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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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公共財政體制要求，縱橫交錯的計算機網絡系統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全面建成縱橫交錯的財政信息交換網絡，形成一個覆蓋省市縣鄉的高速寬帶綜合業務數字網，實現財政與省市主要經濟部門聯網，逐步達到網絡的寬帶化、數字化、綜合化和智能化，為全省財政信息化建設提供功能完善、使用安全便捷、技術先進可靠的高速互聯傳輸網絡。一是重點建設和完善財政綜合業務網。財政綜合業務網作為全省財政信息化建設的基本網絡，將緊密結合財政改革，逐步向下延伸，形成聯結省市縣鄉的四級財政網絡系統。為財政業務的上網運行，實現全省財政系統辦公自動化、財政業務處理網絡化、各種經濟信息共享和交流現代化提供基礎保證，同時也為建立其他專門業務網絡提供互聯基礎。二是進一步完善國庫集中支付網。要根據財政集中支付制度的要求，重點建設各級國庫集中支付網。形成以省廳為核心，財政綜合業務網為依托，聯結各級財政部門與集中支付大廳的網絡系統，實現財政資金的集中收付和報賬、記賬等功能。三是建立省直財政專項業務應用網。以財政綜合業務網為依托，以省廳局域網為核心，建設聯結省直各有關部門的專門業務網絡。通過省直預算網、社會保障財務網、基本建設資金管理網、糧食風險基金管理網等，實現對省直各部門從預算編制到各專項資金支出的集中控制和管理，更好地發揮預算資金的宏觀調控作用。四是建立全省財政經濟綜合網。實現與計劃、經貿、統計、稅務、銀行等主要經濟部門的聯網，進一步提高財政部門的宏觀調控能力，實現不同經濟部門經濟數據的共享與交流。
建立規范統一的財政業務綜合管理信息系統緊緊圍繞為財政改革和發展服務這一宗旨，按照建立財政運行技術保障機制的總體要求，狠抓財政業務軟件開發與應用，以預算編制、集中收付等系統軟件開發為重點，帶動其他財政業務軟件的開發，形成符合業務活動和監督管理要求，集預算編制、預算執行、財政監督和財政發展四位一體的財政綜合信息管理系統，推動信息技術在各級財政業務領域的應用力度，促進財政管理整體水平的提高。
1.預算編制系統。根據財政預算改革的總體需要，不斷擴大計算機網絡技術的應用力度，完成對各部門預算的審核，編制出符合綜合預算、零基預算和實際需要的預算方案。
2.預算管理系統。通過開發預算指標管理軟件，全面反映指標運行的全過程，實現對預算資金規模、分配、使用等情況的有效管理，逐步建立預算指標數據庫，實現對預算指標執行情況查詢、分析和管理的現代化；通過開發預算資金調度軟件，實現對預算資金的有效調配，監督預算資金調度的全過程，有效地提高預算資金使用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通過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軟件實現對政府采購資金運行全過程的監督和管理，增加政府支出透明度，規范財政采購支出行為，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益和有效防止腐敗。
3.預算執行系統。通過開發預算指標管理軟件，根據預算單位年度預算方案，科學地制定季用款、月用款進度計劃，實現預算指標安排、撥款、預算會計等功能；通過集中收付軟件，實現財政資金集中收付和預算支出的集中管理，將所有財政支出資金置于財政部門監督之下，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保證工資及時發放和整個預算的順利執行，強化預算約束，實現對財政資金支付過程的依法規范管理。
4.財政監督系統。財政監督貫穿于財政工作和財政資金運行的全過程，建立財政業務應用軟件系統必須以建立健全的財政監督系統作保障。通過開發和運用財政監督實時監控軟件，使財政各項工作的靜態和動態情況及時進入到財政監督視野，確保財政工作和財政業務的穩定、安全、高效運行；通過財政監督信息和控制軟件，一方面實現財政監督系統與決策系統的信息直接交流；另一方面實現對其他財政業務系統運行的實時控制。
5.財政發展系統。根據財政管理改革的需要，逐步建立財政運行發展系統，科學地分析影響財政運行狀況和結果的各項因素，為財政決策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通過財政運行評價系統，利用各種評價模型，對財政運行過程和結果進行跟蹤分析，量化財政決策、財政管理和監督的效果，進行財政形勢預報，找出影響經濟平衡運行的原因，確定管理和監督的重點；通過財政收支預測分析系統，利用各種數字模型，對影響財政收支的各項因素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提高財政收入預測的準確性，為科學地確定年度預算收支規模與結構提供依據；通過財政風險預警系統，分析監控各種風險因素的變化，科學地判斷財政風險程度，提出預警建議，改善和提高財政運行質量，建立穩固與平衡的財政運行與發展體系。
除此之外，通過開發和利用社會保障資金管理軟件，實現對醫療保險、勞動保險等社會保險業務的全面、高效監督和監控管理；通過建立財政數據庫管理軟件，利用各類企業（包括集體企業）、行政事業單位、建設單位數據庫，建設會計信息查詢系統，逐步實現會計信息查詢和檢索網絡化、自動化，為各級財政系統多層次的數據隨機檢索和分析提供服務，提高會計信息的使用效率；通過開發糧食風險基金管理軟件，對國家糧庫的糧食儲備、品種、財政補貼等情況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建立糧庫糧食儲備數據庫，對現有的糧食儲備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匯總、預警，方便糧食調度，為制定糧食政策提供相關依據；通過建立一個以省為中心，覆蓋到縣鄉的農稅征管網絡，利用農稅征管軟件，以數據和文字信息為基礎，以科學分析為手段，為農業稅收工作的重大決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為各級農業稅收征收人員提供信息服務。
——以信息網站為基礎，加快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信息資源是財政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資源，其開發和利用是信息化建設永恒的主題。作為財政信息化建設的核心工作，以財政信息網站為依托，在擴展信息源的基礎上，密切結合財政業務需求，為財政工作提供分類科學、精練實用、準確可靠、豐富多彩的動態經濟信息。同時，通過充分調動各市和部門的積極性，在“活”信息和“深”層次的財政信息上花大力氣、下大功夫，深入挖掘、研究經濟熱點、難點問題，為領導提供決策依據，便信息網站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來源，財政工作的參謀和助手，全省社會、經濟活動不可缺少的神經中樞。同時，利用視頻點播、在線廣播等多種形式，對內加強交流指導，對外樹立財政形象、宣傳財政政策，把網站建設成為財政系統的“互聯網”，成為財政部門開展工作、溝通社會的重要窗口。
——逐步建立滿足財政新體制要求的數據庫管理系統根據財政業務和財政決策對數據的要求，按照統一規劃、統一管理與維護的原則，逐步建立財政動態數據庫、基礎數據庫、部門預算編制基礎數據庫、預決算數據庫、財政收支政策數據庫、法規數據庫、歷史資料數據庫、公共信息數據庫和決策匯總數據庫，加快開發速度，提高信息質量，保證信息數據的充分共享與有效使用。
——建立為公共財政
服務的辦公自動化系統主要是通過開發和運用辦公自動化系統、領導查詢分析管理系統、人事管理系統、檔案管理系統和外部信息接收與發送系統，以及IP電話系統、網絡電視會議系統等內容，實現無紙化辦公，提高辦公效率和決策水平。
——努力培養造就一支適應財政改革與發展需要的財政信息化隊伍一是向財政系統全體職工普及信息技術知識。密切配合人事、勞動部門采取各種形式，大力進行計算機和網絡知識的培訓。二是加快信息化專門人才的培養，根據信息化建設的需要，注重培養多層次的信息化專業人才、信息化管理人才以及復合型人才，努力造就一批能跟蹤國際先進水平的學術帶頭人和有創新能力的中青年業務骨干，特別是要注意培養既掌握信息技術又懂財政業務的專業技術人才。三是大力加強財政信息化專門機構的建設，在確保加強市級財政信息化專門機構和人員到位的同時，要逐步建立縣級財政信息化專門機構或配備專人管理，為財政信息化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證。
為實現上述目標與規劃，必須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一是加強信息化建設的組織領導。財政信息化建設是一項龐大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面寬，技術性強，關聯度高，必須通過各級部門的統籌規劃和組織協調，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現財政信息化，確保財政運行機制落到實處是事關全省財政改革與發展的大事，各級領導必須高度重視。要把財政信息化工作擺上議事日程，充分認識信息化在財政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加大投入力度，促進信息化發展。信息技術是現代化高科技技術，投資大，更新快，其效益往往以間接形式表現于社會各個領域，難以用貨幣形式計算其價值。要保證財政信息化工作正常開展，確保各項目標如期實現，必須加大對財政信息化建設的投入，保證必要的設備和設施購置與維護，為建立科學化、規范化的技術保障機制提供物質基礎。
三是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信息化標準、規范和規章制度。財政運行技術保障機制的建立是財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它關系到今后財政工作的正常進行和科學管理。因此，必須堅持標準統一和標準化工作要先行的原則，將標準化工作和質量管理工作貫穿于信息化建設的全過程。要按照財政運行技術保障機制的需要，逐步形成全省統一的標準體系。根據國家信息化、標準化體系和本地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網絡、業務軟件、信息資源、信息安全等信息化建設的相關制度，統一技術標準。無論是網絡建設還是軟件開發，起點要高，標準要統一，以保證網絡配置合理、性能優化、安全暢通。各級財政部門在建設網絡、數據庫、業務軟件和實現聯網的過程中，在用戶界面、交換格式、網絡協議、分類編碼、應用接口等方面，必須遵循統一的技術標準，以保證計算機系統的互聯性和各種上網信息的有效性。
四是加大培訓力度，提高全系統的信息化水平。通過舉辦專題講座、培訓等方式，大力普及信息化知識，增強全系統人員，尤其是各級領導的信息化意識。進一步明確財政信息化工作為財政工作服務的性質，使信息化觀念深入人心，形成上上下下重視和支持信息化建設的輿論氛圍。通過實施大范圍的計算機技術培訓，提高全系統員工的信息化水平，使信息化工作真正落到實處，發揮其效用。
鑒于上述情況，對教材可作如下調整，將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的配平教學移至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之后、第三章氧族元素之前進行。調整后優點是重點突出，難點逐步突破。當然，調整后起點高、難點集中，一部分學生“吃不消”。為此，我同時又對教學做了三個階段進行的改革試驗。
第一階段：知識準備
1．在進行高一化學教學之前，先對初三化學進行復習。使學生對原子、分子、原子結構示意圖；化合價的實質；化合價與電子得失的關系有較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2．在進行氯氣化學性質教學時，根據原子結構，分析反應中得失電子、化合價的升降等，使學生既掌握了氯氣的性質，又能判斷化合價變化、電子轉移數目。
第二階段：氧化還原反應基礎知識及方程式的配平教學
1．基礎教學：起點和要求稍高一些，使學生理解和明確以下兩點：（1）氧化還原反應的實質、氧化劑、還原劑在反應中的作用；（2）在反應過程中，電子轉移或偏移的總數目應相等。
2．練習教學：（1）訓練氧化還原反應的兩種表示方法：雙線橋法和單線橋法；（2）根據化合價的變化確定電子得失及數目。
3．過渡教學：（1）進行確定氧化還原反應過程中電子得失總數目的練習教學；（2）趁熱打鐵，引導學生分析探索既然氧化還原反應中電子得失的數目必須相等，而每摩還原劑或氧化劑所提供或接受的電子的物質的量不一定相等。那么要使得失電子的數目相等，就必須使氧化劑和還原劑的物質的量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而這個比例關系便是化合價升降數目的公倍數。學生理解了這一點，實質上就明確了配平所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
4．配平教學：以練習為主，使學生熟練掌握用雙線橋表示法分析配平簡單的氧化還原反應方程式。
第三階段：鞏固、強化練習教學
1．強化訓練：（1）在后面各章節的教學中，凡是遇到氧化還原反應，都引導學生分析并配平。（2）增大練習量。
2．跟蹤檢查：定期或不定期普查或抽查，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3．堅持輔導：根據學生存在的問題個別輔導和課堂輔導相結合。
作用：稅收調控經濟行為要求經濟活動主體行為的合理化，是把事物之間的聯系以有序而富有成效的方式結合起來，從而取得相對穩定的形式。政府的征稅行為是基于一定的社會職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維護本身的單向利益。因此在調控經濟過程中遵守的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單純的從某一級別個別的利益偏好而隨意變動征稅行為。必須明確的是：盡管征稅寓含著政府的權利意向，但它也只能是政府的經濟行為而非權力行為。如果把征稅視為政府的一種權利職能，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形成市場的混亂，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的約束，強化政府權利對經濟運行的推動功能，進而實現稅收杠桿的平衡。必要性：第一，可以使經濟活動主體（生產經營和消費行為）合理化。其實質就是市場配置的合理化，減少企業不規范行為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運用稅收杠桿作為導向機制，規范企業嚴格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用市場主體的法人資格進行自我規范，借以制導企業運用按照社會的軌跡良性運行，從而實現以最少的資源最大限度的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第二，通過財政擴大經濟內需，可以調整消費者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從而在保證供求平衡的基礎上保持經濟快速平穩發展；第三，利用財政政策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向環境友好型轉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人口環境相協調發展；第四，利用財政杠桿的傾斜，通過落實發展機制，形成東中西的優勢互補，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的模式；第五，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可以加大對教育、醫療等社會各項事業的投資力度，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調節國民經濟往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當前稅收調控法律化制度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至今還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階段，還需要有步驟的進行改革和完善，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國稅收會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同某些政策會產生矛盾:
(一)現行法律體系不健全對于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正是因為缺少專門的法律法規，市場不能對某些相關的行為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許多市場經濟問題的出現，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關于稅收調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場來說，稅收在被越來越頻繁的應用于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現行稅法對于宏觀調控職能表現不突出，不能從經濟法上真正去解讀稅收；最后，稅收調控法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法體系的一個重要部門法，是國家加強經濟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會走向法制化。
(二)現行稅收制度調節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滿足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實現以國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差距過大、稅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現狀導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費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首先，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的分類制雖簡單明了，但在當前收入來源多元化、復雜化的現狀中卻難以體現稅負公平、合理負擔原則，不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能力。例如現在有些實際收入多的人繳稅的金額卻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財產稅征稅面積狹窄，難以有效應對收入結構失衡、財富集中的形勢。由于現行稅法的不完善性，我國目前開征的財產稅只有房產和車船，而遺產等更巨大的財產卻沒能納入開征范圍，因此就造成了我國大量富二代的出現，也使得貧富差距更加顯著。
(三)現行稅收制度很難有效的調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體制來說，主要還是依賴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由于當前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發展的需要力度不夠，因此造成發展滯后，并未實現第三產業的協調拉動；其次，當前稅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導社會各個方面向農業投資，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表現在：第一，政府財政支持是我國目前農業最主要的投資來源；第二，我國涉農的稅收制度幾乎都集中在農產品的種植和農業科技的推廣上，而最主要的農產品銷售和養殖業卻缺乏優惠。
三、關于構建和完善我國財政稅收調控法的思考
所謂財政稅收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眾的意志為出發點，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稅收決策國策的規律進行決策，財政稅收決策者的權利受到公眾監督和法律約束的過程。
(一)制定宏觀調控基本法社會主義是法制經濟，必須以法制為準繩，良好的財稅法律法規是控制經濟的前提，而財政稅收調控法屬于宏觀法律調控體系，因此可以通過創建《稅收調控基本法》來對稅收調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規定，如原則、特征、手段等等，通過細分來對稅收調控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稅收調控基本法》時，要注意同《稅收基本法》的區別。要盡量在書中完善稅收調整法的各稅種法，從而可以加重或減輕經濟主體稅負，從而起到影響其它經濟活動的稅收調控措施。
(二)加大稅收對分配的調節作用，縮小居民差距，拉動國內總體需求首先，納稅人的綜合納稅代替分類稅制，通過一次性對納稅人的收入綜合進行納稅可以更直觀的了解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從而實現多收入者多納稅；其次，完善稅收來源，例如開征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發揮稅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發揮稅收在調節產業結構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強對第三產業等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調控，例如可以實行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等，鼓勵其發展，從而緩解我國目前緊張的就業壓力；其次，充分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導向作用。可以通過將稅收的優惠政策范圍擴大到農業、養殖業等相關產業，對能夠促進發展的組織機構給予稅收優惠，從而促進農民組織成立或中小企業的建立。
(四)以良好監督、社會關注和信用體系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嚴格公正的執法，另一方面社會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能，時時刻刻關注執法者的行動，督促執法者在執行權利時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同時，公民個人也要發揮主人翁的精神，積極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四、結束語
本文作者：李振標鄭傳芳工作單位：福建農林大學
造成當前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現狀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國家權威部門和國內學者、研究團體通過各種工具和方法對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效益進行測量和評估，雖然在角度的選取和研究方法的采用上不太一樣，但得出的結果卻大致相同，即目前我國財政支農資金未能實現最佳的使用效果、財政支農資金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造成當前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現狀的原因很多，我國學者對財政支農資金進行了多角度、多層面的研究，主要的研究視角有財政支農規模、財政支農結構、財政支農資金管理、財政支農支出績效、財政支農政策、財政支農投入與經濟增長等幾個方面。譚琳元通過新疆財政支農資金投資效益各種影響因素的分析，得出農業基本建設支出、財政支農投入力度、農業科技三項費和農村救濟費支出是影響投資效益的主要因素；［5］李若云認為我國財政支農資金使用主要存在涉農管理部門多，難以形成合力；部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支農投資運行成本高，中間損耗大；支農資金追蹤監管反饋差等問題；［6］陳興中等人認為支農資金來源渠道多難以形成整體合力、支農資金管理分散、支農資金管理的隨意性大缺乏有效的監督檢查機制等是造成使用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7］高雄偉和董銀果通過對國家財政支農宏觀、中觀、微觀效益低下的實證分析，從國家預算、財政意識、政府博弈、配套政策諸方面探討了影響財政支農效益的深層原因。［8］歸納起來看，各個學者的研究主要是從資金管理體制、資金總量、資金結構、資金監管等方面入手，他們的研究發現，造成目前財政支農資金使用中存在問題的主要原因有：管理部門多，致使財政支農資金利用效率低下；行政成本過高，造成支農資金的挪用；財政支農資金管理機制不完善，監管水平低下；項目資金使用審計工作不到位；財政支農資金的相對規模偏低；財政支農資金結構不盡合理。財政支農資金在使用、管理、審計等監管方面的制度缺陷導致財政支農資金使用效益低。
借鑒外國經驗，探索加強財政農業投入資金的監管途徑
（一）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特征1．美國。美國是世界上農業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美國財政支農重點突出，支持的范圍包括商品補貼、土壤保護、貿易、科研和推廣、造林和森林管理、能源等十個方面；目的十分明確，即以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業競爭力和追求對全社會的正效用為主要追求。［9］美國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方面有許多亮點，主要有：（1）健全的監管體系。從上到下有國會監管、政府部門監管和公眾監督三個層次，形成了一套國家與民眾聯手監管的嚴密體系。同時，依靠獨立的監督評價機構對財政投資項目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這一做法可以有效防止和糾正上述體系監管不到位的問題，補充和完善了政府的監督職能。（2）全過程監管。美國對財政農業投資項目實行事前、事中、事后相結合的監管模式，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實行監管程序化、制度化、定量化。［10］（3）強化信譽與風險約束監管。美國對設計、施工、監理等監管是靠風險約束和信譽制度等市場辦法進行管理。（4）制定嚴格處罰制度。在處罰方面，十分嚴格，對違規行為，采取罰款、賠償，甚至終止合同、取消資格；對嚴重違法行為，還要追究刑事責任。這一系列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加強了監管的力度。2．英國。英國政府財政農業投入主要用于農業基本建設設施、農場合并和農業合作以及建設與農業有關的工程設施，同時對農業基礎理論和生物技術的研究也不斷加大經費投入。英國政府財政投資項目的監管體系比較完備，在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方面，也有其獨特的方面，具體有：（1）立法監督。政府通過制定財政、財務管理、會計準則等相關法律法規，對國家預算機關、審計機關和監督機關實施管理。（2）預算管理。政府嚴格推行農業財政預算體系，有預算編制、預算審計、預算執行和預算執行后的檢查及績效考評等幾個階段，每個階段嚴格落實，保證了資金使用的高效率。（3）財政支出管理。運用財政補貼和稅收杠桿對農產品市場進行調控和管理。同時，還采取財政農業支出績效評價作為政府支出管理的重要手段，這一措施，規范了財政支出規模、改善了支出結構、提高了支出效率。（4）鼓勵公眾和媒體參與項目監管。政府建立和完善項目舉報制度，鼓勵公眾、媒體對違法、違規和腐敗問題進行舉報、曝光，與政府共同監管。［11］3．日本。日本每年的農業補貼總額均在4萬億日元以上，農民收入的60％來自政府的補貼。近年來，日本加大了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和農村地區的交通、信息、通訊、衛生、教育、文化設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同時，為了推動農業技術推廣活動的深入發展和人才培養，日本政府還建立了各種類型的教育、培訓設施。日本在有限的耕地上實現了以小型機械為主的農業機械化，是世界上少有的，其成功的農業發展道路，部分原因與政府財政機構對財政投入的高效監管分不開，其監管的主要特點有：（1）采用嚴格的制度和法律實施監管。政府通過制定《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等法律文件來維護和監督農業資金的使用。（2）動態監督。日本的動態監督方式，能夠有效減少國家財政農業工程投入中的浪費與不合格現象，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3）全程監督。日本政府建立了由國會、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分工負責、協調配合的財政支出管理體系。［12］地方政府預算監督配以居民訴訟制度，居民有權力對違規操作政府投資項目的人員提起公訴，日本政府在財政農業投入的全過程監管中因此就有了基層平臺，加強了監管的效果。（二）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財政投入監管特征上述的美、英、日等國的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措施，對我國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應該有一定的啟示作用。然而在借鑒別人成功經驗的時候，有必要先對其成功經驗的主要內容和特征進行總結。筆者認為，以上國家的財政農業投入監管主要有以下幾個特征：1．嚴格依靠法律實施監管。政府在加強對財政農業投入的監管的同時，不斷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規體系。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十分重視制度的建設，在增大農業財政投入的同時也在努力構建一整套惠及農民又利于政府監管的法律體制，依靠這個法律體系實施有效監管。這些國家嚴謹規范的立法和執法行為，為財政支農資金的有效監管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促進了農業的穩定發展。2．全面到位的監管措施。各個國家在財政補貼政策的監管都加大了力度，美、英、日等國均在監管方面盡量做到全面，美國的事前、事中、事后三個方面相結合進行全面監管更是個中典范。而且，政府在監督過程中均采取程序化、制度化、定量化的措施。各個部門分工合作、協調配合，加上社會民眾參與監督，對財政農業投入的監管既科學又全面。3．強化責任意識。在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基礎上，各國均強化監管部門的責任意識以實現有效監管，比如制定嚴格的處罰措施、開展實質性的監督管理。這點美國政府的做法尤其值得注意，在各個國家中，對違法違規行為進行嚴格的處罰均屬常見，但對違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確屬獨一無二。（三）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監管措施對我國的啟示目前，我國的“三農”問題依然較為嚴重，在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方面，仍需不斷加強。我們要找到自己有效監管的思路，仍需借鑒主要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1．建立健全財政農業監管法律法規體系。鑒于發達國家均對財政農業投入進行嚴格的監管，我國應當逐步將財政農業投入監管法律化、制度化，把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從政府規范上升為國家法律，加快制定農業投資及其監管的具體法律法規，建立健全財政農業監管法律法規體系。2．加快轉變財政農業投入監督的方法和模式。現階段，我國財政農業涉及面廣，單靠政府很難形成全面有效的監管。加強財政農業的監管，必須要積極加快轉變監管方法和模式，構建新的、復合型農業財政投入監管體系。這點上，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結合我國特有的人大監督、社會監督、新聞監督等優勢，引進包括社會組織在內的多方力量與政府一起共同加強財政農業投入資金使用的監管。3．建立和完善政府財政農業投資項目責任追究制度。我國財政農業投入資金使用效益不高、流失較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不夠。加強財政農業投入監管，亟需改變這種現狀。政府必須建立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在查實問題、分析原因、責令整改、給予處罰的基礎上，將責任落實到個人，建立起對相關責任人的責任追究制度，增加違規行為或失誤行為的機會成本。
（一）財政穩定與利率自由化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可見，中國財政赤字的主要源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可見，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可見，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省（市）級政府與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省（市）級以下地方各級政府獨享的稅基，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參考文獻
（1）BanerjeeandAbhijit，1992，"ASimpleModelofHerdBehavior"，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ngust）。
（2）Krugman，P.，1979，"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1）。
（3）McKinnonR.andPill，H.，1996，"CreditLiberalizationsand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TheOverBorrowingSyndrome"，T.itoandA.Krueger，Ed.FinancialReguiationandIntegrationinEastAsi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4）McKinnonR.andPill.H，1998，"TheOverBorrowingSyndrome：AreEastAsianEconomiesDifferent？"R.Glicked.Ed.，ManagingCapitalFlowsandExchangeRates，PerspectivesfromthePacificBas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M.，1994，"TheLogicofCurrencyCrises？"NBERWotkingPaper，No.4640.
（6）Sachs，J.andRadelets1998，"TheOnsetofTheEastAsianFinancialCrisis"，NBERWorkingPaper，NO.6680.
（7）愛德華·S.肖：《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聯出版社，1988年。
（8）賈康：《縣鄉財政解困與財政制度創新》，《經濟研究》，2002年第2期。
（9）李揚：《中國經濟對外開放過程中的資金流動》，《經濟研究》，1998年第2期。
（10）羅納德。l.麥金農：《經濟市場化次序——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國資本外逃研究》，《經濟研究》，1999年第5期。
（12）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轉載于青木昌彥等《政府在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13）王國松：《中國的利率管制與利率市場化》，《經濟研究》，2001第6期。
（14）王國松、張鵬：《貨幣替論及中國貨幣替代問題的研究》，《國際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15）余永定：《財政穩定問題研究的一個理論框架》，《世界經濟》，2000第6期。
【關鍵詞】政府采購信息化電子化
一、推行政府采購信息化的必要性
1.傳統采購存在著弊端
政府采購信息時效性不強，信息的只能在相關的報紙上，發行范圍受限制，效果不佳。采購成本巨大，采購程序不夠優化，有人為操作成分。傳統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采購文件、合同的編制均依靠紙質文本，既不利于采購過程的安全、也不利于文件的存檔工作。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傳統的政府采購方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2.政府采購信息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網絡作為一個信息傳遞的平臺，大大拉近了買方市場和賣方市場的距離，打破地域限制。政府采購部門可以通過網絡，在最短的時間內了解大量的市場信息，而選擇自己所需的商品，下單、簽合同可在互聯網上瞬間完成，縮短了采購周期，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賣方市場則輕易的將商品推薦給了買方，節約了采購成本。目前很多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信息化采購，我國的政府采購信息化還處在初級階段，實行政府采購信息化將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加快與國際接軌的步伐。
3.可充分提升采購質量
電子化采購可使采購部門優先獲得采購的主動權，充分考慮政府采購的實際需要，提出采購要求，在此基礎上實行競價采購，供應商在網上展開價格和質量的競爭，最有優勢的供應商勝出。相當與在很大范圍內選擇到了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真正做到“貨比三家”，盡可能的找到質量和價格都最為理想的合作伙伴，防止質量事故的發生。對保證產品質量，打擊假冒偽劣起到促進作用。
4.實行政府采購信息化，可充分增加采購的透明度，加強監督力度
公共采購常出現腐敗，這一現象降低公共投資的效率，且阻礙經濟的發展。政府采購是“陽光下的交易”，政府采購信息用戶使得采購工作的每一步都在網上操作完成，實現無紙化辦公，避免紙質文件容易出現的含糊，延誤等人為因素，減少了人為操作，大大增強了采購的透明度，有效的避免了“權利尋租”等腐敗現象的發生，審計部門和公眾可以對采購過程全程跟蹤監督，減少采購過程的隱蔽性和暗箱操作，提升政府形象，增加客戶滿意度。
二、現階段政府采購信息化的所存在的問題
1.法律依據不夠完善
電子化采購是一種全新的數字虛擬化交易模式，通過網絡上數字化的虛擬市場實現交易，我們已經相繼出臺了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電子認證服務管理辦法》，填補我國在相關立法領域的空白，對我國的政府采購電子化的健康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目前尚存在諸多問題。目前我國還沒有完全針對電子化采購的法律法規，電子化采購中還有很多法律問題需要得到解決。另外，我國目前還沒有出臺數據電文的效力、電子認證法律制度、電子合同法、網上申訴機制等相關的法律。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電子化采購的執行和推廣。所以解決制度問題是政府采購實現信息化的關鍵。
2.各地政府采購信息管理系統標準不統一
政府采購的網絡建設標準比較混亂，我國各級、各地政府的政府采購網站建設沒有統一的標準，缺乏統一的規范。各部門之間的各種系統兼容性差，信息資源難以共享，大量的信息資源不能充分發揮，形成嚴重的“信息孤島”局面，導致信息不及時，采購項目回應單一，不能吸引全國各地的供應商前來投標，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時間，信息化程度低下。
3.采購人員素質有待加強
從事電子化政府采購的從業人員，既要熟悉計算機知識，也要精通政府采購的業務知識和政策法規。政府采購所涉及范圍很廣，所涉及的專業知識非常繁雜；而采購中心的人員很多是從事財政工作的或者是從事IT行業的人員，沒有能力對這些非常專業的要求做出判斷。而很多懂技術懂政策的專業采購人員不能熟練使用計算機與利用網絡平臺工作，這就影響了政府采購電子化的進程。政府采購缺乏專業的復合型人才。
三、完善政府采購信息化的措施
1.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建設
政府采購信息化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來管理和約束。目前我們迫切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或政策，明確電子采購程序、電子采購文件、合同和電子注冊以及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電子化政府采購安全標準等。完善傳統的政府采購相關法律，讓政府采購信息化有法可依。
2.統一電子化政府采購信息平臺
逐步建立統一的政府采購信息系統，實現政府采購各個業務環節的電子化，構建統一、共享的采購平臺。逐步實現從申報到驗收、從招標到評標、從支付到監督全方位電子采購流程。疏通采購信息的共享渠道，整合基礎信息的互通平臺，統一領導、統一規劃，為買方和賣方市場提供最新最快鍵的信息，增強采購的公平性，規范財政資金的利用。
3.建立專業化的采購隊伍
在工作中建設適應電子化采購的隊伍，，提高政府采購隊伍專業水平，擴大政府采購培訓范圍，不但要加強管理人員和實際操作人員的培訓，還要加強對采購單位領導、財務人員、財政部門一些人員、機構的基本知識的培訓，從而確保政府采購隊伍的專業化、職業化。努力打造一支既掌握政府采購專業知識，又熟悉信息技術的高素質、復合型的人才隊伍，為政府采購工作提供人才支撐。同時加強供應商隊伍的建設，宣傳政府采購信息化的理念，鼓勵供應商理解、支持并積極參加電子化采購活動。
4.借鑒國外先進的采購理念
實施電子化政府采購，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要求，也是國際上政府采購信息化的潮流。我國的電子化政府采購仍處在發展的初級段，我們應該虛心的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彌補我國現行體制的不足，因地制宜，逐步建立和完善適合我國國情的電子化采購模式，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加快和國際接軌的步伐，努力實現由傳統采購向電子化采購的蛻變。
參考文獻：
[1]王晶晶.電子化政府采購的優勢及其效益評價方法研究[A].華章，2007，(10).
關鍵詞:公共財政;政府預算;政府會計;受托責任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不斷進行財政體制改革的探索,結合我國實際并吸取國外的成功經驗我國財政體制由“大財政”模式轉向了公共財政模式。在西方財政體制的建立完善過程中,以政府預算制度為支撐,逐步建立起了公共財政模式,我國公共財政體制的構建同樣也要以完善的政府預算制度為依托,但是要建立完善的公共財政體系并實現其目標,僅僅建立完備的政府預算制度是不夠的,因為公共財政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作為公共財政支撐的政府預算,它編制的合理性、科學性以及公開性都影響著公共財政目標的實現。如果將政府看作一個會計主體那么政府會計的核算對象就是政府預算所配置和規劃的公共資源。但是目前公共財政、政府預算及政府會計又都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于政府預算現在要求其公開、透明的呼聲越來越高而且其編制的科學性也有待提高,而對于政府會計目前也并沒有明確和完備的政府會計體系,為此我們很有必要將上述三者基于共同的基礎進行有機的統一、協調和融合,以真正實現公共財政的目標。
一、理論綜述
(一)公共財政有關理論
公共財政是指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進行的政府財政收支活動模式,在本質上,它是以國家為主體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分配關系。公共財政主要投資于公共產品領域,以滿足社會的公共需要為口徑界定財政職能范圍,并以此構建政府的財政收支體系。
(二)政府預算與政府會計有關理論
政府預算是政府為了有效實施公共管理、增進公共利益,按照特定程序對未來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個財政年度)所需資源和可用資源所做出的經權力機關審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財政計劃。政府預算不單純是政府的年度財政收支計劃,同時也是公共資金接受各方監督的有效途徑。
(三)公共受托責任有關理論
受托責任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公共受托責任是受托責任在公共部門中的一種具體表現形態,是政府等有關公共部門盡責行為的先決條件。與企業的受托責任相比公共部門的受托責任相對來說更為復雜,再加之公共部門所經營資產的特性,因此在公共治理中強調公共受托責任是提高公共治理水平的前提。
二、政府預算及其公開對于公共財政的作用
(一)政府預算本身對于公共財政的作用
不論在我國還是在西方國家,政府預算都是公共財政的重要依托,預算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是對國民收入再分配和資源規劃,它的分配去向及分配原則直接關系著各部門及公民的利益。
公共財政著眼于解決公共問題并具有資源配置的職能,通過一系列的財政支出分配活動,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合理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從而彌補市場的缺陷。那么在公共財政框架下的政府預算就必定要擔負著合理確定各項公共投入的規模及去向的職能。政府預算所配置的資源是否投向了最急需的公共領域及分配的是否合理,都直接影響著公共財政的效率及效果。因此在公共財政框架下的政府預算它的編制原則必定是首先要強調資源配置的公共性和合理性,政府預算的編制應以有助于公共財政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并同時強調公共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及效果性的有機統一。
(二)政府預算公開對于公共財政的作用
隨著公共財政體制的不斷完善,民主政治的推進以及政府預算在公共資金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目前政府預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受到各個方面的關注,近年來對于政府預算公開的呼聲日益高漲。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實施,這是政府預算公開的法律依據,但是對于政府預算的公開的意義其實并不僅僅局限于公民的知情權,其另外的重要意義在于使公共資金的使用具有了更高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同時讓社會有關部門及個人對政府行為的監督途徑更加通暢。
目前中央有關部委公開了其部門預算,這是預算公開的一大進步,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目前的公開還只是低層次的只是結果的公開。在香港和西方國家對預算不僅是結果的公開,更重要的是其產生過程的透明,而且為預算的產生設置了相當長的溝通期。因此我們所期待和追求的預算公開應是從制定過程到結果的公開,只有清楚的了解預算的產生過程才能真正實現更高層次的監督,這一方面會使得各項政府收支處于政府預算的監督之下,同時也會更大程度上實現預算編制及執行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并增加政府公共服務的透明度和責任意識,從而在此基礎上公共財政所追求的目標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三、政府會計作用的有效發揮對于公共財政的作用
政府會計核算對象是政府預算所配置的公共資源,既然公共財政框架下的政府預算在具體投向及規模上規范了公共資金,那么政府會計必定是以政府預算為依據在具體使用流程中對公共資金的全方面核算和管理。
會計作為一種資源分配的重要技術標準或規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計量問題,它必定要與國家的財政政策、經濟走勢以及社會價值取向及其發展方向相聯系。因此在公共財政框架下的政府會計它的職能的發揮必定要緊密聯系公共財政目標,同時在政府會計目標的制定上也應當要與公共財政目標保持很強的相關性。
依據政府會計體系的有關最新研究成果,將政府會計目標界定為實現政府履行職責的高經濟透明度(《政府績效評價與政府會計》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這一目標的界定與公共財政及政府預算所應有的公開性目標是一致的。
四、在公共財框架下的政府預算與政府會計的統一與融合
政府會計的興起,主要源于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對受托責任的巨大需求(陳立齊、李建發,2003),因為會計信息能夠被用來考核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政府預算是對政府收支的分配和規劃,它的分配原則及去向與社會各部門及公民利益直接相關,政府預算不僅僅是政府的年度財政收支計劃,同時也是財政收支活動接受立法機關和社會成員監督的重要途徑。政府會計的核算對象是政府預算所配置的公共資源,同時政府預算又是公共財政的重要依托和支撐。公共財政的職能本質上是政府要承擔的公共責任,而政府會計信息又是對公共財政所擔負公共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考核和監督。因此公共財政、政府預算及政府會計他們共同的基礎就是所擔負的公共受托責任。
從我國公共財政、政府預算及政府會計的健立及完善來看無不體現著公共受托責任的原則及要求,事實上上述三者的指向對象均是公共資源,而公共資源的真正所有者是人民,因此政府受托管理及配置這些資源,人民就有權要求對托付給他們的資源負責并解釋。
政府會計的對象是經政府預算配置下的屬于公共財政框架內的公共資源。因此在共同的公共受托責任的背景之下,政府預算的公開就是必然的,而公共財政所分配的公共資源的公共屬性,必然也要求公開、明晰的報告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因此上述三者在共同的受托責任之下,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之上追求公共資源使用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統一,由此公共財政、政府預算及政府會計各自的目標才能得以實現。
五、結語
理與政府會計理論和實務中,受托責任歷來被奉為一項經典性的原則。我國的公共財政、政府預算以及政府會計基于這一經典原則的基礎之上的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一方面會促進公共財政目標的實現,同時也會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公共管理水平,促進公共治理結構的優化。
參考文獻
1、路軍偉李建發,政府會計改革的公共受托責任視角解析,會計研究,2006(12)
2、路軍偉.基于公共受托責任的雙軌制政府會計體系研究.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7
3、魏璐,論預算公開原則—以政府治道變革為視角,華中師范大學碩士論文
4、楊發勇瞿曲,試論公共財政與政府會計的關系,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1)
5、楊子云,吳君亮團隊:預算公開第三推力,中國改革,2009(4)
一是營造率先發展的政策環境。實施差別政策，發揮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導向作用，突出整體合理布局、注重地域功能差異，為各類企業進入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二是促進現代服務業發展。重視并制定物流、信息、會展、中介等服務貿易集聚政策，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提升縣域發展級別。三是促進先進制造業發展。制定推進支柱產業基地和重大項目建設政策，激勵科技、人才等各類要素資源向重點優勢產業集聚，增強競爭實力。四是聚焦科技創新。財政支出與稅收優惠政策形成合力，加快科技公共平臺建設，引導社會資金加大科技投入，進一步放大財政資金的規模效益。五是聚焦節能減排。研究稅收和非稅收入政策，加大對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獎懲力度，推進建立生態補償機制，落實好國家資源能源節約利用政策。
二、完善預算編審制度
一是深化政府收支分類改革。進一步細化和完善政府支出按功能分類和按經濟性質分類核算，更加清晰地反映錢從哪來、到哪去、用在何處。二是改進預算編審辦法。繼續完善分類核算的預算支出管理，不斷改進和完善部門預算編制辦法，促進財政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三是夯實預算管理基礎。開展結余資金清理和非稅收入調查，推進預算管理基礎性工作。四是進一步完善定額標準體系，科學編制部門預算指標。堅持推行預算公告制度，通過社會輿論媒體的監督，增強部門預算的透明度。五是建立科學、規范、量化的績效預算評價指標體系，強化“成本一效益”評估分析，提高財政資金配置效益。
三、深化預算執行制度改革
一是繼續加快政府采購制度改革。穩步拓展政府采購規模；進一步明確縣鄉管理體制，構建“條塊結合”的全縣政府采購格局；加快建設全縣一體化的信息管理平臺，使政府采購更加體現公開、公平、公正，管理效率得到提升。二是繼續深化國庫管理制度改革，推進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管理，將改革范圍進一步拓展至縣域所有實行全額預算管理的事業單位，同時推進縣鄉改革；在人員經費、政府采購項目、部分專項資金已經實施的基礎上，建立財政性資金國庫直撥體系，為全面實施國庫直撥改革打下基礎。三是推進區域公務卡制度改革。選擇部分財務管理基礎較好，具有代表性的部門進行試點，切實增強公務消費的透明度，從源頭上加強廉政建設。
四、探索預算績效評價
一是推進績效考評試點。協同紀檢、檢察等相關主管部門，選擇社會關注的項目開展項目績效考評試點，并逐步擴大考評范圍和領域。二是增強社會參與程度。引入中介機構和社會專家對績效考評試點項目進行評價，預算主管部門組織開展自我考評，建立社會考評和自我考評相結合的績效考評方式。三是加強考評結果運用。探索績效考評結果公開的方式和范圍，對績效差劣或未按要求完成績效跟蹤的項目要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根據考評結果，安排、調整以后年度預算安排，建立績效對預算編制的正向激勵機制。
五、大力加強財政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