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8 14: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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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成長，國際貿易中心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3].唐晉．大國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一、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確定的研究意義
學術界對股指期貨現金結算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克服引入股指期貨對現貨市場造成的不利影響，發揮其套期保值和價格發現功能，可以盡量防止市場操作行為。這篇文章研究股指期貨現金結算的意義有以下幾點：
1、結算機制如果不適當的確定，會使作為股指期貨合約重要組成部分的現金結算價受到操作而導致現貨市場穩定遭到股指期貨交易的破壞，影響市場各方主體的利益，因此需要謹慎設計。
2、參考海外文獻可看出在到期日時，股指期貨普遍出現價格效應而導致樣本價格數據受到污染。設計適當的現金結算方式能夠控制操縱行為和管理指數套利行為，以避免數據因為價格效應而受到污染。
3、股指期貨合約設計的主要目標使提高套期保值效果。股指期貨套期保值效果與現金結算價確定方式間的聯系復雜，應該從更寬廣的視角中研究現金結算價的確定。
4、我國有關中國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確定的建議以設計現金結算價防范市場操縱行為為目的，具有參考價值但缺乏周全的考慮。
二、股指期貨現金結算價估計量研究
隨著期貨品種的發展，傳統上實物交割的結算方式成本高、可割的標的物限制嚴格等局限性越來越明顯，嚴重制約了期貨市場的發展和期貨品種的開發。現金結算方式的提出極大地促進了期貨合約的開發，后來設計的部分期貨合約特別是難以實物交割的期貨合約采用了低成本、標的物要求較低且便利的金融結算。股指期貨就是利用現金結算方式期貨合約的一種，合約到期時多方和空方都用現金結算方式以最后價格結算剩余頭寸而沒有實物交割。雖然現金結算方式比實物交割方式優勢多，但在這種結算方式下的到期套期保值效果和現貨期貨價格的收斂效果受到種種質疑。
海外的股指期貨現金結算的估計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新加坡、美國、中國臺灣、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將合約的現金結算價定為合約最后交易日的次一營業日指數特別開盤價;第二種是香港、法國和英國等將股指期貨合約的現金結算價定為最后交易日一段時間內價格的平均數。采取單一結算價格則不必考慮估計技術而只確定采樣的時點估計結算價;采取平均結算價則應該確定統計量來確定結算價。
海外利益是國家利益的海外延伸，是國家戰略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廣泛的海外利益是世界強國的標志之一。《中國海外利益藍皮書?2016》提出，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經歷了起步、豐富和拓展三個階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家利益突破傳統地域的限制，迅速向海外延伸與拓展。中國海外利益體系主要包括海外經濟利益、海外資源利益、海外制度利益、海外文化利益和海外安全利益。
書中還指出，在新的歷史時期，中國海外利益的內容發生了三大變化：一是中國海外利益的性質和范圍發生了巨大變化，迅速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安全、能源、文化等領域；二是中國海外利益由原來單純的地理空間擴展到國際制度層面，中國參與國際機制的程度更深，在調整既有國際機制和創建新的國際機制過程中中國的作用越來越大；三是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互聯互通為發力點，構建基于基礎設施、制度規章和人員交流三位一體的全方位鏈接，構建沿線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一帶一路”陸海兼顧、東西統籌、南北呼應、雙翼齊飛，是新時期中國維護與拓展海外利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兩只“翅膀”。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中國國力的提高，中國海外利益的發展面臨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同時勢必造成中國海外利益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也同步增長。拓展與維護中國的海外利益，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從國家戰略層面加強國家能力、國家關系、海洋強國、國際形象和國際制度等五個方面的建設。其中國際制度建設是當下的重中之重。《中國海外利益藍皮書?2016》一書指出，國際制度是指在國際關系某一特定領域行為者在認識上趨于一致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主要以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和國際慣例的形式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國際制度能力是國家在國際社會參與、改革、構建和實施國際制度的能力。國際制度框架內的投票權、決策權、話語權、代表性及其相關的權益，既構成國際制度參與者的海外制度利益，又是實現和維護海外利益的重要手段。中國可以通過四個路徑拓展海外制度利益，即參與國際制度、改革國際制度、創新國際制度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作為國內第一部以中國海外利益為主要內容的藍皮書，《中國海外利益藍皮書?2016》有創新性、系統性、戰略性和時代性這四大特點。迄今國內外尚無關于中國海外利益的成熟著，一些研究論文也只散見于貿易、投資、資源能源、國際金融、國際制度、國際法等相關論述，本書的出版填補了這一空白。是為創新性。本書從中國海外利益的概念、發展歷程、主要內容、面臨的主要風險、維護戰略與策略等方面對中國海外利益進行了系統性研究，確立了研究框架，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是為系統性。書中認為，中國的海外利益已經凸顯為未來10年?30年影響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以及中國國家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議題，并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議。是為戰略性。書中提出，中國海外利益已經進入到拓展階段，一是“海外中國”迅速成長，二是國際制度利益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三是中國提出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這是中國在拓展海外利益的進程中向世界提供的最耀眼的公共產品。是為時代性。
論文摘要：NBA無疑是世界上最為成功的聯賽，不僅在世界球迷心中創出一片天地，更以自身獨特的經營方式創造著一個又一個奇跡，使得這項運動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地發展壯大本文立足于時代背景，從文化的視角出發，全面分析了NBA開拓國際市場的原因、方式，總結出NBA全球化既是一種經濟擴張又是一種文化擴張，是關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滲透。
美國的NBA籃球聯賽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聯賽之一，正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內容，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和美國強勢文化的擴張中席卷全球，美國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也逐步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本文通過分析NBA海外經營的原因、策略，透析NBA海外經營的本質，總結出NBA全球化既是一種經濟擴張又是一種文化擴張:
1NBA海外擴張的因素分析
1.1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NBA全球化
斯特恩認為，NBA攻占全球市場的理由有兩點:一是籃球在美國并非第一運動，它只能排在職業棒球和職業橄欖球之后，在與四大聯賽爭市場的過程中，NBA分到的市場蛋糕十分有限。二是美國大學生籃球聯盟的迅速發展，也給NBA帶來了巨大的競爭壓力，NBA在國內正日漸遭受排擠，其市場份額出現了大量的縮減、因此，向美國以外的市場進行擴張成了NBA這部隆隆作響的商業戰車的必由之路。
1.2美國文化的全球化加速了NBA全球化
美國全國籃球聯合會〔NBA)成立于1946年，在近611年的時間里，NBA從一個最初沒有電視轉播的國內聯賽，成長為現在世界上最成功的職業聯賽之一，其獨到的商業運作將體育產業概念釋得淋漓盡致，NBA也逐漸地從一項美國國內的職業籃球聯賽發展為全球最高水平的籃球賽，成為各種體育聯賽效仿的成功典范NBA現在已遠遠超出其本身的職業籃球聯賽的所賦予的含義，形成一種獨特的美國籃球文化現象，成為全世界人民了解美國體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在文化全球化不斷擴充的今天，美國已成為文化全球化的先鋒，甚至可以說文化全球化帶有濃郁的美國色彩。
2 NBA開拓海外市場的主要策略分析
2.1包裝球星，吸引球迷
NBA的發展已經經歷了60多年，從最初的一個小聯盟，發展成今天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職業體育聯盟。總結NBA的成功之處，最重要的一點是NBA的造星運動，其“造星”潮甚至出現“波浪式”，讓NBA球星一代接一代大放異彩。翻開NBA歷史，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NBA超級球星喬治·邁肯，到弼白倫、賈巴爾、拉塞爾、摩西·馬龍，從“魔術師”約翰遜、’‘大鳥”伯德到喬丹、巴克利，NBA超級巨星倍出，統領了各個時代的潮流。NBA的海外擴張，推動了NBA在海外的影響力，通過選秀等方式吸收了眾多的國際球員來到NBA，并對他們進行包裝，利用他們在本國的影響力，吸引更多的球迷來關注NBA。
2.2利用媒體，擴大品牌效應
美國福特商業運營公司副總裁格里森說:"NBA是一家私營機構，他的6錢機器，就像6部印鈔機，NBA如果照此經營下去，永遠不會缺錢花”、這6部賺錢機器分別是:電視轉播、報紙、雜志、互聯網、寬頻、無線增值業務。在NBA的六翻嫌錢機器中，電視轉播的功率最大，截止21H)3年一2004年賽季，NBA比賽以43種語言在212個國家中播放，聯盟獨有的數字電視頻道NBATV在美國本土擁有180。萬用戶，市值山原來的151”萬美元猛增到:3億美元。即使在美國本土收視率有所下降的情祝下，他們通過向全球推廣該賽事完全收復了失地，去年NBA在美國以外的市場收入達到了4.3億美金。
2.3在海外舉行比賽，擴大NBA的世界影響力
在大量引進國外球員的同時，NBA在全球的知名度越來越高，在全球范困內越來越受到歡迎‘。與此同時，NBA開始注重將自已的比賽推向海外，他們早早成立了海外推廣機構，設計了一整套按部就班的推廣計劃‘”，如組織夢之隊參加奧運會、舉辦麥當勞杯世界職業籃球錦標賽等。Iaj時，NBA還和各大洲職業籃球俱樂部比賽的冠軍一起爭奪桂冠，這項比賽在各大洲進行，大大擴展了NBA在海外的影響20年來，NBA的海外市場隨著各國間的聯系而越來越緊密，并持續不斷地發晚。
2.4苦心經營，開拓中國市場
2004年NBA在我國上海與北京舉行的兩場季前賽，點嫩了中國球迷的空前熱情，兩場比賽的票務銷售是異常的火爆，有的球票被炒得翻了好兒倍還供不應求。而他們為中國球迷奉獻的是原汁原味的NBA比賽、技術嫻熟的球員、激情四射的啦啦隊、親近球迷的賽場花絮等，讓球迷體會到了NBA賽場的氣氛。比賽過后， NBA品牌深入人心，NBA的球衣、T恤衫、帽子、球鞋等的銷售量大幅攀升，這就是NBA的投資，是一種長期的投資，NBA總裁斯特恩曾經說過國會成為美國以外的第一大市場。
【關鍵詞】傳媒；改革；“語法問題”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第八屆中國新聞傳播學科研究生學術年會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舉行。年會共收到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傳媒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雪城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等海內外知名高校研究生的投稿近200篇，入選論文或摘要55篇。年會以“變革與傳播：中國傳媒三十年”為主題，旨在回顧30年來的傳媒改革，探索深化改革之路。會議主要從新聞學的內在規律出發，對改革進程中遇到的傳媒體制、國際環境、消費文化等“語法問題”進行檢視。為迎接2009年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八十周年院慶，年會特設了“研究•視域•變遷”等專場，省察了傳媒改革進程中新聞傳播研究的進展以及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一、自由與法制：傳媒體制改革的重要主題
“新聞自由和新聞立法是研究新聞改革最重要的主題。”（孫旭培，2008）本次年會再次強調了傳媒體制改革過程中自由與法制的核心作用，深入闡發了現有體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并在此基礎上思考了推進傳媒體制改革的方法。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所長孫旭培教授作了主題演講。他認為，如今改革達到新的階段，要再次重申新聞立法，以此來漸進地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他引述了《人民日報》2008年11月3日的評論：“應加快新聞領域立法工作，繼續完善與新聞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做好新聞工作、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提供法律保障。”（華清，2008）他認為，這預示著新聞立法將是今后進一步推進新聞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孫旭培，2008）
在此基礎上，孫旭培教授提出了從自由和立法角度研究新聞改革的13個研究議題：新聞自由權的具體研究、新聞自由的維度和尺度、宣傳本位與報道本位、社會穩定與意見多元、新聞法治與社會效益、突發事件與新聞自由度、第二第三國際與新聞自由、清末與民國兩個時期的新聞自由、新聞自由的急進還是漸進、媒介批評的法律規定、憲法中的言論出版自由與媒體創辦、新聞評議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法律救濟。他希望與會研究生秉承專業精神，能對以上議題規范地進行學術研究。（孫旭培，2008）
華中科技大學博士生盧家銀、崔明伍（2008）在入選論文《新聞媒體在利益表達中的困境》中，通過分析新聞媒體在公眾利益表達過程中遭遇的困境，為新聞立法提供了現實論證。他們認為，新聞媒體在現有體制下既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的“喉舌”，這在部分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將造成“喉舌”之困――媒體究竟應遵照政府的宣傳策略，還是應該直接表達民意。同時，市場也干預著傳媒的表達。因此，在多元利益的情況下，需要首先建立解決言論糾紛的憲法訴訟制度，為公眾利益表達提供司法保障；同時，建立公眾媒體等各類媒體，將多元利益在傳媒中分割開來，以保障每一方的表達權利。
復旦大學碩士生陰良（2008）也對當下傳媒表達的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與盧家銀、崔明伍的研究不同的是，陰良選取外國媒體駐華記者這一特殊的群體進行研究，訪談了16個來自不同國家、媒體的外國駐華記者，發現外國駐華媒體受到更復雜的社會控制；同時，研究立足于“人”，而不是直接分析“傳媒”，因此，在組織、行業、社會這三個層面外，還特別強調了個體層面的因素，提出了“傘兵記者”（parachute journalists）與長期駐華記者（resident journalist）這兩種不同的派遣方式造成了個體認知差異，并最終影響記者的表達。
清華大學博士生唐建英研究了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提出了可供國內參考的依據“線”和“非線”這兩種不同服務性質來區分內容規制程度的新思路。文章分析了歐盟新媒體內容規制政策的演進過程，闡述了《視聽媒體服務指令》出臺過程中公共利益與產業利益的沖突，以及統一監管與分層監管規制原則的確立。文章指出，歐盟的“規制模式的探索無疑是超前的，其效果還有待在以后的政策實施中來評估”（唐建英，2008）。但目前新媒體的內容規制也是我國政府公共政策和傳媒業面臨的重要課題，因此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二、開放與霸權：傳媒全球化進程的現狀分析
傳媒改革的進程與國家的開放程度是緊密聯系的。30年來，中國媒體的國際環境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奧運會、世博會等“焦點時刻”，中國傳媒應該如何把握機遇走向世界？
本次年會入選論文中，有2篇在海外高校就讀的中國研究生撰寫的文章。文章通過介紹、闡述、分析海外媒體，直接或間接地揭示了中國媒體當下的國際環境。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碩士生侯靜慧、馬瑜晶（2008）對1978年至2006年《紐約時報》關于中國報道進行了內容分析。研究采取了分層抽樣的方法，“年份”為抽樣“層”（strata），每層中隨機抽取10篇新聞報道，得樣本290篇。研究用GDP和進出口總額來測量經濟實力，其乘積作為自變量；報道量（quantity）與報道效價（valence）作為因變量。研究發現：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報道的數量顯著增加，而其中負面報道的比重也隨之增大。結合霸權理論，研究認為這種負面報道增多的現象是因為西方國家的權力階級需要綜合利用大眾媒介中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各類信息，以求保證民眾的思想與現有社會秩序達到一致，即實現“媒介霸權”（media hegemony）。
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碩士生畢佳穎（2008），結合美國互聯網的政治表現，分析了“個體內容出版者”（individuation content publication）對政治的多元影響。文章認為，“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powered in a soft way（美國霸權以一種柔化的方式得到強化）”，即將“媒介霸權”隱藏在個體政治背后，通過技術控制以加強自身的權威性。文章對中國互聯網的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中國會不會走“美國道路”，互聯網的發展會對目前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產生怎樣的影響，文章希望能在今后的實踐中給出解答。
同樣關注霸權問題的還有同濟大學的碩士生肖云帆（2008）。她分析了美國、英國、加拿大、俄羅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不同國家地區的10種有代表性的英文報刊雜志關于2000年德國漢諾威世博會(Hanover World Expo 2000)”、“2005年日本愛知世博會(Aichi World Expo 2005)”和“2010年中國上海世博會(Shanghai World Expo 2010)”籌備情況的報道，比較了報道側重點的不同：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上海世博會時，側重于宏觀的經濟與產業、商業的報道，也有部分政治主題的負面報道，幾乎沒有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報道，而對愛知和漢諾威世博會的報道則有顯著差異。與侯靜慧等人不同，肖云帆提出了積極應對西方“媒介霸權”、改善國家媒介形象的傳媒策略，包括提供多元議題、綜合運用多媒體、整合傳播模式等。
北京大學碩士生劉暢與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鄭宇鈞，以《筑夢2008》為個案，從修辭學角度研究了紀錄片跨國界意義共享的策略。文章指出，“北京奧運的紀錄片要在‘全球化’的普世價值和‘本土化’的民族特質中尋求一個平衡點，這個平衡點就是‘球土化’策略（glocalization）”，即展現“全球化了的”本土與“本土化了”的全球，以達到跨國界的意義共享。（劉暢 鄭宇鈞，2008）文章分別從本體修辭、積極修辭、非常規修辭等角度研究了“球土化”策略具體的表現形式，為中國今后的紀錄片制作提供可參考的發展方向。
復旦大學碩士生呂芳雅（2008）運用戰略管理和產業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電影產業如何“走出去”進行了研究。文章分析了好萊塢模式與日韓模式等可借鑒的運營模式，對今后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提出了幾點建議：關注泛亞市場，而不單是西方市場；加快建立自己的海外發行渠道；進行制度調整，等等。
三、商業化與大眾化：傳媒文化觀念的變遷
《文化癥候與文學期刊的影視趣味》（周根紅，2008），闡述了純文學期刊《收獲》1990-2008的歷史演變。隨著《收獲》逐漸成為影視文化風尚的引領者，并推出了關于影視明星的《一個人的電影》專欄，周根紅認為，《收獲》已逐漸失去純文學理念，成為大眾文化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生產影視文學與大眾傳媒緊密勾連。作者對“影像霸權”的形成表示了憂慮，并表達了對純文學期刊原有的獨立性與先鋒性的向往。
《女足的媒介再現：“適時而現”的鏗鏘玫瑰》（褚悅聞，2008）探索了商業化與高度社會性別化的話語機制對中國女足媒介再現的影響。研究運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對奧運年2004年1月-9月間267天《東方體育日報》的報道篇數、照片數量、頭版報道等相關參數進行統計，發現：在沒有重大賽事的情況下，女足再現為“玫瑰”；而涉及奧運盛事，女足則彰顯“鏗鏘”，被賦予男足未能擔負的民族精神和使命，其在艱苦環境中奮力進取的風貌受到媒介的反復強化。文章分析了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彈性的、分層的、有目標的媒介再現，是媒介以爭取收視率的新聞娛樂模式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在商品化的媒介中出現的女性，乃適應商品化的、被重新社會化的、被再創造的公式化形象；性別是一種社會范疇，體育活動的社會性別化，區隔并規定了女性氣質和霸權的男性氣質特征的客體和行為；團體性的體育項目承擔起了建構民族認同的文化意義。
在商業化環境下，受眾的消費習慣和認知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商業化媒體的定位轉變。清華大學碩士生李華穎（2008）對消費者購買暢銷書的原因進行了問卷調查。基于知覺價值理論與計劃行為理論調整和修正過的模型，研究發現：知覺品質越高，主觀規范越高，知覺行為控制越高，就越可能購買暢銷書；而知覺犧牲并未起到較大的影響力。因此，作者認為，暢銷書作為大眾文化的產物，不易因消費者成本影響人的購買行為，“暢銷”本身對書本的功能、品質或品牌等的肯定讓消費者不計太多代價地購買。這一研究也暗示了未來暢銷書定位與定價的發展趨勢。
在年會的新聞沙龍環節，同一話題在網絡傳媒領域中也得到了討論。《從中國老年網站的建設看虛擬社區的發展――以中國的老小孩網站為例》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吳歡，通過對“老小孩”網站的個案研究，探討了商業網站通過共建成員的精神認同獲得商業收益的方式。吳歡特別強調了成員的個體認同與社區認同之間的互動、網下社區和網上社區的相互支持。她認為，虛擬社區，尤其是老年群體的虛擬社區不可能脫離現實世界，要通過與現實社區相互作用，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吳歡，2008）老小孩網站創辦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師張志安博士介紹了“老小孩”的運營方式，也指出了通過上網給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創辦理念。
四、繼承與創新：新聞傳播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傳媒改革從“語詞革命”向“語法革命”轉變，為新聞傳播學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內容。在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童兵教授的主題演講中，他以研究生的學術研究為視角，總結了30年傳媒改革帶來的新聞學科的發展。他強調，研究生群體的學術研究與我國新聞傳播理論的發展是高度一致的，從老一輩的學科領軍人闡發新聞學基本原理、建構新聞學理論框架、走出新聞史學研究新路徑，到80年代繼往開來的中堅提升新聞學科的科學性，再到90年代開拓學科新領域，到新世紀夯實基礎理論、開創新媒體研究，研究生群體始終積極參與了新聞學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積累了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童兵教授希望，今后研究生在研究過程中，要注意構建新聞傳播學理論體系，產出更多標志性成果，廣泛開展中外合作研究，走好傳播學本土化之路，培育新聞傳播學大師和新聞傳播學中國學派，研制中長期（2009－2020）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規劃。（童兵，2008）
復旦大學碩士生滕育棟（2008），則從微觀層面著手，思考了30年來新聞思想的轉變。他以《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為切入點，通過考察1978年以來公開出版的新聞史著作對其描述、評價話語的變遷，揭示了三種不同的新聞史著寫作方式：服從宣傳需要的歷史寫作，突出文獻新聞學理意義的寫作，作為新聞改革歷史基礎的寫作，闡發了其背后的新聞思想。作者強調了新聞理論的發展在中國新聞史的寫作中的推動作用，認為中國新聞史的寫作能為我國新聞理論的發展提供許多寶貴的思想資源，希望更多的人回歸到新聞史研究中。
蘇州大學碩士生張震（2008）梳理了30年學界對于新聞客觀性的看法變遷。從新聞客觀性的來源、內涵、主觀態度、宏觀操作方式、微觀操作方式等角度進行了梳理，指出了今后研究的議題與趨勢。南京大學碩士生溫海玲（2008）對1988-2007年組織傳播研究論文進行了歷時性分析，根據其研究走向：“學科介紹原理闡釋應用分析學科建設”分析了每一時段的歷史特征，并提出了加強組織傳播學科建設的想法。蘭州大學碩士生華汝國（2008）綜述2005-2007年我國網絡傳播研究情況，歸納了其中所體現的研究熱點及形成的重要觀點，并進行了評價。
此外，本屆年會論文還對往屆年會的學術成果進行了繼承與創新。本屆年會入選論文《瘦身減肥廣告中性別因素對第三人效應的影響》（梁靜、黃艷姍、艾依璇，2008）與上屆年會入選論文《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第三人效果研究》（周海晏、王帆、邢榮、馬、王祥穎，2007）同樣是對“第三人效果”（third person effect）的研究，但側重有所不同。上屆論文的主要價值在于將媒介素養的概念引入了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并測量出不同媒介素養的大學生存在第三人效果差異。而梁靜等人將媒介素養中的廣告關注度作為中介變量，用以詮釋性別因素與第三人效應之間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是對上屆論文研究的深化與補充。
注釋：
[1]語法革命，是指“在現有要素和功能基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規則的改變、關系的改變以及制度、機制、運動模式、盈利模式、與受眾關系、技術要素層面的改變，形成新的發展機會”。（喻國明，2008）對于傳媒改革而言，要從要素擴增到結構重組、規則改變和發展模式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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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海兵教授引入“官味度”這個概念來對此類現象進行量化。在《中國大學網站新聞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顧對海內外近百所高校網站首頁的新聞進行抽樣，對比學校領導新聞和學術新聞在數量和比例上的差異。他認為，學校領導是為教師提供服務的“配角”，如果領導頻繁出現在新聞中則意味著該校官僚化程度較高。
此項研究的樣本中，選取的50所中國大學基本覆蓋了中國大部分地區，此外選擇發達國家大學34所，以及臺灣、香港地區9所。監測時段為2008年的4月24日至6月5日，連續采樣四次八周之后開始數據分析。
研究的結論是：兩者相較，國內大學的學術新聞絕對數量與相對比例都遠低于海外高校。例如，國內大學的校領導新聞數量為海外大學的三倍，而學術新聞占有率卻只是后者的二分之一；在國內大學網站中，有關學校領導的新聞稍多于學術新聞，而海外大學的學術新聞與領導新聞的比例大致為4:1。
《中國科研成果獎的“官味度”》研究是他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份研究中，他以某全國性社會科學研究獎為樣本，將獲獎論文的第一作者按其不同“職務”進行劃分并賦予相應分值：校長級記為lO分，準校長級為8分，副校長級7分，準副校長級5分，院長級4分，準院長級2分，副院長級1分，其他職務O分。最后，相加總分除以人數得出的平均值，即為該學科、學校的“官味度”指數。
研究結論證明了常識：一等獎的“官味度”為2.846。二等獎的“官味度”為2.009，三等獎的“官味度”為1.493。獎項越高，官味特征越明顯。
若按學科間“官味度”進行排序，則教育學、法學、經濟學、哲學、管理學的“官味度”高于學科總體平均水平，中國文學、語言學、歷史學的“官味度”低于學科總體平均水平。教育學“官味度”最高，歷史學最低。
一年后，使用同樣的方法，顧海兵又將“寶鋼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的評委構成“解構”，將60位來自各高校的評委按其各級職務高低逐一賦值，最終得出結論：60位專家的官味度在7.7――高于副校長級。他因此將寶鋼教育獎評審工作委員會戲稱為“一個大學(新老)校長聯合會”。
在另一份《人文社科領域的“官味度”》的研究中，顧海兵設置了時間上的縱向比較。這份研究的調查對象為近五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中的文科論文(含管理學)的導師們。在具體的操作上，顧海兵依然是將他們按行政級別不同而給定分數，最后取平均值。
統計結果顯示，獲獎論文的導師的總體“官味度”接近副院長級別。更重要的一個結論是，“從五年的動態趨勢看。‘官味度’呈上升趨勢。2007年的‘官味度’比2003年高137％，年均增長24％。”
為什么在全社會市場化、專業化的大趨勢下，在輿論不斷抨擊大學行政化的大背景中，教育科研的官味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
“一個重要的關節點是1998年前后。”顧海兵說，來自各個層面的巨量資金和資源向大學流入，而資源的層層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化方式，由此鞏固了握有分配權力的各級領導的地位。
同時，有31所重點高校的行政級別由正廳級上升為副部級，“此后大學內的行政體系在不斷強化。”顧海兵認為。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亦有類似感受。熊丙奇在2004年出版了圖書《大學有問題》，大學的行政化是其中的重要章節。他在書中描述了大學行政化后的各式現象：一位擁有學術職稱的教師，也希望自己能成為一個處級、局級干部，因為“領導”有更靈活、更充分的資源調配權。
“五年來，大學行政化問題在很多專家學者的批評聲中，越來越強大。”熊丙奇認為。
在這五年間，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在博客上撰文，抨擊“學術行政化嚴重地影響中國大學的發展”；安徽大學教授何家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大學“官僚跡象明顯，我已忍無可忍”；教育部副部長趙沁平亦認為大學官本位影響學術發展，而“不管社會怎樣發生變化，科學、民主和創新的大學精神應是大學文化永恒的不變量”。如此種種。
關鍵詞：文化商品；重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4
根據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為五類：文化遺產類，印刷制品類，傳播媒介類，視覺藝術品類，以及電影攝影制作類。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貿易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總體來說，一個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起著關鍵性的正相關因果發展作用，語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聯網的普及都有著顯著效應的推動發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對一個國家制定推動文化商品貿易的發展的戰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議，也對文化商品相關企業在日后的發展中有著引導作用。
一、文化商品貿易研究背景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各類商品市場的快速延伸與發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經進入了固定的循環經濟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費品以及能源類消費品。另一方面，隨著世界貿易的迅速發展，各個國家之間的交流活動也在不斷增加，而文化商品貿易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戰之后的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美國遭遇了經濟大蕭條之后，市場上民眾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資本家認識到，經濟效益不僅僅可以從工農產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價值同樣可以創造高價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實現產業化，實現文化藝術的產品化，文化單位和傳媒機構的企業化，文化藝術領域和多媒體現代娛樂集團的資源融合化，可以使規模化的文化商品產生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而通過近百年的發展，美國文化產業已經成長為國民經濟中地位僅次于軍事工業的支柱性產業，每年的產品出口超過了航天工業相關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出口創匯產業。而我們知道的，每年的美國文化產品出口不僅僅為美國傳媒資本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也給美國政府帶來了相應宣傳的“硬實力”表現。
“文化”的定義非常困難，因為其涵蓋了很多虛擬的社會價值，比如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我們很難用一個框架來約束文化的定義以及其價值。而在世界范圍內，我們更難去劃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國，具有許多相似性。在西歐和北美地區，也有很多文化價值觀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用“文化產業”的概念來定義文化的價值。文化產業最早產生于20世紀，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提到，后來由英國經濟學家約翰霍金斯用“創意產業”來加強了文化與政府間的相互依賴扶植關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其定義為：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而這個產業所誕生的所有產品都是文化產品。介于文化的特性，關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對比較少，而研究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往來的很多。隨著各個國家之間信息與基礎商品的貿易增加，很多國家民眾的思想認知都被外國文化所影響甚至改變。特別是很多發展中國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過了本國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國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和中國近年來接受了許多海外投資帶來的經濟協作有很大的關聯性。
文化產品的崛起發展是在二戰之后，和人民的生活消費水平是有緊密聯系的，一般我們判斷說人文發展指數越高的地區，其文化商品消費力會越強。按照傳統的消費觀念，人類的發展消費分為三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人們的消費都集中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費，所以這個階段工農業發展迅速，和第一次、第二次產業革命的時間相吻合；第二階段，人民的消費模式就轉向了自我滿足與表現，就會大量的購買生活消費品，比如餐具，廚具，書桌等等相對生活必需品，所以會帶來科技技術與相對稀缺生產要素的大量移動與發展；而發展到現在，很多人們的生活需求模式已經轉變到了第三階段，生活娛樂與文化精神層次的消費過程。據統計，現在在歐洲國家，精神娛樂消費的支出，包括視聽娛樂、電腦設備、CD、DVD等音樂設備，運動設施，玩具，新聞報紙讀物，看電影，買彩票等等行為已經占到家庭支出5%的比例，由此可證明，文化商品的貿易帶動了各地文化商品的消費增長。據聯合國貿易發展協會統計，世界文化產品的總產值在2007年已經達到了13萬億美元，并且每年保持7%的速度增長。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也在調查報告中得出結論，組織成員每年的文化創意產業增長率都在5%至20%之間。世界銀行也預計在未來10年中，文化產品的生產值會占據到世界生產總值的10%左右。而當今的先進科技技術與數字技術也更加加速了文化產品的傳播與發展，文化產品所交易的并不僅僅是商業利潤的價值，也附加著一個國家的形象價值。
潛移默化的學術訓練
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現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能僅僅停留在書本和都市社會，要真正了解西方國家，還應該了解地域文化與鄉村社會。我曾經有2個假期在法國各地鄉村漫游，這對于了解法國的區域社會與鄉村經濟大有好處。因為專業的原因，我在法國比較注意接觸和了解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不同政黨所代表的社會階層利益及政黨之間的博弈。我感覺不同派別除了所代表的利益階層不同以外，總體上也都強調公民義務。民主社會除了個人自由、個人權力，公民隨時都準備承擔對國家的義務。深層的文化是建構民族精神的東西，在法國就是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制度。今天法國傳統的宗教文化與民主并不互相排斥，它們在法國人的生活中相輔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