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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來，國際金融市場突飛猛進，急速發展。可兌換貨幣間的外匯市場交易規模持續擴張，到1998年4月底，外匯市場日平均交易量持續上升到1.49萬億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數額相當于所有國家外匯儲備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間，國際資本市場融資累計額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12.34%，遠遠超過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長速度3.37%和國際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6.34%。
在規模持續擴張的同時，金融市場的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國際外匯市場率先實現單一市場形態的運作，其顯著標志是全球外匯市場價格的日益單一化，主要貨幣的交叉匯率與直接兌換的匯率差距明顯縮小。
在資本市場，資金開始大范圍地跨過邊界自由流動，各類債券和股票的國際發行與交易數額快速上升，整個90年代，主要工業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發行的股票增長了近6倍。1975年，主要發達國家債券與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間，1998年，給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各國該比重增長最快的時期幾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與此同時，國際債券市場的二級市場獲得了蓬勃發展。債券市場信息傳遞渠道、風險和收益評估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投資者的行為差異逐漸減小，以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對沖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以復雜的財務管理技巧，在不同貨幣計值的不同債券之間，根據其信用、流動性、預付款風險等的差異，進行大量?quot;結構易"，導致各國債券價格互動性放大，價格水平日趨一致。
海外證券衍生交易的市場規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幾乎在所有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都在進行大量的海外資產衍生證券交住T諦錄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郵氯站?25種期貨合約的交易，也有部分馬來西亞的衍生證券交易；美國期貨交易所的交易對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債券和巴西雷亞爾、墨西哥比索、南非蘭特、俄羅斯盧布、馬來西亞林吉特、泰國銖和印尼盾等多種貨幣計值的證券和衍生產品。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發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場一體化潮流中，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國際化進程加速。
在銀行領域，1979年起，外資銀行開始在我國設立代表處、分行、合資銀行、獨資銀行、財務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68家外國銀行在我國25個城市設立了252家代表處，有22個國家和地區的87家外資金融機構在我國19個城市設立了182個營業性機構，其中，有32家外資銀行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到今年6月底，在華外資銀行總資產達323億美元，其中貸款208億美元。
在保險領域，到去年底，我國共有外資保險公司15家，對外開放城市由上海擴大到廣州、深圳等地。
在證券領域，1992年，我國允許外國居民在中國境內使用外匯投資于中國證券市場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關管理部門對于B股市場的總交易額實行額度限制，超過300萬美元的B股交易，必須得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準。1993年起，我國允許部分國有大型企業到香港股票市場發行股票籌集資金，即H股。部分企業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發行股票籌集資金，稱為N股。境外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開設外匯帳戶，籌集的外匯必須存入外匯指定銀行。進入2000年后，部分民營高科技企業到香港創業板和美國NASDAQ上市籌集資金，標志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國際化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在債券市場，我國對于構成對外債務的國際債券發行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由經過授權的10個國際商業信貸窗口機構和財政部、國家政策性銀行在國外發行債券融資，其他部門可以委托10個窗口單位代為發行債券，或得到國家外匯管理局的特別批準后自行發債。債券發行列入國家利用外資計劃，并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在國外發行債券所籌集資金，必須匯回國內，經批準開設外匯帳戶，存入指定銀行。
三、我國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前景
隨著加入WTO步伐的不斷加快，我國金融市場正在準備與國際市場接軌，國際化進程將明顯加快。
根據我國與有關國家達成的雙邊協議，加入WTO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將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銀行領域，我國將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銀行進一步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向中資企業和居民開辦外匯業務和人民幣業務。加入WTO之初，外資銀行可向外國客戶提供所有外匯業務。加入WTO一年后，外國銀行可向中國客戶提供外匯業務，中外合資的銀行將可獲準經營，外國獨資銀行將在5年內獲準經營，外資銀行在二年內將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在5年內經營金融零售業務。
在保險業領域，加入WTO后，人壽保險公司中外資持股比例可高達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壽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將獲準在合資保險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內成立全資的分支機構。
在證券市場，中國將允許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享受與國內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當國內證券商業務范圍擴大時，中外合資證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資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資證券商將可承銷國內證券發行，承銷并交易以外幣計價的有價證券。
顯然，隨著金融服務領域的對外開放，我國金融市場將逐步走向全面的國際化。
這種全面的國際化含義是：以資金來源計，國外資本以允許的形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國內資本則可以參與國外有關金融市場的交易活動；以市場籌資主體計，非居民機構可以在國內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內機構則可以在國外金融市場籌融資；國外交易及中介機構參與我國金融市場的經營及相關活動，國內有關交易及中介機構獲得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經營及相關活動的資格和權力。
四、金融市場國際化的利益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將降低新興市場獲得資金的成本，改善市場的流動性和市場效率，延展市場空間，擴大市場規模，提高系統能力，改善金融基礎設施，提高會計和公開性要求，改進交易制度，增加衍生產品的品種，完善清算及結算系統等。
海外金融資本的進入，尤其是外國金融機構和其他投資者對市場交易活動的參與，迫使資本流入國的金融管理當局采用更為先進的報價系統，加強市場監督和調控，及時向公眾傳遞信息，增加市場的效率。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國家通過采用國際會計標準，改進信息質量和信息的可獲得性，改善交易的公開性。交易數量和規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場流動性。而外國投資者帶來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衍生產品的出現及發展。建立一個技術先進的清算和結算系統，對于有效控制風險、保持該市場對外國證券資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場國際化的風險表現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在帶來巨大收益的同時，仍然蘊涵著一定的風險，因此，加入WTO后，我國金融風險可能有如下表現：
1.市場規模擴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風險。
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在增加金融市場深度、提高金融市場效率的同時，將導致金融資產的迅速擴張。在缺乏足夠嚴格的金融監管的前提下，這種擴張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爆發的根源。
此外，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較低，金融體系不成熟，相關的法律體系不夠完善，資本流入導致其金融體系規模的快速擴張，而資本流入的突然逆轉，則使其金融市場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場波動性上升的風險
對于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的新興金融市場來說，與國際化相伴隨的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的廣泛參與，增加了市場的波動性。尤其是在一些機構投資者成為這類國家非居民投資的主體時，國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表現得更為顯著。
由于新興市場缺乏完善的金融經濟基礎設施，在會計標準、公開性、交易機制、票據交換、以及結算和清算系統等方面存在薄弱環節，無法承受資本大量流入的沖擊，導致價格波動性的上升。新興金融市場股票價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動性突然喪失的危險，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場波動。
3.本國金融市場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場動蕩的波及、市場波動脫離本國經濟基礎的風險。
外國資本的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對新興市場的大量參與，潛在地加強了資本流入國與國外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導致二者相關性的明顯上升。
從國內金融市場與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波動的相關性來看，近年來，主要工業國金融市場對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國外研究表明，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韓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間高達12%，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泰國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間高達29.6%，美國股票市場波動性對墨西哥股票市場波動性溢出的相關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間高達32.4%。
這種溢出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在市場穩定發展時期，資本流入國金融市場波動接受主要工業國的正向傳導，表現為二者波動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場波動顯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時，二者波動出現背離，甚至呈反向關系。
從日本和韓國股票指數的相關性看，從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數的相關系數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間，該相關系數達89.09%。從92年7月到98年5月，該相關系數下降到44.86%，此后，該系數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國金融市場與周邊新興金融市場波動呈現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機傳染"侵襲的風險。
由于新興市場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資流入周期及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場表現具有很強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韓國和印尼股市的相關系數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15%上升到78%，泰國和韓國股市的相關系數由55%上升到63%。顯然，在金融危機期間，國際投資者把這些國家的金融市場視為一個整體，同時從上述市場撤出資金，導致其同時崩盤。
此外，由于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資本流動中發揮主導作用，而其行為特征表現出很強的"羊群效應"，其對新興市場的進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窩蜂"的特點，從另一個角度加強了新興市場表現之間的同步性，這種同步性在金融危機時期表現為危機傳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或"龍舌蘭酒"效應。
5.銀行體系脆弱性上升的風險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現代化的壓力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場國際化進程加深后，外資可能大量流入該國銀行體系，促使銀行資產負債規模快速擴張，尤其是銀行的對外負債增長更為顯著。在一些國家，以銀行對外負債形式流入的資金絕大多數投資于國內市場，導致銀行體系外幣凈負債上升。特別是當銀行的資產負債結構不合理時，大規模資本流入使銀行的流動性出現大幅度擺動，銀行貸款膨脹和收縮時期交替出現，引起影響全局的風險，甚至導致金融危機的爆發。
由于負債和流動性的快速上升領先于經濟規模的增長，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和有限的經濟增長速度，無法為新增巨額貸款提供足夠的投資機會，可供投資并提供高額回報的行業有限，銀行的新增貸款往往集中于少數行業，如在泰國，大量資本流入后，銀行信用發放給建筑和不動產的份額從1980年的8%增長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貸款用于不動產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數信用等級比較高的企業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直接發行股票和債券獲得資金，國內銀行只能向次級層次風險較高的客戶貸款，因此，銀行對于借款企業和借款個人的利潤和信用等級要求相應下調。在外資持續流入、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這樣的信貸投放策略通常能夠得以維持，但是經濟形勢突然逆轉及外資無以為繼時，這種循環將被迫中斷，一些行業出現周期性逆轉，銀行產生大量不良貸款。例如，在泰國，1988到1990年的資本凈流入與資產價值的上升顯著相關，即使商業銀行對房地產貸款的土地抵押值超過貸款很多，而房地產價格下降，仍然使銀行資產負債的獲利能力受到很大打擊。
由于銀行體系保持巨額對外凈負債，面臨著很大的匯率風險，可能遭受本幣意外貶值引起的損失。
中央銀行針對外資流入實行的沖銷性市場干預政策，往往導致市場利率的突然上升，從而加大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而在中央銀行為了維持某一個匯率水平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情況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個非理性的水平，這樣將削弱銀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銀行的穩定。因此，貨幣危機往往是銀行體系危機的前奏。
在金融市場開放導致銀行體系穩定性下降的過程中，銀行道德風險問題得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在對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分析中，克魯格曼教授認為，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導致了泡沫經濟的產生，而泡沫經濟的破滅則是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是在不考慮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證券或資產不存在從國際流動中獲利的機會的一種市場穩定性,這時,國際金融市場處于一種靜止平衡的狀態。其形成條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即期匯率,F表示遠期匯率,以r、r*分別表示本國貨幣利率與外國貨幣利率(投資收益率)。假設從國內籌措的資金為一單位本國貨幣,從外匯市場上拋出得1/S外國資產,再把1/S外國資產投資于一長期投資項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幣資產,再到外匯市場上兌換本幣,可得(1+r*).F/S本質幣資產。同樣道理,投資者也可以從國外籌措資金,投資于本國資產,最終可得(1+r).F/S單位外幣,兩種投資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方向取決于兩種投資方式的最后收益率與投資成本的比較。以第一種方式為例說明,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入,遠期資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資于本國資產與抵補后的外國資產收益率相等,市場處于均衡狀態。
如果以f表示遠期貼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經過轉換,得出r+r*f=(F-S)/S。其含義與上三式相同。
從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資的最終收益與資本不一致時,國際金融市場就失去均衡,資本流動就會產生。事實上,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和規模是變化莫測的,如果一國的經濟基礎、金融監管手段或金融市場建設等不相適應,就有可能釀成金融風險,并有可能傳染、擴大成國際金融風險。那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釀成風險的呢?下文將從國際金融市場其本身的內生變量進行分析。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與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主要由國際金融投資者主觀預期、投資交易成本、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和一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狀況等因素引起,這些因素的變化內在地使國際金融市場失去均衡,導致國際金融資本流動變化無常,如果資本流出流入國家沒有防范能力,就極易產生金融風險。下面是具體分析。
(一)主觀預期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一般由外匯交易商和金融投資者充當主體。無論是套利保值還是投機,都是以匯率和利率的預期為基礎。“外匯交易商制訂買賣外匯的決策奠基于他們的匯率預期,而匯率預期又取決于他們對匯率趨勢相關的政治、經濟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資者對未來匯率或利率的預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匯率和利率預期的差異直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預期均衡是指合理預期和預測。即是對所有現在可得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所作出的預期和預測。只要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自己現在所能得到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來進行預測,那么最終結果必然是與從市場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達到預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資者或投機商發現市場的實際情況與他們的合理預期有差異,他們就會改變其定價策略,利用市場差價獲利。各投資者主觀預期的差異可以內生地擴大或縮小資本流動的波動性。
主觀預期對國際金融非均衡性的內生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通過對匯率的主觀預期產生預期差異,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內生因素
我們知道,“價格大幅度的急劇變化和持續易變性是證券化票據市場的特點,由可以覺察到的有關風險與利潤的變化來驅動投資也是市場的特點。”“當進行匯率是否呈無偏性波動實驗時,有效的匯率預測者能更容易地解釋遠期匯率的情況,同時,也能更容易地判斷呈什么趨勢變動及其左右因素”。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投資者的未來收益決定于兩國資產之間的有效收益與成本差,而“外國資產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幣利率加上匯率的預期變化”。如果把遠期匯率F加上預期因素,就是預期未來即期匯率,可以表述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對r-r*f=(F-S)/S式兩邊同時減去匯率的預期變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資者必須承擔的風險升水或貼水(F-Et+1)/S,即國內外兩種資產的收益差取決于遠期匯率F與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遠期匯率成為未來即期匯率的有偏預測指標。假設即期匯率不是按隨機走動方向式運動,那么即期匯率St可以表述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種其他變量,如貨幣存量,α、β、γ、δ是參數,U。是預測隨機誤差)
因為S和Z的過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個時期的合理預期遠期匯率也根據過去的S和Z值來推測,可以用Et+1St來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現將B式減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風險中立,則D式左邊表示:在t-1期簽訂一個按合理預期遠期匯率(即Et-1St)買進外幣的遠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將該外幣即期賣出所得到的收益。這種預期投資收益的大小由預期匯率Et-1St決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也正是這個由預期遠期匯率決定的投資收益決定國際資本的流向和規模,當不同投資者在同一時期的預期大致相同時,這時大量國際資本就將同時流入或流出一國金融市場,增加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性。
2.對利率的預期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
按利率平價理論,利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相對的利率在影響金融分配別重要,促使資金從利潤率低的地區或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地區或部門。”按照歐文·費雪提出的費雪方程式r=I+π,名義利率等于實際利率I與預期通貨膨脹率π之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可以將其分解為本國和外國兩個方程式,分別為r=I+π和r*=I*+π*。
如果國際上的實際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義利率r和r*僅因預期的通貨膨脹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與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差(F-Et+1)/S由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π*、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和即期匯率S共同決定。這種收益率差影響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其波動性成為國際金融風險的一個助長因素。
現實中,當利率和遠期匯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時,兩國利率的差距等于遠期升水或貼水。遠期匯率經常被看成是未來即期匯率的市場預測,利率差也大約等于即期匯率的預期變化。因為,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時,預期高利率貨幣會對低利率貨幣貶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會趨于一致,因此,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的唯一辦法就是預期高利率貨幣貶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觀察到的利率r,因為預期貨幣貶值,即F
另外,主觀預期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決定因素,而具有長期性。本文不作具體論述。
(二)交易成本機制分析
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的交易成本是買賣價差。買賣價差由二部分構成:第一是國內借款利率rB,國內投資收益率rL,國外借款利率rB*,國外投資收益率rL*四者之間構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匯買賣價差。投資主體必須考慮利率差和外匯價差,以調整其資金投入方向及投資規模。這種交易成本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性的一個內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有四種方式可供選擇:
1借一單位本幣(美元),投資于外國,再賣出遠期外匯,最終得(1+rL*)。F/S美元,這時報酬率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資者作反向投資,此時報酬率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國而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4在外國借一定資金,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投資者對四種投資方式進行不同的效益比較,決定資金的投資方向。
以1和2的比較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步,假設銀行外匯買賣價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項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設投資者同時面臨四種利差和買賣價差構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別表示即期外匯和遠期外匯的買價(ask)和賣價(bid)。那么(1)式將轉換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對其進行變形移項,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據同樣方法對其他五種投資選擇進行比較,得出其余五種結果,分別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資者可以對上述六種投資結果進行比較,取出最優解,作出投資選擇,從而決定國際金融資金的流向和規模。而且兩種價差引起不同投資方式的效益差別大小直接影響著資金流動的波動及幅度,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別表示未來即期市場的外匯買價和賣價,以1.a式作為分析對象,并把它加上預期因素,列括號內容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資本流動正好相反。
所以說,不同國家的存貸利率以及外匯的買賣差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和規模,當兩者產生變動以及投資者對其變動的預期估計產生偏差時,就必然有大規模的不穩定性流動資金,當其波動幅度超過一個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監管能力時,就有可能醞釀成金融風險。
(三)投機行為分析
國際金融投機主體經常以各種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現,其資金具體表現為國際游資(HOTMONEY),投機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機手段,獲得正常投資收益以外的資本利益。當投機基金非常龐大,達到對特定的匯市形成和匯率趨勢基本控制的程度時,投機行為就會給金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導致一國金融市場風險的產生。
投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市場參與者在預測到經濟政策或諸如匯率和利率等經濟變量不能維持時,突然進行大幅度的資產重組,“投機性沖擊是在市場預測經濟政策不一致時所作出的理性反應”,“不一定要將投機性沖擊視為市場的反常行為,相反,它被看作是競爭性市場在預測到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后的典型反應”。投資者的大幅度資產重組還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種:第一,投資者為避免損失,在即期市場上賣出外匯;第二,投機者為獲取利潤,在遠期市場中賣出外匯的空頭頭寸。
在投機活動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下列因果關系:基本經濟因素的錯位程度、收支衡的頻率和嚴重性引起資本流量的增加,資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伴隨著資本流量的增長,外匯需求規模擴大,不穩定性出現增強,發生動蕩的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如果外匯具有作為一種理想資產的特征的話,那么,隨著外匯價格越來越大的波動,從中投機的機會也將增加,只要投機主體存在,就會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
投機活動量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三個效應:第一,投機活動量的上升直接導致外匯需求規模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金融動蕩增加;第二,投機活動量的增加造成匯率沒有穩定點或者基本走勢不能獨立于投機影響的狀態;第三,金融機構在外匯交易活動中的投機行為大大增加。與傳統銀行業務獲利性減少相聯系,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使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重點越來越傾向于貨幣投機,隨此重心的轉移,外匯市場的任何波動更有可能引起投機性的買進和賣出,使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加復雜化。
(四)市場因素
1.信息傳遞與預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約了市場主體對匯率、利率或其他金融變量的預期。勞倫斯·科普蘭認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聞”,市場主體對新聞作出預測性反應。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即期匯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匯率由前一時期的遠期匯率ft+1、目前到期的遠期合同在當時簽訂確定的風險報酬-ρ(t-1)和關于對基本因素的所有未來值(即“新聞”因素的影響)三個部分組成。“新聞”作為市場主體預期之外偶然出現的事情而導致的隨機誤差因素,包括內生影響因素,如利率、通貨膨脹等,也包括外生影響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蘭認為,基本變量中使人吃驚的成分能否解釋匯率波動的百分比,取決于我們觀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資料,也取決于我們選擇的貨幣和觀察到的其他因素。“新聞”事件對匯率的影響有一定范圍,“外匯市場對市場的反應不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是‘好’還是‘壞’,而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比預期是‘更好’還是‘更壞’,預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現在的市場匯率之中,匯率只對未預料的信息作出反應。”比如,當政府公布貨幣供給、貿易差額等統計數字之后,市場匯率的變化并不取決于這些數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決于這些統計數字與人們預期之間的差額,只有這種“新聞”才會影響匯率的變化。
其次,“新聞”信息的滯后是金融風險的一個內生因素。“滯后”是指新聞變量的發生日期和實際公布日期之間缺乏同步性,市場主體不能對其資產進行合理的組合調整,導致滯后摩擦成本。這一點決定于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投資主體對信息的反應靈敏度。
再次,信息約束還表現在市場的進入障礙。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奧德和威斯等認為:由于市場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資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他們以國內信貸市場為例加以證明。假設有A和B兩組投資者,其投資預期收益為Ra和Rb,由于A組的工作特點或銀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銀行看來,對A組進行貸款的預期收益Ea相對于Ra來說大打折扣。相反,銀行對B組熟悉,而且B組的工作穩當,風險較小,因而在銀行家眼中,對B組的貸款預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對于B組而言,A組投資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貸市場之外。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國際信貸市場中也存在、甚至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充分問題,嚴重影響了國際借貸資本的流向和規模,加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
2.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和交易約束
首先,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投資主體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遠期市場交易中,客戶必須交納一定的保證金,以保證遠期市場交易人履行承諾。這筆保證金將使交易人承擔機會成本,因為它不能被用來投資以取得收益。這種機會成本有礙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正如勞倫斯·科普蘭說:“國際貨幣市場均衡必須有充足的套利資金作為條件,換句話說,某個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資金以驅使相應的比率達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資產單一化使國際金融投資者無法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加上主觀預期,資產無法在國內金融工具之間進行轉移,這時只有大規模地逃離本國市場,從而誘發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越不足,金融資產轉換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只有匯率預測貶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資產的轉換成本,一旦在流動性不足的市場上售出大量金融資產,就會因供求關系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從而使國際金融市場嚴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外國投資者大約擁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失去信心,就出現了因流動性不足而找不到買主的現象,需要進行金融資產轉換的投資者面臨嚴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預期變得更壞。
3.金融市場壟斷的存在有害于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
金融市場的壟斷者往往擁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資金以及高明的投資或投機技術,操縱市場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在當前的國際外匯市場中,集中與壟斷現象相當明顯。根據英格蘭銀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調查,在倫敦外匯交易市場上,銀行間的交易集中在少數大銀行之間,前20家銀行控制了整個倫敦匯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場主體的集中與壟斷,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勢必增加匯市的波動,醞釀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加入WTO,金融國際化是必然的選擇,但是完全開放一國的資本市場要有一個過程,這里是指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國金融市場在交易制度和監管體制上還不完善,市場信息傳遞不暢、金融工具短缺,投機操縱行為等非法現象還比較嚴重,在此情況下,對幾萬億美元的巨額國際游資“開綠燈”,無異于“引狼入室”。東南亞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教訓,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國內資本市場,加上金融市場管理混亂,為投機者提供了大量的條件和機會。世界銀行經濟顧問穆斯地塔法·納布利說得好:“一個國家應該尋求國內金融體系及資本帳戶的自由化,但進行這些改革的時機選擇和次序安排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和風險是關鍵。”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機制,是在不考慮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等制約因素的情況下,具有相同特征的證券或資產不存在從國際流動中獲利的機會的一種市場穩定性,這時,國際金融市場處于一種靜止平衡的狀態。其形成條件分析如下:
以S表示直接標價法下的即期匯率,F表示遠期匯率,以r、r*分別表示本國貨幣利率與外國貨幣利率(投資收益率)。假設從國內籌措的資金為一單位本國貨幣,從外匯市場上拋出得1/S外國資產,再把1/S外國資產投資于一長期投資項目,一年后可得(1+r*).1/S外幣資產,再到外匯市場上兌換本幣,可得(1+r*).F/S本質幣資產。同樣道理,投資者也可以從國外籌措資金,投資于本國資產,最終可得(1+r).F/S單位外幣,兩種投資操作方式正好相反。資本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流動方向取決于兩種投資方式的最后收益率與投資成本的比較。以第一種方式為例說明,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
如果(1+r*).F/S<(1+r),即期資本流入,遠期資本流出。
如果(1+r*).F/S>(1+r),投資于本國資產與抵補后的外國資產收益率相等,市場處于均衡狀態。
如果以f表示遠期貼水或升水,即f=(F-S)/S,即F/S=1+f,代入以上三式,經過轉換,得出r+r*f=(F-S)/S。其含義與上三式相同。
從上述分析可知,只要投資的最終收益與資本不一致時,國際金融市場就失去均衡,資本流動就會產生。事實上,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和規模是變化莫測的,如果一國的經濟基礎、金融監管手段或金融市場建設等不相適應,就有可能釀成金融風險,并有可能傳染、擴大成國際金融風險。那么,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并釀成風險的呢?下文將從國際金融市場其本身的內生變量進行分析。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與金融風險
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主要由國際金融投資者主觀預期、投資交易成本、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和一個國家本身的金融市場狀況等因素引起,這些因素的變化內在地使國際金融市場失去均衡,導致國際金融資本流動變化無常,如果資本流出流入國家沒有防范能力,就極易產生金融風險。下面是具體分析。
(一)主觀預期機制
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一般由外匯交易商和金融投資者充當主體。無論是套利保值還是投機,都是以匯率和利率的預期為基礎。“外匯交易商制訂買賣外匯的決策奠基于他們的匯率預期,而匯率預期又取決于他們對匯率趨勢相關的政治、經濟的掌握。”各交易商和投資者對未來匯率或利率的預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對匯率和利率預期的差異直接導致國際資本流動的大幅波動。
按現代經濟學的觀點,預期均衡是指合理預期和預測。即是對所有現在可得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所作出的預期和預測。只要市場參與者都能根據自己現在所能得到的、與變量的未來發展趨勢有關的信息來進行預測,那么最終結果必然是與從市場角度得到的信息相一致,達到預期均衡。所以,只要投資者或投機商發現市場的實際情況與他們的合理預期有差異,他們就會改變其定價策略,利用市場差價獲利。各投資者主觀預期的差異可以內生地擴大或縮小資本流動的波動性。
主觀預期對國際金融非均衡性的內生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分析。
1.通過對匯率的主觀預期產生預期差異,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是金融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內生因素
我們知道,“價格大幅度的急劇變化和持續易變性是證券化票據市場的特點,由可以覺察到的有關風險與利潤的變化來驅動投資也是市場的特點。”“當進行匯率是否呈無偏性波動實驗時,有效的匯率預測者能更容易地解釋遠期匯率的情況,同時,也能更容易地判斷呈什么趨勢變動及其左右因素”。在國際貨幣市場中,投資者的未來收益決定于兩國資產之間的有效收益與成本差,而“外國資產的有效收益等于外幣利率加上匯率的預期變化”。如果把遠期匯率F加上預期因素,就是預期未來即期匯率,可以表述為Et+1,那么升水率f=(Et+1-S)/S。對r-r*f=(F-S)/S式兩邊同時減去匯率的預期變化(Et+1-S)/S,得:
r-r*-(Et+1-S)/S[(F-S)/S]-[(Et+1-S)/S]=(F-Et+1)/S……A式
由A式可以看出,投資者必須承擔的風險升水或貼水(F-Et+1)/S,即國內外兩種資產的收益差取決于遠期匯率F與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遠期匯率成為未來即期匯率的有偏預測指標。假設即期匯率不是按隨機走動方向式運動,那么即期匯率St可以表述為:
St=αSt-1+βSt-2+γZt+δZt-1+U。……B式(Z是某種其他變量,如貨幣存量,α、β、γ、δ是參數,U。是預測隨機誤差)
因為S和Z的過去值在t-1期都是已知的,所以下一個時期的合理預期遠期匯率也根據過去的S和Z值來推測,可以用Et+1St來表示:
Et-1St=αSt-1+βSt-2+γEt-1Zt-1)+δZt-1……C式
現將B式減C式,得到:
St-Et-1St=γ(Zt-Et-1Zt-1)+U。……D式
由此看出,如果風險中立,則D式左邊表示:在t-1期簽訂一個按合理預期遠期匯率(即Et-1St)買進外幣的遠期合同,然后在t期以St交割,并將該外幣即期賣出所得到的收益。這種預期投資收益的大小由預期匯率Et-1St決定。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也正是這個由預期遠期匯率決定的投資收益決定國際資本的流向和規模,當不同投資者在同一時期的預期大致相同時,這時大量國際資本就將同時流入或流出一國金融市場,增加該國金融市場的動蕩性。
2.對利率的預期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均衡
按利率平價理論,利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決定因素。“相對的利率在影響金融分配別重要,促使資金從利潤率低的地區或部門流向利潤率高的地區或部門。”按照歐文·費雪提出的費雪方程式r=I+π,名義利率等于實際利率I與預期通貨膨脹率π之和。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可以將其分解為本國和外國兩個方程式,分別為r=I+π和r*=I*+π*。
如果國際上的實際利率相同,即r=r*,那么,名義利率r和r*僅因預期的通貨膨脹而有所不同,所以得r-r*=π-π*,與A式合并,得:π-π*-(Et+1-S)/S(F-Et+1)/S……E式
所以,國內外金融資產的收益率差(F-Et+1)/S由預期的通貨膨脹率π-π*、預期未來即期匯率Et+1和即期匯率S共同決定。這種收益率差影響著國際金融市場的有效運行,其波動性成為國際金融風險的一個助長因素。
現實中,當利率和遠期匯率有相同的到期期限時,兩國利率的差距等于遠期升水或貼水。遠期匯率經常被看成是未來即期匯率的市場預測,利率差也大約等于即期匯率的預期變化。因為,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時,預期高利率貨幣會對低利率貨幣貶值。由于各地的有效收益會趨于一致,因此,一國利率高于他國利率的唯一辦法就是預期高利率貨幣貶值,有效收益率r+(F-S)/S要低于觀察到的利率r,因為預期貨幣貶值,即F
另外,主觀預期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但是不是短期、直接的決定因素,而具有長期性。本文不作具體論述。
(二)交易成本機制分析
在國際金融市場中,投資的交易成本是買賣價差。買賣價差由二部分構成:第一是國內借款利率rB,國內投資收益率rL,國外借款利率rB*,國外投資收益率rL*四者之間構成的利率差。第二是外匯買賣價差。投資主體必須考慮利率差和外匯價差,以調整其資金投入方向及投資規模。這種交易成本是國際金融市場非均衡性的一個內生因素。
在rB≠rL≠rB*≠rL*的前提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投資有四種方式可供選擇:
1借一單位本幣(美元),投資于外國,再賣出遠期外匯,最終得(1+rL*)。F/S美元,這時報酬率為F/S(1+rL*)-(1+rB),即[(1+rL*)、F-S(1+rB)]/S
2投資者作反向投資,此時報酬率為S(1+rL)-(1+rB*).F/S
3借款于本國而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4在外國借一定資金,投資于外國,報酬率為rL*-rB*
投資者對四種投資方式進行不同的效益比較,決定資金的投資方向。
以1和2的比較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步,假設銀行外匯買賣價差相同。
有[(1+rL*).F-S(1+rB*)]/SS(1+rL)-(1+RB*).F/S
移項得:[(F-S)/S][(1+rL*)+(1+rB*)][(rL+rB)-(rL*+rB*)]……(1)
第二步,假設投資者同時面臨四種利差和買賣價差構成的交易成本。以Sa、Fa、Sb、Fb分別表示即期外匯和遠期外匯的買價(ask)和賣價(bid)。那么(1)式將轉換為:[Fb-Sa/Sa][(1+rL*)+(1+rB*)/(1+τ)](rL+rB)-(rL*+rB*)/(1+τ),其中τ=(Sa-Sb)/Sb
對其進行變形移項,得:FbSa[(1+rL)+(1+rB)]/[(1+rL*)+(1+rB*)/(1+τ)]……1.a
根據同樣方法對其他五種投資選擇進行比較,得出其余五種結果,分別是:
FbSa[(1+rL)/(1+rL*)]……2.a
FbSa[(1+rL)+(1+rB*)-(1+rL*)]/(1+rB*)……3.a
FbSb[(1+rB)/(1+rB*)]……4.a
FbSa[(1+rB)+(1+rL*)-(1+rB*)]/(1+rL*)……5.a
FbSb[(rL-rB)/(rL*-RB*)]……6.a
投資者可以對上述六種投資結果進行比較,取出最優解,作出投資選擇,從而決定國際金融資金的流向和規模。而且兩種價差引起不同投資方式的效益差別大小直接影響著資金流動的波動及幅度,導致國際金融市場的非均衡。
以S+a,S+b分別表示未來即期市場的外匯買價和賣價,以1.a式作為分析對象,并把它加上預期因素,列括號內容為M。如果S+b>Sa.M,或者S+b>Fa.M,即期資本流出,遠期資本流入。如果S+a>Sb.M或者S+aFb.M,資本流動正好相反。
所以說,不同國家的存貸利率以及外匯的買賣差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和規模,當兩者產生變動以及投資者對其變動的預期估計產生偏差時,就必然有大規模的不穩定性流動資金,當其波動幅度超過一個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和監管能力時,就有可能醞釀成金融風險。
(三)投機行為分析
國際金融投機主體經常以各種基金的合法身份出現,其資金具體表現為國際游資(HOTMONEY),投機行為的主要目的是利用非正常的投機手段,獲得正常投資收益以外的資本利益。當投機基金非常龐大,達到對特定的匯市形成和匯率趨勢基本控制的程度時,投機行為就會給金融市場產生直接沖擊,導致一國金融市場風險的產生。
投機行為的基本特征是,市場參與者在預測到經濟政策或諸如匯率和利率等經濟變量不能維持時,突然進行大幅度的資產重組,“投機性沖擊是在市場預測經濟政策不一致時所作出的理性反應”,“不一定要將投機性沖擊視為市場的反常行為,相反,它被看作是競爭性市場在預測到經濟政策的不連續性后的典型反應”。投資者的大幅度資產重組還有其他原因,典型的有二種:第一,投資者為避免損失,在即期市場上賣出外匯;第二,投機者為獲取利潤,在遠期市場中賣出外匯的空頭頭寸。
在投機活動的形成過程中,存在下列因果關系:基本經濟因素的錯位程度、收支衡的頻率和嚴重性引起資本流量的增加,資本流量的增中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伴隨著資本流量的增長,外匯需求規模擴大,不穩定性出現增強,發生動蕩的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增加。如果外匯具有作為一種理想資產的特征的話,那么,隨著外匯價格越來越大的波動,從中投機的機會也將增加,只要投機主體存在,就會引起投機活動量的增加。
投機活動量對國際金融市場產生三個效應:第一,投機活動量的上升直接導致外匯需求規模和不穩定性的上升,金融動蕩增加;第二,投機活動量的增加造成匯率沒有穩定點或者基本走勢不能獨立于投機影響的狀態;第三,金融機構在外匯交易活動中的投機行為大大增加。與傳統銀行業務獲利性減少相聯系,投機活動量的增加使金融機構的外匯業務重點越來越傾向于貨幣投機,隨此重心的轉移,外匯市場的任何波動更有可能引起投機性的買進和賣出,使金融市場的波動更加復雜化。
(四)市場因素
1.信息傳遞與預期因素
首先,信息制約了市場主體對匯率、利率或其他金融變量的預期。勞倫斯·科普蘭認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特殊信息,即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新聞”,市場主體對新聞作出預測性反應。如果市場是有效的,那么,即期匯率St=-ρ(t-1)+ft+1+η(1+ε)-1.Σβk.(EtZt+k-Et-1Zt+k),(0<ρ<1,ε>0)。
由此可以看出,即期匯率由前一時期的遠期匯率ft+1、目前到期的遠期合同在當時簽訂確定的風險報酬-ρ(t-1)和關于對基本因素的所有未來值(即“新聞”因素的影響)三個部分組成。“新聞”作為市場主體預期之外偶然出現的事情而導致的隨機誤差因素,包括內生影響因素,如利率、通貨膨脹等,也包括外生影響因素如政府宣告、地震等偶然因素。科普蘭認為,基本變量中使人吃驚的成分能否解釋匯率波動的百分比,取決于我們觀察到的每周、每月或者季度資料,也取決于我們選擇的貨幣和觀察到的其他因素。“新聞”事件對匯率的影響有一定范圍,“外匯市場對市場的反應不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是‘好’還是‘壞’,而是取決于這些信息比預期是‘更好’還是‘更壞’,預期到的信息已包括在現在的市場匯率之中,匯率只對未預料的信息作出反應。”比如,當政府公布貨幣供給、貿易差額等統計數字之后,市場匯率的變化并不取決于這些數字本身的大小,而是取決于這些統計數字與人們預期之間的差額,只有這種“新聞”才會影響匯率的變化。
其次,“新聞”信息的滯后是金融風險的一個內生因素。“滯后”是指新聞變量的發生日期和實際公布日期之間缺乏同步性,市場主體不能對其資產進行合理的組合調整,導致滯后摩擦成本。這一點決定于國際金融市場中的投資主體對信息的反應靈敏度。
再次,信息約束還表現在市場的進入障礙。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奧德和威斯等認為:由于市場上信息不完全,有一部分投資者有可能被排除在金融市場之外。他們以國內信貸市場為例加以證明。假設有A和B兩組投資者,其投資預期收益為Ra和Rb,由于A組的工作特點或銀行掌握信息不完全,在銀行看來,對A組進行貸款的預期收益Ea相對于Ra來說大打折扣。相反,銀行對B組熟悉,而且B組的工作穩當,風險較小,因而在銀行家眼中,對B組的貸款預期收益Eb有可能高于Rb。相對于B組而言,A組投資者可能被排除在借貸市場之外。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在占重大比例的國際信貸市場中也存在、甚至更為嚴重的信息不充分問題,嚴重影響了國際借貸資本的流向和規模,加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平衡性,容易引起國際金融市場的波動。
2.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和交易約束
首先,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投資主體的非完全自由交易。例如,在遠期市場交易中,客戶必須交納一定的保證金,以保證遠期市場交易人履行承諾。這筆保證金將使交易人承擔機會成本,因為它不能被用來投資以取得收益。這種機會成本有礙于國際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正如勞倫斯·科普蘭說:“國際貨幣市場均衡必須有充足的套利資金作為條件,換句話說,某個或更多的套利者可以利用自由資金以驅使相應的比率達到均衡”。
其次,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不足表現為金融工具的短缺。金融資產單一化使國際金融投資者無法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一旦遇到風吹草動,加上主觀預期,資產無法在國內金融工具之間進行轉移,這時只有大規模地逃離本國市場,從而誘發金融風險。
金融市場的流動性越不足,金融資產轉換的成本就越高。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只有匯率預測貶值的幅度更大才能抵消金融資產的轉換成本,一旦在流動性不足的市場上售出大量金融資產,就會因供求關系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從而使國際金融市場嚴重失衡。例如1994年的印度尼西亞,外國投資者大約擁有上市股票的30%,占有交易量的70%以上,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失去信心,就出現了因流動性不足而找不到買主的現象,需要進行金融資產轉換的投資者面臨嚴重的“租金”分割,使其預期變得更壞。
3.金融市場壟斷的存在有害于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
金融市場的壟斷者往往擁有更充裕的信息和資金以及高明的投資或投機技術,操縱市場價格,獲取壟斷利潤。在當前的國際外匯市場中,集中與壟斷現象相當明顯。根據英格蘭銀行1995年10月的一份調查,在倫敦外匯交易市場上,銀行間的交易集中在少數大銀行之間,前20家銀行控制了整個倫敦匯市交易量的68%。金融市場主體的集中與壟斷,人為操縱市場的行為,勢必增加匯市的波動,醞釀金融市場的風險。
三、結論
根據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加入WTO,金融國際化是必然的選擇,但是完全開放一國的資本市場要有一個過程,這里是指國際收支的資本項目實行自由化。原因在于我國金融市場在交易制度和監管體制上還不完善,市場信息傳遞不暢、金融工具短缺,投機操縱行為等非法現象還比較嚴重,在此情況下,對幾萬億美元的巨額國際游資“開綠燈”,無異于“引狼入室”。東南亞國家為我們提供了教訓,在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過早地開放了國內資本市場,加上金融市場管理混亂,為投機者提供了大量的條件和機會。世界銀行經濟顧問穆斯地塔法·納布利說得好:“一個國家應該尋求國內金融體系及資本帳戶的自由化,但進行這些改革的時機選擇和次序安排對于最大限度地減少危機和風險是關鍵。”
論文摘要：國際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極其復雜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結果、狀況直接涉及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影響一國內外均衡。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中，各國均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金融市場由管制到開放的過程。許多國家實踐表明資本市場過早開放使得國內經濟潛在和積家的矛質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時徹底地爆發出來，釀成經濟危機。在實施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指導思想下，我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中，實際上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開放路徑:設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領城、規模—逐步增強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場性—逐步實現涉外金融交易向國際金融市場交易轉變。
一、涉外金融交易的界定
構成金融交易的基礎要素有三個:籌資人、投資人、交易貨幣。一般意義上，一國金融市場(完全)對外開放與一國建立(與國際接軌)國際金融市場在概念上具有等價意義。當一國金融市場未完全開放時，客觀地存在“涉外金融交易”概念，涉外金融交易既與國內金融交易不同，也與國際金融交易不同。
關于什么是國際金融交易，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可被稱為“市場論”，其劃分標準是資金是否跨境流動;另一種觀點可被稱為“要素論”，劃分標準是金融交易活動中是否存在“涉外因素”。而“市場論”認為國際金融交易是在國際金融市場上進行。可以下圖表示。
在上圖中，①屬于國內金融交易，②③④屬于國際金融交易。“涉外因素論”認為，將構成金融交易的基礎要素:籌資人、投資人、貨幣進行組合，可產生以下幾個不同的結果:
1.投資人以其本國貨幣貸款給其本國居民;
2.投資人以外國貨幣貸款給其本國居民;
3.投資人以其本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4.投資人以外國貨幣(第三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5.投資人以外國貨幣(籌資人國貨幣)貸款給非本國居民;
第1種情況是100%的國內金融交易，但若擔保人為境外機構，或資金被用于國際貿易，這種交易可能被認為是國際金融交易。
第3、4、5種情況，無論按“市場論”或“要素論”的標準，都是國際金融交易。
第2種情況，按“市場論”應為國內金融交易，按“要素論”應為國際金融交易。在我國現行規章制度管理下，這類交易被稱為“涉外金融交易”中的“外匯貸款，’(外匯貸款屬于“涉外貸款”，涉外貸款包括:外匯貸款、對外商投資企業貸款、外貿貸款)。
此外，還有人從國際收支統計口徑出發，以交易結果是否引起國際收支變動乃至是否影響一國外債而判斷是屬國內金融交易或屬國際金融交易。筆者認為，應該將涉外金融交易分為廣義和狹義兩類。
在上述五種組合中，除第1種以外，其余四類都應界定為廣義的涉外金融交易(廣義的金融交易包含國際金融交易);界定狹義的涉外金融交易標準應是金融交易是否存在國家金融管制。在2、3、4、5種組合列中凡以市場機制為主要調節機制的金融交易應定義為國際金融交易;凡以國家金融管制為主要調節機制的金融交易應定義為涉外金融交易。
金融交易中的國際金融交易和涉外金融交易是極其復雜的金融交易，其交易結果、狀況直接涉及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深層次地影響一國內外均衡。因此，在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型中，各國均經歷過或正在經歷著金融市場由管制到開放的過程。
二、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路徑
如果將金融市場“對外完全開放”和“對外完全不開放”作為一數軸的兩端，在“完全不開放”端點附近，居民與非居民之間的金融交易大部分屬于涉外金融交易，相應的金融交易處于國家較嚴格的金融管制之中;當向另一端移動時，意味著出現了國際金融交易與涉外金融交易的替代，國家金融管制趨于放松。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開放都是必需面對的重大間題。對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來說，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導致的金融經濟體系的波動成為一個共同面臨的問題。墨西哥于1993年實行資本項目自由兌換，1994年徹底開放資本市場，允許51家外國銀行、證券、保險和其他金融機構進人。
資本市場的過早開放使得國內經濟中潛在和積累的矛盾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時徹底地爆發出來，釀成1994年12月的經濟危機。韓國的情形與此類似，1996年為了加人oECD，被迫接受金融自由化要求，接受允許企業自由借款的條款。一年之后的1997年，韓國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卷人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作為延遲推進資本市場開放的另一類范例，同樣值得關注。日本1964年承擔IMF第8條款開放經常賬戶義務，1984年對《外匯及其外貿管理法》進行修改，放松了對資本項目的管制，這一過程用了20年時間。并且至今依然保留著許多限制外資進人，以及對國內金融機構進行保護的措施。對于金融市場的過度保護，使得金融體系始終缺乏足夠的競爭力，這可能是導致日本經濟近年來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之一。
綜觀各國金融市場開放的過程，都存在著如何防范金融風險的問題。因為防范金融風險是金融監管的基本目標。這樣在一國金融開放的過程中存在著雙重目標統籌協調問題:實現金融開放和防范金融風險。為此，存在兩種不同的做法:一是強化管制，通過限制金融機構的經營業務范圍、控制金融產品的價格來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這是許多發展中國家通常采取的做法。這種做法會導致金融業競爭力低下，實質上是以犧牲金融市場的發展為代價。并且由于強化金融管制產生了金融風險的積累，當金融市場開放后，往往長期聚集起來的金融風險在出現導火索時驟然爆發了。另一種做法是:放松管制，通過強化金融市場競爭，促進金融市場的發育與金融業的發展。這種方式大體可分為兩種:休克式和漸進式。前一種方式往往導致一國出現若干年國民經濟的衰退，社會和政治領域經歷較長的動蕩和混亂，社會發展在歷史的軌道上轉向。后一方式現在得到較廣泛的認可，認為在這種方式下，在金融管制逐步放松的過程中，由于金融風險會不斷暴露和釋放出來，在應對風險的過程中，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能力和監管機構的風險監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從而有利于金融安全。當然，這種方式由于金融市場開放歷時較長，可能使金融領域的不確定性增加。如果在這一過程中對國內機構保護過多，會使金融體系缺乏競爭力，日本就是例證。因此，在金融市場開放過程中，必須把握住放松金融管制的順序、路徑和節奏。
以往，我國金融監管較多地傾向于不斷強化管制，金融市場沒有得到應有的發育，金融機構的競爭力相對較弱。但是在實施漸進式改革和開放的指導思想下，我國在金融市場開放中，實際上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開放路徑:設立涉外金融交易—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的領域、規模—逐步增強涉外金融交易的市場性。這實際上是使涉外金融交易成為金融市場逐步開放的一個操作平臺(盡管在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這一路徑是在為了解決當時宏觀經濟所面臨的問題而形成的)。根據中國的承諾，加人WTO后，我國金融市場將大幅度對外開放。在開放的過程中，外資金融機構將利用其雄厚的資金實力、靈活的經營手段和先進的管理水平，與國內金融機構展開競爭。外部的金融市場動蕩將如何影響我國金融運行的安全和穩定，取決于國內金融機構能否抵御激烈的外部競爭和外來沖擊。又由于任何金融開放都是一種制度變遷，而制度變遷存在著路徑依賴，因此，總結分析以往的金融開放路徑，探討如何為今后的金融開放構建更加合理、有效的操作平臺，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外匯體制改革:從涉外金融交易向國際金融交易轉變的制度演進案例分析
中國自1978年一2002年，進出口貿易增長了1748.73%。外匯體制改革是過去這20年推動中國出口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嚴格按照中央計劃部門制定的進出口計劃經營。國家計劃委員會制訂計劃時，首先開列一份必須進口的物品清單，然后根據所需款額，找出國內能夠出口以換取這筆外匯的物資。由于當時匯率對外貿水平和進出口貨種的影響甚微，當局遂參照旅游業、華僑匯款等少數非貿易性活動可能受到的影響以制訂匯率。主要根據中國一籃子消費品與世界各大城市的相對價格而做出。由于中國不少消費品定價偏低，因而大大高估了人民幣。
1998年，中國決定開放經濟、拓展外貿。隨著外貿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和企業，匯率由原來制訂外貿計劃時的會計手段，變成推動進出口決策的重要信號。最初出臺的措施，主要是為了抵消匯率偏高而對出口的抑制。其后，為進一步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國家對匯率制度進行了多項改革:
第一，逐步下調官方匯率，以抵消出口成本上漲的影響。
第二，實施外匯留成制度，允許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保留部分外匯收人，以滿足自身進口需要。
第三，開放外匯調劑中心，讓出口企業可把外匯留成以較為有利的匯率折換成人民幣。在隨后的十多年中，國家以貶值為基本措施，來刺激對外貿易的發展。第一次貶值是1981年1月，以2.8元人民幣對1美元為內部結算價(創匯成本)。制訂內部結算價時，管理當局以賺取1美元外匯的平均成本為基數，在此水平上追加10%的“利潤”率。這次貶值是中國外匯政策的一個轉折點:主要根據創匯成本，而非國內消費品相對于海外的價格而制訂匯率水平。1983年到1993年期間，由于創匯成本在這期間內不斷上漲，當局不斷下調匯率，使出口較為有利可圖。這期間，人民幣先后六次貶值，幅度由9.6%到44.9%不等，官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由2.8:1調到5.32:1。19叫年1月1日匯率并軌，官方匯率更一舉下調到8.7:l水平。當年，出口、旅游和外來直接投資增幅分別高達31.9%、56.4%和22.7%。外匯儲備在1994年和1995年分別增長114.5%和42.6%，1998年5月達到1409億美元。由于外匯供應增加，官方匯率逐步輕微上調。1998年4月后，官方匯率大約處于8.28元人民幣對1美元的水平。貶值基本上是在市場“倒逼”下實施的，因此，貶值在一定角度上可看成是對管制的放松。
出口企業自1978年起獲準留成外匯。其后，留成的比例顯著提高。1979年規定，地方政府的出口如果超越前一年的水平，獲準留成超出部分的40%。1985年，獲準的外匯留成已不少于出口總額的25%。1991年，留成更可高達出口總額的30%，但中央政府保留權利，必要時得以調劑價收購企業30%的外匯收人(1994年統一匯價后，留成制度便被撤銷)。留成制度實施后不久，出口企業和地方政府獲準將外匯配額轉售給需要外匯作進口用的單位。這一來，企業與企業也就能夠在市場上兌換外匯。持有配額的單位由于能更好地利用其外匯留成，拓展出口的積極性更高。除了用來進口產品設備，出口單位還可以以高于官方的匯率換取留成的利潤。留成制度擴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規模，引人了市場機制。如同留成制度，外匯調劑市場事實上也逐步加大了涉外金融交易規模;逐步加人和加大市場的機制。
1950年，中國銀行廣東分行率先開辦外匯調劑服務。有關業務迅即擴至內地12個大城市。早期的交易價是3.08元人民幣對l美元。1985年，深圳設立第一家官方的外匯調劑中心。翌年，上海和北京跟進。再一年后，同類中心擴大至天津。在1985年到1987年，外匯調劑中心只對中外合資企業提供服務，國內企業不得參與。1987年，國內的輕工業公司、工藝品公司和服裝業也獲準在調節市場上出售留成。1988年4月，所有國內企業都獲準在調劑中心上出售留成。外匯管制放寬后，外匯中心的數目和交易量都有所增加。1992年12月底，全國有100多家調劑中心，交易額達到250億美元。在1994年的改革中，全國性的銀行同業外匯市場取代了調劑中心，并實施外匯結售制度。出口企業所有外匯收人按規定一律須出售給指定的銀行。對進口企業而言，企業只要向當局授權的銀行出示進口合同和境外金融機構簽發的付款通知，即可換取外匯。
以上措施，從一個角度看，實際上起到了逐步放松對涉外金融交易的嚴厲管制。1994年以來，最根本的變革也許是撤銷調劑市場，在國內設立統一的全國性銀行同業外匯市場。
在新制度下，國家通過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和外經貿部實施的行政控制來維持匯率的穩定性和經常賬差額，而非借著對經常賬的來往實施外匯管制。在新的制度下，匯率不僅影響進出口，還通過各種市場和機制間的聯系，對經濟造成廣泛的影響。因此，制訂匯率不再只是貿易和經常賬的問題，必須同時考慮到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各種不同利益團體的平衡、貨幣及財政政策等廣泛的問題。由于中國對內和對外經濟部門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制訂匯率時，也就不能只是為了促進出口。事實上，經過1994年的改革，中國基本上不再以創匯成本來制訂人民幣匯率。從1994年到1997年，中國的一般物價水平漲幅約50%，創匯成本也顯著上升，但由于外匯供應增長，人民幣匯率反而輕微上揚。人民幣升值，加上出口成本上升，降低了出口的盈利性。隨著市場機制作用的加大，中國經濟對內和對外部門之間的聯系加強，匯率的影響擴散到外貿以外的部門。中國利用匯率政策以促進出口的自由度因而有所下降。1996年以后，出口增長幅度一波三折，19%年出口只增長了1.5%，1997年出口上升20.9%，1998年，出口升幅較1997年大幅回落，1999年抬升，2000年大幅上升，2001年又大幅回落。雖然出口部門力促人民幣貶值，中國人民銀行為了實現國民經濟內外均衡，仍然保持匯率穩定。2002年初，國家進一步改革、完善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外匯市場交易制度，提高外匯指定銀行周轉金額度，降低進口企業設立外匯賬戶門檻;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出口企業售匯自主意愿。前不久，金融管理當局又批準四大國有銀行開展外匯衍生金融工具交易。至此，在經常賬戶項下，人民幣與外匯間的兌換(交易)，在市場機制對管制的替代過程中，不斷向市場化方向演變，現在離進出口企業完全意愿結售匯越來越近。
筆者認為經常項下外匯市場的開放，客觀地看，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是比較成功的。資本市場的開放應遵循著這一基本思路:在逐步加大涉外金融交易規模和逐步放松對涉外金融交易的管制中，逐步開放資本市場。
參考資料
關鍵詞：金融市場；經濟風險；防范措施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with the working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with the financial market risk mainly carries on the simple analysis, and proposed the related preventive measur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Key words: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中圖分類號：F830.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2095-2104（2012）05-0020-02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經濟的騰飛一方面促進了國際間商品經濟的融合和提高，另一方面更繁榮了國際間的金融市場的發展。金融作為一項對國家實體經濟具有直接影響力的關鍵因素，其在資源配置、經濟發展方向、貨幣兌換等方面都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特別是在現階段金融資本的集中度日趨加大的今天，使金融逐步打破了實體經濟的束縛而成為一項獨立的經濟產品，廣泛的涵蓋于各個經濟發展環節中，為促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應注意到金融行業其本身所具有的風險性也隨之而逐步的加重，一旦發生嚴重的金融風險，勢必將會迅速的擴散到各國經濟環節的方方面面，為實體經濟帶來嚴重的沖擊，嚴重干擾國家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
一、現階段金融經濟風險之金融會計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1．會計核算風險。會計核算環節是整體金融經濟環節中的一項關鍵點，一旦在會計核算中楚翔一定的失誤，就會影響到整體財務經濟的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風險的發生。例如，會計在進行現金業務處理的時候沒有嚴格的按照相應的操作規范來進行，從而導致短款，以及會計信息失真，銀行利潤不實等。
2．會計監督風險。當前我國對于金融會計沒有完善的監督和管理機制，相關規范的缺乏使得金融會計的監督力度遠遠不夠。很多金融機構的會計只是負責記賬，對于會計的監督也僅僅停留在事后監督的基礎之上，導致違規甚至是違法的情況時有發生。
3．會計人員風險。這主要是由于會計人員自身沒有樹立高度的責任意識，在工作的過程當中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從而導致在操作的過程當中出現各種失誤。或者是由于會計自身專業素質低下而在工作中出現各種錯誤導致的相應的風險。
二、著力構建全面有效的金融會計風險監督保障系統
由于金融會計對于金融風險具有直接的關系，這就需要做好其相應的監督和管理工作。打破傳統的金融會計監督和管理工作中的事后監督，更多的注重事前和事中的監督。事前監督就市制定相應的金融風險預警體系，確定相應的指標，做好相應的防范工作，盡可能的減少會計風險的發生。事中監督則是對銀行經營的情況進行監督。銀行應該將相應的金融風險控制指標具體落實到相關的部門，強化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及時的對相應的風險進行處理。對于各個環節的原始的單據進行嚴格的控制，從而有效的防治金融風險的發生。
三、金融創新的經營風險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的繁榮，人們對于金融產品的需求日益朝著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大量的金融產品被推向市場，滿足人們對相應產品的需求。這樣在繁榮了金融市場的通視也使得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1．信用風險。由于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金融機構為了能夠最大限度的吸引客戶，獲得利益，而不斷地推出新的業務，這些業務對于客戶的信用度的要求在不斷地降低，這就使得銀行面臨著極大的信用風險。
2．利率風險。金融機構通過不斷地金融創新在吸引大量的客戶的同時也使得自身的負債結構產生了較大的變化，造成利率對于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在不斷地增大，這就使得金融機構隨著利率的波動而受到較大的風險。
3．匯率風險。由于當前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各國匯率波動的風險也日益增大。金融機構業務領域的拓展將使其更直接、更深入地融人國際金融市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果在國際業務的操作中只注重市場的拓展，被純數量上的業績所吸引，缺乏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有可能導致資本損失。
4．資產風險。商業銀行經營應遵循謹慎性原則，尤其在快速發展時期。在競爭的壓力下，金融創新有可能成為放松資產投放條件的借口，在目前傳統貸款授權管理越來越規范的情況下，承兌、貼現、保證、信用證、委托、貸款出售、銀證銀保銀企合作等表外業務和中間業務迅速發展，成為各商業銀行業務創新首選，導致銀行業務交叉加劇、業務功能綜合化、同質化。
四、繼續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在改革中化解風險
一是進一步簡化貸款利率的管理檔次和種類，擴大金融機構貸款利率定價權；二是研究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有效形式，存款利率市場化是整個利率市場化的攻堅問題，是金融機構運用價格手段主動開展資產負債管理的前提條件，要加快研究協議存款的標準化和流動性問題，放寬起存金額限制，推進存款利率市場化。三是調整利率結構和水平，理順利率關系，改革計結息方式，逐步向國際慣例靠攏。四是加快完善金融市場。建立完善的、高效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是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基礎。我國目前金融市場各子市場發育不平衡且相互割裂，導致利率功能扭曲，生成的市場利率缺乏代表性，急需做一些鏈接，把各個市場分割的利率連通成一個整體，這樣利率信號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五是大力研究推出利率衍生產品，在利率互換等利率風險管理工具試點的基礎上，建立健全利率互換市場，放寬市場準入，讓承擔利率風險的市場主體都有適合的手段和方式來管理風險，增強市場主體的風險控制能力。
五、營造誠信環境，提高會計人員綜合素質
提高金融機構負責人的誠信意識和法律意識。通過道德約束、制度約束及法律約束的有機結合，營造良好的誠信環境，使金融企業的負責人樹立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觀念，充分發揮誠信示范作用。加大培訓力度，提高會計人員的綜合素質。一是提高政治素質。金融會計人員應具有敏銳的政治頭腦、新銳的思想觀念、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職業道德。二是提高文化素質。利用薪酬激勵、素質考核等手段，鼓勵會計人員努力提升自己的學歷層次，重視知識復合。三是提高業務素質。要求會計人員應具有一定的會計專業基礎理論知識、會計管理水平和會計組織能力。
六、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風險提供財力保障
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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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國際化理念；最大收益者
近些年，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使得人們對于企業電子商務創造價值的過程產生了高度的關注。探求電子商務通過互聯網創造價值的過程開始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中心問題。對這一機制的探究對于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交易中結算貨幣的選擇
國際經濟往來需要貨幣作為媒介，這種媒介一方面為國際經濟提供流動性，另一方面要保持價值的穩定。從流動性來說，充當國際貨幣的數量必須與國際經濟的規模相一致，從而保障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正常開展；從價值穩定來說，則要求貨幣發行國經濟保持穩定增長。這兩者往往是矛盾的，即有名“特里芬難題”。從金本位制度開始，國際貨幣制度中充當流動性的貨幣往往是因為沒有解決這個難題而出現問題，比如，金本位制中，黃金作為流動性，因為供應不充足而崩潰；布雷頓森林體系，則因為美元貶值而崩潰。解決特里芬難題，一個重要的思路，就是增加本位貨幣，跨境貿易使用人民幣結算，從這個角度說，也是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運行的貢獻。
二、人民幣結算的嘗試
從2009年7月份啟動到2010年3月底，上海的結算金額累計已經超過了70億元人民幣，其中今年以來的結算金額就達到了50億人民幣，人民幣結算試點的發展勢頭迅猛。而截至5月中旬，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交易額接近500億元。
截止到2009年九月底，國務院批準的內地試點區域包含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個城市，而海外試點區域則包含港、澳地區，以及東盟十國。目前就境內而言，只有成為試點企業的公司才能與上述境外區域的貿易伙伴采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截止到九月底，全國已有365家企業具有試點企業資質。而對于境外區域的企業則沒有門檻限制，只要他們與境內的試點企業有業務往來，均可以采用人民幣做結算貨幣。中國人民銀行2010年4月2日的《2009年國際金融市場報告》指出，中國將繼續支持市場發展創新，進一步優化投資者結構，促進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投資者隊伍的形成，同時適當擴大境外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參與程度，全面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工作。報告指出，將研究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范圍，研究推動將試點項目由貨物貿易擴大至服務貿易。探索境外人民幣資金的流動和交易機制，積極拓展海外人民幣投資渠道，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繼續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
三、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影響
1.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影響首先體現在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它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不僅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而且有助于促進國際貿易增長，更有甚者在于進一步地開拓相關的金融業務和產品創新路徑。一般來說，一國貨幣的國際化要經歷從結算貨幣到投資貨幣、再到儲備貨幣三個步驟。如今，通過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可以減少周邊國家對美元結算的依賴性，從而為將來人民幣在區域內扮演投資和儲備貨幣職能打下基礎。對正在崛起的中國而言，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是必然的趨勢。在貿易中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是人民幣從本幣走向區域化貨幣，進而走向國際儲備貨幣的重要步驟，這樣可以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使用范圍和地位。因此，跨境貿易采用人民幣結算試點的開展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幣真正變成國際貨幣不是幾年就能完成的，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任何貨幣的國際化都必須從作為貿易結算貨幣開始。只有當我們的貨幣成為企業普遍接受的結算貨幣，國外的企業或者政府機構才有可能拿人民幣作為一個投資貨幣，發展離岸市場、債券市場或其他市場。同時在這些都有相當基礎之后，別國才有能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而在匯率風險可控的基礎下，有利于貿易雙方控制成本及鎖定利潤，為跨境貿易實現雙贏，促進貿易的平穩發展。
宏觀經濟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受益良多，我們也不應忽視不利之處。宏觀經濟的影響因素隨著更加不確定，風險因素更不確定，如果處理不當，宏觀經濟將受到沖擊。
2.對出口企業的影響
跨境貿易結算不僅對宏觀經濟影響深遠，對微觀經濟個體的企業的影響更是巨大的。微觀經濟的影響一般情況下會表現為什么樣子？首先應該是避免了外匯匯率波動，尤其是結算貨幣匯率下跌的風險，從而避免了因為匯率下跌而不盈利，進而放棄國際市場的情況出現；然后還表現為結算的便利，減少結匯售匯成本等等，然后在列舉哪些企業會受益。
人民幣結算不僅降低了匯率波動給進出口企業帶來的風險，也減少了企業的結售匯成本。在外匯不能流通的情況下，通過銀行結匯，企業要給銀行支付不少的手續費，而如果用人民幣直接進行結算，就可以節約千分之二到千分之三左右的匯費成本，提高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以人民幣與美元的匯兌為例，銀行兌換貨幣多數并未收取手續費，卻施行“低買高賣”：即客戶要低價賣給銀行（以2010年5月7日的中國銀行當日牌價，100美元可賣681.2元人民幣），卻要高價找銀行購買美元（需要683.94元人民幣才能兌換100美元）。一買一賣，100美元就得被銀行賺走2.74元人民幣差價，即100萬美元的業務相差2.74萬元人民幣。以廈華在臺采購4.3億美元為例，若臺灣的采購對象主要以新臺幣進行日常運營的，就需要上千萬元人民幣的匯兌成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慶此前對媒體表示，如果對臺出口用人民幣結算，外貿企業可以減少購匯、結匯以及開辦信用證的成本。因為用美元結算，銀行開信用證需要支付1.5個百分點，結匯又需要支出1個百分點。據估算，出口企業改用人民幣結算可以節約的成本為交易額的3%-5%。對于眾多處于微利狀態的出口企業來說，以前被銀行拿走的這幾個百分點的利潤相當可觀。據廈門市長劉賜貴在臺灣披露的數據。
此外我國的一些進出口企業對于匯率和利率的風險掌控能力是有限的，采用人民幣算就可以不用去分析國際市場上美元或歐元的匯率走勢、利率走勢等，企業可以將精力完全放在經營上，因此可以幫助企業提高管理現金的能力和使用效率。
3.對政府政策的影響
在新形勢下，政府調控經濟的政策顯得越來越重要好。在跨境交易人民幣結算的條件下，政府必須審時度勢，加強對經濟的調控，尤其必須做好以下兩方面：外匯管理和貨幣政策的制定。
外匯管理以前，對外經濟活動只能以境外可兌換貨幣計價結算，所以外匯管理只是管外匯。現在人民幣開始逐步履行國際結算功能，要做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自然也要納入外匯管理和跨境資金流動監測范疇。人民幣對外計價結算與其在境內履行相同功能顯然要有不同的監管標準，如人民幣對內計價結算只會區分對公對私業務，而不會區分經常項目還是資本項目交易性質。目前部分現行外匯管理原則不完全適用于人民幣跨境計價結算，但徹底獨立于現有外匯管理框架建立人民幣跨境流動的管理制度和監測系統，可能因本外幣分割造成對跨境資金流動監管的空隙。有跡象顯示，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之下，“熱錢”似乎又有卷土重來之勢。在貿易順差及FDI（外國直接投資）繼續下降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增量卻創出了今年新高。
在做好外匯管理的同時，貨幣政策的制定顯得尤為重要，人民幣實現跨境結算后，一方面，突發大規模的貨幣需求和回流，將可能使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陷入被動。另一方面，人民幣輸出可能會削弱國內貨幣政策的效力，突發且大規模的貨幣需求和回流也可能使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陷入被動，并影響匯率、物價和就業。與此同時，作為儲備貨幣的幣種將在提供流動性和保持幣值穩定兩方面處于兩難境地。該問題也正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所無法回避的難題。而當前中國正面臨著人民幣流動性過剩和升值壓力兩大問題。
四、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應對策略
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實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國的貿易條件，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們必須積極思考，努力應對，減小其帶來的危害。我們應從構建有效的海外人民幣債權運作渠道，調整跨境資金監管方式，增強央行對本外幣市場監管力度，設計科學合理的清算渠道和統計監測體系四個方面來積極應對。把加強對人民幣的監管放到首要的高度，嚴防國際金融炒家的投機行為。
首先，海外人民幣債權運作渠道的安排關系到能否有效管理境外人民幣市場及交易的問題。首先政府要確定對海外人民幣市場的態度。由于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后必然出現的人民幣海外持有現象，如制度安排和監管設計上未對此有充分的考慮，極有可能出現一時被動和管理滯后的局面。因此建議在人民幣走向區域化貨幣初期，應該適當抑制海外人民幣市場的發展，以便為我國央行逐步熟練地掌控海外人民幣市場和交易贏得時間。在起始階段應當規定，對人民幣用于國際結算后形成的海外人民幣債權債務的處理上遵循以下原則：海外人民幣資金可以按照規定的渠道使用和投資國內市場，可用于向中國進口的支付、對中國境內直接投資、就地兌換成其他貨幣以及委托存款銀行開展代客理財業務投資中國境內金融資本市場。
其次，在調整跨境資金監管方式方面，將長期以來以外匯和外匯收支作為監管內容的管理框架轉變為以跨境資金流動為監管內容的管理框架，從制度安排及監管設計上將人民幣的跨境流動以及境外資產負債納入監管監測體系并作為重要的監管內容。在銀行監管層面上，應強化對法人的一體化管理，包括對中資銀行境外分支機構經營狀況的管理和強化合并報表后的綜合風險管理。從對人民幣跨境流動以及國內金融市場的管理角度來看，要求央行密切關注進出口貿易中人民幣的使用情況，加強與相關國家央行的配合和聯系。與此同時，要研究如何與此相適應，進一步開放國內金融資本市場，加強對進入國內市場的各類主體的監管，而非當前單純地對外匯資金的監管。
又次，央行對本外幣監管應根據海外人民幣的規模情況分析研究調控的渠道和效率，適時調整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同時要進一步縮短央行在貨幣政策操作上通常可能存在的決策時滯和行動時滯，對市場動態做出快速的反應。
最后，科學和合理的清算渠道和統計監測體系至關重要。香港地區開放銀行人民幣存兌匯業務后，市場人民幣兌換活動十分活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要求，這部分資金規模應該進入我國的《國際投資頭寸表》中。同樣，人民幣在香港、東盟十國和韓國等用于跨境貿易結算后形成的海外債權也應及時地通過適當方式反映出來。因此設計科學合理的清算渠道是非常重要的。從銀行國際結算業務的整個流程來看，沒有貨幣兌換環節的國際結算業務更趨簡單，但同幣種結算中很容易混淆一些統計要素（目前許多統計要素是基于貨幣類別來設計的），尤其是當資金通過幾道轉匯環節以后。因此在試點階段，有必要通過規定銀行的清算渠道和特別的會計處理來輔助完成這些統計監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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