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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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從1895年電影第一次公開放映以來，電影——無論是在電視上還是在錄像帶上——現在更多地是從家庭的電視機上觀看，而不是在劇場里觀看。那么，這個變化重要嗎?它對于理解當前電影的狀況有什么意義呢?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應該考察一下有關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發展得越來越緊密的種種分析和辨論，以及考察一下把這種發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種種觀點。
經濟
以上分析顯示，電影和電視融合的推動力來自于經濟的力量。雖然電影和電視常常被看作是有明顯區別的(甚至是互相敵對的)，但是兩者的關系實際上是復雜的和多變的。威廉姆•拉弗蒂認為：“和傳統的認識相反，電影和電視的經濟關系有一段很長的歷史”。(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這種關系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當時好萊塢為了掌握潛在對手的發展，同時探索在劇場放映電視的潛在可能性，就投資于電視、廣播和傳播網絡。但是由于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反對，這些策略沒有成功。因為聯邦通訊委員會當時就已經擔心電影工業中的壟斷傾向。后來，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將這一時期確定為電影和電視工業終于結成了一種“象征性”的關系。在這一時期，電影制片廠開始把所屬的電影資料館完全對電視業開放，并開始直接為電視制作節目，這促成了60年代早期“電視電影”的出現。
皮特•克雷默認為，好萊塢大制片廠在這樣做的同時，采用了一個“雙重策略”。(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萊塢大制片廠把原有制片廠體制下的生產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適應于針對電視觀眾的常規化生產；在另一方面，它們通過投資于專門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術、特技，和奇觀場面為特征)來探索一種不同于電視電影的“劇場電視”，希望以此繼續吸引觀眾到電影院來。克雷默認為，盡管大制作電影在回收資金上現在也越來越依賴于小屏幕媒體，但是這和它的初衷并沒有什么矛盾。因為正是“大片的引誘力”——“電影的壯觀和神秘”——為電影和錄像帶的觀眾提供了電影的特有魅力。
這種“雙重策略”也和變化中的電影消費模式有關。對于大多數人而言，比起好萊塢制片廠制度的鼎盛期，到電影院去看電影越來越變成一種“專門的”活動而不是一種經常的活動。觀眾的社會背景也發生了變化，大多數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的觀眾都是15至24歲的年輕人。對比之下，年齡較大的和社會背景更為多樣的觀眾則通過電視和錄像帶觀看電影。這種觀看電影的方式對于他們而言是經常性的和習慣性的。因此，就美國的電視電影而言，有人認為盡管它們在批評界不大受重視，但是它們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數更多的觀眾。他們還認為：電視上“每周電影”和微型系列電影的巨大觀眾群可以和好萊塢黃金時代的舉家去電影院看電影的巨大而經常的觀眾群相媲美。(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雜志，1988年12月，第41—43頁)。)然而，盡管人們花了更多的時間在電視上看各種各樣的電影，問題仍然存在。西爾維亞•哈維認為：重要的是不僅要重視花費在觀看電影上的時間的“數量”，同時也要重視觀看電影的時間的“質量”。(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這也聯系到了電影和電視關系中的另外一些問題。技術
首先，在電視或錄像帶上看電影不可避免地在技術質量上會有所損失。這包括許多方面，如音質、色彩，以及清晰度的損失(從3500—4000線的解像率到大約600線的解像率)。還有令人頭疼的畫面的高寬比問題。電視通常是4∶3，電影從20世紀50年代寬銀幕出現以來是被拍在一個扁長方形的畫面上(例如1.85∶1或2.35∶1)。為了把電影放進電視畫面，電影工業采取了“截取”技術(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技術是電影工業自己發明的)。這不僅造成了許多原始畫面的損失，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把電影又重新做了一遍。結果，盡管電影有“大畫面”的吸引力，電影制作者越來越意識到在電視上放映是一部電影發行放映的最后一站。這迫使他們在拍電影時把重要內容限制在“安全區”內。例如，弗蘭克•湯普遜指出了在電視上看約翰•波爾曼的《空白點》(1967)和米洛斯•弗爾曼的《莫扎特》(1984)之間的不同。他認為，后一部影片是明顯地按電視的格式來拍攝的，而前者則不是。結果，《莫扎特》在電視上同電影的效果差不多。相反，《空白點》在電視上看起是“混亂”而“粗糙”的。(注：見弗蘭克•湯普遜的“畫面的壓縮”，(載《美國電影》雜志，1990年2月，第40—43頁)。)當然，隨著觀眾逐漸接受“遮幅式”的電視畫面(電影畫面以原來的比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由“截取”技術所造成的一些問題開始被克服。
當然，也有人認為，電視并非完全不能完美地處理寬銀幕影像。提供寬銀幕電視的技術已經存在相當一段時間了。它不僅有高清晰度的圖像，而且有優質的立體聲。雖然它不一定達到投射的電影影像的質量，但至少是非常接近了。它現在還沒有廣泛流行主要是由于經濟和成本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和電影的質量有什么根本的差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根本性區別也是由于這個原因造成的。因此，電影是在一個黑暗的公共場合觀看一個大的銀幕形象，電視則是在各自的私人空間觀看一個小的屏幕形象。這主要也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安排，起因于電影和電視工業的經濟規則，而不是兩者之間在技術上任何不可逾越的差異。正像克雷默所指出的，在它的早期發展階段，電影曾經被構想為一種家用技術(如愛迪生早期發明的“電影視鏡”)，而電視則曾經被構想和試驗為一種公眾技術(如早期的劇場電視)。(注：見皮特•克雷默的“大銀幕的誘惑：電影，電視和好萊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
同樣道理，電視常常被基本上看作是一種“直播”媒體，它更適合于依賴“現場的”事件；而不是像電影那樣傳送預先錄制好的娛樂節目。(注：見查爾斯•巴爾的“直播電視的戲劇遺產”，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但是，電視盡管已經在報道新聞、體育和重要的公共事件上把它“直播”的特性發揮到極致，這并不意味著電視“本質上”是一種“直播”媒體，或者它的“直播”特性應該決定電視劇的發展方向。例如，羅伯特•法內羅認為，在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電視中，“直播形式和膠片錄制形式對立的問題”并不簡單地是一個技術的和美學的問題，而是一個經濟的問題。(注：見羅伯特•法內羅的“電視電影的興起和電視網對電影工業的霸權”，(載《電影研究評論季刊》，1984年夏季刊，第204—218頁)。)他認為，“直播”節目在美國電視的早期成為主導形式并不僅僅因為它比電影方式拍攝的節目便宜，也是用它來顯示大電視網(如ABC、NBC、CBS)的力量，同時強化地方電視臺對他們的依賴。但是，到了50年代末期，使得“直播”節目成為對大電視網有利的策略的環境開始改變時，電視節目制作的方式也決定性地轉向膠片制作。關于這方面，在電視上“直播”戲劇的遺產被人們作出了不同的讀解：一種觀點認為這是某種對于電視來說特殊的東西，但是當它轉向錄制形式以后便喪失了；另一種觀點認為它壓制了早期電視的美學潛力，后來的發展，以及和電影的一種更緊密關系的實踐終于成了主導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美學
但是，如果電影形式對電視劇的影響可以被看作促進了“直播”電視戲劇的死亡，那么這種影響并不必然地導致充分“電影化”的電視劇。這部分地又是由于經濟的原因。電視電影或用電視的經費制作院線發行的電影通常比好萊塢制作的電影更快更便宜，通常也缺少“大制作”影片所具有的觀賞價值。但是，麥克羅尼認為，在此類討論中，也有一種在電影和電視之間、在“電視的最不宏偉的(美學意義上的)的制作和電影的最宏偉的制作”之間作出一種“虛假的對比”的傾向。(注：見馬丁•麥克羅尼的“電影和電視的美學”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是用好萊塢的“大制作”來給電影下定義，盡管在好萊塢的經典時期的大部分產品都是更為常規的作品，它們的預算并不很高、沒有那種現在的“大制作”所必不可少的特技和昂貴的場景。
所以，許多美國電視電影可以被看作是延續了好萊塢低預算電影傳統的創作。盡管它們來自于電視，但仍是一部成功的電影。斯皮爾伯格的《決斗》(1971)是此類影片中最突出的例子。最近的還有約翰•達爾的《西部紅石》(1993)和《最后的引誘》(1994)，它們最初是為有線電視網制作，并在有線電視網上播出，然后又在電影院獲得了成功的發行和放映。這些例子生動地說明了首先在電視上播放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和“正宗的”電影制作相對立的垃圾之作。(注：見萊昂斯•唐納德的“有線電視中的類型和社團”，(載《電影評論》雜志，1994年9—10月刊，第2—7頁)。)歐洲也有類似的例子。在那里電視業對電影業進行了多方面的支持。盡管引來許多抱怨，特別是在英國，認為電視資助的電影缺少“真正的電影”所應該具有的價值；但是也很難明確地指出電視的資助或“電視的美學”如何影響了這些電影。特別是當包括了意大利的費里尼、羅西里尼、奧爾米、塔維亞尼兄弟，德國的法斯賓德、赫爾措格和文德斯，西班牙的阿爾莫多瓦和英國的格林納韋等人的各不相同的作品時。
但是，如果說從美學上難以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作出明確的劃分，并不是說電影和電視互相交錯的情況沒有造成美學上的影響。例如，拉弗蒂認為，雖然電視從電影那兒繼承了一整套敘事和風格的規則，但是電視制作中時間和成本的壓力使電視采取了新的技巧，這些技巧回過來又影響了電影制作。例如，快速聚焦、聲音的錯迭、特別是電視因拍攝速度和成本而采用的變焦技術(而不是推拉技術)，反過來又成為電影制作實踐中的常用手法。拉弗蒂認為，到了20世紀70年代，“電影和電視技巧實際上融合起來了”。(注：見威廉•拉弗蒂的“電影和電視”，載加里•愛杰頓編輯的《共棲中的電影和藝術：參考指南》(紐約，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隨著錄像技術的發展，批評家認為出現了更廣泛的交互影響。例如，蒂莫西•科里根認為，電視和錄像在家庭觀看條件中的“干擾性”(電話鈴、去洗手間等)鼓勵了新的電影敘事形式。他分析了“經典的”敘事形式如何讓位于一種新的敘事形式，其中時間“被浪費”，表明敘事中的事件和視覺表現超過了說明動機所需要的長度。(注：見蒂莫斯•科里根的《沒有圍墻的電影院：越戰以后的電影和文化》(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91)。)在這一方面，科里根舉出了某些被認為是“后經典電影”的特征，其中情節變得更松弛和更段落化，對角色的認同不是那么強烈，敘事和奇觀的關系編織得不像“經典”時期那么緊密。在以上分析中，他把這些變化的原因特別歸結于電影觀看條件的改變，因為這些特征是和在電視和錄像帶上看電影時往往存在的較少集中注意力的狀態分不開的。
觀看行為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對于觀看行為的興趣激發了許多近來的電影和電視研究。例如，西爾維亞•哈維試圖從“觀看經驗的質量”和它的“社會和公眾特點”來區別電影和電視。(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她認為，觀看經驗的質量不僅和電影影像的尺寸和密度有關，也和在電影觀看中，注意力集中的強度有關。從巴贊關于攝影影像本體論的研究出發，她強調要“認識到電影影像的空間的、甚至‘神圣的’特性”。她認為，它們“不僅來自于神圣的權威，也來自于人性的回應”。安妮•弗雷德伯格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隨著錄像電影的出現，“原來在電影放映時所具有的‘氛圍’(aura)消失了”。(注：見安妮•弗雷德伯格的《櫥窗購物：電影和后現代主義》(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1993)。)在這些觀點中稍微有一點自相矛盾的意味。對于沃爾特•本雅明(1936)來說，正是以電影為代表的大眾媒體的“機械復制”的特性毀滅了傳統藝術的“氛圍”以及它和“原創性”概念的聯系。(注：見沃爾特•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倫敦，科林斯出版社，1936/1973)。)但是，在電視和錄像時代，該輪到電影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具有“神圣”的品質和提供了真正的“原創性”的經驗了，而這種特點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電影時所沒有的。
在這些觀點中，所要強調的是：注意力的集中和投入是在電影院觀看影片的基本特征，這些特征是在電視和錄像上看影片時所不具備的。在這一點上，電視的觀看經驗被看作是和電影院的觀看經驗根本不同的。例如，雷蒙德•威廉斯界定電視的核心經驗是一種“節目流”的經驗，(注：見雷蒙德•威廉斯的《電視：技術和文化形式》(倫敦，方坦納出版社，1974)。)而約翰•埃利斯則強調電視依賴于“片段化”經驗。(注：見約翰•埃利斯的《可見的虛構：電影，電視和錄像》(倫敦，勞特里奇出版社，1982)。)對于他們來說，重要的是“看電視”，而不是看特定的節目。對于埃利斯而言，這也涉及到和觀眾的特定關系。因此，和在電影院全神貫注地盯著銀幕不同，看電視時只是不經意的“一瞥”。
科里根認為正是這種“一瞥的美學”統治了當代的電視觀賞行為，而弗雷德伯格則談論“閑逛性觀看”和電視和錄像技術所允許的對文本的積極關系。在他們看來，這種新的觀看形式也和(后現代)觀看主體的變化有關。對科里根而言，新的電影接受形式是由于“一種明確的穩定的觀眾”消失了；而對弗雷德伯格而言，新的媒體制造了“一種變化的、能動的、流動的觀看主體”。然而，雖然大家都知道電視和錄像允許在看電影中有更大的控制性和交互性，但是在這些研究中也有一種傾向：在“老的”和“新的”觀看形式之間作出過于絕對的斷言并劃分出過于強烈的對比。事實上，在電影院看電影并不是、也從來不像某些時候在電影和電視觀看之間所劃分的對立所暗示的那樣注意力集中。電影觀看的條件是隨著歷史和地理環境的變化而變化的。而且，約翰•貝爾頓的研究顯示了當代的劇場電影觀賞和早期的西洋鏡和鎳幣影院時代非常相似(1994，第342頁)。(注：見約翰•貝爾頓的《美國電影和美國文化》(紐約，麥格勞-希爾出版社，1994)。)另外，一般用來描述電影院觀看行為的條件(大銀幕、黑暗中、相對的固定姿態)必然以某種簡單化的方式界定觀看主體。這種假設顯然不足以描述觀眾社會性地和歷史性地實際反應于電影的復雜方式。同樣的道理，也不可能簡單地僅僅從電視和錄像的技術層面的因素來“讀解出”觀看主體的形式。在這一點上，觀看主體不僅僅是被媒體所制造，也是被整個的社會和文化諸決定因素所制造，當然，它們也包括電影、電視和錄像。
文化
這種對觀看主體的關注也聯系到對電影在塑造社會和文化認同中的作用的關注。我們已經看到，在電影和電視之間一種對立性描述已經把電視看作是電影消費的“私人化”形式。但是，這種對立也不是那么鮮明的。就像哈維所注意到的，盡管電影可能會在一個社會性空間里提供一種共享的經驗，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強烈的個人化的”經驗。(注：見西爾維亞•哈維的“電影是什么?感覺的，抽象的，政治的”，載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編輯的《電影：起源和未來》(倫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學出版社，1996)。)同樣，盡管在電視上看電影可以被看作是私人化的，但它也可能是一種共享的經驗。這不僅僅是因為電視觀看常常是一群人(和家人或朋友一起)，因為看電視上播出的電影也會誘發一種集體的歸屬感。從這個觀點出發，一部電影被大量的觀眾同時觀看會把觀眾納入到一種類似于其他電視形式(如直播聯歡晚會或體育比賽)所提供的共享的經驗中來。
這也使得電視觀看行為并不比區別節目之間差異的所謂“節目流”理論模式更復雜化。當強調“節目流”時可能注意到了電視觀看作為一種行為的重要性，但它也低估了個別節目的作用和忽視了個別節目如何區別于整個的電視節目流，而且這些節目常常是單獨觀看的(沃勒，1988；麥克羅尼，1996)。正是在這一點上，電視上的電影可能是重要的，因為電視可能將電影作為一個重要的不同尋常的“節目”，它可以打破常規的電視流和提供一種區別于其余電影的“特殊”經驗。在這樣做的時候，電影也可以介入到現在由電視占居中心位置的“公眾領域”。因此，賈維克和斯特里克蘭從“社會功能”方面為美國的電視電影辯護。他們說：除了娛樂方面的作用，它們構成了“在重要的歷史、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的公共辯論的議政大廳”。(注：見勞倫斯•賈維克/南茜•斯特里克蘭的“電視電影：比想像的更好”，(載《美國電影》，1988年12月，第41—43頁)。)這種有關電影和電視關系的辯論在美國以外也存在，特別是在歐洲。因為歐洲電視比美國電視更少為商業利益所驅動，以及在歐洲國家內電影和電視的合作更偏重致力于公眾服務的價值。因此，在美國是商業電視網和收費電視，例如“家庭影院”(HBO)和“演出時間”(Showtime)資助了電影；在歐洲是公共電視臺，例如德國的ZDF、意大利的RAI、英國的4頻道、西班牙的RTVE，和葡萄牙的RTP對于維持歐洲的電影生產至關重要。在法國，政府法律有關廣播電視必須支持電影生產的規定保證了法國在歐洲大陸成為最大的電影生產國。
在歐洲，電視對電影生產的支持的必要性可能是源于好萊塢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以及民族電影為了保持一定的生產水平所面臨的問題。從這個觀點看，電影和電視的聯盟下僅為歐洲國家提供了最經濟的電影生存的形式，也最可能是在文化上提供一種不同于好萊塢規范的另類選擇。因為它汲取了歐洲電視服務公眾的傳統，并以一種針對全球市場的好萊塢電影所不可能的方式和它們自身的文化對話。因此，在由英國4頻道支持的電影例子中——《我美麗的洗衣店》(1985)，《給布里茲內夫的信》(1985)，《賤民》(1990)，《哭泣的游戲》(1992)和《裸》(1993)——具有某種藝術電影的形式追求和公共服務電視的社會政治思考兩者之間的融合。(注：見約翰•希爾的“英國電視和電影：關系的建立”，載希爾和麥克羅尼編輯的《大銀幕，小屏幕：電影和電視的關系》(盧登，約翰•利貝媒體和盧登大學出版社，1996)。)因此，在歐洲不是電視是否愿意支持電影，而是它是否繼續擁有這樣的能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特別突出，因為整個歐洲的廣播業的商業氛圍越來越濃，而電影的成本又很高，這使得支持電影變得越來越困難。意大利的RAI和西班牙的RTVE的例子都說明了這一點。
1、金融市場對企業籌資活動的影響
企業籌資，指企業籌集資金。資金是企業的血液，任何一個企業要進行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都需要有適量的資金，而通過各種途徑和相應的手段取得這些資金的過程就稱之為籌資。企業的大多數資金都是從金融市場中籌集而來的，也就是說，金融市場是企業籌集資金的主要來源。資金需求者和資金提供者可通過金融市場這個平臺，使資金從提供者轉移到需求者手中實現金融市場自主籌資。企業可通過金融市場自主籌資，降低籌資成本。企業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趨勢，調整籌資結構，降低財務風險。在必要時，企業可以把可轉換證券按一定的比例轉換為普通股，減少固定利息或股息的支付，增強企業的資本實力與企業資本結構的安全性。當前，我國的金融業有了很大發展，人們的生活和社會生產無時無刻不受到金融市場的影響，金融市場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對國內外金融市場進行研究以切實找到未來金融的發展方向，引領經濟的健康發展已成為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企業經營的各個環節都需要資金。籌措資金即融資對于企業的發展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新項目的實施，需要經過投資前的可行性研究、投資和生產三個階段。而這又涉及金融監管及企業籌資成本與風險問題，需要在不斷的探索中不斷進行體制創新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環境。企業如果要立足于市場，必須建立一套完善的風險預防機制和財務信息網絡，及時地對財務風險進行預測和防范，制定適合企業實際情況的風險規避方案，通過合理的籌資結構來分散風險。如通過控制經營風險來減少籌資風險，充分利用財務杠桿原理來控制投資風險，使企業按市場需要組織生產經營，及時調整產品結構，不斷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避免由于金融危機造成財務危機，把風險減少到最低限度。應建立財務預警機制，隨時監控企業的籌資風險，把風險水平降到最低點。
2、金融市場對企業投資活動的影響
企業投資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直接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于生產經營環節中，以期獲取利益的投資。在非金融性企業中，直接投資所占比重較大。間接投資又稱證券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于證券等金融性資產，以獲得股利或利息收入的投資。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完善和多渠道籌資的形成，企業的間接投資會越來越廣泛。對于投資者而言，金融市場上交易的品種越多，為投資者提供選擇的空間就越大。一般而言，投資者應該選擇市場規模大、參與主體多、競爭充分的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是企業產權流動、重組的有效途徑。金融市場的高度發達，金融資產的投資可以不受時間的限制，投資者可隨時根據自身的意愿通過金融市場購入或出售多種證券，形成有效的投資組合。對此，金融市場理論中的投資組合理論對企業的金融資產投資具有指導作用。為了減少金融資產投資的風險性，可同時投資多種金融證券，形成有效投資組合，可在不影響預期報酬率的前提下，降低收益的風險性，實現收益的穩定。投資組合理論同樣適用于實物性資產投資，即企業在進行實物性資產投資時同樣可以實行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以減少投資風險。
3、金融市場對企業營運資金的影響
營運資金作為企業資金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其運轉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企業今后的生存與發展。營運資金管理作為企業財務管理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應該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一致，即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金融市場環境對公司經營的影響重大，各種風險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可預知的危機，金融危機更是讓大家對這種影響有了一個甚為透徹的認識。金融市場對企業營運資金的重要性從金融危機導致的中小型企業倒閉，則能看出。營業資金就像一個企業的血液，企業的發展離不開營運資金的管理。營運資金的管理已經成為了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核心。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維系于營運資金的正常運作。只有營運資金處于良好的運作狀態，企業才能得以生存，獲得發展，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才具有得以實現的可能。目前，我國仍然有許多企業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加上籌資困難，營運資金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金融危機的出現更加使企業面臨營運資金緊張的問題，當然這與金融危機導致的銀行借貸有直接關系，國內各大企業在感受金融風暴劇烈震蕩的同時，資金管理在企業營運中的重要性在這次風暴中更加凸顯。很多國內企業在前幾年的繁榮時期內進行的一些不顧風險的投資和擴張，終于在泡沫破滅的今天飽受牽連，粗放化的資金管理也讓企業無法在第一時間預警風險以及無法及時處置管理風險。所以，企業也應該根據自身狀況制定正確的營運資金管理政策。
二、企業財務管理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企業財務管理是企業對財務工作的管理，是一項極為重要的高層領導管理工作，財務管理是組織企業財務活動，是處理財務關系的管理活動，是組織企業處理財務活動和處理財務關系的一種經濟管理。企業財務活動是以現金收付為主的企業資金收付活動的總稱。企業籌資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投資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經營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企業分配會引起財務管理活動。這四個活動相互聯系組合成完整的企業財務管理活動。企業金融業務所發生的對象十分眾多，例如：向銀行借款、企業內部集資、企業自我積累、向非金融機構或企業借款、向社會發行債券和股票等。如果僅從納稅角度，一般來說，企業內部集資的稅收負擔率最輕，其次是向非金融機構或者其他企業借款，再次是向金融機構借款，自我積累籌資和發行股票的稅收負擔率最重。其原因在于：企業內部集資和企業間資金拆借，其利息也可在稅前扣除，而其利率一般會高于向金融機構貸款的利率，但其籌資成本未必會比向銀行借款的籌資成本高。假如站在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角度上來說的話，就要求企業不僅能夠籌集到足夠數的資金，還要求以較低的代價取得。但是企業內部集資和企業間資金拆借借款程序簡單，籌資速度較快，所受限制較少；向金融機構借款程序復雜，籌資時間較長，所受限制較多；發行債券和股票，對企業本身的要求就更加嚴格，但其籌資風險較小。因此，選擇哪種或哪幾種組合融資渠道，要考慮企業必須支付的稅收成本，也要考慮企業的實際情況。此外，企業的財務活動也對金融活動起著制約作用。企業財務活動中有關貨幣資金收支業務活動的不斷發展，為金融貨幣活動提出了客觀要求，并且金融貨幣流通活動也受企業財務的制約；同時，金融的信貸規模能否控制在最小限度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財務投資規模的控制和投資效益的增長，這些都與企業的財務管理活動是否進行正常有關。由于財務中有關貨幣資金收付業務的不斷發展，因此對金融的貨幣業務提出了客觀要求。首先，離開財務貨幣資金收支，金融的貨幣業務難以得到開展；其次，金融的貨幣流通也要受到財務管理的制約。經濟組織的借款是金融機構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經濟組織的還貸，又是貨幣回籠的主要方式。然而，借款取決于資本擴張的需求，還款取決于銷售收入的及時取得，這些都依賴于經濟組織財務的正常進行；再次，金融的信貸規模是否能控制在國家宏觀控制的指標之內，銀行的不良債權是否能控制在最小幅度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組織的財務投資規模的控制與投資效益的增長，而這些都有賴于企業財務管理的合理進行。
三、結束語
施工現場常見與投資控制有關的具體工作。
1.1工程計量目前招投標要求以工程量清單形式計價報價，合同計價形式一般為單價合同，增加的工程量按承包商投標報價是報的綜合單價為基礎計價，所以，工程中若有增加的工程量（增加手續合法），計量很重要，是增加造價的依據。計量不僅可以控制項目投資支出，同時也約束承包商商履行合同義務、強化承包商合同意識。對于不合格的工作和工程，工程師可以拒絕計量。同時，工程師通過按時計量，可以及時掌握承包商工作的進展情況和工程進度。計量時監理、業主代表、承包商同時在場。
1.2現場簽證有價格、數量、事件三種因素。是合同以外的，現場現實存在的，確實影響工期和造價的，特別注意：合同以內的，承包商為保證質量采取的必要措施的，承包人原因造成的返工等，一律不簽。如，雨季承包商排水費用，排地下水費用等措施費已包含在內的。以合同、圖紙為依據，同時要了解分項工程特征（工程量清單項目特征描述），技術規范等。該簽的簽，不該簽的不能簽。
2質量控制
2.1質量目標施工合同約定，有關技術規范，質量評定標準。
2.2質量管理責任制度檢查質量總包負責制、施工技術交底制度、材料進場檢驗制度、樣板引路制度、施工掛牌制度（注明管理者、操作者、施工日期等）、過程三檢（自檢互檢交接檢）制度、成品保護制度。
2.3質量控制方法現場主要從3個影響質量的因素著手：人、材、機械。
2.3.1人：有無健全的質量管理組織機構，操作人員有無上崗證，資格證，特種作業證。
2.3.2材：（1）采購：采購合格的材料、半成品和構件。（2）材料的搬運和貯存應按搬運儲存有關規定進行。（3）對材料、半成品、構件進行標識，證件齊全（質量證明材料）。（4）未經檢驗和已經檢查為不合格的材料、半成品、構件和工程設備等，必須按規定進行檢驗和拒絕驗收。（5）按規定對必須進場復驗的材料現場見證取樣（鋼材、水泥）。
2.3.3機械：機械選型是否合適，運行狀態怎么樣，數量是否滿足進度要求，施工時操作技術，如：道路工程合理選用壓實機，應根據填土種類、工程規模、施工條件、工期決定；振動壓路機碾壓時的振動頻率、振幅大小應與路面鋪筑厚度相協調，厚度較小時宜采用高頻低振幅，終壓時要關閉振動；攤鋪瀝青時對城市主干路用兩臺以上攤鋪機成梯隊聯合攤鋪作業，前后攤鋪機相距10～30m。
3安全控制
3.1市政工程現場常見安全問題市政工程現場常見安全問題的主要類型：坍塌、電擊、物體打擊、機械傷害等。發生原因：（1）施工方案、施工工藝：如挖土沒有合理的施工方案，沒按施工順序作業；（2）設備不安全；（3）地質災害：如道路橋梁施工線路長，遇到開山挖破的，原有山體平衡被打破，或是水流環境改變，有造成地質災害的危險；（4）電力安全：作業區間用電設施隨時遷移，作業過程造成環境改變可能造成電力線路破壞，造成人身安全；（5）施工質量造成安全事故：如排水管道安裝施工質量差所導致的管道滲漏、管道基礎下沉引起的路面塌陷，連鎖反應造成的安全事故。
3.2出現安全事故后的應急處理保護現場，采取措施，報告上級。
4協調管理
現場管理工作過程中，主要有兩大類關系要協調：一是近外層關系，二是遠外層關系。
4.1近外層關系一般都有合同關系，如勘察單位、設計單位、承包商、監理單位，物資供應單位，在施工階段有很多具體工作需要合作：如圖紙會審，基礎驗收，中間驗收，工程變更等。跟監理是合作與監督的關系，作為業主方代表，在項目管理中合作，如目標控制，同時對監理的監督也必不可少，如監理工作技術上、程序上是否按《建設監理規范》的要求去做了，是否按《監理合同》履行監理職責了等。
4.2遠外層關系，主要有以下幾種
4.2.1當地居委會。與道路沿線的當地居委會負責人保持聯系，因為施工有可能影響當地居民生活，要及時了解居民的生活動態，妥善處理與居民的關系，盡量減少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或是取得理解，減少糾紛，最終目的是不影響工程進行。
4.2.2當地派出所。工程沿線派出所是治安管理單位，治安問題也是工程安全施工內容之一，業主方要在工程開工前將工程施工概況通報當地派出所，以便讓派出所對將要面臨的治安防范有所準備，遇到治安案件在第一時間與派出所聯系，為安全施工創造條件。
4.2.3市容管理單位。環衛部門是市容管理單位，道路施工灰塵大，線路長，影響面廣，與環衛部門保持聯系，及時向承包商傳達并落實市容管理單位的具體要求，落實文明施工。
4.2.4土地管理部門。施工地塊遇到爭議時需要土地部門進行裁定。
4.2.5交警部門。主要是現場材料運輸方面的一些問題，如工程材料通過場外道路運至施工現場，建筑垃圾需要外運，市區大型車輛限時通行，有些急需的材料事先通知交警，取得交警的協調與許可。
4.2.6新聞媒體。宣傳，協調。特別是有投訴時面對媒體的采訪，首先對工程概況有了解，對工程進行正面宣傳，具備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
寧夏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發展現狀
（一）金融組織種類較齊全，有些種類具有創新價值從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種類來看，寧夏已建立起小額貸款機構村鎮銀行農民資金互助組織三種形式。在小額貸款機構方面，既有商業性的小額貸款機構，也有以扶貧為目的非盈利的非政府組織小額貸款機構（如鹽池縣婦女發展協會）。從農民資金互助組織的創新來看，寧夏的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將農村物流農村小額貸款和農民資金互助相結合（如掌政鎮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走出了“掌政模式”。（二）農村小額貸款機構覆蓋面在全國居領先地位截至2011年末，寧夏小額貸款公司已達到122家，所有市縣(區)都至少有兩家小額貸款公司，小額貸款公司覆蓋面人均占有率居全國第一，實際到位資金已達72.98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50.5億元。其中，發放三農貸款109.5億元，占總發放貸款額的72.8%，使22.5萬農戶創業者和中小企業受益，貸款回收率和收息率均達到100%。累計上繳稅金3.8億元，僅小額貸款公司從業人數就達到1600余人。（三）村鎮銀行發展較快2008年8月，寧夏第一家村鎮銀行———吳忠市濱河村鎮銀行正式營業，截至2012年3月末，寧夏已設立8家村鎮銀行。在短短兩年半時間內，新增7家村鎮銀行。從設立機構來看，有區內城市商業銀行（如石嘴山銀行設立吳忠市濱河村鎮銀行），有區外城市商業銀行（如包商銀行設立賀蘭回商村鎮銀行）。從股權結構來看，主要是發起設立機構控股（區內區外城市商業銀行）企業參股（區內區外企業）。從設立地域來看，村鎮銀行覆蓋寧夏所有地級市。截至2012年3月末，寧夏村鎮銀行各項存款余額25.05億元，同比增長1.3倍，占同期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的比例為8‰；各項貸款余額21.99億元，同比增長1.06倍，占同期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比例為7‰。（四）資金物流調劑中心的掌政模式在寧夏已成功推廣至10家2007年7月23日，掌政鎮的196戶農戶和當地3戶小企業共同發起籌建寧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該中心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注冊成立，是全國首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該中心將農民信用合作小額貸款農資物流服務有機結合，是我國農村微型金融發展領域的重要創新，被譽為中國農村新型金融發展領域的“掌政模式”。目前這一模式已成功推廣。截至2011年末，寧夏已設立10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股份有限公司。
寧夏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發展壯大的成功經驗
（一）守住資金小額性質，讓小額貸款公司成為真正的小額貸款組織來自央行的最新數據顯示，全國4200余家小額貸款公司，抽樣調查結果顯示，5萬元以下貸款只占1.86%，50萬元以上貸款占到86%。“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公益小額貸款，在中國“水土不服”，而寧夏的一家小額貸款公司成功走通了該模式下五戶聯保的路子，以億元資本服務近萬客戶，萬元以下貸款做到了70%以上，自身更獲成倍增長。寧夏惠民小額貸款公司于2008年12月注冊成立，初始資金規模僅400來萬元。2008年年底，惠民公司資金規模達到1500萬元，2009年為3000萬元，2010年底為6000萬元，2011年便一舉沖上億元高點。惠民公司借用孟加拉鄉村銀行“團體聯保貸款”方法為每一筆貸款提供信用保證，要求貸款戶先與鄰居組成五戶聯保小組，才能通過組員擔保獲得貸款。“只有身邊的人才真正知道自己講不講誠信”。“你要是個不講信用的人，就沒人跟你聯(組)，更別說貸款”。惠民公司最新報告顯示，截至2012年2月末，該公司覆蓋了寧夏鹽池同心兩個貧困縣的16個鄉(鎮)的113個行政村355個自然村的22519人，累計向7686位農戶發放小額貸款37133萬元，2012年2月末戶均貸款余額10600元，萬元以下貸款客戶占71%。惠民公司以市場化的路子走通了“孟加拉鄉村銀行”模式的公益小額貸款之路，讓小額貸款公司成為真正的小額貸款組織。（二）在全國首創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為解決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后續資金困境，2008年寧夏首創“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建立了由大銀行向小額貸款公司批發貸款，再由小額貸款公司向農民零售貸款的“直通車”模式。大銀行資金充足，苦于基層網點少，沒有“腿”；新型農村金融組織雖然資金匱乏，但是貼近農民，具備信息優勢和網點優勢。在他們之間建立資金對接機制，可以實現雙贏。2008年12月，交通銀行寧夏分行首次向區內8家小額貸款機構進行批發貸款3000萬元。截至2012年4月末，寧夏銀行業金融機構累計向區內小額貸款公司進行批發貸款28億元，有力地支持了新型農村金融組織服務了“三農”，且沒有形成一分錢的不良貸款。此外，為配合“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民”貸款直通車模式，寧夏成立了寧夏銀行業批發貸款擔保有限公司，由寧夏銀行業批發貸款擔保有限公司擔保，協調合作銀行加大對新型農村金融組織的批發貸款力度，截至2011年末，經該公司擔保為小額貸款公司增加銀行批發貸款3億元，累計擔保銀行批發貸款達到13億元。（三）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走出了資金+農戶+市場的掌政模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成立的基礎是200戶農民的資金互助，但其中又吸收了幾個民營企業的股份，且經營部分物流業務，比如為農民提供化肥種子等方面的采購服務。該中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小額貸款機構，它是以農民資金互助合作為基礎，以民間資本為主導，以市場化運作機制為保障，以扶貧性金融為手段，將農民信用合作商業性小額貸款農資物流調劑三者密切結合而構建的一個三位一體的商業化可持續的微型信貸機構。該中心是全國首家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因其在農村微型金融發展領域的重要創新，被譽為中國農村新型金融發展領域的“掌政模式”。2011年，寧夏掌政農村資金物流調劑中心榮獲“中國農村金融品牌價值榜•十大創新金融機構”稱號。該中心積極推廣“資金（物資）+農戶（基地）+市場”貸款模式，在運營中緊緊圍繞農業生產加工流通等環節上的需求，為入股農戶當地農民提供小額貸款農資物流等全程化服務。該中心打破單純發放現金的放貸方式，將農用物資作為“放貸物”，不僅為農民提供種子化肥農藥等產前服務，而且還將技術營銷等產中產后服務納入視野，成為聯結分散農戶與大市場的橋梁。該中心放貸（物）額度一般控制在3000元至3萬元。目前這一模式已在中寧石空鎮平羅城關鎮金鳳區豐登鎮等地成功推廣。（四）村鎮銀行探索無抵押無擔保貸款模式，重點扶持農民創業就業缺乏有效的抵押擔保，是低收入農戶創業融資的最大障礙。針對這一難題，寧夏的村鎮銀行積極探索“無抵押無擔保”的貸款模式。村鎮銀行堅持“小額分散便捷規范”的原則，當地農戶“無抵押無擔保”就可申請到5000元至8萬元不等的貸款，具體額度視農戶種養規模和實際需求而定。濱河村鎮銀行通過農產品販運大戶農業龍頭企業等中介組織牽線推薦，直接向其產業鏈利益鏈上的農戶放貸。為解決返鄉農民工的就業創業問題，濱河村鎮銀行在當地甘草販運大戶推薦下，向東川村58名返鄉農民工發放兩年期甘草種植貸款186萬元，經致富能人牽線，向新華橋村38位青年農民發放創業貸款107萬元。（五）建立村級互助資金，發展財政+農戶貸款模式村級互助資金是將財政扶貧資金作為政府配股，由農戶自愿入股，同時接受社會捐贈資金，主要為當地貧困戶發展種植養殖加工和流通業提供小額貸款的扶貧型金融服務組織。寧夏從2006年開始村級互助資金試點，政府向每個試點貧困村下撥20萬元啟動資金，吸收本村農民入股。每股1000元中，由農戶投入400元，政府配股600元；特困戶每股只需投入200元，由政府在配股600元的基礎上再贈股200元。每戶農民最多可入3股。互助資金堅持“民有民用民管民享”，實行封閉運行有償使用互助互濟滾動發展。互助資金組織不得跨村設立，不得吸儲。農戶根據自身實際需求申請借款，最高限額不超過5000元。申請借用時，須由五戶信譽較好的家庭聯保，如逾期不還，擔保戶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使用互助資金需支付相當于或低于同期農信社小額貸款利率的占用費，占用費收入的40%滾入本金，60%用于分紅和提取管理費。目前，寧夏村級互助資金組織已發展到108個，占絕對貧困村的100%。
論文摘要：企業文化是企業經營管理中各種效用文化現象的總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為。人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信息、知識是最重要的資源，它們的交流與分享是提高人的創新力的關鍵。優秀的企業文化恰恰能夠實現三者的內在統一，它構成了企業創新能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
一、企業文化的概念
企業文化是20世紀80年代從企業管理科學體系中分化出來的一種理論，是從泰羅的科學管理到行為科學、以及現代管理的一場新的管理革命，是當代管理科學發展的一種新趨勢，被人們廣泛地稱為是企業經營成功之道，目前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企業重視。
企業文化是企業經營管理中各種效用文化現象的總和．是一種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為。它強調的是以人為本，突出人在企業經營管理中的作用。強調在企業內建立起一種企業員工認同的價值觀，以這種價值觀形成企業精神，以企業精神為核心形成系列管理行為和活動。魏杰認為：企業文化就是企業信奉并付諸實踐得價值理念。也就是說，企業所奉行和倡導并在實踐中真正實行的價值理念。
二、企業文化的特征
哈佛商學院的著名教授約翰?科特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就是：企業文化對企業長期經營業績有著重大的作用，在不遠的將來企業文化很可能成為決定企業興衰的關鍵因素。企業興衰、企業發展當然是由多種因素所形成的。但企業文化肯定對企業興衰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總結企業文化大體包含四個特征：
1．以人為本。人是企業的主體。企業文化則主要研究企業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在員工中形成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等。因此，企業文化必須從員工的角度出發來協調企業的內部關系，從顧客的角度出發來溝通企業的外部關系。如果企業文化脫離了“以人為本”這個中心原則，那么它也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終將被企業拋棄。
2．以文化人。企業文化不同于泰羅制、不同于行為科學、不同于理性主義管理、不同于過去的行政型企業管理，關鍵在于它能夠“以文化人”，運用文化的特點和規律于管理之中。通過文化來改造人，使人能夠產生創造性、自覺性，從而對企業價值觀、企業精神產生強烈的認同感，然后發揮其積極性并作用在工作崗位上。這是一個作用的積累。
3．文化自覺。文化自覺這個詞來源于老先生的著作。文化自覺主要指企業家用文化的視點去查找企業問題根源的自覺性。大部分企業家在分析企業不景氣的原因時，往往強調資金問題、體制問題、包袱過于沉重的問題等。不可否認，這些問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發展，但這些都只是現象，它們并不是決定因素。真正的決定因素是文化，是企業家管理行為背后的文化，是員工的生產經營、質量管理行為背后的文化，這才是根本問題。所以企業家要想經營好現代企業，必須具備文化自覺性，不具備這一素質，就不能成為未來的企業家。
4．文化主導。在所有的管理要素中，必須有一項是主導因素。像泰羅制以經濟要素作為主導因素，行為科學把滿足每一個體的需要作為主導因素，企業文化則是把文化的培育放在各要素的首位，使其成為主導因素。既然文化的培育成為企業文化的主導因素，那么在建設企業文化時，一定要花大力氣去培育企業的文化。
三、企業文化中的創新文化
在當今世界，發達國家企業和發展中國家企業之間形成了一條巨大的技術鴻溝，而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通過技術轉移(主要表現為技術模仿、擴散和技術溢出)，可以縮小這種差距。Caniels(2000)指出：“知識(技術)溢出是通過信息交流而獲取智力成果，并且不給知識的創造者以補償，或給予的補償小于智力成果的價值。知識溢出與知識擴散是不同的概念，知識擴散的含義更廣，它覆蓋了知識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各種方式，而知識溢出則只是其中的一種”。
當今世界，在信息化背景下，創新的作用得到空前強化，并升華成一種社會主題。創新變成了企業的生命源泉，生產規模或成本不再重要，而創造性和靈活性是最寶貴的資源。自然人或者法人這個經濟活動主體本身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活動。新經濟時代的企業自上而下，每個毛孔都必須充滿著創新，通過自身主體創新的確定性來對付明天的不確定性。
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世界級領先企業，“更多的是由超越現實的抱負和在低投入產出中表現出的創造性來維系的，很少是由共同的文化或制度的承襲而維系成一體的”。因此強調，“如果要解釋索尼、本田或雅馬哈公司的成功，真正應當研究的是它們在善用資源方面的特點，而不是管理方面的特點。西方管理人員不應過分重視對日本文化的學習，而應確保本公司有充足的奮力拼搏能力，促使大家不懈地追求更好地利用資源的機會”。
正因如此，新經濟時代的企業創新文化與傳統企業文化強調創新有著差別很大的價值取向和具體內容。前者更加重視經濟主體的獨立性、個性和靈活性，提倡和保護具有個人沖動的“靈感”和獨創性，鼓勵不畏風險，激發創造熱情，允許嘗試失敗，對人的尊重首先要體現在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的正當欲望，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釋放方面，而對工業經濟中所提倡的“集體觀念”、“群體意識”、“步調一致”、“絕對服從”等傳統企業文化理念則持批判態度，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個性、創造性。事實上，世界軟件開發史上所有的重大里程碑始終都是由個人或很小的組織所創造的。適合個人創新、組織靈活機動、完善的人才流動體系正是使硅谷始終充滿新活力的不可或缺的文化因素。
四、企業文化中的知識管理
安德魯?卡內基說過：機構擁有的唯一不可替代的資本就是員工的知識和能力。企業要做到以知識領先帶動企業的發展，進入良性循環，必須對企業文化中的知識加以管理。
知識四企業中的各種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在企業實踐活動中的經驗總結，是這些人的價值觀的具體體現，是這些人探索，人之企業和企業文化的框架總和。真正的企業往往注重企業員工的學習、培訓活動。由企業提供的，人力資本所有者即期收益和跨期收益的學習活動，其目的在于短期內提升企業成員的工作效率以及企業的整體績效(IntegerPerformance)。除了企業培訓，現代企業人力資本的自我培訓也越來越重要。“干中學”即邊干邊學是指在工作當中自覺和不自覺的學習他人的知識、技術以及互相學習。由于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個人單靠企業培訓來提高人力資本的價值是不現實的，個人知識、技術等的獲得往往是十分落后于知識本身的發展，這就要求人力必須自覺的學習。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向他人學習和互相學習，這個學習過程幾乎沒有什么投資成本(邊干邊學極大地減少了人力資本的機會成本)，是一種極為可取的人力資本投資方式。結合人力資本的學校教育階段，我們可以看出對一個人而言，個人在學校學習期間的個人收入幾乎為零(如果允許學生勤工儉學、半工半讀，則個人的收益不為零，但一般來說相對于未來收入是很小的)，而人力資本真正起作用的階段是在工作階段，也即人力資本只有和非人力資本相結合，才能體現人力資本的經濟價值，人力資本才能在工作中得到增值，這樣的學習活動在現今企業組織中被稱為學習型組織。
毫無疑問，崇尚知識將成為新時代的基本素質和要求。對現代企業而言，還不僅僅如此。在經濟全球化、信息爆炸、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企業持續運行期限或生命周期受到最嚴厲的挑戰，只有通過培養整個企業組織的學習能力、速度和意愿，在學習中不斷實現企業變革、開發新的企業資源和市場，才能應對這樣的挑戰。學習給企業帶來利益和機會。知識的積累只有學習，創新的起點在于學習，環境的適應依賴學習，應變的能力來自學習，這就需要一種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文化氛圍，因而企業不再是一個終身雇傭的組織，而是一個“終身學習的組織”。現代企業只能作為一個不斷學習的組織，才能夠“善于創造、尋求及轉換知識，同時能根據新的知識與領悟而調整行為”。
知識管理是通過改變員工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建立起知識共享與創新的企業內部環境，從而實現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應變和創新能力，最終達到企業目標。知識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篩選、分類、分析、評價和分配、利用等內容，而知識管理則強調把信息、人力資源、知識、市場與經營過程等協調統一起來，從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經營效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知識管理區別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前者強調對人力資源和知識的開發和利用。
人是知識創新的主體，信息、知識是最重要的資源，它們的交流與分享是提高人的創新力的關鍵。優秀的企業文化恰恰能夠實現三者的內在統一，它構成了企業創新能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新經濟時代為獲得優秀的企業文化，我們應該做好以下幾個方面：
1．構建全員參與的以知識的積累、生產、獲取、共享和利用為核心的企業戰略。企業戰略是指引企業去迎接挑戰、利用機會、發揮優勢的保證。在以知識為最重要經營資源和主要消費品的今天，衡量企業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識(產品和服務中知識的數量及質量)，而不是有形資產或是庫存。因此，只有從戰略上重視知識這種關鍵性生產要素，并努力實施知識戰略，才是經營管理之本。
新常態之一：普惠金融vs.長尾風險互聯網金融雖然發展歷史不長，但傳統銀行業已明顯在向藍海進軍，逐漸開拓新的市場，互聯網企業也在通過新的技術手段和產品，向傳統金融領域滲透。這無疑會使“更大的人群”成為金融產品的消費者，普惠金融的前景也必將更為廣闊。然而，這個“更大的人群”，將主要來自前文所說的“長尾”客戶，即傳統意義上的非主流市場。以授信業務為例，“長尾”客戶的典型特征是信貸歷史較差（或無）、創業時間較短（或尚未開始）、抵質押物較弱（或難以管理）、未來收入波動較大（或難以預測），因其不確定性較大，故難以成為傳統金融業的授信支持對象。而在互聯網時代，盡管大數據提供了更多、更好、更新的量化風險解決方案，在某些特定網絡平臺針對特定長尾人群開展的授信業務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真正實現對更大范圍（長尾）客戶行為的精準刻畫，尚待時間、數據、技術和實踐的積累。可以說，未來的金融風險將更多來自于“長尾”領域。新常態之二：創新加速vs.相爭相容在長尾時代，創新來自各個層面的整合：既有來自于不同技術、不同平臺、不同數據之間的整合，更有來自于不同產品、不同服務、甚至不同行業的整合，包括傳統的銀行、保險、證券、電信運營商、互聯網電商等行業之間的融合。創新的不斷加速和用戶體驗的不斷升級將成為互聯網金融時代的新常態，其中，“寶寶”類產品就是創新與整合的突出代表，也正因如此，2013年被業界命名為互聯網金融“元年”。以渤海銀行為例，其試水互聯網金融跨界產品的進程不斷加快，2014年推出的“添金寶”更在寶寶軍團中獨樹一幟。作為一款“現金管理型全自動基金理財產品”，客戶簽約該產品后，系統每日自動歸集指定賬戶內的活期余額，并自動申購貨幣基金。當客戶需要支付結算時，無需贖回基金份額，直接通過POS刷卡、ATM取現、轉賬、匯款等操作即可完成對外支付，不僅獲得了寶寶類產品的收益，而且實現了傳統銀行卡的便捷。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市場的“藍海”與“紅海”之間既相競爭、相博弈，也相融合、相促進。新常態之三：安全隱憂vs.維權意識當線下的交易移至線上，數據存儲在了云端，除了軟件、硬件、網絡的安全之外，更令人擔憂的是數以億計的個人客戶的隱私安全。隨著時間的推移，跨平臺數據將更大范圍收納客戶的身份識別信息、支付行為信息、消費習慣信息、地理位置信息、社交網絡信息，甚至包括指紋與虹膜等生物識別信息，個人隱私安全的隱患及隱私維權意識的崛起將成為新常態。大數據時代，數據的應用分兩個層級：第一層級是滿足最初交易目的的數據應用，這個層級的信息采集和應用一般都會有比較嚴格的隱私保護條款；第二個層級是數據匯集后的分析應用。當來自四方八面數據相互整合起來，不但為巨大潛在商業智能挖掘創造了條件，也為個人隱私泄露帶來了機會。研究表明，即使每一個數據來源都是匿名，當數據整合之后完全有可能做到對個人身份的精準識別，傳統意義上的隱私可能將無所遁形。我們需要對隱私進行新的定義，并研究新的防護機制。新常態之四：損失事件vs.理念回歸由于承擔了更多的“長尾風險”，損失事件必然不斷出現。但按照以往的經驗，人們往往只接受“剛性兌付”，對于風險與收益匹配關系的理解還停留在書本上和概念上，對實際遭受的損失的認識不夠，難以接受。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買房后，一旦房價下跌就出現“房鬧”事件，以及為什么商業銀行銷售理財產品時，對非保本浮動收益的，盡管反復強調風險，并對客戶進行投資偏好測算，嚴格防范“誤銷售”，可是一旦出現損失，就會有投資者在銀行門前“討說法”的情況。同樣，對于P2P，在國外大多數都是不承擔信用風險的“純平臺”，而來到中國后卻經歷了變異，由平臺承擔顯性或隱性的擔保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究其原因，還是對“高風險、高收益”的理念認識不深，或者說是對風險的“本質”認識不夠直觀。在互聯網金融時代，為了應對風險損失事件這個新常態，風險本質的理念回歸是民眾的必修課。
二、互聯網金融時代風險管理特點
無論是傳統商業銀行，還是從事金融業務的互聯網企業，抑或是跨領域的金融服務提供者，都是在經營風險。沒有風險，就沒有收益，二者總是相伴相生。特別是在行業融合與博弈成為新常態的“長尾時代”，在利率市場化的大背景下，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水平的高低，決定著企業的生死存亡。僅以風險定價為例，風險經營能力強的金融企業，在準確識別和計量潛在客戶風險水平的高低的基礎上，能夠給“好”客戶提供更為優惠的服務價格；而風險經營能力較差的金融企業，由于對客戶風險識別不清、計量不準，只能給客戶提供一個偏向于平均水平的價格，而這對真正的“好”客戶來講，反而得不到其應得的優惠條件。因此，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好”客戶會流動到風險經營能力強的金融企業，因為其為同等服務付出的成本更低；“差”客戶則會選擇風險經營能力差的金融企業。這就是所謂的“逆向選擇”。因此，在互聯網金融時代，風險管理能力依然是金融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不可否認，互聯網大數據將給金融企業帶來很多思想理念和技術手段方面的變革。長尾時代，風險管理的方法需要主動應變，傳統商業銀行要向互聯網企業積極學習和借鑒，更好地適應新時代，更加深入地了解位于“長尾”部位的新客戶，并為其提供更加卓越的金融服務體驗。但同時，傳統銀行業的風險管理理念不能丟棄，其思想精髓是經過長期實踐和驗證總結出來的方法體系，在互聯網金融時代，不僅需要堅守，而且需要進一步發揚光大。
三、大數據：機會與陷阱僅一步之遙
互聯網和大數據革命性地降低了批量獲取尾部客戶的成本，使長尾時代的到來成為了可能。談到大數據，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商業智能和無限商機，但實際應用中，要對其持有客觀和理性的態度，技術方面更要謹防“大數據陷阱”。大數據分析和挖掘算法可以幫助金融企業找出很多潛藏在數據里的“規律”，但這只是商業智能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值得引起高度關注的是，數據量大不一定就是好事。一方面，當數據量從幾十條變為幾百條、幾千條、上萬條甚至更大時，很多微弱相關的變量會在大數據里變得顯著相關，很多實際并無關聯的變量會呈現相關的表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加甄別地盲從于數據挖掘的結論，往往造成模型運行中的偏差，或加速模型本身區分能力的退化。這方面的案例很多，基本都是過度挖掘的結果。另一方面，大數據不僅僅是“大”，更要求“全”，即不同領域、不同來源的數據需要進行整合匯集，這也意味著數據種類和形態變得更為多樣和復雜。然而，數據“全”是一把雙刃劍，既賦予了數據挖掘無盡的想象空間，也帶來了數據質量的良莠不齊。特別是互聯網“全民造數”時代，數據應用者必須審慎區分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即哪些屬于客戶真實的交易數據，哪些則可能屬于客戶在好奇心理驅動下的“試試看”行為。因此，數據挖掘要謹防“偽規律”。防范大數據滑入“陷阱”要做到三個尊重。一是尊重數據質量，在充分了解數據來源、意義和規則的基礎上，做好數據質量的甄別、糾正和取舍；二是尊重小數據時代的統計分析規范，如合理抽樣、充分驗證等，并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嚴格的實驗設計，以確定因果關系的存在性；三是尊重相關領域專業知識和專家經驗，不能唯數據或唯挖掘，而是要在數據分析和應用的全流程引入專業經驗，并對模型規則進行合理的經濟學解釋。
四、金融企業踐行全面風險管理的理念
對于金融企業來講，互聯網金融時代依然要面對信用、市場、流動性、操作、科技、戰略、聲譽等常規風險，與過去相比，雖無本質區別，卻有量的差異。要求金融企業建立健全風險管理相關的規章制度、組織架構、操作流程、系統工具、企業文化和人員隊伍。重點包括下列幾個方面：一是客戶選擇與風險偏好管理，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并把風險與收益的最優平衡作為經營管理的最終目標；二是信息對稱與“全流程”管理，確保在業務的完整生命周期內充分了解客戶的風險狀況并采取相應的風險緩釋措施；三是數據應用與風險計量能力，將專家經驗與基于大數據的風險分析進行有效結合，精準計算和預測客戶風險；四是資本約束與風險文化建設，按照巴塞爾協議的基本理念和方法體系，完善與各類風險相對應的資產管理，并建立與之相對應的風險文化體系，確保各項風險管理工作在前、中、后臺得到有效落實。以渤海銀行為例，其開業之初即構建了全面、垂直、獨立的風險管理模式，并在經營管理實踐中按照巴塞新資本協議的要求和理念逐步完善了適應本土管理實際的全面風險管理組織架構、風險偏好政策和風險管理流程，對于所面臨的每一種主要風險，均通過“四眼原則、雙線報告”建立矩陣式風險報告體系和風險管理的“三道防線”。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斷加大研究和開發力度，持續提高風險分析、信息管理、計量工具、系統等量化風險管理基礎能力，持續推進風險管理的精細化、專業化品質提升；業務發展方面，不以放松風險管理為代價換取短期發展，不脫離風險管理實際盲目擴張，資產質量始終保持同業領先水平。專業人才培養方面，以“鍛煉和培養一支職業操守好、專業水平高的風險管理隊伍”為目標，注重開辟立足長效的風險管理人員培養機制，開展深入、立體、全方位、滲透式的風險管理培訓。文化建設方面，注重在風險管理實踐中培養和塑造獨具特色的風險文化，提煉出以“專業、責任、規范、創新”為基礎的風險文化理念，并力求使之成為凝聚力量、規范行為、推動持續穩健發展的“無形之手”。上述措施無疑將為渤海銀行在互聯網時代的“藍海”航行保駕護航。
五、監管與創新間的辯證平衡
監管與創新向來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有效的監管是保障健康創新和金融安全的必要條件，但如果監管過度，則會扼殺創新于搖籃。監管的重點，首先是風險。長尾時代，由于行業之間跨界滲透、金融交易的數字化和虛擬化，以及金融消費群體的實質性擴大，金融風險在企業之間、地區之間和行業之間的傳染性將更加顯著，金融體系的脆弱性也更加顯著，局部的信用風險、科技風險、操作風險、市場風險都可能會以聲譽風險為媒介，并以流動性風險為表現，快速波及整個企業，直至全行業。因此，風險管理不再是某一家或每一家金融企業自己的事，而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如何防范類似P2P平臺卷款跑路的風險事件？如何保護廣大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如何維護國家金融體系的整體安全？可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頂層設計與關鍵制度安排，相關法律法規、風險隔離制度、資本約束制度、流動性備付制度、民間借貸陽光化等都需盡快建立健全，并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二是行業自律與準入資格管理，要在重新定義“金融行業”的基礎上，建立行業自律機制和負面清單管理，并著重加強企業從業門檻制度及其高級管理人員的任職資格審核，確保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三是信用評分與征信體系完善，要盡快建立起更大范圍的誠信體系，有效提高新興業態下借款主體的違約成本，并運用數據優勢，積極拓展跨領域數據整合，基于信用歷史、交易行為、誠信記錄，甚至社交網絡信息，開發通用評分，幫助授信企業更好地識別和計量客戶風險；四是信息披露與市場紀律監督，金融企業要自覺接受市場監督，規范化地披露相關信息，不僅包括金融企業的自身經營管理情況和風險狀況，而且包括其業務所涉及的具體產品和具體借款人風險和收益狀況的披露，幫助金融消費者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五是風險教育與金融知識普及，要將“普惠金融”與“普及教育”兩項工程同步推進，確保金融消費者理解風險與收益的匹配關系，提升風險防范意識和投資決策能力。
關鍵詞:邊緣金融業務;金融機構;企業
相對正規金融而言，那些自發于民眾之間，游離于金融機構之外、游走于政策法規邊緣，具有資金借貸性質的資金融通行為，稱為邊緣金融業務。
目前，邊緣金融業務融資行為已經從當初的以其本人合法收入出借給另一特定方，目的是解決借款人一時的生產生活需要，演變成為以獲利為目的的信用借款、擔保及有價證券抵(質)押融資、動產或不動產抵押借款、企業集資、社會公眾集資、高利貸等隱性借貸業務。可以肯定，邊緣金融業務作為民間資金調劑的方式，對解決部分企業和居民生產生活中的資金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其急、頻、短的特征，彌補了金融服務的不足，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小企業融資難的壓力。但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著突出的問題，必須加以規范管理。
一、邊緣金融業務迅速發展的原因
從企業融資角度看，邊緣金融業務的存在有其客觀性和體制性原因。從個人投資角度看，金融市場目前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資品種和投資渠道，從而為邊緣金融業務提供了大量資金來源。此外，國家對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特別是縣域網點的收縮撤并也推動了邊緣金融業務的較快發展。
(一)縣域個體、民營等小企業發展迅速，融資缺口較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小企業發展十分迅速，尤其是在縣域和基層地區，小企業數量占全社會企業總數90%以上，產值占GDP的比重已由過去不到1%提高到目前的1/3。但是，目前小企業貸款在全國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中占比不高，距離小企業貸款的實際需求還有很大差距。雖說經過幾年的發展，小企業已經擺脫了發展初期財務管理不正規、信息管理不透明狀況，走上了規范化軌道，自我約束力不斷增強，但這并沒有改變有關商業銀行經營管理者的印象，銀行、尤其是國有商業銀行貸款大客戶集中的取向，使銀行越來越脫離了廣大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成為大企業的私人銀行，致使小企業融資缺口起來越大，給邊緣金融業務發展帶來了生存空間。
(二)金融機構對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渠道并不十分通暢
目前，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戰略在逐步面向“重點客戶、重點項目、重點地區、重點產品”，并出于安全性的考慮，不但大大上收了貸款權限，還在信貸管理上實行了嚴格準入管理制度，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也存在“抓大放小”的傾向，這使得小企業、小客戶貸款難度加大，而且由于大部分縣域中小企業難以具備目前銀行規定的貸款條件，很難提供銀行貸款所需要的擔保或抵質押，盡而很難得到銀行、信用社的信貸支持，不得不支付高于銀行利息從邊緣金融業務進行融資。
(三)銀行業信息收集過分注重硬件信息，忽視“軟信息”在信貸管理中的作用，使不少具有能力和意愿的中小企業被拒之門外
邊緣金融業務經營者非常重視借方“軟信息”的收集，他們依靠人緣、地緣等關系獲取相關信息，從而有效解決了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這些“軟信息”較之標準的企業“硬信息”(財務報表、抵押擔保及信用紀錄等)，對正確決策的作用更大。而目前我國銀行往往只注重收集企業的財務報表、抵質押情況等“硬信息”，忽視對借款人的人品、還款意愿等“軟信息”的考查，導致不少有還款能力和意愿的借款人被拒之門外。同時，正在發展的中小企業由于缺乏可抵押的財產，且嫌辦理有效抵押或擔保的手續繁瑣，收費偏高，貸款審批時間長、環節多，因而不得不考慮邊緣金融業務融資。
(四)銀行業激勵與約束制度的執行標準過高、過嚴
近幾年，各銀行紛紛上收貸款權限，實行嚴格的信貸審批和考核制度，部分商業銀行甚至不切實際地追求新增貸款“零風險”和“100%的收貸收息率”，片面實行“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由于信貸權限上收，了解中小企業“軟信息”的基層信貸員沒有貸款權力，卻要承擔100%的收貸收息責任;而遠離企業“軟信息”的上級行憑企業“硬信息”決定是否貸款。其后果是信貸人員貸款越多，收回的風險就越大，導致基層銀行機構慎貸、惜貸、懼貸，使得一些發展前景良好的中小企業無法獲取銀行貸款，不得不轉向邊緣金融業務市場融資。由于商業銀行上收貸款權，貸款審批主體遠離申請主體，從而加劇了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延長了貸款審批時間。而縣域中小企業貸款一般都具有時間急、頻率高、數額小的特點，許多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不得不求助邊緣金融業務。
二、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邊緣金融業務游離于監管之外，容易誘發非法辦理金融業務行為，干擾正常的金融秩序年終歲尾，企業和個人用錢的地方增多，在企業貸款難、無恰當的籌資渠道，而銀行等主要資金融部門貸款權收緊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就有了掙錢的對象和時機，一些部門或個人便私下抬錢或變相吸收存款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做法是被嚴令禁止的，但由于管理不利，且非法放貸有當物作質押或抵押，當物的價值遠高于貸款額，當不能按期收回貸款時，可以通過處理絕當物品而收回貸款，一般不會受到損失，從而使其業務違規難以有效根治。
(二)容易引發經濟糾紛
邊緣金融業務行為沒有明確的管理部門，特別是在當前貸款利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邊緣金融業務大多與高利貸聯系在一起，而高利貸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一旦出現糾紛，就會影響社會穩定。
(三)從業人員專業知識不足，行業風險過高
大多數從事邊緣金融業務的企業是以個人和中小企業為對象，主要經營房地產、黃金首飾、股票證券、古玩字畫、交通工具、二手房按揭等業務，發展晚、規模小、資金實力不足。同時，由于大多數的業務經辦人員沒有金融工作經驗，對金融業務知識不了解、了解不足或對金融業務及金融法律知識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判定哪些業務違法，哪些業務不違法，從而造成行業經營風險增加。
(四)影響金融業的正常發展，加大借款人的經營成本
因違規辦理融資業務，邊緣金融業務發展不僅造成存款分流，影響銀行信貸的擴張能力，加大銀行的信貸風險，同時因利率過高，造成行業利潤失衡，也加大了以經營為目的的借款人本身負擔，增加了經營風險。
三、規范邊緣金融業務管理的幾點建議
不難發現，在目前社會意識形態下的邊緣金融業務負面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只要正確引導，以市場為導向，對邊緣金融業務加以規范，對非法融資加以遏制和制止，我們便可以完全掌握邊緣金融業務的相關情況，使其成為金融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支持社會經濟發展。
(一)以形成多元化金融體系，建立充分競爭的金融秩序為目標，促使正常邊緣金融業務在合法化環境下得到充分發展
實踐證明，邊緣金融業務正逐步擴大其體外運行的體系，并發揮著銀行業金融機構無法替代的作用。筆者建議:一是在正規金融機構過少，邊緣金融業務較為活躍地區，鼓勵成立社區(農村)合作組織內部的、不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并以法律形式明確，對符合一定條件的互助合作機構允許其承接政府支農資金，或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政策資金在鄉村基層的承接載體或二次轉貸單位，在保證國家農業資金直接投入到基層村社同時，加快對民間金融向社區(農村)資金互助合作機構的改制。二是適當發展典當機構，充分發揮其對民營經濟資金需求方便、靈活、快捷的融資作用。并對目前存在超業務范圍經營典當業務的寄售行、舊物行等不合法邊緣金融業務機構進行積極引導，創造多種條件將之“改良”為典當行或其他正當的邊緣金融業務機構。三是根據民間信用機構發育程度和邊緣金融業務法律法規，適時成立專門的民間信用管理組織，對機構化的邊緣金融業務活動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促進邊緣金融業務機構在規范中發展，在發展中成熟，并逐步建立起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充分競爭的現代金融秩序。:
(二)監管機構要從穩定和發展地方經濟的大局出發，共同強化邊緣金融業務的行業管理，努力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
一是要明確界定正常邊緣金融業務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筆者認為，是否影響社會穩定、是否影響金融秩序是判別正常與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的標準。如果業務發展不會帶來不良影響，則要將其追加為正常融資;如果有影響，通過跟蹤監管，無轉化可能的邊緣金融業務，則要堅決取締。二是要加強政策引導和窗口指導工作，引導轄內各金融機構爭取政策、簡化手續、下放權限，加大對中小企業和中小客戶的信貸支持力度，著力緩解中小企業貸款難局面。三是要強化金融市場秩序整頓，引導民間資金合理流動。四是要嚴厲打擊擾亂金融秩序的非法融資活動，嚴防邊緣金融業務成為詐騙、洗錢、炒賣外匯等非法活動的溫床。五是要加強金融輿論宣傳，倡導民眾向正規、合法的金融機構融資。利用典型案例，充分揭示地下錢莊、亂集資等危害性，提高民眾金融風險意識。
(三)按照市場要求對我國現行銀行業制度進行重新安排
一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進一步改善金融服務，盡最大努力滿足正常的、有效的金融需求，最大可能地壓縮非法融資的市場空間。邊緣金融業務與銀行信貸業務的發展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銀行信貸權限放松，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萎縮態勢，銀行信貸收緊，則邊緣金融業務呈現增長態勢。所以，國有商業銀行各基層行要積極向上級部門匯報地區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爭取理解和政策支持，簡化貸款手續和審貸程序，方便和保證那些有市場、有效益、有產品、有發展潛力的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以求銀企共贏。農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和城市商業銀行等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則要立足地方，擺正市場發展定位，轉變經營觀念，避免盲目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經營模式，大力拓展中小企業市場業務范圍，在認真落實小企業信貸指導意見，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尋求自身發展的良機，壓縮非法邊緣金融業務空間。二是各商業銀行應按《中小企業貸款指導意見》的要求，設立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專門機構，采取工資獎金與貸款回收掛鉤、制定免責條款、廢除貸款責任追究終身制等辦法，充分調動信貸人員營銷中小企業貸款的積極性，擴大小企業信貸服務范圍。同時還要借鑒邊緣金融業務的做法，貸前調查不僅要注意收集財務報表、抵押擔保等“硬信息”，還應關注企業負責人的人品、管理能力、還款意愿等“軟信息”，以與企業建立長期關系，發展關系型融資，開展循環信貸，提高服務質量。三是建議擴大銀行貸款利率浮動區間和自主定價權，根據企業風險狀況確定貸款利率，實現風險與收益的對稱，切實解決貸款操作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四是公布信貸資金流向、地區資金緊缺度等相關信息，合理引導邊緣金融業務的流向和流量，增加民間資本融資渠道，整合民間資本的運作，提高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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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我國不斷轉變的經濟體制來看，社會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帶來的是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若想保持自身的健康發展，就必須跟隨市場的腳步及時創新和改革；其次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上看，經濟增長的方式由粗放型逐漸轉變為集約型，這就意味著必須創新企業管理方式，降低成本，增加活力；而現代網絡經濟模式的到來則要求企業加快創新改革的進程，只有不斷對企業管理進行調整，提高企業工作效率，才能跟得上經濟的發展，而不會被淘汰。
2、后金融危機時代中的企業經濟管理特征
2.1綜合性的企業經濟管理
企業的最終目的是盈利，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背景下企業想要盈利就必須控制成本，因此就必須對企業經濟進行綜合性的管理。就是說要對企業進行財務、經營、人力等各方面的全方位管理，才能達到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目的。
2.2企業經濟管理的廣泛性
綜合性的企業經濟管理涉及到企業的資源分配問題，使得企業經濟管理部門與其他管理部門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這幾乎囊括了所有管理人員與員工，畢竟企業經營成績的好壞與員工收益是成正比關系的，所以營造一個健康的經濟管理氛圍也會促使企業其它方面的管理順利進行。
2.3通過財務報表來反應經營情況
企業的財務報表是對企業的經營情況的一個直觀上的反應。這就包括了企業全年上、季度上和月份上的財務指標，所以企業決策高層通常是根據財務報表的反應情況來調整企業的工作重心，一方面促使企業達到生產指標，另一方面也有效的節省人力物力，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3、后金融危機時代下的機遇
隨著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市場環境也隨之有了回暖的傾向，近年來我國總外貿出口額相比金融危機時有了明顯的上升趨勢，這就意味著經濟貿易即將復蘇，市場經濟將迎來第二個春天，這就是我國企業發展的機遇，而且金融危機下許多企業遭遇了重大損失，這時如果能采取海外并購的方式就能很好的優化產業結構，淘汰一些不適合經濟發展的老舊型產業，為市場環境注入活力。
4、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企業經濟管理的改革創新
4.1更新管理理念
為創新改革企業經濟管理，就必須更新企業經濟管理的理念。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背景下，企業必須從高到低的進行新型經濟管理理念的培訓，使管理人員以及員工都要認識到更新企業經濟管理的重要性，形成敢于創新的動力，才能為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氣氛。再適時引進戰略意識以及危機管理等新觀念，指引企業高層制定年度生產目標時能夠從大局方面出發，科學先進的制定出一個戰略目標。
4.2控制財務支出
控制財務支出的目的是節約成本。即對油費報銷、公關接待、電話費、辦公費等一系列成本的控制，做到不鋪張浪費，合理有效的投入資金，使每一分錢都用到實處，發揮作用。為了做到這點就必須重視財務支出的約束制度和預算制度，成立財務約束制度能有效的節約成本、填堵漏洞，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而成立科學的預算制度則是為了提高企業的預算和計劃能力。每一個企業都應該結合自身財務實際情況來執行約束制度和預算制度，避免出現對必要管理經費投入不夠的情況出現。后金融危機時代中，企業應該將財務預算管理當作財務管理的核心，控制協調企業資金的投入，這樣不但達到節約成本的目的，也能夠更深入的控制企業，實現對企業全方位的管理。
4.3創新經營方式
企業經營方式的好壞決定了企業盈利的多少，后金融危機時代的背景下企業若想得到發展，就必須形成新的經濟管理制度，更新以前的經營結構，有彈性的創新經營方式，提高企業收益，為形成一個完整的產業鏈而努力。供應鏈方面應當擴展自己的業務，不僅只擔當采購、生產、驗貨等方面的職責，應該轉變思想，積極尋求合作、整合市場、提供信息和服務，綜合性提升競爭力，而銷售鏈方面則應該開拓市場，積極尋找新的買家，提升品牌效益或者結成經營聯盟來鞏固自己的市場。
4.4強化內部監管，提升資源掌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