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4 15:02:3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當代科學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深入原著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近20年來，我國哲學研究的可喜進展之一，是認真解讀原著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向原著提問和通過原著提問理應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取得進展的基本路徑，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代有一些爭論。其焦點大致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不應該在解讀馬克思文本時保持價值中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來研究馬克思在當代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很時髦的觀點。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在現實中，除非把自己封閉起來，否則所謂保持價值中立是極為困難的。另一方面，價值中立及其認識論上的旁觀者立場本身就已經被20世紀的學術進展證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關理論的進展，我們便能夠認識到所謂價值中立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學的名義提出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要求，在一種貌似公允的立場上把馬克思固定在19世紀的語境中，把貶抑于與資產階級科學沒有差異的中立的學說，在任何時候對馬克思哲學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中心視角？文本研究當然具有基礎性地位，這種地位不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歷史認識上，它實際承載著史的意義。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識。今天在馬克思研究中重新強調這一點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條的地位。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廣義的文本解釋學，還是狹義的文本考證學，在當代學術中都可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但哪一種都不能替代問題研究，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其他哲學的創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釋時如何處理“史"與“論"的關系？這一點在當前學界爭論較大，不僅哲學，而且歷史研究等領域也都存在著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哲學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史論二分來描述文本及其解釋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哲學詮釋學已經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種能夠成立的解釋必然是讀者與作者視域的歷史性融合，換句話說，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義的“史"；另一方面，除了哲學等少數思潮外，幾乎全部哲學之“論"同時都是“史"的凝結和創造性再現，但這個史不是文本，而是貫穿于不同文本中的問題。因此，在比喻的意義上通過強調史論關系來提倡讀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與“論"的對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絕對標準的地位恐怕是難以成立的。特別是，以讀馬克思本人著作與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一種極為可笑的做法。
轉換思維方式，提高研究主體的提問水平和理論意識
圍繞文本解讀的爭論事實上超出了對待文本的理論態度，而是提出了整體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與整個人類的理論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理論進步可能使得我們能夠領悟在馬克思哲學中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有價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為重要問題，故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再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這表明，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的追問，受到條件和理論家們提問水平的直接，也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建構需要研究主體自覺地轉換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理論意識。
20世紀傳播和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認真的。雖然諸多失誤并不應該由理論來承擔，但是理論本身卻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這些工作涉及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好展開。僅以盧卡奇的例子，以強調這種反思本身應該直接指向理論認知的方法。當他以《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開創了西方之異端道路時，必須承認，他是真誠地希望從“人"、“主體性"角度來拯救第二國際重要失誤的。但沿著這一路徑走下去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怪圈，后來的阿多諾曾悲愴地指出了這一點。當然，阿多諾指出這一點并非因為他比盧卡奇多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而盧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論發展過程中，在其后期《關于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立場和觀點的接近，也不是因為自己在后期接觸到的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較為自覺地清算了自己的主體性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德國哲學思維方式的意識哲學）。同樣，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以為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的書就夠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國哲學研究事實上長期忽視了一個基礎性問題，即評估西方學者解讀馬克思的成果絕不是拿這些學者的判斷與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對照，而是自己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上必須高于他們。只要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理論方法論的自覺關注，就會面臨一些基本的難題，就會產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事實上，在當前馬克思中，從體系取向到取向、從宏觀到微觀、從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這些轉換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圍繞馬克思哲學的當代解釋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對解讀的不同理解，這些都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通過理論家們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自覺審理，提高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際水平，馬克思哲學的創新或與時俱進便會獲得更加生動的局面。
關注重大主題，尋求馬克思哲學新的生長點
馬克思哲學與舊哲學有著本質差別，它的旨趣不在純粹的思維馳騁，它的全部落點是生活和。因此，文本研究和提問水平是基礎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時代主題上的發言，這也是弘揚哲學精神和實現它的歷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這一點而言，它仍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基本理論建設和對現實重大事件的參與。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我們需要構建新的學術平臺，這個平臺應該以當代生活實際展開的邏輯為底蘊，同時又必須站在整個20世紀思想的高點上面向世界歷史發展，從而為穿透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思維構架。而參與層面，雖然在當代學術建制和社會分工的意義上，學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須以關注人生切要、社會生活具體環境變遷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對各類問題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參與熱情。
深入原著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近20年來，我國哲學研究的可喜進展之一，是認真解讀原著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向原著提問和通過原著提問理應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取得進展的基本路徑，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代有一些爭論。其焦點大致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不應該在解讀馬克思文本時保持價值中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來研究馬克思在當代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很時髦的觀點。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在現實中，除非把自己封閉起來，否則所謂保持價值中立是極為困難的。另一方面，價值中立及其認識論上的旁觀者立場本身就已經被20世紀的學術進展證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關理論的進展，我們便能夠認識到所謂價值中立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學的名義提出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要求，在一種貌似公允的立場上把馬克思固定在19世紀的歷史語境中，把貶抑于與資產階級科學沒有差異的中立的學說，在任何時候對馬克思哲學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中心視角？文本研究當然具有基礎性地位，這種地位不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歷史認識上，它實際承載著文獻史的意義。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識。今天在馬克思研究中重新強調這一點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條的地位。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廣義的文本解釋學，還是狹義的文本考證學，在當代學術中都可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但哪一種都不能替代問題研究，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其他哲學的創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釋時如何處理“史"與“論"的關系？這一點在當前學界爭論較大，不僅哲學，而且歷史研究等領域也都存在著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哲學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史論二分來描述文本及其解釋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哲學詮釋學已經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種能夠成立的解釋必然是讀者與作者視域的歷史性融合，換句話說，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義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現代分析哲學等少數思潮外，幾乎全部哲學之“論"同時都是“史"的凝結和創造性再現，但這個史不是文本，而是貫穿于不同文本中的問題。因此，在比喻的意義上通過強調史論關系來提倡讀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與“論"的對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絕對標準的地位恐怕是難以成立的。特別是，以讀馬克思本人著作與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一種極為可笑的做法。
轉換思維方式，提高研究主體的提問水平和理論意識
圍繞文本解讀的爭論事實上超出了對待文本的理論態度，而是提出了整體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與整個人類的理論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理論進步可能使得我們能夠領悟在馬克思哲學中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有價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為重要問題，故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再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這表明，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的追問，受到時代條件和理論家們提問水平的直接影響，也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建構需要研究主體自覺地轉換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理論意識。
20世紀傳播和發展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的。雖然諸多失誤并不應該由理論來承擔，但是理論本身卻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這些工作涉及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好展開。僅以盧卡奇的例子，以強調這種反思本身應該直接指向理論認知的方法。當他以《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開創了西方之異端道路時，必須承認，他是真誠地希望從“人"、“主體性"角度來拯救第二國際重要失誤的。但沿著這一路徑走下去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怪圈，后來的阿多諾曾悲愴地指出了這一點。當然，阿多諾指出這一點并非因為他比盧卡奇多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而盧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論發展過程中，在其后期《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立場和觀點的接近，也不是因為自己在后期接觸到的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較為自覺地清算了自己的主體性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德國哲學思維方式的意識哲學）。同樣，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以為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的書就夠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國哲學研究事實上長期忽視了一個基礎性問題，即評估西方學者解讀馬克思的成果絕不是拿這些學者的判斷與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對照，而是自己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上必須高于他們。只要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理論方法論的自覺關注，就會面臨一些基本的難題，就會產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事實上，在當前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從體系取向到問題取向、從宏觀理論到微觀科學、從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這些轉換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圍繞馬克思哲學的當代解釋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對解讀方法的不同理解，這些都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通過理論家們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自覺審理，提高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際水平，馬克思哲學的創新或與時俱進便會獲得更加生動的局面。
關注重大時代主題，尋求馬克思哲學新的生長點
馬克思哲學與舊哲學有著本質差別，它的旨趣不在純粹的思維馳騁，它的全部落點是生活和歷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問水平是基礎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時代主題上的發言，這也是弘揚哲學精神和實現它的歷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這一點而言，它仍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基本理論建設和對現實重大事件的參與。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我們需要構建新的學術平臺，這個平臺應該以當代社會生活實際展開的邏輯為底蘊，同時又必須站在整個20世紀思想發展的高點上面向世界歷史發展，從而為穿透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思維構架。而政治參與層面，雖然在當代學術建制和社會分工的意義上，學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須以關注人生切要、社會生活具體環境變遷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對各類問題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參與熱情。
【正文】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1]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2]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3]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4]。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5]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6]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
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7]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8]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2]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論文摘要：素描課程的教學改革要注意基礎素描教學理念的探索：在素描基礎教育中，在強調學生實踐技術訓練的同時，還要著力培養學生的藝術觀念；在課程開始階段就應通過鑒賞、研究、分析優秀素描作品等手段強化基礎理論知識的教學，決不可重實踐而輕理論；要提倡個性的張揚和創新意識，對學生的藝術個性要進行精心引導，決不能機械地為學生制定“依樣畫葫蘆”的標準．
素描是造型藝術的基礎.素描練習有利于學生認識和理解客觀對象，培養正確的觀察方法和表現方法，錘煉藝術語言，提高造型能力.對于每個學生來講，無論畢業后從事什么工作，素描練習都是必不可少的.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巨匠米開朗基羅曾指出:“素描是繪畫、雕刻、建筑的最高點，素描是所有繪畫種類的淵源和靈魂.”19世紀俄國著名的藝術教育家契斯卡柯夫曾說:“素描是一切的基礎，是根基，誰要是不懂得或者不承認這一點，誰就沒有立足之地.”
素描既有基礎性的一面，也具有單獨作為一種繪畫方式的另一面，自成它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文化內涵.在學院美術教育中，素描因為其基礎性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現存的教學模式存在著許多弊端和不足:在教學過程中一味地強調基礎，不利于學生創作意識的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明顯不足甚至認為素描枯燥乏味，教學效果總體上呈下降趨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社會對各個層次、不同專業的美術人才的需求激增，美術教育急速擴張，從而人校新生的總體專業水平有所下降;基礎素描課程的課時量有所縮減，教師在學生個體上花費的教學時間明顯減少.面對這樣的困境，當務之急是對素描課程的教學理念進行調整，拓寬現代基礎素描教學的思路，給乏味的基礎教學增添活力，使素描能和別的畫種一樣成為獨具特色的情感表達方式，從而使學生通過學習基礎素描架構起良好的知識體系.這是構建現代素描教學模式的根本.
1、從藝術素養入手強化學生的藝術觀念
在素描基礎教育中，在強調學生實踐技術訓練的同時，還要著力培養學生的藝術觀念.傳統的素描教育偏重實踐而輕理論，只注重學生專業技能的掌握而忽視了學生藝術素質的培養，學生也往往把技術水平作為衡量自身素質的標準，非常漠視理論水平和藝術素養的提高，甚至以為“技術”與“理論”之間是相悖的.過分專注學生的技巧性訓練，不利于開闊他們的眼界，容易使他們對一些藝術產生成見甚至抵觸和排斥不同類型的繪畫形式，導致他們以自己所學到的具象寫實和傳統理性思維來衡量各種繪畫流派從而產生錯誤.
隨著我國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和教育理念的不斷更新，技能的獲得不再是高等教育的唯一目標，強調培養學生合理知識結構的素質教育成為主流.為了強化學生的藝術觀念，教師可以打破教學常規，從源頭文化開始，把學生原本需要在素描學習中獲得的對審美思想、美學思潮、藝術發展規律、藝術創造的特點的認識，提前到學習的初始階段或與學習過程并進，使學生一開始就對即將要學習的內容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從而能目的明確地進行學習和研究.藝術作為人文學科的一部分，其底部應該由人文學科來支撐.學生在藝術道路上的成長很大程度上需要眼界的開闊，基礎課教師應該引導學生在寬廣的美術層面上找到一個可以依托的“點”.在素描教學中，教師應該向學生強調藝術理想的實現不能只依靠技能，還需要藝術理論的支撐，更需要文化素養的深厚積淀.
2強化基礎理論教學，變“技入道轉”為“由理入道”
繪畫是一件需要動手的事情，因而很多教師都喜歡在畫室里擺靜物上課.但是，一些教師極少向學生講明應怎樣觀察和表現物體，只是簡單地講一講“三大面五大調子”，就要學生開始實踐.這樣，學生由于不知道應該怎樣處理畫面，往往無所適從，只好迷失于畫面中，依葫蘆畫瓢，照抄對象;由于喪失了自己的主動性，對畫面沒有控制力，學生對自己的作品也感到茫然，很容易產生學習上的厭倦心理.這種重實踐輕理論的教學方式導致學生對于素描的認識就只能停留在感性上.如果在課程開始階段就通過鑒賞、研究、分析名家和優秀學生的素描作品，把素描的基礎理論知識給學生講解清楚，不但有利于學生加深對作品的理解，而且能使學生對素描逐漸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從而能從更高的角度思考自己的作品，主動地把握畫面.邊分析作品邊講解理論的教學過程是極有活力的，這種教學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畫面意識、創造性思維能力、形式美的想象感悟能力和創造性地處理視覺信息的能力.
3、注重學生的藝術個性發展
長期以來，基礎素描都遵循以寫實為主的固定教學模式，整個素描教學偏重于技術技能的訓練，忽略了創造性思維和個性發展的因素，從而學生在整個高等教育階段的素描學習中只知道機械地再現客觀事物，無法在畫面中加上個人的感受和想象.
個性培養是藝術教育應該達到的目標之一，而藝術個性來源于真實的個人感受，來源于個體對社會、生活、自然的感受和敏銳的洞察力.在素描教學中，學生的作品中常常會不自覺地流露出個性萌芽，盡管這些個性表現得不夠穩定，但教師應該及時地把握住學生這種偶發的閃光點，不應該忽視或者是放任自流.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對學生的藝術個性進行精心引導，決不能機械地為學生制定“依樣畫葫蘆”的標準，否則，就會扼殺學生的藝術個性，學生的素描作品只能成為客觀世界的復制品，只能是千人一面、萬物一形，而不可能是獨具匠心的創作.在高校美術基礎教育階段，學生在練習基本功的同時，還應該自主地對每一種繪畫基本要素進行研究，以確立哪些要素能夠成為自己的繪畫語言，并能將繪畫對象轉化成為藝術符號，即根據內在需要去描述對象.沒有內在的觸動，素描習作只能是簡單的圖像練習，只能是一個模仿對象的過程.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之一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的文本形式中心論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文論承襲了作為感性生存論的德意志審美精神，將 藝術 和審美看成擺脫 現代 社會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徑，其直接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1844年 經濟 學 哲學 手稿》和盧卡奇《 歷史 與階級意識》中異化與人的解放間題，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從而 發展 了一種和經典文論不同的文藝社會學。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與審美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藝術和審美如何成為解放意識、否定異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文論看成一種廣義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對蘇聯美學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兩個方面都對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由于“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對蘇聯及歐美文論的借鑒基礎上，特別是 總結 了我國現當代文論的教訓后提出來的;在后來的闡釋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理論要素，因而就體現出一種綜合視野:既避免了將文學作簡單的意識形態圖解的文學工具論的缺點，又防止文學研究陷入形式主義學派見木不見林的狹窄范圍。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面對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懷疑和指責(比如把“審美意識形態論”理解為“審美主義”).童慶炳仍然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
隨著1974年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于1991年的逝世，“奧地利經濟學派”基本上已成了的一個歷史名稱，然而，奧地利學派經濟思想家的理論貢獻，卻永遠留在人類的存量知識之中了。正如哈耶克（hayek, 1967，見中譯本，第215頁）本人所言：“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存在，但我相信仍然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奧地利傳統，我們可以期待這一傳統有朝一日會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許多貢獻，它所開啟的道路的豐富內涵，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對于某些任務，仍然可以利用它來取得一些貢獻。”從哈耶克的這一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盡管奧地利經濟學目前已成了經濟思想史上的一個歷史術語，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已失去了當代意義。
在經濟學說史上，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出現應該說始于門格爾（carl menger）《經濟學原理》一書于1871年的出版。接著，龐巴維克（eugen von böhm-bawerk——門格爾德學生）和維塞爾（friedrich von wieser）與門格爾一起，創立了第一代奧地利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龐巴維克的學生）、邁耶（hans meyer——維塞爾的學生）與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馬克盧普（fritz machlup）、莫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以及羅森斯坦－羅丹（paul n. rosentein-rodan）等一大批學者一起，出版和發表了大量著作，從而把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推向了鼎盛期。二次戰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之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一些理論觀點逐漸被新古典主流經濟學所吸納和融合起來了，隨之奧地利學派的理論主張也逐漸模糊起來，于是就有了哈耶克的“自立門戶的奧地利學派雖已不復存在”說。盡管如此，在20世紀60－70年代后，仍有israel kirzner（米塞斯的關門弟子），e. streissller, ludwig lachmann, murray n. rothbard, l. b. yeager, gerald p. o’driscoll, mario j. rizzo, roger w. garrison等一批當代學者在堅持弘揚并重新解釋奧地利學派的傳統思想和理論主張，尤其是自20世紀90年代后，在國際上出現了奧地利經濟學的新一波的復興運動。按照柯茨納（kirzner, 1991）和馬克盧普（machlup ，1982）的總結和歸納，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觀點和經濟主張大致有以下8點：（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溯到對個人的行為中去解釋；（2），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通過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3），經濟分析中的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在市場運行上，堅持認為效用尤其是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有著決定性的影響；（5），機會成本理論，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的機會；（6），強調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堅持認為人們有時間偏好，并注意生產的“迂回性”；（7），相信市場和競爭是一個學習和發現過程；（8），堅持認為個人決策是在不確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并認定有關選擇的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
上述8個主要觀點，部分由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門格爾、龐巴維克、維塞爾所初步提出，并經由其第二代傳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學者的深入解釋而變成了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所關注的核心問題和理論意識。奧地利學派的這8個主要理論觀點，絕大部分目前已被當代經濟學家們所接收，從而已幾乎全部被吸納和融合到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和學術發展中去了。由此可以認為，奧地利學派的3代經濟學家們，已對當代主流經濟分析和人類的經濟思想，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這已是一個為世人所公認的事實。盡管奧地利學派已對人類知識存量的積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思想方法及其理論主張卻不是沒有問題的。深入探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問題，對未來經濟學的成長和發展，將會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尤其是對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未來理論建設來說，可能有著根本性的理論含蘊。
（二）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已經知道，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可以簡單地歸結為兩點，即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分析進路上的主觀主義。熟悉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學者會馬上意識到，奧地利經濟學派方法論的這兩個基本點，恰恰也構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理論分析的潛隱基礎，并且實際上也是以科斯（ronald coase）、諾思（douglass north）、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和張五常為代表的當代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t）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暗含前提。因此可以說，盡管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和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明言——甚至他們其中的一些學者還并沒有自我意識到——，源自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這一思想方法論，實際上已構成了當代經濟學理論大廈的最底層的一塊基石。
要理解這一思想方法論的意義及其潛在的問題，看來還要從經濟學的選擇理論上入手。在這方面，當代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生前已做了許多深入的思考和討論，曾發表過“紐康柏問題（newcomb’s problem）與選擇的兩條原理”（1969）、“對紐康柏問題的反思”（1973）、“論奧地利學派的方法”（1976），“經驗、理論與語言”（1986）（這幾篇論文已收入nozick, 1997）等重要論文，并在《個人選擇的規范分析》（nozick, 1990）和《理性的本質》等著作中進一步討論了相關問題。沿著諾齊克的輪辯理路，在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從兩個方面初步討論一下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思想方法論的理論意義及潛在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討論和審視一下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這里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經濟學界所說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一方面非同于政治學即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主張，另一方面也與文化研究中的個人主義有著實質性的差別（參韋森，2003a，第六章）。政治學和文化研究中所見的個人主義，均強調“個性解放”、“個人自由”、“個人自主”和“自我獨立”，并且均公開支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張揚追求；而奧地利經濟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其基本主張是堅持要把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還原到對經濟當事人的個人行為的解釋中去。正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111）所見，“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聲言，社會科學中所有合乎事實的理論均可以還原為（reducible to）個人行動的理論，外加一些人在其中行動的約束條件。”
如果把人類社會的所有事實和存在均還原為當事者（agents）個人的行為及其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是什么決定了并支配著人們行動和選擇？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學派的第二代傳人——尤其是哈耶克——進一步推進了門格爾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第一代傳人的思想，并在分析進路上進一步走向了主觀主義。哈耶克堅持認為，只有通過對有關個人的知識、信息、感覺和期望的了解，才能理解和解釋人們的行為，從而，哈耶克以信息的獲取以及知識在社會中運用作為出發點，構建了他的宏大社會理論的基本框架，也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對自身參與其中的經濟社會現象的理解。應該說，就當代社會經濟理論發展的整體進展和目前格局來看，從門格爾－米塞斯－哈耶克所一脈承傳下來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思想，要比其他經濟社會理論（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派的理論學說）具有更強的現實解釋力，并且他們也提供了一個完全自恰的理論體系。對于這一點，我已經在《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第2章中專門做了介紹（見韋森，2001）。
回到個人的行動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我是在西方社會人們的實際使用中包括習慣、習俗、慣例、制度等在內的“social institutions”概念的寬泛涵義上來“等價”使用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的這個術語的）的相互關系上，有了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就自然而然地把人類社會的種種習俗、慣例和制度視作為只是具有不完備信息和分立知識因而只具備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個人參與社會博弈的適應性演化的“非企劃的結果”（unintended result）（參menger, 1883, book 3, appdenices i-iii）。哈耶克（hayek, 1960，pp.58-60）后來進一步發展了門格爾的這一思想，并在《自由的構成》中提出了如下名言：“在各種人際關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確目的制度的生成，是極其復雜但卻又條理井然的。然而，這即不是什么設計的結果，也不是發明的結果，而是產生于諸多未明確意識到其所作所為會有此結果的人的各自行動”。為什么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會得以如此自發生成和擴展？照哈耶克看來，這仍然需要從個人的行動原則及其社會后果的角度來進行解釋。譬如，在1945年在都柏林大學所做的“個人主義：真與偽”的著名講演中，哈耶克（hayek，1947，p. 8 ）就明確指出：“我們在人類事務中所發現的絕大部分秩序都是個人活動的不可預見的結果，這種觀點與把所有可發現的秩序都歸結為刻意設計的觀點的區別，可以從18世紀的英國思想家的真正個人主義和笛卡爾學派的所謂的‘個人主義’的鮮明對比中看出來。”從哈耶克的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只有理解了自門格爾以來的奧地利學派的個人主義方法論傳統，方能對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有一個真正到位并脈絡清晰的理解。
概言之，奧地利學派的重大理論貢獻之一是較清晰和“客觀”地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生成與演化機制，而這一重要理論貢獻一方面與其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對其社會理論解釋對象的把握和理解有關。具體說來，基于其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一般把包括人們的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在內的社會生活形式（institutions）看成是人們“行動表征”（act tokens——諾齊克語）的總和（sums），而哈耶克本人則進一步精確地把其中的社會秩序（social orders）視作為人們社會活動與交往中的常規性（regularities）的整合（configuration）。由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一般都把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人們社會博弈的非個人設計并往往是意想不到的自發生成結果，這就為未來博弈論制度分析預留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并為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在國際上才開始出現的演化博弈論（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制度分析在研究方向上預標了分析路徑（參韋森，2003b）。從這個視角來展望，在世界未來的經濟學發展中，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和理論洞識，還將會為學術界進一步挖掘，并將會得到進一步張揚和重新進行理論詮釋。
(三)
盡管從某種程度上說奧地利學派的方法論個人主義已為現代微觀經濟分析奠定了思想基礎，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洞識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人們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和理解，然而，從經濟學——尤其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角度來審視，奧地利學派的思想方法論不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看來，其問題之一是，如果把種種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都還原為個人行動的結果，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人們個人行動的原則？是否能像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現代博弈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那樣僅僅把市場參與者一律視作為一臺臺追求著個人利益（或自我效用）最大化的“超級”計算機？
對于這類問題，應該說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們只是以含糊其辭（盡管哈耶克從信息的獲取與知識的利用論及了這一問題并與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主張鮮明地區別開來了）而處之，或者至少可以說他們沒有試圖給予明確的回答。當然，對于以建立精美數學模型為導向的主流經濟學來說，現在似乎還沒有必要回答和深究這兩個問題，但是，對于以認識和理解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種種秩序和制度的生成機制為主要理論任務的奧地利學派自身來說，這類問題就無論如何也是躲不過去的了。現在看來，要對這類深層問題有一些真正到位的認識，僅僅依靠經濟學的理論推理以及直觀觀察和判斷顯然是無濟于事的。由于這些問題與倫理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和認知）心理學甚至演化生物學密切關聯著，只有經過一些基于經濟學理論分析但又超越純經濟學理論推理的跨學科思考和研究，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
只是把種種社會生活形式視作為個人行動的結果，而不去進一步深究是什么決定了人們的社會選擇和行動的原則，這自然會給奧地利學派思想家們的理論話語詮釋帶來許多尚待解釋的空間和問題。現在看來，僅從個人行動和的選擇決策與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的關系來看，問題也似乎絕非如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家——尤其是哈耶克——的做法那樣假定存在一種先驗的人類行動模式（priori pattern of human action），而人類的社會生活形式只是這種先驗個人行動模式的無企劃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奧地利學派與新制度經濟學以及與經濟學一樣，最終都會走向歷史決定論。事實上，在社會生活博弈中，個人的行動和選擇一方面會導致社會秩序和制度規則的自發生成和演化變遷，另一方面，既存的社會秩序和制度安排也會反過來影響人們的行動選擇，——甚至如諾齊克（nozick, 1997, pp. 115-118）所見的那樣會型塑（shape）人們的效用函數（或言選擇中的“偏好”）。如果是這樣的話，個人行動與社會生活形式之間的關系，顯然就不盡如奧地利學派所見的那樣只是一種單方向的因果作用關系鏈條，而可能存在一種動態的、復雜的相互作用和關聯機制。由于一方面任何社會生活形式（包括種種習慣、習俗、慣例和制度安排）都是人們行動的結果，而另一方面在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點上人們的行動原則與選擇表征（choice token）又為人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所型塑和影響——嚴格說來是制度地、社會地、文化地、生物地和歷史地決定了的，那么，這種復雜的雙向作用一方面與與制度變遷中的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又生發和產生著社會變遷到的巨大張力（strains）。并且，如果把個人的社會行動和博弈選擇視作為是生物地、文化地、制度地、社會地以及歷史地決定著的，而不是像奧地利經濟學派和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們所假定的那樣存有一種先驗的人類個人行動模式，我們也就自然不會僅僅相信人類社會只有一種演化路徑、且只存在一種惟一的最優制度安排了。
當然，我們這里必須認識到——且也必須承認，任何放松經濟學現有理論中個人選擇和行動原則上的一些先驗假定的做法，都會給未來的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模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問題。但是，要對人類社會經濟現象——尤其是想要對人類種種社會生活形式的的生成和演化路徑——有一些進一步切近現實的理解，我們還不得不把研究的“集中意識”（focus awareness）聚焦到人類個人行動的原則和社會選擇的決定因素及其形成機制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經濟學理論200余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數十年——的積累性發展，已把這個問題重新提到了走向21世紀的經濟學家們面前。現在，是要回復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傳統——即從多維視角思考人的選擇和行動的原則——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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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說，這處修改源于美國頂尖天文學家尼爾·迪格拉斯·泰森的一封電子郵件。科學家在郵件中指出了電影中的一個錯誤：在那個時間那個地點，也就是1912年的大西洋，當羅絲躺在那塊漂浮的木板上仰望時，她不可能看到那樣的星空。盡管提起這茬卡梅隆有些罵罵咧咧的。但他還是向泰森要了1912年4月15日4時20分大西洋上空的正確星位圖，并把它整合進3D版電影里。而泰森先生也頗為得意地群發了一封電郵，將這結果告訴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同事們。
倒真希望這是一則沒有虛構成分的軼聞。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兒，同樣是文理科跨界，導演和天文學家說著互相調侃的話，又互相尊重對方的專業，總好過寫論文的人和寫小說的人掐架。
其實，這世界本就沒有非此即彼的文科理科界線。科林·佛斯獲得上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不久之后，便又以第三作者的身份在國際學術期刊《Current Biology》上發表了關于人的政治傾向與大腦結構關系的論文。同屆最佳女主角獎得主娜塔麗·波特曼在哈佛大學主修心理學期間。也曾發表過科學論文。
2012年不僅有泰坦尼克號沉沒100周年紀念日，也有當代最著名的科普作家、科幻小說家艾薩克·阿西莫夫逝世20周年紀念日。這位一生著書470部的大作家是哥倫比亞大學生物化學博士，曾在波士頓大學醫學院任教多年。在獲得副教授頭銜3年后，他決定不再教書，而是全身心投入寫作中。波士頓大學不但尊重了他的決定，而且在多年后破格晉升他為教授。
內科學論文3000字(一)：有效改進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初探論文
【摘要】通過對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學方法的必要性進行分析，指出了應用教育方法的意義，并提出了幾點具體應用，詳細闡述了應用方法，希望能對提升內科學教育教學效果有所幫助。
【關鍵詞】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教學效果
當今社會的大多數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內科學的教學時，依舊使用傳統教學方法，不能與時俱進，導致學生缺乏對學習的興趣，綜合能力較差，而應用教學方法可以有效改善這種狀況。所以，對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學方法的必要性
在內科學的教學過程中，大部分院校教師仍然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老師主動教學，學生被動接受，但是面對社會的不斷進步及就業競爭環境的日益激烈，傳統的教學方法不能滿足教育需要，所以應在教育上應用教學方法。內科學教學內容既包括基礎理論課程，也包括臨床實踐課程，所以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既需要加強對學生的理論指導，也需要兼顧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使其在實踐中鞏固知識，用知識指導實際操作。
在內科學的教學實踐中，提高教學效果，增強學生的臨床技能是教學的重點。但是在課堂教學中，學生面對的始終都是枯燥的課本和定式的知識點，而且教師也只針對課本進行授課，對內容的拓展少之又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減少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不利于其臨床技能的增長。這就要求相關教育工作者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在教學方法上進行創新，應用教學方法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有機結合，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其主動學習、勇于探索的學習精神，不斷提高教學效果。
二、內科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具體應用
1.以臨床病例為基礎的PBL教學法。PBL教學法是指將常規的學習放置到復雜的問題情境中的方法，也稱作“問題式學習”，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掌握問題背后的知識，形成自主解決問題的習慣，提升其自主學習的能力。首先，注重PBL教學法教案的編寫。可以邀請不同年齡階層、不同科室的有豐富教學經驗及臨床經驗的教師共同組成教案編寫小組，相互協作，合理布局，用自己豐富的經驗與臨床實際相結合，在兼顧內科學發展及課程重難點教學的基礎上，設計出包含不同的概念及知識點的臨床題目，將病案信息真實形象地進行表達，形成“教案式”的病例，使學生在學習時能有身臨其境般的感覺，嚴謹的剖析病例，激發其學習興趣。其次，教師在講授課程時，應引導學生認識和接受PBL的教學模式。教師可以在課程進行中不斷啟發與鼓勵學生，使其從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激發其主動學習的興趣。例如，教師在進行白血病的病例授課時，可以依據病例設置不同的問題，用“皮膚黏膜出血的常見原因有哪些？”“過敏性紫癜與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如何鑒別？”引發同學思考，引入后續問題。“急性白血病常見的臨床表現及發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將學生帶入問題情境，引發討論。還可以針對病例提出其他的情景問題：“白血病在人群中的分布特點及各種貧血的原因是什么？”最后讓學生對該病例寫出初步診斷及診斷的依據。這樣能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處理實際問題，增強自主學習及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
2.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轉課堂教學法。傳統的教學方法是將教師教授知識當作主導，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教學方法不再適應內科學的教學，其教學模式落后，使得學生對于內科學的學習興趣偏低，教學效果不理想。而且內科學涉及的病種較為豐富，機制也十分復雜，傳統的授課模式使得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知識得不到消化，只有循序漸進地學習，加強課前預習、課中學習及課后復習才能逐漸掌握知識。采用翻轉課堂教學法可以有效提高內科學的教學效率，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增強師生互動。翻轉課堂教學法是重構學習過程，通過讓學生預先學習，把發現的問題放在課堂討論，課后再進行知識的鞏固，增強學習效果。此方法是將傳統教學方法中知識的“課上灌輸”放到了課前，在學生對知識有了一定了解后，在課堂上進行“答疑解惑”，并將知識延伸至課后，使學生在課后進一步鞏固所學習的知識。例如，教師在授課前可以制定教學方案，包括課程開發、課堂學習及課后總結，在正式授課一周前布置好學習任務，讓同學依據教學大綱進行探究學習，發現問題及時向教師反饋，教師可以將這些問題進行匯總制作教學視頻，用以學生的課前預習，提前將班級學生分成若干小組，要求小組同學在預習后準備課上講解的資料，如PPT等；教師還可以將部分視頻上傳到網上，方便師生間就課程中的問題進行線上交流。在課堂上，由學生分組上臺講授提前準備好的課程資料，將學生作為課堂的中心，教師幫助學生指出不足，強化知識點。課程結束后，教師應對學生掌握知識點的實際情況進行考察，了解學生的課前及課堂知識的熟悉程度。這種翻轉課堂的教學方法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師生及生生間的交流，增強內科學的教學效果。
3.以臨床思維為導向的情境教學法。隨著當代醫學的不斷進步，如何培養出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同樣穩固的優秀人才是當代醫學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主要問題，這就需要教育人員采取科學合理的教學教育方法對醫學生進行教育，使其掌握扎實的基本理論和優良的實踐水平。情境教學法可以幫助學生理解教材掌握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其能對問題進行研究，增強其學習及實踐主動性。例如，教師在對內科學的某一課程進行講解前，需要準備好課程相關的資料、病例及思考題，在課前將預先準備好的相關資料分發到每一個學生手中，讓其提前預習課程內容，并以小組的形式分析資料、病例及思考題，查找類似疾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實際的課堂中，教師組織學生分成小組，模擬病房內問診，收集記錄相關信息及病史，并對模擬病人進行簡單檢查，小組成員根據相關信息、病史及檢查結果共同進行討論分析，做出初步診斷結果。然后教師組織學生對模擬病人進行下一步檢查，學生可以在相關應用模型上進行臨床技能的操作實踐，并得到下一步的病人檢查結果，小組成員再根據這次所得的檢查結果集體分析，做出最后的診斷。之后再進行探討，制定治療方案，教師可以提出臨床突發場景，要求學生根據突發狀況進行分析判斷，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救治。模擬結束后，由教師對學生在各環節的表現進行評價，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引導及啟發，進行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的考試，檢驗學生對基礎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及對病例分析的準確度，考察學生對病歷的書寫分析及臨床技能的操作水平。除此之外，教師在授課中還可以運用多媒體教學、實驗操作及角色扮演等方式豐富課堂教學，將學生的形象與抽象思維結合起來，鍛煉其臨床思維，調動其學習積極性，增強其學習主動性。通過情景設置及小組討論的方式有助于鍛煉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其獨立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思維，幫助其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提高其內科臨床的綜合能力，培養出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同樣穩固的優秀醫學人才。
綜上所述，在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育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以臨床病例為基礎，使用PBL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使用翻轉課堂教學法，加強學生課前、課中、課后的知識學習；以臨床思維為導向，使用情境教學法，增強學生的理論知識儲備與臨床實踐能力。
內科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內科學試卷質量評價與成績分析論文
摘要目的：對我校2014-2018學年級臨床醫學專業期末內科學試卷成績進行評價和分析，以求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方法：運用教育測量學的原理和方法對試卷的分布狀態、信度、正態性、難度、區分度等進行評價和分析。結果：考試成績呈偏態分布，平均分65.51，信度0.054，難度0.595～0.671，區分度0.298～0.358。結論：內科學自編試題的質量有待提高，通過對試卷的評價及分析，有助于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并完善提高。
關鍵詞內科學；試卷分析；教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R5G642.4文獻標識碼：A
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20.04.04
內科學是臨床醫學的基礎，也是每一位醫學生需掌握最重要理論及實踐科目。內科學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學習、鞏固內科學的基本知識及基本技能，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是醫學生走向醫生的第一步。而內科學試卷的質量和學生的考試成績是衡量教與學質量重要的手段和方法，考試的檢測與反饋功能是教育目標管理的主要方式，通過對試卷和考試成績的科學合理的分析，不但可以對試卷和考試作出恰當的評價，還可以了解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是否達到了預定的教學目的，并助于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和對教學方法進行改進，從而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對此，我們依據試卷分析理論和方法，對我校201-2018學年臨床醫學專業在校大學生內科學期末試卷成績進行分析，以求發現存在的問題及不足，更為改進提高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以大理大學2014-2018學年度臨床醫學專業學生為研究對象，共分析1193份試卷。
1.2方法
客觀題由機讀卡閱卷分析系統完成，主觀題閱卷前先由教研室根據參考答案確定評分標準。為減少人為誤差主觀題由專任教師評閱，并實行流水作業，專人統計分數及復查。
1.3統計分析
成績均用SPSS17.0統計軟包和MicrosoftOfficeExcel2007處理。
2結果
2.1一般情況
在1193份有效試卷中，最高分為90分，最低評分為12.5分，平均分65.51分。各學年成績分布均數±標準差見表1，各學年各成績段人數分布見表2。
2.2各學年考試試卷信度檢驗
信度采用克朗巴赫α信度系數（Cronbach’sa），經SPSS17.0軟件分析得考試所使用的試卷Cronbach’sα為0.054，如表3。
2.3各學年考試試卷正態性檢驗
2014至2019年間各學年考試試卷正態性檢驗，試卷成績基本呈正偏態分布，如表4。
2.4各學年試題難度、區分度情況
難度系數最小的依次是2014-2015學年、2016-2017學年、2017-2018、2015-2016、2018-2019學年，區分度最高是2014-2015學年，見表5。
3討論
3.1試卷成績分析
從上述數據及部分同學試卷抽查可知，內科學考試成績及格率提升有較大空間，對50分以上同學需進一步調動該分數段同學的學習積極性，改進學習方法，完善學習理念、并提高其應試技能，特別是對56分以上的同學應給與更多的關注。通過對5學年成績均數及標準差的分析可知，近5年來成績均數有逐年提高的趨勢，標準差逐漸縮小，故我們認為近5年來內科學學生學習水平及知識掌握程度一致性均不斷提高。
3.2試卷質量評價
信度：試卷可信度的評價一般采用克倫巴赫系數法（Cronbach’sa）來測驗所得分數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對于內科學測試試卷，其Cronbach’sα為0.054，參照霍建華等提出的根據一般標準化考試要求信度值高于0.8，常規課堂考試的可信度的值為≥0.4或≤0.7。
5學年試卷信度分析均未達到上述標準，依據田考聰等提出信度是隨區分度的增高而增大的，所以提高各試題的區分度是提高整套試卷信度好的方法。
正態性檢驗：呈正偏態與試題難度偏低有關。當然積極有效的教學也可能導致成績偏態分布。雖然并不是所有的考試都要求達到正態分布，如期末考試等水平性測試。故我們認為內科學試卷成績正偏態分布符合期末水平測試要求。
難度（P）：試題的難易程度主要靠難度系數（P）來衡量，難度系數P是由試題的通過率來計算，一般認為，難度系數的合適范圍為0.3≤P≤0.7，當P=0.5為最適宜值，此時難度最佳，P值越大，題目越容易，從內科學試卷分析可知其難度系數為0.595～0.671之間，整體難度符合試卷分析評價指標。但整體難度系數有增加趨勢，需在后續命題中引起重視。
區分度（D）：指試卷對考生成績的鑒別程度，是區分成績好的學生和成績差的學生的一種能力，區分度高的試卷可以區分出不同知識水平和能力的學生。D>0.4時，為優秀試題，一般可作為選拔性考試；0.3<D<0.4，為良好試題，多作為課程合格性考試，就內科學期末測試而言，試卷的總體區分度為0.279～0.358之間，符合課程合格考試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