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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體系層次與單位層次建構主義問題，溫特堅持體系層次建構主義。但我以為，建構主義在層次上的“回落”（或曰還原到單位層次）是有道理的，因為國家身份的確定不會也不可能完全是體系層次觀念結構決定的。用一位中國學者的話說，就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章百家2002）。在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方面，溫特認為是一種可行的方式，因為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包含了社會性內容。但我覺得如果融合可行，建構主義就只能保留其作為社會分析框架的地位，它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假定就失去不可通約的性質，因此它的國際政治理論地位就不復存在。另外，我提出了一個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涉及國際關系理論在微觀層次上的不同路徑問題，目的是可以發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建構主義流派（如中國建構主義學派等），可能有一定的開發價值。
現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W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略文化，而且這種戰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展歷程，也發現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現實建構主義》論文中，" 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Wendt 1999：p.5）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巴爾金認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形式，是為美國實現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 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實主義是思想實質；建構主義是標，現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參考文獻：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ja Zehfuss,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主題；主流范式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后果。國際關系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其他學科中的女性主義(Feminism)理論共同培育了國際關系中的女性主義。它借鑒生物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義為研究視角，以社會性別(gender)為核心分析范疇，通過將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揭示國際關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發現隱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論及其實踐背后的國際關系真實圖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帶來這樣一種清新的觀念，即國際關系學及為國際關系提供理論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別化的；生別是構成國際關系及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歷經兩個10年，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第一個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別是現實主義學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個lO年圍繞性別和國際關系的關聯與主流范式展開爭論和交流。從理論的主題看，第一階段致力于將婦女與婦女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第二階段則更多地嘗試從完整性別而非單一性別的角度理解國際關系，建構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體系，推動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別故事
在學術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這樣的傳統：以普遍性壓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兩性關系而言，男性被定義為自我(self)，用以指稱主體性、普遍性；女性被定義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體性、特殊性。排斥婦女及女性特征是傳統思想、話語和理論基本的結構性原則。這一傳統延續至國際關系學就是主流理論擠壓女性主義等邊緣理論。面對主流理論的圍堵、排擠，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要獲得生的權利，為自己爭得學術發展的空間，就必須抓住主流理論的致命缺陷——性別缺失予以重擊。自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學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于通過兩條路徑反映國際關系中的性別圖景：一是通過“添加婦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另一則是追問“婦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發現作為“國際關系中被掩藏的行為體”，的婦女。這兩條路徑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計劃。從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義與人們的傳統認知是不和諧的，它要求質疑并顛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尋求聽到沉默者，發現隱而不見者，呈現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實圖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頭直指主導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主流范式——現實主義，揭示主流話語的性別傾向。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被認為是與性別無關的，性別議題從未出現在主流理論的視閾之內。從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產生、發展看，似乎只有一種性別——男性——可以界定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的過程與行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論是由男人設計的，由此得出的觀點由男性思維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婦女和婦女問題是處于國際關系之外的。現有的理論范式不可能體現并增進婦女的利益，也無助于提升婦女的地位。通過確立男性的主導地位，以及忽略婦女的貢獻及議題，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實踐呈現出片面性和男性氣質特征。聲稱與性別無涉的國際關系，實則是高度性別化的，主流理論實為男流(male stream)理論。女性主義作為一個來自邊緣的視角，對于分析世界是有價值的，它使我們看到了從中心視角看不到的東西。對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自己確定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主流范式的性別意蘊。
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及理論假定是由現實主義確定的，現實主義范式首當其沖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對象。女性主義認為，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論進路、最終結論都是包含性別隱喻的。現實主義理論形成及推論的過程完全受男性與男性特征主導。從自然狀態到國家，以至國際社會每一個環節的設計都在不斷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終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指出，在現實主義的敘事模式中，故事與其背景間的依存關系被抹殺了，故事所賴以存在的背景隱而不見。現實主義(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將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其敘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論的基石，以此為邏輯起點推衍出了理性、權力、暴力、自助和戰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與重要結論，并最終搭建起理論大廈。無政府假定是現實主義推衍出性別化理論體系的根本，發現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別特征對于揭示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性別特征具有決定性意義。質疑無政府狀態意味著對主流理論的本體論發起挑戰，進而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整體性的顛覆，改變主流敘事模式。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產生前自然狀態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傳統政治理論中，國家作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領地，女性則處于私人領域——家庭之中。而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與女性無關的。在此意義上，國家造就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現實主義敘事的潛在背景，在現實主義的敘事中，它被隱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后。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沿著現實主義理論生成的邏輯，逐一檢視后者理論構成的每一個環節，以破解現實主義性別中立的神話，還國際關系以本原。女性主義認為，在基本概念的設計上，主流范式呈現出典型的男性氣質。用以支撐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如國家、安全、權力等都是性別化的：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關系中的安全、權力通常都被賦予國家這一主體之上；現實主義的國家觀念是以男性為基礎建構的，國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質上是力量的體現；依照現實主義邏輯，理性的國家要謀求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力就顯得異常重要，而權力無非體現了一種力量對比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標在國際政治中被界定為能直接征服他國的軍事力量，即武力；國家間利益的沖突性決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國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本國利益，而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理性、暴力、權力、自助與戰爭等都與傳統觀念中的男性特征相關聯，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對國際關系的正統理論——現實主義進行性別批判之后，女性主義并不甘于這種挑戰者的地位，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建立對國際關系學的性別分析，推動國際關系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多維度成為女性主義的學術使命。
二、論戰：與主流范式的爭鳴與對話
眾所周知，國際關系學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幾次重大的學術爭鳴和對話。正是在學派的沖突、爭論、對話、融合的基礎上，才有了今天國際關系學的蓬勃發展。但這幾次論戰是在認同現實主義范式的基本邏輯或分析框架下進行的，爭論集中于學科的邊緣地帶或停留在哲學層面，從而遺漏了許多能夠反映國際關系現實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以前，“國際關系學內缺乏真正的、規范的爭鳴與對話”。而女性主義一經介入國際關系領域，即開啟了國際關系學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現的，批判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對主流理論進行批評。這導致在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兩者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對話，出現了兩套話語體系言說各自理論的局面。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義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未能引起主流理論的足夠重視；一方面是因為操持學科話語權的主流理論拒絕將尚嫌稚嫩的女性主義作為對話的對象，排擠女性主義。無論從女性主義自身成長的角度，還是從學科發展來看，學派間互動性的相激相爭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義將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義的學術爭鳴與對話，在女性主義與主流范式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而從主流理論的角度看，它們是兼容其他學派合理性的產物，這種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長期漠視新的學術流派和新的思想觀念。因此，面對女性主義勢頭猛進的批判，主流理論開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應。在主流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爭鳴與對話問題上，后者無疑具有處于弱勢。在大多數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都面臨著被該學科的主流范式認可、接納的問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發展表明，不同時期國際關系學被不同的理論范式所主導。這意味著，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須經主流范式的認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會催生新的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爭論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別與戰爭、和平之關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進攻，女性和平”，最終歸結為“社會性別差異是生物意義的，還是社會建構的”之爭；(2)女性主義理論的議題是否可以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3)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是否能夠經受科學的檢驗，女性主義可否構成一種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認為，女性與男性對待戰爭的態度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造成的，不可改變。一個女人統治的國家將會在充滿暴力與爭斗的國際社會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并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這成為主流學者反對女性參與國家外交事務，排斥女性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理據。女性主義則認為所謂“進攻的男性”與“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會化的結果，與生理性別并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男人制造了戰爭，女人締造了和平。將戰爭或和平與某一性別種類簡單連接起來是主流理論的慣用邏輯，它導致主流理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簡單主義的窘境。在研究議題方面，主流范式是國家本位主義的，女性主義更傾向于個人主義。個人安全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它關注戰爭期間的個人，特別是深受戰爭之害的婦女和兒童。在他們看來，國際安全問題的根本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個人在價值上優先于國家。主流范式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狀決定了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基本準則。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研究議題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為高級政治和外交的附屬而出現，不符合國際關系的“真正”議題，是邊緣化的，距離現實世界遙遠，難以為人們所理解。造成兩者研究議題差異的根本是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同。對于女性主義而言，方法論問題比研究議題的合法性問題更為緊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謂女性主義方法，或承認女性主義方法的存在，肯定將性別及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視閾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又指責女性主義未能很好地適用于微觀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的方法，對國際關系而言是非科學的，進而根本上否認存在所謂女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這是傳統思維模式對女性主義的誤讀。女性主義研究建基于多樣性的“真實世界”，催動國際關系對微觀層面的關注，描繪隱藏在國際關系議程背后的真實圖景，強調從實踐，特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建構理論。在女性主義看來，國際關系并非只是與國家相關的，“個人的亦是國際政治的”。國際關系研究應沿著自下而上的路徑，著眼于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誤就在于，它忽視了國際關系的微觀層面，抹殺了國際關系與性別之間的關系，陷入了狹隘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框架。女性主義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獨特性，以及它從邊緣視角對國際關系核心問題的審視，使得女性主義無法契合國際關系原有的社會科學理論模式，而成為一種全新的理論范式。
時至今日，隨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影響益隆，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學術地位由原來的極不對稱逐步向平等對話邁進，女性主義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問題開始引起后者的重視，女性主義學派的學術地位開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認可。
三、視野擴展：從“婦女問題”到社會性別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論價值在于引入性別問題，揭示國際關系在貌似性別中立面紗之下的男性特征，通過使國際關系“性別化”，以期最終改變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對于相信婦女與國際關系間存在某種聯系的人來說，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婦女，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性別。”這意味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導的國際關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問題，賦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導的同際關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單一性別(男性或女性)，使性別問題從邊緣到中心，成為國際關系的核心議題。
國際關系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常常是缺乏性別視角，主要反映男性觀點、思維和模式的。國際關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數婦女的經驗，一方面是因為婦女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關系理論是男性思維活動的產物，是建基于男性視角的。國際關系界定對婦女經驗的排斥，導致了學術研究過于關注沖突、無政府、權力等議題，限制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和學科邊界。女性經歷與男性經歷的差異，女性視角與男性視角的不同，使我們有必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引入婦女及婦女問題。為了改變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排擠、貶抑女性的歷史與現實，早期的女性主義致力于將被傳統理論所忽視的另一性別——女性帶入國際關系，并發現潛藏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女性。婦女及其經驗被傳統上關注權力、競爭的公共領域，以及關注代表人類經驗的男性觀念隱而不見，通過追問“國際關系中婦女在哪里?”，為何我們這個學科關乎的主題與婦女的生活經驗相距如此之遠呢?”，女性主義對傳統國際關系構成了有力的挑戰。這一階段女性主義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側重以女性個人的視角及經驗理解國際關系，從與婦女相關的一系列特征出發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行為，還女性在國際關系中應有的地位。對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國際關系及其理論而言，女性主義對婦女和婦女問題的引入增加了國際關系知識的載體。也正因其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被誤解為是關于婦女的學說，似乎它只是關于人類的一半——女性的理論，而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社會性別則被指責為婦女的同義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正如女性主義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時指出的，僅從一種性別的視角，以單一性別的經驗打造理論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論的根本問題就在于僅從男性視角來認識國際關系，如果反對、摒棄男性視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時，卻單純從女性視角認識國際關系，無疑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仍然難以全面地認識國際關系，同樣會陷入狹隘本體論的困局。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論本體論狹隘主義的覆轍，女性主義方法明確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所追求的就是或應該是將婦女引入國際關系學。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識到，自身的目的不應局限于僅僅在現有理論框架內“添加(adding)”婦女問題，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諸如公共領域、軍事、理性、政治認同、客觀性、“經濟人”等范疇中簡單地“添加婦女”，而是要徹底地改變主流理論的思維結構、理論架構，改變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別化的內涵，從根本上顛覆、改寫國際關系理論，最終達到自我實現之目的。
在將女性及其視角引入國際關系之后，女性主義學者認識到性別需超越于“婦女問題”來看待，不能簡單地視婦女為特例，更不能將性別直接等同于婦女，而應該質問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性別問題如何塑成了該學科的概念、思想和機制。這標志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人了第二個發展階段，開始走向成熟。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不僅包含女性，也是關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對待性別問題才能切中國際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婦女和婦女問題，彌補了主流研究的性別缺憾基礎之上，女性主義國際關系才能超越這些局限，進而研究由婦女和男人共同參與的世界政治、經濟進程。這一時期，女性主義開始正確看待、評價主流范式，對其理論貢獻予以了肯定，并開始尋求與主流范式的溝通、對話。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無論單純從男性的角度，還是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見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這個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構成的，單純從任何一種性別視角觀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認知。同時女性主義視角也不能完全涵蓋其他研究視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全盤否定主流理論或既往的國際關系研究，而是致力于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的另一條路徑，使人們看到主流理論所未見的或忽視的事實。
四、面向未來：構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研究體系
一個學科中一種理論范式從萌生、成長到最終成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1)確定獨立的研究議題：(2)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吸納；(3)開辟獨立的研究領域，對本學科產生重大影響。就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而言，這三個階段表現為：(1)性別問題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閾；(2)對現有理論范式的性別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成為國際關系學中的獨立研究領域，形成完備的研究體系和獨特的方法論，對整個國際關系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女性主義之于國際關系尚屬新生事物。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在國際關系領域進行“圈地”不過二十余年的歷史。相對于主流范式，女性主義仍處于邊緣地帶。
歷經對主流范式的批判并與后者展開激烈的爭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關系學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認可，但女性主義走向成熟與進一步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三：一是進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輕視、誤讀，彌合與主流范式之間存在的鴻溝；二是搭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自己的研究體系框架，確立系統的研究議題；三是彌補方法論的不足，建立適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客觀地講，女性主義理論能否在國際關系領域穩步、健康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主流范式的關系狀況，而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指責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論與方法論建構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后面兩個問題的關注與解決的程度。
女性主義者往往抱怨，在國際關系領域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相當狹隘，對女性主義富有改造、創新作用的理論洞見卻視而不見。傳統理論家指出，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為分析國際關系提供一個復雜的理論建構，它極不嚴謹，缺乏一個具有內聚力的、有組織的框架。國際關系學是一門探究國際關系實質和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的學問。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對現實的抽象，不僅要對國際關系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對國際關系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于社會科學而言，為人們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義理論陷入了過于關注世界政治環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變的這個怪圈，重描述輕解釋，重批判輕建構，沒有為指導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釋性的理論工具。
傳統理論中的核心問題，如國家、權力、安全、無政府、國際體系、戰爭與和平等都已進入了女性主義的研究議程。在女性主義的研究綱領中，缺少的不是研究議題，而是系統的研究體系，以及能夠將上述研究議題貫穿起來的邏輯線索。正因如此，與主流范式相比較，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看起來是“碎分化”的，缺乏系統性、整體性的，邏輯不清晰的。女性主義理論要建立系統的研究體系，就必須將重心由對傳統理論的批判、解構轉移到自身的理論建構上來，以女性主義視角與方法，確定研究議題之間的邏輯關系，而后搭建完整的理論框架，最后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
論文關鍵詞 國際政治理論 現實主義 發展脈絡
一、現實主義的思想底色和理論淵源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深受西方國家歷史和傳統的影響，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淵源和文化土壤。從古希臘時代的修昔底德，到中世紀的馬基雅維利，再到近代的霍布斯，他們都對戰爭、權力、利益、沖突、和平等現實主義論題進行過獨到而精彩的論述，后來的現實主義者們繼承和吸收了古代先賢們的智慧結晶，并提出分析國際政治現象的假設。
（一）修昔底德的權力政治論
修昔底德是古希臘城邦時期的歷史學家，被譽為現實主義之父，更有甚者將修昔底德稱之為“國際政治學科之父”。在其史巨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他描述了古希臘城邦時期兩個強盛的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戰爭沖突，為我們揭示了勢均力敵的城邦爭權奪利的斗爭本質。在分析戰爭起因時，他說：“雅典勢力的日益增長，引起斯巴達人的恐懼，從而使戰爭成為不可避免了。”我們從中可以窺見，在修昔底德所描述的國家間關系的表述中應該包括這兩個意思：第一，人性（恐懼），這也是國家本性，一方恐懼另一方實力的增長，導致了戰爭；第二，國家追求權力，新生大國、后起之秀渴望權力，守成大國、老牌霸主要保持權力，繼而引發沖突。
據《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載，雅典作為當時西方城邦世界的霸主，曾與當時的弱小國家的米洛斯人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這場辯論突出了“勝利即正義，強權即公理”的理念。“整個辯論中，雅典人因為擁有強大的權勢，根本不將資源有限的米洛斯人放在眼里。他們極其冷靜地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實力和強權。” 整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記錄了從古至今一以貫之的國際政治的邏輯，即追逐權力和利益，這為后來的國際政治思想家們特別是現實主義中權力政治理論和國家利益論的提出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財富。
（二）馬基雅維利的道德觀
歐洲中世紀晚期最重要、影響最大的政治思想家，當屬馬基雅維利。馬基雅維利所處的時代正值人文意識萌發、神權光芒大打折扣的時代，這一時期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君權神授”已經失去它的光澤，如何加強和鞏固君王實力，成為了馬基雅維利所要回答的問題，現實主義學派吸取了其道德觀念和自我利益說。
在其最為人熟知的《君主論》里，馬基雅維利提出了一套增強君力和加強國家集權的政治學說，宣稱君主的道德即是捍衛國家，為了國家可以不惜一切。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道德是君主是獅子和狐貍的結合體。君王必須像獅子一樣具有強大的威懾力和統治力，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為了不被蒙蔽，君主又應當像狐貍一樣靈活變通。馬基雅維利并不區分君主與國家的利益，在他的論述中，君主必須代表國家，二者是一體的。“只要君主認為是國家的福祉所在，他可以毫無顧慮地背信棄義。同樣，如果他的承諾與國家利益發生矛盾，君主就沒有必須遵守的義務……君主的行為之遵從國家利益的要求，無須遵守普通人的道德標準。在政治尤其是國際政治生活中，君主的道德標準是完全不同的，它只服從國家或君主的利益和安全的需要”。
（三）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
霍布斯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哲學家，西方政治學奠基人之一。他對國際政治的主要貢獻是他的自然狀態說。霍布斯認為，“人在本質上是自私利己的，每個人對權力永不滿足，有著至死方休的追求。由于每個人都要追求權力，那么互相競爭、互相猜疑、彼此為敵就不可避免，從而造成‘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自然狀態，即戰爭狀態。” 為了避免人在這種戰爭狀態中，相互毀滅、走向滅亡，霍布斯提出人們讓渡自己一部分的權利，訂立契約，建立利維坦式的公共權力機構，以此來保障人的安全。在國際層面，霍布斯認為：“現實主義所描述的世界類似于自然狀態，但他又對建立世界帝國的可能性表示懷疑。對于現實主義者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他的解決辦法是建立一種等級秩序，在這個等級秩序中，最高權力屬于君主。”
二、現實主義理論的建構及其嬗變
（一）卡爾：對理想主義的批判中奠定現實主義基礎
一戰結束后，美國總統威爾遜從人性善的價值判斷上出發，認為人是樂觀向上的，強調普世的道德原則。他在對一戰的反思中提出了實現人類和平的十四點計劃，“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輿論的作用，主張自由貿易、民主體制和民族自決，由此主張建立國際聯盟。” 威爾遜認為，正是權力政治和秘密外交原則，成為一戰爆發的根本原因。為了避免出現一戰慘劇，必須“以新代舊”，倡導在普遍道德指導下、以集體安全原則來處理國家間的安全問題。
1939年，愛德華·卡爾針對當時西歐戰爭烏云彌漫的氛圍，在他的代表作《二十年危機》的序言中指出：“《二十年危機》旨在反擊1919-1939年英語國家國際政治思想中明顯且危險的錯誤，即幾乎完全無視權力在國際關系中的重大作用。”除此之外，卡爾還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道德原則很難界定，國際輿論也沒有統一標準，國家間利益沖突更是國際政治無法回避的問題，無法通過道德途徑來解決。他清醒地認識到，威爾遜學派的理想主義思潮“掩蓋了國際關系的實質，將‘應然’誤認為‘實然’，將理想的世界當作現實的世界”。 卡爾的國際政治思想是符合當時國際關系學界的需要的，是在批判理想主義的過程中形成的，但這些思想只是卡爾在實踐基礎上的經驗總結，沒有提出理論體系，因而只是說他奠定了國際政治學科現實主義的基礎。
（二）摩根索：構筑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
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是漢斯·摩根索。其《國家間政治》一書所提出的理論框架和基本概念被認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精髓。他提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之爭，國家利益只有通過獲取權力才能得以實現。尤為重要的是，在《國家間政治》一書中，摩根索提出了經典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分別從人性、權力與利益的關系、權力的特性、國家的道德法則及其特殊性和論述現實主義的學派建立的角度，構建了現實主義的理論大廈。這六項原則成為了現實主義看待國際社會和行為體關系的基本原則。
摩根索從人性本惡的哲學判斷出發，指出人性是利己的，人總是希望通過權力控制另一個人，來滿足他的私欲；國家遵循同樣的邏輯，對外具有擴張性。在他看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特性，是現實主義學說的前提。一般來說，國家在各自領土范圍內都是至高無上的強制力機構，但在國際社會，卻不存在一個公認的賦權的中央權力機構，這種權力真空類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身處其中所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自然法則。它造成了國際關系的無政府性，在這一無政府狀態中每個國家都尋求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是一種依靠自我保護的自助體系。國家的利益體現為追求權力、保持權力和擴大權力。一國要追求與其實力相符合的利益，否則將為危及國家安全。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因此被稱為“權力政治理論”。此外，摩根索總結了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第一次論戰，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
（三）沃爾茲：對現實主義的豐富和發展
新現實主義是在對傳統現實主義進行“科學的修正和補救”的基礎上產生的，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國際政治學界的新寵，其代表作為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
沃爾茲吸收和繼承了權力政治說的相關論點，其理論的核心仍然圍繞權力展開。只不過在理論假設上，沃爾茲做了一些修改。第一，他認為，人性是無法來進行衡量和推測的，因而他摒棄了古典現實主義中有關人性惡的哲學分析，轉而以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研究國際政治的前提。這就淡化了國際政治中捉摸不定的哲學意向，開始從體系層面中的現實來看待國際政治中的權力斗爭。第二，權力并非是國家的目的，而是國家為了達到安全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在摩根索的古典現實主義的論斷中，權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古典現實主義國際利益圍繞權力展開，追求權力、保持權力、擴大權力是國家的利益所在，而現實主義指出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為了尋求安全，注意和應付可能的威脅，因而有可能運用權力。這是新現實主義對古典現實主義的重要修正。第三，提出體系結構的新概念。在沃爾茲看來，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單位層次，實力強勁的大國構成國際體系的結構層次，國際體系是國際結構層次與單位層次的互動。國際體系是否穩定、國家是否采取外交行動，與國際體系結構有關。在國際政治互動當中，體系層面的結構是自變量，國家行為是因變量。也就是說，結構層面的大國實力大小影響著每個國家的對外行為。
沃爾茲對摩根索的現實主義理論的修改和補充，尤其是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方法，使現實主義理論成為了一種科學化程度較高、高度簡約的理論，因此也被稱為“結構現實主義”。他的結構-單位層次分析法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角，對后來的科學行為主義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運用產生了很大影響，激起了傳統主義和科學行為主義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場大論戰。
（四）現實主義的新氣象
現實主義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新的分支。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進攻性現實主義、防御性現實主義。以米爾斯海默為首的國際政治學者結合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斗爭和新現實主義的無政府體系的觀點，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理論。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生存是一國最重要的目標，國家為了謀求生存力圖最大限度地增強實力以確保安全，實力越強，其自身感到越安全。與進攻性現實主義相對的是防御性現實主義，他們認為，國家并不是尋求權力收益的最大化，而是在與對手的競爭力中力求使權力損失最小化，即國家采取對外戰略來防止他國權力的增長，以減少對己威脅，保障自身安全。
(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溫特在這部著作中對國際關系主流理論涉及的重要概念提出了富有意義的質疑，首當其沖的是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
一
華爾茲對經典現實主義的一個重大革新是把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因素從人性轉移到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經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的實質是為權力的爭斗，其動力來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充分反映了這種以人性為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觀點。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盧明華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華爾茲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沒有完全否認人性的因素，但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開始把體系結構作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分析層次，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則。參見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義（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與華爾茲觀點是一致的。阿爾特和杰維斯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的根本事實”；奧伊指出：“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因為沒有中央權威機構可以限制對利益的追求。”R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轉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以無政府性為起點研究國際制度。他把無政府性視為“表述了國際政治的特征”的基本體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美國研究理性主義學派對無政府性不加質疑地接受說明了無政府性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現出無政府性這一概念的幾重意義。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為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發展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界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了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
無政府性的基本定義是沒有集中的權威權力機構。雖然無政府性具有無秩序狀態的意義，但是現在很少有人認為無政府狀態是無秩序狀態。布爾對國際體系存在秩序的事實進行了詳盡的敘述，并因此稱之為“無政府社會”。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國際關系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無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亦既華爾茲所說的“缺乏全體系范疇的權威機構”和基歐漢所說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個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對于新現實主義來說，無政府性派生出兩種國際關系的基本意義。第一，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使得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在無政府條件下，體系單位是相似的單位，具有同等的，在它們之上沒有一個權威的中央政府。無政府性意味著權力分散，沒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保障個體成員的安全，因此，體系成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生存和財產權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使得國家必然尋求和推行權力政治。無政府性造就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導致安全困境，國家面臨安全困境的應對方法只有采用權力政治的政策，其結果是無休止的權力競爭和利益沖突。根據這種推理，格里克指出：“國際無政府性造成了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沖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假定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無政府性的存在，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必然導致權力政治，結果是軍事競爭、勢力均衡和國際戰爭。這被視為無政府性的唯一邏輯。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權力政治問題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樣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自助本質作為基本理論假定，把研究重點置于國際制度如何削弱無政府性的負面影響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關于國際制度和無政府性問題，亦參見蘇長河：《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頁。這樣，無政府性似乎確實成為國際體系的固有屬性，成為國家行為體的國際行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成為一切國際關系研究的起點。
二
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動似乎從來沒有受到認真的質疑。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要國際關系理論著作，尤其是體系層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無政府性為切入點的。但是，無政府性是國際體系根本特征和客觀屬性的命題是否確實屬真？這是溫特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溫特在1992年的重要論文里對無政府性提出了質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參見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據邏輯推理，如果自質真是由無政府性派生的，權力政治真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那么，無政府性的競爭邏輯也就屬真，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命題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導不出這種邏輯上必然，無政府性的實質、內容和作用都須另當別論。
所以，要從根本上否定無政府性作為國際政治第一推動的論點，就要證明自和權力政治不是無政府性派生出來。為此，溫特作出的替代假設是：自和權力政治的產生和存在是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進程和實踐活動導致的，與無政府性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沒有國家直接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就沒有所謂的無政府邏輯。由于自和權力政治是國家之間互動的產物，所以它們是社會性、制度性因素，不是無政府性內在的邏輯和必然的結果。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24-25，313-318頁。
首先來看無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現實主義認為，自身安全是行為體的第一考慮。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中央權力機構保證行為體的安全，行為體只好自行保護自身安全。所以，無政府性必然派生自體系。溫特的駁論是：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即使行為體的第一考慮是自身安全，體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質。當體系呈無政府狀態的時候，至少有著兩種可能的體系特性：(1)如果體系成員相互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勢必擔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證自己的安全，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體系呈現自。(2)如果體系中的成員相互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沒有必要擔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行為體相互之間不會形成安全威脅，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體系行為體的威脅，也會相互維護安全。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體系不呈現自，而呈現助他性。據此，體系是否呈現自不在于它是否處于無政府狀態，而在于體系成員之間的身份關系。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191-193，318-328頁。
身份關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為體之間的社會性互動實踐確定的。兩個從未謀面的行為體不可能互為敵人，也不可能互為朋友。它們只有通過相互接觸和相互行動，才可能確定對方是敵是友。正是這樣的實踐活動構成了互主意義，亦即形成關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觀念或集體意義，集體意義建構行為體身份，也建構了與行為體身份相吻合的利益。當行為體考慮自身安全利益的時候，首先影響到這種考慮的是自我與他者的認知性認同：正向認同就是朋友，反向認同就是敵人。無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邏輯、體系中物質權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義，都取決于這種認知性認同的差異。如果國家相互之間是反向認同，無政府體系就是爭斗性的安全體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體系當然是自助體系。如果國家之間是零向認同，無政府體系就是一個個體安全體系，一個國家的安全是這個國家自己的事情，與其他國家無關。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自助體系。但是，如果國家之間是正向認同，則它們就把他國安全視為自己的事情，屬于自己責任所在，這種體系仍然呈無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種體系都可以出現在無政府性體系之中，即：在無政府條件下可以產生自助，也可以產生他助。這說明，產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無政府性，而是體系成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認知性認同或互主意義。這就從邏輯上證否了無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題。
我們再來看無政府性是否必然導致權力政治。
權力政治是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一種基本理解，即：國際政治體系結構的無政府特征使國家之間出現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體系的自助特征，沒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保證國家的安全，國家只有通過推行以權力政治為基本內容的對外政策。這是結構的選擇，是無政府性自助體系的必然結果。同上，第328-332頁。針對這一觀點，溫特指出，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不是無政府性必然派生出來的結果。任何促成行動的意義產生于社會互動，權力政治也不例外。為了說明無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權力政治，溫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沒有預先的互動經驗，那么他們在第一次相遇的時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對方是在威脅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發出的動作和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釋和賦予意義這樣一個過程，把這種信號也理解為威脅性之后，才會產生威脅感。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性質的，自我經過同樣的認知過程把信號也理解為友好的，那就不會認為相互具有威脅。是否具有威脅性是雙方在互動過程中通過共有知識建構起來的。這也就是說，沒有互動性社會實踐活動，也就沒有威脅和被威脅的意識，促成行為體采取行動的意義也就不會存在。雙方對對方在互動過程中的信號有著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識。這種互主知識不斷由互動行為加強，并相對穩定下來，形成觀念結構。正是這種觀念結構賦予行動以意義。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37-338，412-422頁。
據此，兩個國家在無政府體系中相遇，可能成為朋友，也可能成為敵人，關鍵取決于國家采取的行動和對這種行動意義的理解。一方發出的信號被另一方理解為威脅，并針鋒相對地發出同樣威脅的信號，安全威脅才會產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確立，權力政治才可以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發出的信號被另一方理解為友好，并發出同樣友好的回報信號，則不會出現安全威脅和安全困境，雙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體。所以，結構在本體上取決于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全困境不是無政府體系固有的，而是被行為體的互動實踐所建構的。如果國家處于安全困境之中，這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實踐活動造就了安全困境，改變它們的實踐活動，就可以改變導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識和互主意義。因此，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是行為體在互動行為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權力政治是國家建構的，不是無政府性派生的。
從這個推理可以看出，國際體系本身沒有內在的因素使兩個國家行為體必然產生敵意。把權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確認無政府國際體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溫特指出，這是一個錯誤命題。實際上，無政府體系本身不足以導致安全困境。這樣，無政府性導致權力政治的命題也被證否。
證否無政府性的兩個基本命題也就證否了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命題，被新現實主義界定為無政府性唯一邏輯的競爭性國際政治也就不能夠繼續成為唯一的邏輯。“無政府狀態……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文版序》，第41頁。這一證否意義重大：它已經不再是針對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保護帶的輔助假說的質疑，而是針對這個理論體系基本命題的“硬核”本身的質疑。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節。這是一個根本性質疑。
三
既然體系的性質和權力政治的形成取決于國家行為體的互動實踐，那么，就沒有單一的無政府性，也沒有單一的無政府邏輯。行為體的互動實踐可以造就多種無政府邏輯，建構多種無政府文化。關于溫特對國際體系文化的論述，參見《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六章。這一章從理論上闡述了國際體系文化的類型、內涵、邏輯和形成，是該書的精華所在。
溫特提出了三種理想類型的國際體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亦即個體之間共有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同上，第180頁。這樣的知識只能在社會范疇內存在，也只有在社會意義上產生。在國際關系領域里，規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是國家之間的互動實踐造就的。國際體系文化的構成是由行動者之間的角色結構決定的。角色結構指行為體所相對主體的位置。同上，第325頁。國際體系中可以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導角色結構產生不同的主導國際體系文化：敵人角色結構建構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康德文化。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是由敵人的角色結構確立的，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enmity)。國家相互之間的再現是敵人，行為原則是不承認其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并且可以無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國家之間相互角色是敵人，它們往往表現出以下的行為取向：(1)力圖摧毀、消滅，或改變對方；(2)時刻把對方意圖向最壞處考慮，任何事件都會與敵意聯系在一起；(3)軍事實力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既根據敵人的軍事實力預測敵人的行動，又認為自我軍事實力是相互關系的決定性因素，軍事方式被認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終決定權的手段，發展軍事力量被視為安全的保證；(4)如果爆發戰爭，就會無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滅對方或被對方所消滅。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28-335頁。所以，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軍事實力，相互之間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這是完全意義上的霍布斯自然狀態。
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競爭對手的角色結構建立的，它的核心內容是競爭(rivalry)。競爭和敵意有著本質的不同：競爭的雙方相互承認生存和財產權利，這種承認由制度表現出來。競爭對手不像敵人那樣具有生死攸關的威脅，不會試圖統治和消滅對方。如果國家之間的相對主置是競爭對手，它們往往表現出以下的行為取向：(1)承認相互。雖然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執會涉及邊界甚至出現領土變動，但是作為一種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認和遵守的。(2)重視絕對收益。因為生存問題不是最緊迫問題，所以行為體趨于重視絕對收益，重視未來效應。(3)軍事實力比重減弱。雖然競爭導致的沖突可能使得國家訴諸武力，但是軍事力量的意義已經不像對敵人那樣至關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戰爭爆發，競爭對手會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目的。同上，第350-354頁。洛克無政府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所以，國家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殺戮。溫特認為從1648年至今的國際體系主導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標志性印記，國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許生存的邏輯。正因為如此，華爾茲表述的國際體系是洛克體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霍布斯體系。同上，第357頁。
第三種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無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結構確立的，核心內容是友誼。在康德文化中，國家之間相互再現為朋友，并為之遵循兩條基本規則，即非暴力規則和互助規則。這兩條規則界定了康德無政府文化中國家的基本行為取向：非暴力規則意味著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互助規則意味著一方受到威脅的時候另一方將予以幫助。這不是說朋友之間沒有利益沖突，但是朋友之間不使用暴力解決利益沖突問題。〖ZW(〗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70－372頁。康德無政府文化的邏輯是“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當一個體系成員受到威脅或暴力侵犯的時候，其他體系成員即使在沒有直接利益的情況下也會盡力相助。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不僅不再是威脅其他國家的手段，而且還成為體系中成員的共同財富。這就是集體安全或安全共同體的體系。它排除了完全個體意義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種真正的集體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認同。在這種體系中，個體利益體現在集體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為一體。同上，第373－380頁。
溫特認為現行的國際體系基本上是洛克無政府文化體系。他對國際體系文化持進化態度，即認為國際體系會逐步朝著規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發展。
四
溫特通過邏輯推理，證否了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論點，表明無政府性與自和權力政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在證否了無政府性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因素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闡述了三種國際體系無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無政府文化是國家建構的。
無政府性是文化因素，這是溫特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理性主義理論之所以作出無政府性是自和權力政治的原因這種邏輯上的因果誤判，是因為其理論假定把行為體本來只能從社會性互動過程中獲得的特征歸為行為體在自然狀態中固有的特征。自、權力政治還有無政府性都是社會實踐造就的，是社會實踐的結果。理性主義理論卻物化了無政府性，將其作為自然給定的東西。溫特從社會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無政府性，把它從物化中解脫出來，還其文化本意。這也就強調了從事社會實踐的、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探討了這樣的行動者持有的目標和價值等意義結構。這些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和能動作用使意義結構成為開放性結構，因此也就使得改變這種意義結構成為可能。
文化的回歸意味著人的回歸，意味著人的能動性的激活。人有著創造能力，包括從事實踐活動的能力，批判和改造傳統觀念的能力。所以，人的創造性從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物的獨在性和給定性。人是文化產物：這不是說人的生存不依賴物質性條件，而是說人是通過自己創造的意義圖式來理解物質世界的。“國家也是人”，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272頁。國家之間的互動構成了國際社會。如果我們把無政府性作為自然屬性對待，把自和權力政治作為無政府性的必然結果，那么我們就永遠跳不出現實主義界定的無政府性邏輯，就會在循環往復的權力政治中無休止地爭斗。任何行之無效的事情都要歸為軍事實力的欠缺，任何國際關系問題都要透過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視鏡觀察，對任何事件都要往最壞處準備，任何國家都要首先把其他國家視為敵人。這是現實主義對無政府性的解讀，但是這不是、也不應該是人類社會和國際社會的前景。如果像現實主義那樣把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體系亙古不變的客觀事實對待，就不可能質疑這個概念，也不可能揭示它的社會性。國際體系的文化是國家行動者建構的，國家行動者有著至關重要的能動作用。現實主義批評溫特理論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如果完全沒有關于國際關系的理想，我們就無法使我們的能動性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因此也就只能任憑現實主義的無政府性控制國際關系的命運，使國家永遠徘徊在冷戰的思維之中。
［關鍵詞］生存原則；國際政治；國際關系；倫理思考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4-0135-01
1 生存原則及道德含義
(1)個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屬于自然本能的,無論是平日里的“謀生”,還是危及時刻的“逃生”,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通常既不用譴責也不值得表揚。除非在某種“邊緣處境”中,在某種極限危險或匱乏的情況下的“逃生”還可表揚。如：在坍塌井下堅持數天、在海上船只遇險后漂流、從沙漠或極地逃離等。他們發揮了人的潛力、精神、勇敢、決心和韌性,表現出珍惜生命的一種精神態度,這就是生命的價值。從義務來講,假如說認為自殺有違背一個人對他人、對社會的道德義務,而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視自殺為人的一種必要乃至完全的義務。不過,在這一問題上還存有爭論。
(2)個人關系的生存。謀求自我生存就是自愛表現,是一種常會影響他人利益的自愛,發生利益沖突就會無法避免。實際我們可以識別出類似于國家“安全困境”的一種個人“生存困境”,一個人越是對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損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最后也很可能對自己利益產生損害乃至犧牲,所謂道德含義也出自于此。純粹個人行為是不具有道德含義的,影響他人生活行為才具道德含義并對其做道德上的褒貶。在一種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狀況下,個人行為與個人關系反映著群體間的聯系,特別反映著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系。
2 道德“范圍”的重要性
(1)國際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類歷史上,道德從氏族、部落到城邦、國家為核心的單位擴展。目前,道德實踐雖沒超出以國家為根本政治社會單位的倫理,但包含全人類乃至所有生命的倫理觀念在強有力地產生影響。人類迄今并沒有組織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體,而是一直生活在內外有別的政治群體中,道德要求就有內外差別了。所以,群體的領導者自然對這個群體安全及其他利益有優先和權重考慮且富有正當性,畢竟對其他群體同樣利益也必須有所顧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顧及其他政治體中人們生存甚至整個人類生存的行為原則,才可獲得一種客觀普遍性,構成一種道德原則。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可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道義,這時的政治家或決策者“審慎”不能僅為自己考慮利害后果,也要為所屬群體甚至全人類、地球上所有生命考慮這一后果。這種“審慎”也成為一種國家“道德”,甚至是世界性倫理。
(2)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利益”要考慮群體利益,是個人利益也是道德意義。通過種族、信仰或意識形態來比對利益權衡和競爭并導致更殘酷的行為。“生存”固然包含在“利益”范圍中,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為物質或經濟利益,不如直接說“生存”或“安全”。國際政治中道德相關性主要是關系生存和安全。一個國家為保衛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奮起抗爭的,但用對外戰爭來擴展自己經濟利益或實現某種自持理想信念顯然得不到正當性證明。人類生存原則是處理人際及國際關系的更高原則,是可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對立,可溝通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峙甚至各種理論爭論,成為某種可共享、底線共識的東西。
3 生命原則的體驗闡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則不一定被人們所清楚的認知,而且“道德”之名還被人們進行評判和否認,但它還是被人們不假思索地作為自我隱蔽行為的前提和指導,并透過各種“利益”或觀念“沖突”頑強地表現自己。所以依據近代社會的思想發展,闡述出具有明確道德意義的“生命原則”。
(1)生命原則的優先性。“生命―自由―平等”,從霍布斯、洛克到盧梭的主要三個社會契約論者那里能夠輕而易舉地發現作為社會倫理原則的一個系列,而保存生命無疑是最優先和最基本的原則。人們只有先生存后才談其他別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壓倒一切的,這個原則在霍布斯那里不僅是主要而優先的,且幾乎是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學家那里還是有機會向其他原則開放的,不過,生命原則總是在最優先的。
(2)生命原則的寶貴性。作為價值原則的一個闡述,假如只從人的視角來看,生命原則的含義包括：一是生命是人類最優先和最根本的價值,是一切其他人類價值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在前面談到生存是否可作為一個原則來對待已略有說明,所以說這是生命原則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內容。二是生命本身作為目標是寶貴的,而不是作為手段而寶貴。康德在他有關“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個絕對命令中闡述得最為有力。這種區分可以說是非常主要的,因為,也有觀點認為人是世間最珍貴的,但只作為一種生產力或戰斗力的珍貴。作為有明確道德含義、具有自我意識的原則,將其稱為“生命原則”,以此來區別于不自覺地、作為事實上的一種動機起作用的“生存原則”。在現代生態倫理學中,有很多學者強調人的行為決策必須把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都考慮進來。
(3)生命原則的義務性。盡管生命是作為目標，自由自在的，寶貴的,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樣值得珍惜,任何生命都同樣寶貴,都應當作為生命來看待,任何人也都應當有尊嚴的看待自己,都應當給予某種關懷和珍惜,即應該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對待所有人。但作為一種義務原則,我們更要強調生命原則義務命令的否定性：即它們主要是作為禁令出現的道德義務。這主要包括兩層面內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即要盡量避免殺戮和傷害生命,特別是不殺害無辜者。二是給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養,即讓生命得到基本營養和生活條件。這種物質生存有時被視為“經濟利益”,但是否盡可能提供這種基本生存資料并不是簡單分配公正問題,而是關系到生存根本道德問題。
4 結 論
總之,上面的陳述已富有現代色彩,特別表現在對價值原則和道德范疇兩點內容的陳述。而且這個原則要落實到目前以國家為根本政治單位生活的人們之中,出于政治制度不同,實現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種內外差別。在國際政治中這種道德義務主要體現在應當盡力避免暴力和戰爭、在戰爭中盡力避免殘酷和毀滅,特別是避免傷害平民和無辜者,而核武器當前仍然是威脅各國安全和全人類生存的最大危險。我們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人人都能以和諧的思想來面對一切,這樣,才能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一份力量,人們才可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參考文獻：
一、主流理論的無政府狀態假設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如果進一步追溯為什么新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對待身份和進程有不同理解，這種追問就變成了對國際政治的本體論思考：國際體系是什么構成的，結構是什么？新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物質主義，權力和利益是由物質力量決定的，是一種物質事實，獨立于人的實踐活動。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的結構是由共有觀念而不是物質力量決定的。有目的的行為體的身份和利益是由這些共有觀念建構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國家和國際體系是一種社會類別。它不僅僅是事物，而且還是進程。權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義和作用，是觀念使然。單純的物質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釋國家之間的關系。
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區域國際經濟組織法淺談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關系十分緊密，其是國際關系法制化的結果。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其價值論的不足導致多邊貿易體制偏離了社會正義，使得多邊貿易自由化陷入困境。與之對應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迅速，推動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法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應全球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的世界政治》一書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巔峰之作。相互依賴、國際機制、全球主義等構成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義摒棄了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沖突這樣一種理念，更加倡導國與國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通過一種默契的行為使雙方之間或多方之間達成一種雙贏或共贏的利益關系。在國際關系中，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當中，國與國之間只有趨利避害，才能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達成一致，使參與其中的行為體在無政府狀態這樣一個國際大環境中，將這場博弈達成一種“非零和”（Nor-Zero-Sum）的結局，從而使其在博弈中達到最優。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保證國際合作的有效機制是國際制度，因為國際制度可以通過加大或減少國際之間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調整博弈效用結構、加強互信行為、加強對未來的重視，使行為體相互期望值趨同，達到促成國際合作的目的。①與新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認為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經濟利益顯然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證。②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各國為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場統一趨勢的國際經濟規則便成為欲求之目標，拆除各種不利于經濟自由化的法律壁壘成為晚近國際經濟規則談判的主要內容。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一攬子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經濟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義價值論的不足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在對國家行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國際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品德、共同目標、中立標準，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價值意識。這樣一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價值觀上的缺失，對國際經濟法律自由化偏離“社會正義”的傾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即現有立法傾向是對發達國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義”，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緊迫需要的“社會正義”。其表現在不顧南北方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切實際地要求南方國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對自由化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嚴重考慮不周。③
首先，從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協議上看，烏拉圭回合產生的服務、農產品、知識產權等捆綁協議都要求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的國內經濟政策以適應自由化發展需要，這對許多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協議中包含了一些關于給予發展中成員及最不發達成員有關差別和優惠待遇的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特殊和優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從WTO的決策程序看，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被邊緣化傾向。WTO在進行決策時，遵循的是“協商一致”的原則，在無法達成一致時，采用投票制，每個成員國擁有一票。協商一致和一國一票制相比，似乎更為民主，但在實踐中，由于一些非常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都不在場，對WTO而言，沉默就意味著同意，所以發展中國家很難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爭端解決程序復雜，使發展中國家在啟動或辯護上存在很大困難。況且，爭端解決機制最終效力來源于成員方的報復能力，而發展中國家實施報復的能力很小，很難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邊貿易體制堅持的形式正義，沒有考慮或很大程度上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懸殊的事實，把發展中國家置于嚴重不利地位，發展中國家從多邊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總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現了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情況。因此在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各成員方動力不足，成為多哈談判失敗的關鍵。在多邊自由貿易進展緩慢、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受阻的情況下，許多國家開始尋找新的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徑，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各個成員的首選，而且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向縱深發展。WTO規定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主要為貨物貿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區內關稅、消除非關稅障礙等，以及與貨物貿易自由化相關的貿易投資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逐步超越了這一范圍，除了貨物自由貿易外，還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與貿易的便利化與產業合作等內容。
第一，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具有新的發展特征。其一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突破了國家的限制。傳統上，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是一定地理區域的國家，即主權國家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唯一主體。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出現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成為主體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員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等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近年來，伴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進一步發展，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不同關稅區亦成為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如CEPA，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同屬于一個主權國家，但在WTO框架內，又屬于不同的關稅區；其二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打破了地理上相連的特性。早期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在毗鄰或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間組成，但晚近成立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連性，表現出跨地區、跨洲際的特征。如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美國—以色列自由貿易區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連性；其三是雙邊一體化組織成為新的亮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擁有易于達成、靈活多樣、運作機制高效、涉及內容既廣且深，較少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域相鄰等方面的限制等無可比擬的諸多優勢，成為許多國家區域一體化戰略的首選，現有的大多數FTA都是兩國間或一個國家與一個經濟聯合組織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美國近年來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有20個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FTA均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導致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呈現出雙邊化發展趨勢；其四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交叉重疊。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邊界清晰、成員關系單一，一般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是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立的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則互相交叉重疊，一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多個不同層次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或者大的區域組織包容次區域組織，相互關系錯綜復雜。
第二，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設置漸趨弱化。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為了保證本組織職能的常設性和穩定性，都設有一套常設機構，有具體的運行機制。傳統上，按照每個機構所承擔的職能來講，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一般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的，主要包括權力機構、執行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或準司法機構。但由于晚近達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多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具有運作機制高效的特點，無需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組織機構。大多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采用強化自由貿易規則、弱化組織機構的方式來推動區域貿易組織的運行。各自由貿易協定的法律規則十分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對于龐大的組織機構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強烈。
目前，大多數雙邊自由貿易區均設立類似于自由貿易區委員會這樣的機構，作為自貿區的最高機構。其主要職能是：負責對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及執行情況進行審議，考慮任何關于修改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其附件的建議，并監督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進一步實施；負責與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執行有關的事項，并考慮任何可能影響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實施的其他問題；在必要時建立增設委員會及特別工作組，并向任一委員會或工作組就相關事宜征詢意見。但在自由貿易委員會之下，并沒有建立常設的執行機構和行政機構，只是就具體事項設立相應的委員會或工作組，如貨物貿易委員會、服務貿易委員會以及投資委員會等，負責處理相關事項，在各自領域發揮著具體的職能。
論文關鍵詞 氣候變化 實施困境 適應委員會 經濟手段
一、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困境
（一）各國利益主張的沖突
從近代國際關系的發展來看，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勢必要受到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的制約，脫離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來談國際法是不現實的，尤其是涉及到國際法的實施和遵守問題，必須依靠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家的配合與落實。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漢斯·摩根索認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是由國家所構成的，那么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最后的語言就只能是國家利益”。
以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談判為例，美國言辭鑿鑿地表示盡一切努力就排放物減少這一議題與其他160多個國家達成一致，最終又因限制排放量影響美國發展而未批準《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加拿大雖于2005年簽署《京都議定書》，但鑒于對反對者分裂國家的擔心和種種利益的影響，2011年正式退出。此外“77國集團加中國”、“傘形國家”及歐盟等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執，都充分反映出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受到各國利益主張的牽制。《公約》第十八次締約方會議的談判亦受到各國利益驅使而進程緩慢。
（二）國家環境條約規定內容的超前性
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指國際環境法中的某些法律規范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在確立之前，國際社會為了達到保護全球環境的目的，通過科學預測，提前制定了調整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關系的國際法律文件或法律規范。當然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由環境問題的特點所決定的，環境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的可變性，環境問題的發展又具有一種緩發性和潛在性，囿于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局限，人類對于損害環境的活動所產生的最終影響和后果很難及時的發現。環境一旦招致損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轉性。例如植被遭破壞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問題，生物物種的滅絕問題，都是很難恢復或者根本不能恢復的。因此，預先制定有關的國際環境法規則以避免環境算損害的發生時十分必要的。國際社會為防止全球氣候變暖而制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是國際環境法超前性的具體例證。
公約采用“框架公約+議定書+附件”的環境條約形式，在解決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立法問題上取得了良好的的實際效果，但是由于先采用“框架公約”形式，不能將各方具體的權利義務及相關的具體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只得待以后對環境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后，再由締約國以議定書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規定。這就意味著在框架公約的形式下，締約國各方承擔的義務較少且不能明確，對于公約的有效實施無疑是一個關鍵的阻礙因素。加之公約規定的超前性，先前設立的規則與之后發生的實際問題發生不符乃至沖突的可能性也時有發生，《京都議定書》第地一承諾期規定的排放量過低，導致第二承諾期的任務艱巨，且第一承諾期期間發達國家冗余的排放量，也成為多哈氣候大會上的燙手山芋，直接導致了第二承諾期的啟動困難。
（三）國際社會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不同態度
在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的過程中，經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斷的協商和妥協，在國際環境法領域逐漸形成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由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體現了發展中國家有限發展經濟的訴求，并且尊重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全球環境問題談判的意愿，因而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同。我國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亦持肯定的態度，但國外學者對此觀點的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否為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尚存爭議。共同擔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能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原因有二，其一，僅以造成全球氣候惡化的歷史責任作為區別責任的依據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其二，忽略發展中國家日益發展的排放量的不科學性，發達國家很容易予以反駁。
（四）國際環境法發展所受的政治因素和經濟因素的制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