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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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海運業的發展,提高船舶運輸的安全性,降低運營成本,提升工作效率,運用計算機對航海信息化、自動化是發展的必然趨勢。本文淺談計算機信息化在航海各要素中的影響,望計算機信息化在航海中能得到全面運用。
【關鍵詞】網絡信息化航海航行安全和效率自動化降低成本
海運業是一個十分古老而又傳統的運輸行業,往往滯后于一般新技術的應用與推廣.但二十世紀.90年代早期,全球航運市場已開始興起計算機技術應用的熱潮,IT(信息技術)將在未來社會及商業、工業發展中起著十分重要的角作用,并將很快普及到所有行業與領域,航海業同樣也正在普及計算機網絡技術。相對海運經濟的發展趨勢,航海技術要求必將網絡信息化。近些年,很大部份輪船公司又為各條船舶安裝了局域網,配置網卡,不僅為船舶信息資源的共享以及數據的傳遞提供了方便,而且也為公司對船舶的安全與防污染管理開辟了新的技術途徑。
當前,航海技術的信息化建設已全面展開,逐步實現現代化管理和科學化決策,大力提高企業運營效率、信息傳遞速度,解決了信息共享的障礙,為海運決策提供精確有效的信息。下面就淺談一下航海信息化的相關細節船舶物料管理,運用計算機與網絡技術及其數據庫,進行物料流通管理,通過輸入所需物料編號、物料名稱、種類后,快捷、準確的查尋。船員發送船舶物料申請單到船舶公司,經公司審核后,由公司編成電子文檔發送給供應商詢價,供應商供貨后,經船舶確認審核后,自動調整物料庫存,從而形成物料進、銷、存的自動化管理系統,減輕復雜、繁瑣的船舶物料管理現狀,幫助船舶公司分析物料的供應與使用,強化管理、杜絕管理漏洞、節約成本。
船員管理運用計算機數據庫對船員信息進行管理,目前已被我國許多輪船公司、大型船舶企業,船員中介及船員管理公司等廣泛使用,得到了航運業界的一致肯定。如船員基本信息錄入、船員信息查找;船員靈活調配;船員證書的監督管理;船員信息的刪、錄入;船員服務期滿及證件過期報警提示等。使航運公司辦公高效性、系統化、智能化的管理船員,大幅度降低了企業運營成本,公司同時能共享信息系統的資源。
船舶動態跟蹤,船舶動態是每個船東都需隨時掌控的,通過網絡可以便捷直觀的查尋船舶動態,如船舶的船名、船舶尺度、航向、航速、經維度、船舶附近的交通流量、預計到達目的港時間等。而且可以在電子海圖的背景上定位跟蹤船舶、查看船舶資料或定制到港自動提醒等高級功能。無論您身在何處如辦公室、家庭、會議、朋友聚會、茶館,只要能上網的場所,都將隨時獲知船舶確切位置。這些數據來源于我們在沿海及內河港口部署的AIS信息接收基站,這些基站持續接收來自船舶上AIS自動識別器設備發送的數據。如果船舶不在AIS接收范圍區域,還可以通過Inmarsat國際海事通信等衛星通信系統獲取信息數據。通過這高新的網絡技術,同時還可以獲取涉及全球其它海域的船舶信息數據,實時了解相關信息。
傳統的靜態、固定航海資料的紙質印刷海圖已不適應船舶自動化和航海智能化的發展要求。從而電子海圖顯示與信息系統在近些年開發應用的基礎上不斷的加以完善,該系統不僅能很好地提供紙質印刷海圖的有用信息,而且取代了傳統的人為手工海圖作業,GPS、雷達、NAVTEX等各種現代化的導航設備所獲得的信息都被集合在一起,成為一種集成式的導航信息系統。這個系統具有船舶所在航區海圖顯示、航行線路的設計、航路監控、危險局面來臨前自動報警提示、各航行數據記錄、航跡顯示、海圖自動改正等功能,大大提高了航行安全和效率。
電子海圖顯示和信息系統,它綜合了航海技術、計算機技術、計算機圖象顯示技術及計算機軟件技術針對航海領域的一場技術開發,它被廣泛地應用于世界航海領域.,國際海事組織已經制定了關于電子海圖顯示和信息系統的相關的國際標準和嚴格規范,這些標準和規范大部分是用于航海方面,對電子海圖顯示精度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充分在船舶航行管理中的應用,信息系統必須自動的對信息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將電子海圖顯示和信息系統中的數據通過算法實現提示各浮標的移位、船舶意外走錨、禁止航行區和船舶擱淺、船舶避碰局面等報警功能.
而且海圖電子化可以實時顯示本船的經緯度、航向、航速、方位等信息,可以實時監控該船周圍的船舶動態和查尋它船信息及所在海區海況信息,隨著信息技術和航海技術的不斷發展,海圖和雷達信息數字化之后,兩者間完全實現了數據相互傳輸,使電子海圖與雷達圖像數據信息的重合顯示成為現實,在電子海圖上重疊顯示雷達圖像數據信息后,可在原航行水域海圖信息的基礎上提供本船、本船周圍的靜態目標與動態目標相互之間的位置關系。提前預知本船對周圍船舶的會遇態勢和會遇的局面能及早掌控,從而盡快作出準確判斷,達到避開航行緊迫局面,及時采取妥當的避碰措施而保障航行安全。
航海書籍資料也已快速電子數字化航海所需的各種圖書資料原始都采用紙質印刷形式。隨著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航海通告、潮汐表、航標標表等都已出現了電子版和網絡版。船舶公司海務及船舶船員可以在網上查詢與下載,這不但使用方便還有利于航海圖書資料中內容的迅速更新,避免了海員對復雜而煩瑣的紙質圖書資料的人工校改。
船舶已加速自動化,從船舶在機艙設置集中控制室到出現無人機艙值班和駕駛臺對主機遙控操作及監測,船舶機艙自動化已大勢所趨。計算機功能代替復雜的電子線路,發出操舵指令,送到執行中心,自動校正控制的相關參數,代替繁瑣的人工指令,使船舶舵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自適應功能的接受指令的自動舵。
船舶自動化還能使船舶定員大約減半,大大降低了營運成本。特別近10年來建造的新型船舶基本上都可稱之為高度自動化船舶,其中一部分自動化程度高的船舶被稱之為“高技術船舶”。船舶自動化從機艙自動化逐漸走向了船舶駕駛自動化。
利用網絡可以船員的招聘信息,便利于通過網絡達成運輸協議;還可即時查詢天氣狀況掌握航運情況;或查詢海事機構的海事法規、海事政策、海運價格等等。
從上面的有關航海技術細節與網絡信息化的論述中,航海的網絡信息化時代已真正來臨了。船舶,可通過航海信息、導航信息實現最優航線設計、最佳航速設定,提高船舶自動化管理水平,從而達到船舶安全航行、經濟航運的目的。通過船舶設備管理信息,提高船舶設備管理水平,降低備件損耗,減少因修船造成的船舶滯航期。船務公司,通過航運信息系統、船/岸通訊系統,實時掌握船舶航行的現狀、各類設備的運行狀況、人員及各類證書等情況,對所屬船舶合理調度、航運安全,船舶的營運估算、成本控制等起到了科學化管理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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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論文報告會由華東師大化學系副主任王清江老師主持。教務處領導陳靈犀代表學校向與會代表表示歡迎，感謝兄弟院校多年來對華東師大的關心和支持并祝交流會圓滿成功。化學系主任何品剛教授簡要介紹化學系歷史和現狀。1951年由滬江、大同、光華、同濟、大夏、圣約翰等六校教師組成。現有教職工11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2名、教授34名，博士生導師36名。一級學科博士點十幾個。各類科研項目120多項、每年科研經費2000余萬元。在CA雜志上收集論文一百幾十篇，除實驗樓外，另有上海市綠色化學重點實驗室，教師培訓中心、中學生科普實驗站等幾十部分。2年后集中遷往閔行校區。目前因正值建設階段、所以接待工作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希望與會代表諒解。
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教育委員會主任范杰教授代表與會的化學化工學會負責人和各校師生感謝東道主華東師大校系領導和老師們為會議提供的周到安排。同時介紹了上海市市長韓正同志今年1月下旬視察化工企業時對本市化學工業提出跨市發展，輻射全國；加大研發力度，實施創新技術；一伴化規劃，整合資源，做大做強等要求。為廣大化學工作者展示了上海市21世紀化學工業繼續發展的宏偉藍圖，倍受鼓舞。我們要用化學在追求美好生活，促進高新技術發展中所作出的貢獻，消除人們對化學的誤解，吸引更多的年青人投身化學專業學習，應對未來能源、資源不足的挑戰、環境污染加劇和溫室效應增大帶來負面影響作出努力和貢獻。
交流會上20位同學的精彩報告和師生間熱烈融洽的互動式討論，為會議營造了極為和諧的氛圍。
優秀論文涉及有關催化反應的機理探討、多種納米材料的合成、食品安全中監測方法研究、抗癌藥物的活性研究、皮膚抗衰老的機理、環境水體中重金屬的檢測方法和儀器的開發等與高新技術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多個領域。
經過評委討論，有10位同學獲得壹等獎。他們是：劉嘉、黎朝、陸穎音、李永璽、戴逸婧、丁支、王荔祖、馬麗君、張若男和王歡。
有十位獲得二等獎，他們是：徐陽、劉媛媛、徐慧婷、應佚倫、、張蕾、沈明月、虞珊、蔣迪發和徐浩。
會議在頒發獲獎證書、獲獎者與華東師大和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部分負責老師合影后圓滿結束。
伴隨著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和我國外貿出口量逐年遞增，我國海運業得到快速發展。從權威部門統計數據看，我國的航道與港口建設、船隊規模、貨物吞吐量均已排在世界前列，中國已是世界海運大國，但還不是海運強國。建設海運強國，不僅要求我國港口的吞吐量與現代化船隊的運力進入世界前列，而且還要求航海科學技術及人才發展的綜合實力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十一五”期間，我國航海教育發展迅速，初步構建了層次結構齊全的現代航海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航海類專業人才。“十二五”時期是我國航運強國建設的關鍵階段，也是航海教育發展躍升期。如何抓住行業機遇培養符合海運行業新要求的復合型海運人才是擺在教育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一、我國航海教育教學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航海教育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首先，STCW78/10公約在以前的基礎上做出修改和補充，如何應對行業新規是航海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其次，航海教育的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教育質量有待進一步提高，培養適應航運事業快速發展的各類高級船員的能力有待進一步增強。具體表現以下幾方面：
1.航海教育人才培養結構不合理
經過近十年快速發展，航海教育規模增長迅猛，“十一五”期間，教育培訓機構增加了80%。到2011年底，全國已有114所各類航海教育與培訓機構，其中15所本科院校、27所高職（專）院校、32所中職（專）院校及40所船員培訓機構，航海院校的招生規模己達5.4萬人，但航海教育人才培養存在普通船員較多而高級船員，特別是面向現代化、大型、特種船舶的高級船員不足等問題，不能滿足我國航運發展的需要。
2.航海類專門人才培養模式滯后
高等航海院校人才培養目標不夠清晰，航海類專業的專業規范和標準、培養方案、專業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等方面的建設急需加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航海類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有待完善，英語教學、國際合作、國內航海院校合作、校企合作不夠深入，航海文化、海員地位及育人環境有待進一步建設。
3.航海教育資源和教學條件薄弱
首先，航海教育經費投入不足，不同層次的航海類高校經費劃撥不均衡。航海類專業由于需要實船、模擬器等特殊實習實踐環節，教育投入成本要遠高于普通工科專業。
其次，航海專業師資隊伍亟需完善。目前航海類專業的生師比達32∶1，遠遠高于2006年的23∶1，總體高于國家規定的師生比要求。同時航海類師資隊伍存在英語教學水平不高、學緣結構不合理、不重視實踐教學、持證教師比例偏低等問題。
4.實踐動手能力培養力度不夠
筆者在重慶交通大學航海專業大一大二學生中進行網絡調查問卷，統計結果顯示，有1/3的被調查者認為航海類專門人才的實踐創新能力欠缺，這說明我國目前高等航海院校著重理論知識教學，一定程度上忽視了實踐能力培養，需要進一步加強。
為此，筆者分析了全球海運業的格局，以及中國海運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以全新的視角提出以下觀點：引導學生以國際視野正確看待海運業;引導、啟發、支持他們以浸入式的方式學習航海類的相關專業;鼓勵大家積極主動地在世界范圍內投身于航海業，積極投身于祖國的航海事業，我們不反對在機會合適時選擇離開，前提是必須在崗時盡責履職，完成合同規定的任職年限。
二、對策和建議
在建設我國海洋強國的過程中，國家必須把人才培養作為工作中的重要任務，積極建立完善人才培養體系，充分發揮人才優勢。通過梳理和實際工作經驗整理，筆者提出在航海專業教育中以引導、啟發、支持為出發點，引導航海專業學生以全球視野正確看待航海業，積極投身于祖國的航運事業，為國內航海教學改革探索一些符合當代國際航運發展的教育管理方法和教學改革途徑，培養符合國際行業要求的復合型海運高級人才，以更好地推動我國的海運業健康發展。
1.全方位、多元化地做好航海類招生宣傳工作
眾所周知，航海專業學生只有全面認識航海業，他們才能更好地規劃自己的未來。為此，教育及相關部門，在招生前就應該積極、主動、全面地向廣大考生及家長科學、詳實地介紹航海類相關專業，可以通過多渠道（專家報告會、主題電影、專業的官方網站、專業的出版物）引導學生及家長能夠正確全面地看待航海專業，避免盲目填報選擇志愿專業。
2.引導學生積極參加航海專業的學術科研和競賽
大力引導學生積極參加航海專業相關學術研究項目，鼓勵學生參加與之相關科學競賽，并且可以在課題、立項、經費方面予以適當地支持。鼓勵引導學生寫航海方面的小論文，通過寫作過程，讓學生查閱資料涉獵航海知識和行業動態，增強學生航海專業興趣，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使其科學全面地認識自己，積極主動接受挑戰。
3.支持航海類學生做好職業規劃
積極培育航海專業學生正確的就業觀，引導學生具備社會責任感和樂于奉獻意識。從大學入學教育開始，將就業觀教育的內容融入職業規劃課和專業課的教學，并且適時地融入學生的日常生活和行為規范中，不斷強化和激發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幫助他們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認識，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在滿足社會需求的同時實現自我價值。另外，教育工作者也要積極引導學生樹立誠信意識，學會如何講誠信，重視個人品行。
4.進一步加強航海文化建設
航海教育肩負著弘揚航海文化、傳承航海文明的歷史使命;定期組織航海類院校夏令營、實習船出訪、航海和海洋文化主題報告會等活動。鼓勵航海類院校利用世界海事日、國際海員日和中國航海日等契機，立足校園，面向社會，廣泛開展航海文化宣傳活動，弘揚中華優秀航海文化。另外在學校日常管理和生活學習中，打造航海文化陣地，營造航海文化氛圍，讓他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深切感受和熏陶。
關于海洋的人文研究中，海洋史方面的研究占據了重要位置，研究成果也最為豐富。海洋史的研究又細分為經濟社會史、海洋交通史、海洋科技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非常豐富。早在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該叢書成為研究亞洲各國史和中外交通史的寶貴史料。在海交史方面，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創辦了《海交史研究》，成為國內該領域唯一的全國性純學術刊物，發表了大量海交史方面的論文。鄭和研究也成為學術熱點之一。
對外經貿交流方面，近年來涌現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對明初封建專制的強化與實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貢貿易關系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論述;①王慕民從區域史的角度出發，對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與日本、朝鮮等國的交往、江南商品經濟的發展等問題進行了分析探討;②陳炎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生、發展及由此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展開了充分的研究探討;③此外部分學者從海外貿易的視角出發，對海禁政策下我國對外貿易的狀況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論述。④宋正海則從科技文化發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為系列叢書，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開始至2007年陸續出版了《海洋與中國叢書》，從海洋觀、漁業、漁民、信仰、貿易、經濟、海港、移民等領域闡述了海洋與中國、世界的關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關系，對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較早。在二戰前便開始進行朱印船貿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開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國別史的約束，在歷史研究中導入對外關系、地域研究、周邊海域的視點。②1990年代以來，超越國家范疇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學界的青睞，成為學術研究的主流。“東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內的亞洲海域整體成為研究對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熱潮。在海上貿易體系方面，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④以西方近代化體系的視角考察東亞內部的體系，指出亞洲區域內各地通過朝貢體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內在聯系。之后日本學者提出了“亞洲間貿易圈”概念，⑤強調近代世界體系中亞洲的相對獨立性和近代東亞地區網絡重構等問題。在東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觀體系研究外，基于區域視角的研究也較為豐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時代的東海海域世界為研究對象，對以中國帆船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論述，指出這種以跨越海洋為條件的文化交流是東亞航海史上的一筆重要財富。⑥此外還有關于朝貢、貿易、倭寇、華僑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關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豐富，擺脫了過去傳統的以陸路視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從海域的視角反觀各大陸之間的交流，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值得借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還沒有完全超越意識領域中的“國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確立日本國家文化認同。對包括中國、韓國在內的周邊地區進行調查和比較研究，也是為這一目的服務的。盡管海域研究的視角擴大到整個亞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為中心展開。通過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淡化中國在東海海域的影響力，以便突出日本在東海海域的主導地位。這就無法正確把握以海域為中心的東海海域文化交流的歷史。韓國在歷史上與中國有著相似的遭遇，經歷了從海上貿易強國到閉關鎖國、空島再到海洋開發的歷程。從1990年代開始，韓國學界關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發點包含著將閉塞、消極的韓國史認識轉換為開放、進取的韓國史認識的目的。⑨因此韓國海洋史研究主要著眼于韓國國內，以國別史的形式進行。海洋史研究批評過去以陸地史觀觀察社會的片面性，強調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視角重新認識韓國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韓國海洋史》、姜鳳龍《刻在海里的韓國史》等。瑏瑠在海上貿易方面，曾經主導東亞海上貿易的新羅時期商人張保皋的事跡成為研究的中心，進行多次中韓國際學術會議，并出版有科普、學術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與高麗的貿易及商人的性格問題、海上交通航線、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較為活躍。①韓國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從研究的內容來看，主要側重于重新探討與海洋有關的歷史事件、貿易活動、英雄人物，重塑與海洋有關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過以海洋史為中心的韓國史的重塑，突出韓國在東亞地區的歷史地位，以史為鑒，實現海上強國之夢。曾經活躍于東海海域壟斷海上貿易的張保皋自然而然成為韓國海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由于這種定位，導致韓國海洋史研究在強調海洋史的國際性、開放性、外向性，擴大人們對韓國史視野的同時，其研究內容卻局限在一國史觀的框架內，無法從東海海域的視角反觀韓國海洋史。出于對傳統一國史觀的反思，中日韓三國海洋史研究導入海洋的視角，在擴大研究范圍的同時，試圖突破一國史觀的界限，重新認識歷史。亞洲貿易圈等基于海洋視角的理論，擴大了人們觀察歷史的視野，有助于我們擺脫西方史觀的約束，重新認識亞洲歷史。從海洋反觀東亞歷史的視角，需要得到進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還未能擺脫一國史觀的影響，“國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動向
中國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義:海洋文化，是有關海洋的文化，是人類緣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為的、社會的和物質的文明化生活內涵。海洋文化的本質，是人類與海洋的互動關系及其產物。②韓國學者則從空間概念出發提出了更加細化的海洋?島嶼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關注海的空間性的概念，島嶼文化是關注島或島的空間性的概念，另外還有海陸相交的濱海地區的沿岸文化。這些概念都是與海有關的文化，在空間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據議論的具體對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學者則指出東海海域內各地居民擁有共同的東海基層文化，提出東亞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學者所給出的定義和概念出發點不同，但都是圍繞著海洋與人的生活展開的。海洋文化是人類在適應海洋環境過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與物的往來、漁業文化、海洋信仰、價值觀等多方面內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僅需要宏觀領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還需要海洋人類學、水中考古、生態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研究。國內關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從文化交流和民間信仰、民俗角度進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論著主要以論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編的《中國海洋文化研究》系列叢書目前已出版6卷，從東北亞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討中國海洋文化;關注地區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島海洋文化論》等;⑤中韓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專著與論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間信仰研究占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眾多研究成果。如《中國民間海洋信仰與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與海神崇拜、媽祖信仰與流傳、祭海習俗、儀式與傳統、祭海文化資源、多元性與綜合利用等多方面內容。區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較為豐富，出版有反映東海、山東、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發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關于東亞海神比較、地方海洋民間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為一個海島國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為文化研究的熱點之一。《從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與列島文化》等研究關注海與日本文化的密切關系，從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側重的是作為海洋文化主體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與親族組織、社會結構、民間信仰等人類學研究方法同樣在漁村田野調查中得到重視和應用。此外，考察漁民社會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類學自1970年代以來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漁業技術、信仰傳承、漁民三個領域，內容細分為魚類分布、漁撈組織、漁業權、漁村、漁民信仰、漁業打撈方法、漁具、漁村民俗等方面的調查與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豐富。⑥韓國海洋文化研究中較為活躍的是以島嶼為中心的研究。研究內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態、漁業等方面。韓國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對象是韓國漁村，在對漁村進行民俗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民俗學方面的論述。⑦個案研究以民俗信仰為中心展開，研究內容主要關注作為共同體信仰的民間信仰形態、作用等問題。⑧木浦大學島嶼文化研究院從2001年起出版島嶼海洋學術叢書，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專著，內容涵蓋了漁撈、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為最具代表性的韓國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韓國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學術雜志有濟州島大學的《耽羅文化》和木浦大學的《島嶼文化》。中日韓三國以民俗、民間信仰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過實地田野調查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資料。在傳統的漁業生產、生活方式及漁村日益消失的情況下，有必要進一步進行搶救性的調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較研究中，日韓兩國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較早，早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學術交流與調查比較研究。日韓比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與信仰的相似之處。漁撈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漁撈信仰為中心展開，包括船神信仰、海島堂祭等方面的內容。瑏瑠此外韓國西南海域、濟州島與日本沖繩地區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學界重視，成為比較研究的熱點之一，出版有眾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主要是以觀音信仰、媽祖信仰為中心展開，探討海神信仰在東海海域的交流與傳播問題。②在中日、中韓比較研究中，日韓學界往往以舟山作為研究的切入點。舟山作為東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為中日韓學者開展共同調查研究、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的典型研究對象。③對舟山地區的關注，反映出其在東亞海洋文化交流與傳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體現在所處的優越地理位置與文化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國大陸先進文化與東海海洋文化接觸與交流的中間節點。隨著比較研究的深入，日本學界提出了東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為推進中日韓三國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視角。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組織“東方地中海基層文化研究”(2011－2012年)項目，組成由中日韓三國學者構成的共同研究隊伍，對中國泉州—廈門—臺海地區、日本沖繩—九州地區、韓國全羅道—濟州島地區的民俗與信仰進行人類學、民俗學方面的比較研究。在探討東海海域相通的基層文化方面進行了有益的嘗試。
三、東海海洋文化的再認識
隨著中日韓三國東海海域研究與交流的深入開展，區域研究與比較研究的理念成為學界的共識。東海海域研究視角也從傳統的由大陸觀察海洋的視角，轉向立足于東海海域，從海域反觀沿岸國家與地區的文化交流的視角。研究視角的轉換，需要對東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體、文化傳播與共有等方面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以便能夠較為客觀地看待東海海洋文化。第一，東海海域的定位問題。在封建王朝時期，從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慮，東海海域是一個邊緣地帶，中央權力對東海海域往往鞭長莫及，權力無法到達海域的島嶼部。于是從山東半島南下到朝鮮半島、濟州島、日本群島、沖繩群島、臺灣島，再到浙江省的東海海域的島嶼部形成了所謂“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權力的薄弱與海路交往，使東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鏈接起來的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阻礙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國家政治權利滲透到東海各島嶼，民族國家意識得到增強，國民文化逐步取代了傳統地域文化的主導位置。東海海域相互關聯的整體世界隨著中央權力的加強而被分割隸屬于各個民族國家范疇之內。第二，交流主體問題。海域交流的主體是包括海商、無國界邊民在內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國與國之間的交流之外，應重視這些處在社會基層的民眾的社會史，全面理解東海海域的文化交流與文化資源。以明代東海海域的交流情況來看，明朝在東亞社會占據絕對的優勢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實施導致海域交流的邊緣化。正常的貿易關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權的打壓，轉向走私貿易。走私貿易在各地地方勢力的保護下得到了繁榮發展。來自中國、琉球、日本、朝鮮、葡萄牙、荷蘭等地的邊民活躍在東海海域，成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體。第三，文化的傳播與交流。海域世界通過大海將各地聯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網絡。寬松自由的政治環境，使東海海域各個島嶼在文化傳承上具有相對的自律性。豐富的外來文化隨著海路交通網絡持續流入，并與當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東海海域居民共有著關于海的基本知識(如海流、季風、魚群走向等)，①在民間信仰、海上共同作業、勞動分工、生活習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諸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除了以海為生的生態知識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與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來自各地、操持著不同語言的海域民眾是通過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進行交流與溝通的。這一點對海洋文化研究，促進當代東亞地區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在傳統東海海域世界，中國大陸的先進文化不斷通過海路傳播到東海海域世界，在與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過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濃厚的海洋文化。
四、海洋文化的研究視角
關鍵詞：民俗文化；海洋性特征；海南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999（2016）03-0088-03
海南省是我國國土面積（陸地面積加海洋面積）第一大省，其中陸地面積3.54萬km2、海洋面積200萬km2，海洋文化資源極為豐富。海南是我國移民海外歷史最早的地區，500萬海南籍海外華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已成為我國第三大僑鄉。華僑文化的血緣、地緣親情形成了海南獨特的民俗文化。黎族是海南島上最早的居民，漢族、黎族、苗族、回族是世居民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極為豐富。海南北部以瓊州海峽與廣東省為界，西臨北部灣與廣西壯族自治區和越南相對，東瀕南海與臺灣省對望，東南和南部與菲律賓、文萊和馬來西亞為鄰。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海南的區位優勢愈發明顯。
一、海南民俗文化概說
海南有漢、黎、苗、回等30多個民族，古樸獨特的民族風情使海南社會風俗顯得更加異彩紛呈。歷史上有多次移民海南的，尤以秦朝、西漢、隋唐、五代、元朝、清朝等時期為盛。各民族遷入海南，帶來了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漢族文化，也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的民俗與文化。各民族的民俗與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響、相互交融，形成了“五里不同風、十里不同俗”的多元的海南特色民俗文化。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海南的民俗與文化研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如王天津等主編的《明珠海南的民俗與旅游》，邢植朝主編的《海南民俗》，焦勇勤、孫海蘭合著的《海南民俗概論》，李明天等主編的《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編著的《海南民族研究論集》，王養民、馬姿燕合著的《黎族文化初探》，王建成主編的《首屆黎族文化論壇文集》，王學萍主編的《中國黎族》等，研究內容包括生產、建筑、飲食、服飾、人生禮儀、、民間藝術、民間語言文學、民間文體娛樂等民俗與文化，但研究重點主要是海南陸地的民俗與文化，極少涉及海南的海洋性特征。
二、海洋民俗文化研究綜述
海洋民俗文化是指人類受海洋影響而形成的敬畏海洋和利用海洋的觀念意識、思維方式、風俗習慣及行為準則。具體而言，就是沿海的人們由于受海洋廣闊、寬宏、潮汐、風暴、神秘、流通等特性的影響而衍生的人文特性和精神，以及在政治、經濟、文化、生產和生活等方面形成的行為準則、風俗習慣和處世方式［1］。山東、廣東、福建、臺灣、浙江、江蘇、香港等地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豐碩，內容主要包括：（1）區域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劉芝鳳認為，區域民俗源于該區域民眾在自然與人文環境中相互磨合、影響及認同，閩臺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位置形成了特殊的海洋民俗文化，兩岸文化的共性較多，為海洋文化共建提供了豐富的對接項目和資源［2］。（2）移民與海洋文化關系研究。曾少聰研究發現，明清以后隨著閩南人大批移居海外，在閩南僑鄉形成了一些海洋性習俗，使得閩南文化兼具農耕文化與海洋文化的特征，如國內親人將客死海外者的靈魂引渡回來的“引水魂”儀式［3］。（3）“海上絲綢之路”與海洋民俗文化相關性研究。楊國楨認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需要海洋文化的理論支撐［4］。（4）海洋民俗文化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的影響研究。徐曉望、徐思遠認為，臺灣從開始發展海洋經濟就受到閩粵海洋文化的影響。漳潮的海盜文化是臺灣開發的基礎，而閩粵沿海以出口為導向的海洋經濟移植是臺灣經濟能夠迅速走在全國前列的根本原因［5］。（5）海洋民俗體育文化研究。黃玲指出，海洋民俗體育是海島民眾在海洋生產生活中開展的、具有濃厚民族文化色彩和海洋特色的傳統體育活動。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海洋民俗體育活動從娛樂性、隨意性轉向競技性、正規性，由娛神、娛己向娛人轉變，其活動內容、活動形式和傳承方式都發生了改變，其保護和發展也面臨諸多挑戰，急需采取相應的發展策略［6］。（6）海洋民俗文化遺產保護、開發與傳承研究。毛海瑩指出，海洋民俗文化反映了海島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表現了當地漁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應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去解讀海洋民俗的自然生態與人文生態內涵，傳承與保護海洋民俗，凸顯其生存智慧與文化內核［7］。（7）海洋文化比較研究。陳思從歷史角度比較了閩臺海洋文化發展，認為臺灣的海洋文化雖然是閩南海洋文化的移植和延伸，其發展迅速［8］。安成浩從海洋史和海洋文化兩個方面考察了中、日、韓三國的海洋文化研究動向，認為需要進一步拓展區域研究、比較研究、生態研究，打破一國史觀的界限［9］。（8）海洋民俗文化著作相繼出版。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組織編寫的《中國南海民俗風情文化辨》等“中國南海文化研究”叢書由廣東經濟出版社于2013年6月陸續出版，許桂香主編的《中國海洋風俗文化》等“話說中國海洋系列”叢書也由廣東經濟出版社于2013年7月出版。海南的海域面積達200萬km2，但海南既不是海洋經濟大省，也不是海洋文化強省。海南大學海洋學院由水產系演變而來，以海洋自然科學研究為主，海洋人文研究嚴重匱乏［10］。海南的海洋民俗與文化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1）海洋民俗文化論文僅有9篇，研究成果不多。（2）海洋民俗文化專著僅有1部，專題研究嚴重不足。陳智勇的《海南海洋文化》從古代海南的海洋文化發展歷程、海洋性生活習俗、生產習俗、海洋信仰、海洋文學、海洋文化、海路文化、海洋旅游文化等方面論述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綜上，國內海洋民俗文化研究成果豐碩，但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嚴重滯后。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系統研究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不僅有利于充實“海洋民俗學科”的內容，完善海洋國土研究中人文資源學科建設［11］，而且有利于促進海南民俗文化的對外傳播，增強國際旅游島的文化軟實力［12］，助力“海洋強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三、海南民俗文化的海洋性特征
長期以來，海南堅持以農業為主，受中原儒家文化影響，海南的民俗文化“陸地性”特征明顯。隨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與“海洋強省”戰略的實施，海南的陸地旅游與海洋旅游協調發展，古樸的海洋民俗文化獲得了新生，具有突出的“海洋性”特征。
（一）勇闖南海，耕海民俗文化特色鮮明
海南地處我國最南端，海域面積200萬km2，耕海民俗文化源遠流長，滲透在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1）海洋特色節慶。一是潭門南海的傳統文化節內涵極為豐富。自宋朝、元朝開始，潭門、文昌等地的漁民就自編自用了南海航道《更路經》，并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古以來，潭門漁民就有開捕祭海的民俗，其文化內涵非常豐富。2015年8月1日，潭門第6屆南海傳統文化節暨首屆趕海節隆重開幕，既有傳統的祭海儀式，也有多項趕海活動，吸引了來自全國的8萬多名觀眾。二是傳統節日與海洋習俗相融合。端午節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在海南很多地方，農歷五月初五既是端午節也是漁家的“平安節”。是日，博鰲漁民先去祭石，然后成群結隊去海邊“洗龍水”，祈求身體健康、平平安安。（2）黎族船型屋。黎族人普遍認為船型屋是為紀念渡海而來的祖先而建，因其外形酷似船篷而得名。船型屋的建造技藝已于2008年6月被列入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目前東方市江邊鄉白查村保存了81間船型屋，被譽為是“黎族最后的精神家園”和少數民族傳統民居的“活化石”，這些船型屋承載著黎族人諸多的傳統文化和原始記憶［13］。（3）海洋特色飲食。一是黎族特有的風味美食“南殺”（黎家酸菜），腌制方法獨特，無論是魚類、肉類，還是野菜、野果類“南殺”，都有一股濃郁的氣味，是黎族招待貴客的佳肴。二是回族的美食“酸湯魚”，以三亞產的天然酸豆、酸楊桃等為配料，精心制作而成，味道極鮮。可見，海南少數民族在征服、利用海洋的過程中，飲食民俗也發生了重大改變。
（二）河海情深，民間海神信仰文化濃厚
海南島上的各民族漂洋過海而來，以海謀生，海洋與人們的生活密不可分。同時，島上有萬泉河、南渡江、昌化江、寧遠河、松濤水庫、南麗湖等河流和湖泊，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這使海南具有河海特色的民間信仰獨樹一幟。一方面海南天后圣母節、二月二“龍抬頭”祭海大典、七月半“祭船公”等海洋神靈信仰文化濃厚；另一方面媽祖、水尾圣娘、108兄弟公等河海神靈雕塑或建筑遍布海南。其中，媽祖信俗于2009年9月30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我國首個信俗類世界遺產。媽祖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航海保護神，早在宋元時代，媽祖文化便隨福建或廣東商人傳到海南，現在每逢媽祖誕辰（三月廿三）和忌日（九月初九），海口各天后宮都要舉行媽祖祭典。
（三）內外交融，海洋民俗文化異彩紛呈
海南是個移民島，島內、外各民族交流頻繁。一方面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漢族、苗族、回族亦是海南的世居民族，與彝、侗、瑤、壯等少數民族交往密切，為海南的區域特色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海南與東南亞諸國交往頻繁，為海南民俗的多樣性注入了新鮮的血液［14］。據統計，海外的瓊籍華人華僑有320萬之多，尤以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越南、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較多。獨具地方特色的海南“臨高漁歌”，充滿神秘色彩的海口“天后祀奉”，別具一格的農歷七月十五中元節“祭船公”，孕育漁民智慧的“南海航道更路經”，具有熱帶海島特色的“椰子節”，初現活力的海南“趕海文化節”，延續至今的農歷五月初五漁家“平安節”，規模越來越大的“二月二龍抬頭”祭典儀式，蔚為壯觀的端午節海邊“洗龍水”，人氣越來越旺的海南“歡樂節”等，為島內、外民眾的交往打造了平臺，既促進了國內各民族的交往，也促進了與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形成了海南多元一體的海洋民俗文化。
（四）內容與功能，由單一向復合化演變
民俗的形成與地理環境、天文歷法、科技水平、等密切相關。隨著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科技繁榮和各民族交往頻繁，民俗活動逐漸集信仰、經濟、社交、教育、娛樂等多重功能于一體，成為節慶活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5］。瓊海至今仍然保存著一條商埠古道———溪仔古道，其西連溪仔碼頭，是嘉積的通商發源地。古時，很多大陸商船行經瓊海的嘉積萬泉河，為求媽祖保佑，便在河畔籌資修建了“南天圣娘廟”。1969年，因修建嘉積水電站使萬泉河的海河通道被阻斷，但碼頭右邊的“南天圣娘廟”得以保存。現在該廟不僅是單純的海上保護神形象，而且成為了附近居民求子、求財、求平安和求姻緣之地，媽祖信俗的內容及功能由單一向復合化演變。
四、結語
隨著海南國際旅游島建設向縱深發展，“海洋強省”“海洋強國”戰略逐步實施，以及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交往進一步頻繁，海南的海洋民俗文化研究嚴重滯后的現狀將得到改觀。加強海南民俗文化與海洋民俗文化的相關性研究，強化海南與其他省市和南海諸國的海洋民俗文化比較研究，有助于推進“海洋強國”與“一帶一路”戰略的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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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國五京是其轄境內重要的地理樞紐和行政統治中心。從流域的角度觀察,渤海上京龍泉府地處牡丹江流域,中京顯德府地處圖們江中游左岸,東京龍原府則坐落在圖們江下游流域的左岸,西京鴨綠府坐落在鴨綠江流域上游的右岸,南京南海府坐落在靠近朝鮮東海的沿海盆地中。這些地域分別是古代東北的肅慎、穢貊、沃沮、高句麗等民族的活動中心。渤海國的五京之設對東北地區乃至東北亞區域的各個民族政權的五京制度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近十年來,有關渤海國的考古與歷史學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我們擇其要點對這些浩如煙海的學術成果進行了扼要的梳理,并就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綜述。
一、渤海國五京的地理位置及地理環境
(一)渤海國五京之地理位置
渤海國五京包括上京龍泉府、中京顯德府、東京龍原府、西京鴨綠府和南京南海府,是渤海國的統治中心。最早對渤海國五京作記載的歷史文獻是《新唐書·渤海傳》。《新唐書·渤海傳》只是介紹了渤海五京的大致地理位置。經過近一百多年的研究,我們對渤海五京的地理位置已經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其中,較早對渤海上京龍泉府進行實地考察的是清初被流放至寧古塔的流人。他們的流放地靠近渤海上京龍泉府遺址,著作中保留了許多記錄渤海上京龍泉府的考察成果。但是,當時他們錯誤地認為渤海上京龍泉府可能是“女真人建立的金上京會寧府遺址”。對這一錯誤認識提出質疑的則是清乾隆年間的大學士阿桂。
阿桂是乾隆在位時期的重臣,曾兩次充任伊犁將軍,軍功顯赫,累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兼首席軍機大臣。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人奉敕編撰《滿洲源流考》。據《滿洲源流考》載:“考龍泉府即渤海之上京忽汗州也。”阿桂等人經過實地考察得出此結論。此后,曹廷杰等人經過實地考察又提出“東京城”即渤海之上京龍泉府遺址的觀點。曹廷杰是清朝末年研究東北地理的專家,他撰寫的《東北邊防輯要》、《西伯利亞東偏紀要》和《東三省輿地圖說》對于東北史地的研究意義重大。
較早對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進行著錄的是吳祿貞的《延吉邊務報告》。吳祿貞是近代的資產階級革命者,與蔡鍔齊名,有“北吳南蔡”之稱。1907年7月,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吳祿貞隨行任軍事參議。此時,日本制造輿論,企圖吞并中國的間島地區。吳祿貞隨即編寫《延吉邊務報告》,成為中日就間島問題談判的重要依據。
關于渤海國五京的地理位置,目前學術界公認的是:“上京龍泉府位于現今黑龍江省寧安市渤海鎮的上京城,中京顯德府位于現今吉林省和龍市頭道鎮的西古城,東京龍原府位于現今吉林省琿春市三家子滿族鄉的八連城,南京南海府位于現今朝鮮咸鏡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土城,西京鴨綠府推斷位于現今吉林省臨江市市區。”
五京中唯有上京龍泉府的地理位置沒有爭議,其他四京都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分歧。金宗赫認為,朝鮮境內咸鏡北道清津市富居里城址為東京龍原府故址,咸境南道北青郡的青海城址為南京南海府故址。學術界對于“青海城址為南京南海府”這一觀點基本認可。田村晃一認為:“從現在發現的瓦當來說,西古城決不能說是遷都上京以前的顯州。”
有學者從流域的角度對渤海國五京的分布狀況作了概括。王禹浪等人在《圖們江流域的歷史與文化—兼考靺鞨族源、渤海舊國、東牟山及相關歷史地理問題》一文中指出:“保留在圖們江中游流域的城子山山城、和龍市西古城,以及琿春市的八連城都是渤海國都市文明的標志。王禹浪先生認為:‘中京顯德府與延吉市郊區的城子山山城等圖們江海蘭江合流附近的渤海國遺址構成了渤海‘舊國的范圍’。”
鄶艷麗《東北地區古代城市空間形態發展背景與進程》一文指出:“五京中的二京中京顯德府(吉林省和龍縣西古城)和東京龍源府(吉林省琿春市)在圖們江流域,其余城址大部分集中于牡丹江上游一帶。”
然而,渤海國的五京分布并非是僅僅分布在圖們江和牡丹江流域,南京南海府是分布在朝鮮半島北部靠近朝鮮東海的沿海地區,而西京鴨綠府則顯然是分布在鴨綠江流域。鴨綠江、圖們江、牡丹江都發源于長白山的天池,唯獨南京南海府是臨近朝鮮的東海。這一空間分布的規律,向我們昭示了渤海國的疆域其實沒有離開長白山的山麓,基本上是依據長白山山脈東西南北的走向而沿著主要河流的走向和靠近沿海的地方。圍繞著五京的分布,渤海的其他古城、村鎮,也大致圍繞著這五個中心而廣泛地分布著,當然連接這五京的就是渤海國的主要交通線。宋玉彬在其文章《渤海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中,對西古城城址的地理位置作了詳細的介紹,他指出:“西古城城址位于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西城鎮城南村,西南距和龍市約25公里,東北距延吉市約55公里。城址地處海蘭江流域最大的平原———頭道平原的西北部,其南約2公里處為東西向流淌的海蘭江,其北約0.25公里處為低矮的山岡。”
宋玉彬主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中介紹:“城址地處長白山北坡余脈丘陵河谷地帶,平均海拔320米,其南約1.5公里處為圖們江最大支流海蘭江的中游區段,海蘭江自西向東橫貫頭道平原,城址就坐落在頭道平原的西北部,城址所在區域地勢北高南低,其北0.2公里處丘陵區,其南為頭道平原開闊區域。”
關于上京龍泉府下轄州的地理位置,學者們也作了論述。蘇亮的《牡丹江地區古代遺跡述略》一文指出:“上京龍泉府當時轄三州:龍州、湖州和渤州。龍州即今渤海鎮忽汗城;湖州即今鏡泊湖城墻砬子古城;渤州即今牡丹江市郊樺林南城子古城。”
王培新等人于2004年對琿春八連城進行了考古調查,在《吉林省琿春八連城遺址2004年調查測繪報告》中,對八連城的地理位置作了描述:“八連城遺址地處琿春平原的西北部,近處地勢平坦河渠密布,遠處群山環抱。城址西2.1千米圖們江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東7千米琿春河自東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匯入圖們江。”
(二)渤海國五京之地理環境
楊雨舒、蔣戎的《唐代渤海國五京研究》對五京的氣候、土壤、河川、地形地貌、動植物、礦產等方面作了介紹。楊雨舒的《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認為五京的地理環境存在著共同性,“五京中的上京、中京和東京均位于渤海國境內地勢相對平坦寬闊的江河沖積平原上或盆地中。”
孫倩在其《試論唐代渤海國的疆域、自然地理環境以及經濟布局》中指出:“上京龍泉府位于距今黑龍江省寧安縣城30公里處的渤海鎮內,屬中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該地區原始森林密布,生態環境良好”,“無論是上京、東京、中京,還是西京,地理環境良好,水源豐富,氣候宜人,適合農作物的生長。”
楚福印在《渤海國之上京城考
》中稱:“上京城遺址所處平坦開闊、土地肥沃、江河縱橫,有船運魚樵之利,適合農牧漁業的發展,四周山高林密,既提供了豐富的野生動植物特產,又恰似一道屏障保衛著上京城的安全。”渤海國的第二個都城———中京顯德府,在顯州,“顯州地處圖們江與海蘭江之間的沖積平原之中,經濟基礎雄厚。渤海政權把國都遷于此,有利于組織經濟生產,推動域內經濟的全面發展,增強國家綜合實力。”
曉晨在《談渤海文王大欽茂時期的都城建制》中,對中京西古城的地理環境作了描述:“城址南有開闊的海蘭江沖積平原,北有連綿起伏的丘陵地帶,正處渤海腹心地區,故后世厘定五京而將其命名為中京”。崔順子、孫學寶對東京龍原府所處的地理環境作了總結:“琿春圖們江下游一帶是遼闊的河谷盆地,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中溫帶濕潤季候,物產豐富,又東瀕大海,十分有利于農業、手工業、畜牧業、漁獵業和水產業的發展。”王培新等人指出:“八連城遺址地處琿春平原的西北部,近處地勢平坦河渠密布,遠處群山環抱。城址西2.1千米圖們江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東7千米琿春河自東北流向西南,于城址南方匯入圖們江。”
總之,我們從地理空間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渤海國的五京分布的地理位置,基本上都是渤海國境內的地理要沖。五京雖然并不都屬于都城性質,但是其中的上京龍泉府、東京龍源府、中京顯德府卻在渤海國存在的歷史上都曾經起到過都城的作用。然而,南京南海府與西京鴨綠府雖然沒有做過都城,但是其所在的地緣位置卻十分重要。它們的共同特征就是都具有地理樞紐的作用。
二、渤海國五京的建筑形制與五京制度
(一)渤海國五京之建筑形制
關于渤海國五京的形制,曉晨在《談渤海文王大欽茂時期的都城建制》一文中論述:“現存西古城遺址,特別是八連城遺址的基本布局和主體建筑應完成于渤海三世王文王大欽茂之世。即文王大欽茂世的都城建制應以現存西古城遺址和八連城遺址為代表,為內、外兩重城制,內城居外城北部正中。文王大欽茂都上京時的上京城建制亦當與此相同。現存渤海上京城遺址應是渤海大仁秀、大彝震以后的都城形制,而不是文王時期的都城形制。”
宋玉彬將西古城與八連城作比較,指出在城址形制方面,西古城與八連城均為兩重城制,主體建筑坐落在中軸線上;還將西古城城址與東京城城址在城市規劃方面作比較。宋玉彬、曲軼莉在《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中指出:“渤海上京城址、西古城城址、八連城城址發掘,明確了界定渤海都城的3個標尺:城市設施的中軸線布局、大型宮殿建筑、釉陶建筑構件。”
王培新等人通過調查發現,八連城城址與西古城城址既存在較多的相似性,又存在部分差別。王培新等人的《吉林省琿春八連城遺址2004年調查測繪報告》指出:“八連城外城城垣接近方形,西古城外城城垣為南北向稍長的長方形。八連城內城位于外城中央略偏北,西古城內城位于外城中央北部。八連城中軸線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內城中央,西古城中軸線上最南面建筑址位于內城南部。八連城在外城北部及南部建多條隔墻形成若干封閉區域,西古城則在內城北部設一條東西向隔墻將內城分為南北兩區”。
五京作為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其城制建設也為統治者所重視。李爽《渤海國城市職能的轉變———以渤海國五京為中心》指出:“以上京為例,其上京的建設,經歷了成康時期的增修,乃至大彝震時期‘擬建宮闕’等大規模擴建而最終定型。”楚福印在《渤海國之上京城考》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的營造既依照唐都長安城,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設計嚴謹、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結構對稱,宮廷、寺榭渾然一體。整個都城平面呈長方形,占地面積16.4平方公里,周長16.56公里,分山外城、內城、宮城三部分組成。”
魏存成也認為,渤海上京城的形制深受唐長安城的影響,在中京西古城和東京八連城的建筑中也均有體現。他在《渤海都城的布局發展及其與隋唐長安城的關系》中對上京城的布局作了概括:“上京城址的整體布局分為宮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東西橫長方形,宮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處,皇城在前,宮城在后,宮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個附屬區。”
趙虹光在《渤海上京城宮殿建制研究》中指出:“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宮城三部分組成。宮城位于該城的北中部,在中軸線上自南向北所建的五座宮殿,分別由殿、廊和墻、門等圍成各自相對獨立的宮殿區。”趙虹光在《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隨筆》中指出:“上京城整體建筑的設計布局恪守中軸線對稱原則,這條中軸線猶如無形的律典制約著上京城主體規劃設計和建筑布局的外延,而且只能遵循但不能逾越也不可解構。”李陳奇等人對上京城址考察后發現:“渤海上京城的郭城、皇城和宮城,應用了不同的建筑方法,各自構成了不同的建筑單元,應是分別修建的。”
栗紅在《唐代渤海上京龍泉府城址綜述》對上京城的建筑形制也有闡述。董志、趙忠對上京龍泉府的建筑形制有所闡釋,他們在《淺談唐代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城》中指出:“建筑所用材料為木材,建筑是木構,做法應與中原一致,不然,浩大的工程無法順利完成。”
《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指出:“由于在營建時間方面兩者之間存在早晚時差,因此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渤海上京宮城的規劃是對西古城內城格局的翻版,或者說上京宮城是依照西古城內城建筑模式而進行的拓展、擴建。”關于西古城的建筑形制,魏存成的《渤海都城的布局發展及其與隋唐長安城的關系》一文指出:“城墻夯筑。在中軸線兩端的南、北墻中間,各有一個門址缺口。”宋玉彬等人的《渤海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一文指出:“西古城城址由內城、外城兩部分組成,內城、外城平面均呈南北向縱向長方形,內城處于外城的北半部居中位置。”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西古城進行考古發掘后,在《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考古報告》中指出:“渤海人營建西古城時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都城營建理念。”該書進一步指出:“該城址的都城營建理念,大量吸納、汲取了中原漢文化都城營建理念的先進經驗與營養成分。”
關于八連城的建筑形制,崔順子、孫學寶在《渤海“日本道”和琿春地區的開發》一文中指出:“八連城以我國傳統的四方說建城思想為基礎,吸收中原唐城制的精華,仿效渤海中京和上京內城的建筑布局而精密設計,是一座封閉式城市……城呈方形,以土夯筑,周長2894米,四面墻上各有一城門,城有護城河。”1944年,鳥山喜一首先提出了西古城城址為中京顯德府的觀點。駒井和愛認為中京顯德府初置顯州,后遷至盧州。齋藤優等人通過調查、發掘,認為琿春八連城即為中京顯德府故址。
進入21世紀以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和龍市博物館對渤海中京顯德府———西古城城址、東京龍源府———琿春八連城遺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并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國中京顯德府故址田野報告》。該書總結了吉
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文化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博物館、和龍市博物館對西古城為期5年的考古發掘成果。書中主要分為五大部分:西古城城址研究簡史、西古城外城、西古城內城、西古城內城的建筑布局及西古城出土的瓦件。并附有西古城的遺跡、遺物圖片等。此外,《琿春八連城考古發掘報告書》也將在2013年末出版。
渤海上京龍泉府古城研究的最主要成果有:趙虹光撰寫的《渤海上京城考古》一書,已于2012年12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一部記錄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從1981—2008年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成果的書。作者以二十多年親身經歷的渤海上京考古發掘為基礎,在連續發表的考古發掘報告和論文的基礎上對其研究成果進行了重新編輯和梳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2009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編輯的《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報告書》,是一部近七十年以來渤海上京城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最重要的資料。劉曉東的《渤海的歷史與文化》、《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發現為視角》兩部著作,分別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先后出版。書中有著豐富的關于渤海早期都城以及渤海上京城、琿春八連城等渤海歷史遺跡與遺物的資料。此前,20世紀30、40年代,日本學者對渤海國五京進行了掠奪式的考古調查。1939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出版了《東京城———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址的發掘報告》,對渤海上京龍泉府的遺跡、遺物進行了考古發掘和研究。1963—1964年,中朝聯合考古隊對上京宮城西區、外城區街坊址、三靈墳和大朱屯渤海墓葬進行了發掘。朝鮮考古隊于20世紀70年代出版了《渤海文化》,中國考古隊于90年代出版了《六頂山與渤海鎮———唐代渤海國貴族墓地與都城遺址》。1975年,渤海上京城遺址舍利函首次出土。上述這些資料是研究渤海五京的重要參考資料。
(二)渤海國五京制度
渤海國五京制度是渤海國封建化進程的標志,同時也體現了渤海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
宋玉彬在《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中對渤海國五京制度問題進行了分析,他指出:“由于文獻史籍中缺乏渤海國五京制度初置時間的明確記載,在審視史料文獻中能夠捕捉到的相關信息時,面對相同的線索,史學界形成了兩種學術意見:
1.渤海國的五京制度為渤海第三代王大欽茂創建。
2.渤海國的五京制度為大欽茂后世的渤海王所為。隨著研究的深入,圍繞渤海五京初置時間而形成的學術分歧,進一步引發了有關五京制度原創性問題的討論。在五京制度的原創性問題上,同樣產生了兩種意見: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響。2.渤海的五京制度繼承于高句麗的五部制。”
關于五京制度設置的時間,中外學者存在著南轅北轍的觀點。劉曉東在《關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說明———兼談渤海王孝廉訪日詩中“上京”一詞之所指》一文中指出:“似乎中國學者有意無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來證明渤海的五京制與唐王朝的五京制有關;國外學者有意無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來證明渤海的五京制與唐王朝的五京制無關。”
宋玉彬、曲軼莉的《渤海五京制度與都城》一文認為:“依據宋基豪的論證,其始創年代應以大欽茂執政的8世紀60年代中葉為宜。”宋玉彬的《渤海都城故址研究》一文斷定:“五京制度實施的上限到不了顯州為都之時。”關于五京制度的淵源,楊雨舒在《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一文中認為:“渤海國仿照唐制先后建立了五京”,并進一步指出;“以五京制度為核心的渤海國城市體系并不是獨立于唐朝之外的。”
劉曉東在《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發現為視角》一書中認為,渤海“五京仿制中原唐朝”是在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還有學者對五京制度的來源另辟蹊徑,趙偉在《論五京制與北斗崇拜》一文中指出:“北斗崇拜在通古斯語系的東北民族多有體現”,得出結論:“五京制的產生與相繼無論從思想基礎上、布局上都符合北斗崇拜”。
關于五京制度的性質。宋玉彬在《考古學視角下的西古城城址》中指出:“關于五京,通常的理解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五京體現的是行政管理體制,其意義首先在于它們所擁有的特殊的行政級別。文獻中不見有關中京、西京、南京曾經為都的具體記載,表明五京的‘京’,并不完全等同于都城,其具體治所不一定均需要具備都城的規模與設施。”
三、渤海國五京的交通及歷史地位與作用
(一)渤海國五京之交通
渤海國之所以有“海東盛國”的美譽,與其發達的交通網密不可分。渤海國五京作為其統治中心,是渤海國的重要交通樞紐。渤海國有5條重要的對外交通干道,其中有3條道路的樞紐位于五京。這3條道路分別為鴨綠朝貢道(渤海國通往唐朝的水路交通道)、龍原日本道(從渤海國通往日本的陸路和海陸交通道)和南海新羅道(從渤海國通往新羅的陸路交通道)。這些交通通道的特點為陸路和水路緊密結合;運輸手段多樣,航海技術發達;水路交通網均勻地分布在各地;上京龍泉府成為連接東西方的交通樞紐之一。
關于龍原日本道,崔順子在《渤海“日本道”和琿春地區的開發》一文中介紹了大武藝開辟的日本道路線,及其子大欽茂開辟的日本道路線,并指出:“八連城不僅是渤海五京之一,又是日本道的樞紐和出訪日本的重要基地。”桑秋杰、高福順在《渤海政權遷都考述》指出:“東京龍原府是渤海通日本道的起點,足見東京龍原府地理位置之重要。”關于中京顯德府的交通,桑秋杰、高福順在《渤海政權遷都考述》指出:“顯州是南海新羅道的中繼站。”顯州是渤海國的重要交通樞紐,同時,也是重要的貿易口岸。
2004年,由朝鮮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朝鮮學者張國忠所著的《渤海交通運輸史》一書,2006年,由北京華齡出版社出版的延邊大學尹鉉哲所著的《渤海國交通運輸史研究》,這兩部著作都是專門研究渤海國交通史的重要專著,填補了渤海學中渤海交通史的空白。尤其是作者利用了大量的中、朝、日三國的考古、文獻資料和研究成果,針對渤海國的陸路交通與海上、水路的交通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渤海國五京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渤海國五京作為渤海國的中心城市,在渤海國的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李爽在《渤海國城市職能的轉變———以渤海國五京為中心》中指出:“五京加快了渤海經濟封建化的進程”,“五京也加強了渤海的封建專制統治”,“五京也成為渤海文化中心”,“五京制加強了渤海在中國東北的歷史地位”。楊雨舒的《簡論唐代渤海國五京》一文指出:“五京的設置,促進了渤海國的封建化,對渤海國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都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對唐代東北地區城市的建設、發展和分布格局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對遼金兩朝的城市布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玉彬、曲軼莉的《渤海國的五京制度與都城》一文指出:“五京制度的確立意味著渤海國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的完備,是渤海國政治制度封建化進程的時段性標志。”渤海的五京之制雖然是承繼唐朝或效仿唐制而設,然而,這一五京制度的確立和完備對10世紀以后的東北地區古代各族政權的影響極其深遠。無論是契丹人建立的大遼帝國,還是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國,都是直接延續和運用了渤海國政權在白山黑水的地域內所確立的五京制度。這種以五京之制而確立起來的多中心地緣關系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作用的體制,是東北民族在東北建立政權后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