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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孵化”――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輔導能力培訓
“項目孵化”是最早開發的教師培訓項目，特邀高等學校和國家科研院所的教授專家擔任指導教師。
培訓目標：在科技專家的指導下，通過模擬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項目的實施過程和交流總結自身指導中學生開展科技項目研究的實踐，強化高中教師的科學素養和科學觀念，使其初步具備指導研究性學習和科技創新活動輔導的能力，并在此過程中轉變教育教學觀念，增強對教育工作和教師職業與使命的理解。
培訓內容：由教育觀念、學科發展動態、科研能力訓練等3部分組成。其中科研能力訓練是重點，占2/3的培訓課時，包括科技項目選題、撰寫開題報告、撰寫科技論文、論文答辯與評價4個模塊。
培訓方式：注重師生互動、民主參與、重在實踐；所有學員按學科分班、班內分組，以小組為基本學習單位；廣泛采用個人作業、小組討論、大組交流、集體報告、教師點評、案例分析、情景模擬、個人總結等合作學習的方式。
培訓學科和時間：培訓一般設數學、物理與工程、化學、生物（動物和植物）、計算機、地球空間科學、環境科學等7個科目；時間分短期（1周集中面授）和長期（2年3輪，面授+網絡跟蹤指導）2種；每年暑假由科教中心與相關省市科協和教育行政部門合作舉辦。
“聚焦課堂”――新課改背景下教師執教能力培訓
“聚焦課堂”是全國最具影響力的教師培訓項目，聘請上海市各學科優秀特級教師、參與國家課標研制的專家、社科專家、教育科學研究人員等為指導專家。
培訓目標：旨在幫助教師理解新課程改革的要求，探討新課程背景下的“好課標準”，解決與課堂教學相關的各種具體問題，從根本上提高教師的執教能力。
培訓內容：突出和教師日常工作的相關度，強調培訓內容的針對性、實用性和有效性。整個培訓周期設計為2年3輪。其中首輪為1周左右的集中培訓，主要解決教師對課標和教材的理解和教學設計問題；第2輪為定期的分片區研討，主要通過聽隨堂課和課后的交流研討，對教師的課堂教學進行個別化的診斷和點撥；第3輪則是在一所具體的學校開展“同課異構”的教學研討活動，由不同地區的不同教師“同備一節課、共上一堂課”，在真實的課堂上“以課會友”相互切磋。
培訓方法：整個設計依據教師學習成長、觀念轉變和能力提升的規律，一方面遵循由感性到理性、由宏觀到具體、循序漸進的認識規律，通過層層遞進的情境設置，幫助學員有層次地轉變和提升；另一方面通過提供一種相對比較長期的跟蹤指導，為一線教師的專業發展提供持續有力的支持。
培訓學科：面向高中語文、數學、外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體育、美術等各學科的教師；以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每學期由科教中心統一安排培訓計劃。
“通用技術”――課程開設能力培訓
“通用技術”是課題組針對普通高中增設通用技術課后學校相關師資和設備嚴重匱乏等問題而開發的教師培訓項目，特邀工程技術領域的專家擔任指導教師。
培訓目標：幫助學員充分認識高中開設通用技術課程的重要性，提高其對通用技術課本質、內容和特點的認識，了解通用技術課的教學、評價和考核等基本方法，強化教學實務訓練，提升學員的教學能力，促進學員間的交流和溝通，拓寬教學視野，為其進一步交流搭建平臺。
培訓內容：針對困擾學校課程開設中的問題和教師的實際需要，培訓主要設計了技術教育的本質與內容、產品設計流程和原則、技術課的評價與考核、通用技術實驗室建設和課程開發、實地考察等5個模塊的教學內容。
培訓方法：主要采用專家引領、實踐操作、學員互動、教學觀摩、自制教具、參觀訪問等方式。
培訓學科和時間：培訓對象主要是在普通高中擔任通用技術課程教學任務的教師；每次培訓為期1周；由省市教育部門提出申請，與科教中心合作舉辦。
培訓特點
和教育系統常規的高中教師培訓相比，科教中心組織的教師培訓項目有以下一些主要特點：
專家團隊層次高、陣容強
秉持“科教合作”的理念，借助華東師大的教育科學研究優勢、中國科協青少年科技中心的科技專家資源和上海市中小學課程改革先行起步的經驗基礎，科教中心把一大批學有專長、經驗豐富、熱心科學教育事業的教授、專家、特級教師等組織起來。他們中有科技專家30多人、中學特級教師近40人、教育科學工作者20多人、人文社科學者和企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等10多人。這些專家不僅有深厚的專業背景、很高的學術造詣、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在與教育科學研究人員的合作中，逐步熟悉了教師培訓工作，了解了培訓規律和方法技巧（如培訓環節設計、課堂氣氛調動、培訓節奏把握、現場控制、即興點評等），成為目前國內難覓的高層次、多學科的優秀指導專家團隊。
特別強調培訓的有效性
“有效性”是培訓項目的生命，它從3個方面得以體現：一是所有的培訓項目在內容設計上都非常強調針對性，事先都會通過問卷調查和教師訪談等方式，了解和掌握教師的需求和困惑，在培訓課程與教師的日常工作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從而激發教師的學習興趣，真正從“要我學”變為“我要學”。二是根據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律和特點，所有的培訓都以工作坊（workshops）為主要形式，大量采取案例分析、模擬學習、課堂討論、小組合作、全班交流、學術報告或講座等方法，重在創設情境，強調教師的參與和投入，以促使教師在與他人充分互動的過程中，積極參與相關問題的界定、分析與解決。三是考慮到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涉及個人教育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系統的艱苦轉換過程，要讓教師在這個過程中保持不斷學習和持續改革的動力，必須有外部指導力量的持續跟進支持，一些培訓項目都逐步發展為2年3輪的設計周期。對培訓有效性的強調，使科教中心組織的培訓活動得到了教師們“累，但值”的共同評價，每次培訓結束時學員評價滿意率均在95%以上。
注意發揮培訓學員的輻射作用
由于科教中心自身的培訓能力有限，如何讓優質培訓資源產生更大的輻射效應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作為一個高校科研機構，科教中心一直主動尋求與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合作，注意將自己的培訓活動與教育實踐工作者的需求對接?？平讨行呐e辦的培訓活動一般都會要求培訓單位推選骨干教師參與；培訓結束后也會要求學員返校后通過“全校匯報”、“教研組活動”、“上示范課”、“校本同課異構”、“教學競賽”、本校和本地區“聚焦課堂”等多種方式，積極輻射培訓成效，努力將參訓學員的個人收獲變成整個教研組乃至全校、全地區教師的集體共享。
[關鍵詞] 微課；翻轉課堂；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8-2549（2017） 02-0088-02
全國性微課大賽結束后，教育界興起了一股針對微課的研究熱潮。作為一種新型教學模式，翻轉課堂由于可汗學院的發起人薩爾曼的演講也引起教育者的廣泛關注。在國內正在為課堂教學改革躊躇不知所向時，微課和翻轉課堂成為了教育者普遍關注的熱點。
一 概念厘定
（一）微課
“Micro Courses”翻譯成中文為“微課程”，簡稱微課。微課起源于1993年美國北愛荷華大學Leroy A.Mcgrew教授所提出的“60秒課程”（60-second Course）及英國納皮爾大學T.P.Kee提出的“一分鐘演講”（The One Minute Lecture，簡稱OML）。微課的理念2010年傳入我國，國內學者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認知。胡鐵生將微課總結為：“以闡釋某一知識點為目標，以短小精悍的視頻為表現形式，以學習或教學應用為目的的教學視頻，通常還包括相應的教學設計、素材課件、練習評測、教學反思核心和關鍵、學生反饋等教學支持資源，構成一種半結構化、主題突出的資源單元應用生態環境”。李玉平認為微課主要以數字故事為呈現方式，倡導利用碎片化學習時間，宗旨是“5分鐘完成一次學習，300秒經歷一次思考”。
（二）翻轉課堂
翻轉課堂（The Flipped Classroom）起源于美國科羅拉多州洛基山的林地高中。2007年該校的化學老師Jonathan Bergmann and Aaron Sams開始使用錄屏軟件錄制PPT演示文稿并配上教師講課的聲音，將視頻上傳到網絡以供因各種原因無法到校上課的學生補課自學。所謂翻轉課堂，就是在多媒體環境中，教師提供以教學視頻為主的學習資源，學生在課前充分自學這些視頻資源，師生在課堂上一起完成作業答疑、協作探究和互動交流等課堂互動的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與以往的課堂教學、課下作業的方式正好相反，我們稱之為“翻轉課堂”。
二 微課與翻轉課堂相結合的教學模式的教育科學性
（一）師生角色發生轉變
在微課與翻轉課堂相結合的教學模式中，教師一改傳統課堂知識的傳授者和主宰者角色，課堂也不再是教師的一言堂。教師成為了學生學習活動的指導者和促進者、學習資源的提供者。在新的教學模式中，教師要熟練地掌握一些學習活動的組織策略，如問題討論、小組學習、角色扮演等。教師不再是單一的教學內容的傳遞者，而通過微課視頻的設計變身為教學資源的開發者和提供者。在微課和翻轉課堂學習中學生不再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學生成為自定步調的學習者，借助微課視頻資源的便捷，他們可以自由選擇學習時間、地點，也可以控制學習內容、學習量的多少，學生變為學習的主角。學生通過課前觀看教師提供的視頻資源，課堂上通過小組學習、協作學習及向教師尋求必要的幫助與引導等形式完成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吸收。
（二）學習時間重新分配
課堂教學時間的理性分配是翻轉課堂的教育科學性的重要體現。在傳統課堂教學實踐中教師的教學明顯占據課堂大部分時間，留給學生學的時間寥寥無幾，或者只能靠學生課后在無人指導的環境下獨自吸收，教學效果大打折扣。而在基于微課的翻轉課堂教學中，學生在課堂教學行為發生前就可以充分學習教師提供的微課視頻資源，課堂教學中教師的講授時間大大減少，留給學生更多的學習活動時間。原來課堂傳遞的學習內容借助微課的形式通過網絡媒介在課前預習階段完成，學生帶著問題走進課堂，教師答疑解惑，增強課堂中師生的互動性，實現知識的深度內化，提高學習效率。
（三）教學互動顯著增加
把微課與翻轉課堂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大大提高了教師與學生、學生之間課堂互動的時間與質量。由于微課資源讓課前“深度預習”成為可能，在課堂上主要是學生提問、教師答疑解惑以及學生之間的協作學習、討論學習等，這種充分交流能夠明顯提升學生在課堂上的主人翁意識，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當配以教師適當的教學評價與引導，課堂中的互動就會變得更加高效。
（四）教學過程科學重置
哈佛大學教授Eric Mazur認為：傳統教學只注重學習過程的第一步――“信息傳遞”，并把這一過程放在最重要的環節――課堂上，但忽略了第二部――“吸收內化”，把這一重要過程放在缺少幫助的課后環節中。本應用于師生互動、協作學習、小組討論、答疑解惑的課堂被教師全部占用，成為一言堂的“個人表演”。事實證明，群體教學和個體差異的矛盾使得在課堂時間傳遞知識注定是一種有缺陷的方法。Eric Mazur教授提出，由于新網絡科技讓知識的傳授變得便捷和容易，教師應該改變教學模式，而把教學重心和時間放到第二步。換言之，就是把“吸收內化”這一重要過程放在課堂時間，翻轉課堂的實施，正是順應了@一趨勢。
三 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體系建設與實施的現實窘境
（一）專業師資匱乏
我們了解到，目前各高校承擔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教學的教師普遍不夠專業，自身缺乏職業生涯規劃專業培訓和系統學習，大部分高校更是將此門課程硬性攤派給相應學院的黨委書記、副書記、輔導員。由于這些教師專業背景復雜、實踐經驗欠缺、職業規劃專業知識不系統，加之事務性工作較多，教師隊伍流動性較大，難以保證該門課程的教學效果。
（二）教學形式單一
目前多數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都是傳統大班化教學形式，教師填鴨式講授理論，學生被動吸收，最多課下輔以錦程職業發展教育平臺上的視頻自學，但因學時有限及大班教學的局限，課堂討論和協作學習往往被忽視或流于形式。而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具有較高的指導性和實踐性，需要教師不僅要重視理論講解，更要在實踐環節對學生進行針對指導，目前形式單一的教學形式難以實現本門課程的開設目的。
（三）個性指導不足
前文提到，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既重視理論學習，還要注重實踐指導，更要兼顧個性指導。而當前的大班教學難以實現體驗式教學、情景模擬、互動游戲、協作討論等教學形式，難以顧及到每個學生作為個體的發展需求。個性化指導不足將直接導致該門課程的教學效果大打折扣。
四 微課與翻轉課堂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在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中的應用
（一）應用的可行性分析
1 教學互動雙方分析
大學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教師普遍比較年輕，同時有著相對較高的學歷和較快地接受新興事物的能力，對于創新性教學適應性較強。此外，由于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普及，大學教師具有較好的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和多媒體操作能力，能夠熟練運用Office辦公軟件，其中包括每天備課都會用到的PPT幻燈片。同時，在視頻公開課和網絡選修課日漸流行的今天，大學教師也逐漸具備了錄制視頻課件的能力。大學生相較于中學生而言具有較強的自主學習能力，能夠完成對視頻課程的自學。 以上因素為微課和翻轉課堂引入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中奠定了人力資源基礎和技術支撐。
2 教學環境分析
首先，當前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課程采取課堂集中授課與課下網絡教育平臺相結合的教學模式，學生已經習慣獨立觀看視頻的學習方式。大學高度普及的多媒體、信息化，以及為大學生學習提供的電子閱覽室，加之幾乎人手一臺電腦的現實，為實現微課與翻轉課堂相結合應用于職業生涯規劃課程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礎。
（二）應用的具體策略
1 課前――知識交流和傳遞
課前包括兩個環節，一是教師備課和錄制微課視頻，二是學生的自主預習。首先，教師可以通過集體備課，確定教學目標，分析教學重難點，按重難點分解知識點并依此錄制微課視頻構成學習單元。每一個學習單元分別由微視頻、課件、教案、配套練習等組成。教師把這些學習單元以知識樹的邏輯結構上傳在網絡教學平臺供學生選擇和預習。同時，教師根據每個學習單元的內容提前給學生布置學習任務。學生則根據教師的安排提前在網絡教學平臺預習教師提供的學習單元內容并完成學習任務。對于不能及時吸收消化的知識點可以通過同學交流互動或者留到課堂上向教師尋求指導。
2 課中――知識建構和內化
在課堂教學中，以面對面教學為主，圍繞小組活動開展組織討論、團體輔導、個性化指導以及總結點評等主要四個環節。教師可以先以一個開放式的問題或一個主題情景作為導入，引起學生討論分享。隨后，可以從已經提交的作業中事先挑選出具有代表性的作業，以小組為單位進行展示，然后由其他小組進行點評和提問，最后由教師針對共性問題進行團體輔導，必要時給予同學們個性化指導，解決學生個體困惑。在課堂教學中，綜合采用課堂講授、啟發誘導、小組協作、答疑解惑等方式和策略，針對學生個體化差異，綜合利用不同的學習環境和策略，提升教學效果。
3 課后――知識鞏固和拓展
課后，主要以網絡教學平臺為主，幫助師生更好地學習反思。在此階段，共分為作品展示、資源學習、論壇交流以及拓展任務四個環節。經過課堂的展示、分享、討論，學生利用課后時間把作業修改完善后上髦鐐絡教學平臺進行再次展示，或者提出新的困惑，教師針對共性問題進行答疑，進一步將課程知識點進行系統地梳理和總結。此外，師生可以借助網絡教學平臺分享優秀學習資源，這種便捷的交互方式打破了時空局限，更好地增加了師生互動，為小組合作探究學習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關鍵詞】高等師范特殊教育 發展趨勢 展望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13-0154-02
高等師范的特殊教育和殘疾人高等教育共同構成了高等特殊教育的學科體系，其中高等師范特殊教育主要是指為特殊教育學?；蛘呖祻蜋C構培養教師和其他與殘障人群有關的社會服務人員，是高等特殊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我國高等特殊教育師范院校主要有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師范大學中從事特殊教育專業本科生培養的二級學院或者系，如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華東師范大學學前與特殊教育學院、重慶師范大學特殊教育學院、遼寧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淮北師范大學教育學院等，此類高校作為傳統師范類院校，師范類專業有優勢，特殊教育學作為教育學的二級學科，實力較強。第二種是中等師范特殊教育學校與其他院校合并升格為普通本科師范院校，如鄭州師范學院是在原河南省特殊教育學校的基礎上組建而成的，2010年經教育部批準升格為本科院校，成立了鄭州師范學院特殊教育學院，類似的高校還有濰坊學院、樂山師范學院等，這類高校從事特殊教育師資培養較早、師資力量比較強，是當地特殊教育師資培養的首要力量。第三種是由中等特殊師范學校獨立升格為高等特殊教育師范院校，如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遼寧特殊教育師范專科學校等，此類高校重視特殊教育專業，以特殊教育為特色，打造特殊教育相關專業方向群。近年來，隨著國家對特殊教育的重視以及社會需求的增加，很多高校通過申請開設特殊教育專業或者擴大特殊教育專業招生規模。因此，認真研究高等師范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對推動我國特殊教育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30多年來我國高等師范特殊教育的發展
1.辦學規模
1984年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校開始招生，1986年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開始招收第一批特殊教育本科生，首批招收15個學生，隨后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重慶師范學院等高校相繼開設特殊教育專業。截止到1998年，全國總共建立了35個中等特殊教育師范學校，7所高等院校開設特殊教育專業，2所省屬師范大學設立了本科和大專層次的特教師資培訓部。蔣云爾、李澤慧的統計數據表明：到2007年底，全國涉及培養特殊教育師資的學校共18所，在校研究生、本科生和?？粕嫌?000多人，遠遠滿足不了特殊教育發展的需求，必須增加支持力度，擴大辦學規模，培養更多優秀的特殊教育師資。2008年，教育部等部門聯合《關于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指出支持和鼓勵高等師范學校開辦特殊教育專業，培養特殊教育師資，積極探索特殊教育師資培養新模式。2014年，中國殘聯等七部委聯合《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隨后各個省陸續出臺了本省的特殊教育提升計劃，明確支持本省師范院校開設特殊教育專業。如《海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4～2016年）》中明確提出，“在省屬師范院校設立特殊教育專業，培養特殊教育專業教師”?！渡轿魇√厥饨逃嵘媱潱?014～2016年）》中也明確提出，“加大特殊教育教師培養力度，陽泉師范高等?？茖W校特殊教育專業自2014年起每年招生人數達到200人以上，其他師范類院校和有條件的高校適時增設特殊教育專業，開設特殊教育課程”。很多高等院校應國家政策和社會要求開設特殊教育專業，根據已有的資料進行統計，截止到2014年，全國共有25個?。▍^、市）61所高等院校計劃招收特殊教育專業學生7260人，相比于2012年實際招生人數增加77%，辦學規模較以往有了很大增加。
2.辦學層次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特殊教育學校的師資培養主要以中等特殊教育師范學校為主，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所培養的特殊教育本科畢業生主要定位于中等特殊教育師范學校專業課教師，1997年上海市教委頒布《關于加強特殊教育師資隊伍建設的意見》，指出：力爭到2002年左右使80%以上的教師達到大學?？飘厴I程度，10%的教師達到大學本科畢業程度。隨著師范教育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特殊教育師資的職前培養已從20世紀的中等特殊師范教育模式，經由專科特殊教育培養模式向本科特殊師范教育模式轉變，比如南京特殊教育中等師范學校，在2002年升格為南京特殊教育職業技術學院，2015年正式更名為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與江蘇師范大學合作培養手語翻譯研究生，辦學水平得到提高。此外，北京師范大學于1993年首次開設特殊教育專業碩士點，隨后華東師范大學、遼寧師范大學等高校也相繼開設特殊教育碩士點，截止到2015年，根據中國研究生招生信息網查知，我國共有15所大學培養特殊教育專業學術型碩士，特殊教育專業型碩士點也具有了一定的招生規模。培養特殊教育專業的博士始于華東師范大學，根據已有資料查知，到目前為止共有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等高校招收特殊教育學專業博士。整體而言，我國高等師范特殊教育由?？茖哟螢橹飨虮究妻D變，形成了以學士為主，學士、碩士、博士相銜接的人才培養體系。
3.專業發展
20世紀80年代，我國特殊教育學校師資的培養主要由中等特殊教育師范學校承擔，隨著師范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我國特殊教育學校的師資培養主要由本科、專科層次的院校承擔，培養目標主要定位于盲、聾、培智三類特殊學校，由于專業不細分的緣故，多以綜合化的特殊教育通識人才培養模式為主，師范生主要掌握特殊教育專業領域的理論知識，不針對某特定殘疾類型進行深入系統的學習，這種培養模式使畢業生對特殊教育有一個宏觀的了解，但是由于泛泛而學的緣故沒有一樣是精通的，很難滿足對某一類殘障兒童進行專業性質較深的教學或康復工作。
隨著特殊教育對象范圍的不斷擴大，情緒障礙、自閉癥、學習障礙、唐氏綜合征、阿斯伯格綜合征、注意力缺陷與多動癥等新的殘疾類型不斷出現，他們的教育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另外，從特殊教育學校的發展趨勢來看，一部分聾校、盲校、培智學校正從單一型向綜合型的特殊教育學校轉化，這對特殊教育專業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僅要掌握某一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還必須熟悉和了解相關專業的知識，以適應對不同類型學生的教育、教學需求。但是整體而言，大部分高等師范院校仍然按照特殊教育專業大類開設課程，還停留在傳統的盲、聾、智障三類殘疾兒童上，遠遠滿足不了特殊教育對象擴大的需求，培養出來的特殊教育人才與市場需要之間存在脫節現象，即原有的特殊教育專業已經不能適應特殊教育發展的要求，必須進行改革，當前已經有部分院校在原有特殊教育專業的基礎上進行探索，拓展專業方向和學科領域，發展集特殊教育、心理教育、康復教育、職業教育、學前教育于一體的多元化專業發展平臺，具體而言主要為以下兩個方向。
第一，細化特殊教育，培養專業化人才。如畢節學院的特殊教育專業形成了以“服務+實訓”為特色的特殊教育發展方向，并逐步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專業、康復訓練專業、特殊兒童心理咨詢與教育專業為核心的專業方向群。重慶師范大學的特殊教育專業分為特殊教育職教師資、特殊兒童心理與教育方向。鄭州師范學院特殊教育學院專業細分為手語翻譯、學前教育、學前融合教育等方向。這樣細化的結果是培養目標更具有針對性，培養出的人才更具有操作能力，增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夠勝任某一類殘障兒童的教育和康復工作。
第二，增設新的方向，培養復合型人才。在“醫教結合”“教康結合”等理念的指導下，華東師范大學于2013年開設教育康復學專業，并與上海中醫藥大學康復治療學專業合作，本科學生不僅僅要在華東師范大學學習，還要在上海中醫藥大學修滿60個學分，學生畢業時既可獲得教育學（教育康復專業）的學位證書，還可以獲得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康復治療學的學位證書，很多高校也在特殊教育培養方案中開設康復課程，甚至劃分了康復方向，部分師范院校通過申請開設運動康復學專業，為中國特殊教育事業培養人才。蘭州城市學院將小學教育課程與特殊教育課程相結合，開設了小學教育（特殊教育方向）。這些復合型專業的開設有助于培養符合社會發展需求的復合型人才。
二 分析與展望
通過對我國高等師范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分析得知，高等師范特殊教育辦學規模較以往得到增加，辦學層次從以中專為主到以?？啤⒈究茖哟螢橹鬓D變，高學歷人才（碩士、博士層次）培養取得一定成果，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養體系。但是整體而言，目前高等師范院校培養的特殊教育專業人才數量仍然有限，遠遠滿足不了特殊教育事業發展對特殊教育人才的需求，而特殊教育專業的培養模式則滿足不了目前特殊教育事業對于教育與專業化康復以及融合教育發展的綜合化需求。同時，高學歷人才的培養比起國際上主要發達國家，比如美國一些州甚至要求特殊教育教師必須具有碩士研究生學歷，甚至包括巴西、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要求小學教師的起點學歷為大學本科的標準來說，仍然遠遠滿足不了特殊教育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高等師范特殊教育要在整合辦學規模的同時還要不斷地提高辦學層次，甚至有條件的高等特殊教育師范院校爭取在特殊教育專業碩士層次或者博士層次招生，從而培養出更多的高水平專業人才。
關鍵詞：農民工 就業區域 代際差異 二元Logistic模型
引言
農民工即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地域特征直接影響著農民工的數量、從事的行業、及工作的情況。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集中于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區域自身，如經濟發展水平、地區收入差距、制度等因素的研究較多。例如，佟文英（2003）指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差距，地區間的經濟差別是人力資源區域流動的主要動力，勞動者一般傾向于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我國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中西部內陸地區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的流動。陸慧、李東（2008）利用層次分析法分析了各因素對蘇北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的影響，認為經濟發展速度、人均收入對該地區勞動力區域流動有反向作用，即經濟發展速度越快，人均收入越高，對該地區勞動力流入的阻礙就越大。蔡（2000）研究了制度對農村勞動力轉移決策的影響，結果表明，傳統的發展戰略以及戶籍制度安排限制了潛在的轉移行為，制度障礙對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阻礙依然存在。蔡、都陽、王美艷（2003）指出，我國嚴格的戶籍制度是阻礙城鄉勞動力區域流動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肖嚴華（2007）通過對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研究指出，我國城鄉社會保障制度在保障模式和保障水平上存在明顯的差異，這種差異阻礙人口的跨城鄉區域流動，導致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以及各區域的負擔不公平，加劇了地區差距，進而阻礙勞動力在區域間的流動。并指出，我國城鄉及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是導致我國大規模人口遷移與人口流動的主要驅動因素，從而使我國人口流動呈現出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西部到東部的特征。
也有學者從微觀角度對勞動力區域流動進行了分析，例如趙耀輝（1997）利用四川省農戶調查數據，分析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因素，發現農村外出勞動力多為年輕、未婚、受過良好教育的男性，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作用非常顯著。劉金海（2005）基于湖北山村的調查數據，實證分析認為，區域差距直接影響著農民的就業行業和經濟收入，鄉村農民的非農就業格局可以反映我國經濟格局、行業布局和發展重點。趙力濤（2006）研究認為，教育促進了農民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流動，教育收益率升高的重要機制歸因于從低收入的農業部門向高收入的非農業部門流動，教育程度高的人在獲得非農就業機會方面有明顯優勢。丁孟春、李泓欣（2009）從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現狀出發，分析了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過程中存在的創業方式、資金短缺和自身素質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王春超（2010）基于珠三角的廣州、深圳、東莞、珠海等四座典型城市實地調查數據，重點研究了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個人經濟特征、家庭人口特征、企業工作環境、社會環境等方面的因素對農民工流動就業行為傾向的影響，研究發現農民工個人基本特征中的年齡、婚姻狀況等變量、個體經濟特征中的名義工資、實際工資水平、儲蓄比等變量，家庭人口因素中向家庭匯款數額、子女是否隨遷等變量多種因素對農民工的流動就業傾向具有顯著影響。羅瓊（2013）在新生代農民工大量返鄉的形勢下，分析了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地區政策環境、地區經濟環境等創業影響因素，并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對策建議。
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以江西省為例，從農民工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角度分析江西省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及其影響因素。
數據來源與樣本統計描述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源于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選取了江西省具有代表性的12個縣，每個縣150份樣本數據，共得到樣本1800份。參照目前大多數學者對新生代農民工的界定，本文把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視為新生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群體的主體。在全部1800份有效問卷中，老生代農民工有815人，占樣本總數的45.28%，新生代農民工有985份，占樣本總數的54.72%。
（二）江西省農民工就業區域總體分析
對于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總體狀況，如表1所示，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內的人數為186人，所占比例達到22.8%；選擇在江西省外的人數為629人，所占比例達77.2%。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人數為256人，所占比例為26.0%，選擇在省外的人數為729人，所占比例達74.0%。
（三）不同特征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代際差異分析
1.性別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如表2所示，對老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就業選擇省外的比重為61.7%，比女性的38.3%高出23.4個百分點。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有56.4%的男性選擇省外就業，女性這一比例為43.6%。從上可知，就男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要大于新生代農民工。
2.文化程度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兩代農民工在文化程度上出現了較大差異，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明顯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重顯著高于老生代農民工。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大多數為初中及以下文化，其比例為94.2%，大學專科及以上的比例僅為1%，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則多為初中及高中文化，其比例到達75.7%，大學?？萍耙陨系谋壤秊?5.6%；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兩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與省內趨勢相似（見表3）。
3.婚姻狀況與就業區域的交互分析。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內而言，多數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內就業，其比例為62.5%，而這一比例對老生代而言只有3.8%；就就業區域選擇省外而言，未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省外就業的比例為57.3%，而老生代的未婚比例僅為6.8%，兩者差異也很大（見表4）。
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計量分析
（一）變量說明及模型構建
本文選用二元Logistic回歸方法分析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回歸分析是一種對因變量數據假設要求不高，并可以用來預測具有二分類因變量的統計方法。農民工就業區域分為省內和省外兩個選擇。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pi 為因變量為1的概率，β0、β1、β2…βi為自變量x的系數。因變量設置為二元選擇變量，就業區域選擇在江西省內的為0，在江西省外的為1；自變量是兩代農民工個體特征和社會特征相關變量，個體特征變量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和婚姻狀況，社會特征變量包括戶籍人口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和住房間數（見表5）。
（二）實證分析
考慮到兩代農民工的代際差異，因此將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分別構建模型進行分析，并進行對比，其結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根據模型結果可以看出：
1.年齡。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分別在10%和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影響，其中年齡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具有正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經歷豐富，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下降，同時對家庭的歸屬感，使得他們傾向于離家近的地方工作，因此，年齡越大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而新生代農民工年紀輕，精力旺盛，隨著年齡的增長，對外界充滿向往，正處于事業創造期，他們更多傾向于到省外較發達的地區就業，增加實踐經驗，增長見識，學習新的知識技能，且省外就業機會多、選擇多、工資相對省內高，因此，年齡越大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相對更大。
2.性別。性別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相對于女性而言，男性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較于女性新生代農民工，男性的抱負更大、責任更重，因此，男性農民工在選擇更多的省外就業的意愿更大，而女性由于個人自身因素或心理因素，更傾向于在省內就業。
3.文化程度。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相對單一，多是集中于小學和初中水平，對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明顯。而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程度更為多元化，雖然初中水平的較多，但以逐漸向高中發展，大學?？萍耙陨系娜藬狄仓鸩皆黾?，文化程度的多樣化影響到了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的選擇，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赡艿脑蚴牵幕潭炔煌?，他們就業選擇的方向也不同，文化程度越高，選擇機會越多，可能越是傾向于選擇更為適合自己的工作，相對于省外就業較高的競爭壓力，他們更愿意在就業競爭壓力較小的省內就業，且他們多是在省內學校讀書，人力資源或社會網絡更為豐富，具有生源地的優勢，更有思想覺悟高、抱負大的人，要留在自己家鄉，回報社會，為家鄉的建設貢獻自己力量?？傊?，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機會和資源更多的省內就業。
4.婚姻狀況?；橐鰻顩r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老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配偶者達到90%以上，相對于無配偶老生代農民工來說，婚后子女多，家庭責任重。而新生代農民工的婚姻狀況顯示，有60%左右未婚，40%左右已婚，具有可比性，結果顯示，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省外的可能性越大，已婚的則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大。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婚齡時間不長，孩子年齡尚且年幼，為了照顧家庭，并顧及孩子撫養和上學的問題，他們更加傾向于選擇離家近的地方就近工作。而未婚的新生代農民工相對自由，負擔較輕，需要顧慮的問題少。
5.戶籍人口數。戶籍人口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戶籍人口數越多的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內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多的老生代農民，意味著家庭責任重，不管是要贍養老人還是撫育孩子，所以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在省內就業，工作的同時以便于照顧家庭。
6.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10%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老生代農民工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多為1人或2人，所占比例分別為43.7%和37.8%，總計高達81.5%，老生代農民工年齡偏大，相應子女年齡較大，加之兄弟姐妹多，可以相互照看，父母外出可以較為放心。此外，子女年齡19歲及以下意味著成長和教育支出最多的階段，老生代需要爭取更多收入來支付這些費用，因此，他們更傾向于工資更高的省外，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
7.住房間數。住房間數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在5%置信水平下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住房間數反映了家庭生活水平，住房間數越多，說明生活水平較高，有閑置的資金來改善家庭居住狀況、提高生活水平。老生代農民工中，男性多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等重體力行業，而女性從事于餐飲、零售等服務業的體力勞動，就江西省而言，省份不發達，相較于珠三角、長三角等發達地區，省內的就業領域較窄，選擇較少且工資不高，而在省外發達地區，工資普遍比省內高，老生代農民工將多年在外打工的工資帶回家中，改善居住條件。同時，這也激勵他們更愿意在省外就業獲得高工資，因此，住房間數越多，老生代農民工選擇在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對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因為年紀輕，缺乏資本積累，還沒有掙足夠的錢來改善居住狀況，住房也多是由父母出資建造，因此，家庭住房間數不能反映出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狀況。
結論
本文在2010年10月江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基礎上采用回歸方法分析了兩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因素。通過模型的變量值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
對于老生代來說，年齡越大、戶籍人口數越多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戶籍19歲及以下人數越多、住房間數越多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越大，性別、文化程度對老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沒有顯著影響。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文化程度越高選擇省內就業的可能性越大，男性、年齡越大、未婚的選擇省外就業的可能性更大，戶籍人口數、住房間數等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影響不顯著。
無論是老生代還是新生代，有配偶者比無配偶者省內就業可能性大。文化程度、性別、年齡和婚姻狀況影響著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年齡、戶籍人口數、婚姻狀況和家庭生活狀況影響著老生代農民工的就業區域選擇。
基于以上的研究結論，可以得到一些政策啟示，如對傾向于省內就業的兩代農民工提供多渠道就業創業機會，進一步為文化程度高的新生代農民工省內創業創造良好、寬松的環境，以創業帶動就業。例如浙江省安吉縣投入數百萬元，創辦了“淘寶網”農村創業基地，以此引領農村勞動力走網絡創業之路。又如針對年齡大、已婚的老生代農民工進行實用技能培訓難的問題，地方政府農民工就業指導部門要開發多種方式方法來促進農民工與企業之間的溝通。不過本文只是簡單的討論了農民工個體因素及其家庭因素對其就業區域選擇的影響，沒有涉及到政府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勞動力市場需求、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這些因素對農民工的就業環境具有影響，進而影響農民工就業區域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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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陸慧，李東.基于層次分析法的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因素研究[J].企業經濟，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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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嚴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重分割及對人口流動的影響[J].江淮論壇，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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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丁孟春，李泓欣.吉林省返鄉農民工創業現狀分析與政策建議[J].工業技術經濟，2009（12）
Abstract: Industry interaction is a distinct topic at this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On the basis of carding industrial interaction theory and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re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similarity and industr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dustry relation to analyze the reality basis and conditions for industry interaction and gives final conclusions.
關鍵詞：川渝地區；產業互動；產業結構
Key words: Sichuan-Chongqing region；industry interaction；industrial structure
中圖分類號：F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1-0137-03
0 引言
隨著區域經濟交往的進一步加深，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越來越體現在各經濟區域內外的產業合作、整合及競爭上，產業互動在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性日益突出。所謂產業互動，是指同一經濟區域內或具有一定經濟聯系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經濟區域間存在的彼此之間互補、共贏、互促的一種競爭與合作并存的經濟活動。它是產業之間存在的以產業關聯為基礎、依據市場規律而實現的產業間的競爭合作和互補配套的關系[1]。對川渝地區而言，良好的產業互動在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重要性日益突出，對推動該地區在競爭中加強合作并實現跨越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1 相關文獻梳理
“產業互動”問題于上世紀90年代提出并逐漸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與研究。國外學者對于“產業互動”的研究始于產業分工與合作理論。亞當?斯密（1776）提出了絕對優勢理論。認為任何區域都應該按照其絕對有力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進行區域交換，從而提高區域勞動生產率，增進區域利益。大衛?李嘉圖（1817）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各個國家應該按照比較成本進行國際分工與貿易。赫克歇爾，俄林（1933）的產品要素稟賦理論認為不同地區分別在要素方面表現出不同的要素供給價格，以至于不同地區適合不同的產品生產活動。阿瑟?劉易斯（1978）解釋了勞動密集型產業隨勞動力成本變化而發生的區域分工變化；弗農（1966）通過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以動態的眼光來解釋產業區域分工的變化。楊小凱（1993）發現，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容量不斷擴大，分工與專業化逐漸深化。里昂惕夫（1953）提出了“產業關聯”理論，極大地豐富了新產業分工與合作理論。瓦爾拉斯（1874）提出“全部均衡理論”，為產業關聯理論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將產業關聯具體到具體的產業部門，認為制造業是服務業發展的前提和基礎。Pappas and Sheehan 和Eswarn and Kotwal從服務業對制造業的推進角度研究了產業互動問題。他們通過分析認為相關服務業的發展可以促進制造業分工和專業化深化，降低制造業交易成本。赤松要于1932年提出了以日本為領頭雁，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為雁身，東盟國家和地區，以及中國為雁尾的產業分工發展模式，為后來的產業轉移理論奠定了基礎。
國內學者對“產業互動”問題的研究探討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1 對“產業互動”概念和內涵的界定。彭亮[2]認為產業互動是產業之間存在的以產業關聯為基礎的彼此之間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一種社會協作關系。吳海峰[3]認為產業的互動不僅包括產業間的要素流動還包括產業內的要素流動。產業內的要素流動包括產品滲透和產業投資兩個方面。尹繼東[1]認為產業互動是區域經濟發展中依據市場規律而實現的產業互補、互利、互促的一種經濟合作與競爭的行為，這種競合過程推動了企業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
1.2 對產業互動的內在動力和機制的研究。孫賀先[4]從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發展變化和地區間差異和互補三個方面分析了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產業互動的條件。尹繼東[1]認為發達地區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趨勢、區域經濟的梯度和互補關系和區域的環境條件發生變化是區域產業互動的三個有利條件。王先慶[5]指出產業合作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不同經濟地理空間存在的“成長差”，二是不同區域產業主體之間的相關“利益差”，二者共同構成“產業差”，并成為產業合作的動力基礎。
1.3 對產業互動模式的研究。李江帆[6]認為生產業和制造業的互動模式可分為 “劑”模式、“生產力”模式和“推進器模式”。彭亮[2]根據產業之間的相互關系，把互動模式歸納為產業支撐互動模式、產業帶動互動模式和產業耦合互動模式三種形式。尹繼東[1]針對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間的產業互動，提出了資源依托型互動、市場導向型互動、物流通道型互動和空間引導型互動四種模式。李悅[7]等基于Leontief（1941）的產業關聯理論提出了三次產業互動模式，認為三次產業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引致需求聯系，彼此之間互為市場，互有供求。
1.4 對產業互動策略的研究。孫賀先[4]從區域間政府合作、區域經濟協調機制完善和法律制度三個方面提出了推動東中部地區產業互動的策略。沈振中[8]從產業轉移與承接、產業整合、成立共同開發區和建立共同發展基金四個方面論述了泛珠三角區域產業合作的模式與對策。尹繼東[1]從結構調整、產業發展的環境建設和企業發展三個方面提出了推動區域產業互動的對策。陳竹[9]從觀念創新、政府協作、企業發展和制度創新四個方面提出了武漢城市圈產業合作的對策。
1.5 從服務業對制造業促進和推動的角度研究產業互動問題。李耀先（2010）、呂政、劉勇（2006）、孔詳順（2009）、潘忠賢（2010）等學者從服務業對制造業促進和推動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地區產業互動問題。
國內外學者的上述研究成果無疑為本文關于川渝地區產業互動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對川渝地區充分發揮本地優勢、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區域間優勢產業互補、進而推動川渝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2 川渝地區產業互動現實基礎的實證分析
2.1 要素資源的差異與互補奠定產業互動基礎 川渝地區蘊藏著大量的自然資源，水能、礦產、天然氣、石油、森林等自然資源擁有量均居全國前列，資源優勢得天獨厚，且這些這些要素資源之間相互依賴、互為補充。以礦產資源為例，四川省擁有種類豐富、蘊藏量巨大的黑色金屬礦，而重慶具有明顯的有色金屬儲量優勢。兩地可以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在相關領域展開產業互動合作，避免產業同質化競爭和重復投入。另外，川渝兩地還擁有豐富而各具特色的旅游資源。四川省旅游資源得天獨厚，是我國擁有世界自然文化遺產和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最多的省區，其旅游資源以“蜀漢文化”、“國寶故鄉”、“天賦風光”等為突出特色；而重慶旅游資源的主要特色是以自然景觀為主，已形成一個中心（重慶山成都市旅游中心）、一條主線（長江三峽黃金旅游線）以及特色旅游區的分布格局。由此可見，川渝兩地的旅游資源具有共性大、個性強的特點，既有相同性又有互補性，旅游產業合作的空間非常大。人力資源方面，相關統計顯示，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大學?？?、本科和研究生等高學歷人員在地區人口中占的比例遠遠低于全國的平均比例，但是在絕對數量上，四川省的高學歷人才要遠遠高于重慶地區，這說明在人力資源和人才優勢方面，四川省比重慶市占有絕對的優勢。綜上所述，川渝兩地的資源稟賦差異和互補性為兩地間產業互動的發展奠定了客觀基礎。
2.2 產業結構特征客觀上要求開展產業互動
2.2.1 川渝地區三次產業結構比較分析 從表1數據分析可見，川渝兩地的三次產業結構總體呈現出“二三一”結構特點，第一產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態勢，第二產業穩中有升，第三產業比重近年來有所下降，但是仍遠高于第一產業,反映出川渝地區的三次產業發育較好,產業結構得到了進一步的優化。橫向來看，四川的第一產業比重明顯偏高，重慶市第一產業比重逐年下降，以2010年為例，四川的第一產業比重為14.4%，明顯高于重慶地區5.8個百分點；從第二產業比較來看，2010年重慶第二產業比重為55%，高于四川4.5個百分點，重慶市的第二產業比重不斷增加優勢突出。第三產業的發展兩地基本相當，比重相對偏低且有逐年下滑趨勢?？v向而言，川渝兩地的經濟發展依然以工業為支柱，重心向第三產業的轉移呈現出緩慢和不持續的特點?？傮w而言，川渝兩地的產業結構近年來雖然有了很大變化，但仍然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傳統制造業仍然在參與國內外分工中占主體地位，大部分的產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即使是一些傳統優勢產業，其產品層次也較低，因此，要想保持兩地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川渝兩地必須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這就為兩地進行產業互動合作提供了現實條件。同時，上述分析還表明川渝兩地在產業梯度上存在一定的差異，為兩地進行產業互動提供了現實基礎。
2.2.2 川渝地區工業結構相似度分析 產業結構相似系數是測度區域產業結構差異的基本方法之一。相似系數越大則兩地區間產業結構趨同現象越突出，越可能造成資源浪費，不利于資源優化配置。該度量指標如下：
S=（1）
公式中S即為相似系數，i 和j分別表示兩個相比較的區域，X和X分別代表部門n在區域i和區域j的產業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該指標可以在0到1之間變動。若該指標為0即表示兩個區域產業結構完全不同；若該指標為1則表示兩個區域產業結構完全相同。斷：S值上升，則兩地產業結構趨同；S值下降，則兩地產業結構趨于差異化。
根據四川和重慶統計年鑒中的工業總產值統計表，可以確定34個主要工業行業產值指標為基礎數據，并運用相似系數計算公式計算出川渝地區工業結構相似系數如表2。
由表2分析，1990-1995年，川渝工業結構相似系數呈上升趨勢，并且相似度較高，經過2001和2002兩年的小幅下降后，2002-2006年兩地的工業結構相似系數又出現了“反彈”。雖然2006-2009年兩地的工業結構相似系數又有小幅度的下降，但其數值依然停留在高位水平。總體而言，川渝兩地在產業結構尤其是工業結構上存在明顯的趨同問題。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價值規律必然會迫使兩地趨同的工業結構做出調整，為兩地產業互動的開展提供動力；另一方面，產業相似系數在近年來始終保持高位，表明兩地工業產業差異化不足，成為兩地加緊開展產業互動的驅動力。
2.3 產業優勢互補為產業互動指明方向 為了進一步探討川渝兩地的產業優勢，筆者選取川渝兩地代表性產業的區位商進行比較分析。區位商LQ：表示i地區k行業在本地總產出中的份額與整個k行業占全國經濟總產出的份額之比[60]，用以反映區域產業專業化程度。公式如下：
LQ=（i=1，2，3，…，n；k=1，2，3，…，n）（2）
表3中的統計數據是根據2010年四川、重慶統計年鑒和統計公報中的相關數據及區位商的測算公式計算出的的川渝地區代表性工農業部門的區位商數值。
通過表3分析發現，四川地區區位商大于1，即具有比較優勢的工農行業（LQ＞1）達到22個，占樣本容量的55%，其中前五位依次是紡織業（8.75）、非金屬制品業（5.54）、石油天然氣開采業（5.10）、食品制造業（4.60）、煙草制品業（4.50）；重慶市地區區位商大于1的行業數為19個，占樣本容量的48%，其中前五位依次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9.99）、非金屬制品業（2.63）、造紙及紙制品業（2.31）、化學原料化學制品業（2.13）、石油天然氣開采業（2.01）。由此可見，兩地在特色產業、優勢產業上體現出一定的差異性，進而為兩地產業互動的開展明確了方向。以汽車產業為例，重慶是國內的六大汽車產業集群所在地之一，整車制造業比較發達，而成都則具備較好的機械、電子、信息產業基礎，汽車配套產業較為發達，企業眾多。兩地目前在汽車產業方面的產業互動發展非常迅速，兩地汽車產業吸收的投資日趨增多。以通威集團為例，截止2010年，通威集團在川渝地區投資達三十個億，目前在川渝地區擁有分、子公司30余家，投資總額近40億元。正因為川渝兩地在產業優勢方面的差異與互補，加上尚未形成合理的專業化分工體系，所以就為兩地開展產業互動提供了現實依據。
2.4 交通運輸發展為產業互動提供硬件保障 自1997年重慶直轄以來，川渝地區已初步建成了鐵路、公路、航空、水運等立體交通網絡體系，為川渝兩地產業互動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設施保障。鐵路方面，川渝之間的鐵路線構成了兩地相互聯系的便捷通道：四川境內主有成渝線，重慶境內北有襄渝鐵路及達萬沿江鐵路，西有遂渝鐵路及成渝鐵路。2007年7月，動車組正式在成渝間運行，將兩地間的車程縮短至三個半小時。公路方面，兩地間有成渝、遂渝、南渝、達渝、鄰墊等高速公路充當聯結川渝的高速通道。從空運來看，四川有雙流國際機場，綿陽、宜賓、瀘州、南充、達州、廣元等城市均有民航機場；重慶有江北國際機場、萬州五橋機場。上述機場共同構成了川渝地區的空中交通網絡。從水運來看，四川省擁有瀘州港，這是由交通部確定的省內唯一的全國內河主要港口；重慶港隨著三峽工程的建成和九龍坡集裝碼頭的改建，航運能力還將大大增強。同時，川渝兩地正聯合加快整治九龍坡――瀘州――宜賓的川江航道，通過改善航運條件，爭取實現夜航。總之交通運輸條件的發展將有利于改善川渝兩地的投資環境，促進兩地間經濟的加速開發和整合，從而推進兩地間產業良性互動。
2.5 產業關聯態勢為產業互動提供現實依據 產業關聯理論是地區間產業互動的重要基礎之一。正是因為在不同地區發展的各個產業之間有這種“廣泛的、復雜的和密切的技術經濟聯系”的存在，兩地才具備了產業互動發展的基礎。為了說明川渝兩地的產業關聯，筆者選取了產業感應度系數和產業影響力系數進行分析。產業感應度系數感應度系數（Ei）反映當國民經濟各部門均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某一部門由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也就是需要該部門為其他部門生產提供的產出量。其公式如下：
Ei= （i=1，2，3，…，n）（3）
式中，b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的第i行之和，b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的行和平均值。
影響力系數（Fj）指一種產業對其他所有產業的總使用強度之和，反映該種產業在產業聯動系統中的總的影響力,即反映國民經濟某一個部門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波及程度。其公式如下：
Fj=（j=1，2，3，…，n）（4）
式中，b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的第j列之和，b為列昂惕夫逆矩陣的列和平均。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均可大于或小于1，大于1則表明感應或影響程度高，反之亦反。我國學者韓斌[10]等人在研究川渝地區產業合作的論文中就測算了川渝地區產業中38個部門之間的影響力系數和感應度系數，然后對該地區個部門的產業關聯強度進行了分類排位。本文選取了該研究結果中具有很強及較強關聯度的10個部門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如表4所示。
由表4分析可見，川渝兩地關聯性強的產業部門大部分是重合的，即上表中的前五個行業，也就是說它們的感應力系數和影響力系數均高于社會平均水平。表中后五位行業是川渝關聯較強的行業，其中四川的化學工業影響力系數低于社會平均水平，重慶的電力、熱力生產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業的影響力水平及建筑業、租賃與服務業的感應度水平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同時通過前文分析發現，同一產業部門分別在川渝發展時，對彼此變化的感應程度和影響力體現出明顯差異性，兩地產業關聯情況體現出較強的互補性，從而有利于兩地相關產業進行互動發展。
2.6 相關政策措施為產業互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撐 2007年4月，川渝兩地政府于在四川成都共同簽署了《關于推進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經濟區的協議》。2007年10月，為進一步加強川渝兩地產業分工與合作，共同打造川渝工業經濟增長極，四川省省經委與重慶市經委成功簽署了《關于推進產業分工合作、打造川渝工業經濟區的備忘錄》。該備忘錄確定了川渝兩地產業合作的重點領域，建立了產業規劃的交流機制和協商機制。2011年5月，國務院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依據《規劃》，成渝經濟區的戰略定位是：建成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全國重要的現代產業基地、深化內陸開放的試驗區、統籌城鄉發展的示范區和長江上游生態安全的保障區?！兑巹潯访鞔_了發展的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到2015年，建成西部地區重要的經濟中心；到2020年，成為我國綜合實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上述政策措施為川渝地區展開產業互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兩地間具體互動政策的制定實施，極大地推動了兩地間產業互動的發展。
3 結論
川渝地區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撐點，作為中國西部及長江上游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兩地在社會、經濟、產業、文化、歷史、資源、交通諸方面，有著十分緊密的相互依存和互補關系。通過本文的實證分析，目前川渝地區已經具備了進一步加強產業互動的現實基礎和條件。加速推進兩地產業互動合作，推進川渝兩地產業協同、聯合發展，不僅對推動川渝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經濟跨越式發展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也必將在全國區域經濟戰略布局和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中起到重要支撐和推動作用。當前在“成渝經濟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背景下，該地區有望成為該區域內新的經濟增長極。基于本文的分析論證，川渝兩地應當充分認識加強產業互動，實現地區共同協調發展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并在此基礎上共同努力，加強統籌協調和合作，積極制定產業互動的政策措施，繼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盡快破除行政區劃帶來的人為設置障礙，建立兩地政府間長期有效的對話協調機制，發揮產業互補優勢，具體制定兩地產業互動合作的領域、對策及模式，大力推動兩地相關產業錯位式互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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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進展概況
成人教育學者們對于學習型社會體系的內容、處于轉型期的繼續教育、因應新技術不斷變革的遠程教育、適應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社區學院特點創新等問題的研究豐富和完善了成人教育理論研究的內容，同時也增強了成人教育理論研究的影響力與生命力。
近年來，全國性的成人教育學術活動頻繁，推動了成人教育學科不斷發展與成熟。圍繞“成人教育學專業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終身學習與人類發展、終身學習與中國夢”、“學習型社會建設與深化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學習型社會(城市、社區)建設與成人教育科學研究的開拓與創新”、“繼續教育的綜合改革一跨界、融合、創新”、“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一新時期我國繼續教育的改革與創新”等主題展開討論。這些學術交流，豐富了成人教育學科的內涵，壯大了成人教育理論研究的隊伍，擴大了成人教育影響力。
此外，成人教育學科理論建設取得豐碩的成果，高質量論文和相關的課題數量不斷增加，研究內容與當前社會發展的熱點也是密切相關。全國教育科學規劃的年度立項課題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立項課題的調查數據顯示，成人教育學科立項課題主要集中在教師繼續教育、弱勢群體技能培訓、學習型城市建設、企業員工繼續教育、社區教育以及高校繼續教育、自學考試、人力資源開發、學習型城市建設等方面。基于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成人教育學刊》數據，主要成人教育期刊2010年至2014年發表的成人教育學科的文章數量近千篇。其中，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成人教育學刊》全文轉載數量643篇，發表在CSSCI刊物及以上級別的成人教育類文章近400余篇，研究的主題涉及成人教育與成人學習、教師繼續教育、開放大學建設、社區教育、現代遠程教育與教學改革、終身教育與終身學習、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比較研究等內容。
二、研究的主要內容及特點
(一)成人教育研究的多維視域
隨著成人教育理論與實踐的不斷開展，對此過程所產生的問題的相關研究與反思也不斷展開，隨著研究視域的不斷擴充，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相關問題進行研究，豐富了成人教育學科的內涵，擴展了成人教育學科的外延，在這種學術爭鳴的氛圍下，成人教育學科的內容得以不斷豐滿，程度不斷加深，其影響力也得以不斷擴展。
1.成人教育學科的進展與反思
20世紀我國成人教育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建、重建、停滯、再建、發展和成型六個階段?；仡?0世紀我國成人教育學學科建設，有學者提出，當前我國成人教育學學科發展亟待解決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即成人教育學科的獨立地位、成人教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成人教育學的國際責任、成人教育學和成人教育實踐的關系、成人教育學學科研究隊伍建設。從批判與重建的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中國成人教育學科研究的關鍵在于著手進行社會組織體系的健全與完善，應把構建現代成人教育作為特定組織目標，使之對中國成人教育學科重建給出富有實際價值的引導。[2]
2.多理論視角探究成人教育學科發展
借鑒、吸收其他學科的理論，不斷豐富成人教育學科的研究內容，已成為成人教育理論研究者的關注點之一。轉變學習理論對建構主義理論、哈貝馬斯的社會學理論和弗萊雷的解放理論等進行消化和吸收，同時又以生活情境下豐富多彩的成人學習現象為現實基礎，形成了較為系統和完善的理論體系，是西方成人教育學界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持續探討成人如何學習的一項重要研究成果。[3]對教師學習的研究應該用哲學的思維態度，即認識批判思考教師質變學習如何可能的問題。有學者通過分析找到教師學習的現實缺失，從而論證教師質變學習的“在場”是由教師學習的作為人的發展價值取向所決定的，以學者想象的“思想實驗”方式進一步論證了教師質變學習的支架與路徑。[4]
(二)終身教育問題的探討不斷深化
1.終身教育政策研究逐步展開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終身教育理念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和機構的推動下，歷經半個世紀的發展，已從理念的倡導逐漸發展成為一項國際性的政策與戰略，一些先進國家已通過政策的制定及立法的手段，實現了終身教育由理論到具體實踐的轉型。但是成人教育政策更多地成為“社會控制的工具”，許多國家缺少對成人教育政策的整體處理方式，因此，制定相關政策特別應注重不同部門的整合性合作，提高資源與政策的運行效率。[8]中國終身教育立法正日益引起社會的關注，總的來看，近年來有關終身教育立法的相關研究大多是基于國際比較的視域而展開，如借鑒國外終身教育法誕生的經驗，分析我國終身教育立法需要夯實的基礎條件，這有助于更有針對性地做好推進工作，使得終身教育立法工作的更具可操作性。9]我國國家層面的立法雖尚未完成，但通過對現有法律政策及其實踐的分析，從而進一步明確未來中國終身教育政策的著力點和基本走向，勾勒出未來中國終身教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如確立終身教育的責任主體、改革主體、服務體系、學習機制等。[10]
2.終身教育體系的研究漸趨推進
“終身教育”是20世紀以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教育思潮之一。有學者借助?？碌摹霸捳Z實踐”的分析框架，運用N-Vivo8.0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終身教育政策文本進行了編碼分析，研究發現，“終身”的哲學根源是回歸人的價值理性、彰顯人、制度和合作的力量，這也正是終身教育今天擁有如此旺盛生命力的原因。[5]確立終身教育體制的基本理念，促進受教者終身學習，不斷提高學習能力和個人的綜合素質，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根本趨勢及其政策的原則和目標。[6]因此，需要從多方面努力推進，如加強終身教育立法，保障教育體系的有效構建;加快開放大學建設，做為鞏固終身教育活動的主要陣地;積極開展社區教育，夯實終身教育體系的重要基礎。[7]
3.終身教育立交橋和學分銀行建設研究成為熱點
《教育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構建靈活開放的終身教育體系，建立繼續教育學分積累與轉換制度，實現不同類型學習成果的互認和銜接。學分銀行旨在為學習者搭建終身學習的“立交橋”，它是以終身教育學分認定、積累和轉換為主要功能的學習成果認證管理中心和轉換服務平臺。近年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員國的終身學習政策與實踐的發展顯示，年輕人和成人在生活經驗中對于知識、技能與競爭力獲取的需求日益增長，對于各種學習成果的認證，應該成為建立終身教育體系和學習型社會的一個重要環節。[11]隨著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理念的日益滲透，許多國家都把建立學分銀行作為將終身教育理念轉變為實踐的一種切實可行的措施進行推廣，我國北京、上海等地也相繼開展了有關學分銀行建設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2]結合國際經驗和我國實際，有學者提出，我國學分銀行應采取建立國家層面的學習成果認證、積累與轉換制度模式，應在大量研究和調查的基礎上，進行整體設計，建立繼續教育協調機構、學習成果框架和標準體系，并通過國際合作和試點，協調、穩步推進學分銀行建設實踐。[13]成人教育學分銀行制度建設的核心在于學分互換，即建立學分轉換對接體系、學分轉換評價體系、學分保障體系。[14]應從頂層設計、法規建設、公益性手段、質量規范等現實問題人手，從而夯實終身學習“立交橋”的基礎。[15]
4.學習型城市建設研究取得突破
知識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全面到來意味著學習型社會建設勢必成為當今社會發展的大勢，而學習型城市建設是實現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步驟與衡量標準。目前，世界上有超過1000多個城市和地區已經把建設學習型、教育型城市作為城市的發展目標，許多城市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政策交流、行動研究、能力建設和相互學習，如2013年全球首屆學習型城市大會在北京召開，討論了學習型城市的主要指標，并通過了《建設學習型城市北京宣言》和《學習型城市的主要特征》兩個文件，明確了學習型城市的基本特征，提出了建設學習型城市的主要戰略。[16]有學者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近的全球學習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初步框架進行了解讀，整個框架從“為什么”、“是什么”和“怎樣做”三個邏輯源點出發，以“學習型城市建設增加的裨益”、“學習型城市建設的主要支柱”和“學習型城市建設的基本條件”為三個一級指標，又分別列出若干個二級和三級指標，形成了學習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以期促進學習型城市的構建與發展。[17]
(三)繼續教育轉型發展研究備受關注
黨的十報告提出“積極發展繼續教育，完善終身教育體系”，表明國家從政策層面對繼續教育的重視，繼續教育作用也更加明顯，繼續教育應順應經濟發展的趨勢，為創新型國家建設、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人才強國戰略服務。
1“繼續教育”概念取代“成人教育”
從歷史沿革看，我國多將繼續教育視為成人教育體系中的一部分，約從2002年開始，國家出臺的文件中常同時出現兩個詞匯，但在2007年之后，國家出臺的文件中多使用“繼續教育”一詞。繼續教育的概念產生于西方的“繼續工程教育”一詞，原意主要是把工程技術人員作為再教育對象，后來理解為完成繼續教育之后針對成人所進行的教育，我國于1979年正式引人該概念以來，不同學者基于不同的立場、價值觀對此概念進行了界定與評價。我國《關于改革和發展成人高等教育的意見》(1987)等文件也表明，繼續教育是指以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和中級以上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為對象的再教育活動，[18]這是“繼續教育”與“成人教育”兩者之間聯系與區別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繼續教育”一詞在理論與實踐中更多地使用，盡管仍有學者對區分兩者上持不同意見，但無論是使用“成人教育”或是“繼續教育”，都改變不了面向成人群體，提供各類學歷或非學歷教育的這種教學活動的根本性質;而且從實際角度看，眾多成人院校更名為繼續教育學院等，也是在實際行動上對國家使用“繼續教育”這一表達的回應與認可。
2.高校繼續教育的定位與轉型研究重點
更新繼續教育觀念，加大投人力度，以加強人力資源能力建設為核心，大力發展非學歷繼續教育，穩步發展學歷繼續教育，這是明確繼續教育的定位與發展方向問題。19]而繼續教育要獲得持續發展，必須打造品牌特色。大學繼續教育是大學品牌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大學功能得以實現的重要途徑，應與大學品牌形成互動關系。[20]從發展現狀看，高校繼續教育還存在不少問題，高校繼續教育應該更新觀念、創新管理運行體制機制、建立教育培訓機構聯盟、構建基于網絡的開放式終身教育平臺、調整培訓項目結構，以適應社會的發展要求。[21]高校繼續教育需實現人員互補、教學相長、資源共享、市場共贏之利，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從組織體系、營銷體系、教學體系以及學生服務體系四個方面進行系統整合。22]在此過程中，高校成人院校需要增強整體自我辦學實力，高質量完成學歷教育、非學歷繼續教育等人才培養目標，全面提升成人教育學院服務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能力建設。[23]高校繼續教育要形成自己的優勢，必須從理論、政策、目標、模式、對策等方面加以創新，制定特色鮮明的發展戰略。
(四)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民融入城市問題研究成為關注焦點
1.關注新市民角色轉換研究
新市民角色轉換是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而產生的。農村土地被征用，農民身份發生轉換，從而由農民轉換成城市的“新市民”，隨著新市民對城市生活的融人，會有一些文化上的沖突，他們綜合素質的提高對城市化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成人教育不僅可以幫助新市民掌握城市生存所需要的技術、技能，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調節好由于身份轉換帶來的焦慮。[24]
2.關注農民工融人城市問題研究
隨著我國城鎮化建設的發展以及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產生了我國獨有的農民工問題。因此，在農民工社會融人問題上，教育都是一個既注重現實需求又關注長遠發展的解決方式。[25]城鎮化或進城務工意味著從農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發展和質變，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實質上就是接受城市生活結構、社會行動影響并自我調整的過程。受收人水平、工作和生活環境、社會融人狀況、自我發展能力、學習能力和文化程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幸福感偏低，有效地促進農民工的社會融人程度，教育培訓是非常重要的方式與手段。成人教育應該通過提升技能水平、促進經濟融人、重視社交平臺，促進社會融人、增進城市認同、促進心理融人等內容，真正消解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隔閡與認知隔閡。[26]
三、未來的發展趨勢
近年來，成人教育研究數量增多，研究選題、內容比較分散，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如成人教育學相關文化研究、企業大學的戰略發展、開放大學的質量研究、繼續教育的勞動力市場研究、進城務工人員的滿意度的相關研究等選題都有所涉及。但是，成人教育研究的質量有待提高，研究的深度還需加強，如何增加、提升、搭建多方面的研究平臺，也是今后成人教育學科亟待解決的問題。構建“處處學習、人人學習”的學習型社會，需要成人教育學，成人教育學科也在不斷參與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全民綜合素質的過程中得以不斷成長與壯大。在此過程中，成人教育學者需不斷關注相關領域的研究，積極總結經驗與教訓，從而更好地服務社會發展、個體提升的需求。
(一)實踐導向的價值取向
從價值取向看，近年來成人教育學科的發展仍然延續了以往的研究特點，即對解決社會實踐問題的追求，無論是城鎮化進程中農民的技能培訓問題、信息化進程中遠程教育與新技術的結合問題、成人教育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抑或是成人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研究與實踐問題，都是立足于解決成人教育教學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或就對成人培訓工作中所取得的經驗、教訓展開反思，這一方面是由成人教育學科特點所致，即實踐指導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成人教育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一取向將是該學科發展的主流，當然，有關元成人教育學的相關研究并未停止，對基本理論的思考仍在持續著，這是該學科存在與發展的重要前提與基本保障。
(二)開放學習，總結反思性研究
隨著終身教育、終身學習思潮全球化蔓延的態勢，在基于合作、交流、達成共識前提下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接納、學習國外先進的經驗，并展開反思也必然是今后本學科發展的重要內容。應結合國際成人教育會議提出的思想理念、行動框架與愿景，思考我國成人教育改革和發展。[27]目前，全球成人教育實踐呈現多元化發展特征，需要成人教育政策必須是動態化的延續發展，因此，全球成人教育政策的實踐走向，拓展了我國成人教育政策實踐的空間。[28]今后有關國外成人教育的成果，包括政策類、課程類、信息類的題材將會受到更多研究者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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