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6:3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國外體育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少兒英語教育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我心雀躍》(MyHeartLeapsUp)中的詩句，意思是“成人應以孩童為師，讓天性永存”。筆者在這里意在強調兒童正處在學習外語的最佳時期和關鍵期，很多語言習得現象只有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才有所體現，兒童的語言習得對全面了解語言習得的過程、解決語言習得中的諸多問題有很多的啟示。換言之，若不關注和研究兒童外語學習的過程而高談闊論語言習得問題，則空口無憑、缺乏證據。為此，下文將主要探討當下基礎英語教育尤其是少兒英語教學中的幾個突出問題: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小學階段開設英語課程的利弊，基礎英語教育中的教材編寫、教學和測評等。關于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學術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談及該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就是著名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PeriodHypothesis)，關鍵期假說認為從嬰兒出生到青春期(2—13歲)，左右腦半球都參與語言學習，對語言極其敏感，只要有足夠的語言輸入，人們就能毫不費力地學會一門語言，但是錯過了這段時間，伴隨著大腦的側化(lateralization)，人們很難掌握一門語言［6］12－13。盡管關鍵期假說存在不少爭議，但是有一點人們基本上是達成共識的，即從長遠來看，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二語學習者的年齡還是越小越好。此外，語音習得方面，Kuhl指出嬰兒剛出生時就具備識別人類不同語言的語音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從出生六個月后開始減退，到一周歲時這種能力基本喪失，兒童只具備識別自己母語語音的能力［7］。鑒于此，目前一般認為，少兒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一般在6—10歲，這時母語已經基本定型，而且語言學習的敏感性還很強。基于上述共識，教育部在2001年頒布了《關于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小學逐步開設英語課程，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起始年級一般為三年級。這種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兒學習外語的生理優勢，有助于少兒高效地、輕易地學到地道的英語。然而，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顯著，全國范圍內開設英語課程存在著一定困難，如師資缺乏、教師自身語言素養不高、教學資源匱乏、語言環境缺乏等。事實上，兒童英語教學在許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為少兒是一張白紙，全憑教師涂抹。在條件不具備的前提下，開設英語課是徒勞無益的，對少兒來說甚至會貽誤終生。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當下基礎英語教育的教材編寫、教學及測評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教材”或“教科書”的問題。當下流行的大多數主流小學英語教材內容過于簡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間無必然聯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對話，這其實是大多數教材編纂者按照成人對少兒語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觀臆斷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兒的超強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語言習得的常識性規律。語言的習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習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系進而越易習得(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問題)。此外，英語國家一些語言學家的做法亦印證了這一點，如英國語言先驅JacquesRoston先生創辦了靈格風英語(Linguaphone)，靈格風英語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論年齡大小，所有的學習者一視同仁，學習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authentic)語言素材，不對其簡化加工。錄格風英語效果卓著，享譽世界。此外，“教科書”(textbook)這個詞本身就告訴人們其中的素材應該是以“語篇”或“篇”(text)為主，因為無論是漢語的“篇”還是英語的“text”，它們都要求所選的素材是前后聯系緊密、上下文一氣呵成的具有“語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參照《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11版)提出的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情感態度、學習策略、文化意識等五項課程目標，探討基礎英語教育教學中的一些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強調最多的是其中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兩項，這兩項的問題最為突出，由于篇幅問題，這里僅就語言知識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其他方面的問題日后詳述。就語言知識而言，少兒英語教學首先遇到的便是語音問題，少兒英語學習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確的、嚴格的語音訓練，這對少兒日后的語言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語音訓練必須是正確的，否則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復錯誤，從而貽誤終生。此外，如果教學不當，學生會以錯誤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觀感受，會漸漸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聽錄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語雖有一定的參照意義，但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對此應高度警惕①。少兒語音教學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音標是否要教的問題。少兒在接觸了一段英語之后音標是應該教的，不僅僅要知道每個音標，更重要的是能正確地發音。社會上一部分功利主義者出于商業化的目的倡導英語國家少兒語言學習中的自然拼讀法(即所謂的見詞能讀，過目不忘)，而不學習國際音標，這其實是一種誤導。自然拼讀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語言環境，但對于外語學習者而言這個前提是不具備的。此外，英語學習者到了一定階段自然就能夠見詞能讀，詞的讀音是沒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實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讀法，若沒有一定的語言基礎，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兒英語語法教學中的問題是語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問題。語法規則是對大量語言現象的規定，語法問題其實是一個邏輯問題，比如其中的時態問題其實就是時間概念的問題。對少兒來說，如果不影響理解，便沒有必要講解其中的語法現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齡段出于應試等目的需要專門學習語法，這時也要講究方法，即在透徹分析語法現象的基礎上把握其內在聯系、培養語法意識，而非一味地死記硬背語法規則而不會運用。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首先要注意的是詞匯的三要素的順序應該是音、義、形而非音、形、義，這更加符合少兒的認知習慣。在講授時，不宜過早提出拼寫的要求，不宜過于追求拼寫的準確性。單詞教學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驟:先聽單詞、讀單詞，然后根據圖片或實物說認讀單詞、把單詞與圖片或實物對應起來，最后才進入拼寫的教學。此外，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還應注意提供豐富的語境，加強學習者對詞匯的感知、理解和記憶。
二、附帶習得與刻意學習
“附帶習得”(incidentalacquisition)這個術語最早見于20世紀初實驗心理學的文獻中。在語言習得領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兒童母語習得中提及這個概念［8］。從詞源的角度來看，“附帶”(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詞根cadere，意為“降落”之意，“附帶”(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時帶來的非主要的收獲”之意。“附帶習得”意即學習者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無意中獲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識，這是一種隱性的(implic-it)學習行為。與附帶習得相對的便是“刻意學習”(intentionallearning)，即學習者在完成某項學習任務時，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確的學習目標，這是一種顯性的(explicit)學習活動［9］349－381。從本質上講，英語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語感培養的過程，要以附帶學習為主，同時輔之以適當的刻意學習。適當的刻意學習是必要的，然而當下各個層次和階段的外語教育由于受傳統文化及應試教育的影響，刻意學習方式盛行。如在語音學習中，學習者沿用“音素———語流音變———重音———節奏———語調”的模式，過于分離地、刻意地進行語音訓練，一些語音的韻律特征(如重音、節奏、語調等)學生很難有效掌握。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習得需要在刻意訓練的基礎上輔之以大量的聽音練習等附帶學習形式，以使學生形成良好的語感。在語法學習中，很多學習者可以自如地應對考試中的語法單項選擇等試題，但實際的語言運用(如英語寫作、漢英翻譯)卻難以盡如人意，連基本的“主謂賓意識”都不具備，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說進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語表達了。詞匯學習也存在不少誤區。一方面，掌握一個詞并不僅僅是知道其相對應的漢語意思。詞的意義是語境賦予的，離開了語境而孤立地記憶詞義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個詞的漢語意思，使用的時候還是很難激活;另一方面，詞語方面的知識是多維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語義特征、發音、拼寫、詞性、搭配、語義韻(semanticprosody)、類鏈接(colligation)、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識中的語義韻、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等很難通過刻意學習的方式來掌握，必須大量接觸語言，進而去感知詞語的這些豐富內涵。
三、教無定法與“后方法”
近幾十年來，盡管應用語言學界關于教學法的研究不斷地推陳出新，如“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全身反應法、詞匯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際法、認知法、內容依托法、全腦法、全語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語作為外語的中國，各級各類外語教學機構過分強調通過閱讀、學習語法、文學欣賞、改寫(paraphrase)、翻譯等方法學習外語，“語法—翻譯法”等傳統的教學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講單詞、講語法、講課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語教學的主流模式，外語教學“費時低效”的問題依然突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想當然地以為語言教學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教法。從上世紀70年代起，人們逐漸意識到外語教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很難使用某一種或幾種方法解決問題，同時，受西方后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響，外語教學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后方法時代”，“后方法”與我國傳統上提的“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如出一轍［10］。“后方法”的主倡者K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參數和十條宏觀策略。其中，三大參數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實踐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條宏觀策略包括創造最大學習機會、使師生理念錯位做到最小、注重語言輸入的語境、綜合多種語言技能、激發學生進行直覺探索(例如借助語料庫)、促進教學中的協商互動、促進學習者自主、保持與社會的關聯、提高文化意識、培養語感等十個方面［11］41。庫氏的三大參數與十條宏觀策略為外語教學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具體的外語教學實踐可以在這個框架的指導下有效地開展。當下外語教學中與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參數和策略相違背的一些做法，勢必影響教學效果，如精讀課中的“改寫”(paraphrase)就與宏觀策略中的第一條(創造最大學習機會)相違背。不可否認，“改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誦“改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僅僅是我們通向“更好的理解”這個“目的地”(destination)過程中“一座臨時的橋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達了彼岸，就應該將其拋在腦后，即對待“改寫”應該持一種“過河拆橋”的理念。“新批評”理論認為任何試圖借助“改寫”來鑒賞詩歌的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變原文［12］86。又如過分強調“聽說讀寫譯”分離的做法與第四條(綜合多種語言技能)相違背。科學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語言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因此我們需采取“整一論”(holistic)②或“全語言”觀點來把握諸多技能之間的聯系，從而恢復英語的實際面目，促進英語實際運用能力的培養。
四、外語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養
培養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核心目標之一。“特爾斐”項目組提出的雙維結構模型認為思辨能力包括認知能力與情感特質兩個維度。認知維度又可分解為分析、推理與評價三項核心技能，情感維度包括好奇、自信、開朗、靈活、公正、誠實、謹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不強，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尤其顯得不足，外語專業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學生思辨能力培養方面實現突破，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外語教育從業者要認真研讀各級英語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在教學目標方面的要求，在教學實踐中不僅注重語音、語法、詞匯、語篇等語言知識層面和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層面的目標，更要重視智力、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的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是和知識教育、自我反思、自覺修煉等成人化行為聯系在一起的，要重視這些方面的目標，以重塑外語教育的靈魂，培養有健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人，否則，大學的外語教育與培訓班就無兩樣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識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臘，是非常古老的教育傳統，與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謀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訓練，培養博學多才的人，人文、社會、自然三方面的知識缺一不可。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有18門必修的核心課程，范圍廣泛，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方面。當下外語專業學生思辨能力不強，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語教育中忽視了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及自然科學思維的訓練。再次，改革現行的教學測評方法和手段，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借鑒西方外語教育中的“一條龍”體系，制定統一的語言能力標準，各類升學考試依據該標準確定的等級提出相應的要求，要減輕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應試壓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養;二是重視形成性評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評估為主，終結性評估(summativeassessment)為輔”的測試體系，重視“為了學習”和“作為學習”的測評，通過“形成性評估”來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
五、結語
關鍵詞：中華武術；差異；文化；交流
前言
在中國全面實現現代化的進程中，作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堪稱中華民族文化瑰寶的民族體育運動，以地域傳承性的特點，使其所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一代又一代自我制中得以保存。然而，在現代體育的沖擊下，特別是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華武術的正整體受到
了嚴峻的考驗，“國際化與本土化“西方化與中國化”的跨文化對話，不得不引發我們對現存民族傳統武術運動所固有的民族和土地等特性的思考。中華民族傳統武術運動如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提升其整體地位，使中華民族的傳統武術在現代社會中得以繼承和發揚，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1武術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國武術淵源流長，內容豐富。中國武術的發展，同我國傳統醫學、養生學、古代哲學的獨家發展是分不開的。“武”即停止操戈之意，即止、戈二字的合成。就是說，武術的本義是通過以武會友、重在切蹉、點到為止、除強扶弱，防止無休止的爭斗，同時也有防身健體的作用。武術在我國主要流派的所屬同我國道家、佛家一脈相承，戒規同轍；同我國醫學、養生學、氣功的“精、氣、神”層次、求德為本等境界一致，更加豐富了它的內涵，深受廣大民眾喜愛，在我國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對豐富民族體育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何一種體育項目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從武術的文化內涵和技術風格來看，已從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形式，躋身于世界體育文化之列。其固有的特征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1傳統性
武術的傳統性，首先表現在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上。中國文化對武術的影響，不僅是武術自然地接受文化環境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歷代武術家自覺地運用中國傳統規范技法，闡述原理。達到了文武合一，交融一體的程度。如內外合一的技法原理，內外兼修的修煉原則，內外互導的訓練原則，映現著鮮明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色彩。中國深厚的文化積淀不僅影響著武術理論，而且決事實上著武術的運動特征，成為武術發展的動力。
1．2技擊性
武術的技擊方法和內容，有著自身發展的本質特征及原因。從武術的技擊角度來看，武術是“具則剛柔濟之道”，虛實攻守之學、“始以至實用”的技擊之本，技法成為武術最突出的特征。武術的技擊方法，攻防技術的運用，是通過身體的運動來實現的。其特點是，通過動靜變化規律來體現千變萬化的技法。古代中國人的奇正相生、快慢相問、虛實分明的動靜觀成為武術技擊的技術原理，也決定了武術的運動內格，因而武術講求方法巧妙運動，倡導巧力而斥拙力，這與西方的競技體育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競技體育崇尚一種力的強者哲學，主動進攻，快者贏，強者勝，有力打無力是其表現形式，通過一決勝負體現個體力量的外在征服。武術技擊的特征是“以靜制動”，以柔克剮，以小力勝大力以弱勝強，這與西方體育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2中華武術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的差異
西方文明的外推性和中國自然經濟的保守性，使近現代中西方體育文化的相互沖突與融合并沒有體現出應有的均衡性和必然性，面是更多的體現在近代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沖突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被動地融合上；而在現代則更多地體現在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融合和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沖突上。西方體育折射著古希臘文明精神的光澤：武術則交容著中華文化生命的律動，西方體育祟尚人體力量和自身形象的真與美：武術則在陰陽二氣理論的引導下，外取行態、內表心靈，在意趣中求得一種美的和諧。西方體育總是在一種有限的時空里尋求人類自身的最大發揮和極限；武術則力圖在天人合一、物我相容中把握人生的生存精神。中華武術旨在使運動的個體在心、神、意、氣與手、眼、身法、步等達到一種心動形隨、意發神傳中的“內外三合”和“形神兼備”，西方體育則追求動作編排中的“高、精、尖、難”。
3武術文化與西方體育文化的交流
3．1文化的多樣性是文化繁榮昌盛的前提條件
國際體壇的繁榮，依賴于各民族、各國家體育的發展。強調文化的多樣性是為了尊重人類文化的優秀傳統，使它們都以自身的民族特色匯人到世界體育運動的大潮之中，從而避免單一文化的諸多弊病，發揮各種文化優勢的互補作用。全球化的過程，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生存和發展的過程，它強調所有文化都具有平等價值。目前，當今西方體育提倡“互相了解、友誼團結、公平競爭”體現了一種博大的人文關懷，這無不滲透著中華文化的人文內涵，這種人文內涵也不可避免被融匯到武術運動之中。
3．2國際武術組織的壯大和傳播
改革開放給武術的發展帶來了機遇，使武術走向世界的步伐加快。1984年武漢市舉行了有12個國家和地區武術界代表參加的國際武術座談會，與會人士發出了由中國牽頭成立國際武術組織的強烈呼聲。1985年在西安舉行的第一屆國際武術邀請賽期間，成立了國際武術聯合會籌委會，之后歐洲武術聯盟、亞洲武術聯合會、南美洲武術功夫聯合會以及非洲武術聯合會等相繼成立，目前國際武聯已發展到了77個會員國。
4結論
盡管中國武術曾經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其中許多內容至今仍然具有極高的研究性和應用價值。但從整體上看，教育、軍事、娛樂、養生等現象與現代獨立存在意義上的體育之問缺乏主動的聯系。誠然，歷代民族的融合和中外碰撞，為中國武術文化增添了一些新的因素，但這種結果僅限于運動項目方面而不是在價值觀上。在體育的價值觀方面，中國武術文化十分重視倫理和社會價值。即使在以健康長壽為終極目的的養生中，精神情感也被放在了首要地位，萬法歸宗、以德為本是形式和理念的最高層次。因此，以個性為基礎的教育思想和競爭形式在中國體育文化中不能充分發展。相反，從未來發展看。西方文化的發展必然把體育發展引向具有較強的娛樂性和觀賞性；韻律面激情的高水平、高刺激的競技體育活動將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而中國傳統文化對體育文化的影響必然形成含蓄深邃、樸素內向、天人合一、積德長壽的理念上來，競技體育熱潮必然伴隨世界和平環境的到來和經濟的發展而逐步降溫。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包括了中華民族傳統體育的振興。中華武術文化要適應世界體育發展的趨勢，需要充分發揚其內在的精神活力，大力吸收西方的和其他民族的優秀文化，系統的挖掘和整理其幾千年深厚文化積淀，并對傳統的武術文化創新性的詮釋，進行合理的歸劃布局，調整其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部分，尋找在新時期的發展模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創新體系，使之適應現代人類社會生活的需要，為人類社會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倪依克．民族傳統體育的振興與更化創新[M]．2004，1(11)：60-61．
論文關鍵詞 暫予監外執行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適用對象
一、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
（一）修改背景與新法解讀
暫予監外執行，是將罪犯刑罰暫時放在監外執行的一種刑罰的變通執行方法。根據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的規定，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包括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生活不能自理，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不致危害社會的被判處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其中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罪犯，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的，也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此條文是對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的修改和補充，增加了被判處無期徒刑，正在懷孕或者哺乳自己嬰兒婦女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
作為人類社會刑法思想和刑罰制度發展進步的產物，暫予監外執行制度近年來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很大的發展和廣泛的應用。我國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被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符合一定條件的，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越來越體現出此種規定的局限性。暫予監外執行是一種基于人道主義考慮而實行的刑法執行變更措施，對罪犯采取非監禁的形式執行刑罰，這是由于實踐中有許多特殊情況的罪犯比如，身患重病、身體有缺陷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哺乳嬰兒的婦女不適宜采用監禁的形式執行刑罰，況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社會危害性也大大降低，監獄是勞動改造犯罪的場所，將這些人員收監執行，不管是勞動還是監管都有些不實際，不僅達不到改造人的目的，還會造成資源浪費，也不符合人道主義精神。既然如此，采用暫予監外執行的方式來對其執行刑罰顯然更合理更可取。被判處無期徒刑以及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執行場所仍然是監獄，執行方式也是類似的監管和勞動改造，當出現懷孕或者哺乳或者身患嚴重疾病的時候，也會面臨上述問題。
另外，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2012年修改之前，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律法規還存在沖突問題，影響適用。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對象之包括被判處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這與1994年頒布實施的《監獄法》中被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懷孕或者正在哺乳的婦女可以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相矛盾，影響法律的統一和權威。
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出臺，綜合考慮了上述因素，對此部分條文進行了修改，增加了對判處無期徒刑的正在懷孕或者哺乳嬰兒的婦女可以適用暫予監外執行的規定，這有利于維護法制統一于尊嚴，更好的指導司法實踐操作。
（二）存在問題及解決辦法
本次修法中，擴大了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體現了我國懲罰犯罪與教育改造相結合是刑罰執行方針和人道主義刑事理念，但作者認為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還可以繼續擴大，如前分析，對于有特殊情況的罪犯收監執行刑罰可能起不到預設效果，還會浪費資源，產生反作用。隨著我國普法宣傳的深入開展和民眾文化水平的提高，公民的人權意識和法律思想都有很大進步，人民對刑罰的功能和作用慢慢有了新的認識。如果此時繼續擴大暫予監外執行的適用范圍，可以更好體現我國刑罰制度的人性化和對公民的人文關懷，更好的發揮教育改造功能，實現刑罰的一般預防目的。
二、暫予監外執行的批準決定程序
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和批準程序，《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九十九條也作了修改，詳細規定了暫予監外執行的決定或批準機關以及決定或批準程序的做為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第五款。依據本款規定，在交付執行前，由人民法院對是否暫予監外執行做出決定；交付執行后，由監獄或者看守所提出書面意見，報省級以上監獄管理機關或者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這次修改填補此前刑事訴訟法關于暫予監外執行程序決定和批準機關規定的空白，反思了之前多元化審批機制導致的混亂和不公現象。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291條規定，在看守所執行刑罰的罪犯，其暫予監外執行的批準機關為“縣級以上公安機關”，依本次修正案規定將其批準機關提升為“設區的市一級以上公安機關”，批準級別的提升顯示出對暫予監外執行程序的重視和態度的嚴謹性。
另外，依據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第九十九條第四款規定，對罪犯確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診斷并開具證明文件。本次修改相比原《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規定，新增了“診斷”兩字，也就是說，對于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罪犯，必須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先進行診斷，確診無誤后才能開具證明文件。這款修改主要是為了規制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診斷和開具證明文件程序混亂和不規范的現象。根據前《刑事訴訟法》規定，患有嚴重疾病的罪犯的可能會去別的醫院進行問診，開具病例，然后拿著病例單再去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開具證明文件，甚至未經診斷直接找省級人民政府指定醫院開具證明文件，這讓一些投機倒把之人有空可鉆，有機可乘。本次修改正是為了防止此種現象的出現，作了如上修改，使整個程序更加嚴謹規范。
三、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
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是指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定情形終止，將罪犯從監外執行收入監獄繼續執行剩余刑期的一種做法。暫予監外執行的終止的原因，完整的應該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罪犯自始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的法定情形，由于工作人員的疏忽大意而錯誤適用暫予監外執行措施的；二是罪犯開始符合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只是由于其他原因導致不適宜繼續對其適用監外執行；三是罪犯適用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而刑期未滿的情形。96年《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一十四條和二百一十六條分別規定了兩種情形的收監，即保外就醫人員不符合保外就醫條件或者違反保外就醫規定的、暫予監外執行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滿的。其規定不夠全面，不能包含所有的應予收監情形，而且規定比較分散、雜亂，不夠嚴謹和規范。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吸收之前立法經驗，結合司法實踐，在第一百零二條做出修改進行詳細規定，列舉了三種情形，即“發現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嚴重違反有關暫予監外執行監督管理規定的”、“暫予監外執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滿的”。而2012年11月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59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做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第四百三十三條共列舉了八種情形，幾乎囊括了所用情形，包括之前理論界熱議的保證人失去保證條件或不履行義務被取消保證資格的都納入其中，可見此次立法的嚴密和周嚴。
不過，智者千慮難免有一失。還有兩種情形筆者認為也應該納入暫予監外執行的收監情形，至少可以作為酌定情形讓實務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考慮適用，首先是保外就醫罪犯因經濟困難無力就醫的。其次是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其撫養人沒有條件或不盡撫養義務的。暫予監外執行制度的涉及初衷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對于患有嚴重疾病需要保外就醫的罪犯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罪犯，其社會危害性比較小，而監獄條件有限，將其暫予監外執行可以讓其有更好的條件就醫治療或者得到更好的照料，顯示了我國司法的靈活性和人性化。但對于上述兩種情形，對其適用監外執行措施不但不能使其得到更好照顧和醫療，還有可能使其生活更加悲慘，甚至會導致一些悲劇的發生。這不僅不符合我國立法初衷，還有可能引發一些社會問題，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司法實踐中確實出現過一些保外就醫人員因為經濟困難無法就醫要求監獄收監的，甚至揚言如果監獄不予收監將上訪等情形。這種情況下，可以根據當事人情況和監獄條件酌情予以收監。在立法中進行規定，可以使司法人員適用時有法可依，有據可查，有利于司法的權威和穩定性。這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并未將這兩種情形納入立法之中，或許立法者有其自身考量，但從立法的本意和社會價值綜合來看，筆者認為還是有些遺憾。
作者：耿傳輝 單位：吉林大學學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國金融危機與金融倫理缺失
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投資銀行更是面臨著整個業務全面萎縮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業的影響，美國和歐洲的股市紛紛發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連續跌破歷史紀錄。金融機構與股市的糟糕表現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事汽車、建筑、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出現大規模的虧損與破產，其他各行業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從單純的債券市場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國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響，經濟陷入衰退。各國開始聯合行動，試圖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但是到今日，這些行動和方法還是乏善可陳，沒有對危機的緩解起到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的風險依然巨大，投資者的信心依然在冰點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樣繁多的歐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濫用？是什么讓無數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持續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額利潤？是什么使得本應該堅不可摧的法律與規則在這場危機面前變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許有很多，但其中長久以來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金融倫理的缺失。從金融倫理的視角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說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倫理缺失問題。（一）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金融市場委托——關系中的人，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利益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由于金融服務是以一種合同關系提供給客戶的，大多數的倫理難題都與公司對客人的義務有關。在這種客戶與服務提供者的關系中，有些做法與實踐顯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則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并且每種做法與時間都有一個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內，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正是這些模糊的灰色區域，成為金融市場中最危險的地帶，并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行業可能出現的違反金融倫理的行為有很多，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虛假與誤導性聲明；欺詐；隱瞞相關重要信息；炒單；不進行合適性推薦與風險公布。這幾種行為違背了金融市場對于金融服務行業基本金融倫理的要求。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上述一種或多種違反金融倫理要求的行為，并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美國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達到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次級債危機就產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的住房市場出現低迷，新開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銷售量開始下降，房價也開始走低，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不僅影響著美國經濟，也給銀行和金融業帶來不小的沖擊，其中，次級債危機成了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索。［4］商業銀行作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者，在貸款發放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次級抵押貸款可能存在的風險，也沒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資者說明這種風險的存在。商業銀行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利潤與收入，完全沒有按照委托——關系中的要求保護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將委托人的資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不久之后隨著以投資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各種基于次級抵押貸款的新型債券的發放與銷售，使這種風險迅速傳至美國的信貸市場。近年來美國旺盛的信貸需求使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意識普遍淡化，為提高收益而忽視操作風險的傾向在業務擴張中亦不斷強化。違約事件集中暴露后，許多金融機構陷入了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和資金周轉緊張的困境，加之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一些金融機構提前催收可疑貸款的措施進一步增加了違約事件的發生。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的暴露又很快傳導至資本市場。在上面整個過程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險公司的各個金融機構都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負有金融倫理層面的責任。這些金融機構違背了自己在委托——關系中的義務，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況下將委托人的資產大規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風險的次級抵押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之中試圖賺取高額利潤，而當最終信用泡沫破裂時，委托人的資產均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險公司，作為為金融市場中可能存在的違約現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機構，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不顧投保人的利益，將大量的保險金投入到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市場，通過為這些產品提供擔保來獲取利潤。而當危機爆發，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巨額的保險賠償直接導致了大量保險公司的破產和投保人利益的損失。以美國最大的保險服務提供者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據AIG2007年底的數據，在CDS產品上，AIG擔保的總金額高達5273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最差的情況下，這是AIG要賠付的最高金額。除了AIG的金融產品部門“販賣保險”以外，AIG的人壽保險部門還同時購買了大量的MBS(房貸證券化)產品和CMBS(商業房產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據AIG2007年年底數據，整個2867億的投資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計算，AIG人壽保險在這兩塊資產上的風險敞口也達到近89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風險敞口已經將曾經的保險業巨頭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產的邊緣。［5］（二）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倫理問題在這場由次級抵押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次級抵押貸款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債券的爆炸性的運用最終導致了資本泡沫的形成。所謂金融創新是指變革現有金融體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標是獲取現在無法取得的高額利潤。金融創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來實現，目的是為了提高金融運營效率，其手段是通過銀行運用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效應，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加快財富的積累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宏觀上是金融組織、金融制度的創新，微觀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創新，根本目的是節約資本量的使用，加快資本的周轉，實現風險的緩釋、對沖和轉移。這個過程是通過使用金融杠桿、金融產品來實現金融市場間風險的轉移。但金融杠桿若被隨意、過快放大，且風險的轉移和傳遞得不到有效監管，就極易導致金融泛濫，這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同樣要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首先，從委托——關系的角度來說，作為委托——關系中的人的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為委托人帶來過高的風險，這種衍生產品的運作方式與風險情況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會因這種衍生產品的廣泛運用而受到損害，這些都應當是金融服務行業所考慮的內容。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這樣的考量顯然被金融機構所忽視了。具有較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住宅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及相應的保險服務等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地被設計出來并投放于市場之上。這樣的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金融倫理對人義務的要求。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這種不負責任的過度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也導致了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增加和不穩定性的提高，對公共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功能也有放大風險作用，極具兩面性。華爾街投行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事實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次級抵押貸款、CDS、MBS等一個又一個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利潤為目的被創造出來，這種過度的創新與形式上的復雜化，導致了金融衍生品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結構變得脆弱不堪。盡管如此，把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作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未免太過苛責。真正應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任的，是開發和買賣這些衍生產品的人，他們違背了金融市場中金融倫理對他們的要求，過度追求短期內的高額利潤，而忽略了這種行為可能對委托人和整個市場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加強對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金融倫理在金融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的金融倫理問題政府機構作為金融市場上法律與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主要分兩個層面，其中政府監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場制度設置，引導市場發展方向，規范市場行為，實現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矯正市場失靈與調控市場發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監督外，政府干預是政府介入市場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隱患或金融危機時，政府對政府監管失效或監管失敗進行的補救行為，即通過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場由非常規運行回復到正常有序的發展狀態。作為金融市場的成員之一，政府機構同樣也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與危機爆發后的干預兩個方面。［6］在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金融倫理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場上金融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點，并依據此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法規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美國政府以及相關的機構偏離了金融倫理的要求，過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導致了衍生品市場上監管的缺失。政府監管的缺失導致了金融市場信息失真，市場參與者行為失范與市場運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抑制與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活力和作用。這些都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立刻開始積極地介入金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所使用的主要干預手段有兩種，一是修正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重建金融市場的秩序；二是對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打擊的金融機構給予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依然面臨許多金融倫理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則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受到影響的行業除了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行業外，許多實體經濟行業如建筑業、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但是對于大量處于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來說仍然遠遠不夠。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代表了眾多投資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難免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事實上，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獲得救助的金融機構對于整個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屢次斥巨資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進行救助時不得不以公平性為代價，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使金融危機得到緩解。
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目前，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術層面，如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的惡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級，誤導投資者；金融機構杠桿比例過高；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和購買長期資產)；金融機構過度擴張；華爾街盈利模式存在問題等等。而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其實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制度層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1）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連續降息）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了禍根；（4）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體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的本質是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買單。［7］金融倫理的缺失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服務行業人士對于委托——關系中人義務的違背、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對于金融市場公平性的破壞、金融市場上普遍的金融倫理問題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成為金融危機出現和發展的原因。而從更深層的方面來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所蘊含的金融倫理問題——不公平性，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盡管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國際金融制度和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是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卻必須得到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重視。無論是從整個市場層面，還是以金融服務行業作為整體，抑或是作為個體的金融人士來說，金融倫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于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無論是政府監督還是政府干預，金融倫理都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內容。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未見緩解，歐債危機已經越過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國之勢，整個歐元區面臨著解體的考驗，而金融領域的危機已開始向實體經濟傳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長久而深重的。中國金融業當務之急應重視并大力加強金融倫理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業核心競爭力。
關鍵詞:外部性;環境污染;環境稅
中圖分類號:X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8-0057-01
1 外部性含義
羅森的《財政學》中指出,當某一個實體(個人或企業)的活動以市場機制之外的某種方式直接影響他人的福利時,這種影響就稱為外部性。
外部性對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比較,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種經濟行為給外部造成的積極影響,使他人減少成本,增加收益。負外部性是指在經濟活動中,由于決策者在自己承擔的成本之外,帶給他人或社會以額外的成本或負擔,從而使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現象。
2 環境問題中的外部性
環境問題不僅僅關系到人類生存的條件,對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目前,環境污染問題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環境的外部性有正、負之分,正外部性主要是微觀主體通過自己的活動給其他群體所處的環境帶來積極的影響。如上游居民種樹,保持水土,下游居民的用水得到保障。負外部性是指微觀主體通過自己的活動給其他群體所處的環境帶來消極的影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環境污染,例如廢棄物排放、噪聲等等,另外,還包括生態破壞,例如對樹木的亂砍濫伐,對資源的過度開采等等。
3 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
環境保護部在2009年世界環境日公布的《2008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我國污染減排工作取得突破性進展,部分環境質量指標明顯改善,但總體面臨的環境形勢仍很嚴峻。2008年全國城市空氣質量總體良好,但是部分城市空氣污染也仍然較重(519個城市中,達到一、二級標準的城市為399個);在聲環境質量方面,全國71.7%的城市區域聲環境處于好或較好水平;全國近岸海域水質總體為輕度污染,四大海區近岸海域中,黃海、南海近岸海域水質良,渤海水質一般,東海水質差;但是,地表水污染依然嚴重,珠江、長江總體水質良好,松花江為輕度污染,黃河、淮河、遼河為中度污染,海河為重度污染。在監測營養狀態的26個湖泊及水庫中,呈富營養狀態的占46.2%。公報還指出,我國農村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生活污染加劇,面源污染加重,工礦污染凸顯,飲水安全存在隱患,呈現出污染從城市向農村轉移的態勢。由此可見,地表水污染和空氣污染仍然是我國面臨最嚴峻的環境問題。
4 治理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的對策
4.1 私人對策
私人對策主要包括通過確定產權進行討價還價,或者是把相關各方合并使外部性“內部化”,或者是利用道德約束來消除外部性。針對我國的地表水污染和空氣污染來說,由于涉及到千家萬戶,所以讓各方在一起討價還價的成本非常高,而且也不能確定誰是真正造成污染的人。因此,利用私人對策治理我國環境污染問題的辦法行不通。
4.2 公共對策
私人對策不能有效地解決環境問題,就需要政府利用公共對策對其進行干預。政府采用的方法主要為市場導向包括征收環境稅、排污收費和排污權交易。
4.2.1 征收環境稅
外部性的產生歸結于生產無效率,這是因為投入品的價格沒有正確地反映出社會成本。所以英國的經濟學家庇古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了向污染者征稅,以矯正其投入品定價過低問題。對造成我國的環境污染的行為征收“庇古稅”,即把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社會成本,內化到生產成本和市場價格中去,再通過市場機制來分配環境資源的一種經濟手段。征收的稅率取決于污染的邊際損失,并不因企業排污的邊際收益或邊際控制成本差異而有所區別;環境稅只是相對于排污量而征收,與企業的產量沒有直接的關系。
4.2.2 排污收費
排污收費制度是由政府首先給所有產生污染的企業確定一個污染標準,企業按照這一標準交納排污費。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企業會根據自己利潤最大化的原則來決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和產品產量。實行排污收費有以下優點:第一,企業擁有一定的自。每個企業都可以根據自己的邊際控制成本在減排污治理與排污繳費之間進行選擇,有利于激勵企業實行減少污染。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督、管理成本。從政府管理的角度講,政府不再干涉企業具體的生產決策,只是確定企業從事的經濟活動是否會導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這樣,降低了政府用于環境監督管理的費用。第三,排污收費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潔生產補貼和建設公共的污染治理設施。
4.2.3 排污權交易
實施排污權交易首先要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力(通常以排污許可證的形式表現),并允許這種權力像商品那樣被買入或賣出,以此來進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排污權交易的優勢是明顯的:首先,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業可以多減排,把多余的許可證拿到市場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業少減排,不足的排污權到市場中去購買,從最后的效果來看,污染的減排總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業來完成,所以從總體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其次,綠色環保
組織可以買入排污許可證而不賣出,以實現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減少和環境水平的提高。最后,政府可以根據國家的環境目標賣出或買入排污許可證,從而實現政府對環境總水平的調控。
我國的排污收費制度沿用至今,存在很多局限性。一方面,政府在確定合理的排污費率時,必須借助邊際凈收益曲線和邊際外部成本線。企業自身沒有動力去向政府如實通報準確的信息,政府也沒有能力去了解每個企業的邊際凈收益,只有在不斷的摸索中去尋找最優收費標準。另一方面,企業可以將國家征收的部分排污稅費通過產品價格轉嫁給消費者,如果該種產品是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彈性,就會增加低收入階層的負擔。排污權交易制度只有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從所要求的市場條件看,由于壟斷的因素或計劃經濟的殘留,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仍不完善,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排污權交易的實施。例如,在上海市蘇州河的治理過程中,美國專家竭力推行排污權交易制度,但試行效果不佳。排污收費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二者都能起到消除生產和消費的外部效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但是,從兩種環境手段的適用范圍看,排污收費適用于大范圍的污染問題。如溫室氣體排放、臭氧層空洞、二氧化碳及粉塵污染。而排污權交易更適用于局部性、地區性的污染控制,如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的控制等等。
在2009年的世界環境日,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國新辦舉行的會上透露,征收企業的環境稅是中國稅制改革的一個方向。而歐洲各國也傾向于征收環境稅,以收回成本型環境稅為其主要環境稅種,80年代則出現大量的提供刺激型環境稅,到90年代以后則體現為提供刺激型環境稅和增加收入型環境稅的綜合使用,與此同時結合綠色稅制改革進行。我國可以借鑒歐洲國家的做法,征收環境稅,使消費者和公民增加環境保護責任,使企業改變生產技術和流程或投入預防性措施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促使企業發展新的環境技術,從而使得環境外部性通過征收環境稅而內部化。但是環境稅的制度設計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環境稅作為一個單獨稅種,需要理清與其它稅種的關系;環境稅的稅率需要精確地測算和確定;還要建立一套符合環境稅體系的征管機制。因此,在循序漸進地建設環境稅收體系的同時,必然需要排污收費繼續發揮作用。
綜上所述,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解決環境經濟問題的路徑選擇也正經歷著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費制度也已經頒布,排污權交易制度正在由試點向全面鋪開的階段過渡,環境稅的征收也將提上日程。針對我國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三者可以相結合,相互促進,對不同的污染情況采取有效的對策,使我國的環境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
參考文獻
[1]哈維?s?羅森,財政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張永來.對環境外部性規制的若干思考[J].蘭州學刊,2005,(6):164-165.
[3]李慧玲.論環境收入稅[J].現代法學,2007,(11):119-127.
關鍵詞：設計院 國外工程總承包 優勢 問題
工程總承包可以說是目前國際上開展工程較多使用的一種通用項目組織方式，這一方式不僅能夠滿足業主對工程項目的風險規避及投資控制，同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工程成本，提高工程質量。經過近30年的實踐，工程總承包在我國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但仍存在很多方面的問題。以設計院為主體的工程總承包，即從事工程總承包的設計院受有關業主的委托，根據合同的相關規定對工程項目的勘察、設計、采購以及施工，包括后期的試運行等過程進行若干階段或者全過程的承包。
一、設計院開展國外工程總承包（EPC）的重要性
（一）響應國資委對中央企業“走出去”的戰略要求
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中國也開始積極參與到世界經濟運轉過程中，國資委響應世界經濟趨勢發展的要求，倡導中央企業堅持“走出去戰略”，提升國際化現代企業經營水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導向。各設計院也積極響應號召，與國外先進的工程總承包項目進行合作，吸收先進的管理與實施經驗，不斷促進中國關于國際工程總承包的實施與發展。
（二）傳統設計院轉換思想，提高綜合實力大勢所趨
設計院積極開展國外工程總承包項目，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世界一流工程總承包的設計與管理方式，了解先進的工程總承包管理思想，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實力。國外工程總承包普遍認為設計是承包商工作的重要內容，是工程的重中之重。因為設計工作不但牽涉到采購、施工等環節的如何開展，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試運行等階段的正常運行。設計質量的優劣對工程的總體質量與效益有很大的影響，同時設計的緊湊與否也會直接決定資源的有效配置狀況。因此設計院參與國外工程總承包能夠有效轉變傳統設計院對工程總承包的單方面認識，突出對設計工作的重視及各程序的綜合實施與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設計院的綜合實力。
二、設計院開展國外工程總承包的特點及優勢
（一）發揮設計對工程整體的主導作用
國際EPC項目中，設計管理工作貫穿于項目的全過程，是工程建設的靈魂，是總承包商項目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外項目設計施工一體化程度較高，而中國的建筑業結構長期以來設計與施工脫節，故中國承包商在運作國外這種以設計為先導的EPC總承包合同時很被動，往往只能采取聯合運營或設計分包的形式進行項目總承包。
因此，如果由國內大型綜合設計院擔當工程項目管理的主體，將工程項目的管理工作與設計工作進行有效融合，突出設計與管理結合所產生的綜合效益；并從設計源頭角度考慮，突出設計在整個工程承包項目中的作用，控制單方面設計與單方面管理工作所產生的整體承包工作的脫節，充分展現并把握整體設計理念在工程總承包管理與實施中的作用；并利用設計院獨特的設計與管理結合的優勢，結合項目承包實際狀況，構建出具有系統性、科學性，同時集管理與設計為一體的現代化設計體系與模型，促進工程總承包項目的科學發展。
（二）設計院的資源優勢
由于工程總承包模式在中國及海外的不斷發展，很多設計院都看到機遇，紛紛加入到工程總承包的設計與管理中來，而設計院本身也擁有工程總承包得天獨厚的條件：不論是在各專業技術人員配置、還是在科技研發、設計專利、造價預算、質量保證、項目管理等方面，均具有其他單專業承包商所沒有的優勢。
設計院擁有大量的高素質專業性人才，包括中高級工程師、設計研究人員、國家注冊師等。同時技術力量也相當雄厚，配有專業的設施，能夠保證建設實施工程項目的高端技術應用，避免因技術性的缺乏而導致工程延期或者其他安全性問題。另外，設計院的設計工程師還參與到采購、施工及調試等工作的全過程中，更加清楚施工的技術要求，并提高采購及施工工作的質量，保證工程項目的整體技術水平。
（三）施工現場的優勢
設計院有大批專業的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因此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了解業主的要求和設計意圖，從而有針對性的對設計及管理工作進行科學規劃，保證設計與施工的順利搭接，進而加快工程進度，快速處理現場出現的問題、控制設計變更，并進行概算控制，節約了施工勞動時間，降低了施工成本，控制了工程建設造價。換句話說，設計院工程師若參與到工程總承包項目，會更加重視對建設工程項目成本、有效性及投資等方面的關心，合理優化總圖方案，使之更具有科學性及針對性；另外還能通過對方案進行優化降低工程造價、節約投資、縮短周期，促進項目的又好又快發展。
（四）質量保證優勢
設計院開展國外工程總承包，可以將設計、采購、施工各環節都匯集到一起進行，使設計、采購、監理、施工各技術工程師之間溝通更為方便直接，相互交流技術與疑問，從而較好地解決問題，保證方案設計的科學性，同時還能突出方案的工藝性價值，滿足制造與施工的要求，并能有效避免因為不理解設備采購及施工而造成的錯誤及問題。設計院對工程進行整體布局，有效克服有關設計、采購、施工等環節相互獨立的狀況，從而提高整個工程的建設質量與水平。
三、設計院在國外工程總承包中可能面臨的問題
（一）項目立項決策階段、投標報價階段的風險
項目立項階段主要包括對資料的收集工作及現場的勘查，以了解國外工程的相關具體情況，包括社會發展、資源分布、價格水平、人力成本以及國外政治制度、戰爭、相關法律規定、宗教、習俗、外匯、保險、信用、勞務、金融、設備維護、技術、材料、儀器、環境、污染等狀況。通過分析總結這些狀況的綜合影響，對項目的可行性、風險承擔等進行充分的論證，以保證項目未來的正常實施。另外通過對當地實際環境條件的調查與分析，對施工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風險，包括可控風險與不可控風險等的敏感程度與自身的承擔能力進行有效分析，衡量工程實施的效益及必要性。但在實際進行國外工程總承包的過程中，前期準備工作往往受種種條件限制，并不能進行充分的調研與分析，導致前期對工程潛在風險及自身風險承擔能力的評估不準確，為日后工程的安全進行埋下隱患。
另外在項目投標報價階段也存在一些風險。包括是否能夠有效滿足當地特定建設標準與技術規范的風險；以及其他人為、非人為的條件或者限制所造成的其他方面風險等。
（二）合同談判階段FIDIC條款風險
FIDIC條款因受英美法律傳統等方面的影響，出現了許多與中國目前相關規定不相符的問題。如FIDIC是單價合同，這與國內通常采用項目概預算的方式不同，工程量清單中的單價才是支付價款的法律依據；又如FIDIC合同中“工程師”享有充分的授權，工作開展相對獨立，這與目前國內建設單位對作為“工程師”的第三方工程咨詢與監理不信任的情況大不相同。因此在與國外業主進行合同談判時，對“工程師”的作用條款要有足夠的了解，才能保障未來工程的順利進行；同樣工程擔保作為FIDIC規定的重要內容，涉及到了投標保函、工程保留金保函、工程款支付保函、履約保函等規定，而國內行業內較多只采用履約保函與投標保函。與國內擔保形式相比，FIDIC相對兼顧了業主與承包商的擔保公平，如工程款支付保函，約定了業主如果未按主合同向承包方支付工程款，則由擔保方在代為支付，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承包方的權利，促進了工程建設行業的健康發展。因此，設計院在進行FIDIC合同談判時，一定不能只沿用國內的思維習慣，忽視有利擔保的條款細則。
（三）項目管理中的風險
國外工程總承包項目的開展存在一定的風險，包括合同的有效管理、施工現場的安全運行、物資供應的科學管理、財務管理及人事管理風險等內容，這些風險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工程的安全施工及順利完成。比如在合同的擬定與執行中是否按照嚴格的規定進行；施工現場有無不規范操作；物資供應是否有序合理；財務管理是否有不合法收入等。除此之外，還包括人事管理是否按照嚴格的規范進行，是否有無資質人員參與等。
四、改善措施
（一）重視對工程總承包進行風險管控
工程項目從開始到結尾都會存在形形的風險。因此，對不同類型的風險，要考慮采用不同的應對措施。工程總承包對風險的控制主要有風險自留、風險轉移和風險規避三種處理方式：根據風險的成因，選擇“自留控制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可預見的，可避免的風險，比如海外工程總承包施工過程中的材料采購風險，建筑質量風險等。對于已經自留的風險，一定要加強控制，使風險降到最低；風險的“轉移控制方式”，是根據成因，選擇一些不可預見、不可避免，甚至在風險發生時不能通過采取一定措施進行損失減免的重大風險（比如海嘯、地震等引起的風險），通過保險、保價、政府擔保等手段將這些風險轉嫁到保險公司或政府的頭上；“風險的規避”，則是針對一些明顯預見或者正在發生的重大風險，避免在具有此類風險的地區承包工程，或者要求工程在可行的范圍內進行轉移，從而來規避這些風險，降低其發生可能性的一種手段。
（二）有效利用FIDIC條款
充分利用FIDIC條款，尤其是在前期的合同談判中，要特別注意與國內習慣不同的條款和模糊不清的條款，比如索賠條款，變更條款，單價條款等等，以有效保護自己，贏得索賠先機，降低風險，避免損失。
充分利用FIDIC條款中關于會員的基本職業道德要求，要求對方及同行接受行業對全社會的責任，不斷尋求可持續發展的解決辦法，只承擔能夠勝任的任務，提供咨詢建議公正且客觀；明確條款的主要內容及基本原則，包括雙方合作的基礎、變更與補救條款等，尤其應明確條款中的一些敏感點，如責任承擔、風險分攤等，避免模糊條款應用于工程實施后對自身造成的損失。
此外，在簽署FIDIC合同時，還要特別注意“書面為準”原則。即凡事不論巨細，皆要在合同上清晰的寫明，添加注釋，切不可輕信口頭承諾，不能把商業道德與法律依據混為一談，法律上嚴密準確，無懈可擊，以避免未來由于條款疏漏而引發爭執，降低損失。同時要堅持商務封閉原則，不做開口支付，涉及到時間和數量的條款堅持“有上限即有下限”的封口原則，以避免業主可能出現的因沒有上下限而隨意決策侵害承包方利益的行為，既保障自己的權利，也保障項目的順利進行。
五、結論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工程項目建設的總承包方式有效滿足了項目建設需求并逐漸成為工程建設的主體模式。設計在工程總承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以設計院為主體的承包方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工程建設的技術與質量，從而縮短工期，節省資金。以設計院為主體的國外工程總承包需要在國際市場中不斷發展并壯大自己，更好的發揮自身特長，促進自身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潘小穎.對設計院開展工程總承包業務的思考[J].陜西電力,2007;35
[2]楊云會.EPC國際工程項目的設計控制和運營管理[J].有色金屬設計,2007;34
1.1 組織績效水平與高管繼任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模或人員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總體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關鍵詞：強化閱讀；知識競賽；情感教學
一、對閱讀教學進行強化
小學語文最重要的是閱讀，通過大量的閱讀學生才能掌握更多的字詞句，才能逐步建立自己的語感。因此，教師要在課外重點組織閱讀活動，為學生提高一個良好的課外閱讀環境。筆者在實踐中，一般是向學生推薦一些適合他們閱讀的材料，鼓勵學生在課后利用一個小時時間進行閱讀，并在一周內抽半個小時的課內時間進行相關分析和講解，讓他們能夠消化所閱讀的材料。另外，筆者還組織班委在教室墻角放置了一個課外閱讀架，專門放置一些文學作品、少兒讀物供學生閱讀。在閱讀活動中，教師要注意結合教學需要來引導學生閱讀，讓學生將課內學到的知識運用到閱讀中，培養閱讀的好習慣。
二、開展趣味性的知識競賽
小學生好奇心強，對團體競爭性的活動非常感興趣，教師要充分利用學生的好奇心來強化課內學到的知識。筆者在實踐中，常常在一段時間后就開展一些趣味性的知識競賽，讓學生將學到的知識在游戲中表現出來，讓他們學以致用，樂學好學。比如，筆者曾組織過一個單詞接龍比賽，利用偏旁、讀音等規律讓學生以團隊為單位進行接龍比賽，讓學生比賽哪個組能接到最后。這種比賽競爭性強，不僅培養了學生的團隊合作精神，還能夠強化學生學到的知識，很值得推廣。
三、通過培養朗讀能力和表演能力來開展情感教學
開展小學語文教學要多重視情感教學，要通過朗讀和表演來強化和實現。在課外活動中，筆者注意引導學生進行有感情的朗讀，讓他們在朗讀中充滿感情，使他們體會到課文的意義和情感，從而引起共鳴、培養他們的人文素養，使他們的語文綜合能力和素質向更高層發展。另外，在開展感情教學中，筆者還注意在課外編排一些小的表演活動，在郊游、讀書會等場合中，主要是結合課內學到的一些故事和情節，再次編排后讓大家以表演的形式表現出來，從而還能夠使學生懂得怎樣才能夠對課文中人物的形象進行一定的闡釋，進而使語文的教學實效得到一定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