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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范院校在講授古代漢語常識時，應盡量聯系中學文言文的例子，這樣，學生學起來覺得熟悉，既溫習了舊知，又拓展了新知。在聯系中學文言文知識的時候，應注意把中學相關文言知識作為一個整體來把握，并以此作為進一步學習的基礎。例如中學課本《山海經•夸父逐日》對“夸父”的解釋很簡單：“夸父，古代神話人物”，但在《核舟記》中對“虞山叔遠甫刻”的注釋則為：甫，通“父”，男子美稱，多附于字之后。在學習古代漢語文選《夸父逐日》時，則應在此基礎上把這些中學已有的知識串起來，進一步說明“父”的用法，既要說清“父”在古代是用在男子名稱后面的美稱，又要說明此用法又常寫作“甫”［6］7。有的篇目中學課本有，而大學教材沒有入選。這時教師在講授古漢語課程相關知識點時，應聯系中學學過的舊知。如《木蘭詩》“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中學教材對“撲朔”的解釋為：“據說，提著兔子的耳朵懸在半空時，雄兔兩只前腳時時動彈，雌兔兩只眼睛時常瞇著，所以容易辨認。撲朔，動彈。迷離，瞇著眼。”在講授古代漢語課程知識點“古無輕唇音”時，就可以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列舉其他幾種觀點，相互比較，從而深化認識。據劉成德先生概括，對于“撲朔”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1）兔走足縮之貌（張玉谷《古詩賞析》；（2）跳躍貌（余冠英《樂府詩選》）；（3）撲騰，亂動的樣子（北大中文系編注《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4）貌蓬松的樣子（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爾雅》郝懿行義疏指出，“撲朔”與“撲、扶疏、樸簌”同一語源。樹木叢生的樣子為“撲”，枝葉叢生的樣子叫“扶疏”，鳥獸的羽毛叢生的樣子為“撲簌、撲朔”［7］11。對一個初中的學生來說，從語境出發，從易于理解的角度看，（3）更易于理解（這恐怕是中學教材采用這種解釋的原因所在）。但從語源的角度看，顯然，朱東潤的解釋是較妥當的。這樣，在串起舊知的基礎上拓展新知識，更能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提高學習效率。此外，在講授古漢語修辭方式時，也可以多聯系中學文言文內容。上例“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一句的修辭也可以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作進一步討論。例如有人認為句中“撲朔”與“迷離”互補為義，即雄兔與雌兔均有“腳撲朔”、“眼迷離”的習性，這才難以區分雄雌。這樣的說法對不對？聯系下文“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討論，就可以得出正確的理解。這樣的討論是在中學已有知識的基礎上展開的，可以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又比如在講授古代漢語中有關對仗的知識時，不妨聯系高中語文第二冊《滕王閣序》課后練習。該課后練習五指出：“課文中有很多對偶句不但上下句相對，而且在一句中自成對偶。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對‘孤鶩’，‘秋水’對‘長天’。這種‘當句對’的句式，是王勃駢文的一大特點。”學習新知，與已有知識相聯系，可以使得學生對對仗的基本類型有更深入的認識。
二、在新舊知識對比的基礎上，使學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學課本對通假字一般以“通”來表明，如《勾踐滅吳》“三年釋其政”，課本的注釋是“‘政’通‘征’，征稅”。但有的古今字則也用“通”來說明，如《燭之武退秦師》“失其所與，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則有的加以說明，如《論語十則》“不亦說乎”課文的注釋為“說，‘悅’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時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冊《燭之武退秦師》“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給；“秦伯說，與鄭人盟”———“說”同“悅”。《勾踐滅吳》“令壯者無取老婦”———“取”同“娶”。師范院校古代漢語教學則要系統講授相關知識，要求嚴格區分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因此，在古漢語教學中一方面應該講清古今字與通假字、異體字的區別，同時也應講清中學課本這樣處理的原因所在。這樣既可以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漢語相關知識，又可以使他們明白中學文言文教學因為教學對象、教學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學古代漢語課程中的相關術語。中學文言文有不少詞類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隨文注釋，并未明確說明是哪一種類型的詞類活用。我們在講授古漢語常識之詞類的活用時，就可以舉這些例子，并且要讓學生知道中學文言文為什么這樣注釋。例如，中學《寓言兩則》（《韓非子》、《淮南子•人間訓》片段）對“智子疑鄰”的解釋是：智，聰明，這里的意思是“以……為聰明”。《狼》中對“犬坐于前”的解釋：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對“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的解釋：親，用如動詞，以……為親；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個“子”也是動詞。《過秦論》“甕牖繩樞”———以破甕作窗戶，以草繩系戶樞。等等。中學教材并沒有細致分析這些詞原來是什么，又活用為哪類，更沒有作進一步的理論概括（中學無此必要）。而大學古代漢語的學習則應使學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這樣的例子來加以說明，并且加以理論概括，不僅可以幫助學生掌握相關理論知識，還可以深化學生對中學教材的認識。又如《木蘭詩》中的句子：“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以上句子課文并未注釋，然而課文練“翻譯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錯、補充的”，其實已暗含“互文”的特點。雖然王力版、郭錫良版古漢語教材均未選入《木蘭詩》，但我們在講授古代漢語關于修辭方式的相關內容時，可以舉這個例子，結合相關知識，使得學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錯、補充”的內在含義。再如：中學課文《莊子•秋水》對“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釋是“仰視的樣子”，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望洋：疊韻連綿詞，仰視的樣子”；“少仲尼之聞”中學課文的解釋“少，動詞，小看”，而郭錫良《古代漢語》注釋為“少，形容詞用作意動，覺得……少”［6］624。通過這樣的對比，結合系統性教學，就能使學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應明確高校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的區別
古代漢語教學，少不了一些語法術語。然而，由于古代漢語教材語法體系與中學語法體系不同，這既給學生帶來不小的困惑，也給古漢語教師帶來難題。例如：高中課文《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者，助詞，用在主語之后表示判斷；“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結構助詞，無實在意義。這里的“者”、“之”的說明均不同于古代漢語課本。雖然王力、郭錫良兩種版本均未選《師說》，但在通論及文選中郭錫良等把“者”看作代詞，“者”在主語的后面復指，引出謂語；“之”郭本看作連詞，王力則看作介詞。對這類現象，在古漢語教學時不能回避，相反，應明確指出這是因為語法體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訴學生這是人們對同一現象的不同認識。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語法體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紹，但不需要詳談，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學生負擔。此外，在對師范生講授古代漢語語法知識時，除了盡量多舉中學教材中出現的例子外，對中學教材中出現但沒有講明的語法術語，也應予以明確說明。這顯然有助于學生系統深刻地掌握相關語法知識。例如：高中語文第二冊《師說》的注釋：“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以，用來……的，……的憑借，跟現代漢語中表因果關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漢語教學時，除明確講明古代漢語“所以”的兩種主要用法外，還應指出：古漢語“所以”是代詞加介詞構成，而現代漢語的“所以”則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連詞，不再是代詞加介詞。
四、講授古代漢語知識時，既要注意其系統性也要注意補充教材之外的相關知識
（一）完善學生的道德素養
不論是古代教育還是現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強調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過程中，培養和提升學生的道德素質，并且學生可以用道德規范嚴格要求自己。在應試教育下，中學語文教學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較欠缺的，學生也承擔著巨大的壓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內容對于現今的中學語文教學還是具有指導和借鑒意義的，可以不斷地提高學生的道德素養，完善學生的品格，減輕學生的精神壓力，為學生的未來發展打好基礎。
（二）促進教師和學生的反思
古代教育中強調的另一個內容就是內省思想，它要求學生對自己的言行進行深刻的反思，進而不斷提高自己的素質。在課程改革的推進下，中學語文教師必須要注意從中學語文課程的實際出發，相應地調整教學方法和教學模式等，還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華，領悟內省思想的內涵，自覺反思自己的行為，并且及時糾錯。教師也要引導學生反思，反思在語文學習中有待加強的地方，以便及時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進教師和學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學語文教學的水平。
（三）推進和諧的師生關系的建立
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和教師的關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聯系保證了教學活動的順利進行。古代教育中強調師生平等和師生的和諧相處，并且教導學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師不同的見解，教師和學生也要互相學習和提高。和諧的師生關系可以保證教師將最全面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學生則用積極的態度消化知識，獲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諧的師生關系保證了輕松、愉快的教學環境和學習環境的形成，進而提高教學質量和教學水平。中學語文教學要從古代的師生平等關系中獲得啟迪，推進和諧的師生關系的建立，建立輕松和諧的教學環境，提高中學語文教學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的應用策略
（一）注重詩化教學
在中學語文教學中要借鑒古代教育智慧，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提高學生的道德素養。古代教育中強調詩化教育，詩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語文教育而言，中學語文教學正是像詩一般滌蕩學生的心靈，啟發學生的思想，所以進行詩化教學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學語文教學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詩化教育水平還有待提高。進行詩化教學要求中學語文教師引導學生正確閱讀詩篇，首先要了解詩人，因為詩人是詩篇的創造者，從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詩人的性情特點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時代的烙印，詩人的情感會跟隨自己的情感變化，了解詩人之后再去閱讀詩篇就可以充分讀出詩人的心境和詩篇的內涵，學生的語文素養也會在不斷的實踐中獲得提升，因此，詩化教學是有效的中學語文教學方法。
（二）進行反思教學
將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應用到現代的中學語文教學中，反思教學方法的運用可以有效地將古代優秀教育理念滲透進中學語文教學中。反思教學的具體實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教師要對中學語文教學方法進行反思，改進教學方法，提高中學語文教學質量。古代教育強調教師要因材施教，也是對反思教學的強調。首先教師要對學生進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據學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應的語文教學方法，其次，教師要對學生的思維進行啟發，可以給學生創造應用的情境，用提問的方式啟迪學生。第二，教師要注重自身素質和能力的提高，這樣才能給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更好的教育學生。古代教師更是以其淵博的知識培養優秀的人才。教師要注重自我提高，還要積極參加學校培訓，提升綜合語文素質。第三，鼓勵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教師要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注重自主學習。
（三）優化教學環境
良好的中學語文教學環境的建立依賴于和諧師生關系的形成，因為只有這樣學生才可以在輕松的環境中獲得更大的成效，優化中學語文教學環境要做到：第一，教師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態度，了解學生的內心，減少師生間的隔閡。第二，教師要充分的尊重學生，樹立師生平等的思想觀念，教師和學生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樣才能共同進步。第三，教師要對自己的角色進行重新的認識，用民主的態度對待學生，建立和諧愉悅的中學語文教學環境。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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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論我國古代文學中的意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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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林田慎之助 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 研究特點
林田慎之助（1932― ）是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他的研究內容頗為廣泛，其研究重點是中國漢魏六朝時期的文學和文論。他的部分論文被翻譯到中國，刊登在《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受到中國學者的關注。截止到目前，林田慎之助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出版了二十部專著。[1]1-8在這些成果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其研究中國古代文論的精華之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通過對此書的研究，可以發現林田慎之助作為日本漢學家的研究特點，有助于我們反觀中國相關學術領域的研究，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這些研究特點，具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強烈的問題意識
林田在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吉川幸次郎在京都大學文學部的最后一次講課中說：“我覺得有兩件事感到慚愧：一是通過講課，我提出了一些問題，有些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有很多問題只是提出之后擱置起來，沒有解決。”[2]54張哲俊教授在評論吉川幸次郎時認為：“這當然是吉川自己一種謙虛的說法，但從中也可以看出吉川正是以問題意識研究學術的。吉川問題入手的研究方法分為兩個步驟：一是提出問題，二是解決問題。解決了問題是學術水平的標志，其實問題的提出本身也是學術水平的標志。”[2]55
林田慎之助和吉川幸次郎一樣，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非常強烈的問題意識。提出問題并試圖解決問題，是林田慎之助進行論文寫作的前提和核心之所在。寫作《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即是如此。前面提到，林田寫此書的目的就在于克服以往中國古代文論史寫作中的缺陷。當時中日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論史的寫作上所存在的缺陷就是問題，林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并以此作為突破口，試圖通過自己的重新寫作解決這一問題。《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出版之后，在日本引起的強烈反響即證明了林田解決此問題的能力。
林田慎之助不僅在整部《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的寫作目的上，表現出了強烈的問題意識，在具體的寫作中，同樣是問題意識鮮明。比如，在《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中，林田慎之助針對《雕蟲論》寫作年代所產生的爭議，進行了仔細辨析和嚴格考證，最后得出了其寫作年代應該在齊代末年這一頗有說服力的結論。在《文學原理論的若干問題――關于劉勰的美學思想》一文中，林田慎之助的問題點在于如何給劉勰的思想進行評價，以及如何對《正緯》、《辨騷》進行定位。在《漢魏六朝文學理論中的“情”與“志”問題》一文中，林田慎之助把目光集中在對漢魏六朝時期“情”、“志”這兩個核心概念的辨析上，以及這一時期“情”與“志”之間的復雜關系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以說，林田慎之助所寫的每一個章節，都會提出并解決不少問題。事實上，他是懷著論文寫作的思路去進行文論史寫作的。《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的不少章節就是林田此前已經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他有意識地分節寫作，最后匯聚成書，如此方法下寫出來的著作便具有了如同論文一般的嚴謹性和精煉性。問題先行，不發空洞言論，不拖泥帶水，可讀性極強。
二、原典實證法
“原典實證法”是“實證主義學派”（又稱“京都學派”、“關西學派”）漢學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之所以用“原典實證法”來形容林田慎之助的研究方法，正是因為林田慎之助和“京都學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所師承的兩位導師青木正兒和目加田誠均是京都學派的重要代表，青木正兒尤甚。嚴紹先生在論及“實證主義學派”的研究方法時稱：“實證主義學派，從其名稱上便可以窺見這一學派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強調確實的事實。注重文獻的考定，推行原典的研究。”[3]252又說：“實證主義學派一方面推崇注重確實事實的治學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們也十分重視‘獨斷’之學，從哲學范疇出發，擺脫繁瑣之弊，從文明的批評與社會改造的見地出發，表明獨立的見解。”[3]253青木正兒的學術研究方法正是實證主義學派中的真實反映。青木一方面進行實證主義研究，在中國文學、南畫、戲曲、音樂等領域中縱橫馳騁；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當代中國的文化運動，為此發表了一系列的見解。
作為青木正兒的學生，在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上，林田慎之助可謂是得老師之真傳。最為典型的證據就是林田慎之助所作的《裴子野考證――關于的寫作年代及其復古文學論》一文，其中對裴子野《雕蟲論》的寫作年代的考證可謂是精細至極。
三、綜合研究法
這里所使用的“綜合研究法”主要是指林田慎之助所采取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指的是在研究的過程中，不僅關注文學文本、文論文本，還重視對影響文學觀念變遷的社會思潮等外部環境的研究。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學史、文論史的發展變化規律。林田慎之助正是如此，他的研究以文學、文論文本為中心，但從來不忽視對影響文學、文論發展變化的外部環境的關照。林田慎之助研究的重點集中在漢魏六朝，這一時期正是風云變幻的時期。鈴木虎雄的“魏代文學自覺”說早已深入人心，文學上的自覺，反映在文論上，自然也有“詩緣情”等重情理論的提出。而這一切的變化都離不開魏晉時期政治上的變化，更離不開由此而產生的思想界的動蕩與爭鳴。林田慎之助的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并沒有沉浸在文學自給自足的窠臼里，恰恰相反，魏晉玄學的發展，漢代經學的衰微，儒、釋、道三者之間的復雜關系，都是他考察的重點。而這些外部研究對內部研究產生了哪些影響等問題也是林田慎之助試圖解決的。比如，在研究兩漢魏晉時期的辭賦論時，林田慎之助以賦的功能作為依據，把這一時期的辭賦家劃分為兩大系譜。在論及提倡賦之諷諫意義這一系譜時，林田分析了此種辭賦論形成的原因。他認為：“從西漢末到東漢，儒教作為維持現實政治和秩序的理論，獲得了統一支配的地位。而經學的規范又束縛了人們的思想，這些都是宣帝、揚雄、班固等人辭賦論形成的原因。此外，漢代毛詩學派的《詩經》觀，也對這一時期的文學思想產生了非常濃厚的影響。”[4]64林田的這段話正是他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合方法的例證。
此外，林田在研究中不僅立足于文學、文論，還旁涉了美學等方面的內容。可以說，他的研究視角是非常廣泛的。比如，在研究蕭綱的“放蕩論”理論體系時，他試圖把握這種文學理論背后所蘊含的美意識。從前面介紹林田慎之助論證《雕蟲論》寫作年代的思路時也可以看到，他在論證的過程中使用了《宋略》等大量的歷史文獻。這固然和中國古代文史哲不分的現實狀況有關，但是對歷史文獻的重視，對實證精神的發揚，也正體現了林田慎之助以史證文、文史互證的研究立場。這種思路下所進行的研究，其研究結論的可靠性也大大提高了。
四、平行比較法
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并不是死板僵硬的，其研究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一面。也許，他并不是自覺地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去研究，但就是這種不自覺地對比較文學方法的運用，其結果往往是令人欣喜的。在林田慎之助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其所運用的比較文學的方法主要是局部地平行比較。需要指出的是，他不僅關注中日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也對西方學術界的研究動態有所了解，表現出了開闊的學術視野。比如，在《南朝放蕩文學論的美意識》一文中，林田慎之助在論述如何正確地研究和解釋蕭綱“放蕩論”的“放蕩”之義時，舉出了英國的心理學者藹理斯、周作人、王瑤等人的研究方法以示對照。藹理斯的《凱莎諾伐論》中有“藝術正是情緒的操練”的觀點。林田慎之助對三者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后認為：“無論是周作人一方所采用的文章心理分析學理論，還是王瑤一方對文學直接反映現實這一文學理論的機械運用，都是非常粗糙的方法。”[4]368其中，周作人的方法即采用了藹理斯的心理分析方法。林田慎之助在對中國文學評論的歷史進行總體論述時，同樣把中國文學評論置于整個世界的范圍內進行關照。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林田慎之助在總論中敘述中國六朝文論時，選取了19世紀的法國文論以資對照。他認為，在六朝之前，中國的文論受到儒家意識形態的影響，而之后的六朝，則逐步走向自覺。關于這一點，林田認為和法國17世紀的情況很相似。的確，法國17世紀的前半葉，正是君主專制逐步建立和鞏固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文論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新古典主義”文論，主要代表是布瓦洛的《詩的藝術》。他所倡導的理論原則主要有理性的原則、道德的原則、古典的原則、自然的原則等。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義理論中，尊重理性、模仿自然、服從古代、重視道德是必不可少的。可見，對道德觀的重視和對古代經典的尊崇等方面和儒家思想的束縛是有相似之處的。此外，林田還提出了另外的問題：中國文論呈蓬勃發展之勢的時間，與西方相比早了很多年，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緩慢？對于這一問題，林田雖然沒有給出答案，但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值得思考。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提出同樣是建立在中國和西方比較的基礎之上的。
五、鮮明的反儒傾向
以《中國中世文學評論史》為例，林田慎之助自覺地以是否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縛作為判斷文論家思想傾向進步與否的重要原因。比如，在研究《文心雕龍》之“道”時，對劉勰之“道”是否與儒家思想有關這一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此外，林田慎之助還以此為標準對六朝的文論進行歸類。可以說，他對六朝文論中“情”、“志”關系的變遷、對漢魏辭賦論兩大系譜的歸納都是以儒家思想的束縛與否作為分水嶺的。也因此，林田常常把漢代的大部分文論以及六朝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的文論稱為“古典”或者“傳統”的文論觀，而把注重文學本身審美性、表現出文學自覺意識的文論稱為“進步”、“自覺”或者“自律”的文論觀。對于“古典”、“傳統”的文學觀，林田有時不帶任何感彩，有時會譏諷為“陳腐”，而對于另外一種，林田慎之助往往是褒揚之情溢于字里行間的。
林田慎之助的這種鮮明的反儒傾向自然和他本人的學術立場和審美傾向有關，但是受其導師青木正兒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青木正兒曾在《吳虞的儒教破壞論》一文中說：“儒教是前世時代的遺物，它曾使中國衰敝，到現在，它已經沒有前途。”又在1922年1月27日給吳虞的信中說：“我們不信堯舜，況崇拜孔丘乎？……我們同志并不曾抱懷孔教的迷信，我們都愛學術的真理。”[5]467
事實上，青木正兒的反儒傾向并不是個案，而是一個群體的特點。其原因與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文學改良運動有著很深的關聯，也就是說，文學改良運動促進了西方文學觀念的傳入，也沖擊了日本的傳統文學。在明治維新之前，江戶末期，文學已經呈現出頹廢之勢，文學作品大多是迎合讀者的庸俗趣味而創作的，是只供讀者消遣的。而明治維新之后，江戶殘余的游戲文學逐漸被拋棄，新的文學因素也開始出現。有學者認為：“同啟蒙時期相適應的這種文學改良，以模仿西歐的詩，創作新體詩開始，擴展到改良小說，改良文體，改良戲曲，甚至改良短歌、俳句。”[6]234在自覺努力學習西方文學的前提下，文學改良運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小說而言，以二葉亭四迷的《浮云》為起點，日本誕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近代文學。而作為小說理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在文學史上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的。“在這部書里作者排斥游戲小說的勸善懲惡主義，提倡把小說從封建文學觀點的束縛中解放出來。”[6]236《小說神髓》確定了明治之后小說發展的方向：“他從藝術中排除了道德觀念、功利主義，而提出這樣的論點，即世態、人情的寫實乃是小說創作的目的。”[7]17可以看到，對于小說的改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摒棄了勸善懲惡的因素，而勸善懲惡恰恰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此外，文體的改良本身，也意味著對西方文學觀念的吸收和借鑒。新體詩，也即是用當代日語寫作的歐化詩型，對于日本近代文學而言，是一個嶄新的文體。
綜上所述，通過對林田慎之助研究中國古代文論之特點的分析，可以看到，林田慎之助在研究中所體現出來的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所采取的綜合研究法、平行比較法等研究方法，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而其在研究中所呈現出的反儒傾向等，則展現了同時代日本漢學家的群體特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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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文論 教學改革 情懷培養
一
在目前的高校中，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必學一門“中國古代文論”課程。由于教育語境使然，該課程的授課狀況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大量的文言理論，學生在接受的過程中相對表現滯后，而非積極主動的來學習。而對從事古代文學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一門頗為重要的課程。然而，學生表現的疲憊感又會影響教師的授課熱情，惡性循環的出現最終會導致課程的實效性流失。而綜合來說，該課程在教學中的主要困境有：
一.時間跨度較遠，學生認同感低。
古代文論從先秦講起，以道家文論思想為例，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得意忘言”。這些看似簡單的四字組合，實則蘊含諸多的豐富思想，直到今天，學界還有不同的聲音，還在爭論。所以，選取權威的版本，用學界較為認同的觀點去解說。可是，對于學生來說，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概念，而且對九零后來說，由于跨度太大，其接受力和理解力使得認同感較低。其次，學生自身在校園之內，只是憑借教師在課堂之上的口頭表達是很難真切體會這些抽象概念。而且，許多理論都需要學生本人自身發散思維來感知和品位，如“人淡如菊”。
二.文言繁雜，理解吃力。
很多學生對文言的學習只是建立在高中的基礎之上，由于大量缺少對文本本身的閱讀，所以在理解上會很難達到文本的要義。以《文心雕龍》為例，佶屈聱牙，頗為難讀，而且還有很多生字，同時又是對之前文本和作家的綜合，所以這就給學生閱讀提供了更多更大的難題。在這樣的情況下，則大大降低了學生的興趣。雖然教師一再強調《文心雕龍》在文論史上的地位，可是對學生來說卻是非常痛苦。再加之，教師總是從理論高度出發，一味引用學界之觀點，而未能從現實的角度去做解析，學生則越發感知理論的抽象而懈怠學習的熱情。
綜合來說，學生的接受反映了課堂教學的質量。面對費力而實效甚微的局面，正所謂“不破不立”，需要認真思考，總結經驗。只有做到聲情并茂，深入淺出，才能更好地實現文論的價值，踐行教學理想。
二
為了與時俱進，使古代文論在時代的高校語境中煥發新的光芒，這就需要從實際出發，從學生的接受度出發，從學科發展的生機出發，真正實現教學改革，使古代文論這一學科發揮它的作用，發散它的光芒。
首先，語感的培養。眾所周知，英語的學習需要語感，那么文論的學習更需要語感。學生對文言文本來就有一種天然的排斥，因此培養語感就特別重要。如何引領學生進入良性的閱讀狀態，則是對教師提出的新的命題。一方面，教師在課堂上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云之色”，在對文本吟誦的過程中，教師要能通過聲情并茂的表現來感染學生，讓學生沉浸其中并且享受吟誦帶來的愉悅。著名詞學學者唐圭璋先生當年任教于南京師大時，曾吹橫笛于教室，學生醉心于笛聲，深受感染。當然此種情況，并非每位文論教師都能做到，只是從教學思路上提供一種參考。另一方面，對于經典文本則嚴格要求學生必須背誦，雖然會有一時的不快，但通過背誦就能使得學生自身在閱讀中逐漸養成自身的語感，從而不再畏懼或是反感，而是在背誦中感知文本本身的意蘊并積極主動汲取養分。
其次，情懷的培養。中國文論中的諸多作品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芒，比如司馬遷在《任少卿書》中提出的“發憤著書”說；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指出“文章乃經國之大業”說；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中提出“窮而后工”說。這些作品雖然時代不同，作者不同，但都洋溢著出世的精神風貌，對學生心靈的濡染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文論不但是枯燥的文言文，更主要的是在簡潔筆墨背后的強大心靈，對開拓學生精神視野、洗禮內心世界、人格情懷培養有著不可或缺的意義。文學即人學，只有著眼于情懷的培養，才能更好滋養學生的內心，才能更好地煥發出文論的時代光芒。換言之，古人所著文論，雖以文章名世，但更關注世道人心。
同時，通過作家背景的學習更好地去感知作者的內心。作家們大多懷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壯懷理想積極面對人生。他們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從孔子的“興觀群怨”到白居易的“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從劉勰的“風骨”到陳子昂的“骨氣端翔”；從杜甫的“為民請命”到黃庭堅的“忿世疾邪”。他們的觀點代表了他們的內心，而且在現實面前他們踐行了他們的理想，這一突出代表當屬韓愈。面對皇帝的迎佛骨舉動，韓愈毫不猶豫積極進諫，即便“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依舊不改初衷，堅守內心，這種品格在學習過程中必然會給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傳承文化重在情懷。
最后，不必一味的去灌輸枯燥的文論思想，而是“于無聲處聽驚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濡染性情。唯有從心靈深處出發，才能最終抵達心靈深處。對于教師而言，這不再是一門普通的基礎課，而是通過授課達到一場與學生的心靈對話。對于學生而言，這也不再是一門枯燥的文言文課程，而是一部文人心靈史，在學習過程中感知一個個鮮活的面孔和一顆顆強大的心靈。總之，中國古代文論課程需要教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才能開拓彼此的內心世界，才能更好煥發出古老文化的魅力的光芒。
參考文獻
[1]孫秋克.中國古代文學原理八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5.
[2]羅宗強.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文存?古代文學理論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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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中國古代文學教化論論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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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依據知識社會學的立場，我們可以將文學理論知識區分為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類型。西方文論由于追求形式規則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邏輯性陳述，中國古代文論由于追求語境中個別經驗的有效性而堅持詩性言說，兩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規則構成了現代性的學術話語，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所追求的坐標系統。中國古代文論在知識類型和言說方式上都難以轉換為形式化規則，其現代轉換存在理論與實踐的諸多障礙，具有自身不可解決的困難。因此，所謂“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只能是一個偽命題，是中國學術現代性進程中難以實現的良好愿望。
20世紀末以來，“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一學術命題在中國文學理論界悄然出場，并引發了持續不斷的爭論。對于如何評價古代文論知識的轉型問題，學術界沒有達成共識，本文將以知識社會學的立場來切人思考。
一、兩種知識類型:形式化與語境化
知識社會學是一門“探討每一知性立場對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會群體實在的功能性依賴的學科，它通過分析知識類型的構成方式來考察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從而證明知識生產受制于社會境況。
依據知識社會學的方法，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確立了兩種知識類型，分別是形式化知識與語境化知識。所謂形式化知識是指能夠超越歷史語境中的具體經驗而以形式化符號存在的知識，語境化知識是指不能超越具體經驗而只能在歷史語境中存在的知識。依此分類，我們也能將文學理論知識區分為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類型。雖然中西文論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與語境化兩種知識類型，但是兩者在追求知識有效性的主導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論較多地體現了形式化特點，而中國古代文論則具有鮮明的語境化特點。
歷時地看，西方文論知識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則。在古典時代，人們尚把文學附屬于他物，從外在世界或者內在心靈來定義文學，強調歷史語境的參照作用，重視文學經驗的整體價值，文學理論獲得歷史語境的庇護而與存在保持了一定聯系。但是，西方文論并不僅僅追求語境中個別經驗的簡單累積，而是追求文學背后的總體化意義，它預先設置文學的終極本質來規定個別經驗的意義，試圖一勞永逸地運用形式規則來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論體系。知識生產被納人形式化軌道，西方文論時刻存在著超越語境來尋求有效性的沖動。從古希臘的“摹仿說”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鏡子說”，西方文論開始從具體的文藝經驗中提煉出普適性知識。比如柏拉圖把文藝看作“理式”的摹仿;亞里斯多德認為詩比歷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這個定義把具體的戲劇內容與欣賞經驗抽離成形式規則;盡管賀拉斯強調閱讀的經驗效果，但他將其總結為“寓教于樂”式原則。到法國古典主義時期，戲劇理論抽象出不受具體戲劇演出影響的“三一律”，以精確的數理形式來對所有戲劇作出有效的判斷。進而康德認為作為判斷力的美只關涉形式;黑格爾把美定義為“理念”的感性顯現。啟蒙主義倡導文藝的理性原則;浪漫主義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來總結文藝經驗;批判現實主義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寫作原則。于是，西方文論的主導傾向是逐漸把形式規則作為知識的有效性要求，視個別經驗為普遍規則的例證;同時，這也導致知識超越語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內容、理論高于經驗的虛無主義困境，只是由于文學還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義，這一困境尚不嚴峻。泰納、圣伯夫等人的實證主義文論重視文藝經驗，發掘文學中確實的、實證的事實，其目的卻是試圖建立實證知識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擺脫形式化趨向。進入20世紀后，西方文論尋求到文學獨立自足的存在依據，形式化也由于適應了這一現代性進程而推進了文學學科的發展。在此進程中，西方文論采用科學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語言符號的秩序中建構學科知識。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戲;結構主義利用深層結構抽離了個別經驗;“新批評”引人了“語境’，來考察語義，卻斬斷語義與經驗的聯系;它們都把超越具體言語的形式規則作為知識的依據。形式主義顛覆了傳統文論而走向了能指游戲，通過形式符號的策略建立起文學理論的普遍有效規則，但是形式化逼迫個別經驗脫離語境中的原初存在而喪失了歷史感，走向了虛無主義，這遭到了歷史主義的挑戰。神話原型把文學拉回到民族神話中，現象學把文學歸于“意向性”活動中，闡釋學把文學請人“問答邏輯”中，文化詩學把文學置于歷史敘述中。雖然語境中的個別經驗再度彰顯，但是總體化思想直接指稱了文學的意義;知識不是由語境來導演，而是由思想規則來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語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論的形式化傾向，中國古代文論主要追求歷史語境中個別經驗的有效性。雖然古代文論也存在利用先驗的總體化思想來定義文學的現象，“詩言志”一直被視為對詩歌本質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經長期成為文藝活動的思想基礎;但是古代文論并未利用這種總體化思想限制對具體文藝經驗的闡釋，并未把純粹形式化的文學定義貫徹到文藝批評中，僅僅將其用于尋求文藝合法性的目的，而將語境中的具體經驗作為知識有效的依據。從先秦時期開始，中國古代文論逐漸建構出語境化的知識形態。在批評實踐中，古代文論不是追求知識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現具體語境中的欣賞經驗，強調個別經驗的獨特性，這形成了古代文論知識的生產過程與語境緊密相聯的狀況。雖然“興觀群怨”教化意味極濃，但描繪了讀詩的經驗;老莊推重虛靜，指出了語言所無法窮盡的審美現象。“大象無形”、“立象以盡意”開啟了后世用客觀意象來隱喻的知識傳統。兩漢作家在詩教的氛圍中，描述了種種創作經驗與閱讀效果。魏晉六朝出現文論專著，也不刻意對文學作總體化論證，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規則，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態特征來展示對個別經驗的直觀感悟。曹丕說“詩賦欲麗”，陸機道“詩緣情而綺靡”，均未設置詩的形式標準;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大量運用形神、風骨、氣韻等隱喻物象表達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經驗，把知識隱含地置于語境的行為中;鐘嶸《詩品》味詩，促使詩學知識在欣賞每一首詩的具體語境中產生，知識總結與詩歌欣賞在同一個過程中發生。到唐宋時期，“意境說”充分體現了個別經驗在闡釋詩歌意蘊中的作用;《二十四詩品》列舉的雄渾、沖淡、高雅、飄逸等范疇不可能被歸納成形式化的普遍規則，只能在對二十四首詩的欣賞、品評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離開具體的讀詩過程就很難領會到其豐富內涵;嚴羽“以禪喻詩”更是將形式規則排除在詩學活動之外。明清小說評點記錄下閱讀過程中的即興感觸，延續了詩話注重個體獨特經驗的傳統。中國古典文藝蘊涵的豐富神韻不能被抽象為形式規則，只有在閱讀的個別經驗中才能理解文學的存在。因此，中國古代文論只有與語境相聯系才能被理解，一旦離開語境就會失去有效性。
綜上所述，西方文論追求形式化的知識而超越文學本身存在，中國古代文論不能超越具體語境而存在，兩者在追求知識有效性的主導傾向上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知識類型。
二、兩種言說方式:邏輯性陳述與詩性言說
受到知識有效性主導傾向的影響，西方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論由于追求形式法則的普適性而采用了邏輯性陳述，中國古代文論則出于恢復語境中詩性存在的目的而堅持詩性言說。
西方文論的言說具有極強的邏輯性，它將普遍有效規則貫徹到語言表達式中，略過文學特征與個別經驗而呈現終極本質。雖然西方文論不乏對詩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極富文學性的韻文來書寫《詩的藝術》，現代的羅蘭·巴爾特構想《戀人絮語》來隱喻文學活動，海德格爾抒發了“詩意棲居”的愿望;但是此類詩性言說為數甚少，并且與言說背后的形而上學存在著邏輯對應關系，邏輯性陳述由此占據了多數席位。邏輯性陳述將言說過程置于邏輯的控制下，具有體系的嚴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學的概念來規定文藝屬性，然后明確作出價值判斷，再在形式化推理過程中把個別經驗總結成抽象的形式符號，得出的文藝結論在邏輯上符合形而上學的先驗設定。柏拉圖堅信“理式”才是真實存在，在理式一現實一文藝的等級秩序下，文藝被合乎邏輯地視為地位低下。亞里斯多德認為文藝乃是對現實世界的摹仿，悲劇自然地被賦予“凈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據美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關于美的判斷只要混雜有絲毫的利害在內，就會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純粹的鑒賞判斷了”，排除了具體的鑒賞經驗，而在形式上確認了美的存在。黑格爾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立場上，運用理念與形象的三種關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種藝術的演化規律，用審美經驗證明了正、反、合的規則。這些邏輯性陳述遵循形式規則而賦予知識以確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邏輯性陳述還使知識表述活動超越于語境，文學理論通過語言表達式本身傳達出來而無須再借助于語境中的個別經驗。西方文論經常運用的一些概念，諸如崇高、優美、典型、異化、話語、文學性等，都是先于語境而存在的形式符號，它們的語意準確性不在于語境而源自邏輯設置，能夠將個別經驗整合為形式規則。“新批評”擅長于分析單篇詩作的微妙語義，卻是借助于“反諷”、“悖論”等修辭術語的概括功能。現代敘事學建立了一套敘事模式來剖析小說，把故事情節簡化為公式運算。西方文論的語言表達式沒有局限于記錄具體經驗，而是直接指稱邏輯推理的準確性，具體經驗經過邏輯過濾而被轉化成意義確定的形式符號。這種言說方式也為不同學科方法進人文學理論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后殖民主義等批評方法，無論它們能否復原文藝經驗，它們都能利用自身邏輯對文本作出合理的闡釋。西方文論的邏輯性陳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論證程序的邏輯性、語言表意的準確性等特點，不受語境變化的制約，這順應了現代學術體制化的要求，成為學科知識的正規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態就是學位論文。但是，邏輯性陳述運用充滿邏輯性的語言表達式來概括具體的文藝經驗，必然會舍棄具體經驗，逼迫經驗服從邏輯，從而割裂文藝經驗的完整性，喪失對于文藝現象的鮮活經驗。
在中國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論著作體現了一定程度的邏輯性，例如漢代文論依經立論、《文心雕龍》也具有“體大思精”的邏輯結構，但是這類邏輯性沒有限制具體的文藝闡釋而不構成古代文論的主要言說方式。與邏輯性相反，古代文論不管是在文體樣式、話語風格、范疇構成上，還是在言說內容的具象性、直覺性、整體性等方面，都有具體的詩性特征。詩性言說不是抽象的詩意表達，而是指置身語境中的話語活動。古代文論在言說過程中排除了普遍規則的干擾，清退邏輯論證的歸納作用，明智地把理論知識放進感悟文藝作品的語境中，在具體闡釋過程中呈現詩的存在，對個別經驗的獨特性的重視程度高于對體系嚴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論的大多數表述不強求邏輯歸納，直接反映文藝活動的真實狀況。比如，大量的詩話、小說評點是欣賞者的即時體味，雖然是只言片語，卻把特定文本的欣賞經驗傳達出來了。再如“意境”，也非邏輯上的判斷，只有通過讀詩才能理解其內涵。古代文論把人重新引回詩的語境中，重視語境不僅意味著表述過程的詩性，也對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樣的詩性要求。這種詩性言說是通過語言符號的隱喻功能來實現的，只有隱喻才能把詩性呈現出來。隱喻功能是利用語言符號來描摹物象，通過不同物象之間的相似性來構成聯想的表意方式。隱喻功能使古代文論的語言表達方式擺脫了形式邏輯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獨特形態，通過在相似的物象形態之間展開聯想活動來感悟詩的存在，不僅彰顯了個別經驗，也充分恢復了古典文藝的生動性和多義性。例如，“詩賦欲麗”、“詩緣情而綺靡”都是用物象的具體圖案色彩來辨析文體特征。而劉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體性”、“風骨”、“隱秀”等審美范疇。鐘嶸把詩歌的“滋味”比喻為感官味覺，促使品味成為詩話批評的慣常手段。司空圖追求“象外之象”，用“韻味”來描繪詩的豐富意蘊，提出“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韻味”與“韻外之致”是無法用邏輯來限定、不是從語境中抽離出來的形式規則，只能在欣賞詩歌時，在對物象形態的聯想中加以感悟。嚴羽在“妙悟”中尋求詩所蘊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空靈境界，雖然沒有概念表達的確定性，卻傳達出讀詩時的復雜經驗，透視了詩歌朦朧的美感。隱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論話語形態的文學性，例如《文賦》、《文心雕龍》用驕文寫成，詩話、論詩本身就是詩歌，古代文論以文學文體表述知識也就同時言說了詩的存在。在詩性言說中，古代文論疏遠邏輯而讓語言符號指涉物象的獨特性，在語境中恢復了個別經驗的詩性。但是，詩性言說也由于依附語境而限制了語言符號表意的普適性與準確性，例如“意境”能夠言說詩歌的韻味卻難以有效分析小說情節，古代文論范疇術語的意義受到語境的牽制而只能適用于一定范圍。
三、障礙重重的“現代轉換”
自1996年“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學術研討會召開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爭論逐步深人，已從對中西文化沖突的憂慮深化為對當前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對此問題的質疑。
縱觀十多年的研究現狀，對于古代文論知識的轉型問題主要存在三種態度第一種態度以曹順慶、張少康、蔡鐘翔等人為代表，他們明確肯定古代文論現代轉換，提出重建文論話語的主張。這種態度注意到文學理論的“西化”傾向，指出中國文論引進西方話語建構知識體系，導致古代文論成為引證西方理論的實例而喪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論失語癥”的惡果，“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辦法說話”。因此，這部分學者主張以古代文論為基礎來重建文論話語，利用古代文論話語進行批評活動，從而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種態度強調吸收古代文論精華，有助于矯正當代文論忽視古代遺產的傾向，獲得了巨大學術影響。第二種態度構成比較復雜，以錢中文、陳洪、羅宗強、童慶炳等人為代表，他們雖然也主張將古代文論轉化為現代形態，但并不完全認同“文論失語”的論斷，而淡化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情緒化沖動。他們立足于現有文論傳統，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體研究中積極闡釋古代文論的原有內涵，從中發掘出能適用于現實的知識話語，通過現代闡釋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第三種態度是質疑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其中朱立元認為現當代文論的傳統對于中國文論建設更為重要，而無法以古代文論為本根。蔣寅、郭英德等人否認“文論失語”，明確指出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內涵不清，是漠視傳統、出于文化殖民心態的虛假命題。陶東風則斷言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涉及到現代性與民族性的矛盾緊張，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只能是在傳統整體框架內部的零星變化，它不可能適應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這些質疑觀點各異，對于評價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的關系具有啟發意義，但是還沒有深人地論證。這三種態度只是大體界定了爭論格局，并不能將所有觀點涵括在內;更多的學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標明“現代轉換”的口號，而是切實地利用現代思維方法來研究古代文論。經過長期討論，古代文論的知識體系、思維方法、話語方式等得到重新評價，一些理論觀點、審美范疇、批評話語都按照現代學科體制表述成現代知識形態，古代文論的研究成果豐富起來。但是，學術成果的累積并不等于古代文論實現了現代轉換，古代文論也不是只有“現代轉換”這唯一出路。堅持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觀點，沒有辨析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在知識類型與言說方式上的差別，沒有澄清中西文論的關系，沒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論現代轉換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質疑。
提倡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往往由于使用維護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權的旗號而很具號召力。實際上，這種現代轉換并沒有擺脫西方文論的影響。因為堅持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以現代性話語為坐標系統的追求，而西方文論追求知識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規則構成了現代文論話語系統，所以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又不自覺地以西方文論作為坐標系統。這種轉換其實是利用西方文論的形式化規則來重新改造中國古代文論，它在知識類型與言說方式上存在難以解決的障礙。
首先，古代文論在知識類型上難以轉換。西方文論主要是一種形式化知識，追求知識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論是一種語境化知識，它以語境中的個別經驗作為知識有效的依據，呈現為零散的、經驗式的、隨感式的、直覺式的形態特征，不能被歸納為形式規則而超越語境。堅持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就是利用形式規則的普遍有效性來改造古代文論的知識類型，試圖將古代文論上升為對普遍規律的探討，把語境化知識提升為具有普適性的知識，這不可避免地會遮蔽古代文論的真實面貌。古代文論只有在語境中才能保持個別經驗的有效性、呈現文藝活動的鮮活經驗;一旦從語境中抽離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論就難以闡釋古典文藝所蘊涵的無窮韻味，也就喪失了知識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識與語境化知識互不兼容，古代文論就難以轉向形式化、難以實現現代轉換。例如神韻、風骨、意境等審美范疇不能被賦予形式化的普遍定義，它們也各有適用的語境范圍。古代文論是在欣賞詩歌的經驗中來理解神韻、風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國古典文化以含蓄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據形式化原則來作總體化規定，就完全消除了語境化的魅力，導致虛無主義。將神韻定義成一種蘊藉、含蓄的風格就疏遠了詩性體驗，將風骨解釋為內容與形式就腰斬了詩歌的整體性，將意境歸納為“情景交融”、“虛實相生”式的數字圖景就打碎了傳統文化的無窮內涵。并且神韻、風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運用于詩詞批評中，特別是寫有自然山水的詩詞，卻不能很有效地闡釋小說。西方文論的一些概念，比如風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夠用來批評不同類別的詩歌，又能用來評論小說，還能用來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見，利用形式化原則來改造古代文論，難以保證古代文論的本來特色。盡管古代文論的觀點、范疇等能夠以現代形態出現，但已經不是語境化的古代文論了。
其次，古代文論的詩性言說難以被取代。詩性言說是與語境化傾向相適應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語言的隱喻功能，傳神地將讀詩時豐富的個性化經驗傳達出來。邏輯性陳述則與形式化相適應，它強調語言符號的準確意義，通過邏輯手段傳達出普適性的知識。詩性言說促使古代文論大量采用詩歌等文學文體，而邏輯性陳述強調學位論文式的規范格式。隱喻性的詩性話語與規范性的邏輯話語是兩種無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詩性言說不可能被轉換為邏輯性陳述。提倡古代文論現代轉換，就是以形式化原則為要求，采用邏輯性陳述來概括知識，必然會拋棄語境而喪失詩性。那些對古代文論加以現代闡釋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邏輯上辨明古代文論的思想內核，而另一方面卻放棄其言說方式。雖然在思想傾向上認同詩性言說，但其實是在語境之外做總體化、形式化的歸納，賦予零散的、經驗式的、隨感式的、直覺式的知識以邏輯性秩序。盡管能夠運用邏輯手段在古代文論中歸納出“潛體系”，卻不再是詩性話語的直觀感悟了。只有運用詩性話語，才能保證古代文論語境化的詩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