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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公司文化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模型設定投資往往具有累積效應，即前期的投資行為會影響后期的投資行為。基于此，本文建立一個含有被解釋變量一期滯后的動態面板回歸模型。模型中投資規模的一期滯后項Ii，t－1是個體效應εi的函數，故Ii，t－1與干擾項μit相關，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這使得常用的OLS估計嚴重上偏，固定效應估計嚴重下偏，隨機效應估計也存在一定的偏誤。針對這種情況，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GMM估計法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內生性問題。GMM估計方法主要有差分GMM估計和系統GMM估計兩種，前者設定解釋變量的差分值為工具變量，能有效克服內生性問題和異方差問題，但Windmeijer（2005）的研究表明，差分GMM估計不能充分利用樣本信息，并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而系統GMM估計法同時使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并將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值的工具變量，克服了一階差分GMM估計法的小樣本偏誤，因此，本文選擇系統GMM估計法作為研究工具對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投融資行為問題進行研究。
（二）變量選擇1．投資變量。多數文獻將資本性投資視為對固定資產的投資，部分文化傳媒上市公司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主，其他資本投資的比例過低，甚至為零，本文采用固定資產投資來衡量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具體地，固定資產投資為固定資產凈額與年末總資產的比值以消除公司規模的影響。其中，固定資產凈額為固定資產原價、工程物質及在建工程三項凈額之和。2．融資變量。將融資因素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兩類，并且外源融資可具體分為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兩類。文中采用資產負債表中的經營現金流凈額，流動負債和歸屬母公司股東權益來刻畫這三個融資因素。融資因素變量也都除以年末總資產來消除公司規模對融資變量的影響。此外，由于公司進行投資決策時主要由期初的融資情況決定，本文引入這三個融資因素變量的一期滯后為解釋變量。3．控制變量。根據相關的研究文獻，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一些控制變量是有益的。本文發現公司規模、成長能力、盈利能力、投資機會和年度虛擬變量等都會對企業的投資行為產生一定影響，經回歸比較分析發現，當期和往期的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和投資機會對公司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較為顯著，引入這三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對系統進行修正，但不作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二、計量檢驗與分析
（一）數據的選取本文的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考慮到時間延續的長短和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數量選取了2006～2011年所有文化傳媒上市A股公司的年度數據。為了保證數據的有效性，剔除了以下公司：（1）2009年1月1日之后上市的公司；（2）經營不穩定的ST、＊ST和S＊ST上市公司；（3）數據存在缺失值的公司。經過篩選后，最后得到20家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深市9家，滬市11家，共107個公司年度觀察值。
（二）統計分析通過對2006～2011年的年末總資產平均數進行排序來對樣本公司按規模大小進行分類，20家樣本公司中有6家屬于大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14家屬于中小型文化傳媒產業上市公司。表2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變量的分布較對稱，且沒有較大的異常值；投資規模（I）和投資機會（Q）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右偏，且不同規模的公司偏離程度不一，這說明中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投資行為可能存在一定的規模差異。表3列出了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其結果表明：所選取的融資因素變量與投資規模顯著相關，各融資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太顯著。除股權融資變量之外，其他融資變量與投資規模均正相關，但是各變量之間具體的相關關系還需要通過模型驗證才能得知。進一步考察方差膨脹因子（VIF檢驗）發現取值處于1．25和3．14之間，表明各解釋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檢驗及分析本文所取的面板數據存在1～3年覆蓋不全的情況，橫截面單位數量大于時間序列跨度，且模型存在內生性問題，故采用系統GMM估計法進行回歸估計，并進行了檢驗干擾項序列相關性的Arellano－Bond檢驗和檢驗工具變量過度識別的Sargan檢驗。表4為模型（2）分全樣本、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三種規模進行估計的結果，其中系數的標準誤進行了穩健性（Robust）處理，均為糾正了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后的估計量。從表4可以看出，三種情況下模型（2）的Wald統計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模型整體非常顯著，具有較好的擬合效果。Sargan檢驗的結果均接受了不存在過度識別的原假設，表明三種情況下所有工具變量均有效。Arellano－Bond檢驗結果表明在全樣本和中小型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情況下，模型（2）符合系統GMM估計法差分后的干擾項只存在一階自相關而不存在二階自相關這一假設，而大型上市公司的動態模型由于橫截面個數與時間跨度相同不符合系統GMM大橫截面數量、小時間跨度的假設，存在一階序列相關。實證結果顯示：（1）三種情況下滯后一期的投資規模變量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估計值為正，表明滯后一期的投資行為與當期投資行為顯著正相關，從而說明文化傳媒上市公司的投資行為的確具有顯著的累計效應。其中，中小型企業動態模型的回歸系數0．958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這意味著中小型企業受往期投資行為的影響更大。（2）滯后一期的內源融資（IF）的估計系數在全樣本和中小型企業的情況下顯著為負，表明企業的投資規模并沒有隨著內源融資比例增加而擴大。雖然內源融資具有低成本、低風險且自主性強等特點，導致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并沒有為企業的投資行為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3）滯后一期的債務融資（DF）和股權融資（EF）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增加債務融資和股權融資比例與企業投資規模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企業依賴外源融資來滿足投資活動的資金的需求。其中，中小型企業的滯后一期的股權融資的回歸系數0．994在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說明中小型企業具有一定的股權融資偏好。（4）控制變量中除了滯后一期的盈利能力（EBIT）與投資規模顯著存在負相關關系外，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系數為正，但基本上都不顯著，說明公司規模（ASSET）和投資機會（Q）對投資規模的影響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5）與全樣本相比，中小型企業融資因素變量的估計系數的數值相對較大，表明中小型企業的投資行為受融資因素的影響更大。這符合中小型企業的處于發展初期的特點，其發展空間更大，對融資帶來資金的需求也相應增加。
三、結論與啟示
在親朋結婚之際，撕一個喜字或一對鴛鴦送上，既增加了新婚喜慶的氣氛，又是對新人的一種美好的祝福，也是對那種庸俗贈送禮金的沖擊和鞭撻。在新春佳節，撕上幾個吉祥的圖案，貼在窗上、墻上，既增加了節日的氛圍，又給您的生活、節日增添了無窮的樂趣。撕紙這種簡單易行的藝術表現手法，現已廣為業余愛好者掌握，一些專業的撕紙工作者幾經努力，雖不能問鼎大獎，卻也有所成功之作。
以撕紙為內容的專門展覽在一些地方已定期舉辦。撕紙工藝在各藝術展覽中已成為固定項目，占有一席之地，一些作品被國人收藏，更有一些珍品已到國外展出，它的藝術功力已被人們共識。撕紙藝術，之所以被認為是一種藝術，它和其它藝術門類一樣，既不是政治的附屬物，不是經濟的副產品，也不是茶余飯后的消遣，更不是歌舞升平的點綴。撕紙藝術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之一。撕紙藝術的出現和發展，是人類社會的必然。
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經歷了各種藝術的出現。他們希望文化生活的內容不再是一次又一次地復述過去的經歷，而是一次又一次追新的感覺、新的體驗。撕紙工藝想方設法是人們所追求的一種新的感覺、新的體驗。一件成功的撕紙作品無論從任何角度看，它都是美的。這種美升華了語言，謳歌了人生，具有秀外慧中的感覺。
撕紙這種美別樹一幟，超凡脫俗，躋身于文藝百花園中。這種美是視覺的、觸覺的，這種美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一種刺激，同時是一種力量，為美而活是本質，為活而美是修飾。這是廣大專業、業余撕紙工作者的心愿和座右銘。
撕紙工藝與剪紙藝術相比較，它們的相同之處是紙藝的平面造型，它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一個用手撕，一個用刀剪，顯然前者因無需隨身攜帶刀剪而方便得多，比如在不準攜剪刀剪的飛機上，在顛簸的長途汽車里。撕紙工藝因被撕的紙邊緣的不整齊，又更能體現動物皮毛之類的特點，因而更趨鮮活、生動。撕紙這種美是情趣的迸發，是藝術的開拓，是審美的追求。撕紙工藝的功能難以用文字和語言形容。
目前，撕紙工藝已初具規模，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群體，形成了一種文化現象，它的存在能鼓舞人民群眾的勞動熱情和革命斗志，培養人民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品質，豐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在繁榮群眾文化生活中起到了積極向上的作用，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關鍵詞:創新;文化;企業管理
中圖分類號:F235.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6-0085-02
1 文化引導,構建學習創新型組織
企業文化與學習創新型企業是一種相互包容的關系,企業文化建設包含著學習創新型企業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創建豐富著企業文化。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有效載體和重要突破口,衡量一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建設搞得好壞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看這個企業能否最終成為一個學習創新型企業。所以,塑造和培育企業文化,應該把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作為重要內容,大力倡導終身學習、團隊學習的理念,做到“學習工作化、工作學習化”,把學習與工作有機地融合起來,努力構建有學習力的創新文化。
廣碩企業在學習創新的基礎上,逐步建立了適合企業自身特點的管理模式。廣碩公司領導層清醒地認識到,只有重新打造新高品質的廣碩企業文化,構建學習創新型的團隊,才能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使企業得到永續發展。
為此,廣碩以建設高品質企業文化為契機,大興學習創新之風,加大對普通員工和管理者的培訓力度,開展了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學習教育活動:廣碩企業文化核心內容的學習;精益生產經營管理知識的學習;國內外先進企業經營管理經驗算的學習以及結合項目引進、崗位變換進行的業務知識技能更新、充電的學習等等。并在實踐中總結各種學習方式,鼓勵多層次的交流溝通,通過各種手段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企業內部融洽的氣氛,管理層與普通員工之間坦誠的關系,部門之間溝通協作的意識,創造學習、溝通的氛圍和渠道,減少了管理成本,提高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如今,崇尚學習、鼓勵交流、堅持開放、激勵創新,正成為其奉行的新原則。
2 機制保障,提供良好的“學習創新”環境
廣碩文化的重新提煉和打造本身就是一個學習創新的過程。為了培養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廣碩員工隊伍,廣碩把培養學習創新型人才作為新的創業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廣碩高層領導搞好協調和服務,堅持多層次、多途徑培養和造就人才,為企業發展提供人才保障。把培訓作為一種投資,加大培養學習創新型人才的投入力度。
廣碩樹立“人才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的觀念,將培訓作為一種投資。廣碩鼓勵自學成材,廣碩每年撥出專項經費100萬元,用于獎勵自學成才的職工,獎金高達全部學雜費的60%。廣碩公司業余培訓中心常年開辦各類培訓班,還與華南師范大學、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合作開辦了英語大專班、商務英語班,還與清遠市第一職業中學簽訂了長期培訓合同,合作開辦電腦職高班,為廣碩和社會培訓專業人才5000多人。
為了貫徹落實廣東省委、政府推動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響應清遠市勞動局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民工實施免費培訓的精神,與清遠市新時代職業技術學校聯合舉辦電工(家用電子產品維修工)、電腦(初級)、烹飪、插花等培訓班。
廣碩導入NOS的精實理念,從源頭的培訓及實際生產中消除浪費,持續改善,達到最高的品質,最低的成本,更有彈性的生產,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需求。廣碩特別整合了培訓資源,建立了NOS學習中心,不僅含新員工的培訓及干部的提升培訓。
新員工進廠后,廣碩為了使新員工更快適應公司環境,通過職前培訓讓新員工了解廣碩的環境及狀況。由專業老師從理論到實地演練,由淺入深地手把手輔導新員工的學習。
廣碩不間斷地培訓干部。現已培訓干部73期,免費為廣碩和社會培訓干部人才4000多人。廣碩特別鼓勵內部發展干部,普通員工可以通過預訓班,一系列的從禮儀到實務操作,提升為基層干部,還有機會經過干訓班,學習一些管理經驗及NOS實務知識,提升為中層干部,工廠每年從內部提升干部占干部總數的80%以上。
3 制定激勵學習和創新的機制
廣碩公司制定了《合理化建議獎勵制度》、《技術創新獎勵條例》等激勵學習和創新的制度,充分發掘員工學習創新的潛力。其中合理化建議活動,為每一位員工提供創新時間、參與管理企業的機會。廣碩每年拿出經費,組織獲合理化建議獎的員工到外地先進企業學習,給員工以極大的激勵。
廣碩積極實行技術創新,采用流水線作業,精實化生產。按國際、國家行業及客戶要求為標準不斷改良工藝,推廣無毒低毒的水性環保膠水、外理劑替代傳統油性膠水、處理劑,在90%的化學品使用水性產品的基礎上,成功將水性橡膠處理劑推上線。廣碩2004年通過ISO9001、14001、OHSAS18001認證,2006年成為NIKE全球策略伙伴,并獲當年度全球品質大獎。不斷提升員工技能及品質意識,完善質量管理。
4 注重實踐,提供展示才華的舞臺
為有“亮點”的人才創造放光的機會是廣碩致力于創建學習創新型企業的重要舉措。廣碩以政策為保證,通過環境的塑造形成良好的“賽馬”氛圍,在企業發展的實戰中鍛煉人。
建立“競爭、擇優、動態”的用人機制,使學習創新人才“有位”而“有為”。為了建立有利于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華的選人用人機制,改“相馬”為“賽馬”。近幾年來,廣碩公司開展了中層管理崗位競爭上崗、全員勞動競賽、技術工人技術比武等賽馬活動;在公開招聘中層管理人員和重要崗位人員時,嚴格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和擇優的原則,優勝劣汰;在部門人員的選聘中,也采取考核、考試相結合的辦法,實行末位淘汰制。
廣碩每年送職工去越南參加NOS培訓,且不定期組織去友廠參訪交流,積極派員參加社會各種改善交流的研討會。在全廠乃至同行業推行品質奧林匹克競賽,加強員工的品質意識及團隊精神。2008年廣碩公司一舉奪得NIKE南中國區品質奧林匹克競賽第一名。
5 不斷提升的NOS創新文化
NOS文化也是廣碩創新文化的一種體現。NOS是1美元背面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 的縮寫,指新的秩序已經來臨,也就是新的生產模式。廣碩的NOS就是把鞋子從原材料到成品中的浪費找出來并消除,也就是不斷消除浪費,持續改善。NOS是一項長期性的工程,只有不斷的學習NOS基礎知識,并將NOS理論轉化為實際的操作,實現“成為世界級的精實工廠”的美好愿望。
廣碩導入NOS的精實理念,從源頭的培訓及實際生產中消除浪費,持續改善,達到最高的品質,最低的成本,更有彈性的生產,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需求。廣碩特別整合了培訓資源,建立了NOS學習中心,不僅含新員工的培訓及干部的提升培訓。廣碩以月刊《廣榮月刊》“精實專欄”作為宣傳NOS的園地,積極傳播NOS文化,以幫助大家創新思維,改善工作,提高效率。
以藍線(籃球鞋生產線)針車間為例闡述廣碩NOS企業文化中NOS線跟傳統線相比的優越性。如果人們剛剛進入車間針車區,開始一定會覺得這里的流程有點亂,橫的豎的排列著,不像是傳統的兩條整齊又對稱的平行線那么一目了然。乍看的確很亂,但只要細細觀察一陣子,就會覺得如此布局其實是非常科學合理的,比如車鞋舌的這一大套工序,按照傳統流水線通常安排在一條線的線頭或線尾,做好鞋舌后,用筐子裝起來,再由專門的發料員用車子送到另一條線的線尾對鞋舌處,這樣線上流動性非常大。而NOS線很少存在這種人員走來走去的現象。只要把鞋舌的幾套工序直接搬到對鞋舌處就可以了,減少了人員的流動和不必要的時間浪費,真正使流水線不斷地“流”起來。
針車手雙腳針車,調了車速。因為學了“紗床”針車培訓,把車子提高了一點,天平調到最高點,踏板也退后了,這樣操作起來更加科學合理,也更為方便,完全是從操作者身體健康著想。“啦啦啦……”一陣音樂聲,稍微抬下頭就會看到黃/紅燈一閃一閃地亮了,這就是安凍系統。紅燈表示“機修請幫我”,如果遇到機器壞了,只要一拉開關,燈一亮,機修就會馬上修理;黃燈則表示“干部快點來”,比如缺料了或需要主管幫助時就拉此燈。當然,在線頭或線尾都會看到兩個很大的物料架。其作用是:裁斷把裁好的物料按輪次、碼數、部件統一擺放在“清一色”的綠色物料筐里,因為架子是傾斜的,員工很容易找到所要的物料。針車做好的鞋子放在超市車里,也是按輪次、碼數一打一打整齊地排在不同的格子里,不再用膠袋裝鞋子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像原先要把做好的部件先去生管繳庫,現在一個輪次的鞋裝滿后,把車直接推到加工就OK了。
NOS改寫了傳統,其精細化、科學化、便捷化,體現在日常生產的點點滴滴中,就連每日需要填寫的保養卡也變了樣。《設備自主保養檢驗程序表》上,一臺針車機有13個部位需要檢查、清潔和加油,完成這些動作之后再填寫《自主保養檢核程序表》;還有《針車標準作業表》也跟以前的不一樣,它分為工作步驟、時間要素(手動、機器、走動)、關鍵點(注意些什么),標明PFC,甚至對針、邊距,車線類型、針車型號等都一一標注,細致詳盡。更重要的是NOS線減少了堆料,使品質得到了提升。
綜上所述企業文化通過把創新文化融入員工知識結構,通過影響培訓機制和學習氛圍而影響創新思維。由于企業文化的不同,對創新文化的影響效果也就不同。不同的效果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對創新文化積極作用,一種是消極作用。那什么樣的企業文化才能起積極作用呢?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企業文化具備以下幾點就有可能促進企業中創新文化的發揮:(1)適應時代和企業自身長期發展的合理的價值觀,比如重視創新,企業與員工共發展,合理的客戶服務理念,合理的經營理念等。(2)完善的培訓機制,或者合理的薪酬制度,或者合理的獎罰制度、或者合理的升遷制度,或者能給員工一定行為空間的制度。(3)順暢的溝通渠道。(4)先進、配套、完善的設備。但是,我們并不是說,具備了這些要素的全部或一些,那么企業中的人就能發揮創新思維。而是說,如果企業文化在上面四個方面中某一點上不具備或相違背的話,那么它肯定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創新文化的發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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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成榮.企業家精神與儒家倫理[J].北京社會科學,1999,(3).
[3]羅長海.企業文化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3-035-03
公司從產生之日開始就與倫理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從最早由政府特許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到后來在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大型跨國公司；從因財務欺詐破產的美國世界通訊公司（Worldcom）、安然集團（Enron）到在2008年肇始于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中破產的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從國內假冒偽劣商品的泛濫到一些上市公司對中小投資者利益的漠視，無不折射出公司倫理的重要性，可以說公司倫理是公司的靈魂。儒家文化從個人修身逐步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核心價值觀對個人和組織的倫理的形成會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試圖對儒家文化在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中的重要作用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什么是公司倫理
“倫理”一詞的英文“Ethics”來自希臘文“ēthos”，意謂“品格”（character）。在梁啟超擷取日譯“倫理學”一詞之前，“ethics” 一詞有許多中譯法。早在明末，耶穌會試士艾儒略（Aleni，P.Julins，1582―1649）在介紹西學分門別類里，有“厄第加”一科，應是拉丁文“Ethica”的音譯，意為“修齊治平之學”，又譯為“察義理之學”。近代的?譯則不勝枚舉，若“勸善書”（1844）、若“倫類”（1848）、若“修齊之理”（1863）、若“性理”（1864）、若“修行之道”（1866）、若“五常”（1866）、若“是非學”（1889）等等。清末著名學者嚴復（1854―1921）于《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則音譯為“伊迪格斯”或意譯為“德行之學”；惟爾后在?譯《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則改采用“倫理學”一詞。“倫理學”一詞雖為舶來品，但“倫理”一詞則極早見諸古代漢語，例如《禮記?樂記》便載有：“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于倫理者也。”漢代的經師鄭玄注道：“倫，猶類也。理，分也。”意謂事物的條理。賈誼的《新書》中則明顯具有道德的意涵，如“商君（鞅）違禮義，棄倫理……秦俗日敗”{1}，此處的“倫理”即為人倫道德之理。梁啟超的《新民說》一書中，提出“培養公德”，而梁氏之看重“公德”，系從提升國民素質的思路出發。在他看來，“人人獨善其身”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新、舊倫理之分野即在于此。而中國人最缺的，乃是“公德”。“舊倫理”所重者“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新倫理”所重則是“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2}以分類而言，“舊倫理”以“五倫”為代表，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新倫理”則分“家族倫理”、“社會倫理”與“國家倫理”。按照這樣的分類，筆者認為，公司倫理應該屬于社會倫理，但家族公司倫理也會受到家族倫理的影響，而國有公司倫理也與國家倫理存在一定的聯系。
公司倫理是公司一種負責任的決策過程。公司的倫理決策不僅僅限于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公司重大決策。其實，每位員工以及處在管理角色中的每一個人，都面臨需要進行倫理決策的時刻。并不是每一項決策都能夠從經濟、法律或者公司的規則和章程中找到依據。通常的情況是決策者會遵照個人的價值觀和原則來進行倫理決策。
二、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與倫理理論
在商業倫理的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的幾種倫理框架分別是功利論（utilitarianism）、道義論（deontological）、正義論（social justice）和德性論（virtual ethics），這些倫理框架同樣適用于公司倫理。功利論起源于18世紀到19世紀的政治哲學。功利主義告訴我們，應該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更好的”結果就是對人類有利的結果：幸福、健康、尊嚴、正直、自由和尊重所有的人。功利主義的本質是依靠結果做決策，倫理或非倫理的行為由結果來確定。倫理功利論對做出負責任的決策有很大作用，但功利主義也提醒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道義論強調決策應該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因為基于結果而進行的決策只能是負責任的決策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結果不能證明手段的合法性。倫理原則可以被看作是種規則，這些規則的來源包括法律規定、社會角色、公司內部角色。法律是一種我們應該遵守的規則，即使它并不能使我們增加幸福感。作為社會角色，我們必須遵守很多基于社會角色的義務。在公司內部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義務。每個公司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關于倫理的正義論，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提出了一個最具有影響力的正義論。這個理論認為基本的倫理制度作為必要的含蓄的契約來保證社會合作。羅爾斯的理論包括兩個主要成分：一種決定正義原則的方法以及這個方法發展出來的特殊原則。用羅爾斯的話說，他們在“無知之幕”后走出來時，必須遵從在“無知之幕”掩蓋時制定的規則。為了確保每個人被當成目的而非手段，這些人必須對全體原則達成一致。這些最初的條件，羅爾斯稱其為“原始位置”，它保證所制定的原則是公平的，這是羅爾斯公平概念最基本的價值。羅爾斯理論的核心是認為公平是一個公正決策和一個公正組織的最核心元素。羅爾斯從這個原始位置出發提出了兩個基本的原則：第一個原則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來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二個原則認為社會的利益和負擔應該被平等分配。只有在社會中最底層群體會獲利時，不平等分配才會被證明是合理的。倫理的德性論把問題的關鍵從一個人應該如何做，轉移到這是個什么樣的人。德性論更加強調我們品質中情感的一面。德性論承認我們的動機――興趣、需要和欲望不是每天可以重新選擇的事。相反，人類根據自身的品質來做事。對于成年人來說，這些品質特征根深蒂固地跟隨我們。
儒家文化是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儒家是指孔子開創的一個學派。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距今2500多年的歷史了，因此，儒家學派也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在中國歷史上，儒家文化對理解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提供了基本的價值觀。
首先，從倫理的功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選擇對整體結果“更好”的方式來做事。在儒家看來，社群比個人重要。個人只是個體，社群小一點來講是家庭、家族、宗族、社區，更大的則是國家、民族。儒家的終極關懷可以概括為三點。第一點就是天人合一。自然與人的和諧，宇宙、萬物和人類有共通的本質、共通的法則，都是天人合一的內容。第二點，萬物一體。到了宋代、明代的時候，這種觀念越來越強烈。如北宋哲學家程顥講的，這不是一個存在論的表達，這是從一個境界上來講的，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把萬物看成和你是一體的。這是一種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點，叫“保和太和”。這是《易經》里面的話。保合太和就是最廣泛的、最永久的和諧。儒家文化主張的不僅是一個社會的和諧，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諧，大到家庭、社區、國家的和諧，更大變成整個宇宙的一個永久的廣大的和諧。功利主義認為，負責任的決策需要關注結果，但我們必須考慮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的利益，這一點與儒家文化是相通的。
第二，從倫理的道義論來看，儒家的“禮”以及儒家知行合一的實踐取向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原則并按照倫理原則進行決策。儒家的“禮”在儒家文化中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儒家文化中比法律法規重要得多。關系本位的中國文化模式決定了，只有禮才代表一種積極有效的社會整合方式，禮制好比是一種積極的制度，而法制則只是一種消極的、以防范為主的制度。“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這一觀點所傳達的重要信息就是，人心的整合，特別是人的主動性的調動有著重要的意義。只有當人們愿意主動、自覺地維系某種精神或價值時，制度的意義才能體現出來。從倫理的道義觀來說，要遵守某些倫理原則，“禮”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人們受到“禮”的約束，才會自覺遵守倫理原則。儒家“禮”的重要功能，就是協調預期、定分止爭。這一點荀子講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能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不必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荀子?禮運》）一個社會，大家都有欲望，就會出現沖突，協調沖突就需要一系列的規范，按照這些規范行事，就是倫理的道義論強調的基于倫理原則的決策。
儒家的實踐取向，即知行合一。在明代哲學家王陽明的思想領域里得到最完整的表述。他說現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兩件事做，以為先知后行才是對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說這個不行，實際的結果是終身不行，終身不知，因為知是永遠求不盡的，所以實踐就永遠不能實現。他批評朱熹講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他針對明朝的情況說朱熹的這種思想有不好的結果，所以他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說我今天說知行合一是要對癥下藥，社會有這種病，不是我杜撰。知行合一是中國儒家實踐里面一個很重要的傳統。倫理的道義論強調一些決策應以原則為重，而不是以結果為重，這里強調的是以原則為基礎的決策實踐。這些原則包括法律、不同的社會角色應該遵守的規則以及不同組織里的成員應該遵守的規則等。現在問題不是缺乏相關的法律和規則，而是這些法律和規則雖然存在，但不能得到遵守和執行。比如在企業中存在很多基于角色的規則和義務，每個企業都規定了一系列希望員工遵守的規則。有時是明確規定的行為規范，有些是員工手冊里的規則，而有些則僅僅是領導簡單的規定。如何使這些規則或規定得到落實和執行，儒家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是有很大的啟發和指導意義的。
第三，從倫理的德性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高尚人格和品德，從而有利于個人基于人格和品德的決策制定。人格和品德的儒家在人生的態度上，主張剛健有為，寬容和諧，中庸之道。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主張公私義利，志士仁人，君子理想。儒家認為，個人道德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處理公和私、義和利的關系問題。公是更大的集體利益，私是我們個體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就是我們要能夠在面對重大道德選擇的時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完成道德理想。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講究自由獨立的人格。孔子講，你當臣子，對你的上級、你的君主只是以順從他作為根本的原則，這叫婦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說的“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可見，儒家文化是主張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的君子理想是一種激勵機制。“君子”不是先天給予的身份，而是做人的標準，或者說是后天論功行賞的獎章。一個人具有仁愛之心，又能約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視為君子，而相反地，損人利己者被視為小人。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正是能克服囚徒困境中機會主義行為的人。在儒家看來什么樣的人才夠“君子”這個稱號呢？首先，君子是遵守社會道德、等級、規范的人。這在《論語》的有很多表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論語?里仁第四》）；“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第五》）；“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雍也第六》）；“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后進于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先進第十一》），等等。其次，君子是一個利他主義者，或者說，是一個考慮長遠，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個有耐心的人，如：“君子不器”（《論語?為政第二》）；“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第四》）；“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顏淵第十二》），等等。再次，君子是一個謙讓的人，是一個“不爭”的人。“君子無所爭，必有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第三》）；“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第十五》）。最后，君子是一個合作的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第十三》）。
最后，從倫理的正義論來看，儒家文化有利于個人和組織形成基于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儒家文化最普遍的價值就是仁的價值和倫理。仁的倫理在《論語》里面往往被表達為忠恕之道。《論語》里面這樣講的，孔子有一天對曾子講，“吾道一以貫之”，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個貫穿其中的根本原則，曾子說我知道了，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一貫之道就是忠恕。具體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三、儒家文化對形成正確的公司倫理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公司文化
首先，倫理型文化會鼓勵和支持個人進行有責任的倫理決策。在倫理決策模型中，從事實收集、道德想象力到評估每一個要素，決策者的社會環境都會對其中每個要素產生促進或阻礙的作用。當法律沒有規定時，倫理型文化中的員工都會做出有責任的倫理行為。倫理型文化對于道德底線也有直接和實際的影響。強有力的倫理型文化對于維護道德底線有很大作用，使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不敢輕易越過底線。在20世紀90年代，企業文化被劃分為“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和“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 “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強調遵守規則是倫理的首要責任，“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強調一系列特殊的價值觀而非一系列準則。公司決策時把價值觀當成潛在原則來指導員工進行決策。儒家文化中的“禮治”有利于“以服從為基礎的文化”的形成；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有利于公司形成“以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從而指導公司員工進行倫理型決策。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倫理型領導。一項研究倫理領導的本質的報告強調員工認為“以人為本”是非常重要的，這與領導者參與到可感知的道德行為同樣重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孔子的學術完全以人為中心，“仁者，人也”（《中庸》），“人，天地之性（生）最貴者也”（《說文》）。荀子指出：“人有氣，有生，有知，亦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倫理型領導的關鍵是對于組織的價值觀的聲明。領導者的責任是確保公司被一系列組織原則所指導，這些原則能夠指導員工的決策過程。
最后，儒家文化更重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公司的社會責任概括地說就是公司對社會的責任。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認為，“公司依靠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來自愿建立更好的社會和更清潔的環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司社會責任建議一個公司要確定它的利益相關者群體，并且將它們的需求和價值觀整合到公司的戰略和決策過程中。世界銀行將企業的社會責任定義為，企業為提高利益相關者的生活質量而貢獻于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承諾。企業社會責任的契約模型認為，企業有責任去尊重不同利益相關者的道德權利。企業社會責任的開明自利模型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能給企業帶來品牌聲譽和市場競爭力，這對于公司現在和未來的品牌大有裨益。儒家文化認為社群比個人更重要，責任比權利更重要，因此，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形成重視社會責任的公司文化和公司倫理。
（二）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治理的倫理決策
首先，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重視公司倫理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具有三項法律義務：關注義務、誠信義務以及忠誠義務。但僅僅依靠法律是不夠的，因為一些問題仍取決于董事會的審慎決策。比如，盡管法律要求董事會成員誠信地對待公司使命，也就是說，董事會成員做出的決策必須符合公司目標，但法律對董事會成員的違法行為的懲罰一般總是事后的，而具有儒家倫理的董事會成員卻能在決策時自覺遵守誠信義務。儒家文化把“仁、義、禮、智、信”作為“立人”五德。孔子講：“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r，小車無?，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離婁上》）可見，誠實守信，不僅是做人的原則，也是董事會成員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美國安然公司的決策者置股東、員工以及社會公眾的受信責任于不顧，最終導致安然公司于2001年12月申請破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公司董事會成員沒有遵守誠信義務。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發生，美國國會頒布了要求董事獨立的法令和一系列變革。
其次，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公司財務倫理問題已經成為公司治理關注的焦點。律師、會計師、審計師及財務分析師等專業人士被認為是防止公司財務欺詐的“把關人”或“守門人”（Gatekeeper）。市場的參與者，尤其是投資者、董事會、管理層以及銀行都依賴這些“守門人”。這些“守門人”的個人利益常常會與其他人的利益發生沖突，這些專業人士對于他們的客戶應具有一種受托責任――不將個人利益凌駕于客戶利益之上的職業與道德責任。儒家文化強調仁義的重要性，在儒家看來，仁義不僅僅具有個人道德的意義，它還是社會的價值。孟子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廟”，仁已經成為政治的普遍原則。關于義，《左傳》里講“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一個正義的概念，《論語》里講“義為質”、“義為上”，說明孔子很重視義，但是這些地方的義都不是德行的義，而是正義的義。可見，儒家文化有利于形成正確的公司財務倫理。
（三）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
公司治理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保證管理者按照股東的利益要求來行事。其次，公司治理要防止大股東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侵害及對債權人、雇員、客戶、供應商、社區其他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公司治理就是指設計一系列制度，以使管理者將所有利益相關者的福利引入企業之中（Tirole，1999）。歸根結底，就是要在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包括人與人的和諧及人與環境的和諧。儒家文化認為“和諧高于沖突”。儒家文化強調“以人為本”，還強調“推己及人”。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這是人與人之間發生沖突的根源，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的利益相關者之間也容易發生沖突。孔子認為，人際關系的最高原則是“仁”，仁的含義就是人們相互把對方當成與自己相同的人對待。由此衍生出兩個原則：忠和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這就意味著人與人是平等的，只有平等的人才會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將心比心，推己及人。立人、達人，必以對對方的信任為前提，而勿施于人則顯示了對對方的尊重。有了這樣的尊重，也就可以獲得對方的信任，從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可見，儒家這些思想能促進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和諧的關系。孟子則更進一步，為仁提供了一個人性論的論證。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子注：“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3}不忍人之心就是不忍同類不幸之心。它內在于人心之中，而讓人形成“怵惕惻隱之心”，它讓人們自然地相互親近、相互信任。儒家文化不但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能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公司經營與環境的和諧日益成為我們關注的焦點。20世紀90年代，一種新的企業模式開始形成，這種模式將企業經營與環境責任、道德責任三者結合起來。可持續經營的理念提出了將經濟與環境目標相結合的全新視野。經濟、環境和道德這三個目標，通常被稱為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國家的經濟基礎極為薄弱，人們極度貧困，物質極度稀缺，所以渴求GDP的快速增長，以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但快速發展是建立在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環境的破壞這個基礎之上的，過去的發展模式已不可持續，經濟必須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公司必須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經營倫理，要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有利于公司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和諧，能促進公司形成和諧的經營倫理。
注釋：
{1}賈誼：《新書》，中國古籍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82頁。
關鍵詞：寶潔企業文化雙因素理論
一、寶潔公司概況
寶潔公司創立于1837年，是世界最大的日用消費品公司之一。寶潔公司全球雇員近十萬，經營300多個品牌，暢銷160多個國家。如此龐大的快速消費品帝國，是什么指引著寶潔人走過160多年的歷史，經久不衰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寶潔的企業文化。而一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包括很多內容。這里就從企業文化的層次來看寶潔企業文化。
二、寶潔企業文化
（一）物質層文化
1、多品牌戰略和優質服務
寶潔公司擁有300多個品牌的日用消費品品牌，在全世界160多個國家設有工廠。寶潔生產和提供世界一流的產品和服務，以美化消費者的生活作為回報。寶潔人用產品的品牌打造企業文化的內涵。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品牌就是一個企業的形象代表甚至可以代表一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寶潔實行的是多品牌戰略與單一品牌延伸相結合的橫向縱向均衡發展的戰略。寶潔大中華區客戶生意發展部總經理柯興華先生表示：“多品牌戰略與單一品牌延伸策略便于企業形象的統一，資金、技術的集中，減少營銷成本，容易被顧客接受。”這樣相結合的品牌戰略才能讓寶潔既能穩定市場份額，又能擴大開發新的市場，還能降低企業成本。
2、人性舒適的辦公環境
寶潔的辦公環境非常的人性化。為了給每一位員工提供舒適的工作環境。寶潔公司全方位的為員工服務。每一層辦公室都有不同的主體顏色，非常有特點。有彌漫著濃郁果香的水果吧，全天開放。另外大會議室在下班后就成為大家的瑜伽房。還有按摩室，健身房都是為寶潔員工的準備的人性化的服務。
（二）行為層文化
行為層文化是指員工在生產經營及學習娛樂活動中產生的活動文化。其中包括了企業的行為規范、人際關系、企業公關策劃及規范、服務行為規范。在寶潔的pvp里面明確地寫著：創新是我們成功的基石，我們重視公司外部環境的變化和發展，我們珍惜個人的專長，我們力求做到最好，互相依靠、互相支持的生活方式。每一句話都體現寶潔員工嚴于律己的特點。寶潔將人的發展和進步列為公司的重要使命，所以寶潔的行為層企業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寶潔人文化。
（三）制度層文化
1、內部提拔人才的用人制度
寶潔的一位前任CEO尼爾·邁克爾羅伊說到：“我們培養未來管理人才的工作年復一年地進行，不論景氣與否。“要不是這樣做，若干年后，我們就會有斷層，而我們承受不了斷層。”在寶潔的管理層基本上看不到空降兵。那么寶潔為什么選擇了內部培養這人才這種成本最大的方法？因為寶潔是一家尊重和培養人才，并且依靠文化才傳承而續存的公司。寶潔尊重每一位員工，認為公司的利益與員工休戚相關。這使得每一位員工都很有歸屬感，忠誠的為寶潔工作。
2、直接經理制度
如何讓一位新進的寶潔人真正理解到寶潔的企業文化，光靠背誦寶潔PVP里面那短短的幾百個字是不夠的。所以寶潔建立起了直接經理制度。每一位員工，從初進公司，就開始接受直接經理的指導。隨著職位的變遷或者提升，其直接經理可能會改變，但是絕對不會因此而廢止。每一位員工的直接經理都負有業務教習和督導的責任，并且，直接經理要通過平時工作中的交流，將已經融入自己血液的寶潔文化，慢慢的影響和傳播給自己的員工。最終這種直接經理制度為寶潔建立起一種互相影響并且緊密結合的文化體系。使得寶潔人緊緊的團結在一起。
3、人才激勵制度
寶潔公司為每一位員工都提供完善并且有競爭力的薪資體制，還有各種基本福利政策，如住房福利、醫療福利、福利保險。赫茨伯格在其著名的“雙因素理論”中提到。雙因素有保健因素和激勵因素。只有激勵因素才能真正起到對員工的激勵作用。以上提到的這些都只是一些人才激勵中的保健因素。而寶潔給員工的激勵因素是非常人文化的。包括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激勵。在物質上，寶潔公司推行員工持股計劃。一般的企業基本上是推行骨干級的員工持股計劃。然而寶潔則更創新一些。寶潔的所有員工都可以購買公司境外股票，這樣可以激發全體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在精神層面上，最基本激勵的是對員工的尊重和認可，進行會議表彰，發放榮譽證書。同時寶潔為員工們提供免費的咨詢教育服務，進行親情化管理。
（四）核心層的精神文化
寶潔的核心精神文化是誠實正直，彼此信任，主人翁精神，領導才能，贏的激情。誠實正直要求員工要為人正直，不欺騙，一心為公。彼此信任要求每員工要相互信任，并且在得到別人的信任時，要值得被信任。主人翁精神要求員工把公司看成自己的事業，嚴格要求自己。領導才能要求員工敢想敢做并且能成。贏的激情要求員工積極主動，為了贏得勝利總是充滿激情。在寶潔，這樣的核心精神文化四處可見，案例剖析，不斷影響和傳播。于是每一個寶潔人都能將之印在腦海，銘記于心。其實像這樣的核心精神文化很多大型的外企都有。只是寶潔對于這樣的文化執行和傳承得特別的徹底，所以才有這樣驕人的成績，成就了寶潔人，成就了寶潔。
參考文獻：
華人跨國公司是我們多年來一直關注和研究的主要領域，相關概念就不在這里重述。從不同的視角對華人跨國公司進行分類研究，以描述其歷程與特征，進而分析其跨國成長因素和邏輯，則是本文的重點。
貿易先導型是從跨國經營起點視角對跨國公司所作的一類劃分。當一家跨國公司從創辦到初次海外直接投資之前，主要以國際貿易或當地市場批發／零售為經營業務時，我們稱其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這類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生產經營業務與其從事的貿易或零售業務，通常在產品種類和經營地域兩個方面具有較大的相關性，也就是說，這類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所生產的產品種類與其貿易或零售業務所經營的產品種類相同或相近，海外直接投資的地域往往是其經營產品的生產地或出口地。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后發展型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模式之一。這類企業首先從事國際貿易業務或當地市場的批發／零售業務，在這個過程中，它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國際銷售網絡，尤其是產品生產地與銷售地之間的國際商業網絡。以積累而成的國際銷售網絡資源為基地，這類企業開始在產品生產地進行直接投資，在國際范圍內開展后向一體化經營，以確保其產品來源充足，供貨及時，質量穩定和成本降低。日本的綜合商社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代表者，此外，在韓國、南非、土耳其的企業中，我們也發現了這類跨國公司。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是海外華人跨國公司中的一個重要類別，先驅者是永安集團(康榮平、柯銀斌2007)。1897年，澳大利亞華僑郭樂、郭順兄弟在悉尼創辦永樂果欄，從事水果批發業務兼營中國土特產品；1908年，郭氏兄弟在香港創辦永安百貨，經營高檔日用品。到1918年，郭樂兄弟控制的永安系·企業集團形成，以永安百貨為核心，經營業務涉及批發零售、金融、保險等，分支機構遍布香港、中國內地主要大城市；1918年，上海永安公司成立，主要從事百貨和銀行業務；1921年，郭樂兄弟投資建成上海永安紗廠；1934年，永安紡織印染公司成立，擁有紡織廠5個，印染廠1個，紗錠25萬余枚，布機1500多臺，資本額達到1800萬元，職工人數達1.2萬人，成為規模僅次于榮氏兄弟創辦的申新紡織公司的中國第二大紡織企業。
在本次海外華人跨國公司調研中，我們發現了較多的這類企業，它們大多數集中在歐美國家，是在近20年內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并且與中國市場擁有密切的關系。本文從其中選取8家較為典型的企業為案例加以分析和研究。
二、主要案例企業情況
法國陳氏兄弟集團(TangFreresS.A.)。陳克威與陳克光兄弟于1976年創辦于法國巴黎，從事亞洲食品的批發和零售業務。1981年，陳氏兄弟公司在巴黎13區的“中國城”租用一處面積近3000平方米的廢棄火車貨運站，成立了法國第一家專營亞洲食品的現代化超級市場——陳氏商場。1988年，陳氏商場的年營業額為2.7億法郎，成為榮登法國企業龍虎榜的首家華人企業。2000年，年營業額突破10億法郎，在巴黎擁有8間連鎖商店，進入法國企業500強，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華人企業之一。早在1993年，陳氏兄弟集團開始在中國投資，到2003年共投資10億元人民幣，主要投資企業有中國豪門啤酒集團(擁有80％股權)、唐山太博爾生物奶牛料研發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興農生物飼料有限公司。
法國巴黎士多有限公司(Parisstore)。鄭輝1978年創辦于法國巴黎，主要從事亞洲食品的連鎖零售業務。到1989年，巴黎士多超級市場擁有3,000多平方米的營業面積，可停400個車位的地下兩層停車場。并先后獲得國際旅游協會頒發的亞洲食品批發商“歐洲最高聲譽金質獎”和法國銷售委員會頒發的亞洲食品質量和銷售“榮譽金牌獎”。與此同時，鄭輝還在香港創辦了“榮文貿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和中國投資以下生產性企業：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新加坡)、汕頭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汕頭歐寶興電子機械公司和承德雙通冶煉有限公司。
美國威特集團(WaitexGroup)。李學海1981年創辦于美國紐約，當時名稱為美國C.G實業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時裝設計、生產與銷售。威特集團擁有10多種服裝品牌，并獲得NBA、RUSSELLATHLETIC等權。在美國東西兩岸擁有15座現代化物流中心，每日處理數百個集裝箱的貨物，年吞吐量超過100億美元，是美國最大的倉儲配送物流企業之一。銷售網絡遍布全美國，2萬多家長期客戶擁有數百萬家商店。威特集團(學海跨國企業)在中國內地建有20余家合資或獨資服裝生產工廠，中國生產的出口服裝每年銷售額達2億美元。威特集團還在美國、巴西和中國香港擁有11家全資公司，全球雇員5000多人，其中在美國的雇員達1000多人。
西班牙西菲娜國際集團公司(SigfilaGroup)。張甲林1987年創辦于西班牙馬德里，主要從事工作服等服裝銷售業務，在歐洲市場創建了工作服裝的自主品牌一SIGCAT。在中國成立長沙西卡進出口貿易公司的基礎上，于2006年投資建成湖南西菲娜服裝工業有限公司，并擁有多家OEM工廠，以開發、生產職業服裝為主要業務。在中國生產工廠中，設有職業服裝研發中心。中國生產的TECNIC-LINE和SIGCAT品牌的工作服已在西班牙占有相當的市場份額，2006年開始進入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市場。
德國飛馬集團(FamousIndustrialGroup)。欒偉1991年創辦于德國波鴻市，從中國進口精密量具等產品，在德國及歐洲各國銷售。從1995年到2004年，飛馬集團成功地收購并轉移了德國的多個整套設備、工廠及生產線到中國：(1)1995年和1998年把索非亞選煤廠搬遷至中國安徽；(2)1998年把一套塑鋼生產線轉移到中國；(3)2003年把年產200萬噸的德國凱澤斯圖爾焦化廠搬遷至中國山東兗礦集團。與此同時，1998年初飛馬集團在山東設立獨資企業一一煙臺飛馬精密量刃具制造有限公司，生產精密量刃具并銷往歐洲各國；2003年底，飛馬集團收購德國蒂森一克虜伯公司汽車減震變截面板式彈簧生產線，并作為投資于2004年在遼寧盤錦建立了一個投資總額為1.9億元人民幣的工廠一一飛馬遼寧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生產汽車零部件并銷售歐洲各國。到2006年，飛馬集團年營業額達到8000萬歐元，生產的游標卡尺等量刃具在德國市場擁有較高的市場份額，成為寶馬集團在內的德國汽車制造商的零部件供應商。
西班牙長城龍集團(Group-long)。李汝龍于1992年創辦于西班牙馬德里，以中國商品批發為主要業務，建立了西班牙首家中國商品批發市場，所經營的中國商品大多進入西班牙的大型連鎖商場進行銷售，如西班牙商業龍頭企業的大型連鎖商場“英國公司”(ELCORTEENGLES)等。1997年，長城龍集團在廣東東莞投資建成箱包生產廠，成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產企業。從1999年開始，長城龍集團的業務范圍擴展到箱包、鞋類、服裝、禮品、房地產和資本投資等多種商業領域，同時，實現了多種貿易的交叉運營，市場區域也擴大到了歐盟、非洲、南美洲等。2002年，長城龍集團在上海等地投資了近7億元的房地產項目。2003年，又在廣州投資興建了占地600多畝的歐洲工業園。2007年11月，長城龍集團和上好佳聯手在菲律賓開發30平方公里的露天鎳礦。目前，長城龍集團擁有13家分子公司，主要分布在中國和西班牙各地。
美國安達控股國際集團。陳衛平與張宗義1994年創辦于美國紐約，初期從事牛仔服裝銷售，在美國、加拿大等國逐漸形成服裝銷售網絡。1998年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投資3,105萬美元將智達制衣廠(陳衛平于1989年創辦)更名為外商獨資企業——臺山市智達制衣有限公司；2000年投資1800萬美元興建晶達(臺山)織業有限公司；2001年投資2200萬美元興建匯達(臺山)紡業有限公司。以上生產性企業年產值達到15億元人民幣，每年向國外銷售成衣1,000萬件以上。安達集團與海內外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客戶保持著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尤其是在國外已建立了包括美國AmericanEagleAeropostaleFUBU和PacificSunwent等大型百貨公司和名牌服飾公司在內的3000多家銷售網絡，年銷售額超過兩億美元；在美國、法國、中國香港和內地設有紡織服裝新產品網絡式研發中心；在中國內地，“漢弗萊”品牌經營連鎖專賣店已達300多家。
意大利新世界集團(NeworldGroup)。姜際春1995年創辦于米蘭，當時名稱為“意大利新世界進出口公司”，主要從事中意之間的服裝進出口業務。1999年，姜際春創立“意大利新世界集團公司”，以自有品牌“NEWORLD”在意大利及歐洲銷售服裝等產品，并在意大利最大的貿易批發中心——羅馬商貿城擁有1200平方米的營業大廳。在意大利及歐洲經營服裝、食品、藥品和家具批發業務的同時，新世界集團先后在浙江投資建立了多個生產基地：紹興占地120畝的新世界家具城、杭州新世界醫藥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貝尼尼食品(杭州)有限公司、蕭山海普制藥有限公司等。
三、案例企業的特點分析
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具有哪些特點呢?我們將從兩個層面加以分析：一是針對8家具體企業歸納總結其一般特征，以區別于其他類型的跨國公司；二是從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角度，分析貿易先導型在其中的主要特征及其地位。
(一)貿易先導型的一般特征
1、創建人均不在公司總部所在國出生，全部出生在發展中國家，其中大多數在中國內地出生并接受高等教育，而公司總部均在歐美發達國家。
陳氏兄弟兩人出生在老撾，公司總部在法國；鄭輝出生在柬埔寨，公司總部在法國；李學海出生在中國廣東，1976年到美國，公司總部在美國紐約；張甲林1943年出生在中國湖北，1962年畢業于成都大學(現西南財經大學)經濟系，公司總部在西班牙；欒偉出生在中國，1982年畢業于四川外語學院德語專業，公司總部在德國；李汝龍1953年出生在浙江瑞安，公司總部在西班牙；張衛平1957年出生在廣東臺山，當過兵，做過鄉村赤腳醫生，公司總部在美國；姜際春1960年出生在浙江溫州，1982年畢業于浙江大學藥學系，公司總部在意大利。以上8家企業的創建人有6位出生在中國內地；有3位在中國內地受過高等教育。而他們所創辦的跨國公司總部均在歐美發達國家。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
2、創建人早期經歷與其創業初期業務相關程度高，早期的經商或就學經歷以及家族成員關系影響到創業初期的業務選擇或企業創辦的地域。
陳氏兄弟中的老大陳克威1934年生于老撾，1953開始在老撾經營木材加工廠，到1976年實業經營涉及碾米、制鞋和味精生產等，為其日后在法國商界奠定了堅實的經營管理基礎。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了躲避戰亂，陳氏家族舉家外遷。陳克威帶領家族的一支來到法國巴黎，與正在法國留學的四弟陳克光于1976年成立陳氏兄弟公司，主營亞洲食品批發業務。
鄭輝1940年生于柬埔寨金邊，1948～1958年中國內地學習。隨后回金邊創業，其商行成為柬埔寨首屈一指的土特產進出口商家。20世紀70年代，柬埔寨發生軍事，鄭輝一家幾經輾轉于1977年初來到法國巴黎，隨后成立了巴黎士多有限公司，從事亞洲食品批發零售業務。
欒偉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中國機械進出口公司四川分公司工作，從事機械產品的進出口業務。1989年辭職，只身帶有1000馬克到德國留學。留學期間，欒偉為那些想跟中國做生意的德國人提供咨詢服務，不僅解決了學費和生活費用，更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到中德貿易中的商業機會。1991年，欒偉借款5萬馬克成立飛馬公司，從中國進口精密量具等機械產品，在德國及歐洲銷售。
陳衛平1981年在家人支持下開辦了臺山市斗山鎮最大的批發商行——盛豐批發商行，1989年投資創辦臺山智達制衣廠，生產各款牛仔、休閑服裝。1993年，陳衛平的制衣廠陷入“幾條金魚都養不活”的窘境，他帶著8歲的女兒移民美國，與在紐約的家人團聚。不久，偶遇臺灣商人張宗義，兩人一見如故，共同籌資4萬美元開辦一家牛仔服裝銷售公司。
3、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業務為創業起點，產品范圍逐漸拓展，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到初次海外投資之前，已形成一個運作良好的國際銷售網絡。
陳氏兄弟集團以進口亞洲食品在法國銷售為創業起點，后開辦陳氏商場從事食品及百貨零售業務。到1990年，陳氏兄弟集團年銷售額達6億法郎，成為法國的大型企業之一，1993年開始在中國投資。飛馬集團以進口中國精密量具在德國銷售為創業起點，之后產品銷售到歐洲各國，業務拓展到收購德國生產設備銷往中國市場，1997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
長城龍集團以進口中國商品在西班牙批發為創業起點，經營商品不斷進入西班牙著名的超級市場，1997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安達集團以進口中國生產的牛仔服裝在美國銷售為創業起點，銷售區域逐漸擴展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亞，1998年開始在中國投資建廠。其他企業的首次海外直接投資時間不詳，但估計是在總部所在國建立了較好的國際銷售網絡之后。
4、初次海外直接投資集中在中國內地，主要生產其國際銷售網絡中經營過的產品。
以上8家企業的初次海外直接投資均在中國內地，以外商獨資或中外合資方式在中國建立生產型企業。這些企業主要生產投資方國際銷售網絡中經營過的產品，這是一種國際范圍的后向一體化戰略行為。陳氏兄弟集團不僅在中國內地建有獨資或合資企業，而且在2002年6月以收購方式獲得法國達能公司在中國豪門啤酒集團中的60％股份，加上1996年中國豪門啤酒集團成立時所擁有的20％股份，陳氏兄弟集團共持有中國豪門啤酒集團的80％股份。飛馬集團和安達集團的投資方式頗有特點，前者是以其在德國收購的生產設備作為出資在中國內地進行投資的，后者的首次投資是投入到創建人當年在國內創辦的企業中。
從在中國內地的投資地區來看，有兩家企業與創建人的出生和生活地密切相關。安達集團主要投資集中在陳衛平的出生和生活地一一廣東臺山市，新世界集團主要投資集中在姜際春的出生和生活地——浙江杭州。
5、初次投資中國內地之后，在不斷擴大投資規模、地域和產品生產種類的同時，企業創業初期的主營業務也得到進一步發展，或者開拓新業務，進而成長為跨國公司。
飛馬集團1997年在煙臺建成精密量刃具生產工廠，1998年在德國成立工業顧問公司，繼承并擴大了欒偉留學期間從事的咨詢業務；1999年，飛馬集團在中國生產的量具獲得德國有關部門的A級質量證書，同時在德國成立欒奧房地產公司，收購了日本精工德國公司在杜塞爾多夫的房地產(占地面積為1.2萬平方米)，正在建造一個中國皇家園林式的工貿中心，為中國企業拓展德國及歐洲市場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飛馬集團以世界先進的汽車減震變截面板式彈簧生產線在中國投資，開始從事汽車零部件的制造業務。
陳氏兄弟集團1993年開始投資中國，2000年營業額達到10億法郎，在巴黎擁有8家連鎖商店，進入法國企業500強；2001年，陳氏兄弟組建了陳氏傳媒公司，開始從事多元化經營；2002年通過收購取得中國豪門啤酒集團的控股權，正式進入中國內地啤酒市場。
士多公司在香港擁有“榮文貿易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設有“達輝食品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投資建了3家企業，分別是汕頭特區達輝食品有限公司、汕頭歐寶興電子機械有限公司、河北承德雙通冶煉有限公司，多元化經營業務較為廣泛。
長城龍集團1997年在廣東東莞建立箱包生產廠，當年就成為西班牙最大的箱包生產商；從1999年開始，長城龍集團的業務范圍迅速擴展到箱包、鞋類、服裝、禮品，以及房地產投資等，2002年在上海投資房地產項目，2003年在廣州興建歐洲工業園；2007年，長城龍集團業務拓展到菲律賓的鎳礦及其深加工，多國多元化經營格局形成。
新世界集團在浙江擁有多家生產基地，主要產品從服裝擴展到食品、藥品和家具等。
西菲娜集團在投資中國湖南建成職業服裝研發、生產基地之后，其自主品牌職業服裝不僅在西班牙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而且在2006年開始進入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市場。
威特集團在中國內地投資了20多家服裝工廠，遍及廣東、江蘇、上海、天津、遼寧、四川等地，還與海內外頗有影響的華文媒體《僑報》合作建立了“美國僑網”：在香港設立因特網物流系統總部，在北京機場和深圳設立后勤供應中心，一個以紐約、香港為軸心的全球因特網物流系統初步形成。
安達集團不僅在臺山市投資建立了“四達企業”，而且還投資成立了“臺山市匯通寬頻網絡信息有限公司”，在中國內地建有300多家“漢弗萊”品牌服裝連鎖專賣店。
6、多位企業創建人在當地商會及社團擔任領導職務，在領導本集團發展的同時，他們還關注當地與中國的商業合作和當地華人華僑的社團事業。
2002年4月，德國中國工商會成立，飛馬集團創建人欒偉當選為會長。該會擁有150多個會員，主要是德國中型企業家和部分大型企業家。有兩位副會長，一位是德國前蒂森一克虜伯汽車部門的董事長，現為香港匯豐銀行的首席經濟顧問；另一位是德國亞太經濟委員會主席。
士多公司創建人鄭輝是“法國華裔互助會”創辦人之一，曾任“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第二屆主席，2003年被推選為“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名譽會長。
新世界集團創建人姜際春現任意大利羅馬華人華僑貿易總會常務副會長，歐盟浙江聯誼會副主席，浙江省第九屆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特邀委員。
安達集團創建人陳衛平2001年當選為美國紐約安良工商總會會長，紐約至孝親公所主席。
(二)海外華人跨國公司中的貿易先導型
在以上關于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一般性分析之后，我們再把他們置于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中分析其主要特征。作為一個類別，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在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群體中具有成長時間和公司總部國別分布雙重集中、公司創建人多數來自中國內地等特征。
1、成長時間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至今
根據我們多年的研究，海外華人跨國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至20世紀末已經歷過三個階段：(1)萌發期，1900～1945年：(2)緩慢生長期，1946～1979年；(3)高速發展期，1980～1999年。在這3個階段中，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的海外華人企業并不少，但以貿易為先導成長為跨國公司者只是個別現象，例如先驅者永安集團等。由于這類企業并未成批出現，也就難以形成一個類別而進行具體研究。
但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以貿易為先導的海外華人企業中，有多家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作為一個新的類別，我們將其稱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以上8家企業是其主體和代表，它們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初次海外直接投資，并成長為今天所見的跨國公司。
2、公司總部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尤其是歐洲
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總部所在地分別在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5個國家，這些國家都屬于歐美發達國家。
如果把歐美分開來看，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主要集中在歐洲。在美國24家華人跨國公司中，貿易先導型有5家，占總數的21％；而在歐洲7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范歲久于1960年在丹麥創辦的大龍食品公司(DaloonFood)外，其他6家都是近10多年開始形成的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
但是這種現象在同為發達國家的日本并未出現。日本的8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吳百福于1958年創辦的日清食品外，其他7家都是近10多年內創辦的，其中6家為軟件企業，1家為家用電器企業。
3、多數公司創建人來自中國內地
在以上8家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中，除陳氏兄弟和巴黎士多公司外，其余6家公司的創建人均來自中國內地，即在公司總部所在國創業并發展之前，他們都出生在中國內地，在中國內地有過生活、接受教育(資料明確顯示有3位接受過高等教育)、工作或創業的經歷。
這種現象同樣在日本出現。日本的8家華人跨國公司中，除吳百福來自臺灣外，其他7家企業的創建人都來自中國內地。
四、跨國成長的因素與邏輯分析
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為什么在近10多年的時間內在歐美國家集中出現?也就是說，它們從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業務起步，是什么因素促使其成長為跨國公司?在它們10多年的成長歷程的背后，存在什么樣的邏輯呢?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深入分析和研究的。
(一)跨國成長的主要因素
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因素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外部環境因素，二是企業內部因素。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發展以及中國與歐美國家之間的貿易狀況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形成的主要外部環境因素，企業家精神和能力則是它們從貿易起步成長為跨國公司的主要內部因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有兩大因素直接與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形成密切相關。首先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大規模地進入歐美國家市場(這可從中美、中歐之間的貿易順差加以證實)，使得以國際貿易或進口中國商品在當地市場批發／零售的海外華人創業企業得以獲得豐富且低廉的進口商品，從而積累了資本，逐漸建國際銷售網絡，尤其是與中國之間的貿易網絡；第二是中國內地擁有的低附加值產品的制造優勢(這是世人皆知的)，這些企業擁有國際銷售網絡和一定的資本之后，開始在中國內地投資制造加工業，從生產其經營的產品開始到其它類產品生產，較為充分地利用了“中國制造”的優勢。
這種后向一體化的拓展，使其獲得了更加可靠的貨源保障，進一步擴大了企業整體的盈利空間。企業規模和實力的增強，再加上其國際化經營能力的提升，促使這些企業進行到新的行業，從事多元化經營活動。
以上宏觀經濟因素對所有海外華人企業同樣存在，但為什么只有少數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呢?這取決于企業創建人的企業家精神和能力!只有那些認清以上商業機會，敢于并有能力抓住這些機會的企業創建人才能領導其企業成長為跨國公司。
為什么這類企業在歐美較多，而在日本并未出現呢?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的綜合商社一直承擔著中國產品向日本出口的功能，沒有為在日本的華人企業留下多少商業機會。歐美國家尤其是歐洲各國，與中國距離較遠，國際貿易關系逐漸形成，本國并不存在類似日本綜合商社的企業，因此為在歐美的華人企業提供了這樣的商業機會。
(二)雙向天生國際化的成長邏輯
“天生的國際企業”是外國學者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它描述了一種企業迅速國際化的道路。眾多學者的用詞和定義各有不同，Oviatt＆McDougall使用“國際新企業”一詞，并定義為“一個從一開始就從使用多國的資源并向多國銷售中尋求重要競爭優勢之獲取的企業組織”；Knight使用“天生的國際企業”一詞，將其界定為“一個從成立之初就從國際市場銷售中尋求相當部分的收入的企業”；……等等。還有學者把“成立之初”具體界定為“成立后的兩年內”，把“國際市場”具體化為“5個以上國家”，把“相當部分的收入”具體設定為“25％以上”或“40％以上”。
如果嚴格按照以上定義和指標，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并不屬于“天生的國際企業”。但是，借助這個概念的本質內涵，我們認為，雙向天生的國際化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成長邏輯或理論。
首先，我們撇開上述具體指標，深入到“天生的國際企業”的本質特征中，這主要有兩點：一是企業在成立之初就擁有很強的國際視野，二是國際化的方式不同于現有的國際化階段模型理論(薛求知，2007)。然后，我們再看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主要特點，這主要有3點：一是海外華人華僑創辦，二是以國際貿易或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三是與中國存在雙向的商業關系(從中國進口產品在當地及其它市場銷售，在中國內地投資制造加工業和其他行業)。最后，把兩者結合起來，我們就不難得出下述結論：“雙向天生的國際化”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成長邏輯或理論，“天生”是指海外華人華僑“三重性”(中華性、本地性和國際性)(韓方明，2002)所決定的國際視野，“雙向”是指海外華人企業與中國市場之間存在的貿易與投資關系。也就是說，海外華人華僑“天生”的國際性決定了其國際視野：這種國際視野既不同于中國人，也不同于外國人，而是以其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雙向”關系為特征的；當他們創辦企業時，這種國際視野就“自然地”發揮其作用，主要從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國際貿易或進口中國商品在當地市場批發／零售開始創業；當企業成長到一定的規模之后，利用多年經營積累的資本和能力，再加居住國與中國之間的優勢互補關系，這些企業開始在中國投資制造加工業；在垂直一體化經營取得成效的同時或基礎上，這些企業逐漸拓展其業務范圍或地域范圍，最后成為一家跨國公司。
五、對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的啟示
我們一直認為，海外華人跨國公司是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較為合適的學習對象。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與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存在較大的可學習性，它們的成長歷程及其邏輯為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提供了以下多方面的啟示：
以“中國制造”優勢為主要基礎。“中國制造”優勢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成長的主要外部因素，正是“中國制造”優勢的存在和利用，以貿易為先導的海外華人企業才能成長為跨國公司。中國本土零售企業也應該以“中國制造”優勢為主要基礎，從事跨國經營活動。再從零售業全球化的現狀和趨勢來看，在諸多跨國零售巨頭的壓力下，“中國制造”優勢也許是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的唯一基礎。
選擇有潛力的國家為目標市場。以當地市場對中國商品的潛在需求量，目前滿足需求的程度，以及當地企業進口中國商品銷售能力等為主要考慮因素，在全球范圍內選擇目標市場，并排出優先進入順序，制定出進入市場戰略路線圖。根據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經驗，發達國家市場先于發展中國家市場，日本市場基本可以不考慮，美國市場可考慮，歐洲各國市場可作為重點。
以某個品類產品經營為業務起點。在地域目標市場基本選定之后，經營產品品類的選擇至關重要。在目標市場所需的產品品類中，首先選擇某個品類為業務經營起點，而不是一開始就經營范圍較寬的產品品種。這是集中戰略法則的表現，把全部資源集中在某個品類經營中，較為容易形成競爭優勢。在鞏固某個品類市場的基礎上，才拓寬產品品類范圍和市場區域，是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的經驗，也是中國零售企業跨國經營成功的主要因素。
以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為核心力量。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創建人的企業家精神和能力是其成長的主要內在因素，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也應是國際化經營管理人才為核心力量，尤其是在海外業拓展的初期。中國零售企業可以在國際化經營實踐中逐漸培養這類人才，也可吸引當地華人華僑(尤其是從事批發／零售業務的人)加盟，利用其本地性優勢，把中國零售企業的優勢在當地市場發揮出來。
以海外華人企業為合作聯盟伙伴。海外華人及其資源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可資利用的重要因素，這也是中國企業與其它國家企業相比擁有的獨特資源。中國零售企業也不例外，可將當地華人企業作為主要的合作聯盟伙伴，通過多種靈活的合作方式，同時促進中國零售企業的跨國經營和推動海外華人企業成長為貿易先導型跨國公司。
1、思維敏感
能夠從事文化事業的人，或多或少身上都具備一定的文化素養，有些還是專業藝術院校畢業的學生，對文化藝術有著深刻的研究。受到藝術文化多年的熏陶，思維相對活躍敏感，對事物都有不一樣的態度。同樣的事情一般職員沒有太多的想法，但是文化行業的職工就會有自己的見解和想法。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待同一個問題，非文化行業職工的想法比較簡單，而文化行業職工的想法就比較復雜，思維敏感。
2、情感豐富
文化行業從業者多部分有較好的藝術修養，如果所有人都將情感投放在工作當中，就會嚴重影響整體工作效率，降低工作質量。
3、易情緒化
正因為文化行業和很多藝術領域掛鉤，從事文化行業的人很多也是來自于藝術領域，所以，這些人在處理問題的時候不能夠完全把握個人情緒。問題一旦發生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解決問題，而是迅速在問題中摻入不良情緒，嚴重影響問題的解決。
二、文化行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思想是保證一個人或者一個集體
朝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重要保證。文化行業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要對企業職工進行正確的思想指導，解決職工的思想問題，克服行業中落后和錯誤的思想，及時排除行業中各種陳舊腐朽的傳統思想。為文化事業發展找到正確的指導思想。
2、文化行業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增
加員工的凝聚力和責任感。思想工作其實就是對人進行的思想，道德，意識，人生觀價值觀等多方面的指導工作。加強文化行業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及時解決職工思想上的諸多問題，可以讓職工安心工作，用自身的力量促進我為文化事業的發展，工作自覺思想進步，增加員工的責任感同時還可以增加員工的凝聚力。
3、當今社會，企業面臨著更加復雜
的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文化行業思想政治工作在文化單位占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是一個單位能夠健康發展的重要保證。單位的政治部門，就是要保證職工的思想能夠和當前經濟發展現狀保持一致，不能出現脫節的情況，將先進的思想深入到職工的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中，不斷提高職工的道德素質。
三、文化行業思想工作現狀
1、思想政治工作難度加大
任何思想政治工作都是對人的工作，與人溝通表面上簡單，其實很難。人的思想沒有完全一樣的，而且，我國發展速度如此之快，人們的思想也在時刻發生著變化，手到來自社會各界的影響。老員工經歷了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很長時間無法適應新體制下文化事業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思想，會產生一定的負面情緒。新近員工受到新時代的影響，思想意識超前，和老員工產生明顯的代溝。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及時調整職工的思想，保證職工思想基本保持一致，消除摩擦代溝，整體提升職工素質。
2、工作任務加重
我國社會正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人們的想也發生著翻天覆地變化，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呈現多樣化的發展趨勢。很多員工在復雜的社會環境中沒有把握好自己思想的變化或者對某些概念認識模糊，產生了錯誤的價值觀。思想政治工不僅要貼合時展，緊隨改革開放的腳步，更要深入職工內心，設身處地地位職工著想，真正從精神上和生活上機遇員工幫助。同時，思想政治工必須要對國家文化事業負責，引導廣大職工走向正確的發展方向。
3、職工情緒化問題嚴重
從事文化藝術行業的工作人群性格敏感，思維敏捷，多愁善感，這不僅體現在工作當中，還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從事文化行業的工作者女性人數要高于男性，而且有些部門甚至全都是女性。由于女性天生敏感、嫉妒等心理使然，經常發生一些很小的事情，或者他人一個不經意的舉動就會給某些員工帶來極大的反感，極易產生消極情緒，進而將這些情緒帶入工作當中，影響工作效率。此外，這種負面情緒傳播速度很快，一個人有情緒問題很快便會傳染給其他人，致使小范圍內的人都會感染這種不良情緒，嚴重影響工作，降低工作效率。
四、探索文化行業思想教育工作的新對策
1、重視職工的主體地位
文化事業的傳播也需要員工共同的努力，重視職工的主體地位，首先要堅持與時俱進，更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在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思想。其次，要對文化行業的管理體制進行改進，建立完善的制度讓普通職工也可以參與企業的決策過程，要特別注意各種信息的公開。第三，要研究和制訂長期的職工發展規劃。經常組織職工參加培訓和學習，讓職工的知識得到不斷更新，提高職工的思想認識，全面提高職工的綜合素質。第四，要讓所有的職工都可以分享到文化事業的發展成果。
2、加強文化建設
緩解職工的工作壓力，為廣大職工提供一個舒適寬松的工作文化氛圍，這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須要注意的重要內容。文化為企業的活動提供精神動力、思想保證，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應該向行業文化建設進行轉移。但是，文化不僅包含了文化事業的精神成果也包含了物質成果的內容，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完全替代文化建設。所以，文化行業職工思想政治建設不能對員工進行純粹的政治理論教育，要將政治理論融入到工作當中，結合企業文化，潛移默化地灌輸給員工，讓員工既能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又能深刻理解企業文化的精髓。
3、加強日常工作管理
文化行業的工作就是繁榮我國文化藝術，加強同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宣傳我國的先進文化。所以，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時可以提前明確任務，并根據職工的實際情況，開展多層次、不同形式的、有針對性的思想教育工作。企業要采取以職工為核心的管理思想，進行文化事業傳播的同時不能夠忽視對職工的關心。
4、意識創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的前提
一要進一步樹立開放意識。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具有超前意識和現代化意識,大膽迎接挑戰,抓緊學習掌握網絡技術,認真研究網上思想文化交流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新特點,在網絡上不斷開辟、擴大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陣地,把網絡變成創新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先進工具。二要增強人本意識。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體、客體、內容無不與人直接相關,強調人本意識,主要是指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須進一步以職工為核心,遵循職工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把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在更加尊重職工的基礎上。
5、方法創新是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的關鍵
一是要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從新時期職工的想實際出發,不斷掌握職工思想特點,針對他們的思想特點來認識和解決問題。采取影像觀摩、演講、經驗介紹、社會調查、案例分析等多種形式,達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二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滲透到企業生活的各個領域,寓教于知,寓教于樂,寓教于美,寓教于管理,企業應根據各自歷史的、地理的特色,創造性地營造一種高品位的企業文化氛圍,激發職工工作、學習熱情和創新精神。三是要關注職工各個群體的發展動向,對全體職工進行有力而全面的觀察與研究,從重點關注向全面關注發展,使教育者成為職工的知心朋友,關心職工的工作、學習和生活,傾聽職工的聲音,幫助職工排解苦悶與不滿情緒。
6、努力實現思想政治工作與文化建設的有機結合
將員工置身于良好的道德風尚中，能促使他們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這是其它任何教育手段所無法比擬和代替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還要做到與文化建設相結合，大力推進精神文明創建活動，要把廣泛深入地開展豐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建設活動作為新載體，做到寓教于樂，陶冶精神情操，培養集體凝聚力和勞動競賽，營造輕松舒暢的工作氛圍，不斷增強廣大員工隊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積極向上的精神狀態為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做好貢獻。營造健康向上的文化娛樂氛圍，豐富職工業余文化生活，占領職工業余文化陣地，并結合本單位實際，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多層次、多渠道的具有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的文化娛樂活動，使廣大職工在精神的愉悅和滿足中受到教育，在蓬勃向上、積極樂觀情緒中得到正確引導，從而培養職工團結協作的群體意識和團隊精神，以增強本單位的凝聚力。
解決我區群眾體育發展問題的對策及辦法是對體育公司發展的具體要求
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各種渠道進行宣傳，加大對群眾的宣傳力度，在宣傳過程中要講實效性，落實到實處。比如開展一些大眾的健身宣傳、聘請有關資深的社區體育指導員或者教練員進行體育鍛煉有關的講座；普及各種鍛煉知識，政府加大投資力度，為每個社區聘請社區指導員或者教練員，直接面對面的指導鍛煉方法；通過多媒體教學的方式進行指導和宣傳；利用周末的群眾比較集中的地方進行有關健身手冊的發放，可以免費贈送一些體育健身的光碟；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宣傳，媒體或者網絡。通過宣傳要達到讓更多的人來參加體育鍛煉，營造“我運動，我快樂”的和諧氣氛，從而達到全民健身的目的。完善和規范體育組織全民健身要走社會化全面化的道路，這就要求社會各界如政府、社區、學校等共同參與其中，使全民健身更加完善；通過建立各種社區的必要設施、政府大力支持個體經營的健身會所，在重點區域建立體育指導中心，發揮各部門的管理職能；對社區的健身器材進行全面更新以及維修合理利用有效資源；政府有效集中社會、學校的有健身指導能力的人員，并對這些人員加大培訓深度，并針對農村體育相對薄弱的環節進行全面改革，大力培養農村體育健身指導員，加快農村體育的發展。我區力爭在大型體育場館、設施上有更大的突破我區較大規模的體育設施場館較少，大型體育比賽的承載能力還較弱。針對這一薄弱環節，我區政府還需要利用有效資源的基礎上緊跟國家政策，在發展內需、各市、城鎮打力發展的機遇下，積極爭取更大的資金注入。加強政府的職能功能，充分利用有效社區資源，大力開放更多的場館以及體育設施，讓這些社區，學校的資源充分利用，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鍛煉中來，從而更好的實現全民健身，使得全民健身不在是一句口號。規范指導，打造我區品牌體育項目群眾追求科學的鍛煉越來越強烈[3]，首先要求我們這些體育指導員、教練員的水平要不斷的提高，業務水平要不斷的加強；其次通過對群眾的科學指導，爭強他們要如何自我鍛煉，自我評價的能力，并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來選擇更適合自己的鍛煉方法及項目。社會各界大力支持我區傳統體育項目，努力打造我區龍頭體育——龍舟隊，龍舟隊已有幾十年的歷史，曾經代表我區、我市參加省級比賽，并取得優異成績。這是我區的驕傲，我們不僅要發展，而且要更好的發展，努力打造我區龍頭品牌。我校體育教師隊伍是體育策劃公司內在的優越條件我高校體育教師可謂是人才濟濟。王老師：渝州大學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健美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足球：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某健身俱樂部董事長兼教練。高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社會體育專業。籃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游泳：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羽毛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國家一級社區指導員。某健身會所游泳教練。羅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乒乓球：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唐老師：成都體育學院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藝術體操：國家一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健美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某健身會所瑜伽教練。謝老師：陜西師范大學體育系畢業，體育教育專業。田徑：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體操：國家二級裁判員二級運動員。我們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第一是由以上教師組成團隊，這就解決了專業的策劃。第二，學校的場館也很齊全，有體育館，室外籃球場數個，標準橡膠田徑場一個，內設足球場。第三，我校王老師，自己組建了第三產業，而且發展成為當地目前最大，設施最齊全，教練最完善的健身俱樂部，體育策劃公司就設立在該俱樂部。
策劃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