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5:4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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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培養目標的組成部分，可將其分為所培養人才類型，對人才的能力要求，以及人才去向和人才所從事的具體工作等方面構成。本文從這四個方面對三類高校培養目標進行了比較。比較發現，三類高校培養目標既有共性又有差別。共性主要表現在都要求學生掌握國際經濟貿易的基本理論以及基本技能，這是國貿專業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差別表現在：
1、所培養人才類型的差異
綜合類大學側重于高級綜合型人才，財經類大學側重于商務應用型人才，理工類大學側重于復合應用型人才；
2、能力要求的差異
綜合類大學側重于扎實的基本功，財經類大學側重于較寬的專業知識面，理工類大學側重于較強的實際操作能力以及一定的工科基礎。
3、人才的去向的差別
綜合類大學多面向各類涉外企業、事業單位和銀行金融機構從事國際經貿、政策分析等工作等；財經類大學多面向為涉外經濟貿易部門、外資企業等進行實際業務、管理以及宣傳策劃等工作；理工類大學多面向國內外貿易公司、國內外會計師事務所和金融機構、政府涉外經濟部門、外資企業等進行實際的外貿業務操作。
二、課程設置的比較
國家教委的相關規定將高校的課程分為五類，即公共基礎必修課、學科基礎必修課、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和實踐性課程。本文按照該分類，對各類課程的學分總數進行了統計并加以平均。結果顯示各類高校國際貿易專業課程體系的設置存在著一定的共性，即都注重基礎課程的學習。在公共基礎課、學科基礎必修課這些基礎性質的課程上分配了相對多的課時，為不同學科間交叉、滲透、融合、搭建了平臺。通過樣的課程設置，以期培養既具有扎實的經濟學基礎，又全面掌握國際經貿基礎理論、國際貿易專業知識的人才，使學生畢業時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人才市場的實際需求靈活就業。而它們的課程設置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綜合類大學側重于基礎理論知識教育，針對于公共基礎課程以及學科基礎課程課時比重大，凸顯了“厚基礎，寬口徑”的特色；財經類大學注重學科基礎教育的同時，加強專業選修課的比重，該類課程涉及經濟類專業知識較多，從而能起到拓寬學生專業知識面的作用。而理工類大學課時總量較大，課程種類較多，學生的學習強度較高，同時課時分布比較均勻。
三、實踐教學的比較
為了比較各類高校在實踐教學的側重，本文將實踐教學的內容分為即基礎知識實踐內容、專業性實踐課和實習等內容，從這三個方面進行比較。比較發現，三類高校在實踐教學也存在著共性和差異。共性主要體現在均形成了完整的實踐教學體系，實踐內容都包括了基礎實踐、專業實踐以及實習等幾個部分。通過這些環節的安排，使得學生能掌握本專業從基礎能力到專業能力以及實際操作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差異性則表現在三類高校對實踐教學內容側重有所不同。綜合類大學實踐性教學且更加注重對理論結合實踐類型的課程設計。財經類大學實踐性課程總學時比較適中，且比較注重實踐教學的應用性，開設各種類型的崗位模擬以及商務能力運用的實踐課程比較多。理工類大學實踐性教學總學時最高，且課時較均勻分配于三種類型的實踐課。另外從開設的課程上可以看出，理工類大學國際貿易專業實踐性課程比較注重實際動手能力操作的課程，如各種貿易實務的模擬，以及計算機應用和金工實習等，這些實踐內容有利于學生多樣性科技知識在國際貿易中的應用特性。這樣，學生在走上工作崗位時，可根據自身不同類型技能優勢來挑選適合自己的工作內容。四、啟示通過比較，三類高校國貿專業培養模式各有各的特色以及側重點。面對新的外貿人才需求形式，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需要找到合適的專業定位，從自身專業建設特點出發，改善目前的專業建設情況。具體應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實現：
1、明確專業培養目標
高校需要結合目前國際貿易人才需求情況進一步調整各自專業培養目標，從人才的實際需求出發，突出培養特點。綜合類大學，在培養目標的設置上，可進一步加強對學生的科研能力的要求以及對基礎知識的扎實掌握，明確自身培養的人才對基礎知識結合實踐能力的運用的要求；而財經類大學，則可從培養目標上對學生需要具體側重對哪些方面的知識進行拓寬掌握進行規定，并正確引導學生進行知識面的拓寬；理工類大學則可凸顯學生的對復合類型知識的掌握，并加強對工具性應用知識的掌握。
2、調整課程設置在確定了培養目標后
課程設置方面也應與培養目標相適應。進行課程體系建設，不僅要體現高等院校對于經濟、國貿、管理等基本理論知識培養的系統性特點，而且要緊跟國際貿易發展趨勢，對不斷出現的新貿易技術、新規范等給予及時的介紹和講授。三類高校可依據培養目標對各自的課程設置進行優化。對綜合類大學來說，它的課程為了實現其“厚基礎，寬口徑”的特色設置，在學生基礎知識的加強上，可相應的提供更多的理論知識類型的課程以及數理工具等類型的課程，并對學生的理論結合實踐的應用能力進行強化；而財經類大學，則可采取必修核心課程與選修課程相結合、主修專業課程與兼修專業相結合，擴大學生選課的自由性和靈活性，提供多種類型的知識課程供學生選擇，從而達到擴大學生知識面的目的。對理工類類大學，除了要強調學生對不同科目的知識都有所涉獵外，可加強對不同類型知識的應用型知識的課程的授課。
3、進行有差別的實踐教學
如上文所述，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的實踐創新能力薄弱，師資隊伍的欠缺影響了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的教學質量。總體而言，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的水平難以滿足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發展的現實需要。具體來說，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實踐類課程教師對實踐類課程授課內容的講解不夠透徹和細致
由于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對實踐類課程知識要點的理解完全依據教材，對課程中教學重點和教學難點的闡釋相對粗糙，甚至對教材中的一些與最新實踐活動不符的內容難以察覺。這導致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對授課內容的講解不夠透徹和細致。
（二）實踐類課程教師教學方法單一
難以將抽象的知識形象化、具體化由于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自身實踐經歷匱乏，其在教學過程中往往是照本宣科，難以將空洞、抽象的知識聯系實際，進行針對性的案例教學，或在案例教學中對案例背后的實踐技能知識進行充分、有效的挖掘，從而難以將抽象的知識形象化和具體化，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學習積極性，所以課堂教學效率提升難度較大。
（三）實踐類課程教師指導學生開展專業實踐活動的能力有限
由于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專業教師缺少系統性的專業實踐活動經歷和從業經歷，實踐類課程教師盡管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但是實踐與創新能力相對薄弱，其對學生的專業實踐活動難以進行有效的指導，并及時解決學生專業實踐活動中所遇到的一些問題。顯然，這不利于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教學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的成因
綜上所述，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實踐類課程授課教師的實踐創新能力不強。結合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的具體情況，筆者認為，造成當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水平相對低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設缺乏足夠的積淀
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屬于應用經濟學范疇，目前國內眾多綜合型大學、財經類與外語類高校以及獨立學院均舉辦了該專業。相對于其他類型的辦學主體，獨立學院舉辦該專業的時間相對較晚，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設方面，獨立學院缺乏足夠的積淀，舉辦該專業的人才基礎相對薄弱。這使得，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獨立學院需要解決的問題和面臨的挑戰較多，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建設水平提升較為緩慢。
（二）獨立學院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方面缺少有效的戰略
相對于理論性課程的師資隊伍建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需要科學、合理的戰略。由于獨立學院舉辦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時間相對較晚，實踐性課程師資隊伍建設經驗較為欠缺，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培養的內在規律缺乏足夠的認識，所以難以在短期內制定出有效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戰略。顯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隊伍建設水平的提升。
（三）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
如上所述，就目前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師資的構成而言，大多數教師為高校畢業不久的青年碩士或青年博士。這些教師雖然學歷水平相對較高，但是缺乏專業實踐活動經歷。這使得，在實踐類課程的課堂教學中，相當一部分教師感覺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課堂教學水平提高難度較大。
（四）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缺乏有效的職業規劃
誠如我們所知，高等學校教師的成長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難以一蹴而就，而在高校教師的成長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工作內容和工作崗位，制定切實可行的職業發展規劃是至關重要的，只有具備科學、合理的職業規劃才有可能不斷提升自身的教書育人能力。而從當前獨立學院的實際發展情況來看，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實踐類課程教師很少制定切實、有效的職業規劃。這導致獨立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實踐類課程教師難以不斷提升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專業技能，從而不利于實踐類課程課堂教學水平的提高。
三、總結
國際經濟合作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一門必修課，針對經濟管理類專業的高年級本科生開設，側重研究國際貨物貿易以外的其他國際經濟業務與交往方式，核心內容是探討生產要素(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國際流動的具體形式、原因和效應。該課程具有以下特點:
(一)廣泛性與關聯性我國對國際經濟合作學科進行系統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我國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規模的擴大和形式的增加，國際經濟合作課程的教學內容日趨龐雜，主要內容包括:國際投資合作(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國際技術合作、國際工程承包與勞務合作、國際租賃、國際經濟援助、中國對外經濟合作等領域的基本理論、基本內容與操作方法，及國際經濟協調機制和國際經濟合作主體權利的法律保護。課程內容的廣泛性導致課堂教學存在兩大難點:一是教師在有限的課時內(多數開課為每周2學時)如何深入講授龐雜的課程知識點，課程重難點如何突出;二是如何解決課程知識點與其他課程教學內容存在的重復問題，如國際直接與間接投資內容屬于國際投資學，國際技術貿易、跨國公司內容在某些院校已經單設課程講授。關聯性是指國際經濟合作各種形式之間的聯系比較緊密。目前在信息化與全球化基礎上進行的生產要素國際間轉移與重新配置多數情況是資本、技術、勞動力等要素結合在一起產生的一攬子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與配置。如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本身就涉及可行性研究、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勞務輸出、國際技術轉讓、國際租賃等多種形式的合作。
(二)時效性與實踐性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化與信息化的迅速發展使得全球范圍內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種類不斷增加，在傳統的資本、技術和勞務的基礎上發展出許多新的內容，如土地、信息、企業管理、風險投資等成為國際經濟合作新的內容。此外，中國開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的理論與現實案例日益豐富。時效性要求授課教師隨時關注國際經濟貿易形勢的變化，不斷更新教學內容，做到與時俱進。盡管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涉及要素流動的基本理論，但其理論沒有嚴格的體系，多數理論是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課程相關理論的歸納，課程內容主要側重于實務，特別是各種經濟合作方式的操作程序與環節，如國際技術轉讓、國際工程承包、國際租賃、可行性研究報告等實踐性較強的內容。
二、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教學改革探討
(一)整合教學內容明確課程定位是整合教學內容的前提。結合課程特點和教學對象，將國際經濟合作課程明確定位為:拓展學生的專業知識面、為將來的工作與深入學習打下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通過學習，使學生形成一個關于國際經濟合作較為完整的知識架構，特別是掌握重點概念與理論;另一方面，使學生掌握國際經濟合作主要方式的實際操作，把握國際經濟合作實務發展的新趨勢與動態。目前，多數高校國際經濟合作教學采用的是對外經貿大學盧進勇教授主編的國家級規劃教材《國際經濟合作》，筆者以此教材的框架體系為基礎，結合地方產業結構特點，遵循應用性、時效性與重點性原則，對課程教學內容進行了優化與整合。1.導論。主要內容包括國際經濟合作的概念界定、類型與研究對象;國際經濟合作的產生與發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理論。2.國際直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形式與發展趨勢;國際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概述;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國際直接投資環境。3.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或者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國利用FDI的發展歷程、主要特點與作用;中國利用FDI的主要方式;中國利用FDI的政策法律規定。4.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走出去”戰略內涵與必要性;中國境外FDI的現狀、特點與問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管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文化融合。5.國際間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的含義、特點、分類與影響因素;國際債券投資;國際股票投資;中國對外間接投資。6.國際技術貿易。國際技術貿易的含義、內容;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國際技術貿易價格;中國對外技術貿易管理;自主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關系。7.國際工程承包。國際工程承包概述;國際工程承包招投標程序;國際工程承包合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的特點與問題。8.國際勞務合作。國際勞務合作的含義、本質與主要形式;國際勞務市場的發展趨勢與特點;國際勞務合同的基本條款;中國對外勞務合作的現狀與特點。9.國際租賃。國際租賃概述;國際租賃的主要形式;國際租賃合同;租金的計算。10.國際發展援助。概述;國際發展援助機構;中國與國際發展援助。11.可行性研究與項目評估。可行性研究的含義、階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的概念、主要內容與工作程序;項目評估與可行性研究的關系。12.特色專題:浙江省對外經濟技術合作現狀、問題與對策。
(二)改進課堂教學方法目前，國際經濟合作課程多采用理論講授、案例分析、課堂討論和課后練習相結合的教學模式，這些教學方法的綜合運用有助于提升教學效果，但有必要進一步探索新的教學方式。1.主體參與教學。主要做法包括:在教師的指導下，由學生充當教師講授部分教學內容，如國際直接投資章節中的國際投資環境;培養學生自主查詢數據與資料、EXCELL圖表制作與歸納能力，如要求學生上網檢索世界投資報告(英文版)并將其主要觀點翻譯成中文、要求學生到國家統計局下載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關數據，利用數據繪制圖表并歸納觀點，并將過程當眾演示;要求學生上網檢索《國際經濟合作》雜志，圍繞某一個主題閱讀文獻20篇，并撰寫讀書筆記;鼓勵學生參與教學大綱與教學環節的設計等。這種教學方法有利于改變教師包攬一切、學生消極應付的被動教學方式，有助于調動學生積極性和主動性，鍛煉膽量，提高語言表達能力。2.啟發式教學。在教學過程中可采取不同的形式對學生進行啟發引導，如直觀啟發、視頻啟發、語言啟發、圖示啟發、對比啟發等。如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效應，可先擺出現象或事實，啟發學生進行歸納，然后結合相關理論進一步深化;國際技術貿易章節的教學可適當拓展，利用數據、案例、對比的方式啟發學生思考技術引進與自主創新的關系;BOT投資方式的含義與特點由教師講解比較枯燥，可采用通過相關視頻啟發學生進行思考、教師提問的教學方法;結合具體案例進行啟發式教學，如雅戈爾集團與吉利走出去的案例，啟發學生思索企業走出去的經驗與教訓。3.項目規劃教學。項目規劃教學是把教學內容分解成若干個項目，從程序上將項目設計、實施與結束的全過程設置一系列的操作環節，從時間上更關注項目的未來發展。如可行性研究報告撰寫項目，首先由教師在學期初設計若干子項目;再根據全班人數分成若干執行小組，每個小組選定一名組長，組員各司其職，有的負責市場分析，有的負責投資環境，有的負責財務分析等;教師提供查找資料的途徑，并根據小組要求提供必要幫助，安排組長每2周匯報一次項目進展情況;報告完成后要求學生制作PPT，并邀請部分教師對報告進行現場評比，評比結果作為過程考核的一部分。
一、股市政策可以成為
獨立的經濟政策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傳統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從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來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其政策效應的發揮仍然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經濟體制。這促使人們尋找新的更有效的短期政策手段,而其前提條件則是其效應的發揮應有相當的獨立性,即可以在各種體制條件下,能夠達到擴大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等預定目標。筆者認為股市就是這樣的一種政策工具。
比如.近l0年來,美國經濟持續的高增長、低通脹,雖然也有科技進步、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但與美國股市的表現有很大的關系。具體來說:不斷攀升的股價,使投資于股市的眾多的美國家庭,不僅增加了貨幣購買力,也增強r購買的信心,從而有力地支持了需求的增長;使資本充裕,降低了.融資成本;國際資本的流人,支持了.美元匯率的堅挺,使美國企業能以低廉的價格購買海外商品和勞務。
眾所周知.股價水平常常走在經濟狀況的前面,是社會公眾對經濟前景心理預期的表現。宏觀經濟管理當局可以對股指走勢發揮重大的影響,股市政策可以成為獨立的經濟政策。
所謂股市政策是指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為達到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運用上述政策措施來影響股價水平的決策及其操作。膠市政策的政策手段包括利率調整、信息、政府基金介入、棚關稅目稅率調整、金融及證券市場管理辦法、相關法律法規設立與修改等。
當前我國可以通過制定卡“應的股市政策,擴大需求,推動經濟增長,為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完成結構調整爭取相對寬松的時間和物質條件。
二、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股市發展
在我國,股市對需求是否能發生影響及影響多大,這取決于中國般市的規模,其中也包括參加投資的家庭戶數。據統計,我國目前深滬兩市投資者約4000萬,一般說來,每個投資者代表1個家庭,每個家庭按3口人汁算則涉及1.2億人,占我國城鎮人口的40%左右l999年,國家財政給行政事業單位職工及離退休人員提高工資和增補發退休金,涉及8000萬人,輿論普遍認為對擴大內需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那么也沒有理由認為投資者人數達4000萬的中國股市不能發揮同樣的影響。如果中國股市不是像以往那樣,行情轉瞬即逝,而是穩步成長,投資于中國毆市的家庭會很快增加.對內需的影響會很快增強。
發展股市對擴大投資也會產生積極的作用。這首先是因為股市上揚帶來的財富效應會增加消費需求,擴張市場,從而為廠商獲取預期的投資回報率提供基本條件。我國企業目前普遍受困于市場疲軟帶來的價格低迷、銷售不暢,迫切期待市場轉旺。
股市發展是調整經濟結構所必需。保持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必須完成經濟結構調整。從經濟結構調整的主要內容來看,要擴大民間投資,發展非國有經濟和高新技術產業,完成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和制度創新及西部大開發,單靠我國現有的銀行資金支持遠遠不夠,股市的發展必不可少。我國企業的融資渠道一直是比較的單一,主要依靠問接融資,由于在融資上對銀行貸款的過度依賴,多年矛盾的積累,使銀行不良資產比例偏大.存在一定的金融風險。從國際經驗來看,市場經濟制度各國,股市都在融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在所謂“英美模式”國家,股市融資更較銀行融資占有首要地位。股票市場,作為成熟的融資方式,有國際經驗可資借鑒。
三、發展股市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我國股市雖然已能對我國國內需求產生影響,但總的說來,規模仍然很小,發展空間巨大。到1998年底,紐約證券交易所有上市公司3100多家(1999年6月底為5000多家),而到1998年底,中國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總數為851家(2000年3月底為941家),市價總值19505.64億人民幣(至1999年6月底為21903億元),折合美金只2000多億,尚不及國外著名大公司一家的市值。1998年,美國股票市值占GDP的比率為155%,同期我國這一比例約為25%,而按流通市值計算則為7.26%。從投資股市人數看,我國按4000萬計算,占總人口的3.3%,美國為46%。
我國社會存有大量閑置資金,卻缺乏足夠的投資工具,銀行利率也較低,在此情況下.應該說蘊藏著較大的投資動力。只要股價能改變過去暴起暴落,牛短熊長的局面.以穩定的增長來吸引投資人.資金將相當充裕。證券管理部門也在積極疏通股市的資金流人渠道,如組建大型證券投資基金、券商增資、允許企業人市,允許部分保險基金人市、允許股票質押貸款等,必將為股市的長期發展奠定資金面基礎。
我國股市是一個剛剛新生的市場.從起步到現在,不過大約l0年時間。在我國股市建立過程中,一開始就存在某種舊的經濟體制帶來的負面影響,因而不夠規范也是難免的。但股市本身是一種高度市場化的產物.也只有完善的市場環境中才能生存、發展。因而宏觀經濟管理當局,.為完善和規范股票市場一直在做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如果進一步完善股市法規和卡H關的配套政策,我國股市必定會有更大的發展。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一：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探析
摘要：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關鍵詞：現代服務業;國民經濟
前言:
在經濟全球化、全球一體化逐漸深化的過程中，國家要想在國際上占有優勢，必須通過各種途徑提升自身的經濟水平，而生產過程的同化導致服務水平的差異直接決定其產品在市場競爭中的占有份額，所以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不可忽視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分析
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技術、知識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新型服務業，其利用現代化新技術、新服務方式和管理理念，使傳統服務業的業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能夠向其他行業釋放較強外溢效應，是對整體經濟競爭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務行業的集合體，其需要去引導消費、向社會提供高附加值、高層次、知識型的生產及生活服務，由此可見其具有現代性、高新技術性、知識密集性、動態性、生產性等特點，其是信息化、現代化經營理念的發展成果，公共服務職能愈加突出，所以現代服務業不同于第三產業，其廣泛分布于三大產業之中[1]。
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
(一)現代服務業的產業波及效應
首先市場上對現代服務業產品需求量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其產品生產中所需要的相關產品行業的發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應，例如現代服務業中的物流業發展會帶動汽車生產企業的壯大，現代服務業中的房地產業發展會帶動鋼筋、水泥等企業的生產等，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因消耗會波及相關產業，而相關產業的消耗又會形成現代服務業的間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增長;其次，受消費者以此購齊消費心理的影響，現代服務業會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應，例如消費者最初購買智能手機的目的是觀看直播球賽，但其在業余時間可能會利用智能手機撥打電話、觀看付費電子小說、付費視頻，玩付費游戲等，為滿足這種配套消費需求，現代服務業的產品會自覺與相關產品形成互補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除此之外，由于現代服務業是在信息科技和現代管理理念的基礎上產生的，屬于新興產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應，例如其自身的特色決定會出現咨詢、管理等新的行業形式，會在信息傳播交流速度逐漸加快中影響人的消費觀念，以此引領居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
(二)現代服務業激發生產者新的投資需求
首先，隨著現代物流業、信息傳輸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出現和發展，生產者舍去了建造倉庫、配置車隊、信息交流、尋找市場等環節的成本開支，使其生產成本相比過去得到明顯的提升，為生產者隊伍壯大和生產規模的擴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業的發展、技術服務、管理咨詢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使生產者的融資渠道擴寬，例如民間小額貸款，為中小型生產者的發展提供經濟支持，使生產者產品升級、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證，這不僅有利于生產者開拓產品相關產業，也有利于其在原有產品的基礎上結合市場需求擴大規模，以此拉動市場經濟的發展;再次，現代服務業中的市場調查服務、會展服務、媒體宣傳服務等可以使生產者及時、全面的了解消費者的消費需求，從而針對市場需求進行產品的開發和改進，為生產者提供展示自身產品、服務優勢的平臺，使其在市場中的影響力得到加強，從而為生產者創造更多的經濟利潤;除此之外，現代服務業中的調研、策劃、咨詢服務及保險業使生產者的投資風險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見現代服務業可以使生產者的生產難度降低，而生產利潤增加，由此推動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民經濟的增長。
(三)現代服務業激發消費者消費需求
首先，現代服務業重視產品的研究開發，而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們對個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產者為追求經濟利潤，積極與現代服務業相關服務相結合，使其產品供應相比過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發消費者消費;其次，隨著現代服務業分期付款等服務形式的出現，使消費者的消費觀念由傳統的先賺錢后消費向先消費，后付款轉變，而且使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產、汽車行業等一次性消費成本較多的產業在消費模式發生變化后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以此推動了國民經濟的增長;再次，隨著現代服務業中的各種保險服務的出現，使消費者對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現的風險的恐懼心理得到緩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熱情;最后，現代服務業中為消費者提供的多種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網上交易等，使消費過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證，也激發了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而消費需求的增加將直接推動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推動國名經濟增長。
(四)現代服務業的就業機制
現代服務業的顯性就業機制和隱形就業機制都非常明顯，顯性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自身發展中創造了龐大數量的就業機會，例如淘寶行業作為現代服務業中電子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會提供近20萬的就業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個新店鋪開張的速度持續增長，而隱形就業機制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對其相關產業就業機制的影響，其主要表現在對就業收入產生的乘數效應、因推動技術進步而創造就業機會、對供需結構的調整，從而使就業結構發生變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勞動力市場運行不穩定等，以此擴大就業的空間，在現代服務業刺激消費者需求，推動產業規模擴大，的同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由此推動國民經濟增長。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國民經濟的增長對于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現代服務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對現代服務業充分認識，并結合實際情況不斷強化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一項長期伴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務，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現代服務業。
參考文獻
1、論經濟學視角下我國農民的國民待遇問題張術環;學術論壇2006-04-10
2、堅持教育創新 努力提高國民經濟學專業博士生培養質量林木西;張今聲;馬樹才;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關國民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研究
摘要：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
關鍵詞：旅游產業;國民經濟
一、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貢獻分析
(一)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概況
黑龍江省位于中國的東北部，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旅游產業作為朝陽產業迅猛發展。1996年9月，黑龍江省召開旅游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把旅游業作為全省新興經濟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出將黑龍江省打造成北國風光特色旅游開發區的目標，要求充分利用黑龍江省獨具特色的自然、生態資源，整合旅游資源，把哈爾濱、五大連池、鏡泊湖、扎龍濕地、神州北極、興凱湖、小興安嶺、撫遠華夏東極、大慶溫泉、鶴崗黑龍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為黑龍江省旅游業發展重點，輻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選全國百強旅行社，位居東北三省之首)、星級飯店309家、家庭旅館230家、景區景點1000余個(其中包括國家A級景點175家)、中國優秀旅游城市9個、S級滑雪場29家。黑龍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產業發展良好，旅游收入穩步增長，平均增長率達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進行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分析。然后，使用貢獻率指標并加以修訂，采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究其間接影響。
(三)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
1.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影響。以往對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與國民經濟的比較，采用旅游總收入和GDP直接比較的方法。旅游總收入是一段時間內黑龍江省旅游業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龍江省GDP則是這段時間的生產總值，是所有產業的增加值之和，其與旅游收入屬于不同的統計口徑，如果將兩者進行比較，會夸大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因此，本文借鑒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發表的《旅游產業與旅游增加值的測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將旅游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較，從而得出結論。黑龍江省旅游總收入除2005年增長緩慢外，2006-2013年均穩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遞增趨勢，其中，雖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響、2011年全球經濟復蘇導致升幅略有下降，但總體發展情況較好，絕對數值穩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絕對數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情況，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說明旅游產業的發展水平。通過計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龍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趨勢，其占第三產業GDP的比例達到支柱產業標準，說明黑龍江省旅游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貢獻較大。雖然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較好，但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尚有差距，這與地理位置、環境、資源等因素相關。因此在制定旅游產業發展戰略時應有針對性地進行部署規劃。除了從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外，通常還需運用貢獻率指標分析旅游產業的經濟效益。貢獻率是指某產業的產出量與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這一產業生產的產值利用中間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在1.4%~11.6%之間上下浮動。受2003年非典影響，2004年黑龍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開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發生經濟危機，導致2008-2011年旅游經濟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轉。這是由于旅游產業的特殊性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從而導致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有所波動。總的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的貢獻率水平逐步上升，說明旅游產業發展前景廣闊。
2.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旅游產業自身收入是對黑龍江省GDP的直接貢獻，而其通過間接消費和誘導消費又為旅游目的地做出進一步的經濟貢獻，即旅游產業對GDP的間接影響。本文采用回歸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y=a+bx，設黑龍江省GDP為y，歷年的旅游收入為x。回歸系數的標準誤差顯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認為所建回歸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說明回歸方程對樣本數據點擬合得越好，表明旅游總收入與黑龍江省的GDP關系密切。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表明：回歸平方和為111400000，殘差平方和為799502.325，總平方和為112200000，F統計量的值為1114.759。F值檢驗目的是檢驗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否顯著，是否可用線性模型來表示。F值越大，說明自變量造成的因變量的線性變動越大于隨機因素對因變量的影響，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越顯著。這里F值較大，說明旅游總收入造成的黑龍江省GDP的線性變動遠大于隨機因素對黑龍江省GDP的影響，二者之間的線性關系較顯著。根據回歸方程計算結果，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說明旅游收入對黑龍江省GDP的間接影響顯著。
二、結論
通過研究20042013年黑龍江省旅游增加值與GDP的比重以及旅游產業的貢獻率等指標，分析出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直接影響，發現旅游產業在我省國民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選用旅游增加值這一指標與全省GDP相比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與GDP相比較帶來的數據夸大。貢獻率彌補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體現了旅游產業帶來的經濟效益。運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旅游產業對黑龍江省國民經濟的間接影響，得出每產生1個單位旅游收入，會使黑龍江省GDP增加8.326個單位的結果。基于上述分析結果，總體來說，黑龍江省旅游產業發展趨勢良好，但交通運輸業、郵電通信業、餐飲業、住宿業、零售業等旅游關聯產業的支撐能力不足。因此，必須提高旅游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程度，才能提高旅游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此外，還應逐步完善旅游產業的統計數據，建立健全旅游業的法律法規，針對黑龍江省特點制定旅游發展戰略規劃，整合旅游資源，創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總之，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著最長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看來，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希克斯和韋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現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國際經濟學理論淵源久遠，對國際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其比較利益的思想是現代國際經濟分析的起點，古典經濟學說之后的“邊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學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和富有成效的發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經堅持并繼承了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認為貿易的真正來源在于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并非資源稟賦的差距。
新李嘉圖主義以一種比較動態的、長期均衡的分析來解釋國際貿易。新李嘉圖主義貿易理論把收入分配置于整個的突出位置，并貫穿分析的始終。 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理論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圖是從各國生產的角度即從各國的生產特點不同和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上來解釋比較優勢的差異;新李嘉圖主義不僅從各國生產的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的比較優勢的差異，而且，同時強調要從各國分配領域、從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動態角度來分析和比較各國比較優勢的不同。 新李嘉圖主義的代表斯蒂德曼認為他的貿易理論是把分析的重點放在貿易與被生產的生產資料、利潤、工資和經濟增長的聯系上，特別地，斯蒂德曼強調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論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圖主義的價格決定方式，影響價格的因素主要是生產資料投入系數，勞動投入系數，分配率。由于一國生產某產品的單位生產成本是由生產技術、分配關系(表現為利潤率、利息率和工資率)、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程度等三個方面的因素決定的，因此不同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差異不僅表現在生產技術、生產條件、勞動效率等差異上，而且不同國家由于分配關系的不同也會導致產品的比較優勢不同。而影響分配關系變動的一個重要影響是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程度。這樣，處于不同經濟增長階段、處于不同經濟發展程度的國家生產某種產品的比較優勢就自然不同。
2、克魯格曼的貿易理論思想 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以李嘉圖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代表，但是實際國際貿易中大量貿易是發生在同類產品內部，70年代末以來，保羅·克魯格曼提出“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解釋，他在產業內貿易理論有關基本假設和結論的基礎上，通過建立各種模型深入闡述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成功的解釋了戰后國際貿易的新格局。保羅·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以成熟的壟斷競爭模型(張伯倫壟斷競爭)來分析規模經濟以及產業內貿易。 克魯格曼認為在“張伯倫壟斷競爭”模式下的市場體系中，產業部門的擴張是通過廠商數目的增加(更大的規模經濟)相結合而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每個國家都以其生產的產品供應世界需求，因而我們就得到了雙向的產業內貿易，若各國擁有相同的要素稟賦，就不存在產業間貿易(各國生產等于本國消費量的競爭產品)，而存在大量的產業內貿易。 張伯倫壟斷競爭部門的更低單位成本的 更多商品種類對每個工資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產業內貿易帶來的社會凈福利將抵消收入分配(要素價格)上的矛盾，從而使貿易自由化獲得普遍支持。
[2] 根據斯蒂格里茲的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之間兩難選擇的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稟賦或技術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結論或要素稟賦差異的結果，相反，由于與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嚴密、有說服力的收益遞增條件下的貿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在貿易理論中的地位。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表了《產業內專業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 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
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的全部毀滅。”[3]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4]
1、 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展，然后以周邊地區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展、貿易與環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7]
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來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 界環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在借保護世界環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以及創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 考慮戰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 探討國內市場上戰略互動的 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 ，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克魯格曼還把研究與開發、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為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國內產業發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是本國企業而非他國企業，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在這一產業領域內的發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
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勢為止。
二、 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生在東亞地區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 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 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主權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主權的相對弱化，冷戰后，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
(一)國際經濟學中國際貿易理論的演變
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假設商品要素流動這一前提下分析研究企業發生的具體貿易行為，以及國際貿易政策變動。國際貿易理論中提到了優勢思想，這一優勢簡單闡述即是各個國家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中體現出的競爭力，形成了各國商品在國際市場的進入與退出，體現各個國家的企業在國際上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經過長期的發展演變，國際貿易的優勢從絕對優勢演變為相對優勢，絕對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對同一商品的生產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形成的企業競爭優勢，相對優勢是指各國企業在生產不同商品是因為勞動生產率的不同而形成的競爭優勢。相對優勢與絕對優勢都是在不同的假設前提下對相同事物做出的判斷。同時可以得出結論，即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如果不受到資源約束的話，具備相對優勢的企業則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具備絕對優勢的企業則可以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早期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主要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1，壟斷優勢理論，它形成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該理論認為因為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具備不完全性的特點，給跨國公司帶來壟斷的優勢，比如跨國企業具備的專有技術，管理經驗，以及銷售能力等方面的優勢，從而得到較高的壟斷價格和利潤，因此產生了不完全競爭的局面，這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直接原因。2，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是基于壟斷優勢理論提出的，因為產品在市場上有著周期性的變化，主要分為創新，成熟以及標準三個階段，各個階段都與企業的決策密不可分。因此在企業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采取不同的投資戰略。國際直接投資應該運用在產品生產已經成熟并且投入標準化生產，這樣可以將生產投入到成本較低的區域，從而替代出口產生的成本。3，內部化理論，該理論基于自然性市場的完美性出發分析當前跨國企業的興起以及外國投資現象的形成。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是由于市場內部化形成的，市場內部化是指外部市場機制導致原材料，半成品等交易的效率呈現較低的狀態。為了提高這一效率企業不得不通過行政結構將低效率的中間產品內部化。這一理論同時解釋了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行為。
二、套利與平價理論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的發展應用
(一)基本概念闡述
套利是指在同一個市場中購進外匯，證券，商品等其他貨物同時在另外一個市場中以更高的價格將其賣出。價差則是指同一個商品在不同的市場上有著不同的價格，包含時間上以及空間上的差異。交易成本是指套利者完成一項交易需要耗費的成本，主要包含直接成本以及間接成本，直接成本主要是指勞動力流動的交通費，資金流動的匯費以及隱含的工資，利息以及租金等，間接成本主要包含信息成本，談判成本等。平價主要是指價值對等，具體闡述為只要不同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超過交易產生的費用，那么套利者就能從中獲取利潤。
(二)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套利與平價理論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