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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方面的重要部分，主體的能力大小與資格適格在調查過程中影響著調查報告的質量問題。本文將從調查主體的具體規定、權限范圍、調查啟動權等問題進行相關探討，并提出相關的建議來完善調查主體規定的不足。
關鍵詞：未成年人；社會調查；調查主體；問題建議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認識
（一）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法律規定
2013年新《刑事訴訟法》第168條規定中首次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合法地位正式確立并明確規定了社會調查的主體范圍。明確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相關司法解釋中又進一步具體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方面的權利。因此可知，我國當前關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主要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但是過多的社會調查主體，使得調查操作中出現了各種問題，因此，有必要分析和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問題。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規定中存在的問題
（一）啟動調查主體未具體規定
刑事訴訟法中雖然明確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可以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但是，社會調查工作既包括調查權的啟動與調查權的具體實施，二者之間都需要有主體來開展此項工作，那么公檢法三機關是作為調查權的統一的主體，還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相分離，法律并未作出明確的界定，如果公檢法既可以是調查權的啟動主體也可以是具體調查主體，也就是啟動主體與調查主體為同一主體時，調查權與啟動權完全有公檢法來進行，不利于社會調查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調查主體權限范圍規定不明確
1、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公安機關可以對可能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相關原因進行調查。公安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能實施犯罪行為的各方面因素進行的一個較全面的調查，在一定情況下能夠很大程度的影響公安機關的相關決定。比如，調查材料的影響程度高時，公安機關在做出立案以及批捕申請等方面的決定時，會充分考慮調查材料的內容。但是由于擁有偵查權的公安機關是最先接觸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受到有罪思維的影響，在偵查之前就已經先入為主的認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有罪的，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往往忽視對犯罪嫌疑人無罪證據的調查和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無罪或最輕的定罪量刑。由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對其進行社會調查，不僅加重了公安機關的工作量，也不能夠完全保證公安機關調查工作的質量。公安機關應注重案件本身的偵查，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可由其他機構專門負責。
2、檢察機關。檢察機關的具體權限范圍在法律上的規定不全面，社會調查是適用于檢察機關的全部工作范圍內還是就某一程序范圍內。比如，在批準逮捕階段中對未成年犯罪人開展的社會調查，法律規定檢察機關必須在7天內做出批捕決定，這就意味著，檢察機關需要在這短短7天內，除了研究案情來決定是否批捕外，還得抽出時間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來進行社會調查，如此倉促的調查過程，可想而知，調查結果往往不夠全面和正確，對未成年犯罪案件的與否，大大降低了其應有的參考價值。
3、法院。人民法院在審理未成年刑事案件過程中，對社會調查的重視以及社會調查報告材料的引用，對未成年犯罪人的判決結果有著一定的影響作用，但是法院是一個中立的審判機關，在法庭上聽取控辯雙方的辯論后，依法作出相關判決的。法院成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主體，會不可避免的依據自身所進行的調查報告內容來進行定罪量刑，使得法官脫離了中立思想的存在，不利于審判中立原則的貫徹和實施，也不利于未成年犯罪案件的公正審判。同樣法院審理案件工作量大，所以對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這方面就不能做到全面正確的調查，有損未成年人的正當利益。所以為了防止法院的權力濫用問題出現，法律上應明確規定法院的主體調查范圍，過于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并不能解決操作性強的社會調查工作，制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具有明確的調查主體才能夠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公正性。不然可能影響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侵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比如法律規定人民法院有社會調查權，但是法院同時還是審判機關，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受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認為未成年人已實施犯罪或構成犯罪，因此法院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報告時，可能導致調查資料的不全面，需要規定由辦案機關或者辦案人員之外的主體來實施社會調查。當前立法對這方面規定較為模糊，不利于辦案機關進行規范有序的調查工作開展。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主體的完善與建議
（一）具體規定啟動程序的調查主體問題
盡管刑訴法中確立了公檢法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權，但是法律規定內容還不完善，尤其是對調查主體的規定方面缺乏具體的規定內容。對于該權利何時啟動也就是何時行使，以及啟動權與調查權的主體是否都有同一主體來進行都未作出明確規定。法律法規應明確規定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權的程序問題，比如啟動調查的時間規定應具體確定下來，以便于調查主體之間避免不必要的調查沖突，影響辦案效率。所以需要明確公檢法各自的調查啟動時間，避免司法資源的浪費，保證調查報告的正確性與嚴謹性。
（二）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
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方面主要是針對調查工作的調查內容來講的，法律應具體規定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調查內容，排除不必要的調查內容，確定調查主體的調查權限內容，促進調查效率的提高，節省司法資源。區分調查內容與辦案機關對有關事實依法查明的不同之處。其次，調查內容中也應避免與定罪有關的一些事實問題，只涉及到影響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調查報告作為量刑情節在調查工作中應與法律早已規定的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區分開來，防止調查資料的反復收集，節約司法資源，也不利于調查與搜集真正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資料。因而，對于未成年社會調查報告方面，應主要針對導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危險性的發生，引發其犯罪產生的原因，并且在現有的訴訟程序中又不會關注的這些因素中來進行有關調查。
1、公安機關。進一步的確定公安機關在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時的調查權限與調查范圍，具體規定出公安機關應該在哪一階段或者可以在哪一階段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進行社會調查。比如，在立案階段作出相應規定，公安機關在立案之前是否就應對未成年進行立案調查，或是在立案之后的哪一階段或是任何階段都應考慮對其進行社會調查。
2、檢察院。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同樣需要引起重視，尤其是檢察機關在批捕、審查階段，開展社會調查工作的必要與否，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的合法與否，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因此，對這兩個階段，法律應作出一個更為完善的補充，明確檢察機關的調查權限范圍和具體的調查內容，進一步的保證監察機關的調查主體地位，確保檢察機關調查工作的順利開展。
3、法院。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對于是否采納社會調查報告的情形，應明確體現在判決書上，并且應使其法定化，并且是法官必須履行的而非是可以履行的義務。使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切實成為對未成年犯罪人定罪量刑的一個重要依據。（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李蘭英、程瑩：“新刑訴法關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規定之評析”，載《青少年犯罪問題》，2012年第6期。
[2]陳立毅：“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研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2年第6期。
【關鍵詞】 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主體；啟動；社會調查報告
一、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概述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發展
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過程漫長曲折，社會調查的設立目的不是殘忍地懲罰或報復，而是改造罪犯并預防犯罪。[1]人權保障運動的逐步升溫，社會調查漸漸演變成了“量刑前調查報告”，關于社會調查的適用域、社會調查的主體、程序以及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也在不斷細化。隨著未成年人犯罪問題的熾熱化，少年司法制度成為衡量國家法治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尺。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是少年司法制度中重要一環，如何完善各國仍在激烈探討中。
2、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之價值
未成年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制定更為合理的刑事政策提供一個視角，同時也為司法上更為有效率的應對犯罪提供一個思路、一個改進路徑。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不僅為法官正確定罪、合理量刑提供依據，還對后期相關機構的矯治工作提供參考資料：在定罪上，法官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包含的成長、教育、生活背景等衡量未成年被告人的人身危險性；在量刑上，社會調查報告可以適當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并為公正合理量刑提供科學化的參考依據；在矯治上，可以考慮社會調查報告內容，確定未成年被告人的品格特征以及重返社會等因素，為制定有效的矯治方案提供參考資料。
二、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國外考察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
國情的差異，有關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也有所不同，社會調查程序主體職權主義化是國際上的一個普遍趨勢。美國設有專門的觀護官，他們根據職權走訪涉事兒童的家庭，并將家長、鄰居、老師等的觀點綜合起來，形成社會調查報告，然后依據實地調研的結果對承辦法官們提出處置建議；日本對少年問題尤為重視，不但頒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保護未成年人，還專門設有家庭裁判所對少年問題予以規制。就社會調查而言，日本專門設置有調查官，專門負責社會調查工作。[2]擔任社會調查員需要有豐富的知識儲備，單一的法律知識或社會經驗難以滿足專業化需求。社會調查員的選用也有嚴格的規定：在美國，觀護官需要進行職業資格考試，只有通過考試方具有從業資格，然考試內容涉獵十分廣泛，不僅包括法律、語文、數學等基礎知識，還包括相關的實務工作技能；而日本家裁所的調查官還需要了解心理學、社會學、社會福祉學、教育學等學科，最重要的是，在社會調查員任職后，還需要在實務部門實習鍛煉兩年方可擔任。[3]
2、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啟動
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多設置在法院階段，原因在于法院享有少年刑事司法案件排他性的先議權，然調查員是主動進行調查還是被動進行存在不同。美國獨立的少年法院，在接到警察機關或社會民眾對于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控告后，直接由觀護官主動啟動調查程序，對涉案少年進行深入的了解，開展社會調查；日本的社會調查，采取的是典型的職權主義模式，[4]對于移送到家庭法院的案子直接步入調查和審判階段，法官下達調查命令后，調查官才能開始進行調查。
3、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
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定位直接影響了社會調查報告的功能實現。在日本，社會調查員全程參與訴訟，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證據由調查員在審判時宣布，并允許雙方進行認證與質證；在美國，定罪與量刑相分離，社會調查報告不得在事實調查聽證完成之前提交法庭，因此，社會調查員并不可以全程出庭參與庭審，社會調查報告盡在量刑方面起到作用。
三、我國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發展
1、未成年人刑事社會調查的主體方面
對于社會調查員，法律規定模棱兩可，司法運用也各自為政，導致究竟由哪個主體擔任社會調查主體觀點不一。有人認為，由公安司法機關享有全面調查實施的決定權，自主決定何時、何人開展調查；有人認為，應整合資源，設立“多層次共存、專兼職結合”的社會調查主體設置模式，可以以未成年保護委員會為主體，結合社區矯正機構的工作人員協同完成；也有人認為，應該由獨立的第三方作為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主體，這樣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中立性和客觀性，充分發揮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優勢。筆者認為，矯正部門應擔任社會調查主體，因為該部門處于中立地位，且組織權威、行為規范性、人員相對專業，另外，他們本身擔負著少年的矯治教育工作，節約資源。
2、社會調查的啟動方面
對于何時啟動未成年社會調查學界觀點趨于一致，即偵查階段啟動能夠更好地保護未成年的合法權益（盛長富、郝銀鐘認為應當在公安機關立案后，通知未保會，由未保會立即啟動）。這樣不僅能夠起到分流案件，節約司法成本作用，還給社會調查留出充足的時間，因為社會調查事項繁多，而與其他司法程序時間比較，偵查階段時間最充裕，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對其進行審查監督。
3、社會調查報告的運用方面
學界度對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可謂眾說紛紜，歸納觀點，即證據、參考資料與雙重屬性三種。有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具有證據的客觀性、關聯性與合法性等特征，可以作為證據的“第八種”分類。[5]有學者認為，我們應該在尊重法律的現行規定下探討法律的精神和規定，社會調查報告雖然具有證據的相關特征，但是因不屬于證據七種分類的具體某類，故社會調查報告不具有證據的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包含涉案未成年人的年齡、家庭情況、個人成長經歷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現等，對量刑具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可以在法庭質證后作為酌定量刑情節進行采納。筆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雖然不是法律明確規定的證據類型，但具有證據屬性。社會調查報告就是少年司法中的特殊制度，符合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合法性特征，類似于診斷報告、治療方案。
四、結語
青少年犯罪是成年人犯罪的前奏，[6]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特殊群體，無論是為家庭的幸福、社會的穩定還是人類社會的發展需要，對青少年犯罪都應極為重視。社會調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程序中，由專門機構的人員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生活環境、實施犯罪的情況及悔改表現等具體情況展開的調查，是為涉罪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教育矯正提供參考或依據的極為重要一環，理應得到理論與實務界的加倍重視。
【注 釋】
[1] 汪貽飛.論社會調查報告對我國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鑒[J].當代法學，2010.1.
[2][4] 尹琳.日本少年犯研究[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100-101.127.
[3] [日]田m裕，V|健二.注少年法改版.有斐w，2001.96.
[5] 康相鵬.“涉罪未成年人異地社會調查相關問題”研討會綜述青少年犯罪問題，2014.5.
[6] 姚建龍.青少年犯罪與司法論要[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4.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含義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單獨或者會同、委托社區矯正機構、社會調查組織（ 人員），通過走訪、座談、查閱資料等方式，了解、收集未成年犯罪行為人的性格愛好、生活環境、成長經歷、心理特征、日常表現、家庭狀況、監護條件、社會評價等有關信息，用以在一定程度上評估犯罪主體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社會危險性、可矯治性、可諒解性以及再犯可能性 ，形成社會調查報告或資料，作為案件處理和開展教育、矯治、挽救工作參考依據的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刑事訴訟法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訴訟程序中明確規定社會調查制度，標志著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政策上升為法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不僅要了解和結合案件事實，同時要了解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及其形成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關個人情況，如其成長過程、道德品行、智力結構、個性特征、身心狀況、家庭結構、日常表現以及社會關系等。因此，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個人基本情況、家庭基本情況、成長經歷、性格特征、興趣愛好、交友情況、犯罪前后的表現情況、監護條件等。
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分析
現根據我院2015年度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況展開分析。2015年度我院共受理審查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90件102人，其中向法院提起公訴60件80人，不10件15人。結合我院辦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目前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現狀：
1.目前的社會調查主要局限于檢察機關的審查階段和法院的審判階段，雖然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可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但實踐中，公安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過程中，往往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不先行啟動社會調查制度，這就可能會造成公安機關無法通過先期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一些案外情況，實行個別化處理，對可能具有監護條件而又無需被羈押的未成年人被先期剝奪了人身自由。
2.目前我國未成年人調查報告的調查范圍不夠廣泛、內容不夠深入，僅限于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所在村（社區）的表現情況、學校或單位的學習、工作情況及家庭生活情況等進行調查，而對其性格特征、興趣愛好、交友情況等沒有進行深入分析，特別對身體健康狀況、心理狀態往往沒有進行必要的醫療檢查和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醫學鑒定。
3.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對象相對較單一。就我院2015年辦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為例，并不是對所有的未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而是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對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在校學生的，就委托社區矯正機構進行社會調查。通過社會調查，對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作出不決定。在辦理的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外省市流竄至本市作案，由于在本市無固定居所，而去當地調查費用又較高，故對這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就很少進行社會調查，也就不可能通過社會調查報告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長背景、生活經歷等情況。
三、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問題以及完善對策
（一）存在問題
1.社會調查主體多元化。由于法律法規對社會調查缺乏明確細化的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程序的啟動主體與直接調查主體呈現出多方參與的趨勢。具體可分為：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社會團體組織。由于調查主體的多元化和訴訟地位不清晰，很可能導致在實踐中出現兩個問題：一是相互推卸責任，二是重復調查。相互推卸不僅造成了案件的無端拖延，也可能使社會調查工作不能真正付諸實施，流于形式。重復調查容易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引起被調查者的反感。
2.調查人員能力參差不齊。目前，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發展還不完善，對調查員的選任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如我院在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委托司法局社區矯正管理科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社區矯正科再分配給各鎮鄉司法所工作人員進行調查。調查人員可能會因為法律、教育、心理學等方面知識的欠缺，以及工作責任心不夠強等問題，導致社會調查報告的質量不高，內容流于形式，社會調查報告內容過于簡單、敷衍了事，缺乏深入的剖析和挖掘。
3.調查內容不夠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但對調查內容方面規定較為籠統，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調查內容的不全面、不一致，導致調查報告不能全面反映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客觀方面的真實情況，以致于司法機關不能從社會調查報告中得到未成年人真實、完整的信息，影響辦案質量。
（二）針對上述存在問題，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完善：
1.設立專門的社會調查機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或地區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一般都由專門機構負責。如在日本，設有家庭裁判所，由調查官負責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進行庭前審查。我國可以成立專門的社會調查機構，聘用具備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專業知識和有未成年人工作經驗的社會調查員，并不斷完善對社會調查員的培訓工作。
2.規范社會調查的方式、程序。社會調查主要的對象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由于社會調查內容多，涉及面廣，為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益，必須指派二人以上專門人員或指派專門機構開展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社會調查員要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社區、學校等地，通過走訪父母親友，鄰居好友、老師同學等方式展開考察，還可以采取電話、網絡等方式。同時，調查人員對調查過程及結果應當制作調查筆錄，以便能全面、客觀地制作調查報告。同時，在傳統的社會調查方式基礎上，積極引入心理測試、人格分析等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方法，通過對調查對象的人格特征進行分析，從而預測其以后的行為。通過多種社會調查方式的運用，使調查內容全面客觀，調查結論真實準確。
3.細化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按照新刑訴法的規定，社會調查的內容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這個范圍相對寬泛，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細化、明確。社會調查報告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調查的書面記錄等原始資料，包括個人經歷、家庭概況、受教育程度、一貫表現、個性特點等等，有時還可能包括在必要的時候所進行的生理、心理、人格等方面的測評結論；另一方面社會調查員通過對相關原始材料進行梳理、分析，作為中立方得出全面、客觀、系統、不帶傾向性的調查結論，然后依據調查結論提出針對性的處理意見。這兩方面內容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一份規范的社會調查報告必須完整地包括上述兩方面的內容。
四、結語
未成年人由于各方面發展尚不成熟，認識問題的能力不足，可塑性較強，很多情況下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通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不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區別對待，使他們真誠悔罪，認識錯誤，以便今后成為對社會有益的人，同時彰顯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司法保護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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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主體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主體只能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因為，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是對未成年人案件的辦理結果設定的義務，不承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辦理職能的機構不是社會調查的主體。當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具體工作，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可以委托相關機構進行。至于有的人認為，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以進行社會調查，并未排斥相關機構、人員進行社會調查。那么，本文認為，這種觀點中的“社會調查”，充其量只能是廣義的社會調查，或者是學術性社會調查，而不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社會調查。因為，刑事訴訟法規定的社會調查后形成的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是一種不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非規范性法律文書，具有一定法律效力。
二、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程序應當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啟動、社會調查的運行、社會調查結果的使用、社會調查報告的移送等。《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86條第1款、第3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和教育的參考；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移送的社會調查報告，進行審查。如重慶市市人民檢察院、聯合重慶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高級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共青團重慶市委員會等單位聯合制定了《重慶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暫行辦法》，進一步規范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工作，推進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夯實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基礎。
三、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內容
人民檢察院要加強對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的研究，提出普遍適用的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要求和工作標準的社會調查內容，并抓好檢查落實。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中建立社會調查制度，針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家庭環境、成長經歷、社會日常表現以及犯罪原因等進行資料收集、歸類、分析等，為因勢利導地進行思想教育，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的材料，也可為處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依據。“確定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是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是否具備監護條件和社會幫教措施以及涉嫌犯罪前后表現等情況。”結合司法實踐，本文認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可以采用“3+4”模式，即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三項，和道德品德、身心特征、家庭環境、社會日常表現等四項內容。
四、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法律屬性界定
（一）從證據的概念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生活會調查報告不符合證據學上的證據標準。證據學說中最有影響的是以下幾種：一是事實說，就是把證據界定為一種用來證明案件事實的事實；二是根據說，就是把證據界定為證明案件事實的根據；三是材料說，認為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四是統一說，認為證據是以法律規定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一切事實。不管采納何種學說，證據必須是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與案件事實本身存在客觀必然的聯系。實踐中，社會調查報告一般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以下情況：家庭結構，其在家庭中的地位、遭遇和家庭教育管理方法；性格特點、道德品行、智力結構、身心狀況、成長經歷等；在校表現、師生及同學關系；社區表現及社會交往情況；就業情況及工作表現；犯罪后的行為表現；分析犯罪原因；就量刑及后期的幫教矯治措施提出建議等。由此可見，報告主要體現的是有關被調查人的性格、成長經歷、家庭環境、悔罪態度、幫教措施等方面的情況，與案件事實之間并不存在客觀的、必然的聯系。
（二）從證據的本質特征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不完全符合證據客觀性、關聯性和合法性的特點。在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等進行調查時，會涉及相關社會關系人對未成年人的看法和評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收集未成年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成長經歷、教育背景以及犯罪前后的表現后，還要形成自身觀點，最終出具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這些評價顯然具有相當強的主觀性，不具有客觀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所反映的內容只是與未成年人犯罪成因有一定聯系，一定程度上反映未成年人的犯罪動機和主觀惡性，對證明案件事實沒有實質意義，不具有關聯性； 同時，目前立法并沒有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主體、制作程序、相關人員的權利義務等作出具體的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報告只能說是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解釋規定的、一種符合立法精神的保護未成年人的措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與犯罪事實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責輕重等均無關聯。
（三）從證據形式分析
第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并不歸屬于《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2款規定的七種法定證據形式的任何一類。有人認為，可以把未成年人犯罪背景調查報告視為鑒定結論。然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的鑒定意見是鑒定人從科學技術的角度，對專門性問題提出的分析判斷意見，如法醫學鑒定、司法精神病學鑒定、痕跡鑒定等，而調查報告是調查主體搜集相關資料后，對直接感知或傳聞的案件事實的客觀陳述、主觀評價及建議意見，不涉及技術問題，不屬于鑒定意見。
第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也不是一種特殊的證人證言。對于有人認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可以視為一種特殊證人證言的觀點，本文認為，雖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與證人證言有一定共同點，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與證人對于案件處理結果均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但存在本質的不同，表現在一是證人證言是證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況向公安司法機關所作的陳述，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體現的則是未成年人案件外的其它情況，反映了社會對未成年人的人格評價；二是證人是通過刑事訴訟以外的途徑了解案件有關真實情況的人，證人出具證言具有法律上的義務要求，但調查員開展調查則是基于司法機關的委托或聘任，是因為參加訴訟才了解到案情，不符合證人的條件。
綜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不屬于刑事訴訟中的證據。當然，如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中，發現未成年人尚有前科等情況，可以通過報告司法機關以法定的取證程序固定，作為證據在法庭上質證，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本身并不是證據。
五、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社會調查的結果運用
（一）在審查逮捕中的運用
人民檢察院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應當認真審查公安機關移送的時候調查報告或者無法進行社會調查的書面說明、辦案期間未成年人的表現等材料，全面掌握案情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作為辦案的參考。然而，確定是否有逮捕必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對于罪行較輕，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沒有社會危險性或者社會危險性較小，不會妨害訴訟正常進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準逮捕；在作出不批準逮捕決定前，應當審查其監護情況，參考其法定人、學校、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及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的意見，并在《審查逮捕意見書》中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具備有效監護條件或者社會幫教措施進行具體說明。對于公安機關沒有提送案件社會調查材料的，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公安機關應當提供。
（二）在審查中的運用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審查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全面審查，依法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訴的活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有助于人民檢察院決定是否提起公訴、附條件不。人民檢察院要“注重調查，在審查階段，要注重調查未成年人的家庭情況、成長經歷、罪前表現、悔罪態度，從而對其進行人身危險性評估；并了解未成年人所處的家庭、學校及被害人方面的意見，本著教育挽救的原則對涉罪未成年人作出合理的處理意見。”人民檢察院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附條件不決定。
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辦理案件期間的表現等材料應當隨案件移送人民法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86條第4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制作社會調查報告，應當隨案移送人民法院，供人民法院在法庭教育和量刑時參考。人民檢察院制作社會調查報告，“要綜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犯罪后態度、幫教條件等因素，考量逮捕、的必要性，依法慎重作出決定，并以此作為幫教的參考和依據。”不僅如此，王新環 、鄭圣果在《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的法律屬性及其運用》一文中也指出，社會調查報告“除了作為法庭量刑參考之外，調查報告對司法機關對于涉案未成年人作出恰當處遇決定，例如檢察機關對情節輕微的涉案未成年人作出不決定、提出適用緩刑、從輕處罰等寬緩的量刑建議，以及采取適當的幫教矯治措施、參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工作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六、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檢察監督機制
（一）轉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檢察監督監督理念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檢察監督理念應該從注重打擊、懲處、追訴向注重保護、注重挽救轉變，真正落實“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強化對未成年人實行司法保護，摒棄對未成年人犯罪實行“報應懲罰為主”的落后執法觀念。加強對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監督職責，確保對未成年人刑事訴訟各個環節的法律監督，包括辦理未成年人案件少用慎用強制措施，輕用慎用刑罰制裁，適用分案、快審快結等處置原則。
（二）調整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檢察監督監督重心
第一，健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監督和偵查監督制度。健全未成年人案件立案監督制度。要制定針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監督制度，切實履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監督職責，對于不應當立案的未成年刑事案件及時向公安機關提出糾正意見，以保證未成年人及時從刑事訴訟中解脫出來，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健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偵查等偵查監督制度，切實防止誘供、騙供、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損害。
第二，加大對引誘未成年人犯罪、傷害未成年人權益、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各類犯罪的監督。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門應各司其職，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違法犯罪行為和引誘、教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行為，特別是對教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的行為，引誘、容留、強迫未成年人女性的行為，拐賣兒童的行為和引誘、教唆未成年人賭博、吸毒的行為，進行嚴厲打擊。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監督方式
第一，檢察機關全程監督制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形成過程不可避免地要摻入人的因素。不同的人“通過書面審查、問卷調查、查問回訪等方式，向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學校、社區以及家庭了解其成長經歷、家庭環境等情況”，可能由于經驗、知識、思維等等因素會對同一件事、同一個人存在迥異的價值評判。人的因素導致的模糊性也是社會調查制度實施過程中必須關注和解決的。因此，必須明確檢察機關有權利也有義務對調查工作實施全程法律監督；
第二，兩人調查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必須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確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過程的公正性。
第三，回避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人員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時，應自行回避；當其在庭審中被申請回避時，由法院決定是否采信其社會調查報告。
第四，保密制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人員不得泄露在開展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中獲取的社會調查信息及未成年人隱私等信息。
什么是社會調查制度？
簡單來說，“社會調查制度是指辦案機關在處理未成年人案件時，不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況，還應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庭背景、生活環境、教育經歷、個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于犯罪和案件處理有關信息作全面、細致的調查；必要時還應對醫學、心理學、精神病學等方面的鑒定，并根據調查的結果選擇最恰當的處理方法。其也稱全面調查制度、人格調查制度。”樊崇義教授在《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與對策研究》中這樣解釋道。
專家對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看法是：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將未成年人刑事訴訟關注的視角由犯罪事實轉向了行為人本身，這一轉變契合了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特點，提高了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作出各項司法決定的針對性，契合了教育刑、再社會化、刑罰個別化等刑罰理念、原則的要求。
而在天津市河北區人民檢察院未檢科干警看來，社會調查制度適用廣泛：對于個案而言，社會調查制度為強制措施的適用、不決定的作出、準確適當量刑和刑罰執行時的教育矯正提供了依據。此外，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發展，可以為其推廣到所有刑事案件積累經驗。
目前，天津市檢察機關已將社會調查廣泛應用到審查逮捕、不、公訴案件量刑建議等環節。據記者了解到，在審查逮捕階段，將社會調查的情況作為判斷逮捕必要性的主要標準。如河北區檢察院制定的《對未成年人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可行性評估標準》，其中關于人身危險性、家庭監護條件、社會幫教條件等15項評估事項，都是以社會調查為前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環節，通過社會調查了解犯罪起因、犯罪前后的表現等，對于人身危險性下降且確有積極改過的主觀愿望和實際表現的，覺得相對不。在提起公訴時，結合社會調查的情況，決定是否建議適用緩刑，并將社會調查報告隨量刑建議書一并移送法院。
經過幾年的推行，社會調查制度在實踐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從記者拿到的河北區檢察院的案件統計數據看，2008年至2010年間開展社會調查以來，在審查逮捕階段對74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其中不批準逮捕8人，且都沒有出現捕后再犯的情況。在審查階段，經社會調查后決定不有18人，占受理全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總數的11%，不率比此前有所上升。而以社會調查為基礎提出的規范化量刑建議共計94份，法院采納率為100%。
盡管取得了一定實效，但在實踐過程中也暴露出了配套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于是，天津市相關部門在2010年12月出臺了相應的《實施細則》，《細則》里規定了在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審查逮捕、審查以及審判、執行刑罰時，必須結合社會調查報告作出有針對性的處理等內容；并規定了公安機關、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機關各自職責及相互協調與配合機制等內容。
不僅如此，天津市河北區檢察院未檢科干警基于當前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立法、理論、實踐等層面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設性設想。
例如在立法層面，我國對于社會調查的規定僅出現于司法解釋中。司法解釋作為司法機關及相關部門對法律適用具體問題所作出的進一步闡釋，其法律位階低于國家法律。僅僅停留在司法解釋層面上的固定，而與社會調查制度在未成年人司法體系中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難以發揮社會調查在刑事訴訟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未成年人 犯罪 社會調查 社會調查報告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
1.概念
根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必要的調查”。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是指辦案人員在偵查階段、審查階段以及法院審理階段要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各類相關情況以及實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出書面的社會調查報告，該報告將會成為司法機關做出決定或判決的重要參考因素。
2.社會調查報告性質
社會調查報告是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后形成的書面材料。它反映了犯罪人的背景材料，這在很大程度上證明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以及可信度，能夠使司法機關結合其所處的環境來決定對其是否適合做出某種決定或判決。但它并不起到證明犯罪事實本身的作用，所以一般不認為社會調查報告是證據，而是將它作為司法機關做出決定或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必要性
1.社會調查制度是刑罰個別化的要求，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人性化關懷和特殊保護
刑罰個別化要求針對不同案件的情況以及不同的犯罪人要采取不同的刑罰措施，所采取的刑罰措施要最符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同時也要最有利于犯罪人的在接受刑罰后回歸社會。對于未成年人犯罪人來說，要決定采取何種刑罰措施對其最適合就要全面的了解其個體背景情況。只有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基本情況后，司法機關才能綜合所了解情況采取最適當的刑法措施。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上的特點，在處理未成年人犯罪時，不僅要充分了解案件事實，還要更加注意其自身的基本情況。這是實現對未成年人保護、挽救的基本要求，也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的人性化關懷和特殊保護。
2.社會調查制度為有針對性的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幫教和矯治工作提供重要參考
只有深入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背景情況作出客觀的社會調查報告，法院可以根據報告有選擇性的決定合議庭的組成人員或人民陪審員，組成最適合該未成年人的審判庭進行審判，同時它也可以為少年法庭開展法庭教育提供重要依據。在判決生效后送達執行機關后，執行機關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根據未成年犯罪人的不同特點采取有針對性的矯治措施，這能夠使矯治工作取得最大成效，使未成年人早日回歸社會。
三、國內外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比較
國外類似的社會調查制度，一種為刑事司法程序啟動前的調查制度，此制度的功能為可以完成對案件的分類，防止將少年不當交付刑事司法程序，調查所獲得與提供的信息還可以為少年刑事問題的處置提供參考性依據。另一種則是英美國家推行的量刑判決前調查制度（人格調查制度），它主要是在實行定罪與量刑分離的，是在確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啟動的人格調查程序，其目的在于為法官恰當量刑提供參考性依據。而我國庭前社會調查不具有國外刑事司法程序啟動前的社會調查制度的案件分類功能，是作為少年刑事審判庭前準備程序設計，是為刑事程序的選擇與被告人的定罪處刑提供參考性依據。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構建
1.社會調查主體
社會調查主體是通過對未成年犯罪人或被告人的個體情況進行走訪、了解，從而制定社會調查報告的人。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是社會調查的主體。同時，未成年人的律師在訴訟中所負有的職責也決定了其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并向司法機關提交調查報告。筆者認為可以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同與青少年工作聯系密切的社會團體進行聯系，共同篩選出相對固定的社會調查員，并對他們進行必要的法律專業知識等業務培訓。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需要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時，可以委托這些固定的社會調查員進行調查。
2.調查的對象
社會調查的對象應是與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接觸的人或者單位，便于深入了解所需掌握的信息。具體包括：未成年人就讀的學校（工作的單位）、老師、同學（同事）、社區組織、社區成員、親戚、朋友、戶籍地或居住地居委會（村委會）等。
3.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
調查報告的具體內容應是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展開，進而采集改造的關鍵切入點。包括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
關鍵詞：檢察機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適用
掌握涉罪未成年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為檢察機關確定是否采取強制措施，是否繼續適用羈押措施，是否適用附條件不，以及采取何種矯治和教育措施提供了重要參考，在司法實踐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要掌握這些必須通過社會調查。本文試圖對檢察機關適用社會調查制度作一粗淺的分析。
一、檢察機關適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法律依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時，由有關部門、社會團體組織對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在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該報告將會成為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作出決定或者裁決的重要參考因素。
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從法律層面肯定并倡導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2013年1月1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八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和教育的參考。”“人民檢察院開展社會調查，可以委托有關組織和機構進行。”“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安機關移送的社會調查報告進行審查，必要時可以進行補充調查。”“人民檢察院制作的社會調查報告應當隨案移送人民法院。”
綜上，我國有關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都充分強調了社會調查制度在保護和關愛未成年方面的重要作用，這些規定體現了社會調查制度在檢察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適用。
二、檢察機關適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階段
（一）社會調查制度在審查逮捕中的適用
審查逮捕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公安機關提請批捕逮捕的案件進行審查后，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逮捕的制度。《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根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有無監護與社會幫教條件等，綜合衡量其社會危險性，確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羈押的措施，取決于該未成年人是否有現實的社會危害性。而所謂的社會危害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對社會所構成的威脅，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響社會危險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質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態度，其關鍵是個人的素質特征，即年齡、性格、愛好、以往的一貫表現、為人處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質。個人的素質特征必須依靠社會調查來體現，通過對未成年未成年人在家庭、學校、村委會、社區的表現情況、個性特點和社會的認可度，確認其是否具有社會危害性，為其作出是否需要羈押提供依據。
（二）社會調查制度在審查中的運用
審查是指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移送的案件進行全面審查，依法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訴的活動。《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規定》第十六條規定：“審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辯護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見。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可以免除刑罰處罰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決定。”
未成年人主觀惡性的大小直接反映了犯罪情節的輕重程度，而犯罪原因和動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主觀惡性的大小，這些可以通過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質、個性特點、身心狀況和家庭關系等進行綜合判斷。社會調查報告恰恰為檢察機關考察未成年人是否需要判處刑罰、犯罪情節是否輕微或者免除刑罰提供了參考資料。一般而言，作出不決定中的“犯罪情節輕微”應從主客觀兩方面來評判，客觀方面體現在對被害人，對社會實際造成了的傷害，主觀方面主要體現在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性程度，可以從犯罪原因、犯罪動機及其成長背景、一貫表現、家庭和社會關系、人格特性等方面來綜合分析。因此，在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訴決定的重要依據，也是尋找未成年人最佳處罰方式的重要依據。
（三）社會調查制度在緩刑建議中的運用
緩刑建議是指人民檢察院根據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定情況，依法對人民法院提出適用緩刑的建議。人民檢察院提出對未成年被告人適用緩刑建議的，應當將未成年被告人能夠獲得有效監護、幫教的書面材料一并于判決前移送人民法院。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所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人身危險性的大小有利于人民檢察院決定是否提出適用緩刑的建議；同時，調查報告所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家庭和社區的情況也是未成年罪犯具有有效監護、幫教條件的證明材料，能保證緩刑的正確實施，從而在社區內實現矯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在檢察機關的運用
（一）檢察機關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
《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四百八十六條規定： “人民檢察院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作為辦案和教育的參考。”檢察機關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承擔著審查批捕、審查職責，因此在受理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查批捕、審查案件后，檢察機關可以啟動社會調查，檢察機關可以自行開展社會調查，也可以委托有關部門或組織開展社會調查，將社會調查的結果作為辦事案件的參考。
（二）完善檢察機關社會調查流程
檢察機關不管是自行開展社會調查，還是委托有關部門或組織開展社會調查，社會調查工作要規范，應制定一套完整的調查程序，指導規范調查行為，從程序上保證調查工作的公正、客觀、真實。在肯定社會調查制度積極意義的同時，我們也應當對其公正性給予充分關注，完善一系列的監督制約措施。一是必須有2人參與調查行為。必須指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員進行調查，以確保調查過程的公正。二是回避制度。調查人員與未成年被告人之間存在親屬或其他利害關系時，應自行回避。三是嚴格按照我國有關證據的規定進行收集，在收集社會調查報告內容過程中，嚴格按照我國法律中有關證據的規定進行。調查的內容采用書面形式，必要時要有音像、視頻等資料，盡量減少對口供內容的依賴。四是保密制度。調查人員不得泄露在開展調查、參與訴訟中獲取的案情及未成年人隱私等信息。五是明確調查時限。在審查逮捕階段，調查人員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五日內完成社會調查工作，并制作完成《社會調查報告》。在審查階段，調查人員要在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后十日內出具《社會調查報告》。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方式和內容
社會調查一般由社會調查人員直接到未成年人生活、學習、工作的地方進行調查，調查方式如調查問卷、談話、觀察、電話、書信、委托；不定期地對未成年人進行訪談；見未成年人的父母或所在單位的領導；深入學校、社區、村委會了解未成年人的平時表現等等。然而，這些方式很難準確把握調查對象的人格特征，分析和預測其以后的行為。因此，應當完善調查方法，既要發揚傳統調查方法的優勢，又要積極采用人格理論、人格心理學等領域的優秀研究成果，通過人格測量等方式來更好地進行人格調查。同時注重各種方法應相互配合使用，通過綜合分析，使調查內容客觀、真實、完整、準確、實用。新刑訴法明確了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而我國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更細化了這一規定，社會調查的內容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社會調查僅憑借原始的調查材料是不夠的，應當制作專門的書面報告。報告既要對調查的過程予以介紹，也要對調查取得的材料予以梳理，并最終根據調查材料形成一定的結論。社會調查報告內容要和當事人所犯案件性質相結合，注重個案的特殊性，重點收集與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刑事責任確定、刑罰裁量以及教育矯治相關的有效材料，而不要把它變成空洞的陳述。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應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社會調查的書面記錄和書面材料等原始資料，有時還可能包括心理、生理、人格等方面的測評結論；另一方面就是對有關原始材料進行整合、分析得出概括性調查結論，然后依據調查結論提出針對性的處理意見。社會調查報告中應當盡量附有證明這些客觀事實情況的相關文件。
目前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進行了規定，各地也在實踐中探索著這一制度。但是，從這些規定也可以看出，我國并沒有建立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制度。各個部門都針對本部門的具體情況作出了規定，但整體上沒有銜接，缺乏完整的梳理與清晰地系統。社會調查主體規定得比較籠統，而且缺少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統一規定。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和作用在我國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中規定得也不完善。法律以及司法解釋規定得抽象和不完善導致了實踐中司法部門在實施社會調查時的不統一。
目前，結合我國實際建立統一、規范的社會調查制度已成為必然趨勢，筆者認為其核心問題主要有：
一、社會調查報告的性質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證據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關聯性，而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人的背景材料和接受幫教的條件，并沒有證明犯罪事實本身。因此我們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是證據，控辯雙方也不能在法庭上對其加以質證。但如果公檢法機關發現律師和委托的社會調查員提交的社會調查報告有比較大的分歧，則可以另行委托其他社會調查員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報告。社會調查報告是經過調查后作出的書面報告，是司法機關作出決定或者裁判的重要參考因素，其應該具有準法律文書的性質。隨著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的不斷發展與成熟，應該制定出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統一格式和必備內容。
二、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
1．社會調查主體應具備的條件。社會調查主體是通過走訪相關人員、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生活、學習、社區以及其他關系所在地等進行實地調查，從而掌握該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并作出書面社會調查報告的人。因此其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應當對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情況有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應當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社會調查工作；應當具有一定的法律專業知識。
2．社會調查主體的范圍。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律師無論是從自身條件還是從為未成年人辯護需要的角度看都應當進行社會調查，并向司法機關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為避免律師只是從對未成年人有利的角度提交報告而出現報告不準確和不全面的情況，公檢法部門作為未成年人司法程序中的控訴方和裁判者，也應當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背景情況。依照我國目前司法解釋的規定，控辯雙方都可以提交社會調查報告。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在公檢法部門形成專門針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的系統性制度。以我國實踐看來，各級共青團的權益部門、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以及未成年人保護辦公室中具有一定條件的工作人員可以擔任社會調查的工作，他們有相關專業知識，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有與青少年工作密切相關的工作經驗，同時又能保證中立性，公檢法部門可以委托其進行調查。還要特別指出的是，2004年社會工作者被載入中國職業標準目錄并逐步專業化。社區的一項主要工作職責就是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管理和監督。隨著這個職業走向正軌，社工也就比較適合進行社會調查工作，而且社區在法庭作出判決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情況有針對性地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社區矯正。
3．社會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關系到其在刑事訴訟中的身份，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涉及其履行職務的職權保障，決定其制作的調查報告的屬性，影響其調查職能的充分發揮。應盡快從立法層面明確界定調查主體的法律地位。賦予調查人員等同于鑒定人的訴訟參與人身份，以使調查人員能以正當的名分參加訴訟，獨立自主地提出調查報告并接受各方質證。
三、社會調查開始的時間
雖然目前在理論和實務界比較熱衷于討論審前社會調查，但是筆者認為，律師和公安機關委托的調查員應當自偵查階段就要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進行社會調查并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反映的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該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險性，可以作為偵查機關決定是否取保候審以及檢察機關作出是否批準逮捕以及是否決定的重要參考因素。
四、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
未成人社會調查報告的內容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個人背景材料，另一部分是據此提出的建議。個人背景資料包括基本情況和背景情況。個人基本情況指的是未成年人的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生理和心理情況、性格特點、是否在校讀書等情況，背景情況包括走訪未成年人的家庭學校、社區以及關系密切的朋友等了解到其的家庭情況、在校表現情況、社區對其的評價以及社會交往等情況，未成年人的成長經歷情況；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以及實施犯罪行為前后的表現等情況，受害人遭受犯罪影響的程度、對犯罪人的態度以及是否與犯罪人達成了刑事和解等。社會調查報告中應當盡量附有證明這些客觀事實情況的相關文件。社會調查報告中的建議部分是指進行社會調查的律師和社會團體中的調查員依據調查的情況向司法機關提出處理該未成年人的建議，主要包括是否應當取保候審，是否應當被不予批準逮捕，是否可以酌定不，是否可以對未成年人從輕、減輕、免除刑罰或者適用緩刑等。
五、社會調查報告的作用
在偵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公安機關訊問未成年人和決定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非羈押強制措施以及檢察機關不予批準逮捕的重要依據。在審查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成為檢察院是否酌定不的依據。在審判階段，社會調查報告可以作為法院決定對未成年被告人從輕、減輕處罰、判處緩刑等輕刑的重要參考依據。法院作出裁判后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提供的信息對未成年人進行幫教。在執行階段，執行機關可以根據社會調查報告采取針對特定未成年犯罪人的矯正方法，盡快消除其危險性，使其成為正常健康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