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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競技體育;倫理;構建;途徑
中圖分類號:G808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90(2009)05-0074-03
Abstract:The paper expounds the trouble of athletics ethics in basic of discussing the content of athletics ethics, and put forwardSome constructing ways,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thletics ethics development.
Key words: athletics; ethics; construct; way
當前競技體育領域中,在名與利的驅動下,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以及競賽組織者“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的傾向十分明顯。賽場上違反體育道德的事件也日益增多,且日趨嚴重,例黑哨、興奮劑、假球等,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的倫理道德問題。這些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將嚴重影響到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
1 競技體育倫理內涵
要把握競技體育倫理的內涵,首先要弄清楚競技體育以及倫理的含義,再分析兩者之間的關聯。關于競技體育的概念,很多專家都有不同的表述,但運用最廣泛的要數田麥久在《運動訓練學》一書中的表述“競技體育作為體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體育競賽為主要特征,以奪取比賽優勝為主要目標,超越人類自我極限為目的的社會體育活動”。從上可以看出,競技體育包含四個方面的內涵:體育的組成部分、突出訓練和競賽、發揮人體的極限運動能力、創造優異的運動成績并取得比賽勝利。這些界定是以“運動、競賽、獲勝”為核心的,長期以來競技體育的工作也基本上都是圍繞這種價值取向而展開,從而忽略了競技體育所蘊含的文化性和價值理性,導致了競技體育長期非均衡的發展。于是出現競技體育呼喚倫理的現象,形成競技體育倫理。“倫理作為人類的自我發展在個人欲望的滿足與社會秩序的和諧之間的一種平衡機制,即是人類自我實現的方式,也是社會矛盾調解的方式和調解社會關系的手段”[2]。基于以上定論,可以認為競技體育倫理是競技體育工作者、競技體育活動參與人員及運動員在從事體育訓練、體育競賽、體育管理、體育欣賞等活動時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和道德準則,是應用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與此同時,它的基本問題也是道德與利益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利益與道德利益的關系與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的關系兩個方面。
2 競技體育倫理問題的具體表現
2.1 高新技術的異化所引發的倫理問題
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借助它,在運動方式、訓練條件、場地器材上都獲得了相應的幫助,使人類最大限度的發揮運動極限、戰勝自我已成為現實。在很多經濟發達國家,為了提高運動成績,不惜重金尋求科學的幫助,例游泳選手的特殊泳衣、劉易斯的昂貴跑鞋等,無不展示出科學技術對提高運動成績的推動作用。但我們在為人類極限一次次被打破而歡呼的同時,可曾想到站在起跑線上就已經落后的經濟不發達國家的運動員,他們沒有精良的裝備,沒有膨大的科研團隊、沒有最先進的訓練方法。這些對比如何體現奧林匹克運動“公平競爭”的精神?
除了這種在規則允許之內的科技支撐之外,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濫用違禁藥物的問題。從1904年第3屆奧運會上第一次發現美國馬拉松運動員托馬斯•希克斯服從違禁藥物以來,全世界無時無刻不在與興奮劑進行斗爭,但不論反興奮劑力度多么大、檢測手術多么高明,競技體育中使用興奮劑的例子從沒有停止過,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所謂的利用藥物挖掘“潛能”的行為,實際上是對運動員的一種摧殘,對奧林匹克“公平競爭”精神的一種褻瀆。
2.2 競技體育商業化所引發的倫理問題
競技體育商業化的道路曾給奄奄一息的奧林匹克運動帶來了勃勃生機,從對奧運會舉辦的畏恐不及到競相申辦;從奧委會的“清水衙門”到富有的經濟狀態,無不顯示了商業化的魅力。各個政府、財團、公司、企業都紛紛涉入到競技體育領域,無不想從中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運動員也不再僅僅享受比賽的樂趣與榮譽,正如美國著名的田徑運動員邁克爾•約翰遜所說“人們只為榮譽參加比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參加比賽既為榮譽,也為金錢”。
當賺錢成為競技體育的終極目標,當經濟利益成為競技體育存在的決定因素之一后,清潔的奧林匹克精神和宗旨受到極大的威脅,體育活動參與者的各類人群(運動員、主辦者、贊助商、裁判員等)出現與金錢茍且在一起交易的現象,各種扭曲、變態的現象也在世界競技體育舞臺上不斷的上演。2006年意甲的“電話門”事件;田徑黃金站比賽上運動員與組織者的討價還價;職業聯盟與球員的勞資糾紛導致的罷賽;還有裁判員的營私舞弊等。這些現象大多都是“金錢至上”觀念造成的,受到最大危害的是奧林匹克運動的公正、公平、平等的競爭意識。此外,也會傷害運動員、教練員,打擊了他們刻苦訓練的積極性,最終阻礙競技體育運動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發展。
2.3人文教育的匱乏所引發的倫理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根本上轉變了學校教育的職能和方向,衡量教育是否優秀的標準中,國家的需要、知識的傳授占據著越來越大的比重,個人的道德教養被擠入狹小的隙縫。“學校教育不是改變和加強對人的整體培育,而是傳授理智的技能和科學的知識。科學、外語和數學的高質量成為學校追求的目標。”因此,在世界教育范圍內,人文教育逐漸讓位于學術和技術訓練,導致個人道德教養的缺乏。這種缺乏也以體育暴力的形式充斥著體育賽場,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和大量的人員傷亡,嚴重影響了體育競賽的秩序。例1985年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大血案;2002年中國甲A聯賽第三輪陜西國力隊與青島頤中海牛隊比賽結束后,發生的球迷追打裁判、放火、破壞警車的惡性事件。此外,還有困擾英國的“足球流氓”,中國足球場上的“京罵”,這些都使得觀眾的體育倫理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
3 競技體育倫理的構建途徑
3.1 注重中西方倫理思想的綜合
1988年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法國巴黎召開的會議言稱“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東方文化經過重新鍛煉,必將煥發青春,鑒照今天與未來。它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它屬于過去,也會照耀未來”。中國傳統體育倫理講究“天人合一”、“溫良恭儉讓”,體現在個體與群體間的關系就是典型的“集體主義”,強調服從,以集體為核心,關注集體的榮譽與責任,而忽視個人自身的快樂;強調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強調過程的參與,而忽視結果,缺乏競爭精神和對效率的追求。而以現代奧林匹克運動為代表的西方體育崇尚競爭與對抗,顯示外化的力量和征服人,通過比賽和征服,發泄人的情感,張揚生命的個性;強調人性的發展和對人體機能的開發。
中西體育的這種差異性使中西體育倫理思想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中國傳統體育強調身體的健康、保健、治療等,追求身心的和諧發展及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西方體育強調對人體的外在塑造,追求通過人自身的不斷努力與自然相抗爭,從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因而,他們注重高水平競技運動的技術、戰術與訓練方法的研究,過分的注重結果而忽略過程。
中西方體育倫理思想的這種差異可以很好的進行互補,這種互補可以很好的推動世界體育健康、平穩的發展。現代奧林匹克運動出現的“重物輕人”、“工具化”等弊端可以用中國傳統體育的“和諧”、“道德規范”來糾正;西方體育追求效率、遵循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思想,可以對中國體育形成很好的補充。薩馬蘭其先生也看到中西體育文化的這種互補性,認為這種互補是很有必要的,提出“國際奧委會主導思想應建立在溝通東西方文化的基礎上”的建議。
3.2 完善競技體育道德評價機制
在社會生活中,人們會自覺不自覺地根據自己的思想觀點和道德觀點去評判他人的行為和衡量自己的行為,這就產生了道德評價。所謂體育道德評價是指人們依據一定的社會體育道德價值標準,通過社會輿論和內心信念對他人或自己在體育活動中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善惡價值判斷,以表明褒貶態度的道德活動[6]。競技體育道德評價既是競技體育活動參與者對自己和他人體育行為道德性的一種判斷,也是調整競技體育行為的一種社會力量。它能夠在體育實踐活動中揚善抑惡、扶正祛邪,對形成良好競技體育道德風尚,維護健康的競技體育發展環境均有重要的作用。
評價任何事物,都要有個標準,沒有標準,就很難對事物進行衡量。在競技體育道德評價中,人們常以善與惡、公正與偏私、誠實與虛假等倫理準則作為基本的標準,來評價體育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在評價依據方面,應堅持目的和手段的一致性,即競技體育活動參考者不僅要求樹立正確的體育行為目的,而且要求為實現目的的手段也應合乎體育道德要求。偏執于任何一方,都是不可取的,都應采取措施幫助其改正。
競技體育道德評價還應從參與者當時所面臨的具體狀況予以客觀的分析,發現其行為背后的真實動機及其行為的真正本質。一般來說,參與者在實施行為時所擁有的自由度與其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大小成正比關系,行為的自由度越大,其責任也就越大,反之就越小。例在籃球賽場上,一方隊員破壞另一方的進攻,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對對方隊員采取非人身傷害為目的的戰術性犯規。從表面上看是違反道德的行為,但對于贏得比賽、形成激烈的比賽場面卻又是必需的,對這種行為,我們不應上升到倫理道德的層次。
3.3 加強競技體育倫理道德的教育
盡管外部制度對人的行為有很大的制約作用。但研究表明:人的行為最終是在其思想指導下做出的,人的思想意識對其具體的行為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競技體育領域不能忽視人的思想的培養、道德的培養。我們應有意識地在社會層面上向人們宣傳、灌輸體育道德的原則和規范,向社會昭示最基本的體育道德主張和價值導向,幫助人們提高自身的體育道德認識水平和體育道德判斷能力。在倫理道德的教育對象上,應包括對運動員的教育、對裁判員的教育、對教練員的教育、對競技體育科技工作者的教育以及對競技體育觀眾的教育。
在對運動員的教育上,因為他們年齡小、長時間的訓練導致文化水平的偏低、名利誘惑早期化、比賽壓力大。因此,對他們的倫理道德教育要從人文素質教育入手,提高他們的接受能力、認知水平、分析能力,才能有助于凈化他們的心靈,匡正他們的言行,自覺的遵守競技體育道德規范。在對裁判員和教練員的道德教育上,要樹立他們公平公正的道德觀、正確的榮辱觀、價值觀等,因為,賽場上很多丑陋的現象,例黑哨、興奮劑、假球等,其根源在于裁判員和教練員的不正確履行職業道德,只求私利的滿足,而犧牲其他人的利益。科技工作者已是競技體育的直接參與者,他們的成果直接內化于競技體育的各個環節,可以說興奮劑的增加與檢測手段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現象很大一部分程度要“歸功”于科技工作者,因此,對科技工作者進行道德教育,使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是很有必要的。
3.4 加強體育立法和執法建設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雖然體育道德與體育法規在維護社會穩定,推進體育發展中的方式和范圍不一樣,但兩者聯系緊密,缺一不可。體育道德主要是通過人的內心良好品質的塑造,實現道德的教化,是自律;而體育法規是帶有強制性的外在約束,是他律[6]。從范圍來看,體育道德是從利益、善與惡的角度出發,體育法規則是從權利及義務的角度出發去調節人們的關系和活動。因此,克服或減少競技體育行為中倫理道德的缺失,除加強行業自律外,還應促進配套的體育法規的發展,用他律的方式推動競技體育朝健康的方向發展。
首先,要完善立法。面對新的形式應注入新的內容,反映出發展著的競技體育的市場需求。雖然我國已經有了《體育法》,但相對其他領域,我國的體育立法還相當落后,也嚴重滯后于體育的發展速度。我們應盡快制定競技體育法(明確競技體育主體的權利及義務)、體育程序法(實施體育法律法規的實施程度,提高司法效率)、體育仲裁法(解決競技體育活動中,運動主體間的權利與義務糾紛的專門性法律)等。
加強立法的同時,還應加大執法的力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對打假球、黑哨事件,廣大觀眾可通過民事手段,對比賽的組織者提訟,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給予經濟賠償,從而在經濟上對比賽的組織者形成壓力,迫使他們自覺保證比賽的公正性。此外,還應該通過行政手段,對這些事件的組織者、參與者進行嚴厲的行政處罰,可以對他們警告、罰款、禁賽、取消資格等,情節特別嚴重而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讓他們承擔相應的行政法律責任。
3.5 正確處理“義和利”關系的平衡
利益是人們通過社會關系表現出的不同需要,是個人和社會集體活動的驅動力[4]。“義和利”關系的平衡問題實質上是如何處理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關系的問題。所謂“義”,即道義、國家的整體利益,重在集體利益,強調社會價值的實現,具有理想性;所謂“利”,即個人的名譽、地位、金錢等,重在個人利益,強調個人價值的實現,具有現實性。當前競技體育所引發的很多倫理問題,其實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們、人與自身和諧關系的破壞,所造成的道德沖突,其根源是“義和利”關系的不平衡。
在競技體育的發展中,既要追求經濟效益,崇尚個人利益,即“重利”,但也不能見利忘義,犧牲集體利益,犧牲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應以“義”導“利”、“義利”兼顧,使其協調發展。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自我利益和他人利益之間保持一種適當的平衡和張力,從而保持競技體育的良性運行[7]。
4 小 結
隨著各種不合理事件越來越頻繁地充斥在體育賽場,其引起的后果越來越嚴重,當代競技體育中的倫理問題已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本文認為其主要根源在于高新技術的異化、競技體育商業化以及人文教育的匱乏等,競技體育倫理體系的重構已迫在眉睫。其重構途徑有:注重中西方倫理思想的綜合、完善競技體育道德評價機制、加強競技體育倫理道德教育、加強體育立法和執法建設以及正確處理“義和利”關系的平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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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孫險峰 施維明 單位：大連民族學院國際商學院 大連民族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金融危機下金融支持遼寧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
(一)2006年到2008年，沈陽和大連兩地的金融機構貸款合計占到全省的58.16%、57.26%和57.48%，到了2009年該比值急升到64.18%。但是2009年沈陽和大連兩地的生產總值占全省比值只有50.64%，與其占用的金融資源明顯不成比例，說明遼寧省內金融資源分布極不均衡，而且使用效率明顯較低。另一方面，產業發展的差距也導致金融資源更多流向大企業和壟斷行業，這種金融集中度的不斷提高正成為區域內一個突出問題。(二)經濟增長受到金融弱化的明顯制約在2007年金融危機前，遼寧省的GDP一直維持著較高的增長(圖1)，但是從2007年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導致了GDP有明顯的下降過程。2007年GDP增長15%，而2008和2009年分別下降到13.4和13.1%，這說明在金融危機影響下，遼寧的經濟增長速度受到抑制(圖2)，GDP增長率變得不穩定，而且變動幅度較大，尤其是在國內外雙重危機背景下2009年GDP增長率的下降幅度非常大。(三)金融危機背景下信貸對遼寧經濟的支持度呈現不穩特征金融機構貸款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84.08%下降到2008年的78.44%，下降了6.04個百分點，而全國平均水平同期則僅從2007年的104.49下降到101.91%，下降了2.58個百分點，因此，遼寧省區域金融在2007年金融危機背景下，收縮發展，必然對該省經濟產生較為負面的影響。到了2009年，為了減弱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中央政府調動了4萬億的投資拉動，使得遼寧地區的貸款水平迅速回升，甚至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貸款占比，達到了91.36%。但是，進出口貿易卻比2008年下降了13.1%，說明信貸資金反經濟周期運行的效果不佳。(四)金融危機背景下金融業占比波動較大2007年末，遼寧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3.46%%，金融業增加值為386.34億元，同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為40.19%。2008年金融業增加值占比下降為3.33%，下降了0.13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占比為38.10%，下降了2.09個百分點。不過，金融業占第三產業的比值卻從2007年的8.61%上升到了2008年的8.74%，說明其占比低于第三產業整體下降的速度。(五)資金虹吸現象導致遼寧金融資源的流失由于遼寧省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帶，導致遼寧地區的金融支持呈現不斷弱化趨勢。大型商業銀行從西北經濟帶大量撤出、郵政儲蓄銀行對落后地區資金的加快虹吸等因素一直制約著遼寧省內經濟的振興，甚至影響了新興產業帶———沿海經濟帶的發展。因此，分析金融危機背景下遼寧省區域金融資源在固定資產投資、銀行資金分配、開發性資金投向、民間資本的引導、外商直接投資的利用等方面的失衡發展，以尋求解決金融資源外流危及遼寧區域經濟持續發展問題的良好措施。
金融支持遼寧區域經濟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主要措施包括：爭取傾斜性的金融政策；完善金融組織體系，以開發性金融組織彌補商業金融大舉撤出留下的空白；重點扶持西北經濟帶的資本市場發展，鼓勵企業充分利用證券交易市場，尤其是創業板市場，等等。建立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省外金融資源和省內發達地區多余資金流向區域內的資金洼地，形成一個分工有序的金融市場體系，從而保障遼寧主要區域的經濟發展。(二)構建大連區域金融中心以促進遼寧區域經濟發展2009年7月，國務院通過的《遼寧沿海經濟帶發展規劃》，明確提出要將大連建設成為區域性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為了落實這一國家戰略，充分發揮大連市在金融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金融生態環境等方面的優勢，目前初步形成了以期貨業為龍頭，投資、融資服務為主體，涉外金融和保險服務為兩翼，金融后臺服務和各類中介服務為依托，金融生態環境和人才建設為保障的金融中心發展格局，著力構建國際期貨交易中心、投資融資中心、國際結算與離岸金融中心、保險服務中心、金融后臺服務基地與金融中介服務中心，在建設東北地區金融中心的基礎上，逐步發展為東北亞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大連區域金融中心的建設對必將對遼寧經濟質量的整體提高起到重要的作用。(三)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遼寧省農村金融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金融機構營業網點較少，缺乏金融風險保障機制，資金外流數額逐年加大，資金缺口仍然較大。目前，更多農村資金需求是通過財政撥款和扶貧資金得到滿足的。但長遠來看“三農”的發展，還要依靠經濟自身的內在推動力。為了滿足新農村建設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激活農村金融市場、改進農村金融服務，需要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積極發展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加快培育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促進農村金融創新，將城市資金引入農村，促進農村資金回流，解決目前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正文】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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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關鍵字：IFLA主旨報告；景觀設計學；生存藝術；當代景觀設計學；景觀設計理論
編者按：2006年10月6-9日，全球6000多名景觀設計師齊聚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由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ASLA）和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IFLA）共同舉辦了2006全美景觀設計師年會及第43屆國際景觀設計師世界大會。大會的主題為“藍色星球的綠色解決方案”。本期刊登俞孔堅的主旨報告（節選），報告原題目：生存的藝術——重新認識景觀設計學。
前言
中國正處于重構鄉村和城市景觀的重要歷史時期。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質主義向未來幾十年的景觀設計學提出了三個大挑戰：能源、資源與環境危機帶來的可持續挑戰，關于中華民族文化身份問題的挑戰，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戰。景觀設計學在解決這三項世界性難題中的優勢和重要意義表現在它所研究和工作的對象是一個可操作的界面，即景觀。在景觀界面上，各種自然和生物過程、歷史和文化過程、以及社會和精神過程發生并相互作用，而景觀設計本質上就是協調這些過程的科學和藝術。
國際景觀設計師聯盟主席馬莎？法加多（MarthaFajardo）說的好：“景觀設計師是未來的職業”。[1]未來的光明前景在于景觀設計學作為對景觀這一媒介的設計和調控的特殊地位，而光明的前景只屬于有準備的人們。
為了使景觀設計學有能力迎接這些挑戰，本報告著重回答了景觀設計學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當代景觀設計學的使命和目標以及景觀設計學科和專業發展的對策等問題。
一、桃花源，告訴你景觀設計學作為一門“生存的藝術”的起源
“桃花源”是中國的一個古老典故，詩人陶淵明（公元365-427）描述了一位漁夫沿溪行舟，兩岸桃花落英繽紛，不知路之遠近，水盡而山出，穿過一個小山洞，眼前豁然開朗，這便是藏于山后的“桃花源”：群山環繞，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農耕景觀與自然和諧交映；其中的人們像家人一樣和諧相處，老者健康怡然，幼童歡快活潑；純樸善良的人們用美酒佳肴熱情款待這位不速之客，就像對待自己的兄弟一樣。當漁夫離開此地后，想再次重返時，桃花源卻再也不覓其蹤了。
我們曾經體驗過、而且在當今的中國仍然存在很多可以被稱為“桃花源”的鄉村。它們是數千年農業文明的產物，是農耕先輩們與各種自然災害，經過無數的適應、嘗試、失敗和勝利的經驗產物。應對諸如洪水、干旱、地震、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以及在擇居、造田、耕作、灌溉、栽植等方面的經驗，都教導了我們祖先如何構建并維持“桃花源”。正是這門“生存的藝術”，使得我們的景觀不僅安全、豐產而且美麗。
約4000多年前，在中國的黃河岸邊，一起包括山洪在內的大規模群發性災害事件，掩埋了整個村落，留下了一堆堆尸骨。[2]在慘烈的那一刻，一個婦女懷中抱著幼子，雙膝跪地，仰天呼號，祈求神的降臨。這位被期盼的神靈正是大禹，他“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他懂得如何與洪水為友，如何為人民選擇安全的居所，在合適的地方造田開墾，正因為如此，他堪稱規劃華夏大地之大神。也有因治一方之水土有功而被奉為地方之神者，如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他們懂得與神為約，深掏灘，淺作堰，以玉人為度，引岷江之水；更有遍布大小村鎮的地理術士們，仰觀天象，附察地形，為茫茫眾生卜居辯穴，附之山川林木以玄武、朱雀、青龍、白虎及牛鬼蛇神。也正因為如此，遍中國大地，無處不為神靈所居，也無處不充滿人與自然力相適應與相和諧的靈光。直到近代，凡親歷過中國廣大城鎮鄉村景觀的西方傳教士和旅行者，無不以“詩情畫意”來描述和贊美[3、4].這就是景觀設計學的起源，即“生存的藝術”，一種土地設計與監護，并與治國家之道相結合的藝術。
遺憾的是，我們的上層文化并沒有珍惜這種源于生存藝術的、充滿詩情的、真實的桃花源，因為那是一種與苦難、勞動和生存相聯系的下層文化，是與下等人和平民相聯系的文化。兩千多年來，帝王們早已不再像“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那樣關懷土地和人民，真實的“桃花源”所帶來的豐厚的剩余價值，使帝王和士大夫們收盡天下之奇花異石、竭盡小橋流水之能事，扭曲了真實“桃花源’中的稻田和果園等與生存相關的良田美池，大造虛假、空洞的桃花源，并美其名曰：造園藝術。嗚呼，在各國書店里有多少關于中國園林藝術的圖書塞滿了關于中國文化的書架，卻很難找到一本關于中國真實的桃花源的書籍。長期以來，東西方學者們有意無意地向世人提供了一幅幅假像，使人們誤認為中國造園藝術——這一虛假的”桃花源“藝術就是中國景觀設計的國粹，繼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之一。然而，正是這種”國粹“埋葬了曾經輝煌的封建帝國，我寧愿將它和具有同樣悠久歷史的裹腳藝術”相媲美。
也正是這種虛假的園林藝術，于同樣腐朽的、來自古羅馬廢墟的城市藝術相雜交，充塞、裝點著當代中國的城市，成為中國“城市化妝運動”、“園林城市運動”的化妝品。而與此同時，我們挖掉了農家祖墳上的最后一棵風水樹，搬進城市廣場；截流了流向千年古村落的最后一股清泉，用于灌溉城市大街上花草，在營造一個當代虛假桃花源的同時，卻糟蹋了中國大地上真實的桃花源。
二、消失的桃花源：景觀設計學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在中國城市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農業迅速退出社會經濟的主導地位；同樣，農耕技術及農耕文明中孕育的關于生存和土地監護的、日常的、鄉土的景觀藝術也隨之衰落。20世紀90年代早期開始，中國興起了一場“城市化妝運動”，隨后一場席卷全國的新農村建設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這些都使中國的大地景觀面臨嚴峻的危機邊緣：生態完整性的破壞，文化歸屬感的喪失，歷史遺產的消失。農業時代的桃花源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敗。
從歷史角度來講，這種衰敗的進程始于2000多年前的園林藝術。曾經是生存藝術的土地設計和景觀藝術，墮落成了帝王們和失意士大夫的園冶消遣之術，無異于斗蛐蛐和陶醉于“三寸金蓮”。這種造園藝術在當今的延續和泛濫、或者說“發揚光大”的結果，最終表現為：當成千上萬的造園師們忙碌于城中小綠地和萬紫千紅的廣場花壇時，我們的母親河卻正在遭受著干旱和污染的侵害；地下水仍然每天被大量地抽取用于伺候嬌艷的鮮花，而任由沙塵暴不斷侵蝕著良田美池和城市。
隨著舊時代“桃花源”的消失，巨大的機遇也將降臨，即如何在當代重建新的人地關系的和諧。在這個以全球化、城市化和物質主義為特征的時代中，當代景觀設計學，也是世界景觀設計學主要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和機遇：
1.挑戰之一：我們能夠做到可持續發展嗎？
未來20年內，中國13億人口中的65%都將居住于城市（目前居住于城市的人口比率約41%）。在中國660多個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流淌的河流幾乎沒有一條未被污染；在中國境內的大多數河流上建筑15米以上高度的大壩25，800座，占世界總壩數一半以上；與以往相比，當代中國有更多的人口處于各種自然災害的威脅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重，每年都有343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變成沙漠，目前，荒漠化總面積占整個國土面積的20%，且每年都在不斷上升；每年都有近50億噸的土壤被侵蝕[5-7].中國在過去的50年中，有50%的濕地消失；地下水水位每天都在下降。以北京為例，其地下水超采量是110%，地下水位每年以1米的速度下降。[8]連續幾年，中國每年消耗的鋼材是世界總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但它們都被用到哪里了呢？它們被用來建設大型的紀念性廣場和建筑、被用來給自然的河道襯底，用來攔河筑壩。經濟高速發展的代價是環境的破壞。過去的20年中，中國大多數城市的GDP增長幅度都十分驚人，而與此同時每年因為環境和生態的破壞造成的損失已經占到了GDP總量的7%—20%，這相當于每年GDP的增長量，甚至更高。[6]
人們不得不問：我們能夠在日益惡化的環境和生態中幸免于難嗎？
必須認識到，上述這些生態與環境的破壞并不是不可避免的。缺乏明智的規劃和決策，特別是以土地綜合設計為核心的景觀設計學科的缺席，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迎接這些空前的挑戰時，景觀設計學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些大背景促使我們重新回到景觀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的含義。
2.挑戰之二：我們是誰？當今中國人的文化身份問題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快速的社會轉型中，中華民族面臨著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機。從傳統上講，中國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秩序之上的。事實上，當我們看看被列為國家遺產和世界遺產的大部分項目時，可以發現：被認為代表中國文化的遺產，其實大多是皇權和士大夫上層文化的產物。我并不否定它們的成就，只是我們的確需要問問自己：這種曾經的封建上層文化景觀是否還能夠代表我們民族當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設計中這種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表現尤其明顯。眾多國外設計師在中國土地上大肆“試驗”、“創作”的時候，我們必須捫心自問：我們試圖呈現給世界的究竟是什么？在中國過往封建帝王的華麗與現代西方的紛繁之間，我們不知所措，中華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這是當代中國、也是世界景觀設計師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
3.挑戰之三：“上帝死了”，我們的生活還有意義么？
祖母曾經告訴我：當一棵樹長大變老之后，會變成神，有精靈棲居；當一塊石頭陪伴我們的家園，日久也變為神，有精靈棲居，我們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嘗不是？祖輩們修建廟宇神龕用以供奉這些自然和先賢的神靈，它們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們曾相信是這些精神庇佑著我們的現世生活，還相信我們未來的生活需要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為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們的生活才充滿了意義。
過去幾年，中國有近4000萬農民失去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包括精神的載體，這個數字還以每年200萬的速度增長，他們的歸屬將在哪里？下崗的職工們，對于這些“以廠為家”的人們來說，他們的精神家園又在哪里？
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樣，物質主義迅速地覆蓋著中國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中的每一個元素，包括我們的祖墳。我不能理解為什么不能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保留這些過往靈魂的棲息地和當代人的精神家園。美國的第一個公園是墓地，而且至今仍然是最吸引人的休憩地；而在我們的土地上，以往村落前神圣而意味深長的溪流和池塘不是被填平了，就是以控制洪水的名義被水泥渠化了；寄托祖先信仰的風水樹被剃光了枝丫，成為城市景觀大道上“斷臂維納斯”。土地和景觀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漸漸地，我們失去了與土地的精神聯系。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不能一任懷舊而陶醉于農耕時代的田園牧歌之中。對應于一個高度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的社會，我們應該創建新的、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桃花源。景觀設計學則是實現這個“新桃源”的最合適的專業，而此時的中國，正是世界景觀設計學發展的最合適的時間、最合適的地方。西方人說：“這是上帝的旨意”，老子說：“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矣！
那么景觀設計學應怎樣通過物質空間的規劃設計，保護和重建物質和精神的“桃花源”呢？
三、重歸“桃花源：”當代景觀設計學的使命與戰略
面對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文化身份的喪失以及人與土地精神聯系的斷裂，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擔負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諧的使命，在這個城市化、全球化、工業化的時代里設計新的“桃花源”。
1.為什么“斯人”乃景觀設計學？
為什么景觀設計學能夠在重建“桃花源”的使命中扮演主要角色？因為景觀是一個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這一界面上，各種自然和生物的、歷史和文化的、社會和精神的過程發生并相互作用著。卓越的博物學者、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森曾經說過：在生物保護中，“景觀設計將會扮演關鍵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環境里，通過樹林、綠帶、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夠很好地保護生物多樣性。明智的景觀規劃設計不但能實現經濟效益和美觀，同時能很好地保護生物和自然。”[9]而景觀不僅僅事關環境和生態，還關系到整個國家對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認同和歸屬問題。[10]景觀是家園的基礎，也是歸屬感的基礎。[11]在處理環境問題、重拾文化身份以及重建人地的精神聯系方面，景觀設計學也許是最應該發揮其能力的學科。景觀設計學的這種地位來自其固有的、與自然系統的聯系，來自于其與本地環境相適應的農耕傳統根基，來自上千年來形成的、與多樣化自然環境相適應的“天地—人神”關系的紐帶。
要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我們遵循“放眼于全球，從本地做起”的箴言，而景觀正是“從本地做起”的最可操作的界面。
2.我們該做些什么？戰略和方法
景觀設計學要怎樣應對這些挑戰？作為重建和諧人地關系、主導學科的景觀設計學應該遵循什么樣的原則？
我強調三個原則：設計尊重自然，使人在謀求自我利益的同時，保護自然過程和格局的完整性；設計尊重人，包括作為一個生物人的需要；設計關懷人類的精神需求，關懷個人、家庭和社會群體與土地的精神聯系和寄托。這三個關于土地、人、精神的原則，要求當代景觀設計學必須調整自身的定位和價值觀。
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決定著我們的未來；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珍視什么又將決定了我們應該在什么地方、保護和創建什么樣的景觀。針對這些問題，我有三個觀點：
（1）回歸景觀設計學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原國際景觀設計學，尤其是中國的景觀設計學，要想成為保障人類健康安全、重建和諧的“天地-人-神”關系的主導學科，就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起源問題。我們必須重歸“生存的藝術”和監護土地的藝術，而非一門消遣、娛樂的造園術。麥克哈格說的好：“不要和我們談論你家的花園。不要向我們咨詢如何拯救你那株快要死掉的鬼樹。這些皮毛小事無需向我們求教，我們要告訴你的是事關生存的問題。”[12]（MillerandPardal，1992）
在半個世紀以前，已故杰出景觀設計學教育家佐佐木告誡我們：“當前，景觀設計學正站在緊要的十字路口，一條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重要領域，而另一條路則通向膚淺裝飾的雕蟲小計”[13]（Sasaki，1950）。不幸的是，除了少數的例子外，過去十幾年中，世界范圍內的景觀設計學都朝著后者的方向發展了。我們應該在一些更為緊迫的環境問題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這些緊迫的環境問題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保護、文化遺產保護、以及土地保護和管理等。
我們已經和正在失去景觀設計作為生存的藝術。
過去，景觀設計學在定位上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其中一個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當作古老園林藝術的延續，這是大錯特錯的。豐富的園林遺產和眾多園林藝術的理論著作不但沒能幫助景觀設計學成為一個現代學科，反而扭曲或掩蓋了景觀設計學科的真正內涵。現在到了聲明景觀設計學不是園林藝術的延續和產物的時候了。景觀設計學是我們的祖先在謀生過程中積累下來的種種生存的藝術的結晶，這些藝術來自于對于各種環境的適應，來自于尋找遠離洪水和敵人侵擾的過程，來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種植、灌溉、儲蓄水源和其它資源而獲得可持續的生存和生活的實踐。
景觀需要重新發現[11]，而景觀設計學也需要重新發現。這就是說為了使這個學科獲得廣泛的認同，更多的國際努力是必須的，通過強有力的實例，向人們展示景觀設計學如何在治理大環境和解決生存問題中扮演主導角色。
（2）鄉土與尋常：重歸真實的人地關系
關于鄉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尋常，白話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對于豪華和異常而論。要重建文化歸屬感和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我們就必須珍惜普通人的文化，關注他們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視對于腳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實的普通事物。
從中國的第一個皇家園林和第一個文人園林開始，鄉土便遭到了上層文化的忽略。奇異、矯揉造作和排場就成為造園的主流，它們與周圍尋常的環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徑庭。在“混亂”的、尋常的海洋中，創造一個奇異的、“天堂般”的島嶼，這便是一切古典造園活動的根本出發點，在中國和西方都一樣。法國的凡爾賽宮苑是如此，英國的花園則更是收集異國花卉的代表。兩千多年來，中國的皇家園林和私家園林皆以網羅奇花異草、怪石著稱。這種畸形的、上層文化的造園運動到了清代的圓明園可謂達到了巔峰，她簡直就是中國南方園林和當時西方貴族造園術的收珍獵奇。而她的最大的貢獻是加速、見證了中國封建王朝的滅亡。西方列強的一把火，使它成為沒落封建華奢文化的代表，永久地成為封建王朝的陪葬品。
席卷今日中國的“城市化妝運動”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國和歐洲“城市美化運動”的后塵，但其實也正是中國自己的虛偽、空洞、畸形的造園傳統的延伸，是收珍獵奇、虛偽、排場、遠離鄉土、鄙視大眾嗜好的“發揚光大”罷了。在長達2000多年的時間里，造園藝術在尋找無意義的風格，無意義的形式以及虛幻的異常情調中，在虛假的“桃花源”中迷失了方向。
這種情況無論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一樣，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城市精英階層也像普通大眾一樣遭受著日益惡化的環境的困擾，他們的環境與生存困擾甚至比處于偏遠鄉間的農民還要嚴重，所以，重歸“生存的藝術”是時代對景觀設計學的訴求。同時，生存的藝術反映了真實的人地關系，而正是這種真實的人地關系又給予人們文化的歸屬感以及與土地的精神聯系。因此，現在到了景觀設計學重歸土地，重拾諸如在洪澇干旱、滑坡災害經驗中、在城鎮選址、規劃設計、土地耕作、糧食生產方面累積的生存藝術，重建文化歸屬感與精神聯系的關鍵時候了。
（3）景觀引領發展：“反規劃”途徑使景觀作為城市建設的基礎設施
應對時下的問題，景觀設計學應該做怎樣的調整呢？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迅速且無法抵抗，而“反規劃”是改變傳統發展規劃模式，主動爭取“天地—人—神”和諧的必由之路。這里所說的“反規劃”，是指景觀設計師和規劃師應該在城市建設發展計劃確立之前就通過識別和設計景觀的生態、文化遺產、以及休憩的基礎結構，引導和框限城市發展，即建立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EI在保障著生態過程的安全和健康、保護我們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14-15]傳統的城市發展模式是蔓延式的擴張。很長一段時間里，綠化隔離帶和楔狀綠地被視為阻止城市蔓延的景觀結構而被納入城市總體規劃中。而目前在美國華盛頓地區以及中國各個城市的種種跡象表明：試圖通過規劃綠化隔離帶和楔狀綠地阻止城市無休止蔓延的做法是失敗的。失敗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過于隨意，各綠地元素和水陸生境之間缺乏必要的聯系；
2）可達性差，不易親近，綠地和建筑物間缺乏有機的聯系，利用率低；
3）被當作阻止城市蔓延的對抗和屏障，功能單一，缺乏諸如對防洪，遺產保護，棲息地保護以及游憩和通勤等綜合功能的整合；
4）當發展壓力增加時，這些綠地很快地成為投機和尋租空間；
5）它們被各個行政管理部門條塊式分割，支離破碎，很難實現應有的功效；“反規劃”途徑則試圖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綜合生態安全格局，將各種生態服務功能、文化遺產保護及人與土地的精神聯系，通過一個完整的，連續的生態基礎設施整合起來，擔當城市生態安全、文化認同和精神給養的功能。[14]
從宏觀的區域和國土范圍上來講，EI被視為洪水調蓄、生物棲息地網絡建設、生態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設的永久性地域景觀，用來保護和定義城市空間發展格局和城市形態。
從中觀的城市尺度上來講，區域的EI將延伸到城市結構內部，與城市綠地系統、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車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遺產保護和環境教育等多種功能相結合。
從微觀的地段尺度來講，EI將被作為城市土地開發的限定條件和引導因素，落實到城市的局部設計中。
EI成為各種過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聯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護生態環境完整性、建立文化歸屬感以及為人們提供精神需求方面，這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景觀安全模式。中國浙江省臺州的“反規劃”案例說明了這一點。[15]
結語
千百年以來，我們的先民不斷地和自然界作較量與調和以獲得生存的權利，這便誕生了景觀設計藝術，一種生存的藝術，它生動地反映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與聯系，記錄了人們的喜怒哀樂。知識、技術、連同可信的人地關系，使人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培育了人們的文化歸屬感和與土地的精神聯系，使人們得以生存而且具有意義。這些有關生存的知識和技術就是景觀設計學的核心。而這門“生存的藝術”，在中國和在世界上，長期以來卻被上層文化中的所謂造園術掩蓋了。雖然造園藝術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關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虛假的。
在這個嶄新的時代，人與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舊時代的“桃花源”將隨之消失，人類生存再一次面臨危機。我們必須建立起一種新的和諧的人地關系來度過這場危機，包括環境與生態危機、文化身份喪失的危機和精神家園遺失的危機。這也正是景觀設計學前所未有的機遇，景觀設計學應該重拾其作為“生存的藝術”的本來面目，在創建新的“桃花源”的過程中擔負起重要的責任。為了能勝任這個角色，景觀設計學必須徹底拋棄造園藝術的虛偽和空洞，重歸真實地、協調人地關系的“生存藝術”；它必須在真實的人地關系中、在尋常和日常中定位并發展自己，而不迷失在虛幻的“園林”中；在空間上，它必須通過設計和構建生態基礎設施來引導城市發展，保護生態和文化遺產，重建天地—人—神的和諧。
中國的問題正在成為世界的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解決了世界的問題，因此，中國的景觀設計學也必將是世界的景觀設計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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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歐泳 單位：蒼梧縣水利電業有限公司
行為規范以企業參與等形式和處理企業內部及其有關的道德關系為主體內容，表現為企業民主、企業道德、企業內的團體意識等。另一方面，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個性特色，“人、財、物、供、產、銷”等等都不一樣，由此導致其企業精神的獨立個性特征，極為明確地體現了企業的性質、任務、宗旨與發展方向。以現代代、社會化大生產為依托。現代社會的企業精神，是以社會化、現代化大生產的物質依托的現代企業管理的結晶，集中體現為現代化、社會化、商品化的生產意識、競爭意識、時效意識、文明意識、價值意識、道德意識、開拓意識、團隊意識等共同的道德觀念和價值標準。第四，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結合。現代企業精神的培育，把廣大顧客、廣大消費者和整個社會作為服務對象，作為自己做貢獻的大目標，在注重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抓好精神文明建設，使兩者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一方面，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和服務，為國家提供利潤和積累，提高物質文明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斷提高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質，提高精神文明水平。這不僅使企業精神的生成、發展始終有一個可以依托的載體和物質基礎，避免出現“假、大、空”，“精神萬能”等弊端，又可以使物質文明建設不至于迷失方向，從而使企業沿著健康、正確的軌道發展。
塑造和培育現代的企業精神在現代社會培育企業精神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努力：第一，要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和鮮明的時代特色。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精神，首先要有正確的方向，必須正確處理國家、企業、個人利益的關系。同時，要搞好現代化的企業管理，堅持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時代風貌、時代特色。第二，有意識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培育。企業精神反映企業群體的共同價值取向和心理狀態，自然有其一定的群眾基礎。但它不可能自發地生成，必須有意識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培育，這是企業精神最為重要的生成、發展條件。企業領導者要根據本企業的生產經營、人員素質、作風傳統、習慣特征，以及種種先進人物，有意識地精心培育，加工提煉，把員工的觀念和行為組合統一到一個新的足以使企業跨上新臺階的發展方向上，形成一股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企業群體精神力量。第三，以人的素質開發為主線，大力培育和強化共同的價值觀念。
企業精神是一種浸入企業員工靈魂深處的信念和價值體系，形成人們的精神支柱和價值追求目標；同時，作為一種眾所認同的價值取向，它又成為全體員工和企業領導者的共同信念，形成企業的向心力、凝聚力。此外，它又是企業員工主人翁精神和個別企業集團主義觀念的統一、企業追求和個人自我實現的統一。因此，這就需要強化以人為核心的管理，關心人，愛護人，激勵人，培養具有企業個性特點的“四有”新人。第四，通過各種途徑，運用各種形式，使企業形成一個精誠合作、親密無間的群體，營造和諧的人際關系和良好的文化氛圍。企業精神作為被全體員工認同的精神支柱，是一種以企業群體意識為基礎、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而做好每個員工的思想工作，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是形成群體意識的基礎工作。為此，培育企業精神，必須尊重人、理解人、相信人，尊重員工的人格要求，承認員工的貢獻和價值，使企業無論在順境還是逆境中，都能給員工以自信心、進取心和責任心，從而使員工在精神上與企業共榮辱，在利益上共得失，進而形成“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活潑的進取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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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服裝制版；校企結合；提高能力
在新時期的教育背景下，中等職業學校學制將原先的“2+1”模式改為“2.5+0.5”模式，即中職學校的學生在校內的學習時間延長至兩年半，而到企業等崗位參與實習的時間應縮減到半年，學制的改變表明在人才培養方面學校教育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學校教育就可以獨立進行，改革的目的是為了使學校教育更好地適應市場的需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對中職服裝制版專業的教育教學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服裝的精華在于結構，服裝結構的設計是生產過程中的關鍵所在，目前服裝制板的教學方法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教學與實際相脫節，學生進入企業后對所學技能不能夠靈活運用，學生的綜合能力不夠強，對基礎知識的掌握運用能力較差。為了培養中職學生畢業進入企業后的動手操作能力，使其做到理論與實際的有效結合，培養綜合能力強的實用型人才，以滿足企業的用人需求，本文針對中職服裝制版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剖析。
一、當前制版課程中存在的問題
1.課堂理論教學與生產實踐相脫節
服裝制板是一門操作性很強的課程，在教學中理論知識作為操作指導很重要，但對理論知識在實踐中的運用要靈活多變，在教學中，課堂理論教學要結合大量的實踐和鍛煉，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可以使學生對課堂所講的基礎理論知識得到更好的運用，對制板的技術和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但以往的教育及教學方法將課堂教學與動手實踐分割開來，大部分時間集中在對理論知識的講解上，往往忽視了對理論知識的實際運用，造成了學生只會學不會用的不良后果。
2.傳統的教學理念落后于企業發展對人才的需求
很多中職學校開設服裝制板專業大多是適應市場一時的需求，但市場用人理念在發生著變化，而學校卻缺乏對相關方面的調查，沒有深入了解市場對該專業人才需求的轉變，依然沿襲以往的教學方式對學生進行教學，忽略了對新版式的設計和研發方面的深入探究，課堂教學內容老套，思想落后，跟不上時代的發展，培養的學生無法滿足企業的需求。
3.課堂所講內容跟不上流行時尚元素
服裝制板技術不僅要求具有較好的動手操作能力，更要具有藝術創造性，要緊跟時代的步伐，將當前的時裝制板與流行元素相結合。但當下流行元素更新太快，而教學內容不能及時將最新元素囊括進去，許多學校跟不上時代的步伐，造成教學內容無法適應服裝流行的步代，使學生在畢業后不能馬上投入到企業要求的工作中，還需經過企業的培訓才能正式上崗，造成企業培訓和教學資源的浪費。
二、當下對服裝制版教學提出的要求
1.增加教學過程中的實踐環節
對服裝制版知識的掌握需要通過動手實踐才能實現，但在當前的教學過程中往往忽視了實踐環節，教師只是注重理論知識的講解，學生缺乏親自動手實踐的機會，使課堂理論知識不能得到有效實踐。在教學中增加實踐教育環節是非常必要的，學校可以采用校企合作的模式，在實踐中，學生可以根據企業需求進行理論知識的運用；教師也應不斷強化自身技能，定期到企業掛職鍛煉，明確企業的服裝生產流程，了解企業最新的人才需求，這樣在教學過程中才能明白學生的培養方向，做到有的放矢，避免走彎路。
2.適時調整該專業的管理模式
服裝制版專業是一門既要動腦思考，又要動手操作的與生產實際緊密相連的學科，對于服裝制版專業的教學管理也應當有自己的特色，鼓勵學生在學習中大膽創新，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資源對自己的想法進行實踐。學校應定期組織學生去企業參觀實習，積極引導學生參與到企業的生產中去，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3.教學內容緊跟時代步伐
服裝具有流行趨勢變化快速的特點，當代服裝制版教學的內容往往落后于時代變化的潮流，體現不出服裝的新穎性，因此服裝制版教學應鼓勵學生大膽設想，敢于設計，敢于接受新鮮事物，勇于創新，教師應加強對服裝新鮮元素、設計理念、時裝選材等方面的研究，根據普遍受歡迎的東西去教授學生，老師要大膽帶領學生走出去，去了解市場需求，去探索大眾元素，將大眾元素與服裝設計相結合。
總之，當今中職服裝制版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理念以及管理模式都要適應社會大眾和服裝企業的需求，由此對學校提出的要求是轉變辦學理念，樹立為企業提供創新型人才的辦學思想，積極探索與企業的合作，實現校企聯合培養，做到走出去，形成開放型的教學理念，去了解新鮮事物，接受新鮮元素，開設與企業需求、與社會需求相符的課程，培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高素質學生。
參考文獻：
[1]徐國新.中職服裝課程體系的探索與實踐[J].神州，2013（04）.
2012年4月28日，由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主辦、中國政治經濟學年會秘書處和中國人民大學《教學與研究》編輯部協辦的“《資本論》與當代經濟問題學術研討會”在井岡山召開。來自全國高校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的3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與會學者圍繞“《資本論》與當代經濟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一、進一步推動對《資本論》中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探討
經濟學自創立以來，經歷了一百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若干重大理論爭議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梳理和再研究是進一步發展經濟學的前提和基礎。上海財經大學馬艷教授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就“斯蒂德曼詰難”、“世紀之謎”問題、價值轉形問題和“置言定理”等基本理論問題，展開了理論脈絡梳理和創新性研究。馬艷教授認為，“斯蒂德曼詰難”的破解并非是要在其理論邏輯上突破，而是可以運用聯合生產思想，從污染產品的“負價值”出發，解釋“負價值”的存在性及其現代價值。“世紀之謎”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之間將出現多種不同的關系狀態。轉形問題的最終解決需要從動態的角度出發，分析由資本流動開始到最終均衡的轉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多種不同結論。而“置言定理”的問題在于忽視了現時代資本有機構成的內涵變化，在其內涵變化的新假定條件下，平均利潤率將出現上升、下降和不變三種不同的變動趨勢。
清華大學韓立新教授探討了《資本論》勞動過程理論的生態學問題。馬克思關于勞動概念的最經典定義出自《資本論》第5章“勞動過程”一節。在該節中，馬克思關于勞動過程的定義包含“目的實現”和“物質代謝”的雙重邏輯，并由此產生兩種對馬克思的不同評價：馬克思是一個主張“對自然的支配”的人類中心主義者；馬克思是一個強調“自然的根源性”的自然中心主義者。如何看待這兩種評價，韓立新教授認為，從表面上看，馬克思勞動概念的雙重邏輯和兩個評價是矛盾的，但是如果從唯物辯證法出發，這一矛盾就不再是矛盾，而是更高層次的統一，即以“根源性自然”為基礎的“目的實現”和“物質代謝”的辯證統一。因此，在環境問題上的方法論既不可能是“自然中心主義”或“生命中心主義”，也不可能是“技術樂觀主義”或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它應該是內在地揚棄了二者的對立，實現了兩者辯證統一的理論，如果借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話，就是“人本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統一。
關于價值轉形問題，江西財經大學羅雄飛教授認為，人們長期忽視了馬克思轉化理論中的一個重要邏輯環節，從而認識不到馬克思強調的“誤差”的意義。事實上，投入轉化為生產價格后的總生產價格、總利潤與最初的總價值、總剩余價值能否同時相等并不是馬克思轉化理論的實質，生產價格決定能否在不同條件下始終以價值規律為基礎，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而這一點是完全能夠得到證明的。所謂“轉形問題”的百年爭論，反映了不同經濟理論的方法論思想的沖突。新古典經濟學家在驗證馬克思轉化理論的過程中出現種種邏輯問題，這恰恰暴露了它自身的根本缺陷。由于不能正視自身的“資本計量問題”，它不可能認識到馬克思所說的“誤差”及均衡利潤率與貨幣利潤率的差異；由于數學形式化，它難以理解所謂“一般條件”的現實含義，因而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邏輯悖論而又無力自省。
上海財經大學馮金華教授認為，所謂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的矛盾，即根據第一卷的勞動價值論計算的單位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勞動與根據第三卷的平均利潤率計算的商品的價格不成比例，其實并不存在，因為在利潤平均化之前的勞動和利潤平均化之后的價格之間沒有可比性。一旦使用正確的比較方法，即總是比較同一條件下的勞動與價格，并在比較中始終堅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包括第一種含義和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基本原理，則立刻就會發現，同一商品的價格總是與其內含的全部社會必要勞動成比例，不同商品的價格比率總是與它們內含的全部社會必要勞動的比率相等。這個結果，無論是在利潤平均化之前還是在利潤平均化之后，都毫無例外地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