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哲學論文8篇

時間:2023-03-07 15: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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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哲學論文

篇1

論文摘要:卡爾·貝克爾,20世紀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新史學的代喪人。((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天是貝克爾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光輝已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時期的自然法精神提供一個清晰的認識論基礎。

卡爾·貝克爾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代表人。新史學派以相對論為其歷史研究和分析史實的基礎,與傳統編年史學派分析歷史的視角和方法上存在極大的分野。這種區別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歷史科學采取一種懷疑、否定的態度,并把歷史說成是一種可以隨研究者的主觀喜好而任意加以伸張的東西。《啟蒙時期哲學家的天城》是貝克爾的歸納、演繹其新史觀的一部巨著,也是研究啟蒙運動思想史的經典之作。文中,貝克爾I以幽默、嘲刺的筆調指出那些在啟蒙時期唯“理性馬首是瞻的哲學家們往往是最不理性的,而他們以現代語詞和思路建造的理性大廈與奧古斯丁的神學天城實有異曲同工之妙。或許是“只緣生在此山中”的緣故,與啟蒙同呼吸、共命運的人們難免要被啟蒙的榮光所折射,在其澎湃的音浪中消聲。對生于1873年的貝克爾而言,啟蒙的輝光己在歷經一個世紀的淘洗后漸次淡去而不至完全磨滅其時歐美的反啟蒙思潮也在抬頭,以追問人之意義自命的學者們開始把“啟蒙”這一型構歐洲近代歷史的輿論氣候納入解構、批判的對象。可以想見的是,與啟蒙的這段曖昧的距離決定了貝克爾可以一個超然的角度來揣想啟蒙之功過,從而為我們領會啟蒙精神提供一個清明的認識論基礎。

一、啟蒙時期“輿論氣候”之內涵闡釋

(一)“輿論氣候”的概念提出

作為西方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啟蒙時期向為論者津津樂道。其中,尤以意識形態的研究為濫觴而以意識形態之名發動的法國大革命則將這場爭論擴散至全世界。如何看待意識形態在社會變遷中的角色定位,如何評價社會輿論與社會革命的互動關系,貝克爾揚棄傳統史學按圖索驥的研究方法,獨辟蹊徑地找到了一個以社會輿論為切入,深入觀察啟蒙思想內在性格的視角——輿論氣候。何謂“輿論氣候”,貝克爾沒有從學術上進行界定。相反,他借敘述自己和朋友經常面臨的觀念沖突的例子向我們表明:“輿論氣候”是文思表達的邏輯起點,它表征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學術團體在此一歷史語境和社會人文環境下形成的對周遭人事之共識。在“輿論氣候”的鼓噪之下,人類思想在社會各個階段的發展和變遷不僅為個別歷史事件和杰出人物提供一方言說的舞臺,也為那些在社會背景下所思所想的人們挺立起一片集體智慧的高地。

(二)啟蒙時期‘噢論氣候”的內容分析

既然“輿論氣候”是每一時期主流思想提出和發展的前提,那么搞清楚啟蒙時期的“輿論氣候”究竟為何,對理解啟蒙時期政治思想的變遷而言,無疑是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的。對啟蒙思想稍作提煉,可以發現,對啟蒙時期的學者們而言,“理性”是一個被無限放大的關鍵詞。而在這個關鍵詞的背后則是啟蒙時期的學者們對研究方法的默契取舍。這份默契,用貝克爾的話說,就是“中世紀的神學、哲學和演繹邏輯已經從它們的高品味之上跌落下來,取而代之的是歷史學、科學和計量的技術。”其中,啟發啟蒙思想最為顯著的又推歷史學和科學。

1.啟蒙時期歷史學的起步

自1949年法國開始入侵意大利,一些法國學者便開始陸陸續續地投身到羅馬史的研究和注疏當中。發端于法國的啟蒙運動就是此次“發現意大利運動的直接結果在對意大利歷史的梳理和對法國本土傳統的回顧中,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們比任何時期的學者更樂于舉目回望人類有記錄以來的歷史。而伴隨人類日益增長的返古思潮的則是傳統神學苦心建構的信仰大廈的式微。歷史觀念的逐漸形成意味著人們正在嘗試把人類社會看成是某種正在形成中的東西。以古為鏡的人們相信,借助歷史的推演,不僅可以還原出社會傳遞的脈絡,更可以從中摸索出認識世界發展的規律。

2.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

另一方面,近代人在逐漸培養起一種歷史觀念的同時也在積極開拓科學的面向。“正如歷史學已經逐步取代了神學,同樣地,科學也取代了哲學。”在《文明史綱》中,布羅代爾將歐洲思想史簡要劃分為三個時期,亞里士多德體系,牛頓——笛卡爾體系和愛因斯坦體系。其中亞里士多德體系是前啟蒙時代的思想體系,由一個阿拉伯人在十三世紀時引入歐洲,統治了歐洲思想界長達500年之久。隨著亞里士多德體系的重現和注疏的開展,形式邏輯成了歐洲各國大學的主要學科的榜首。以形式邏輯為原點,還發展出了數學邏輯和概率邏輯等等。在亞里士多德的熏陶下,前啟蒙時期的思想領域蔚然一片邏輯的天下。

然而這份古老的遺產卻在啟蒙科學家的驚人發現之下面臨嚴峻的挑戰。在近代科學的討伐之下,人們傾向于將邏輯看成是玩弄一種玄而又玄的游戲,是一種無聊的消遣,邏輯逐漸喪失了自己的領地。近代科學的特征不勝枚舉如果要在其中檢索出一條最為關鍵的特征,莫過于其方法論的簡單明了。以天文學的發展為例,伽利略的觀星學向我們啟示了一個最簡單易行的方法論,即只要緊緊盯住望遠鏡的那頭可觀察到的事物(天體)的自然運行即可。科學家們不無樂觀地相信,在這不涉利害的靜觀中,自然運作的奧秘正在從一片神學的虛象中浮現出來。

二、“輿論氣候”影響下的啟蒙思想

歷史學和科學在啟蒙時期日新月異的發展態勢旋即就在啟蒙時期刮起了一陣輿論颶風。這陣颶風所到之處既有風卷殘云之力也飽含摧枯拉朽之勢阿奎那苦心構建的神學大廈在歷史學和科學的討伐之下越顯衰微,傳統的封建君主制則在人們日益覺醒起來的主體意識前岌岌可危。空虛的哲學亟需新的內容填空,漫漶的社會風氣亦求助振作的呼號重整。在此背景之下,科學、歷史學與哲學三者間發生了一場奇妙的化學反應,這場反應的結果直接導致了傳統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破土重生。如何評價古典自然法學者在啟蒙背景下的心理自覺,如何看待古典自然法學在啟蒙時期的戰略重整,《天城》的弟二章,貝克爾以心理學和社會學為視角,展開他對啟蒙時期自然法思想變遷的原因探索。

(一)啟蒙思想形成的心理基礎

對于研究自然法思想在啟蒙時期的變遷而言,有一點是無法回避的,那就是肩蒙思想家們經由輿論濡染而敘思行文的心理前提盡管主流啟蒙學者的研究領域各不相同,價值立場也不盡然一致,但他們進入自然法淪域的禮會身份卻可以給我們一些或多或少的啟示。對肩蒙時期一些主流學者的身份進行一番統計之后,貝克爾發現:“這些哲學家們并不是哲學家,他們并不是哲學教授……絕大部分的哲學家都足文人,他們寫書意不止供人閱讀,而是設法傳播新觀念,或者是對舊觀念投射出新的視線。”半道出家的身份為啟蒙學者贏得一片叫好,讀者們或將這些學者當成是新觀念的無私傳播者,或贊嘆其無所為而為的高尚情操。然而,在這些看似清明無為的偶發小感的背后,實則隱藏哲學家們那一股“擺正一切事物的人道主義的沖動”。以休謨為例(世人皆知休謨性格冷淡低調),啟蒙學者一方面以冷靜自持、超然物外白詡,另一方面,卻又在為擺正人間萬事萬物而殫精竭慮。

(二)啟蒙思想形成的社會基礎

篇2

題目:語境下自覺消解類人學本質的第一人??論施蒂納及其重要價值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版》

篇3

題目:語境下自覺消解類人學本質的第一人――論施蒂納及其重要價值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 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環境。

(2) 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 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 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 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 施蒂納與尼采

3. 施蒂納與阿多諾

4. 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譚培文《唯物主義如何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哲學基礎的歷史唯物主義》,《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版》

篇4

在啟蒙運動中影響最大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人。他們對現代中國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們也以各種方式關注過古代中國。其中,對中國關注度最大的也許是伏爾泰。

在啟蒙思想家的積極倡導下,歐洲掀起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化熱。伏爾泰就對孔子和儒家學說推崇備至,他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視為每個人都應遵守的座右銘。受到伏爾泰的影響,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中也出現了這一格言。伏爾泰以元代雜劇《趙氏孤兒》故事為藍本,創作了《中國孤兒》的故事。1755年8月20日,《中國孤兒》在巴黎近郊的楓丹白露宮上演,獲得廣泛好評。《中國孤兒》的巨大成功使伏爾泰格外興奮,不僅因為這讓他贏得了新的榮譽,鞏固了已有名聲,更主要的是因為這出悲劇對伏爾泰來說,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它表達的是伏爾泰對他心目中的理想文明,即他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文明的想象。在伏爾泰看來,對《中國孤兒》的肯定,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肯定,還是對他心愛的中華文明的肯定,進而是對他的啟蒙理想的認同。

伏爾泰并未到過中國。他對中國的了解來自傳教士。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到歐洲,法國作為文化中心,自然受益良多。168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向中國派遣了六名傳教士,其中有李明(原名 Louis Le Comte)。李明在1688年到達中國,三年后離開中國返回法國,于1696年發表《中國近事報告》。這份報告對伏爾泰有深刻的影響。伏爾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時代》《風俗論》《哲學辭典》《哲學通訊》及大量的信札和文學著作中多處提到中國。據統計,他論及中國的著作將近80種、信件200余封。從伏爾泰這個角度看,古代中國的思想對歐洲啟蒙運動產生過一定影響,這么說也許并不夸張。

盧梭對現代中國的影響則要比其他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大得多。他是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杰出的民主政論家和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開創者、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新愛洛漪絲》《植物學通信》等。

1878年,出使英法兩國的清廷特使郭嵩燾于四月初三在巴黎寫下的日記中稱盧梭為“樂蘇”。這是現存最早提及盧梭的中文文獻。《社會契約論》在明治時期被日本人中江兆民翻譯成日文《民約譯解》。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子讀到此書后深感震撼。1898年,上海同文書局出版了以中江兆民日譯本為底本的《社會契約論》第一個中譯本,名為《民約通義》。此書的出版宣告了盧梭學說在晚清傳播過程中譯本時期的開始,對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產生過巨大影響。1902年,文明書局、開明書局和作新社聯合出版發行由留學日本的楊廷棟從日文文本翻譯的《路索民約論》。

從1898至1911年,四部盧梭著作的漢譯本出版,除《社會契約論》有單行本外,《愛彌兒》《懺悔錄》和《論科學與藝術》均發表在雜志上。四部著作都是節譯本,但《社會契約論》翻譯的部分最多,已接近足本,民約論因而在晚清知識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黃興1899年在兩湖書院讀書時購到《民約通義》,“革命思想遂萌芽腦蒂中矣”。此一時期關于盧梭的專論也出現了。梁啟超編譯的《盧梭學案》刊載在1901年的《清議報》上。1904年的《教育世界》雜志又刊出了王國維的《法國教育大家盧梭傳》,而劉師培用民約論詮釋傳統典籍的《中國民約精義》也在這一年問世。

由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在近代以來的中國影響巨大,該書的中文譯本之多,在西方社會科學著作中是罕見的。1918年馬君武根據法文原著與H. J. Tozer的英譯本翻譯的《足本盧騷民約論》(中華書局),1935年徐百齊、邱瑾璋譯述的《社約論》(編入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第二集),1944年衛惠林的《民約論》譯本(重慶作家書屋出版)。1949年后,何兆武將此書重新翻譯,1958年以《民約論》為書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963年更名為《社會契約論》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79年又對譯本作了修訂。

盧梭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方面。盧梭是頗有貢獻的音樂教育家,寫過100多首歌曲,而獨幕歌劇《鄉村的算命師》演出達400多場。他有音樂作品經貝多芬改編而得到更為廣泛的傳唱。鑒于“全民音樂”的重要,經過精心研究,他提出一個阿拉伯數字記譜法,并于1742年在法國科學院發表簡譜論文,但他的“業余身份”遭到音樂學院教授們的諷刺。很久以來,中國頗為盛行簡譜,這是經過德國學者最終改進定型的音樂記譜法,于1904年經當時在日本留學的李叔同介紹傳入中國。之后,中國推行現代教育,簡譜遂得以普及,并流行至今。現在依然在鄉村戲臺上咿咿呀呀唱響的地方戲,所有的記譜,早就不使用工字譜,而代之以來自外國的簡譜。有多少人,能想到地地道道的中國地方戲的音樂與法國人盧梭多少有些關系?

另外一位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國啟蒙思想家是狄德羅。1745年,法國出版商邀請34 歲的狄德羅和哲學家達朗貝將英國百科全書譯成法文。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卻發現英國的這套百科全書內容支離破碎,觀點陳舊,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宗教思想,于是,狄德羅提出由他組織人,編寫一套更好的百科全書。出版商接受了這個建議。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25年。該書出版后,獲得社會廣泛好評,對世界包括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上世紀,《大英百科全書》等各種國外的百科全書被翻譯成中文,受到中國讀者的歡迎。中國也編輯出版了大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是世界上規模較大的幾部百科全書之一。

篇5

研究目的及意義:施蒂納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重要人物和邏輯終結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費爾巴哈甚至是啟蒙思想以來的古典人本主義邏輯,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現代性的語境中第一個自覺地消解形而上學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響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在傳統的思想史教學中,施蒂納被貶為一個小丑式的淺薄理論家,雖然國內目前有個別學者深刻地認識到了施蒂納的重要意義并作了簡要的分析,但這種不受理論界重視的情況仍未完全改變。我的研究試圖對施蒂納的代表作的理論特色及其思想對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當時各種哲學的巨大影響進行闡述分析以及對其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當代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進行淺要發掘。

研究計劃:立足現有資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納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內容與理論邏輯,同時參照早年和現有學者對施蒂納的研究成果(如張一兵《回到馬克思》中對施蒂納的研究),然后進一步尋找分析施蒂納反對形而上類本質思想的當世影響,以及他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及后現代思想的理論相似性。

章節目錄

一.施蒂納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紹

(1)施蒂納其人及其所處的歷史環境。

(2)施蒂納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施蒂納的理論觀點及對其分析。

二.論施蒂納的當世影響與沖擊

(1)施蒂納思想對當時各種哲學(重點是費爾巴哈哲學)的批判。

(2)施蒂納對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響。

三.施蒂納思想的后世意義:分析施蒂納的思想與克爾凱郭爾、尼采、阿多諾甚至后現代思想的相似性。

1.施蒂納與克爾凱郭爾

2.施蒂納與尼采

3.施蒂納與阿多諾

4.施蒂納與后現代思想

四.結論

主要參考文獻:

施蒂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務館89年版

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孫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張鳳陽《現代性的譜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代轉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張一兵《無調式的辯證想象》,三聯書店2001年版。

羅素《西方哲學史》商務館1982年版

尼采《論道德的譜系》商務館1992年版

尼采《權力意志》商務館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黃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學史》商務館2000年版

趙敦華《西方現代哲學新編》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劉放桐《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6

論文摘要: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是在對基督教神學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的基礎上來闡發自己的宗教思想的。雖然他們沒有對教會構成有力的威脅,但他們的活動使人們的思想從教會的束縛中得到了稍許的解放,導致了人們情感和想象力的自由放縱,從而為17世紀國家主義和 科學 主義的興起及18世紀理性主義的全面勝利鋪墊了道路,并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 發展 繁榮拉開了序幕。

    文藝復興時期是歐洲社會從中世紀向近代過渡的初始階段,人文主義者在這一時期對宗教既愛且恨,表現出理性與信仰相交織的矛盾思想。一方面,他們猛烈抨擊教會,無情嘲諷僧侶,反對禁錮人性的基督教教義,要求以人本替代神本,提倡理性與信仰相分離,表現出對傳統基督教的偏離與叛離傾向;另一方面,他們卻始終堅信“上帝至上”的思想,并懷著深厚的宗教情結,與教會進行了廣泛的合作,表現出對基督教信仰的虔誠與執著。這正如詹姆士·斯魯威爾所說:“雖然許多 歷史 學家,特別是19世紀的歷史學家都試圖把文藝復興和意大利的人文主義與各種各樣的非宗教形式聯系起來,但并不是說,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非宗教的。人文主義者們“既非不信教者,也非無神論者”

    人文主義者的這些宗教思想,一方面是對基督教神學進行批判繼承的產物,另一方面又為17世紀國家主義和科學主義的興起及18世紀理性主義的全面勝利鋪墊了道路,并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發展繁榮拉開了序幕,這構成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承上啟下的中間環節。

一對神學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

    人文主義者的宗教思想是建立在對傳統基督教進行猛烈批判的基礎之上的,在宗教批判活動中,他們充分利用了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思想資源,如他們吸取了古典文化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文”觀念及科學求知精神,來批判中世紀的封建等級特權制度與教會的蒙昧主義、禁欲說教,鼓勵人的自由與尊嚴,具有“復古求解放”的特征。然而他們對他們批判所指的基督教神學,也沒有徹底拋棄,而是對基督教的神學傳統文化給予了較多的批判繼承。

    (一)借助上帝的權威,來闡明人本思想

    人文主義者在闡發人本思想時借助了上帝這個法力無邊,統馭一切的最高神圣權威,來煩揚人的理性尊嚴及自由意志,在上帝的神圣光環的庇護下進行一系列的人文主義活動。然而,他們所借助的“上帝”,已經不再是傳統“神本”觀中的那個對人的墮落和貪欲感到憤怒并施加懲罰的最高神冥,也不完全是那個要人在塵界順從其訓誨,等待其拯救的救世主,而是為人造就了世界并賦予人自由意志,讓人選擇生活方向,追求現世幸福的最高神圣權威。在這個無私而慈悲的上帝的恩賜與庇護下,人無需在“原罪”的陰影中恐懼而消極地等待“末日”的到來,而是要靠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去追求人生的世俗幸福,滿足自己的世俗欲望。可見人文主義者繼承基督教神學中的上帝,實際上是借助上帝的形式,來達到頌人的目標。

    (二)繼承傳統經院 哲學 中的理性思想,實現理性與信仰相分離的目標

    人文主義者在批判傳統基督教時,吸取了經院哲學中的理性思想,來對抗基督教的蒙昧主義。實際上,在文藝復興以前,理性與信仰的分離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在歐洲中世紀,作為官方哲學的經院哲學中,保留著理性思想。隨著經院哲學不斷發展,理性也在發展。經院哲學早期代表人物安瑟倫鼓吹信仰必然先于理性,強調用理性去維護信仰,思想雖然保守,但提高了理性的權能和地位。十二世紀最偉大的唯名論者阿拉伯爾提出了理性而后信仰,主張懷疑論.認為“懷疑是研究之路,……由于懷疑,我們就驗證,由于驗證,我們就獲得真理。這對于人們大膽運用理智,使人們的思想從盲目信仰中解放出來起了積極作用。13.14世紀,鄧司·司各脫主張“雙重真理論”,認為上帝的真理只有通過信仰來領悟,而上帝真理之外的真理要由理性來認識,從而為文藝復興信仰和理性分離鋪平了道路。但是,無論經院哲學中蘊含的理性思想怎樣發展,在文藝復興以前,它始終沒有跳出神學信仰的圖圈而獨立出來,在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蒙蔽下,“人類意識的兩方面,一內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于睡眠或半醒狀態。”閉人文主義者接受了其中的理性思想,來發展自己的理論,為實現理性與信仰的分離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由于立足于神學傳統,并且在濃厚的神學氛圍中,人文主義者的思維方式、語言習慣和創作素材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神學傳統的烙印。然而,人文學者已開始以一種新的視野來觀照和選擇神學傳統文化。他們力圖吸收基督教的原始平等觀念,來批判教、俗貴族的荒與墮落,闡發傳統的王權神授理論,來否定教權高于王權的主張;通過對基督教原典《圣經》的翻譯、考證,來動搖羅馬教廷的中世紀拉丁語《圣經》的神圣地位,以最終動搖封建神權的理論基石。由此,表現出人文主義者的宗教思想中對基督教神學傳統觀念的批判繼承。正是這樣的批判繼承,人文主義者的宗教思想既包含了傳統神學的內容特征,他們沒有放棄傳統的宗教虔誠,仍眷念著舊的神學諦理與道德,與神學傳統文化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而表現出他們新舊交織的矛盾心理;又在發展趨向有一些突破,展現出新的內涵與風貌,成為近代早期反封建、反神權的思想文化啟蒙運動,為以后歷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對未來歷史發展的啟示

    人文主義者對傳統基督教的批判雖然沒有對基督教構成有力的威脅,但他們的批判以及對理性宗教的向往卻能使人們的思想從教會的束縛中得到了稍許的解放,并且它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導致人們感情和想象力的自由放縱,而這為以后人們更好地反對傳統基督教,剖析宗教實質,以及為17世紀中葉以后國家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興起,并對羅馬教會發起的有力挑戰,不能不說是起到了某種鋪墊作用。18世紀的理性主義者接過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手中的思想旗幟,一改人文主義者溫良恭謹的態度,把人文主義者對感性的呼吁變成銳利的理性武器,從各方面來徹底批判基督教信仰。

    首先,人文主義者的“靈魂不死”和“意志自由”的理論為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思想家關于這一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石。

    “靈魂不死”和“意志自由”論曾經是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最主要的批判內容,他們批判此目的在于解放人性,抬高人的地位,因此只看到表面現象,并未深人本質,但畢竟為后來者提供了一些理論基礎。18世紀的理性主義思想家認為人類靈魂是可朽的,個人靈魂也同樣有滅。但拉美特利、狄德羅、愛爾維修的這些思想是在繼承和發展人文主義哲學家布魯諾的觀點的基礎上形成的。霍爾巴赫對“靈魂不死”的駁斥更為徹底,主張靈魂就是物質的東西。他說:“靈魂根本不應當與身體分開,它就是身體本身,只不過我們從身體活著的時侯所具有的某些作用、某些存在方式和活動方式去看,才把它稱為靈魂。”因此霍氏認為靈魂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而是人體的作用和機能的表現,是人的一些精神活動如記憶、想象、判斷、思維等。霍氏的這種思想與人文主義哲學家特勒肖有某些偶合之處,只是特勒肖的表述沒有霍爾巴赫這么深刻、明確。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霍氏的思想是對特勒肖思想的一種繼承與發展。

   其次,在宗教與道德、宗教與政權的關系問題上,人文主義者進行的一些論述為啟蒙運動更為徹底地來反對傳統基督教鋪平了道路。

    在中世紀時期,道德理論浸滲在宗教的氣氛中,同宗教教義融合在一起,成為維護封建制度的一種意識形態,教義成了封建道德的基礎,神意成為道德的準則。人文主義者布魯諾指出封建統治階級的這一行為,其目的是要使人民群眾從內心信仰和道德習慣上遵守封建統治者所制定的規范,為其統治服務。愛爾維修與布氏思想一脈相承,認為宗教與道德并沒有必然聯系,宗教存在于彼岸的、虛無縹緲的想象世界,而道德扎根于此岸的現實的生活世界。宗教是有關信仰的問題,道德是有關行為模式的問題,彼此毫無聯系。并指出使人有道德的,不是封建倫理,不是神意,而是理性的 教育 ,高尚的習慣,賢明的體系,公平的 法律 等等,因此說,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 發展 ,來肯定理性。

    政教合一是人文主義者批判的另一焦點,并提出政教分離的思想。而啟蒙思想家認識到二者之間雖然存在著矛盾,有時甚至發展為激烈的斗爭,但從一般情況來看,它們是相輔相成的,它們的根本利益一致。為此,他們指出,廣大民眾要成為自由的人,就要具備一定的理性知識,以此來反對宗教迷信,進而摧毀封建專制,這些思想在人文主義者布魯諾、馬基雅維里的學說中都有所表現。可見,啟蒙思想家的這一思想是在繼承人文學者學說的基礎上的更高發展。

    再次,人文主義者對《圣經》進行的嚴格的考證與評注,對基督教神學思想體系提出的某些重大的懷疑,并在此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懷疑主義和批判主義的學術精神,以及積累起來的一套新的知識結構與方法體系,對當時新教宗教改革家們有著重大的啟發作用,為反教廷的宗教改革思潮的勃發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動力。

    最后,人文主義者最早對傳統基督教的沖擊構成了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的精神啟蒙。他們提倡知識,對知識應用性的強調刺激了 科學 和 藝術 的發展,他們提出的政教分離以及宗教寬容思想,雖然在當時顯得多么蒼白無力,但是以后國家主義的興起,以及在宗教寬容精神之基礎上產生的科學主義精神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無不是對人文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教分離與宗教寬容理論的回音。

    到17世紀以后,在歐洲的 政治 生活中,宗教氣氛越來越淡薄,而且通過三十年的宗教戰爭,“從深信無論新教徒或舊教徒,哪一方也不能獲全勝;義這個中世紀的愿望必然放棄,這于是擴大了甚至在種種根本問題上人的獨立思考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人文主義者提倡的宗教寬容回蕩在人的耳際,在歐洲大部分國家里開始真正出現了宗教寬容的精神。信仰上的自由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學術的復興,宗教寬容成為西方近代科學和 哲學 生長的溫床。在宗教寬容氣氛的溫床上,滋生著各種對基督教叛逆的新精神力量,而在這些正在生長的精神力量中有一種就是科學理性,最終取代基督教信仰的權威地位,成為人類社會生活中新的精神支柱和崇拜形式。

篇7

論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國、美國和中國技術哲學的歷史發展,揭示了當代技術哲學研究的自覺意識,并進而提出,現階段技術哲學研究的關鍵任務有兩項: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一、技術哲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技術哲學”研究起源于德國。1877年,德國哲學家卡普(E.Kapp)發表《技術哲學綱要》一書,這是德國系統地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開端。在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爾(F.Dessauer)分別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術哲學》專著。從20世紀20年代到60年代,哲學家胡塞爾(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爾(M.Heidegger)從現象學和存在論角度對技術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國的技術哲學研究又經歷了持續的、系統的增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國工程師協會人文與技術委員會的研究。該委員會成立于1956年,會員中有德國當代最杰出的技術哲學家胡寧(A.Huning)、倫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羅波爾(G.Ropoh1)、薩克塞(H.Sachsse)、塔克爾(K.Tuche1)、茲默理(w.C.Zimmerli)。迄今,該委員會的技術哲學家們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倫克的《技術時代的哲學》(1971)、《論技術的社會哲學》(1982);羅波爾_的《系統技術:基礎和應用》(1975)、《有缺點的技術》(1985)、《技術啟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術哲學》(1978)、《現代世界的動力學》(1994);胡寧的《工程師的創造力》(1974);薩克塞的《技術人類學》(1978)等等。

從整體上看,經過百余年發展的德國技術哲學,雖在學術界逐漸獲得了承認,但仍屬于哲學的邊緣領域。德國技術哲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其一,該領域的智力結構是多種多樣的,而不是單一的和標準化的。大致有經驗主義、存在主義、實用主義、人類學等不同的研究視角。其二,與技術社會學、技術經濟學和技術政治學等相關的研究聯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術的倫理、生態和資源問題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有突出的現實主義轉向。技術哲學研究由過去的玄思轉向現在的實踐導向。

就世界范圍看,德國技術哲學首先在法國、荷蘭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和日本有所呼應。20世紀60—70年代始在美國興起。1975—1977年,美國哲學與技術學會(sf,r)成立。1978年開始出版技術哲學年鑒,1981年開始了每兩年舉辦一次的SPT國際研討會,1995年創辦學會期刊(Techne)。近30年,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發展迅速,出現了一批知名的技術哲學家及其優秀的學術專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術的思考:工程和哲學之間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術與生活世界》(1990);費雷(F.Ferre)的《存在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形而上學》(1996)和《認識與價值:面向建設性后現代認識論》(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術與當代生活特征》(1984)、《堅持實在》(1999);溫納(L.Winner)的《自治的技術》(1977);費恩伯格(A.Feen—berg)的《追問技術》(1999)和《改造技術》(2002);杜爾賓(P.Durbin)的《科學、技術和醫學中的社會責任》(1992)等。

從整體上看,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特點是:其一,美國技術哲學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說是突飛猛進的發展。近30年中,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發展,與相關的科學哲學和技術社會學研究的發展相比,毫不遜色。l2J這一點主要表現為高水平文獻的增長,而研究隊伍并沒有擴大。SPT的規模始終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員不足300人。其二,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內部有杜威主義者、埃呂爾主義者、者和海德格爾主義者。其三,美國技術哲學研究中技術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學領域中,技術哲學仍處于邊緣。由于許多SPT成員對技術持批判態度,SPT前會長皮特(J.Pit)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負荷著意識形態框架,其核心是敵視技術。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對待技術的所有方面,皮特認為,美國技術哲學研究,特別是SPT的研究,存在著“智力誠信危機”的問題。

我國技術哲學研究起步于20世紀80年代初,經過20多年的發展,目前在學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技術哲學委員會,已有幾個以技術哲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和碩士點。從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陳昌曙先生出版《技術哲學引論》,這是我國第一部標有“技術哲學”書名的學術著作。從總的看,我國技術哲學研究還少有人系統地進行,在哲學大家族中也處于邊緣地位。

二、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綜上所述,技術哲學研究雖然經歷了30年左右的系統努力,但仍處于無統一范式、無哲學地位的困境中。與此同時,人類社會更急劇地步入技術社會,而技術,特別是當代高技術,更尖銳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學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如何認識和進行技術哲學研究,便成為當代技術哲學家們思考的主題,從而產生了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的性質。技術哲學是否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研究者們曾進行過爭論。拉普認為,技術哲學既不是工程科學的元理論;也不是社會學或歷史學等獨立學科的一部分;更不能歸結為某一個哲學分支。它與認識論、社會哲學、哲學人類學、歷史哲學和形而上學有密切的聯系,但并不從屬于它們。鑒于技術的認識論、倫理學、文化、社會和形而上學問題之間的聯系如此密切,拉普認為有必要發展一個新的哲學分支——技術哲學統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這個觀點基本上得到了學界的認同:技術哲學是一個新的獨立的哲學分支。作為一個獨立的哲學分支,米切姆指出,技術哲學就是關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學反思。

陳昌曙認為,技術哲學大致上可視為自然改造論,主要是對改變自然的窮根究底的反思。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內容。通常認為,技術哲學要研究技術本體論、技術認識論、技術價值論、技術社會批判論等等問題。而其中哪一類問題是當今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哲學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國,張華夏和張志林等先生認為,技術的認識論和邏輯結構問題是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他們呼吁“技術哲學要轉向技術知識論和技術邏輯的研究”。陳昌曙和遠德玉先生則認為,技術與科學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鮮明、更強烈的價值性,鑒于此,應當把技術的價值論作為技術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在美國,許多學者主張技術哲學主要是對技術進行倫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堅持認為,“技術哲學的首要問題是認識論”。他說只有從認識論問題著手研究,技術哲學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學討論之中。應該強調,在討論技術認識論和技術價值論研究孰重孰輕時,不要忽視了兩者的密切關系,特別不要把兩者對立起來,兩者都是構成一個完整的技術哲學所不可或缺的。或許,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術哲學應研究的特定問題更有實際意義。拉普認為,今日技術哲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研究技術變革的動力學,關鍵是要明確在“技術決定論”中人們可能的作為。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方法。由于沒有特定的強大的歷史傳統,技術哲學研究缺少公認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手段。從實際來看,米切姆辨別了兩種不同的研究方法或傳統,一種是由工程師和技術專家自己創立的工程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技術的內在結構;另一種是人文學者創立的人文技術哲學,這種哲學著重研究和闡釋技術的意義,對技術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后果進行反思。工程技術哲學傾向于分析的和贊成技術的,而人文技術哲學則更傾向于解釋的和批判技術的。從理論上說,技術現象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僅局限于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或僅局限于從思辨的、“純形而上學的”角度研究技術都是不夠的,而應當從多個角度進行綜合性研究。如倫克和羅波爾所說:“跨越陳舊的系科和學術邊界,尤其是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邊界,進行富有成效的和現實主義的合作,在今天技術哲學研究中比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在技術哲學研究中,處理好理論思辨和經驗研究的關系極為重要,“唯理論”或“經驗論”的方法都不可取。針對“唯理論”,拉普指出:“不能無視具體的經驗證據,只根據對技術的邏輯的、不變的本質的思考,演繹出技術的現實特點。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學分析和思考必須以有條件的事實為依據。從這一點出發,才能進行概括。”而針對“經驗論”,拉普則指出:“技術哲學解釋必須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學傳統之中。形象地說,哲學傳統是任何哲學解釋得以生長的土壤,不利用這個基礎,為技術哲學研究重新發明‘輪子’是愚蠢的。”應該說,拉普的這個意見是非常中肯的。

關于技術哲學的研究方法,費雷基于幾十年的教學、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個信條:其一,技術哲學應聯合西方主流的哲學傳統思考技術;其二,應用認識論、形而上學、倫理學、美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哲學等學科的范疇,能夠闡明技術現象;其三,技術哲學在理解何為合法的哲學方法時應該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種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術哲學研究方法對認識技術和制定有關的社會政策是有益的。

關于技術哲學研究的未來走向。從技術的文化環境看,隨著冷戰的結束,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的文化環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如果說過去人們蜷縮在防空洞中,那么現在人們暢游在網絡中。伊德認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應對這種文化環境的變化,反思當代技術世界的新問題,而不能僅是繼續研究與埃呂爾、海德格爾和馬爾庫塞相同的主題。從技術自身看,隨著全球電子媒介基礎設施及其文化的發展,米切姆認為,現代技術(與背景分離化)正在被一種新的“元技術”(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術正以虛擬的形式重新使分離的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米切姆指出,“過去二十年,技術哲學努力思考我們做的技術,下一個二十年必須努力思考我們作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術。”從認識與實踐的關系角度,杜爾賓則呼喚行動主義。杜爾賓說,雖然需要理論的進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決技術社會的現實問題上取得進步;雖然理解技術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圍繞它們的有關的社會問題做些什么。為此,他呼吁學院的技術哲學家們走進行動主義的領域,加入到解決實際問題韻行列中來。從根本精神看,無論技術哲學研究將怎樣發展,陳昌曙先生提出,技術哲學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學科特色、基礎研究和應用。他講,技術哲學研究“沒有特色(學科特色)就沒有地位,沒有基礎(基礎研究)就沒有水平,沒有應用(現實價值)就沒有前途。”

三、技術哲學研究之關鍵:技術創新研究與技術啟蒙

基于上述的技術哲學研究的“自我意識”的考察,本文以為,技術哲學研究在走向繁榮之途中至少有兩項的關鍵任務:其一,面向技術,進行技術創新研究;其二,面向社會,進行技術啟蒙。

進行技術創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點:其一,從歷史實踐來看,技術創新始終是人類社會的軸心,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社會軸心,才能向社會“敞開”,與社會現實相切近。在古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隱含著的,這可以從史前各種傳說中窺其蹤跡,如《易·系辭》講中國先王伏羲作八卦、網罟,神農作耜耒,黃帝堯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現代,這個社會軸心是顯在的。種種事實顯示,技術創新是現代企業和社會的活力之源,是經濟發展、生產率增長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驅動力。可以說,技術創新正作為第一生產力、第一競爭力、第一戰斗力,成為世界各國企業家、政治家、軍事家頭等關切的主題。所以,研究技術創新,密切技術哲學研究與社會實際的聯系,從而促進技術哲學的發展和實際社會問題的解決。

其二,從理論邏輯來看,技術創新是技術成為技術的過程,技術哲學研究只有牢牢抓住這一技術形成的過程,才能向技術“敞開”,與技術現實相切近。通常認為,技術歸根到底是一種實踐活動,而技術創新又是一種最基本的技術實踐活動,因而,技術哲學研究若要反思技術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術創新。技術從構思到社會的實際應用,是一個復雜的創造性的技術一社會過程,其中,技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終產生與社會相適應的技術。這個技術產生的過程,這個技術成其所是的過程,被稱之為技術創新。所以,技術哲學也只有研究技術創新,才可能切實知曉技術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產生、如何產生、產生什么。

其三,從技術哲學自身發展看,技術哲學研究之所以分裂為工程的和人文的兩個對立的流派,主要是因為各自偏執于一端:工程的技術哲學,如德紹爾等以技術發明為研究對象,只關心純粹技術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視了技術與整個社會的復雜關系;人文的技術哲學,如埃呂爾等以技術的社會影響為研究對象,只關心從人文社會的角度評價技術,往往對技術持敵對態度,而忽視了對技術自身的全面認識。由前所述,技術創新是技術成其所是的技術一社會過程,技術哲學研究技術創新,既能向技術“敞開”,又能向社會“敞開”,因此,研究技術創新可以在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間架起橋梁,實現兩者的融通,從而為建立一種健全的、連貫的、一致的技術哲學奠定基礎。

技術創新哲學研究至少要包括技術創新實踐論、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等內容。技術創新實踐論,是研究技術創新實踐活動的本質、特性、類型、結構和形態。技術創新本體論,是研究技術創新實踐的“本原”或“本體”,是尋求技術創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術創新認識論,是研究技術創新認識的發生、發展及其規律。技術創新價值論,是研究技術創新的價值標準、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等問題。顯然,這幾方面的研究內容是相互依賴、融會貫通的,比較而言,技術創新實踐論是其它研究的基礎,由它們共同組成的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實質上可以被視為廣義的技術創新實踐論。

篇8

【論文摘要】文化工業與審美自治分別是藝術生產的他律性與自律性理論的代表,本文通過對這兩種理論內在邏輯發展的追溯,試圖揭示出它們之間其實有著內在的聯系與同一,并通過當代審美實踐的理論考察,指出它們之間看似截然不同的理論主張卻統一于啟蒙理性的當代實踐——審美泛化。

在文化產業的發展成為主流話語的今天,重提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也許有些不合時宜。然而,對于某些大眾文化研究者所倡導的應以大眾文化研究取代文化工業批判,或專注于本體論研究而不及其它的理論趨向與態度,筆者深表憂慮,不敢茍同,因此不合時宜地舊話_革提。本文想闡明的足,文化工業從來就不是大眾文化,更無從被大眾文化研究所取代;審美自治并非凈上,也從未完全自治;文化工業與審美自治其實互為表里,體現和貫徹著啟蒙精神的理性邏輯,兩者的組合形成了當前社會的審美泛化和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結局。

一、“文化工業”與大眾文化

當代大多數文化理論研究者是從法蘭克福學派開始了解“文化工業”這個概念的。阿多諾在《再論文化工業》…文中說到:“‘文化工業’(cultureindustry)這個術語可能是在《啟蒙辯證法》這本書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和我于1947年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該書。”隨著當代全球性文化產業的飛速發展和大眾文化研究廣泛深入地展開,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批判理論遭受了越來越多的理論挑戰。概念是邏輯思維的起點,同時也往往是理論分歧之源。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的核心概念——“文化工業”自然首當其沖受到挑戰。這些理論認為,文化工業統治下所產生的被同一化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在實踐中并未出現,而應用內涵更為豐富多樣的中性概念“大眾文化”(popularculture)取代大眾文化(masscu[ture),對“大眾文化”采取多樣分析的態度,而是一味地進行否定性的批判對此,我們應了解到,阿多諾曾詳細論述了“文化工業”概念的來源:

“在我們的草稿中,我們使用的是‘大眾文化’(m culture)。大眾文化的倡導者認為,它是這樣一種文化,仿佛同時從大眾本身產生出來似的,是流行藝術的當代形式。我們為了從一開始就避免與此一致的解釋,就采用‘文化工業’代替了它。”

阿多諾進而指出:“我們必須最大限度地把它(指大眾文化,作者注)與文化工業區別開來。”由此可見,阿多諾的批判從一開始就是嚴謹和明確的,是對準“文化上業”而不是針對“大眾文化”(massculture),更無論“大眾文化”(oppularculture)因此,試圖用“大眾文化”(popularculture)取代“文化工業”,以瓦解阿多諾的批判立場顯然難以立足。然而,人們的疑問也許不會到此為止,“文化工業”既不是大眾文化,也不是“從大眾本身產生出米”,那么,它難道是從天上來,憑空而降的?

比阿多諾稍晚些的美國左翼文化理論家丹尼爾·貝爾將“文化”界定為“意義的領域”,他認為,“它(文化)通過藝術與儀式,以想象的表現方法詮釋世界的意義,尤其是展示那些從生存困境中產生的、人人都無法回避的所謂‘不可理喻性問題’,諸如悲劇與死亡。”因此,從字面意思上理解,文化工業主要是指文化藝術的現代化、工業化加工生產及其產品借助現代傳媒的流通行為,如電影、電視、廣播報刊等。阿多諾關于文化工業的論述雖然也是以這些領域的文化生產現象為主,但卻不是簡單的現象描述,而是就其深層的哲學意義而言的。阿多諾認為可以合法地被稱為文化的東西,是作為苦難和矛盾的一種表達,試圖緊緊抓住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工業’這個詞不要太注重字面的理解。它是指事物本身的標準化——例如西方的、電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東西的標準化,是指擴散技術的理性化,而不是嚴格地指那種生產過程。”.‘更多地是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在結合工業的多種組織形式的意義上,而不是在技術理性實際生產的東西的意義上,它是工業的。”僅就這論述,往往使人們以為,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概念指的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有組織、標準化、批量化的文化產品的生產。而實際上,阿多諾文化工業的重點在于,“文化既不可能代表那些只是存在的東西,也不可能代表那習以為常的、不再有束縛力的秩序范疇,文化工業利用這些遮蔽了關于美好生活的理想,仿佛既存的現實就是美好的生活,仿佛這些范疇就是美好生活的真實的衡量標準。”與阿多諾的文化工業批判作為《啟蒙辯證法》中哲學片段的組成部分相一致的是,這里的標準化、理性化,指的是啟蒙精神對理性與秩序的崇尚,而文化工業作為對那些體現習以為常的不再有束縛力的秩序范疇的有組織、標準化、批量化的生產,正是以理性和秩序為標準,并將這一標準在全社會有計劃擴散的啟蒙精神的貫徹過程。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所謂的“啟蒙”并不是專指18世紀西歐的啟蒙運動,而是泛指把人類從恐懼、迷信中解放出來和確立其主權的最一般意義上的進步思想。然而這種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從神話鐐銬下解放出來的啟蒙運動,由于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而轉到了它的反面,本身卻變成了一種新式神話。結合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對啟蒙理性的批判,文化工業的概念應在其是作為已i貶值的、欺騙群眾的啟蒙精神的載體的意義上來理解,才是其作為哲學批判目標的本意。雖然,文化工業實踐成其為可能,“既是由于當代技術的發展水平,也是由于經濟的和行政的集中化。”但其內在的深層的原因在于啟蒙理性的絕對化。在當代大眾文化的語境中,文化工業理論只有在其被理解為是塒啟蒙理性精神膨脹的批判時,才仍然是可以理解與接受的,并且也是不可取代的。

再回到本文開始的疑問,文化工業來自何處?我們就會明白,文化工業不是循著工業技術的發展,不是商業化以后的產物,它的出現應溯源于啟蒙理性的出現及其在文化藝術領域的投射。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正是憑空而降的,從主觀唯心主義抽象的“理性王國”空降而來。

二、啟蒙精神與唯美主義

啟蒙精神在20世紀遭到了否定性的哲學批判,然而在此之前漫長的西方文明發展史中,啟蒙精神作為照耀人們沖破神話蒙昧的理性之光,曾經譜寫了西方哲學與藝術的輝煌篇章。在恢宏人性戰勝神性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一次次文化解放運動中,理性精神逐步滲透到人類世俗生活的各個方面,并賦予其意義、秩序和前進的力量。這種理性精神應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指哲學認識論中與感性認識相對應的那種理性認識,以抽象性、間接性、普遍性為特征,以事物的本質、規律為對象和內容;二是指那種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的思維理性,在它建構起的“理性王國”中,一切都要接受理性的裁判。正是在理性精神的照耀下,人文學者構筑起了古典美學的高峰,美的藝術的觀念得以最后形成,黑格爾更是將美學看作藝術學,并將藝術定義為“理性的感性顯現”。正是以理性的名義和根據,康德明確界定了美學的研究領域,美與藝術開始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哲學地位和存在價值。

在傳統哲學向現代哲學轉變的19世紀,作為引導人類的“進步思想”——啟蒙理性在資本主義社會貧困、黑暗、丑陋的社會現實面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啟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理性邏輯而走到了它的反面。哲學和美學經歷了由理性向非理性,由意識轉向無意識,由實住論轉向價值論,由內容美學轉向形式美學的歷史嬗變。而正是在此時,與反映現實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相對立的一股美學思潮,崇尚審美自治、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則逆流而卜,構筑了主觀理性統治下獨證的審美王國,理性與審美歷史地結合在了一起,成為啟蒙理性的最后避難所沃爾特·佩特在《文藝復興:藝術和詩的研究》中以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為例作了說明:“在這里,藝術家、哲學家以及那些受世事熏陶變得敏銳的人不是在寂靜中生活,而是息息相關,并從西向的交流中相互汲取光與熱。那時有一股總體提高與啟蒙的精神,所有人都彼此想象地相互交流。是這種精神的一統使文藝復興的所有不成果得以和諧一致;l5世紀意人利藝術的許多莊重典雅與影響止是要歸功于這種同精神的密切聯盟,歸功于對這個時代的最好思想所做的參與。”

崇尚審美自治的唯美主義激烈地反對現實主義,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只有貪婪、丑惡和苦難,只有在遠離現實生活的藝術中才有美。沃爾特·佩特在其代表作《文藝復興:藝術和詩的研究》中闡述的理論觀點成為唯美主義的宣言。他把美看成是一種脫離社會的現象,但又認為美尤其是藝術美應當緊緊地與真實相聯系,“一切美畢竟都僅僅是真實所具有的精美”。他所說的“真實”并不是客觀現實的社會生活的真實,而只是主觀世界中感覺的真實。佩特還認為,美與智力的明晰性有關,“思想的純粹的明晰性所擁有的充滿詩意的美,心靈的冷漠性和嚴峻性在實際上所擁有的美的魔力,它們同肉眼的明晰性之間有著親緣關系,這不僅僅是一種形象說法。”佩特的主觀美論完全否定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美,這固然與他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現實持一種尖銳的批判態度有關,更重要的是他心中“真實”的審美王國只是由抽象的理性精神建構起的審美烏托邦而已。

唯美主義的代表人物王爾德主張“為藝術而藝術”,“藝術除了表現自己之外,不表現任何別的東西。藝術有獨立的生命,正和思想有獨立的生命一樣,而且完全按照藝術自己的種種路線向前發展”。在王爾德看來,藝術應當脫離社會生活和自然世界,應當以藝術家的自我意識為表現對象,而且他心目中的藝術家的自我意識仿佛完全與特定的時代、與現實的社會生活沒有聯系。手爾德對于美的看法同樣是否定美與客觀現實的內在聯系,他指出,藝術以追求美為目標,而美是超越一切現實而存在的。王爾德認為,藝術是“謊言”,因為藝術的目的是講述“美而不真”的事物。他還認為藝術作品都是個人創造的產物,包括神話和傳說也是如此。在唯美主義的理論中,審美和藝術領域處處體現著啟蒙思想的理性邏輯。

阿多諾引用柏拉圖的話來闡明,“客觀地、內在地不真實的東西也不可能在主觀上對人類是好的和真實的。”唯美主義者所倡導的審美獨立和藝術自治,不僅沒有審美感性的自由和解放,反而成為對感性最徹底的理性操控。正像啟蒙辯證法所闡釋的那樣,“那個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從神話鐐銬下解放出來的啟蒙運動,由于其自身內在的邏輯而轉到了它的反面。”阿多諾在評論歐洲唯美主義者時同樣指出,“‘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正是它所倡導的反面。”因為它們根本遵循著同樣的理性邏輯,只能帶來同樣的自我摧毀的結果。

三、工業技術與形式主義

技術的發展無疑是實現文化工業擴張的重要前提條件。在阿多諾的理解中,文化生產過程中包含著兩種不同的技術:一是文化工業生產的復制和擴散技術;二是藝術作品中的內在技術。“文化工業的技術概念只是在字面上與藝術作品中的技術是相同的。在后者中,技術與對象本身的內在組織有關,與它的內在邏輯有關。與此相反,文化工業的技術從一開始就是擴散的技術,機械復制的技術,所以總是外在于它的對象”。

從阿多諾的論述來看,所謂文化工業的技術足指當代的機械復制、大眾傳媒等現代工業技術,而所謂藝術作品中的技術應當是指藝術作品中形式主義的藝術技巧。“形式主義”是審美和藝術自治觀中的本體論,它與唯美主義同時建構了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美學觀,不過前者更注重審美主觀性和純潔性的維護,后者更專注于藝術自身發展規律的理論歸納。現代主義藝術在形式上的革命和對古典美學的批判最初主要局限于藝術學的范疇之內,與重新尋找藝術的本質有關。貝爾創立的“有意味的形式”的視覺形式理論和俄國文學研究者主張文學自治的方法論改革,即是對現代藝術探索的理論總結,又成為現代主義藝術的闡釋依據。阿多諾對現代主義藝術的形式主義革命倍加推崇,并把形式主義美學原則引入社會學,從精英主義的立場出發,以現代主義藝術作為進行社會批削的武器,使之具有了與文化工業相對立的社會批判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他認為,現代主義藝術,不以寫實的藝術方式鶯視題材的重要意義,是因為自由主體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被技術、傳媒、大眾文化、消費主義全面控制而失去了自由思考的能力,在一個人性異化的社會里,當現代主義藝術強調藝術形式自身的自律性、自主性、藝術創造的原創性和藝術家的主體性時,在根本上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包括對它的文化工業的超越、批判和否定。

雖然同樣主張審美自治,形式主義者的美學目的與唯美主義者根本不同。阿多諾認為現代主義藝術中的形式主義藝術技巧使它成為了啟蒙理性統治下“同一性”社會的對立面和反抗力量。而工業技術則借助意識形態的支持阻礙著藝術技術的實現,“只是就文化工業小心翼翼地使它自己避免包含在它的產品中的技術的充分潛力的影響而論,它依靠意識形態的支撐。它寄生在外在于藝術的、對物品進行物資生產的技術上,無關乎包含在它的功能性中的對內在的藝術整體的職責,電無關乎對審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則的考慮”。

文化工業的代表莫過于好萊塢的電影和無所不在的廣告,它們集現代社會的技術、文化、藝術、商業、傳媒、產品制造為一體。在好萊塢的影片中,富麗堂皇的場景布置,宏大、熱鬧的場面,精心制造的光線、色彩和空間,無不具有西方古典主義藝術的審美趣味。古典文化中為少數人擁有和欣賞的藝術典范,在現代社會,則通過機械復制和文化工業批量生產而轉換成為流行的、大眾的通俗文化。阿多諾指出“文化工業把古老的和熟悉的熔鑄成一種新的品質”,正是指占典文化中的高級藝術典范在現代社會經過文化工業的技術、市場、商業體系、現代傳媒的改造,在以“啟蒙代替神話”的同時,以知識代替想象:“現在一切文化都是相似的。電影、收音機、書報雜志等是一個系統。”“在壟斷下的所有的群眾文化都是一致的,它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經過這種“技術”的改造和重新組裝,文化工業最終成為啟蒙精神的制造者和代言人。

四、審美泛化與感性操控

當代社會與文化的一個突出變化正體現為審美的泛化與口常社會生活的審美化。許多西方著名的社會學家與美學家都一致認為:審美化正在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組織原則,西方社會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審美化(aestheticization)過程,以至于當代社會的形式越來越像一件藝術品。社會學家維爾什認為,“近來我們無疑在經歷著一種美學的膨脹。它從個體的風格化、城市的設計與組織,擴展到理論領域。越來越多的現實因素正籠罩在審美之中。作為一個整體的現實逐漸被看作是一種審美的建構物。”他甚至于認為,如果說經典的社會學家把理性化(韋伯)、社會分層(杜克海姆)等看作是現代性的動力并以此為研究中心,那么今天的社會學研究則應該把審美化作為研究中心,凼為審美化無疑與理性化等一樣成為社會組織的核心因素之。

詹姆遜在論述后現代主義時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的擴張主要體現在文化方面。在資本主義的第三階段,資本征服了世界之后,進入了人類最后未被殖民的領域——審美與無意識。他1985年在北京大學的系列演講中指出,“德國的古典美學家康德、席勒、黑格爾都認為心靈中美學者一部分以及審美經驗是拒絕商品化的……對康德以及以后很多美學家甚至象征主義詩人來說,美、藝術的最大長處,就在于其不屬于任何商業(實際的)和科學(認識論的)領域……美是一個純粹的、沒有任何商品形式的領域。而這一切在后現代主義中都結束了。在后現代主義中,由于廣告,由于形象文化,無意識以及美學領域完全滲透了資本和資本的邏輯。”審美自治的烏托邦經過資本領導一卜的文化工業的沖擊、整合與重組,變成了后現代時期社會化的然而支零破碎的審美泛化。正如費塞斯通的《后現代主義與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中指出,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正在?肖滅藝術和生活的距離,在“把生活轉換成藝術”的同時也“把藝術轉換成生活”。針對后現代社會的審美泛化,鮑德里亞提出了“超美學”的概念,所謂“超美學”,指的是“美學已經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當中,因而喪失了其自主性與特殊性。藝術形式已經擴散滲透到了一切商品和客體之中,以至于從現在起所有的東西都成了一種美學符號。所有的美學符號共存于一個互不相干的情境中,審美判斷已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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