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13:5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國際直接投資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同時，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也使得直接投資一定程度上帶有了間接投資靈活性、流動性的投機性的特點，這又讓資本市場在金融監管尚不完備的情況下的開放成為一柄雙刃劍。因為一些“熱錢”可能會趁機進入，進行高風險的投機活動，從而加大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參考文獻：
1.何小鳳，黃崇。投資銀行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7）
一、兩種理論的研究溯源與現狀
（一）傳統理論上的不相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規模報酬不變。國際貿易產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國生產同種商品的價格差異，而價格差異則是由成本差異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的價格不同所致，生產要素的價格則是由各國生產要素的豐裕程度決定的。正是由于各國生產要素豐裕程度的不同，決定了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時所具有的比較優勢或價格優勢。所以，一國將出口較密集地使用其豐裕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進口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產要素制造的商品，國際貿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國的資源優勢所決定。由此可見，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中，沒有給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留下任何生長的空間。
現代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產生和發展，恰好否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假設——完全的自由競爭導致完全的市場結構。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術和知識市場的不完美，才是導致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場的非完美性，跨國企業才有可能運用組織的效率，發揮它在獲得資本、勞動、技術和知識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市場上與當地企業競爭。跨國企業在市場、生產、規模經濟以及諸多方面的壟斷優勢是確保跨國生產有利可圖的必要條件，也是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的基礎。可見，這一分析框架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兩種理論融合的嘗試
較早地把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國學者弗農(R.Vernon1966)。他用“產品周期理論”來系統解釋企業在出口、許可證形式和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選擇，并將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與企業生產的區位選擇聯系起來。弗農把產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產品期、產品成熟期和產品標準化期，他認為，在新產品期，企業選擇在國內生產，對國外市場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貿易的形式；在產品成熟期，企業想保持最佳經濟效益必須考慮對外直接投資；當產品進入標準化期后，價格競爭的結果是使產品的生產或裝配業務逐漸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發展中國家，原來發明產品的國家則轉為從國外進口該產品。
澳大利亞學者科登(W.Corden,1974)在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放棄了瑞典學者赫克歇爾(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稟賦理論（H-0理論）中的要素在兩國之間不可流動的假定，同時引進了第三個要素——知識，并允許資本、勞動和知識三要素進行國際流動，這使得擴展后的國際貿易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現象。
英國跨國公司專家鄧寧(J.H.Dunning,1976)提出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又稱為國際生產綜合理論），也是至今為止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鄧寧提出了用折衷主義方法來解釋國際生產活動，該理論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化優勢＝對外直接投資”。這就是說，如果三者都具備，國際直接投資是最佳的選擇；如果具有所有權優勢，同時取得內部化優勢，則可以選擇對外貿易；如果僅僅具有所有權優勢，他國區位優勢又不明顯，那么許可證貿易是一種最佳的選擇。
正是這些理論對國際貿易、國際直接投資與企業發展之間緊密關系的描述，使得將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納入統一的分析框架成為可能。
（三）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現狀
日本學者小島清(K.Kojima,1978)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同時置于國際分工框架下進行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對兩種理論進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啟示。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思路是：從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理論出發，在H-0理論的基本分析框架內，先確定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再根據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合適的投資產業。
以克魯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爾普曼(A.Helpman,1983)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提出的基本觀點是：各國并不一定因為本國的資源稟賦而參與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較優勢，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規模報酬遞增驅動的。他們試圖用要素稟賦差異來解釋國際貿易的格局和跨國公司的產生：要素稟賦差異較大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間貿易；要素稟賦相似的國家間主要進行產業內貿易；如果當要素稟賦差異太大且公平的市場交易無法使要素價格均等化時，國際直接投資則是最佳選擇，這樣就產生了跨國公司。
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從企業參與國際競爭這一微觀角度來解釋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現象。波特研究的邏輯線索是：國家競爭優勢取決于產業競爭優勢，而產業競爭優勢又決定了企業競爭戰略。他是站在產業（中觀）層次，從下而上，即從企業（微觀）層面向上擴展到國家（宏觀）層面上。這是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方法的一種拓展。
我國學者在兩種理論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總結述評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軍、吳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較優勢下融合兩種理論的觀點（黃河，2002），并對兩者相互融合的趨勢和統一的途徑闡述了看法。但是，至今為止我國學者還沒有就這兩種理論如何融合進行深入的論述和研究，也沒有出現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二、構建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基礎
（一）現有理論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論研究的重心發生偏移。從李嘉圖(D.Ricardo,1817)開始，古典經濟學關于比較優勢的產生問題開始偏離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國際分工為理論出發點的內生決定論。斯密認為，比較優勢產生于分工和專業化，是內生的；而李嘉圖則認為比較優勢是產生于資源配置過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數學工具的局限，導致以馬歇爾(A.Marshall,1920)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放棄了古典經濟學的內核（分工和專業化），研究重點完全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
2.假設條件與現實狀況不符。例如，完全競爭市場、同質要素、信息對稱、零交易費用等等，這些假設條件符合了經濟學理論研究者的科學理想，可以用來構建清晰而精致的數學模型和推理嚴謹的分析框架，但是，用這些作為理論的前提是根本無法得出具有實際意義的研究成果。
3.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分離，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例如，國際貿易理論是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以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是以行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楊小凱等人的新
興古典經濟學是以個體作為基本分析單位。
4.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例如，弗農是用產品周期的不同階段來作為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判斷標準；小島清是把比較成本原則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克魯格曼是用各國的要素稟賦差異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波特是用競爭優勢的原則來作為選擇的判斷標準。
（二）為何重拾國際分工思想
英國古典經濟學創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是：“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注：［英］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5頁。）200多年前的這一論述，至今仍為當代經濟理論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礎。有關分工的研究，經濟學研究的立足點在于分工的基礎和職能的分工。“由于機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的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頁。）國際分工就是指生產的國際專業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帶來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隨之而產生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是分工和專業化理論的兩個側面，同時也是微觀經濟學在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領域中的延伸。隨著國際市場交易成本的增加，企業之間借助國際市場實現的國際分工可能并不經濟，這就需要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促進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當代國際分工的內容、性質和形式。
在當代國際分工的理論研究中，已形成三種研究對象不同的理論體系：一是研究由市場機制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另一是研究由跨國公司為載體予以組織和協調的企業內部國際分工的理論；第三種則是由楊小凱(X.Yang,1993)等人為代表的研究由個人的專業化、生產的迂回程度予以組織和協調的國際分工理論。楊小凱等人用非線性規則（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分工和專業化等經濟思想形式化，創立了以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重新將分工和專業化作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其中許多命題的證明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啟示性的典范并縮小了最優化范圍。同時在此分析框架內，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融合在一起，不僅大大擴展了經濟學理論的解釋能力和范圍，而且將許多原來相互獨立的經濟學分支用一個內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專業化）統一起來。
新興古典經濟學理論是通過引入交易費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來解釋企業的產生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因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不同的組織勞動分工的形式，企業的出現是企業的交易費用低于市場的交易費用的結果，所以交易費用的差別是企業出現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進交易效率也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沿用他們的思路，我們不難推出這樣的結論：當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高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生產費用時，人們將會選擇國際直接投資，跨國企業會從國際分工中出現；當用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比向東道國市場輸出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進行國際貿易的形式來組織分工更有效率時，人們選擇前者。
三、新的理論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論分析框架與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類似，只是用“行為主體”（個人、企業、行業、國家）來代替原來的“個體”的概念。第一層是行為主體在作出國際貿易或國際直接投資決策前，從競爭優勢的角度對當時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自身條件進行分析；第二層次是用數學中的最優決策理論分析行為主體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層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國際市場結構、國際企業制度和行為主體的自利行為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各種結果；第四層次則是與行為主體價值觀有關聯的所謂社會福利分析。
（一）從競爭優勢的角度作出決策
我們把競爭優勢定義為“組織結構優勢”和“社會資源優勢”的整合。所謂組織結構優勢，即行為主體協調其組織活動的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包括人力結構和資本結構、技術和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和對國際一般慣例熟悉程度等優勢。所謂社會資源優勢，即影響組織收益分配的社會資源和能力的優勢，它包括市場、客戶、社會網絡融資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優勢。發揮和增強競爭優勢既是行為主體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動因，又是其目標，它涉及內生函數和外生函數所包含的諸多因素。所以，我們可以從行為主體具有的競爭優勢的角度來解釋其國際貿易、技術許可轉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見表1）
表1競爭優勢整合
組織結構優勢社會資源優勢
國際貿易必需具備無需具備
技術許可轉讓必需具備有無均可
國際直接投資必需具備必需具備
（二）從收益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國家、行業、企業、個人）需要作出決策的問題是：在當前自身所擁有的總額為I的投資能力中，是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對于行為主體而言，目標之一就是使總預期利潤最大化。用公式表示為：
附圖
式(1)中，NPV[,F]為在東道國進行折現數額為I[,F]的直接投資所獲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T]是向東道國出口折現數額為I[,T]的貿易所得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NPV[,D]是將剩余投資能力(I-I[,F]-I[,T])投資母國市場所得到的折現預期利潤（凈現值）。其等價形式是與凈現值相等價的凈現值流（每年等量的凈收入）形式：
附圖
式(2)中，r[,F]為從直接投資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T]為從國際貿易中獲得的內部收益率，r[,D]為從母國市場中所獲得的內部收益率。行為主體從目標函數出發作出決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當國際直接投資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且國內市場的收益率低于國際貿易的收益率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貿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為主體選擇在國內生產和銷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
4.如果r[,D]＜r[,T]或r[,D]＜r[,F]，行為主體選擇的決策公式可表示為：
附圖
根據公式(4)即可從收益的角度做出相應的決策。
（三）從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附圖
其中，β與消費偏好有關，k是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t為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系數。
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的決策問題在于，確定每一種產品的自給量、市場購買量、市場銷售量以及如何組織生產這兩種產品。以下討論四種可能出現的結構形態（如圖1所示），解出其角點均衡，然后從這些角點均衡中識別出完全均衡。
1.結構A由組態(XY)組成。在這個組態中，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對無論是中間產品X還是最終產品
Y都采取自給自足的方式。設在組態(XY)中。（注：詳細的推導過程可參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結構的角點均衡是：
附圖
附圖
圖1國際市場結構和國際企業制度
附圖
其中U[,1](D)和U[,2](D)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業主體在結構D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3.結構FY由組態(L[,X]/Y)和(Y/L[,X])組成。在組態(L[,X]/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它的勞動力而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中間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中進口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X])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這些中間產品返回本國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出口到國家1。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只從事國際貿易，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結構FY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v是結構FY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U[,1](FY)和U[,2](FY)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Y中的人均真實收入。
4.結構FX由組態(L[,Y]/Y)和(Y/L[,Y])組成。在組態(L[,Y]/Y)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賣出他的勞動力成為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國家1中設立的跨國公司內生產最終產品的工人，并且從國家2的跨國公司中購買最終產品；而在組態(Y/L[,Y])中，國家2的行為主體生產中間產品，然后把中間產品出口到國家1，并且從國家1購買勞動力組建跨國公司以生產最終產品，最后把最終產品在國家1的市場上銷售，同時又把最終產品返銷回本國。換句話說，國家1的行為主體既沒有從事國際貿易也沒有進行國際直接投資，而國家2的行為主體既從事了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了國際直接投資。此結構的角點均衡分別為：
附圖
上述兩式中，U[,1](FX)和U[,2](FX)是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在結構FX中的人均真實收入，r是結構FX中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系數。
因為人均真實收入最大的角點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們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點，并得出以下推論：
1.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和勞動的交易效率足夠小，則結構A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時，行為主體選擇自給自足的方式。
2.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產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夠高，則結構D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這種情況下，國家1和國家2的行為主體都分別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
3.若專業化經濟程度以及最終產品的交易效率k足夠高，且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與中間產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Y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作出只從事國際貿易的決策；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和國際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4.若專業化經濟程度足夠高，且用于生產最終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r與產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產中間產品的勞動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夠高，則結構FX的角點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組織結構中，國家1的行為主體選擇既不從事國際貿易，又不進行國際直接投資；國家2的行為主體選擇既從事企業內部貿易，又進行國際直接投資。
（四）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決策
行為主體在進行國際貿易還是國際直接投資的決策時，通常要對母國和東道國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判斷的標準通常是一國的國民福利或社會福利。他們一般會選擇干預成本最小或使國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稱之為最優政策選擇。例如：(1)自由貿易政策，即零干預或不干預政策。無論是從一國的國民福利還是從所有貿易參與國的國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貿易政策都被認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時，行為主體作出國際貿易的決策。(2)高關稅政策，這種政策阻礙和限制了商品（及生產要素）的國際流通，減少了人們通過自愿的國際貿易可能獲得的好處。此時，行為主體選擇國際直接投資，以此來規避高關稅壁壘。
四、小結
以往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對國家與企業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進行解釋，本文則將它們放在同一的理論分析框架下進行研究；以往理論研究的基本分析單位是分離的，對個體、企業、行業、國家分別進行研究，本文則將這些基本分析單位統一在“行為主體”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論研究中行為主體決策的判斷標準單一，本文則以競爭優勢的原則、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結構均衡原則和社會福利最優原則來作為行為主體決策的共同判斷標準。因此，本文的結論是，雖然世界的貿易和投資環境在越來越多的國家參加WTO后會趨向于逐漸公正和平等，但對任何一個行為主體而言，究竟是選擇國際貿易還是對外直接投資，其決策主要取決于它們對自身競爭優勢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市場結構均衡的評估以及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考慮。
上述分析方法和結論對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經營和參與國際競爭，對各管理層制定中長期發展戰略應當是會有所啟發。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消費者對產品差異化的需求越來越旺盛，近10年來，世界主要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戰略安排已經把我國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之中，這將大大促進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產業內貿易發展和在專業化基礎上的大規模生產投資的擴大，這些都要求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政策作出及時準確的反應。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貿易—投資—生產—貿易一體化的方式將成為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利用跨國公司來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參與國際分工和拓展貿易與投資規模，形成“貿易—投資”雙向聯動、互相促進的良好態勢，將是經濟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越來越普遍的戰略選擇；我們只有提前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和策略，才能實現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均衡、配套發展的良性循環，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作為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研究的領域和范圍會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理論研究的假定條件也會發生變化，兩種理論的最后發展趨向勢必是在統一的理論基礎上融為一體。
【參考文獻】
[1]楊小凱、張永生：《新興古典經濟學和超邊際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島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文真堂，1985年。
[3]邁克爾·波特著，陳小悅譯：《競爭戰略》、《競爭優勢》，華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軍：《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融合——國際生產的一般理論述評》，《國際經貿探索》1999年第1期。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3]楊沐：《產業政策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
[4]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壁壘.進入.效應》.[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 金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特征比較 金磚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水平比較 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研究綜述 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就業總量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就業的影響 中國對美直接投資的美國反應 美國對華直接投資對中美貿易的影響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國內就業效應：基于投資主體和行業分析 中國對中亞國家直接投資區位與行業選擇 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對中國在發達國家投資的解釋 主要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直接投資現狀分析及此現狀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外商直接投資對就業影響研究綜述 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逆轉考驗美國決策 外商直接投資對湖北的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就業的影響的綜述 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區域就業的影響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促進區域勞動力就業的貢獻分析 外商直接投資對蘇州就業和勞動者素質的影響研究 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就業效應的影響分析 跨國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就業的影響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林勤躍.金磚四國：經濟轉型與持續增長.經濟學動態，2010（10）.
作者簡介
[論文摘要]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 投資 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 資本主義 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在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方面，中 國學 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了理論抽象，闡述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決定因素和行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一、國際方面
20世紀60年代以后，國際投資活動迅猛發展，由此而帶動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隨之發展。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各種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應運而生，這些理論角度不同、觀點迥異、內容紛雜、范圍廣泛，主要有“投資選擇理論”、“資本化率理論”、“壟斷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區位優勢理論”等等。這些理論較好地解釋了 跨國公司 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但由于各種理論只能解釋一定范圍和一段時期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針對這種情況，一些學者試圖將各種理論加以組合，形成更大的理論框架。其中，鄧寧就在提出公司優勢概念的基礎上，將其與內部化理論、區位理論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從企業的利益、優勢和決策行為等方面探討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發生的原因，較全面地解釋了跨國公司不同內容的經營活動。
西方學者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轉折是內部化理論的提出。其研究思路與壟斷優勢理論不同，它將區位因素與內部化的公司優勢所帶來的 成本 節約相聯系，從而具有綜合的特點，能夠解釋更大范圍內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
20世紀80年代起，發展中國家的大、中、小企業紛紛走上了跨國經營的道路，并且許多企業還直接進入了發達國家的內部 市場 ，這引起了西方 經濟 學 者的關注，他們開始探究針對這一現實的新的理論解釋。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主要有小規模技術理論、技術地方化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市場控制理論等。這些理論對于促進和 指導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顯，這些理論解釋局限于某些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而且幾種觀點還未形成系統化理論，難以自成體系。
總的來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還遠不成熟，至今還沒有被廣泛接受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
二、國內方面
參考文獻：
[2]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和規劃協會，《20052006海外投資年度報告》， 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日）小島清著，周寶廉譯，《對外貿易論》，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維農(1966)在其重要論文《產品周期中的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中，提出了獨具特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他將碩士論文企業的壟斷優勢，產品的生命周期和區位因素結合起來，從動態的角度考察企業海外投資的動因以及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關關系。
上世紀80年代后，fdi和貿易的實證研究與此前相比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大量的統計檢驗結果表明，這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關系。日本學者小島清(20世紀70年代末)根據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提出邊際產業擴張理論，以此說明fdi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著互補效應。他認為:fdi可以在東道國和投資國之間創造新的貿易機會，使貿易在更大規模上進行。
李普西、維斯(lipsey，robert，1984)依據美國70年代的統計數據研究發現，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的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
胡弗鮑爾等人(hufbauer.g.c，1994)重點研究了美國80年代以來的情況。他們將美國1980、1985和199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和出口總量作比較，發現在整個時間跨度中，出口總量和fdi保持著正相關關系。
馬提亞(matthiaslucke，1999)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不僅比較了eu和cees之間的fdi的外溢效應，而且實證分析了fdi對cees的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從而得出fdi對全球貿易有影響的結論。他利用“引力模型”以評估歐盟與東歐國家的一體化的深化，提供了中東歐國家系統的估計預期的長期外國直接投資的水平。
費雷拉、安娜保拉 (manuelaferreirama卿h助s，八刀 apaulaafrieano，2007研究調查了股市的外國直接投資和地理格局的貿易流量與葡萄牙的經濟的關系。引力模型使用的是葡萄牙經合組織國家加上巴西從1998年到2000年兩國之間的貿易。研究發現，出口對貿易平衡產生積極影響，且大于進口對貿易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解釋上述的“正常”出口從候選國到歐盟低于“正常”的進口的原因。
炳民(byungs.min，2004)指出韓國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fdi和貿易都經歷了重大的改變。出口的迅速增加在危機爆發有助于改善韓國的外匯儲備，亦有助經濟復蘇。盡管存在著危機，中國市場的重要性己逐漸上升。危機后外商直接投資急劇上升，這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和歐盟服務業投資是較高的，這和fdi流入的財富效應假說相符合。與此同時，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資下降導致了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減少。但是，由于大幅增加并購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干涸，外商直接投資的預期溢出效應值得爭論。
近些年來，我國學者也對這方面展開了深入的研究。趙偉、賈玉平在《產業結構、要素察賦與中日貿易模式—1990年代以來的發展與趨向》一文中以非對稱經濟增長下兩國貿易規模擴張為出發點，就90年代以來中日貿易擴張的特征、基礎、貿易模式及其變化趨向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提出如下看法:(l)產業結構差異與產業競爭力差異是中日貿易擴張的基礎;(2)目前的中日貿易模式帶有強烈的“李嘉圖模式”特征，屬于發展層次不同經濟之間的貿易，但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的貿易模式正在抬頭;(3)促使中日貿易模式變化的基本因素是要素察賦變化，而在兩國相對要素察賦的變化中，要素流動尤其是直接投資流動起了重要作用。
楊逸(2000)、賴明勇(加01)、丁文麗(加01)分別使用相關系數檢驗、協整分析技術和誤差修正模型的回歸分析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均指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影響顯著大于對初級產品出口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改善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
張小蒂、李曉鐘(2001)利用統計數據分析了1983年以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量及結構的影響，結果表明，前者對后者有重要促進作用。鄧蘭蘭(2001)指出開放政策較快利用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促進了出口的迅速增長。在開放條件下，特別是“入世”后，靜態比較優勢的貿易模式將是自然的選擇。中國要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實現更快的發展，應該大力促進國內內生比較優勢的形成，加快出口比較優勢的升級。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 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 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 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 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論文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投資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促進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是創造利潤，另一方面要獲取技術帶動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們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模經營戰略和品牌戰略，提高企業自身的素質和創新能力，增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1、引言
建國后，我國對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開始了無償對外援助，而對外直接投資直到1979年8月才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方針，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從1979年至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為探索新的經濟領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發展壯大作出了巨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經歷了30年的發展后初具規模，截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50億美元。但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的作用，對探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和對策以及實施“走出去”戰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現實借鑒意義。
2、我國的對外t接投資極況
截至2008年年底，我國己經建立了12000多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這些企業分布在世界174個國家和地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已經超過500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對外直接投資勢頭銳不可當。
表1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存量分類構成情況
資料來源:((200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從公報里我們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金融類投資達到140.5億美元，增長速度最快，較去年相比增長741%，占據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4。其中，銀行業仍然是我國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龍頭。中國四大國有控股商業銀行共在美歐等國家設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間接帶動就業人數達10幾萬人。
據資料統計，2008年年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1839.7億美元，其中，國有企業和有限責任公司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力量。我國企業在境外總資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可見，在我國“走出去”戰略的正確指揮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已銳不可當。
3、對外直接投資對國民經濟帶來的影響
3.1對國際收支的影響
國際收支表中的賬戶包括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和官方準備賬目等。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國際收支的影響影響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在以上幾個賬目，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本國的出口貿易增加，從而對母國國際收支造成有利影響: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也可以通過投資資金與利潤的匯出而對該國的國際收支造成不利影響。隨著經濟的無國界發展，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呈積極方向發展。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2008年，中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呈現“雙順差”，國際儲備保持快速增長。隨著國際收支“雙順差”的繼續和外匯儲備數額的進一步加大，國外對人民幣升值壓力會繼續加強，國際熱錢的涌入及快進快出，不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健康有序發展。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影響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可以對國際收支波動進行有效調節。因此，在目前資金供給充足、外匯儲備充裕的背景下，進一步鼓勵、扶持國內企業加大對外直接投資力度，可以減少國內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風險，促進外匯保值增值，同時可以適當減少資本項目的順差，緩解我國經常性項目賬戶中投資收益項逆差的壓力，積極促進我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平衡。
3.2對國際貿易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在一國國際貿易中占據舉足輕重地位，蒙代爾的投資貿易替論和小島清的投資貿易互補理論分別介紹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蒙代爾認為:在對外貿易中貿易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要素的流動，要素流動障礙的增加會刺激貿易的發展。投資國會減少擁有比較優勢商品的生產和出口，而東道國則增加該種商品的生產，另外投資國會增加擁有比較劣勢商品的生產。這兩種情況都會減少兩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即投資和貿易之間存在替代關系。與蒙代爾等學者不同，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己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可以擴大兩國問的比較成本差距，為雙方進行更大規模的進出口貿易創造條件。
近年來，外國資本越來越注重在華獨資經營，想方設法保護其技術，我們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越來越難。在這種狀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逆向技術轉移，即技術由東道國向投資國轉移，紛紛通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進一步講所取得的技術帶到母國企業進行消化吸收。我們所熟悉的華為、聯想、海爾等一批優秀中國企業到海外市場投資并不一定直接獲得產品上的優勢，但是它們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途徑在發達國家設立研究與開發機構，兼并當地高新技術產業，一方面來提高自身的研發水平，學習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另一方面將這些技術帶到國內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術動態，與時俱進。因此，在當今世界全球技術一體化的趨勢下，在全球范圍內尋找先進技術的源頭，并實現國外向國內的轉移，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3.3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的影響
對外直接投資對就業數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間接的積極效應和消極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對于短期就業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因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而使本國企業本該進行的生產活動停止所導致的就業機會的減少，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造成的國內就業機會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為海外公司發展所帶來的直接或間接形成的額外的就業機會。當前者大于后者時，對外直接投資將導致投資國就業機會的減少，反之，則會導致就業機會的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