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6 15:59:0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自由市場，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然而，上，大多數國家雖然都在號稱依靠或者利用法律來進行治理，但現實是，大多數國家的人民不能說是自由的，那里的市場也受到政府權力嚴重的扭曲。
經驗的事實是，共和的羅馬，中世紀晚期的意大利商業城市，還有17世紀后期以來的英國，人民最為自由，也擁有最為典型的自由市場制度，社會最為繁榮富裕。這其中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無論哪個歷史學家，都不可能忽視其中的一個因素：羅馬法，商人法，普通法。
而如果我們仔細地探究這些法律的內在結構，就會發現其間驚人的一致之處：它們都是自發的法律秩序。正是這種自發的法律秩序，與自發的市場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幾道亮麗風景。
自發的法律創造過程 今天的人們一遇到麻煩，他們的本能反應就是：趕緊讓立法機構制訂頒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數民眾，更不要說在大多數法學家那里，所謂的法律，就等于國家或地方立法機構表決通過后白紙黑字印出來的那種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歷史中看，這種關于法律的認識，其實是非常晚才出現的，真正被人廣泛接受，也就百十來年。而意大利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布魯諾·萊奧尼指出，這種法律觀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導致的立法膨脹，正在限制個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場的。它也不能實現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衛個人自由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羅馬法、普通法卻屬于這樣的優良法律。
我們這里所說的羅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羅馬法。萊奧尼說，“羅馬人和英國都堅持同一個理念：法律是有待于發現的東西，而不是可以制訂頒布的東西，社會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強大到可以將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國家之法律。在這兩個國家，‘發現’法律的任務被授予法學家和法官——這兩類人，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今日的專家。”（布魯諾·萊奧尼著，秋風譯，《自由與法律》，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6頁；以下凡未特別注明者，均系引本書）對于普通法，人們比較熟悉了，它被稱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過案件的裁決而創造出一套復雜而靈活的法律體系。對于中世紀中晚期以來的商人法，筆者所知不多。下面僅談談羅馬法。
在古羅馬，參與發現法律的，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法學家，另一類是裁判官。關于法學家，萊奧尼這些描述他們： 在幾個世紀中，古羅馬的法律家以一種職業的、獲得公眾認可的、幾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著法律。他們自己確實普遍地不愿承認這一事實。在制訂法律規則的時候，他們一般都習慣于引用古老傳說中的法規，比如十二銅表法中的規則。然而，實際上是他們制訂了這些規則，而他們的同胞們則非常樂于接受這些規則，他們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這個過程。（第212頁） 這些法學家是市民法的解釋者。所謂市民法，就羅馬人的習慣法，它是“在城邦機構的權威之外形成并發展起來的規范體系”（朱塞佩·格羅索著，黃風譯，《羅馬法史》，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95頁），它本身就是一種“自發出現的制度”（《羅馬法史》，第96頁）。這樣的市民法需要解釋，才能適用于具體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釋者是祭司，后來則是世俗的法學家。歸根到底，規范羅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規范體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學家創造的法，法學家們通過對傳統的法的解釋，創造著法律。
共和時期羅馬法的另一個基本部分是所謂榮譽法，即“由裁判官根據自己的司法審判中的職責而的所謂所謂裁判官法”（《羅馬法史》，第240頁）。每個裁判官在上任之初，會根據自己的法律知識和前任的經驗，張貼一張告示，向民眾宣布自己未來從事司法活動的方針，主要是表明，他將接受哪些訴訟程式，拒絕哪些訴訟程式。而訴訟程式在某種程度上決定地實體的訴訟，從而在創造著新的法律。這樣，每個裁判官都以個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無聲無消地創造著法律。
幾百年下來，正是法學家跟裁判官們通過法學解釋和司法活動，在羅馬習慣法的基礎上，以個體的身份，分散地、自發地為羅馬人、為當時整個西方世界創造著。這個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羅馬人的自由和羅馬統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礎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編篡羅馬法典，羅馬已經進入皇帝的專制。這也許不是偶然的，因為，現在，法律成了國家、也即成為皇帝可以控制的東西。而在這之前，法律是國家所不能控制的，因為，法律的創造者是在國家權力機構之外的。盡管羅馬法典是根據法學家和裁判官的和裁決編篡而成的，但法典化卻讓法學家極大地喪失其創造法律的力量。從那以后，偉大的羅馬文明也就進入其衰亡期了。
市場與普通法 正是在自發的羅馬法鼎盛時期，羅馬文明的基礎——市場體制，最為健全。英國同樣如此。“如果我們探討一下上自由市場與自由的造法過程之間的緊密關系，就能夠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場在國家鼎盛之時，也正是普通法實際上是調整私人生活和商業活動的唯一法律之時。”（第94頁）這時期從18世紀，一直到19世紀末。而在這之后，在邊沁、奧斯丁等實證主義法學家的鼓吹下，英國人開始用立法來替換他們的普通法，而政府的干預也開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紀中期，英國經濟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體主義色彩的，而大英帝國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轉移到了美國，同樣，美國成為全球自由市場的典型，盡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預。
因此，萊奧尼得出一個非常有力、也許會被某些人視為偏頗的結論： 除非我弄錯了，否則，在市場經濟與法官或法律家之法之間，并不僅僅是一種類比關系（analogy），就像在計劃經濟與立法之法之間，也不僅僅是一種類比關系。如果我們考慮一下市場經濟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律家之法的羅馬和奉行判例法（judiciary law）的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那么，我們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結論：這并不僅僅是一種巧合。（第28頁） 那么，市場經濟與那種以法官和/或法律家為核心的法律體系之間，計劃經濟、政府干預與以立法活動為核心立為法律體系之間，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關系？萊奧尼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關竅所在： “以立法活動為核心的法律體系，就相當于我們曾經提到的中央集權經濟，在這樣的中，所有重要的決策都是由幾個領導們作出的，而他們對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們確實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結果也受到這一知識的有限性的約束。”（第27頁） 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論證的“人的知識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對于計劃人員，還是對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動機是否純正，是否真心地謀求公眾的利益，即便他們人人都是活雷鋒，也無法解決他們的知識局限性。
計劃經濟所面臨的知識難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談論得夠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經濟學不過得其皮毛而已。而一部立法，總是普適的，試圖規范所有人之行為，然而，立法者卻注定了是“無知的”： 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憑本人而不與相關的每個人合作，創建出指導所有人現實活動的規則，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生活在與所有人無窮無盡的關系中。不管是民意調查，還是全民公決，或者是磋商，都不可能使計劃經濟中的局長們發現各種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和需求，那么，同樣，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備決定這些規則的能力。（第24-25頁） 而哈耶克論證了，市場是一個發現信息、傳遞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樣，我們也可以說，以古典羅馬法、普通法為代表的自發的法律秩序，也是一個發現規則、創造規則的最有效的程序。因為，每個法學家、每位法官都參與了法律的創造；事實上，每個民眾也參與了法律的創造，因為，正是當事人的爭議活動，引發了法學家和法官對于習俗、對于司法先例的創造性解釋活動。所以，古典羅馬法和普通法可以說是“人人參與創造之法”（第147頁）。這一過程，集中了有關社會生活的海量的細節性信息，而任何一個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這樣的信息，因而，他們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說總是不很適宜的；就像再嚴密的計劃，最后總是要落空一樣。
自發的與家精神 這種自發的法律秩序，能夠真正做到“與時共進”。它允許人們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與理智的人認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們甚至根本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規定，一旦出現了糾紛，則提交給法學家、裁判官或法官來解決。法學家、裁判官、法官為解決這些千變萬化的糾紛，必須以全部的智慧，尋找各種各樣的規則，包括創造性地解釋出新的規則。在這里，法律在適應創新，只要你的創新是正常人認為合理的。
因此，只有在自發的法律秩序下面，每個人身上的企業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才會層出不窮。而這正是市場發育、繁榮的推動力量。
另一方面，這樣的法律秩序又是穩定的。企業家的一切活動都是面向未來的，因而，內在地具有風險。企業家的活動能否取得成功，取決于是否能夠在創新的同時控制和降低風險。為此，企業家必須對于他人會對自己的行動作出何種反應形成比較準確的預期。而規范人們行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變動，因而，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劇變化，會使企業家損失慘重。最近20多年來得及企業家對此深有體會。
立法也不能確保這種對于預期的確定性。表面上看起來，立法白紙黑字，非常精確，然而，事實上，立法總是立法機構中臨時湊合成的多數的意志的表現，而通過運用種種技術，少數派可以很快變成多數派，從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變社會的游戲規則。而在自發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被創造出來的，一個人、一個機構不可能自上而下進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時期內，法律不可能發生劇烈變動。在羅馬，“法律永遠不會在受也預料不到的情況下突然改變。而且，一般情況下，法律也永遠不會受制于某次立法會議或某個人（包括元老或國家的其他執政者）的隨心所欲的專斷權力。”（第87-88頁）羅馬法、普通法法律所具有的這種“長遠確定性”，為企業家進行大膽創新提供了風險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羅馬法和普通法的靈活性，又為容納企業家的創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間。對于企業家活動的規則框架來說，法律體系既穩定又靈活，既能提供穩定的預期，又能提供創新的激勵，在確定性與包容性之間取得平衡，還有比這更優良的品性嗎？ 以香港和新加坡為例 羅馬、18世紀到19世紀中期的英國、19世紀以來的美國證明了自發的法律秩序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內在關系。我們還可以簡單討論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紀中期以來，它們一直是世界上最為自由的城市，而這兩個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訴訟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是解決具體的糾紛，而要解決本地人之間的糾紛，當然要看爭議人所在的社會的習俗、慣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來自英國的普通法法官，卻會以《大清律例》或廣東的習俗作為實體規則對于華人之間的爭議進行裁決。這樣，香港社會就沒有經歷大陸的商業習俗斷裂。當然，這些法官也通過對中國原有法律、習俗的解釋，通過零碎地引進英國的新規則，為當地人提供了更為有效的糾紛解決規則。這樣，在香港，普通法的架構包容了中國傳統法律、習俗、英國的法律、美國的法律，等等。
自由的企業，自由的市場，自由的競爭。小到一個頭發夾子，大到一片明媚的海濱勝地，一條鐵路，一個萬把人的城鎮，一個足以開采一世紀的煤田，只要你有錢，都會是你的。那里一切都是商品，包括鎮壓罷工的打手們，陷害公民的假證人，都可以收買到。
有著勞動力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們自然也不例外。他們離開了學府之門，以商品的身份投入了自由市場，看貨色，講行情，討價還價，“自由”得連我們的一些先生們也想如法泡制。
美國的學生畢業后會干些什么？又如何“自由”地選擇他們的職業呢？
當然，按著“美國式生活”的理論，這些中學生們的前途是“遠大”的，因為任何人的前途都是“遠大”的。根據法律，誰都可以作總統。根據自由競爭所提供的偉大的“可能性”，誰都有“可能”作個卡尼基第二，莫根第二，福特第二，后起之秀的新“大王”，別樹一幟的億萬富翁。
事實當然不會是這樣如意。億萬家當的豪富一共也才有幾個，代代相傳，互通姻好，形成了世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貴族。自由競爭是競爭不來的。他們自己也很少相信這個可能性。中學生也好，大學生也好，他們投入了畢業生的自由市場后，他們的學位就是他們的商標，他們要自己作售貨員，待價而沽。
他們有“自由”選擇他們的職業，至少選擇職業的方式是自由的。譬如說，他們可以就在學校里等候雇主來找他們，不過像這樣的“禮賢下士”的情況畢竟是占極少數的。他們可以主動地向雇主寫信申請，這樣的門路也不是很多。再有就是看雇主們在找上登的“征人廣告 ”——如果愿意花錢，自己也不妨登廣告——和找職業介紹所了。
找職業的門路不外這些，問題是他們并不是什么可居的奇貨，能供他們挑選的機會也實在沒有多少。作為一個賣主去找買主實在也不是容易的。貨色越擱越陳，人越餓越瘦，一般說碰到什么是什么，有什么等頭呢？有工作有薪水已經不錯了。
再說，畢業生的市場上有旺季有淡季，1949年我所在的學校冶金系只有兩個畢業生，他們畢業前后寫了不少申請就業的信給大大小小的公司，他們所得到的回答只是“對不起……以后有機會我們當再通知你”。他們閑居了一年，等到1950年侵朝戰爭發生后，美國“繁榮’了起來，他們從前發出的信才得到肯定的答復。
就是幸運地已經找到職業了，每星期拿到薪水，但是淡季一來， 他們朝不保夕，說不定哪一天就被停雇。1954年我在一個設計公司工作，那里全是些大中學校的畢業生們。公司有四個設計室，頂盛的時代達到一百多人，不景氣的時候只剩下不到十個人。每到星期五，一個個人都把三角板，繪圖筆包了起來等待“斧子”（注：我們把老板叫做“斧子”。）來到，看先砍誰。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告訴我：“我有一家子人，不像你單身漢那樣。”另一個四十多歲的設計員告訴我他在兩年半內換了二十個工作。這個“設計公司”有人叫它作“旅館”，一個個新的面孔來到，還沒有搞清楚他們誰是誰，就已經不見了，過了些天又是新的一批。這里充分體現著自由市場的無拘無束，老板只要說一聲，第二天你就不必再來了。你可以自由地在街上游蕩，你可以自由地到別的公司去碰釘子。
這里是生活線上的爭扎，是尖銳的人的勞動力的自由競爭。這里沒有客氣，大家不必誰讓，每個人想盡辦法抓住飯碗，對別人最多只是表示一下無可奈何的同情和惋惜。
一年年的畢業生們，再加上市場上已經過剩的勞動力，他們排排成長是的隊伍，在各個城市里，在人們遺忘了的角落里。他們早上六點鐘起來跑到報館門前等著剛剛出版的報紙，充滿著希望在一個個仔細地讀著報上的“征人廣告”，但是當他們趕快按著地址跑去接洽時，就往往會被告訴說：“位置已經補缺了，”……
他們擁擠在一個個職案介紹所里，這些介紹所處在高聳的大樓里，陳設得都很高貴，他們拿著長長的表格和說明，一項項地填寫。條件是苛該的，介紹所要索取很高的代價，不是自白給介紹職業的，工作找到后，要按月從被介紹者的工資中抽取可觀的“手續費”和“利潤”；但是他們填寫了，往往如石沉大海不見影子。就是真的找到了，沒有多久他們也許又被解雇了。然而介紹所的手續費也許還沒有扣清呢。
我們不要忘掉在成千上萬的大中畢業生中還有著不同的膚色呢。不論是南方或北方，黑人是最后被雇用的，最先被解雇的。提到膚色，我們不妨引用一只歌子：
“請你聽我唱著一支歌，我的兄弟，
你會知道這支歌是真的。
要是你的皮膚是黑的，
為著生活，你去找工作去，
他們會這樣告訴你：
白皮膚的，我們會用你 ，
褐皮膚的，等在這里，
黑皮膚的，滾出去，滾出去！
我們也不要忘掉在膚色之外也還有著政治色彩呢。杜魯門的“忠貞宣誓命令”一下，幾百萬的“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業受到了監視。他們必須宣誓，必須回答一系列的奇奇怪怪的問題。政府不需要什么證明，“充足的懷疑”就可以把一個人解雇了。在這種恐怖的政策下，人人為著職業自危。像有一個人說的：“你有沒有一個仇人在政府機關或者是接受政府工作的地方工作？我可以告訴你一個辦法打倒你的敵人。你只要向聯邦調查局寫個明信片，也用不著簽名，就說你的敵人訂了一份新共和雜志，請過一個黑人到他家吃過飯，然后把明信片投到郵箱里。你可以放心——你的仇人完蛋了。”
米塞斯作為經濟學家早已為人所知，而羅斯巴德還說他是一位“英雄”。米塞斯作為“英雄”的一面又體現在什么地方呢？我們認為在于他對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的堅定捍衛。《米塞斯評傳》這本書在這兩個方面都有體現。
柯茲納概括了米塞斯批判的兩大經濟學“敵人”：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是相通的，都認為經濟學理論來自于被調查的特定歷史事實或經驗，從而否認一般經濟規律的可能性。而米塞斯的經濟學，不是從歷史經驗中尋求經濟規律，而是建立在對人的基本行為的理解之上的。他從對人的行為的理解中，得出一些基本公理，如人們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為了實現更大滿足；在手段稀缺情況下，人們將首先實現自己評價最高的目標，然后才是評價較低的目標（“邊際效用遞減原理”）等等。米塞斯的經濟理論，正是以這些先驗法則為起點，通過演繹方式構建的。經濟學是他通過先驗和演繹方式構建的“人類行為學”的一個分支。
在米塞斯的經濟學看來，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本身并沒有一個可靠的理論工具作為考察真實世界的基礎，歷史的方法和實證的方法并不能夠幫助我們認識真實的世界，從經驗中獲得的大多是支離破碎的知識。因此，柯茲納認為，歷史主義和經驗主義是對經濟學的詆毀。理解真實的世界，需要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也可稱之為理論，米塞斯的經濟學，正是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副極為可靠的眼鏡。我們也許可以不夸張地說，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不是經濟學，而只是講述了一些故事而已，我們總不能把“講故事”稱為“經濟學”。
經過米塞斯及其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批判，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這些經濟學的“敵人”是否已經銷聲匿跡了呢？相反，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不僅沒有死，經濟學反而多了一個“敵人”――“形式主義”。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披上形式主義的外衣，就更像“科學”了。
在形式化的經濟學論文中，經濟學理論不見了，人們看到的是數學工具武裝起來的抽象模型。所謂的“實證”模型也大多是建立在不現實的假設，如均衡、最大化和充分信息之上。經濟“理論”被邊緣化，經濟理論被數學工具的“應用”所代替，經濟學變成“數學化的歷史”。在歷史主義、實證主義和形式主義并行并大行其道的今天，必須重溫米塞斯對經濟學的捍衛。我們也不否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部分地也有朝著深化對人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構建經濟理論的趨勢，而這正是米塞斯倡導的研究方向。
自由市場是米塞斯經濟學自然而然得出的結論。可以這么說，為自由市場提供最徹底的理論支持的，是以米塞斯經濟學為代表的奧派經濟學，而不是通常人們想象的新古典經濟學。
米塞斯與蘭格等人曾進行過著名的“社會主義經濟計算大辯論”。蘭格是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人物，他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他認為價格信號可以通過拍賣的方式產生。而米塞斯強調，假如生產資料不是私有的，那么就不會產生反映資源稀缺性的價格，從而也根本不會產生計劃所需要的“真實”信號。根據這一點，他有力地批駁以蘭格為代表的市場社會主義者，干預主義的不可行性也昭然若揭。
這里予以補充的是，假如經濟學是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其理論是根據研究者個人的偏好而定的話，那么經濟學就為干預主義提供了支持，因為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從他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出發，選擇自己的歷史和經驗，構建自己的一套理論，并用這套理論指導實踐（也即干預），而米塞斯及其奧地利經濟學所確認的一般性原則，避免了這種基于個人看法而產生的干預的可能性，因此，米塞斯的經濟理論構成自由市場必不可少的基石。
米塞斯不僅捍衛經濟學，捍衛自由市場，也捍衛經濟學至高無上的價值，在他的巨著《人的行為》中，他談道，人類社會是否能夠生存，取決于人們在多大程度上理解經濟學，并遵循經濟學的告誡；人類可以不遵循經濟學，但最終倒霉的是人類而不是經濟學。
他的這番話，對現今的我們，是否仍然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呢？
今年62歲的貝爾卡是波蘭轉型的見證者與參與者。他兩度出任波蘭政府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后來又兩次被任命為總理。2010年在空難中波蘭央行行長與總統一同遇難，正在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部門主管的貝爾卡臨危受命，出任波蘭中央銀行行長。
貝爾卡擔任波蘭央行行長的四年，正是歐洲深陷歐債危機期間。在危機期間，波蘭是歐洲唯一沒有出現經濟衰退的國家，這與波蘭謹慎的金融政策有很大關系。時至今日，波蘭仍然是歐盟中增速最快的經濟體。
3月底，貝爾卡受中國人民銀行邀請，來華參加“第二屆中國人民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會議”，并作為主旨演講嘉賓發言。會議期間，他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訪，坦率地發表了他對于歐盟未來、波蘭經濟以及中國經濟轉型的看法。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如何轉變經濟增長引擎，從出口轉為國內消費。”貝爾卡說，“即使經濟增速放慢，也不會出現問題，7%對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仍然是極高的。我不認為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可能性。這只是更換引擎，但飛機一直在航行。”
在貝爾卡看來，只有具備充分獨立性的中央銀行，才能帶來穩定一貫而又機動靈活的貨幣政策，這是健全的宏觀體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歐元區還在康復過程中”
《財經》：自從2009年12月歐債危機爆發，迄今已將近五年，歐洲尚未完全走出危機。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你認為歐洲在解決歐債危機方面還要做哪些努力？
貝爾卡：為了解決歐債危機，歐洲已經付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改革經濟結構、提高許多國家的財政狀況等方面都有進展。但是，各國積累的債務問題并未解決。在我看來，希臘堆積如山的債務永遠無法償還。
在未來某一時點上，需要重組這些債務。其他不想探討此道的國家有可能擔心，開啟債務重組會對改革記錄不良的國家造成危害。歐盟已有28個成員國、歐元區已經有18個國家的時候，很難達成妥協。不過，當情況好轉，如西班牙、希臘等邊緣國家開始穩定增長之時，重組將不可避免。
《財經》：盡管歐洲終將走出歐債危機，但是這場危機已給歐洲一體化蒙上了一層陰影。你對于歐洲一體化的前景是否樂觀？
貝爾卡：當然樂觀，我是波蘭人，也是歐洲人，我怎么能對自己的國家、對歐洲的未來不樂觀？我認為，歐洲作為整體而言非常強大，很有吸引力，并在全球范圍內具有競爭力的實體。假如歐洲分裂為更小的組織、國家，那么歐洲將失去其重要性。
雖然歐債危機對歐洲一體化產生了很大影響，可是你知道，危機也是改進的機遇。當歐盟身處險境，危機當前之時，個別利益就要讓位于公共利益。換言之，歐債危機有可能進一步促進歐洲一體化。
《財經》：在世界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中，波蘭經濟一直保持正增長，在歐盟國家里可謂一枝獨秀。據統計，2008年至2011年，波蘭GDP的累計增幅達15.8%，而同期歐盟的整體GDP則收縮了0.5%。為什么波蘭經濟能夠保持穩定增長？
貝爾卡：首先，波蘭是趕超國家，這意味著它的增長空間要比西方發達國家高。
其次，在過去20多年間的轉型期，我們實施了適當的監管政策。所以我們從來沒有積累過嚴重信貸泡沫、違約等經濟失衡問題，因此國家能夠平穩向前發展。
第三，波蘭培育了充滿活力的企業家階層，他們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我們依靠出口，包括對華出口。由于我們不是直接出口，而是通過德國出口，所以你看不到你們到底消費了多少波蘭產品。
波蘭央行預測，今年波蘭經濟增長3.6%，明年增長預期為3.7%，在歐盟國家里表現仍然是優秀的。
《財經》：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波蘭經濟穩定增長，波蘭央行發揮了什么作用？
貝爾卡：波蘭央行負責監管政策和低通脹，波蘭通脹率很低——有時甚至有人說太低了。低通脹意味著沒有內部經濟失衡，所以央行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條件。
央行也是金融機構的避風港。所以當銀行或金融機構出現問題時，央行會迫切地隨時準備提供流動性。不過在波蘭這個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國家現在很平穩，銀行資金充裕。當然，如果需要，波蘭央行也有足夠的手段干預風險。
《財經》：盡管波蘭加入了歐盟，但是尚未加入歐元區。有經濟學家認為，這種“局內與局外人的雙重身份”讓波蘭在經濟危機中表現出色。在你看來，保留波蘭本國貨幣以及浮動的匯率制度是波蘭安全度過危機的重要原因嗎？
貝爾卡：我認為這不是主要原因，但它確實有所助益。在2008年、2009年的危機中，國際貿易實際上已經凍結，波蘭也失去了部分歐洲市場。與此同時，波蘭貨幣茲羅提嚴重貶值。2009年后，貨幣茲羅提貶值的幅度超過10%。因為茲羅提一直維持對歐元的弱勢地位，提高了波蘭產品在歐元區市場上的競爭力，拉動了波蘭出口的增長。波蘭出口商的利潤沒有受到影響，甚至因而受益。企業不必解雇工人、解除合同，波蘭經濟沒有出現多米諾現象。所以，在危機期間保持茲羅提的自由浮動是有益的，在實際上保證了波蘭國內實體經濟的穩定。但在正常時期，貨幣波動過大弊大于利。
《財經》：加入歐元區是波蘭2004年加入歐盟時做出的承諾，但沒有確定具體日期。波蘭原計劃在2012年加入，但由于歐債危機的爆發，波蘭政府推遲了加入歐元區的時間。波蘭有無加入歐元區的時間表？
貝爾卡：歐元區還在康復過程中， 我們要等待這些運作的最終結果。所以我們不急，還沒有設定日期。只要歐元區債務繼續上升，成員經濟體繼續兩極分化，潛在成員國就應該先做壓力測試，看看是否能長期經受外部沖擊，保持成員資格標準。對波蘭來說，需要先判斷自己處于怎樣的經濟環境，再決定是否加入歐元區。
首先，波蘭的出口市場在穩步增長。但這不是因為波蘭主要與新興經濟體做貿易，也不是因為世界對波蘭商品有巨大需求。相反，波蘭只是提供了高質量產品。因此，波蘭有時被稱為“歐洲的中國”。但基于成本優勢而不是基于品牌價值或創新能力的競爭力，讓波蘭經濟十分脆弱。如果茲羅提大幅升值，波蘭的成本優勢也將消失。
其次，波蘭競爭力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其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這一靈活性有助于波蘭經濟抵御外部沖擊。但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也有劣勢。公司不再愿意投資于人才和新技能開發，現有技能質量也會受到沖擊。長期看，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還增加了結構性失業。
最后，波蘭需要可靠的公共財政，即經濟危機期間的財政自動穩定器。政府可以通過為困難時期儲蓄實施反周期措施，同時保證整個經濟周期中的財政穩定。
總之， 波蘭決定與其主要貿易伙伴國共用一種貨幣前，應該考慮國際競爭力、勞動力市場靈活性及公共財政健康狀況這三個關鍵的經濟因素。 “建立支持自由市場運作的現代機構”
《財經》：在許多計劃經濟國家都沒有獨立的中央銀行，波蘭的中央銀行是如何實現獨立的？
貝爾卡：從1989年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波蘭央行就得以獨立。原因之一是從轉型伊始，波蘭就渴望加入歐盟，這在一開始就是我們的戰略目標。而在歐盟，如德國、法國，央行的獨立性很強。因為只有具備充分獨立性的中央銀行，才能帶來穩定一貫而又機動靈活的貨幣政策，這是健全的宏觀體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我們遵循了德國的例子。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人兩次遭受因中央銀行聽命于政府而導致的災難性后果，所以“二戰”之后，德國的中央銀行就獨立于德國的政治機構之外。
德國的中央銀行現在已經成為獨立體制的代名詞，成為當今眾多經濟學家和金融組織所有、推薦的模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不例外。
《財經》：國際公認，波蘭轉型非常成功。在你看來，波蘭的經驗對于中國有什么借鑒意義？
貝爾卡：波蘭成功地培育了企業家階層。但說實話，中國在這方面也很成功，所以我不太確定這方面中國是否能分享波蘭的經驗。
波蘭國家的對外開放是逐步進行的，而不是像俄羅斯那樣急速開放。我們謹慎地開放了資本項目，同時也成功地對國有銀行和企業實行了私有化。不過，我們實行的是漸進的私有化，而不是像俄羅斯、捷克斯洛伐克那樣實施大規模的私有化，包括大型銀行私有化，我認為這是壞辦法，并沒帶來良好的結果。在我看來，匈牙利和波蘭的漸進的私有化是更好的解決方式，效果更好。
事實上，1989年后發生在波蘭最重要的事，就是逐步建立支持自由市場運作的現代機構。我想對中國來說，觀察波蘭轉型的邏輯更有意思，轉型邏輯的交流可能對中國有益。因為在各種具體問題上，中國已經找到了很多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這些辦法在世界上都是值得稱道的。
《財經》：那么，你如何評價中國央行在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時的表現呢？
貝爾卡：我不是評價央行同行的適當人選。在與中國政府官員接觸中，中國央行的同行們給人的印象最深。他們是精英中的精英。這是一代人的巨大變化。第一次訪問中國，和中國的同行交流是15年前。時至今日，中國央行和其他主要國家的央行同行一樣優秀。他們接受了第一流的教育，應對的是最艱巨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不簡單，不僅是因為國家的規模。對于中國央行來說，銀行業的規模以及影子銀行的規模都非常龐大，監管難度可想而知。所以一定要具備淵博的知識和良好的直覺，而中國央行已經擁有這些品質。
毫無疑問，中國的發展極其成功，不僅表現在近幾十年中對世界上最富裕國家的追趕，也體現在2008年-2009年保持國家經濟穩定，成功應對世界經濟危機上。中國的央行也為此付出了努力，在需要時注入流動性，避免了最壞的結果。現在中國人民銀行正致力于放開金融系統。我確信中國的同行們將以謹慎、成功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財經》：目前國際社會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前景表示擔心，對于中國經濟能否保持高速增長勢頭，國際上爭論很大。
貝爾卡：中國經濟放緩在預期之中，因為一個規模如此之大的經濟體不可能一直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世界經濟沒有這樣的空間。現在中國的問題是如何轉變經濟增長引擎，從出口轉為國內消費。這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中國已經宣布這樣做，我們希望中國能夠有序地放緩經濟增長速度，避免硬著陸，同時實現需求的轉型。即使經濟增速放慢，也不會出現問題，7%對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仍然是極高的。我不認為中國經濟有硬著陸的可能性。這只是更換引擎，但飛機一直在航行。
《財經》：那么在你看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阻礙是什么？
貝爾卡：中國經濟的某些領域仍然監管過多，應該放松監管。放松監管總是不容易的，因為你要準備好應對經濟領域無法預測的反應，銀行業是其中之一。
現代人不愿面對真實世界，因為現實社會的各種關系并不那么簡單，處處存在著壓抑。網絡于是成了緩解這種壓抑的工具，他們在虛擬世界里發現了自由，盡情的釋放自己。
從人性來說，人們的現實需要不可能時時獲得滿足，心理上產生一種被壓抑的欲望和缺失感。被壓抑與控制的主體在一種“執著”的心理強迫下找到了網絡――一個安全的發泄場所。在虛擬空間中進行交流，借以滿足人的“本我”需求。
從心理學上講，人的內在壓抑總要有一個釋放的地方，否則對人的精神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嚴重的就是精神崩潰，甚至誘發社會暴力。發泄壓力有助于心理健康。現實社會中的酒吧、迪廳實際上都具有這種功能，而網絡則是這種心理壓力發泄的最好平臺。網上自由的本身就是現實中不自由的表征，人們是在網絡中尋找現實中所無法實現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壓力的有效緩解是降低社會暴力的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
在網上，人的身份、性別、年齡等角色因素都可以隱藏或更改，現實世界里負有責任和義務的主體在虛擬世界里變成了一堆不確定的符號，這就形成了網絡傳播中所說的“主體逃逸”現象。人們在匿名下可以傳播虛假信息而不需要負任何責任；可以對他人進行欺騙而不怕被發現；也可以對他人進行謾罵、攻擊而不怕遭到報復。在網絡中傳播虛假、低俗信息的泛濫正是“主體逃逸”的結果。
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主體的逃逸成了普遍現象，就會營造出網絡的虛華風氣和氛圍。當有人警醒過來，呼喚心靈凈化的時候，一盆臟水就潑在了網絡的頭上：比如網絡游戲讓人沉溺，比如信息垃圾的巨量生產和高速傳播給人們帶來的無所適從，比如網絡攻擊、編輯惡意代碼、網絡侵權、濫交網友進而實施欺騙行為等問題似乎全是網絡惹的禍。
當人們靜下心來想一想就會發現，網絡上種種不良現象的出現，其實是人們把社會現實道德的失范轉化到虛擬空間的表現。網絡猶如一個放大鏡將這一社會問題突然放大，才令人們坐立不安起來。也有人提出就算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是由來已久的，網絡也像是一劑催化劑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于是便把網絡罵得一無是處。這些人們也許沒有想過網絡只是一種技術的應用，真正操縱它的還是人類自己。事物都是有兩面性的，關鍵在于使用它的人能不能把握好這個度。如何使用網絡、使用網絡做什么自然還在于人。
這些問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我們可以用現實中的一些方法，比如加強社會規范的控制，加強網絡信息泛濫下的信息控制，加強網絡管理的法律建設等。當這種管理變得成熟完善時，我們或許會有一個良好的網絡環境，當我們把網絡作為一種宣泄情感、排遣寂寞、暴露自我、逃避現實，尋找慰藉的家園時，是不是更應該提高自身素質，以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以良好的心態來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和健康呢？
當動漫遇上廣告
隨著不同媒體的發展，動漫也不斷的擴大到各個領域、不同的行業。當動漫遇上廣告，新的傳播格調浮出水面，給人一種新鮮而又不感到陌生的視覺聽覺享受，而動漫廣告的發展也從曲徑慢慢地走向陽光大道，在平面媒體里如魚得水，走在電視媒體的時尚前沿，而動漫廣告在網絡平臺的發展更是有百花齊放之爭艷，在媒介平臺的多樣化趨勢下，相信動漫廣告的前途無量。
動畫和漫畫作為一種特定的娛樂形式在整個傳媒和娛樂行業中越來越占據重要位置。而動漫與廣告的結合，也成為了一種大眾喜愛的文化傳播形式，這種新的形式的廣告與傳統的廣告形式相比有著自己的獨特規律和適用情況，其形式之新穎，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兩者的結合，不管是對于動漫，還是對于廣告來說都是一個互惠互利，一個雙贏的舞臺。
2004年在北京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的第39屆世界廣告大會上，增加了動漫廣告板塊。在廣告業界來說，這次世界廣告大會是一次最高水平的國際廣告盛會，它開歷屆世界廣告大會之先河，以“廣告中國，未來20年”為主題，為中外廣告界營造了一個高水平的、交流的商務溝通平臺。而增加的動漫廣告更是把一種全新的觀念實際操作化了，通過動漫制作公司與廣告公司之間的合作、商談，為動漫廣告的前景鋪墊好了扎實的技術與物質基礎。
大會特為動漫制作公司設立了專門的服務板塊的目的在于把新觀念轉化為新機遇，在接受國際最新廣告觀念的同時，形成動漫制作公司與廣告公司高層次碰撞和洽談，共同研討動漫廣告的發展趨勢。廣告業已經對動漫動了心，我們也可以在不同的媒體中頻頻看到動漫廣告的亮相，可以說，中國動漫廣告市場已初步形成，未來10年中國的動漫廣告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
與傳統廣告相比動漫廣告這種新的形式有著較顯著的優勢。
一是生動性，因為動漫是一種非常獨特的表現形式，它采用的是一種與現實寫真拍照所不一樣的藝術形式，其卡通的形象在普通的廣告片中獨具一格，突出了鮮明的個性，很富有動感和新鮮的元素，讓觀眾在欣賞動畫的同時得到準備而明確的廣告信息。
二是夸張性，傳統廣告因技術受限制，無法在特技中采用很多的手段來表達廣告信息，而動漫是人工創作的，可以加入充分的想像力和創造力，把表達的信息用一種很夸張的手法表現出來，而這也突破了傳統廣告的記實性的弱點，在表現的深度和力度上，超越了傳統廣告。
三是吸引力，打開電視看廣告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在觀眾慢慢對傳統廣告有視覺疲勞的時候，動漫跳出來了，它沖破了傳統廣告的重重框架，從視覺到聽覺給觀眾一份新的空氣，一份新鮮的感受。在注意力經濟時代，這就是吸引眼球的關鍵一步，也是最富有挑戰和刺激的開始。
四是時尚性，動漫最初是通過動畫片的形式走入大眾生活的，經過多媒介的互動與發展，動漫不斷的走在時代的前沿，與最新的科技、最時尚的元素搭配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為亮麗的風景。
呼喚“自由市場”的管理者
無疑，網上言論的開放性是網絡的一個重要標志。多數情況下的多數網民發表言論時均能以理智平和的方式。
另一方面，網民身份的隱匿，又會給一定數量素質不高的網民發表非理性甚至與法律精神明顯相違的言論提供了可乘之機。
前不久網上傳得沸沸揚揚的有關演員劉亦菲的一組負面傳聞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事實證明傳聞純屬子虛烏有。但令人尷尬的是，有關管理部門查實的結果，這些傳聞竟然出自某一家網吧。而始作俑者是誰？在一個你來我往頻繁的網吧，是什么人制造了這一組惡毒的傳聞，答案卻不得而知。
讓人更為遺憾的是，這些往往經不起推敲的傳聞讓不少具有相當資質的新聞網站也信也為真，參與“轉播”，使得這種不良信息層層放大，給當事人造成很大的傷害。
網絡言論真的是一個“自由市場”嗎？這個也褒也貶的中性詞真的是具有無限活力與未來的網絡的另一個“負極”嗎？不錯，網絡言論是自由的，但它應該是法律框架下的言論自由。
作為負有很大社會責任的一方，網絡的管理者、新聞網站抑或其它性質的網站甚至網吧的運營者，不應該對它的“負極”視而不見，更不能以“司空見慣”為由，對此漠然淡然，聽之任之，否則一旦追究責任，就悔之晚矣。
還是回到劉亦菲事件。假如當地的網絡管理部門或其它相關部門措施得力，對網吧加強管理，建立真實完整的網吧上網登記制度，就斷不會出現查找責任人時已“杳如黃鶴”。
【關鍵詞】房價趨勢;沖突分析;穩定性分析;判斷矩陣
從2006年開始房價以較大的幅度上漲，在2013年，北京廣州等7個城市房價全年漲幅在20%-30%，上海、南京等17個城市漲幅在10-20%，漲幅在5-10%和0-5%的城市分別有39個、29個，百城平均漲幅為11.51%，僅溫州海口等8個城市下跌[1]。房價持續上漲使房地產行業的利潤增高，社會資本流入房地產業，導致其它行業的資源減少，發展緩慢，并會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擴大內需[2]。
2014年1-3月份，樓市出現了變動跡象，全國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下降5.7%，相比去年增幅下滑23.2%;住宅銷售額同比下降7.7%，與去年相比下滑34.3%。在成交量和成交價雙降的情況下，部分開發商選擇降價促銷以加快資金回籠。部分樓盤大幅降價，使已購買住房的業主感到很不滿。房地產業與地區和國家經濟聯系緊密[3]，若房價暴跌將會影響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安定[4]。
房價的波動牽動著中國的神經，房價大漲或暴跌都是我們不愿看到的。政府已經出臺了調控政策，但不同城市房價漲跌各異。由于影響房價的因素較多[5]，這些調控政策的作用難以明確顯示。假如沒有這些調控政策，任由房產市場自由運作，房價會如何？本文用沖突分析法，構建了由政府房產開發商住房剛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作為局中人的沖突模型，研究自由市場環境下房價的穩定性趨勢。
1.沖突分析
沖突分析法是國外在經典對策論和偏對策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對沖突行為進行分析的決策分析方法。它能通過對難以定量描述的現實問題的邏輯分析，進行沖突事態的結果預測和過程分析，幫助決策者做出科學的決策[6]。
沖突模型構建的主要要素有：
（1）局中人：是指參與沖突的集團或個人，他們擁有部分或完全的獨立決策權。
（2）選擇或行動：是各局中人在沖突事態中可能采取的行動。
（3）結局：是由各局中人的策略組合形成的局勢。
（4）偏好序列：是各局中人按照自己的目標，對可行結局排出的優劣次序。
得出局中人的偏好序列后，需對各結局進行穩定性分析。
分析過程有三個先決條件：①每個局中人都不斷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改變策略;②局中人在決定自己的決策時會考慮其他局中人可能的反應及對本人的影響;③平穩結局必須能被所有局中人共同接受。
穩定性分析時須確定每個可行結局對局中人而言的狀態，以局中人A、B為例：
（1）合理穩定結局。若對結局q不存在單方面改進，則q是合理穩定結局，記作R。
（2）連續處罰性穩定結局。若對結局q存在單方面改進結局q'，且q'對于局中人B也存在單方面改進結局q''，但結局q''對于局中人A不比q更優，則稱結局q的單方面改進結局q'存一個連續性處罰。若結局q的所有單方面改進都存在連續性懲罰，則稱q為連續處罰性穩定結局，記作S。
（3）非穩定結局。考慮結局q，如果存在單方面改進局勢，但又不是s，則稱q為非穩定結局，記作U。無單方面改進局勢，記作X。
（4）同時處罰性穩定結局。若對于局中人A、B，結局q是非穩定的，那么在AB同時朝著q進行單方面改進產生的結局{pk}中，存在一個對于局中人A而言，不比q更優的p0，則稱對于局中人A，結局q的單方面改進結局存在一個同時性處罰。若對于局中人A，結局q的全部單方面改進結局，都存在同時性處罰，則稱q為同時處罰性穩定結局，記作U。
2.模型構建
房價沖突問題的局中人為政府、房產開發商、住房剛性需求者和炒房者。在沖突中，政府希望在控制商品住房土地供應量和房價穩定于較低水平的情況下，住房剛性需求者能買到房;房產開發商希望低價從政府手里拿到土地，然后將房屋高價賣出;住房剛性需求者希望能低價買到住房，并且在較長時期內保值;炒房者則希望房價走高，買到更多的房子，然后高價賣給或出租給住房剛性需求者。可以看到，房價沖突中局中人的目標分歧嚴重，沖突激烈且難以調和。
在沖突中，局中人都會選擇對自己目標更有利的決策。為了便于建模，本文認為局中人的決策為：政府增加或減少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房產開發商抬高或降低房價;住房剛性需者租房或買房;炒房者賣房或買房。
局中人決策的組合共可形成28=256種結局，由于每個局中人的決策相互矛盾，而且必須做決策，所以會有大量不可行結局被排除。建模時用“1”表示采用某決策，“0”表示不采取該決策，將每一列的二進制向量轉換成相應的十進制值作為該結局的代碼，可行結局如表1所示。
3.結局偏好排序
3.1 計算結局權重
為了進行穩定性分析，需要確定各局中人對上述16種可行結局的偏好。本文應用層次分析法中的判斷矩陣來確定權重，以進行偏好排序。由于心理學家認為成對比較的因素不宜超過9個[7]，所以本文不直接用判斷矩陣計算各結局對局中人的權重，而是先確定各決策對局中人的權重。由于結局是決策的組合，將各決策對局中人的權重累加求和，從而計算出各結局對局中人的權重，做出結局排序即可得到偏好序列。
設與總目標z相關的n個因素為x1，x2，…，xn，對于i，j=1，2，…，n，以aij表示xi與xj關于z的影響的比值，并用9個標度來表示，從而得到這n個因素關于z的兩兩比較判斷矩陣A。標度及含義如表2所示。
表2中第二行描述的是從定性的角度，xi與xj相比較重要程度的取值，第三行描述了介于每兩種情況之間的取值，1～9的倒數分別表示相反的情況。
權重的確定直接影響到分析結果，為保證得到的權重的合理性，需對判斷矩陣進行一致性檢驗[8]。一致性檢驗，步驟為：
（1）計算判斷矩陣的最大特征值：，，的最大特征值所對應的特征向量歸一化后即為排序權重向量。
（2）計算一致性指標C.I.，。
（3）查表求相應的平均隨機一致性指標R.I.。
（4）計算一致性比率C.R.，。
當，認為判斷矩陣具有滿意一致性。查表得，矩陣階數為8的。應用上述構造判斷矩陣的方法可得政府的判斷矩陣，再依據一致性檢驗步驟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判斷矩陣具有滿意一致性。將各可行結局對應的二進制向量與w向量相乘，得出各可行結局對政府的權重。按照同樣的方法構造判斷矩陣并檢驗，可計算出各可行結局對其他局中人的權重。
3.2 結局偏好序列
對各結局的權重按大小做排序可得政府、房產開發商、住房剛性需求者和炒房者的結局偏好序列，結果如表4所示。
4.穩定性分析
4.1 穩定性分析過程
依據穩定性分析的先決條件和各穩定結局的定義，對結局偏好序列進行穩定性分析。通過邏輯推斷得知結局85對政府而言是同時處罰穩定性結局，可行結局對于各局中人的穩定狀態如表5所示。
4.2 穩定性分析結果
由表5知，只有結局166對于每個局中人都屬于穩定結局，任何局中人都無法通過單方面改進決策獲得更好的局勢，則全局平穩結局為166。結局166對應局中人的決策為：政府減少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房產開發商抬高房價、住房剛性需求者買房、炒房者買房。
5.結論
（1）本文運用沖突分析法研究在自由市場環境下房價的變動趨勢。沖突分析的結果為政府減少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房產開發商抬高房價、住房剛性需求者買房、炒房者買房，比較符合近年的事實。房價變動趨勢為上漲，表明如果政府不干預，房價會持續走高。
（2）住房剛性需求者的單方面改進局勢較少，表明在這場博弈中住房剛性需求者處于劣勢。他們是房價的最終承擔者，在讓市場自由運作不易控制房價上漲的情況下，就需要政府運用科學的調控手段加大調控力度。事實上政府已經出臺了很多政策，例如：增加住房建設用地和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應;實行嚴格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加強對房產開發企業購地和融資的監管等。開發商住房剛性需求者和炒房者不僅要嚴格執行既定政策，還須自覺規范行為積極配合政府以促進樓市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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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吳祈宗.系統工程[M].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8：65-67.
基金項目：陜西省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劃項目（2013KRZ21）;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科技項目（2013059）
“市場經濟讀本”有兩種:一是市場經濟本身,它過于感性化和實踐性,以至于人們必須經過市場經濟的一段磨難、付出代價之后才能讀懂它。另一種則是《市場經濟讀本》這樣的文本,它為當代市場經濟中的自由標上了多個“思想化”路標。讀這種文本,能夠找到“臨行喝媽一碗酒,渾身是膽雄赳赳”的感覺。
問題是董事們有多少的時間去閱讀？難道不想跳出“資本家”的俗套,將自己凈化為一位“知本家”嗎？如果能夠再從一個“知本家”進一步凈化成為一位“觀察家”,董事們將真正實現從“戰術家”向“戰略家”的成功轉變。這可是一種“境界”的升遷！
因此, “讀書”不再是“迂腐”的代詞,儒商不再是商人中的弱勢群體。在市場經濟中,董事們的身份應當是戰略家,以應付“捕捉商機”與“開發動力”這兩大核心問題。草創時期各類有關“交換”的淺顯問題原是一類戰術問題,至于“效率”和“效益”,不過是解決兩大核心問題之后的自然結果。所以,市面上一味求索“效率”和“效益”的流行做法,實際上是緣木求魚、舍本逐末。
我們今天行走的經濟道路,根本上還是一個“資本運作”的道路。我們不能在這個“資本”后面加上“主義”兩個字,其用意如同不能在“自由”后面加上“主義”兩個字一樣。什么東西一旦被加上“主義”兩個字,將會越來越變得令人作嘔。“資本”、“自由”此類都還只是一些方向性的路標,但是“主義”就是具體的道路了。我想,駕駛的樂趣在于明確方向的前提下“自由”地探索前進,被限定在既定道路中的種種限速行駛,其實談不上有什么樂趣。
眼前這本《市場經濟讀本》由許多新穎的路標構成。這些路標是由詹姆斯?L?多蒂、彌爾頓?弗里德曼、埃恩?蘭德、F?A?哈耶克、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弗里德?里克巴斯蒂雅特、馬克萊?文森、羅納德?H?科斯、亨利?大衛?梭羅、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拉里?E?盧夫、德威特?R?李等十多位西方18、19世紀著名的經濟、政治思想家分別著作而成,這些好鋼制作的寶劍“出土”之后依然光芒四射。
如果說市場經濟中存在著“看不見的手”,那么,你在不知道其手法的情況下進入市場淘金,也許就不僅僅是失手的問題了,它會將你拽入深坑,使你失身。尤其,我國目前所面臨的是所謂“不完全市場”,其中有許多秘密需要思想家們揭示。比如,我們目前還不太清楚諸如由室外地滾球游戲所聯想到的“串謀的經濟學”，由控制權引發的壟斷來源，讓沒有自衛能力的公眾買單的政治污染，根據對損失付不同責任的價格體系所進行的社會成本計算，由社會沖突或仇恨所產生的政治經濟,以及自由社會中的政府作用、市場中的個人自由、政府管制、政府角色、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等比較實用的專業問題。《市場經濟讀本》可以給我們以充分的提示。
在這個讀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場經濟的核心理念是自由主義。但是,市場的自由并不就是一個泛濫的自由市場形態。如果用書中的觀念來看,市場經濟環境下對公司的治理應當較大程度地放棄公司的社會責任。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對社會的貢獻只能算一個自然的指標,但它絕對不是市場自由的路標。所以問題就出現了: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市場經濟”,實際上以利己主義作為自己的道德標準,因此,目前中國經濟社會面臨雙重道德標準的深刻矛盾,即傳統經濟的利他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利己主義。這正是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成長中所遇的真正癥結。
因為存在這個癥結,尚處原始階段的中國市場經濟,其驅動力方面一開始就出現了問題。書中的部分思想家,一方面描述了一種基督教教義與資本主義的潛在道德基礎上所存在的尖銳矛盾;另一方面卻闡述這樣一種邏輯:為了“利己”,市場經濟者們往往會在不自覺中首先完善“利他”。一個形象的比喻是:為了利己性地能夠每天去對面的溫暖吧里喝上熱咖啡,他會首先在雪地中鏟出一條連接自家與咖啡吧之間的小路,之后,顯然沿著此路進吧的人將遠遠不止他一人。于是按照這樣的解釋,一些西方思想家有理由認為,社會主義原來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精神中自然而又無意形成的,這就是當代西方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種發生學解釋。
顯然,這是一種當代中國意識形態所不能夠接受的觀點,但是,當代中國企業的董事們也許心里暗暗點著頭。這就是我們稱目前中國經濟形態為“不完全市場”的緣故之一吧。
路標多,這本身含有一種公益的味道。但是您是否想過,路標是給哪些人看的？這里有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獲得市場自由并不是一個技術層面的事。這里的“市場自由”有著雙重含義:一是市場本身發展的自由度,二是人在市場中的自由度。顯然,前一類含義歸結于政府營造市場環境的戰略構思,后一類則依賴于董事們選擇市場形態和自己行進姿態時的戰略設計。既然都是“戰略”的問題,那么“市場自由”就超越了技術層面。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衡量企業家是否已經完成并脫離草創階段的基本標準,這就是看他們的思維角度及其運作方式是否已經從“戰術”層面轉向了“戰略”層面。總的來說,《市場經濟讀本》屬于有關市場經濟戰略的專業書籍,它有著比較鮮明的讀者群――既非學者,也非企業的具體操盤手,而是董事會中那些企業的設計師們。所以,我們的董事應當學會并習慣篩選自己面前的一大堆問題。我相信,戰略問題是解決戰術問題的基本前提。所有中國原創企業都有這樣的基本經歷:從戰術層面打入市場,然后再躍上戰略層面。這樣一來,必然在躍進戰略層面之前,就積累了許多一時無法解決的戰術問題。這就是中國董事會與索羅斯一類國際戰略投資家在市場處境和市場手法上存在基本區別的主要原因。
美國經濟已經走出衰退，但是美國人由于勞動市場極不景氣而仍然受困。今年1月失業率僅從10％下降到97％。2月與1月同，但企業精簡的勢頭未減。現在美國失業人數已這1480萬，另有940萬人未能充分就業，如加上放棄覓職人員，失業率將達到16.8％(2月)。對于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大衰退”并未真正離去。
美國勞動市場一向高度自由化，雇主可以隨意裁員，這是美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模式特點之一。近20年來由于企業應用新技術，實行精益化(Lean)管理，隨意裁員愈益成為平常事，即使是企業在盈利的情況下也減員。
企業為了應對市場萎縮，裁員已成為惟一的方式。近30年來，汽車公司員工人數一直在下降。有的產業由于處在消亡之中，裁員是必要的，譬如當前的報業。但是在這次經濟危機中進行裁員的大部分企業并未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如金融、零售、技術等公司，它們的問題僅僅是市場需求暫時下降，它們的困難不過是擔心利潤下降得太多。
企業裁員的理由都是錯誤的
其錯有四：一是可以提高股價。根據一份對1990～1998年間進行裁員的美國1445家企業的研究報告，它們裁員后在股市都出現了負面效應，裁員愈多，負面效應愈大。二是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一份對美國14萬家制造廠商在1977～1987年之間勞動生產率的研究報告反映，勞動生產率提高最多的都是增加員工的企業。在零售業，裁員可以降低人均成本，但人均銷售額也下降了。三是可以提高利潤。一份對122家公司的研究報告發現，企業精簡后隨之出現盈利下降，這種負面效應在研發密集型產業和銷售額正在增長中的公司尤為明顯。另一份對標準-普爾500家工業公司的研究報告反映，精簡的企業盈利水平低于不精簡的。再有一份美國管理協會(AMA)關于企業精簡效應自我評估的調查報告反映，有一半左右的企業認為提高了利潤，只有1／3認為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四是可以降低成本。實際上公司宣布裁員后，隨即出現最優秀的員工要跳槽，想留也留不住，因為他們有技能，最容易找到工作。AMA的一份調查報告反映，約1／3有技能的被解聘員工找到了新工作，但是公司卻失去了骨干和經驗，再招工都是新手，不利于降低成本。
兩種惡性循環對企業的嚴重威脅
學者們普遍認為，美國企業高管低估了為裁員所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有的是直接的，如支付解雇費和職業介紹費。但危害最大則是間接性的，留下的員工人人自危，對主管產生離心傾向，工作積極性下降、怠工。
AMA的調查報告反映，精簡公司88％的員工干勁不足。尤其是零售店，員工監守自盜所造成的損失超過了混跡于顧客中小偷的盜竊。精簡的結果往往導致客戶服務、創新和工作效率等方面的水平進一步下降，形成惡性循環。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在幾十年前就指出，失業者由于沒有收入，只好降低支出，而尚未失業者，由于擔心丟掉飯碗，必須省吃儉用，其結果是市場蕭條，生意清淡，企業只好進一步裁員。于是導致另一種惡性循環。法國企業在這次危機中盡量減少裁員，因而能夠比較從容地挺了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