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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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監管;金融開放
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際金融的運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金融監管也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性日漸突出。面對金融全面開放,為了能夠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機構運行和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保證金融市場穩定,促進經濟持續發展,我國金融監管需要進行不斷地創新和變革。
一、開放條件下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挑戰和問題
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分業經營、分業監管模式,即以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為主體的“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體制。隨著金融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金融開放的進一步深入,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在實踐中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一)金融監管法治環境薄弱
金融監管立法仍然滯后,立法技術亦不成熟。《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法》等金融監管領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沒有與之相配套的實施細則。一些重要領域仍然處于法律真空狀態。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并不協調,甚至存在嚴重沖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脫離實際的規定大量存在。金融監管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二)金融監管目標不合理
我國金融監管目標是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又要承擔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穩定、促進金融業健康發展。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實際上是對金融監管目標的弱化,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一致的。這使得中國金融監管的主要工作就是進行貨幣政策的執行和信貸規模控制的合規性檢查,并沒有真正從金融運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發,形成獨立的、明確的職能。
(三)金融監管的內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場準入,輕市場退出。目前的監管大多對金融機構、金融業務的市場準入進行嚴格限制,而在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上則缺少詳細的可操作的市場退出規定。在金融機構的風險暴露時,“一行三會”的監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來化解金融風險,違反了市場規律,進一步加劇了金融風險。
重現場監管、輕非現場監管。我國的金融監管主要采用現場監管。現場監管雖然能夠比較細致地了解、發現那些從金融機構公開的財務報表和業務資料中難以發現的隱蔽性問題。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許多不足,如,風險監管不足,隨意性、非規范性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復檢查并存等等。
重合規性監管、輕風險性監管。先行金融監管的主要內容是對金融業市場準入、業務范圍、財務帳目、資本狀況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規的合規性監管,而對金融機構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強調從資本充足性和資產流動性方面進行監管,忽視了金融機構自身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等指標的監管。重視傳統存貸業務,而對表外業務及其他金融創新業務監管較少。
(四)金融監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國的金融監管仍處在起步階段,金融監管信息系統尚處于一種分割、低效、失真的狀態。中國金融監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現在:“三會”的監管信息系統處于分割狀態,不能實現監管信息共享;金融監管信息實行定時報送制度,使得金融監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機構報送數據存在人為調整,虛報、瞞報現象屢有發生;缺乏社會監督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對金融機構報表、資料的真實性審查,等等。
(五)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缺乏協調,監管存在“真空”
我國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還不健全,整個金融監管組織體系仍按計劃管理模式設置,“一行三會”雖各有分工、各有工作側重,但是相互之間仍存在職責不清、相互扯皮的問題,有時出現職責沖突,有時出現監管“真空”,從而降低了整個金融監管的效率。我國的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的混業經營趨勢正逐步加強,原有的以機構類型確定監管對象的監管模式難以發揮作用,進而出現金融監管“真空”。
二、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制度設計
前述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已嚴重滯后于國際發展與實踐需要。隨著金融全球化、經濟一體化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趨勢不斷深化,各國金融監管當局在金融監管體制上不斷做出相應調整,而我國仍采取根據既定金融機構的形式和類別進行監管的傳統方式。在金融機構的業務界限日趨模糊的情況下,這種監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顯。
國外的金融機構大都為混業經營。盡管加入WTO后對進入中國的外資金融機構仍可限制其經營業務,但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體系,其混業經營的優勢仍能發揮,使我國金融機構在競爭中處于下風。混業經營已是大勢所趨,當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諸多業務創新已具有部分混業經營的性質,光大控股集團、天津泰達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組建事實上也拉開了我國金融機構混業經營的序幕。與我國實行的分業經營相適應的分業監管體制已不適應這一趨勢的發展。為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要求,我國應在現有的金融監管基礎上平穩過渡,依據金融體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監管體制,實現跨產品、跨機構、跨市場的協調。
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務院直屬的政府機構應放棄金融監管職能,著重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做好宏觀調控,這樣有利于金融監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駕馬車”(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基礎上設立“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作為整個金融業的最高監管機構,維護整個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對各類金融業予以全面監管。將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集中置于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的統一領導之下,對各類分業經營的金融機構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實施功能化監管,并定期召開由三大部門共同參與的聯席會議,加強“三駕馬車”之間的聯系。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則有權對各監管機構的職責和各種爭議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則由中國金融服務監管局直接監管,從而形成一個立體的、有層次的、有分工的、橫向與縱向并重的金融監管體制。
三、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理念建設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監管法律、法規體系,完善金融監管內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強化社會監督,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的同時,在體制轉型的基礎上實現監管理念的轉變是我國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關鍵:金融監管活動應從事后被動處置向事前預警防范轉變;金融監管內容應從合規性、機構性監管向合規性與風險性監管并重、功能性監管轉變;樹立全面風險管理理念,轉變控制金融風險的思路,使金融監管既要強調金融業的安全與穩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機構的運行效率以及國際競爭力。唯有在金融監管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金融業的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現金融監管理念及時、科學的調整,才能在開放條件下促進金融監管的不斷成熟和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持續、穩定發展。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陳建華.中國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2]楊有振.金融開放、創新與監管.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一)選擇完全以強制性制度變遷路徑為主的時期
(1995年－2005年)1995年到2005年間，在全球低碳轉型的大背景下，我國政府推行了若干制度，自上而下地開啟了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之路。1995年，由人民銀行的《關于運用信貸政策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通知》及《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起到了最初的引導作用，引導信貸資源流向低碳環保領域。2005年12月，國務院頒布的《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又進一步制定了企業的環保標準和要求，明確規定了對于不符合規定的企業不予貸款。在這一階段，我國政府一方面受到國際上低碳經濟革命和發展低碳金融大趨勢的影響，另一方面出于解決國內各種環境問題的需要，發起了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但由于經驗不足、國內金融體系不完善、低碳意識不強等原因，導致這一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較為緩慢，碳金融市場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來。
(二)選擇以強制性制度變遷路徑為主
誘致性制度變遷路徑為輔的時期(2006年至今)2005年以后，我國政府繼續加大力度推出了一系列綠色信貸宏觀政策以及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等政策。2008年，國內三家碳排放權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相繼成立。在第二階段，強制性制度變遷仍然是主導，但與第一階段有所不同的是，各金融機構也開始加入到該輪“綠色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陸續推出了“綠色信貸”、“低碳基金”等業務。有履約義務的企業開始尋求降低成本的路徑，比如通過碳交易、碳抵消、CDM項目等方式來降低履約成本。2014年7月，北京首個碳排放交易抵消項目———順義區碳匯造林一期項目在北京環交所正式掛牌，這意味著重點排放單位有了更多碳交易履約的方式。因此，在這一發展階段，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是以強制性變遷為主，誘致性變遷為輔的。
二、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特點及其導致的不足
(一)以強制性變遷方式為主
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在兩個階段都表現出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導的特征。首先，這會導致碳金融市場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政策變化很容易引起市場波動，尤其是碳價的波動。而且，各政策之間若缺乏協調，反而會導致減排成本相對提高。其次，其他各方，包括履約企業、金融機構、環保機構和個人等民間團體處于被動地位，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政策，他們的需求在制度上沒有完全體現出來。最后，政策具有移植性。我國在建立國內碳排放交易試點時借鑒了EUETS的運行機制，但由于當時金融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金融生態也跟西方存在很大差異，因此難免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的路徑選擇以強制性變遷為主的原因在于:在開始階段，政府較民間團體更早認識到制度變遷的收益大于成本。面臨著減排承諾以及氣候變化的壓力，政府不得不強制進行二氧化碳控制。制定低碳政策、建立碳金融市場能夠使減排成本最小化。政府的最大收益在于通過制度變遷使宏觀資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增進。此外，也能夠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
(二)民間團體缺乏制度變遷積極性強制性變遷路徑
在碳金融市場建立初期是比較高效的，但過于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會導致民間團體的主體地位缺失。政府從自身利益角度出發，把碳金融市場作為其履行國家職能及減排承諾的工具和手段，很容易導致碳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的僵化，缺乏應有的活力。履約企業則更多是出于規避行政處罰，被動地參與到碳排放權交易。金融中介機構普遍存在對碳金融工具的價值、碳金融產品項目開發、操作模式和交易規則等不熟悉的問題，市場上無論是產品數量、功能還是多樣性方面都難以滿足市場的需求。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間團體制度變遷收益無法彌補成本，導致誘致性變遷缺乏發動力。對于民間團體而言，其獲取的收益是指在新的制度安排下獲得的碳排放權，或通過碳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實現利潤。但在獲得這些收益的同時，企業也面臨著生產成本(包括購買排放權的成本)的增加。金融機構方面，用于開發碳金融產品和服務的前期投入成本也比較大。因此，民間團體缺乏制度變遷動力。
(三)缺乏環境文化
環境文化(EnvironmentalCulture)是人們在社會實踐過程中，對自然的認識、對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認知狀況和水平的群體性反映樣態。在一個環境文化水平較高的社會里，人們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科學的理解，他們認為不應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發展經濟，這種意識會漸漸融入到人們的生產生活中去，表現為在衡量生產生活優劣的標準中，有環境標準這一項。如果人們更愿意購買環保產品，投資環保型企業，則會提升環境資產在企業評價體系中的重要程度，那些低碳環保型企業在碳金融市場上更具有價值。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邊污染、邊治理”的方法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面，發展帶來的環境問題已經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然而，環保在更多時候只是喊喊口號，流于形式，大部分人仍未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與緊迫性，如果僅在制度層面規定了碳排放權的價值，而這一價值卻未被大部分人接受，那么這一制度將失去有力的支撐。
三、我國碳金融市場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政策建議
自1995年提出“低碳政策”以來，我國碳金融市場就逐步走向完善。一個好的制度能讓我國碳金融市場早日完善，并起到降低減排成本及促進金融市場多元化的雙重作用。反之，將導致已經建立起來的碳金融體系陷入無序與停滯狀態。因此，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碳金融市場當下發展的路徑已經成為一項重要課題。
(一)注重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適時轉換
在我國碳金融制度變遷路徑選擇的過程中，政府長期以來占據主導地位，民間團體則處于被動地位，進入了以強制性制度變遷為主誘致制度性變遷為輔的路徑依賴。然而，任何一項制度的產生和發展是強制性變遷與誘致性變遷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就要求我們要適時促進這兩者之間的轉換。2005年之后，由于之前政府對政策制定存在預期偏差，導致對國內碳金融市場產生“后發性”成本預期不足，致使新的制度安排偏離預期方向。在碳交易試點建立起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碳價不穩定，交易量也寥寥可數。原因在于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到誘致性變遷主體的需求，使得誘致性變遷進度緩慢，二者之間沒有實現很好的銜接。另一方面，當履約企業、商業銀行等誘致性變遷主體發起誘致性制度變遷時，由于部分法律法規不完善、碳產品不明晰、監管落實不到位等原因，使得誘致性變遷成本加大，進而延緩了誘致性變遷的進度。因此，政府要保證規則透明、信息公開，使市場參與各方對市場運行有清晰認識;還應在政策頒布之后給予市場參與者一段時間讓其消化政策帶來的變化。在新時期，我國應注重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的適時轉換，通過發揮二者的優勢，達到良性互補之效。
(二)培育誘致性變遷主體金融中介機構以及履約
企業等誘致性變遷主體的需求才是碳金融市場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政府要逐漸退出市場主導地位，讓位于機構和企業。具體措施是:政府各級相關部門要加大對金融機構的激勵力度，通過稅收政策優惠、財政擔保、風險補償、專業人員培訓等措施鼓勵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領域的投資，引導資金流向節能減排項目和環保型企業。鼓勵國內金融中介機構同國外機構進行合作，研究制定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碳金融中介服務體系。加大監管力度，對碳金融市場的風險進行分析，建立起專門的監管體系，從而保障誘致性變遷主體發起制度變遷的順利進行。
(三)構建低碳理念
2007年爆發的次貸危機導致了全球著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的破產，美林的被收購，商業銀行巨頭RBS等歐洲大型銀行紛紛國有化，全球主要銀行市場的流動性出現了巨大的危機，銀行業也出現了大范圍大規模的虧損。這一危機不但使銀行業受到重創，保險、基金等其他金融機構作為次級貸款的參與人，也受到了重大的影響。美國次債危機發生后，演變成一場波及全球金融市場的颶風。股市期貨、外匯等各種金融衍生產品立即給予反應。股市連續暴跌，超過了至9.11之后最大跌幅。這次危機爆發的原因分析：
（一）長期的低利率政策造成泡沫及經濟的虛假繁榮
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美聯儲連續13次下調利率，聯邦基金利率由6.5%降至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且在1%的水平上停留了一年之久。過低的利率引發了寬松信貸，也直接刺激了民眾的貸款投資熱潮，越來越多的生活狀況不穩定的民眾通過銀行貸款加入到購房者的行列中，正是市場對美國房市前景普遍預期過高，極大的刺激了美國房市，房價在1996年至2006年飛漲了大約85%，為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種子。寬松的信貸條件導致了經濟的過分繁榮，在繁榮時期，生產的高漲引起信用的擴張，生產企業借助于信用，譬如發行有價證券、利用銀行貸款和商業信用，把生產盡量地擴大，并使它超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范圍，于是促成爆發危機條件的成熟。
（二）華爾街對金融衍生品的濫用
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在近幾年發展很快，其復雜程度日益加劇，衍生工具是柄雙刃劍。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華爾街投行將原始的金融產品分割、打包、組合開發出多種金融產品，根據風險等級的不同，出售給不同風險偏好的金融機構或個人，在這個過程中，最初的金融產品被放大為高出自身價值幾倍或十幾倍的金融衍生品，極大地拉長了交易鏈條。
（三）美國民眾的消費觀念
美國的民眾從來都是今天花明天的錢。房子到汽車，從信用卡到電話賬單，貸款無處不在。在低利率的誘惑下，及時沒有還貸的能力，他們也理所當然地和銀行簽約，住上了高樓大廈。正是這種理所當然埋下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禍根。
（四）信用評級機構的失職
次貸危機爆發后，穆迪、標準普爾、惠譽等主要評級機構成為最直接的批評對象。各評級機構被認定過高的提升了次貸產品的評級，并極大地促進了次貸市場的發展，這些評級機構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證券發行商，卻要求它們對市場投資者負責，這種評級制度上的漏洞已經引起廣泛關注。當市場評級機構這一環出現問題的時候，信任危機也便隨之開始了。
二、信用評級機構在金融危機中的失誤
（一）失信的評級制度
信用評級公司給予次級抵押債券過高的評級，誤導投資者。長期以來評級機構給予美國國債、高杠桿的金融衍生品高質量的評級。特別是這次次債危機，2007年6月，惠譽曾給予貝爾斯登“A+”的信用等級，評級展望為“穩定”，這表明評級在一兩年內不會變。2008年3月13日，標準普爾研究報告，認為次貸危機造成的金融機構資產減值“已接近尾聲”。但是在惠譽給予“A+”評級的九個月后，也正是在標準普爾的研究報告的第二天，美聯儲和摩根大通銀行就宣布向貝爾斯登這家全美第五大券商提供應急資金。而另一方面經過層層包裝的債券變得很復雜，而廣大投資者并不了解這些復雜的金融衍生品，只能依賴信用評級機構。當評級突然大范圍大幅度的下降，迫使投資者補充超額的流動性或低價拋售這些債券，評級機構因而成為次債危機爆發的導火線。
（二）信用評級機構對市場的變化反應遲鈍
對潛在危機的預警滯后，致使對評級結果調整相應滯后，且調整幅度偏大，放大了對市場的沖擊。事實上從2006年初開始，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開始出現降溫，房屋價格持續下跌，同時美聯儲不斷提高利率，違約還款現象大量出現，抵押貸款市場開始惡化，但國際信用評級公司直到2007年春季才大規模調低相關債券的投資評級。其調整嚴重滯后，顯然加劇了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另外調整幅度偏大。2007年7月份后，各信用評級機構大范圍調低幾乎全部次級債的評級，僅在7月10日一天，穆迪就調低了超過400種此類債券的評級，標準普爾在同一天將612種債券列為觀望，并在隨后兩天內調低了大部分債券的評級。
（三）為追逐利益進行盲目評價
評級機構作為中介機構，在資本市場中有著獨立的地位，他是服務于投資者的，但是當前評級費用是評級公司的重要收入來源，大部分評級機構采取的是向受評機構收取費用的模式。顯然評級公司會受制于受評機構，在利益的驅使下一方面受評機構有可能通過付款來施加壓力以獲得更高的評級。另一方面評級公司有意提高信用等級作為巨額評估費的回報。以傷害了投資者的利益為代價，評級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問題凸顯。評級機構作為一個商業組織，其獨立性和公正性受到了懷疑。
（四）信用評級體系不完善
首先，流程存在很大的缺陷，且執行力度不大。評級流程的部分重大環節未能對外進行披露、某些重要步驟未能記錄在案、評級流程中后期所執行的監控或持續監督流程不穩健等問題凸顯。其次，評級模型不完善。證券化產品對于數據庫和模型的依賴非常高，因此模型的準確性非常重要，而數據庫和模型往往需要經濟周期的檢驗。美國的債券市場從1996年開始擴張，一直到2007年，沒有經歷完整經濟周期的考驗，模型存在很大的缺陷，使評級的準確性大大降低。
三、金融危機給我國信用評級工作帶來的啟示
（一）部分改變現用評級機構的贏利模式
應當采取措施減少證券發行人與信用評級機構的利益沖突，減少信用評級機構對證券發行人的依賴。拓寬信用評級機構的收入來源，讓投資人支付部分費用，以增加信用評級機構注重評級質量的激勵。
（二）增加信用評級機構評級的透明度并及時披露評級信息
加強信息披露，提高評級透明度，能夠對評級機構形成有效的市場監督，促進評級機構更好地發揮風險揭示的作用，提高評級市場的運行效率。
（三）加強信用評級機構的監管
獨立、客觀、公正的立場評級行為對信用評級機構至關重要，評級機構必須在組織結構設置、業務流程、人員任用和業績考核等各個方面考慮潛在的利益沖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強化制度執行。評級機構在職能上的內在沖突，不但要求評級機構自身強化內部管理，而且需要外部監管機構進行有效的監管。監管部門通過制度的制定和規范的檢查，確保評級機構與債券發行人之間不存在利益關系。
四、國家關于信用評級機構的法規建設
建議進行試點，在沒有形成全國性法規之前，各地方省市的相應法規，包括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先行，因為這部分的規章更能反映各行業超前性的市場需求。立法的目的就是要加強對評級機構的制度性監管，促進評級市場的優勝劣汰。華爾街金融風暴已經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作為全球經濟的參與者，我國經濟亦深受影響。危機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既是對我國經濟長期以來存在的問題的拷問，也是借助這場危機促進傳統模式加速轉變的機遇，是一次拐點式的變革的開始。
（一）協整檢驗兩個以上非平穩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可以通過Johansen協整檢驗來進行。使用Johansen檢驗有特征根跡檢驗(Trace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兩種檢驗方法，設置滯后區間為13,給出協整檢驗的最終結果，如表2所示：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的結果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r≤0的零假設而接受假設r≤2，顯示存在兩個協整向量，說明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對殘差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選擇不含常數項和時間趨勢，并由SI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1，ADF值為3.735,小于5%的臨界值，故拒絕原假設，認為殘差序列平穩。
（二）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分析協整關系只能說明變量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不能說明金融對低碳經濟的影響是正還是負，更不能表明其影響程度。下面我們進行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與方差分解分析。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兩種方法合在一起被稱為新息估計法（InnovationAccounting），通過估計變量的新息，可以直接觀察各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個內生變量的沖擊給其他內生變量所帶來的影響。具體而言，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當期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選擇滯后區間為12,所有變量做一階差分，得出VAR模型。在圖1至圖3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長度(單位：年度)，縱軸表示內生變量對沖擊的響應程度，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曲線，虛線表示正負兩倍標準差偏離帶。圖1顯示，當在本期給銀行信貸D（LNLOAN）一個正沖擊后，煤炭行業減排D（LNCC）對此的響應是，在前3期出現向下波動，在第2期超過5；之后穩定在2以內，表明銀行信貸支持對煤炭行業節能減排在短期內影響較大，但長期內影響程度弱化。圖2顯示，當在本期給原保費收入D（LNINS）一個正沖擊后，單位GDP煤耗對此的響應持續在2以內徘徊并逐步減弱。圖3顯示，當在本期給股票市場融資D（LNSTOCK）一個正沖擊后，單位GDP煤耗在第2期略微向下波動后，在第3期后穩定在0附近，表明證券對煤炭行業節能減排的支持作用最弱。2.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變化(通常用方差來度量)的貢獻度，進一步評價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結果見表3。銀行信貸D（LNLOAN）對單位GDP煤耗的預測誤差方差的解釋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大，在第8期達到33.13%，到20期仍然保持了29.58%的貢獻，表明銀行信貸對煤炭行業節能減排的支持具有長期性和可持續性特點；保險D（LNINS）對單位GDP煤耗的預測誤差方差的解釋率在第10期緩慢爬升至5%，到第20期達到5.33%，表明擔保和保險業務對煤炭行業低碳發展具有長期的、緩慢性的支持作用；證券D（LNSTOCK）對單位GDP煤耗的預測誤差方差的解釋率到第2期最高，也只有0.94%的貢獻，表明其對煤炭行業降碳發展的貢獻極小。綜上所述，信貸對煤炭行業節能減排的貢獻最大，保險支持見效慢、效果弱，證券貢獻度極低。
（三）向量誤差修正模型（ECM）Johansen協整檢驗顯示，LNCC與LNINS、LNLOAN、LNSTOCK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短期而言，它們之間可能是不均衡的。協整關系的存在使得這種暫時的偏離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得到校正，這就是變量之間的誤差校正機制。一般而言，經濟變量間的協整性是與變量之間的均衡與誤差校正機制聯系在一起的，可以通過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分離出短期偏離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速度向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一般用式(1)來表示。由于短期內，變量之間的不均衡關系的動態結構可以由誤差修正模型來描述。根據AIC和SC等信息準則，選擇一階滯后期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上述（3）式中X1t-1和X2t-1系數為負，表明煤炭行業低碳發展進程與銀行信貸和證券市場融資成反比，以銀行信貸為代表的間接金融和以證券市場為代表的直接融資對煤炭行業節能減排的作用系數分別達到-0.815和-0.052，證券對煤炭行業低碳發展的支持作用遠低于銀行業。保費收入與經濟粗放發展成正相關，表明自1994年以來，全省保險業受經濟粗放發展拉動，行業規模不斷擴大，但從總量和結構上對經濟低碳發展的調整和促進作用不明顯。
二、政策建議
（一）整章建制，謀篇布局，建立促進煤炭行業低碳發展的長效機制一方面，要加強行業規劃，促進產業布局。通過財政補貼等多種方式，化解煤炭行業低碳化發展的外部性因素，促進煤炭低碳鏈條邊際收益回歸，努力實現資源型經濟的整體綠色轉軌。立法部門要健全能源法律體系，加強排放立法工作。近期歐盟已經出臺有關溫室氣體減排的立法，奧巴馬政府也在積極出臺《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還不健全，應盡快改善和健全煤炭低碳技術和產品的市場環境與法律體系，堅決打擊排污企業和污染項目。財政部門應盡快出臺煤炭低碳行業減免資源稅、礦產資源補償稅等稅費，并通過稅收減免、稅收返還等多種方式，鼓勵培育可再生能源生產企業，充分利用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建立信貸支持節能減排技術創新和節能環保技術改造的長效機制。
（二）調整結構，深化創新，建立能源金融可持續發展的融資服務體系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立法特別是銀行信貸投放、股票上市融資操作中對環境保護方面沒有統一的法規要求。赤道原則在我國推行緩慢，金融機構探索低碳金融產品方面動力不足，信貸支持仍然傾向于煤炭行業的傳統產業。商業銀行應切實加強內部風險評估機制建設，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銀行采納和實踐赤道原則的經驗做法，積極開辦“低碳”信貸業務，著力探索和開展低碳企業應收賬款、企業知識產權、股權等無形資產的抵押放款，提高煤炭低碳企業的融資滿意程度。
調整分配格局，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是培育和擴大國內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盡可能地增加就業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特別是提高低收入群體及農民的收入，最終擴大消費需求，通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購買力由居民收入增長來拉動市場銷售額增長，進而拉動投資增長及整個經濟增長，才能形成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一）加大分配改革力度，增強全社會的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著力點應當是放在增加中低收入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于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為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于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后地區低收入者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后于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后更為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還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于這樣做有利于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于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并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于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于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著眼于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后小企業。對于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于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后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后技術與產品幸存下來并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于衰退行業和落后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后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階層特別是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上面。在城市，一方面要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擴大就業總量，有針對地搞好下崗及失業職工的再教育和職業培訓工作，提高這部分人的工資性收入，以增強他們的消費購買能力：另一方面要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并根據經濟發展情況適當提高最低工資水平。
在農村，一方面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型農村，另一方面要大力增加農民收入，消除制約農民消費的障礙。
（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增加居民即期消費
刺激消費的關鍵在于使人們對社會經濟發展有良好的預期。目前，傳統的福利制度提供的條件逐漸轉為市場來提供，而有關的社會保障機制還沒有健全和完善，人們出于對自身和家庭未來經濟安全的擔心，不得不約束消費，乃至不計機會成本地擴張儲蓄。因此，消費萎縮、邊際消費傾向低的狀況還將在一段時間內影響乘數效應的發揮。應當繼續加大中央財政對落后地區低收入者群體的轉移支付力度，通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提高人們的收入預期來增加入們的消費傾向。
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居民收入發展第三產業是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的一條重要途徑。我國的第三產業發展速度一直滯后于第二產業，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這種滯后更為明顯。
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產出占GDP的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還低于同等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潛力非常巨大。第三產業中各種服務行業的發展潛力更是如此。在分配使用國債投資資金時，應該考慮加大支持第三產業發展所需的資金數量，重點解決就業問題。目前積極有效地發展第三產業相當重要的意義就在于這樣做有利于增加就業。
二、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社會供給
經濟結構調整是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從我國宏觀經濟的現實運行來看，過剩經濟的實質是在產品結構未能適時提升、新的經濟增長點沒有出現情況下產生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的錯位問題。從長期來看，作用于總量的需求擴張政策并不能解決結構性的矛盾。而產品結構取決于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又取決于投資結構。因此，在擴大需求的同時，也要利用金融危機的時機改善供給，提高國內產品競爭力，使得政策調控不僅能夠解決短期需求總量不足問題，還要著眼于中長期供給結構的改善。
（一）通過完善產業組織優化供給
這可以從兩方面著手：
1.按照規模經濟的要求關閉那些規模不經濟的落后小企業。對于那些技術條件及管理水平都比較低下的小企業，在生產普遍過剩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提供無效和低效供給。目前經濟處于低谷時期，正是淘汰落后技術和過剩產品的最佳時機，如果單純擴張總需求則可能使落后技術與產品幸存下來并在經濟繁榮時期到來時再度膨脹。因此對于衰退行業和落后產能，應加大淘汰力度。落后產能和衰退行業的自行退出會面臨一些障礙，應在財政支持下安排產業調整援助基金，完善失業保障和再就業基金等。
2.消除各種壟斷，尤其是行政性的壟斷。壟斷往往會引發無效供給與低效供給，形成需求不足性的供求關系失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范圍應以市場是否失效為準則。凡是可以由市場解決的，應當由市場來解決，政府不應插手其中。贏利性項目可以通過市場機制達到資源的高效配置，政府主導往往會因體制性問題導致效率低下，創新能力有限，使得經濟增長缺乏微觀基礎。而民間投資則更重視效益，更善于發現和捕捉市場機會，不斷開發新產品來創造需求引導需求，因此增加民間投資更有利于擴大有效供給。為此必須界定政府投資范圍，減少政府在贏利性項目中的投資比例。
（二）通過技術創新優化供給技術創新可以從三個方面促進需求的增加：
1.技術創新本身就是新的需求，因為技術創新可以帶來比原來更好的產品，并因此而刺激需求。
2.技術創新可以提高產品質量，從而擴大需求。
3.技術創新可以降低產品成本，從而擴大需求。
在發達且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贏利性領域的結構調整是市場自發進行的。但在我國市場殘缺以及贏利性國有企業大量存在且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結構調整就需要政府及其財政的參與。政府要在參與基礎部門投資的同時積極支持主導產業與新興產業的發展，并淘汰落后產業部門的生產能力，以此來促進市場導向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在政策運作上要廢棄計劃體制下完全無償、全面介入的方式，改為選擇重點主導產業，著眼技術進步，采用財政投融資或貼息擔保等方式參與。
三、著力改善消費環境，加大市場監督和監管力度
加強社會信用和個人信用體系建設，培育消費信用法制環境，切實保護誠實守信，進而發展消費信貸，提高流通領域的信用度。消費者協會、產品質量監督與市場監管機構，要發揮各自的作用，大力整頓和規范市場秩序，凈化消費環境，保護消費者權益，依法懲處各種制假售假、危害人民群眾健康的非法行為，消除消費者懼怕假冒偽劣的心理障礙，使人們敢于消費，放心消費，從而間接達到促進居民消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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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爾斯.I.瓊斯.經濟增長導論[M].舒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低碳經濟的發展給我們帶來了機遇和挑戰，我國要抓住機會，迎接挑戰，使低碳經濟與金融支持相互促進，把金融作為動力源，支持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最終實現低碳經濟和金融業的共贏發展。我國要借鑒外國低碳經濟發展經驗，從我國的現實國情出發，采取以下措施建立創新型金融支持體系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
（一）完善銀行“低碳間接融資”體系
建立并完善銀行“低碳間接融資”體系，一方面要求政府應當建立稅收減免、財政貼息等相應的促進銀行低碳信貸投放的配套政策和激勵機制，調動商業銀行推進低碳信貸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商業銀行應當把握低碳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成為低碳經濟的“踐行者”，優先支持緩解資源瓶頸制約、改善環境污染狀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低碳企業和低碳項目，，大力推廣低碳抵押貸款，為低碳、節能、環保企業和項目提供信貸支持的同時，積極組織“銀團貸款”，積極發展信用擔保融資，對重點低碳經濟項目建設給予貸款審核、貸款發放、還款期限、利率等方面的必要優惠，提高金融服務水平。
（二）大力開發低碳衍生金融產品
隨著國際國家對碳市場的重視，近幾年碳交易市場不斷壯大，碳貨幣化也引起了很多國家的重視，其貨幣化的程度也日益提高，碳排放權也由之前粗放式開始向精細化轉變，并且慢慢的衍生出來了具有流動性和投資價值的金融資產，成為近年來國際金融領域出現的一項重要金融創新。全球碳減排需求量逐年增加，碳交易市場規模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基于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也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如遠期產品、期貨產品、期權產品等。它們的出現擺脫了之前的單一化產品。因此，我國要進一步完善低碳間接融資體系，建設低碳資本市場建設的同時，應當借鑒國際其他國家的先行經驗，根據我國的國情加強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培育和發展，進一步加快開發各類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產品的市場化，把低碳融資市場更加順暢，從而實現低碳經濟迅速成長。
（三）積極利用外資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在我國的社會發展，經濟的進步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國要制定相應的孤立政策積極吸引外資，在產業結構升級、技術的創新與進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此，在低碳經濟發展中，我們需要繼續堅持引進外資的政策，使外資在低碳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通過制定一系列的鼓勵措施，吸引外資投放更多的領域，如高端新技術、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等。在形式上也可以采用多樣化的方式，如獨資、參股、并購等，使我國的低碳經濟市場從國際金融市場上獲取了發展低碳經濟所需的資本。
二、結束語
關鍵詞:金融資源配置金融公平經濟效應
金融的基本職能就是融通資金,包括在國內和國外進行融通,并按統一的邊際收益率將有限的金融資源進行最優配置,實現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資源是有限的,這樣金融資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無限性之間就出現了矛盾,在金融資源的爭奪中,人們不可避免的特別關注資源配置過程中金融公平的實現問題。由此可知,對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
金融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分析
白欽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種戰略性的社會資源,認為資源的有限性與稀缺性應既包括“量”的規定性,更包括“質”的規定性,是一動態的、相對的概念。金融作為一種資源,其目的就是實現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實現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須提高配置效率。從這方面說,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資源配置的公平,而進行資源配置的依據就是各個資源需求主體的收益率。任何一個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統,都會優先滿足收益率較高的資源需求主體,然后再滿足收益率次高的主體,以此類推,直至資源配置完成。這樣最后一單位資源配置所達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統一的邊際收益率。本文將其設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獲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會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無法獲得金融資源的支持,而且隨著金融的發展,生產率的提高,λ會越來越大。
從理論上講,市場可以實現金融資源配置的最優化,但是市場的不完全性及外部變量(如政府的干預)的影響,使資源配置過程出現扭曲,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一些達到甚至超過了整個金融系統統一的邊際收益率的資源需求主體沒有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統沒有將其納入金融資源配置的范圍,但一些沒有達到要求的主體卻獲得了金融資源配置權,這便體現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資源配置扭曲的表現,造成了金融資源的極大浪費,不利于經濟效益的提高,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及增長質量的穩定提高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這使得金融資源配置的實現對外部變量產生路徑依賴,隨著外部變量的變化而變化,資源配置效率相應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變量的變化對金融資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擊,會使整個經濟系統陷入混亂狀態,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會相應降低。但任何一個理性的系統,無論是一個國家、部門,還是一個企業,都不會以效率損失為代價而過多的干預金融資源配置的實現,其干預僅限于市場失靈的范圍。
金融公平的內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與經濟健康發展密切相關,但在金融資源的配置過程中難免會出現金融不公平現象,所以對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單玉華(2007)認為,必須對金融進行倫理規范,使參加者公平地獲得機會和參與競爭,只有在公平的基礎上,人們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動中遭受的損失。這是從倫理方面強調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認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資源配置的公平,而進行資源配置的依據就是各個需求主體的收益率。從這方面對金融公平進行定義,即金融公平就是當每一資源需求主體的邊際收益達到整個金融系統資源分配的統一邊際收益率的情況下,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的資源分配過程。
從金融公平的定義來看,首先,金融公平實現的過程也是金融資源優化配置的過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過程中,金融將資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資源需求主體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實現了資源配置的優化。其次,金融公平實現的過程也是一種“金融淘汰”的過程。金融公平實現的過程中,收益率低的資源需求主體被不斷排除在金融系統之外,收益率高的資源需求主體被不斷納入金融系統之內,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則一樣,可以稱之為“金融淘汰”。在這個過程中,實現了金融系統進入機制及退出機制的完善,提高了整個金融系統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實現也是統一的邊際收益率不斷提高的過程。在金融資源的爭奪中,資源需求主體會通過各種途徑不斷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處于有利位置。
金融發展不僅是金融機構的演變、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資源配置不斷優化及金融公平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其提高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增加整個金融系統的金融資源總量,將更多的資源需求主體納入金融支持的范圍,提高獲得金融資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資源需求主體的邊際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開放的系統里,可能前者對提升整個系統的金融服務水平及實現金融公平更為重要,這主要依賴于系統的自身積累及發展。但在一個開放的系統里,后者可能就會更加重要。我國目前的模式是正在從以第一條路徑為主逐漸向第一條路徑和第二條路徑并重方向發展。
金融公平的經濟效應分析
將越來越多的資源需求主體納入金融范圍,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個經濟系統發展和金融系統服務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達到金融系統統一的邊際收益率。其在各個潛在的金融資源需求主體之間劃出了一條明顯的界限,符合條件的將被納入金融支持的范圍,獲得金融資源,這些主體擴展了發展空間和利潤空間,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得以繼續發展。不符合條件的主體無法獲得相應的金融支持,只有在當前的資源約束下,將擁有的資源進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來獲得金融支持,否則,就會面臨被市場淘汰的危險。故金融追求公平的過程既是一種“金融淘汰”過程,也是一種“金融激勵”過程。
由于金融總量的增加及資源需求主體收益率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伴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而出現的一種金融過程。單玉華(2007)認為,金融活動的公平性是一個漸進過程,人們對金融活動中公平的追求,體現了金融活動的公平性從相對低層次向相對高層次的發展。金融資源總量的增加逐漸將越來越多的需求者納入金融支持的范圍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結果,也是金融發展的必然過程。在金融公平的進程中,不斷提高的統一的邊際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體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故集約化增長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結果。可見,對金融公平的追求會產生許多積極的影響,如何發揮其積極的影響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結論
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下,金融資源難以獲得的問題會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業也會面臨相同的問題,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結果,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公平進程會加快,但同時也會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獲得金融支持必須從自身做起,達到甚至超過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條件,這樣無論經濟形勢如何改變,都可以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于是金融系統以收益最大化為前提的投資活動在客觀上會帶動金融資源向優勢產業中的企業傾斜,使有效益、有競爭力的企業得到資本的支持而成長壯大;那些弱勢企業由于無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場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雖然可以提高效率,實現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較低但對整個社會有重大意義的需求就無法獲得滿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進程中,首先,要創造一個寬松的金融環境,由金融系統根據最優化目標按統一的邊際收益率進行金融資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預資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進程,除非會得到帕累托改進的更優結果。其次,可以參與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對整個社會的福利有很大貢獻的資源分配,如基礎設施建設。市場的缺位及政府的過度參與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實現及經濟發展。市場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可以更好的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參考文獻:
1.白欽先.金融可持續發展研究導論[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關鍵詞行為金融；證券投資基金；羊群效應；熟悉偏好；過度自信
一、行為金融理論
標準的現代金融理論的模型與范式基本上局限于“理性”的分析框架中，對金融市場的行為進行了理想化的假設，20世紀80年代以來，研究學者日益重視金融市場上的各種異象，而這些異象的理性解釋不能令人滿意。行為金融理論正是金融學家在研究金融市場異象的過程中形成并不斷完善起來的理論體系。行為金融借鑒了行為科學、心理學以及社會科學等研究成果后，將人類心理與行為納入金融學的研究，從微觀個體行為以及產生這種行為的心理、社會動因來研究資本市場的現象和問題。
行為金融理論認為投資者不是理性人，并不具有完全理性，而是行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不能客觀、公正、無偏的加工信息。在信息環境不確定的情況下，投資者的心理容易受到其他投資者的影響，模仿他人決策，而不仔細考慮自身的信息，也就是行為金融理論中的“從眾行為”，而如果涉及到多個投資主體，就會進一步引發團體從眾跟風的“羊群效應”。除此之外，投資者很多時候的非理還由于本身的“過度自信”，即將成功歸于能力，而將失敗歸于運氣和機會的作用，過于相信自己的判斷而產生行為偏差。另外，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時，會選擇其感覺非常精于評估的風險事件，避免不熟悉或無法估計概率分布的風險事件，即“熟悉偏好”。總之，人的心理因素對于投資者行為的影響是行為金融研究的主體，伴隨著行為金融的發展，相關經濟研究對于人的心理分析的依賴也越來越多。
證券投資基金通過發行基金單位，集中投資者的資金，而后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運用，從事股票、債券等金融投資，作為一種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合證券投資方式是現代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其投資行為也會受到基金托管人及基金管理人不理的影響，所以此時就必須考慮現實中人的心理因素，利用行為金融理論對其投資行為進行闡釋。
二、基于行為金融理論的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分析
行為金融理論中的投資者有限理性意味著投資者并不完全理性而且不總是理性的，而證券投資基金主要進行股票和債券的投資，充當市場中機構投資者的角色，所以其投資行為勢必符合行為金融理論對于投資者的假設，即證券投資基金是有限理性的。行為金融理論為研究中國證券投資基金的投資行為提供了延伸性的啟示。
1．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羊群效應”
很多時候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機構投資者會非常注意其他機構的動向，并在這些機構投資者采取行動時，立刻采取相似的行動，這可能是源于其對本身投資決策缺乏把握，也可能是看到其他機構已經獲利而相信自己也能獲利，或者更可能是由于害怕與眾不同，必須采取行動。所以在這種時候證券投資基金不可能理性的考慮該決策究竟會為基金本身帶來多少收益，而僅僅是一種盲目的“從眾行為”。同時，由于多數作為機構投資者的證券投資基金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它們通常關注同樣的市場信息,采用相似的經濟模型、信息處理技術、組合及對沖策略。在這種情況下,非理性的眾多證券投資基金很可能同時采取行動，形成群體性的跟風購買行為，并最終導致“羊群效應”。這時，許多證券投資基金將在同一時間買賣相同股票,買賣壓力最終將超過市場所能提供的流動性,從而導致股價的不連續性和大幅變動,破壞市場的穩定運行。
于是，為了避免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羊群效應”，政府應該擴大市場容量,提高上市公司股票質量，使眾多證券投資基金在挑選其投資股票品種時就有更多的選擇余地,理性的進行決策，從而有效地減輕“羊群效應”造成的市場風險和脆弱性。
2．證券投資基金投資行為的“熟悉偏好”
經典投資組合理論認為理性的投資者通常會通過分散投資來規避風險鎖定獲利。證券投資基金作為投資者通常也會通過投資組合規避風險，但是這種組合的分散程度一般低于經典投資組合理論的建議。
很多基金在投資時更愿意選擇股票市場，即那些相對熟悉的領域，投資也集中在其比較熟悉的本國市場、本地市場，從而導致投資組合構成上所表現出的分散不足。這主要是由于證券投資基金在評估某些投資時無法估計不確定事物的概率分布，而更熟悉的環境使其感到處于優勢，即行為金融中所謂的“熟悉偏好”，但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提升了投資風險。
這就要求政府促進證券投資基金投資渠道的開放，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以加強市場價格發現，適時推出做空機制，改變現在的單邊市場狀況,并鼓勵基金適當地“走出去”，使證券投資基金采用足夠分散化的投資策略，采取理性的投資決策，從而規避風險鎖定獲利。
3．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的不理性投資行為
行為金融認為每個人都會或多或少受到認識與行為偏差的影響。而證券投資基金在進行投資時主要倚重基金管理人，可是基金管理人并不總是理性的，會或多或少受到認識與行為偏差的影響，有時甚至會做出非利益最大化的決策。典型地，當基金管理人處于過度自信時，可能高估自身的能力，為了獲取較高的投資回報而從事風險性較大的投資，給本基金利益帶來損失。并且由于自我歸因的存在，基金管理人在損失出現后，常常先入為主的否定損失是由本身的不恰當行為帶來的，而僅僅把這一切后果歸于市場的不確定性，不能很好的糾正其不理。
所以在基金管理人的選擇上，不但要求基金管理人具有雄厚的專業學術基礎和豐富的金融專業理論與實踐知識、良好的信息收集與信息處理能力，還應要求其了解市場中的投資者和自身會產生怎樣的心理和行為偏差，以避免由于自身的心理因素造成重大失誤。此外，還應關注基金管理人的心理變化和行為傾向，避免選定的投資組合風險收益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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