消費者保護極大的關注。國際社會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金融穩定理事會、巴塞爾委員會和國際清算銀行等制定了一系列與消費者保護有關的監管標準。在2011年2月在巴黎召開的G20會議上，來自20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與央行行長聯合呼吁經合組織（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StabilityBoard，FSB）和其他有關國際組織共同發展，旨在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高級原則，并積極協助G20成員國構建并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體系。
2美國金融監管的新變化
在當今世界主要國家金融監管改革的浪潮中，美國的改革力度之大引人關注。2010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2010年重建美國金融穩定法案》（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在第10章規定擬在美聯儲體系下建立金融消費者保護專門機構，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合作；同年7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簡稱多弗法）出臺，該法案對監管部門進行重構，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FSOC）和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根據法案第1011條，在聯邦儲備體系下設消費者金融保護局，目的在于保證消費者在金融服務消費中，獲得及時、準確的信息從而保護消費者的利益，“依照聯邦消費者金融法對金融產品的供應與提供進行監管”。②根據多弗法該條規定，金融消費者保護局設依照聯邦相關法律監管金融產品的供應，局長在參議院批準后由總統任命。在金融消費者保護局內部有諸多部門：研究部從市場收集數據，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投訴處理部設立多種渠道接受消費者的投訴并做出回應，也可將相關投訴轉給各州金融監管機關。社區事務部為金融服務水平低下的社區消費者提供指導和幫助。③金融教育辦公室，主要負責制定方案以提高消費者的知情權以及合理決策的能力。此外，美國老年公民金融保護辦公室，專門向年齡在62歲以上的老年人提供信息，防止老年人在購買金融商品中權益受到損害。次貸危機后，美國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采取專門機構保護的模式，通過專門立法明確金融消費者保護局的保護金融領域消費者的職權和責任。
3英國金融監管改革的新發展
庶幾與美國近期的金融監管改革同時，2010年4月，英國議會批準了《金融服務法》（FinancialServiceAct2010），該法案更加強化了金融服務監管局（FSA）的消費者保護職能，新法對作為FSA權力來源和運行基礎的2000年《金融服務和市場法》進行了修改和補充，FSA的規則制定權大大擴展。在英國，自成立FSA以來，其職能范圍不斷擴大，并逐步形成為綜合性的監管部門。改革后，FSA可以制定有利于“實現其任何監管目標”的規則，相比從前只能制定有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其制規權的空間提升；其信息收集權也同步擴大，FSA可以要求受監管組織以外的機構或個人提供與金融穩定有關的信息；賦予金融服務監管局強制信息披露及一定的懲罰權，FSA的紀律處分權提升，即為了保證金融體系的穩健發展，FSA可以通過某些行政途徑強行獲得某些重要信息，對拒不提供信息者可處以行政懲罰，如暫停或限制違規金融機構一年以內的經營許可權、禁止違規操作機構的相關責任人2年內的從業資格等等。回顧英國金融監管改革，自二十世紀中期以后，英國金融業高速發展，在金融產品不斷創新下，消費者面臨琳瑯滿目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缺乏專業知識和風險意識，這導致消費者權益愈來愈多的受到來自金融機構的侵害，僅僅靠金融市場自律難以保障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社會強烈要求政府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在此背景下，英國議會于1986年頒布了《金融服務法案》，在該法案的授權下，英國成立金融業監察機構，對各類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提供予以監管。在金融混業經營模式盛行的趨勢下，為了加強對消費者的保護、減少金融犯罪以維護大眾對金融市場的信心，英國議會于2000年出臺了《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此后于2001專門成立了對金融業統一監管的機構———金融服務局，根據新法案的規定，金融服務局整合了以前的各金融部門下的監察員組織，成立了金融監察員服務公司（FinancialOmbudsmanServiceLtd.以下簡稱FOS），該公司的設立為解決金融領域消費者糾紛提供了一個替代性的爭議解決機制。FOS的設立旨在保持監察員的獨立性、快速、低成本地處理消費者對金融機構的投訴。FOS的管轄對象有兩種：強制性管轄和自愿性管轄。強制管轄適用于那些《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明確規定的必須接受監管的公司；自愿性管轄涉的金融機構，沒有被《金融服務與市場法案》明確規定一定要接受監管，但為了增強其公信力與美譽度而自愿接受FOS管轄。從其運行本質來看，FOS是一種替代法院訴訟的爭端解決機制。與其他替代訴訟爭端解決機制相比，FOS凸顯出其獨特性：首先FOS覆蓋所有英國境內的金融領域消費糾紛，范圍廣闊；其次，FOS僅僅具有單向約束力，這種單向約束力是指FOS的裁決對消費者不具有約束力，而僅僅對金融機構具有約束力；再次，FOS糾紛處理程序安排科學，整個處理糾紛的過程是透明的。FSA要求FOS對糾紛解決的過程和相應做及時、完整、正確的披露，使裁定過程和結果接受當事人和社會大眾的監督，從而保證FOS制度的公正性。
4結論
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新趨勢；啟示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論文下載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雖然2004年6月，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明確三家機構要在工作中相互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但備忘錄并不能解決三家地位平等機構之間可能產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問題。隨著國際混業趨勢的發展，如何使國內金融業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國金融業，可以考慮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統一監管功能的國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業監管職能，在行政上統一接受金管局領導。金管局的職責對外代表國家監管部門，與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之間建立協調機制，處理信息共享和監管職責交叉事宜。對內組織三會協調處理混業經營引起的跨行業監管中的分工合作問題，提高監管效率。
一、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
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是造成了美國大量金融機構的破產或重組,導致貨幣供給的緊縮,逆轉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勢頭,并且至今尚未看到好轉的跡象,最終影響如何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本文從美國金融危機對全球收入再分配、金融自由化進程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作所造成的影響這三個角度來進行分析。
(一)對全球范圍內收入再分配的影響
金融市場作為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應在于它服務實體經濟的融資,降低經濟社會的交易成本,優化經濟資源的配置。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虛擬經濟在社會整體經濟中所占的比重極速膨脹,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加速流轉越來越表現為追逐超額利潤的投機行為。在虛擬經濟條件下,龐大的投機易成為主要的收益來源,而虛擬經濟交易的對象是經過各種加工以及粉飾過的“風險”,這些交易并不是以合理的條件融通和配置資金,而是圍繞著貨幣和證券的價格波動和利率變動所造成的損失由交易當事者的哪一方承擔或盈利的歸屬。資本市場的運行是在資產定價模式的基礎上由心理預期的支撐而自我實現的,在金融創新的杠桿放大作用下,人們對于超額利潤的向往超出了對于風險的評估,表現為一種典型的“博傻”行為。一旦外在擾動引起金融市場運行趨勢的逆轉,高臺跳水式的資產價格暴跌不可避免,出現一輪又一輪“剪羊毛”似的財富再分配。而在這種再分配過程中,一種比較悲慘的情況是富人對窮人的侵占,富國對窮國的傷害。鑒于一國內部收入的再分配受制于國家、經濟體制和機制等方面的強約束,我們這里主要討論金融危機帶來的國家間的收入再分配。
此次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但是此次危機所造成的損害并不是由美國自身獨自承擔的,通過全球范圍內的收入再分配。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國分散了金融市場的風險,轉嫁了危機所導致的損害。這種收入再分配的機制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一方面,美國通過大量輸出美元獲得了巨大的鑄幣稅收益,這種收益與付出的成本間的比例隨著危機的爆發和美元貶值會得到放大;另一方面,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國家或者個人通過購買美國金融產品,間接承擔了危機所帶來的損失。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全球資本管制放松,世界經濟虛擬化進程加速發展,虛擬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加深了收入和利潤國際間不平衡再分配的程度。在虛擬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各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和經濟實力差異所導致的經濟虛擬程度的懸殊為收入再分配的實現提供了充分條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了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不斷推進和深化其金融發展,增強了國際競爭力和分享其他國家國民福利增長的能力,其經濟的運行日益表現為虛擬經濟為主導的特征。而廣大的發展中國甚至包括多數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的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經濟虛擬化程度較低,其經濟的運行更多地表現為實體經濟主導的特征。在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得到較多的利益而為之承擔的風險不足,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利益分配和風險承擔之間的關系是不對等的。這樣,在全球范圍內,通過以虛擬資產為導向的資金大規模地國際流動,金融領域完全以吸食通過投資和動員各種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財富為主,金融領域內增值的資本則來自于而且將繼續來自于生產部門,后發國家實體經濟部門所創造的利潤,更多地被發達國家通過虛擬經濟活動而分割。一直以來,美國通過讓境外債主吸納美國國債,借助外資注入來支撐瀕臨崩潰的美國房地產市場、制造境外金融泡沫、輸出巨額美元三種途徑有力地刺激了境外美元資產的極度膨脹,半國家承擔金融泡沫破裂的結果是通貨緊縮,中心國美國則以金融泡沫向半國家的有效轉移而維持通貨穩定。在這個泡沫的形成到破裂的過程中,不可避免伴隨著國家間收入再分配的發生。
(二)對金融自由化進程的影響
美國此次金融危機是在金融全球化進程有了很大發展的基礎上發生的,它的發生必將對全球金融自由化進程產生重要影響。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和其主要利益代表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反思全球金融自由化的進程,減輕對發展中國家在推進金融自由化方面的壓力。另一方面,發生在金融體系最健全國家一一美國的此次金融危機,也會使得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對自身金融自由化的進展進行深刻地反思,采取更加審慎的自由化舉措和金融監管措施,增強本國金融體系的抗風險性。
金融自由化的理論基礎在于自由市場自發作用下,金融業的發展能夠促進經濟的增長,許多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也充分證實了這個命題。但是一直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過分地強調金融自由化可能帶來的好處,卻沒有考慮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現實和國內金融業發展的現狀,強迫少數國家進行比較激進的金融自由化,導致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金融危機的困擾。20世紀80—90年代拉美金融危機和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雖然讓許多國家嘗到了激進自由化的惡果,但是并沒有改變美歐國家強調推進國際金融自由化的一貫立場,從而使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中的金融安全面臨著很大的挑戰。因為金融自由化并不意味著金融管制的終結,而管制放松卻有可能終結穩定,金融穩定也許沒有直接帶來金融發展,但是金融穩定往往直接保障并促進了經濟發展。在金融體制不健全、金融業不發達的金融市場中,這種對于金融業運行的監管更凸顯出它的必要性。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的進展中,極度渴求金融發展可能帶來的經濟增長方面的好處,往往忽略相應的金融監管方面的建設,一旦危機爆發,金融自由化所造成的損失可能遠高于激進自由化所產生的短期利益。
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使金融市場在維持實體經濟良性運行中的作用得到了大大加強,金融自由化是各國金融業發展的一個方向,但同時也使得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不斷增大,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危機的爆發會對實體經濟乃至整個經濟系統產生更大的破壞性。美國此次金融危機充分地暴露出信息技術革命給金融監管所帶來的挑戰。在不負責任的美元擴張政策的推動下,完善的金融體系并不能保證使美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安枕無憂,也無法消除金融體系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本性。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推進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必須要防止本國金融自由化的過快發展,防止出現本國金融業的發展與本國實體經濟運行的脫離。對正在經受虛擬經濟不發達而實體經濟發達之苦的發展中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要清醒地認識到:符號經濟不是一切,生產率提高、資本形成、經濟增長才最根本;符號經濟更像是耀眼的浪花,實體經濟才是掀起浪花的海底的潛流。
(三)對國際貨幣體系運作的影響
由次貸引發的美國金融危機是在全球流動性過剩、通脹不斷高漲的背景下爆發的,次貸危機的蔓延使消費和投資信心指數大大受挫,各國對市場的預期普遍下調。為了防止信貸緊縮可能帶來的經濟形勢惡化,各國央行被迫迅速注入大量的貨幣以穩定貨幣市場供求。這樣,為解決一場突發的大范圍金融危機所采取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及大規模信用貨幣的注入,使全球金融系統面臨新的金融泡沫膨脹的風險,國際貨幣體系蘊藏著新的危機。
二戰后美元輸出方式逐漸由資本項目逆差轉向經常項目逆差為主,在此過程中,全球對美國資產的需求也開始從對其實體經濟方面的需求轉向了對其虛擬資產的需要,美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生此消彼長的變化,實體經濟相對于虛擬經濟顯得日益薄弱,全球虛擬經濟迅速膨脹,資金越來越表現出以分享利潤為目的投資行為向以獲取價差為目的的投機行為的變化。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美元的發行擺脫了與黃金固定掛鉤的內在約束,開始在世界范圍內泛濫似的發行,以彌補美國不斷擴大的經常賬戶逆差、財政赤字和美國居民不斷上升的赤字消費,又由于國際貨幣體系中內在調節機制的缺失,全球范圍內經濟失衡狀況逐步惡化。在此過程中,東亞國家出口導向型經濟戰略的實施迫不及待地需要為本國產品尋找世界性的出口市場,從而和石油輸出國一起很快積累起大量的美元,并且這些美元順差很大部分又用于購買美國資產,使這些美元回流到美國境內。美元的供給不斷地以乘數效應在全球范圍內流通。隨著全球金融化趨勢的加速發展,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以國際貿易和投資為主體的實體經濟的作用在逐步下降,以債券、股票、期權、期貨等金融資產的交易為主的虛擬經濟的地位不斷提高,世界范圍內形成不受約束的流動性膨脹,全球經濟的運行日益被惡化的失衡和金融動蕩所困擾,20世紀70年代以來,歷次金融危機的背后都深烙著流動性膨脹的影子。
此次發生在市場成熟國家——美國的金融危機并非源于經濟的外部沖擊,不是因為短期資本外逃或者是國際債務償還的不足所導致,它是美元長期過度供給的結果,也是現代金融市場脆弱性的又一次充分暴露。它對國際金融市場所產生的影響要遠超出之前發生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任何一場危機,它在給美國金融市場穩定帶來威脅的同時,也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長期混亂和不安,又一次有力說明了金融危機中中心國家對于國家影響的一維單向性。危機發生之后,從危機的救助上來看,要實施針對主要發達國家如此大范圍、大規模的救助,無論是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是世界銀行來說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國首先依賴于本國大規模的救助方案向本國金融系統大量注資,其次大國間進行了緊密的金融合作,多次進行聯合降息救市。如此大手筆的金融合作安排是之前拉美和東亞金融危機中所不曾見到的,這充分說明:第一,此次危機影響的范圍之廣前所未有,沒有國家間的充分合作,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可能會不可避免;第二,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在應對危機上的局限性日益凸顯,在應對大國金融危機方面尤其如此;第三,只有在真正危及到發達國家切身利益的時候,他們之間才可能開展有效的經濟合作,但這種經濟合作也僅僅局限于他們的利益范圍之內,至于在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方面的進展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二、對我國的啟示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不利影響,對于中國來說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一定的沖擊。從目前形勢來看,這場危機給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相對比較有限,至于間接方面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釋放,從當前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來看,決不能掉以輕心。對此,我國政府已經積極采取了多方面的應對方針和策略,相信會把危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降到盡可能小的范圍之內。但是我們認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的啟示也同樣應當引起各方高度的關注和深刻的反思。
一、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
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可兌換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在金融市場開放導致銀行體系穩定性下降的過程中，銀行道德風險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而泡沫經濟的破滅則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領域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金融創新隨即成為金融領域引人注目的對象，并成為廣大學者的研究對象。隨著我國加入WTO，為了在激烈的市場中生存與發展，各市場主體不斷的進行金融創新來維持競爭力，增加了金融體系的風險，更增加了金融監管的難度。一方面，金融監管過嚴，會打擊金融機構的創新積極性，不利于我國金融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監管太松，會導致市場秩序混亂和風險的上升。因此，研究兩者的關系，把握金融監管的度，對于提高監管效率，引導金融機構合理創新，促進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一、進化博弈理論介紹
進化博弈論用復制動態方程探討群體成員采用某種特定策略比例的變化趨勢和穩定性。博弈各方達到進化穩定時的策略組合稱為進化穩定策略（ESS）。復制動態方程一個是微分方程，其基本思路是：如果策略K的結果優于平均水平，那么選擇該策略的那些群體在整個群體中的比例就會增加。復制動態方程一般如下：
二、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博弈基本假定與模型構建
1.參與人。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參與人是金融機構（如證券公司、商業銀行等）和金融監管機構（如證監會、中央銀行等），假定雙方均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風險偏好為中性。
2.策略空間。金融監管機構的策略選擇有積極監管和消極監管，在博弈初期，采用積極監管的金融監管機構比例為p，采用消極監管的策略的監管機構的比例為1-p；金融機構的策略選擇有創新或不創新，最初分別采用這兩種策略的金融機構的比例為1-q和q。
3.損益。假定金融監管機構積極監管，成本為C，消極監管，成本為0，但如果金融機構進行創新發生事故，監管機構將受到處罰為v。假定金融機構不創新得到的效用是u，創新得到的超額效用是u1，金融創新被監管受到的懲罰損失是u2[2]。
三、博弈各方的復制動態方程和穩定點分析
四、相關建議
通過上述對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進化博弈分析，為使得我國金融業健康發展，本文提出如下3點建議。
1.改變高成本，低效率的傳統監管模式。在以市場為導向的時代，傳統的金融監管模式已適應不了我國金融業的快速發展，金融監管機構應引入市場機制，給予金融機構更廣泛的自主權，把監管機構的外部監管、金融機構的自我監督以及行業自律監督結合起來，降低監管成本，提高效率，為金融業市場機制的高效運行提供保障。
[關鍵詞]次貸危機 金融創新 金融監管
一、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強大動力
金融創新一詞在學術界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國內許多經濟學家把金融創新定義為:金融創新是指會引起金融領域結構性變化的新工具,新服務方式,新市場以及新體制。金融創新極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1.金融創新的積極作用
金融創新有力地推動了金融發展,為廣闊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1)增強了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利率、有價證券價格的頻繁波動,給廣大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投資風險,但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金融互換等新的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能使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運用正確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資風險。
(2)提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金融機構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積極地引進或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金融創新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整體運作效率,金融競爭或以推動新的金融創新。
2.金融創新的消極作用
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風險。
(1)金融創新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市場一體化和資本流動國際化,任何一個國家在金融運行中出現問題都將迅速波及其他國家甚至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業,從而影響到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此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漫延歐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創新增加了監管的難度。金融創新工具多以表外業務進行,并不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時性和復雜性,這就使得金融監管當局很難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和財務狀況進行評估和監控,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二、金融監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監管是金融主管部門依法利用其行政權利,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實施管制和約束,以控制金融業整體風險,限制金融業過度競爭,促進金融業依法健康穩定運行。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業與其他經濟部門相比,存在著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監管尤為必要。
1.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離不開金融監管
金融業經營活動的失敗會導致全社會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運用者的失敗,破壞整個社會的信用鏈條,甚至會動搖貨幣制度,造成社會經濟的混亂。只有加強金融監管,才能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
2.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離不開金融監管
真實、及時、準確的信息數據是研究制定貨幣政策的前提條件,而金融監管是保證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如果沒有金融監管或監管不力,就不能保證這一前提條件的實現。健全的金融微觀運行機制是有效實施貨幣政策的基礎。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在內的金融監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觀運行機制。
3.金融監管可以防止金融風險的傳播
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監管不力,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如果沒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作保證,即使是制定了正確的貨幣政策,也不可能將其有效地實施,甚至還有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危及社會的安定。因而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充分發揮防范風險化解危機的作用。
4.金融監管本身對金融創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機構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發展,總是千方百計繞開金融監管,在這個過程中就創造了許多新的金融工具。這些新的金融工具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領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需創新與監管并舉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矛盾的統一體。必須妥善處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把握好監管力度,通過制定適宜的監管政策,積極推動金融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1.提高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認識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對立統一體,在適度的金融監管下進行金融創新,會促進金融體系在改革中發展。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活動,會為金融監管帶來新的課題,帶來新的制度和規范,從而推動金融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沒有監管的創新和沒有創新的監管都不利于金融和經濟的發展。
2.提升金融創新層次
目前國際金融衍生品工具已發展到1200種,要引導金融業從單純的產品創新向產權制度創新、經營體制創新、組織體系創新、市場結構創新等方向發展。
3.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模式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銀行、證券、保險監管部門應積極探索彼此合作的協調機制和監管模式,進一步完善三者之間有效的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加強信息交流,規范和健全金融機構財務信息披露制度,使監管體系、模式、手段不斷完善。同時將由側重于外部監管模式向既重視內部監管,也重視外部監管模式轉變。
4.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當前,以逃避金融監管為目的的金融創新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迫在眉睫,加強與相關國家金融監管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實現數據交換和信息共享。
我們需要金融創新來為經濟服務,但更需要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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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監管創新風險防范自由主義金融理論
論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機的事實證明歐美各國的完全放任金融業發展的政策是行不通的，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并不能使中國獲得長遠發展，危機只是暫時的，世界要發展、中國同樣要進步，因此，盡快推行金融監管體制“一統化”改革，成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把不同監管部門的外部協調變為單一部門內部的協調。是改善監管者協調性的重要措施。
一、開篇立論
美國金融創新與監管的關系與中國不同，它是完全放開，由市場機會和利益指引人們的創新，但追逐利益形成的市場失靈，卻因為監管滯后不得不讓政府與百姓付出巨額代價。而中國的金融創新必須由政府批準，穩定秩序唯此唯大。導致創新步伐太慢，內需總是受到抑制。此次的金融危機對中國即是挑戰同時又是難得的機遇，金融危機帶來了一次世界經濟地位的大洗牌，快一步找到危機的突破口就能獲得領先一步的發展。在改革方面中國一直保持著嚴謹的態度，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這也是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影響較小的原因，然而這樣的態度并不長遠，危機只是暫時的，危機之后必會產生更加完善的金融體制，中國目前的“一行三會”分業監管模式已經不適合日益完善的金融創新和快速增長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因此建立全方位的監管體制已經是我國目前金融監管創新的當務之急。
二、金融監管創新的必要性
（一）分業、混業經營界限模糊，分業監管受到挑戰。
隨著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的不斷深化,國內金融業由原來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漸朝綜合化經營模式發展我國以金融機構作為監管對象的分業監管體制,1999年，我國頒布了《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管理規定》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同年10月，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又一致同意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2000年2月《汪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出臺這一切舉動表明。我國分業經營體制的松動，必然要求我國傳統的分業監管體制做出相應的調整，我過金融監管體制已受到極大的挑戰。
（二）中資、外資銀行競爭越顯不公平，期待統一競爭平臺。
（1）從分業轉向混業經營外資銀行具有先天優越性。我國對外資金融機構已開放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大量跨國金融集團進入我國市場,各子公司也必須受到中國的法律的限制實行名義上的分業經營,隨著金融全球化，金融創新國際化中國的分業經營模式逐步向混業經營進行探索，而此時在中國的內的外資銀行的母公司已經具備較為完善的混業經營模式,根據客戶需求為客戶提供綜合性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這對于那些只能從事銀行、證券、保險中的某一領域的國內金融機構來說,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將使我國金融機構的經營效率進一惡化。
（2）目前我國在服務收費、存款準備金利率、業務范圍以及稅收政策方面對外資銀行還存在“超國民待遇”，而且外資銀行承擔的國家政策性任務遠低于中資銀行。這對中資銀行來說無疑是先天性缺陷。多層次的不平等競爭使得中資銀行的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無論在空間、時間、市場上都受到極大的落后性，因此給中資銀行帶來極大的發展壓力。
（三）中國需要發展，金融業需要創新
從國際上看，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金融監管的理念、法律安排和技術手段與國際先進水平還存在諸多差距，我們必須努力縮小國內監管標準與國際監管標準的差距加快與國際接軌的速度，才能使我國金融業發展更加迅速亦能更加國際化，從國內角度講，我國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就業及生存壓力重大，在此危機關頭，穩健、高效的金融體系才能快速的帶動經濟增長，保持中國的正常運行，然而對于金融業發展而言，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是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關鍵，隨著我國加，WTO，國外金觸機構向國內金市場迅速滲透，目前我國金融業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下的低盈利水平，已難以適應新形勢下的金融競爭國際化要求，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是改變目前我國金融業競爭能力低下的根本出路。而目前普遍存在的金融監管阻礙金融創新的觀點，人為地把金觸監管與金融新對立起來，嚴重制約著金融創新的全面推進。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打破金融創新瓶頸，為金融業的快速發現拓展空間，提供優勢資源。
三、對我國金融監管創新的幾點建議
（一）增強國際間金融監管合作
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緊密地聯結，而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存在區域性受到國界的限制，只能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不可避免地必須面對國際金融市場“傳染效應”帶來的挑戰。在很大程度上，世界金融監管體系的強度是由其中最薄弱的環節所決定的，無疑發展中國家是這其中的軟肋。而且投機性攻擊的不對稱性削弱了金融監管的效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投機性攻擊的成功，部分程度上和東亞國家金融體系本身的脆弱性和投機性攻擊后金融機構出現普遍恐慌的“羊群效應”有密切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打破國界界限，增強國際間的金融監管合作，使得金融監管緊跟金融創新步伐，在金融創新快速發展的同時共同防御金融風險，建立健全的國際金融監管體制，使的金融監管同樣走向國際化。
（二）對我國金融行業應該進行全方位統一監管
目前我過實行我“一行三會”監管體制存在眾多矛盾和不足，（1）銀行、證券、保險三大金融主業分別由一個監管部門監管，容易出現死角，可能會影響審慎監管的效率（2）隨著金融機構和業務邊界的模糊，提供類似金融產品的金融機構由完全不同的主體來監管，而不同的監管機構在監管方式和目標方面則出現差異。（3）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的監管體制中同樣存在眾多的不合理，此時我們亟需一個健全完整的包含境內、外資、境外等業務統一監管的金融監管體制，制定同意的金融監管制度，做到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共同發展。實行統一監管不僅能迅速適應新的業務，針對金融業務日新月異的情況，根據金融產品確定相應的監營規則，有效地處理混業經營下不斷出現的創新金融產品的監管問題；而且對整個金融業來設計監管機構和監管規則，更具有前瞻性和預見性，能更好地處理金融業不斷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避免監管真空，有效降低金融創新形成的新的系統性風險，避免多重監管，降低不適宜的制度安排對創新形成的阻礙（三）從根本上降低金融監管成本
（1）我國金融監管成本存在急劇擴大的趨勢。由于中央的預算約束比較寬松,職能長期不確定,以及面臨的巨大就業壓力,使監管成本存在膨脹趨勢。主要表現在:一是監管機構龐大,人數眾多,人力成本較高。二是監管制度設計重復,成本增加。三是現場檢查的實施效果差,監督成本高.(2)目前，中國銀行在所設海外分支行的2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已有18家當地監管機構(包括所有發達金融市場國家)明確提出了實施新資本協議要求，占中行全球網絡的72％，而在國內，銀行業還停留在執行舊資本協議的階段。面對這種監管差距，海外分支機構要付出很大的轉換成本，僅各種財務報表就要有兩個版本。面對花費較大且無實際效益的成本必須從監管體制上進行完善創新，減少成本支出。
（四）全方位的金融監管需要一個過渡期
完善的金融監管體制離不開高素質、高文化水平的專業工作人員。我過目前亟待尋求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式，全方位統一的監管模式必是中國完善金融監管體制的必經之路但是由中國目前的發展現狀和綜合實力還不具備統一監管的條件，在現狀和統一監管模式之間存在一個過度期，即“分業—過渡期—統一監管”路線。然而過渡期內金融業應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拓展業務，提高服務質量，培養專業人才，優化和充實核心資本。同時利用這一時期，我國貨幣金融當局可以進行充分論證，考察各種情況，吸納世界各國先進的經驗和立法，對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及法規體系進行整合，制定出一部全面、先進、具體并具有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典，為我國金融業的改革提供法律依據，培養專業化的監管人才。
四、總結
金融監管的國際化是擴大金融開放的制度保證和前提條件之一，其實現程度最終取決于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參與程度和國際競爭力狀況，這將是一個長期過程，本文仔細討論了我國目前發展狀況的缺陷和當前國際形式，從而建立起更優的秩序和更健全合理的監管模式。進行這項課題研究的現實意義在于將傳統的監管引入不確定性的領域，并對其進行發展和創新，以適應世界金融格局的變遷和空間、對象、環境的日益復雜與模糊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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