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2 15: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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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棉花這種植物從古代起就為西域綠洲的居民所熟悉，他們又是從其近東的鄰居那里獲得這一切的。棉花絲毫未引起古代漢人的注意，他們的衣著方式受絲與麻這一對基本對襯物支配。絲綢這種珍貴的織物出自蠶對桑葉的加工，當時就已經被比定為一種植物產品。它僅限于供貴族和上流社會的人穿戴，從而確保了它的一種特殊地位。與生產或制造絲線有關的所有技術操作(養蠶、采摘供幼蟲食用的桑葉、繅絲、紡紗和織綢布)均屬于“女紅”的范疇。從儀禮觀點來看，這是非常明確的。紡織絲綢是于座落在封閉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對綢匹要實施非常嚴格的質量監控。平民百姓只能僅滿足于比較粗糙的纖維織物，諸如線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紡織相反卻屬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農”或“工”的勞動范疇。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纖維屬于一種不受法規條律控制的農村手工業之范疇。這些織物并不被計算在由古代社會稽核家們制訂的“標準預算”之中，因為這些稽核們首先將農民視為谷物種植者。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很早就進入了商品流通系統，這種特征便意味著纖維植物是做為“經濟作物”而種植的，以供應自給自足的手工業生產活動。考古學家們已經發掘到了一件被斷代為后漢的文書，其中提到了商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這些商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來并于市場上銷售他們的產品。相反，我們只掌握很少一點有關使用動物原料做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資料，諸如褐布和毛皮等。
織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紀左右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也就是當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稱的土地制度建立時，將它們納入到一種直到那時尚僅僅由糧食和貸幣組成的財稅收入的范疇中。我們沒有必要在此于有關確定使“糧民”獲得可耕地的程序問題上過分耽擱了，同時也無須在需要知道這些條例在何種程度上可以被確實落實的棘手問題上長篇大論了。反之，最重要的卻是要強調從此之后被接受交納第三種稅(調)的布帛那幾近于貨幣的地位，這里確實是指生絲綢帛，但同樣也有諸如線麻和芝麻那樣的粗纖維織物。除了暫時分配給農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們還會分到種植紡織原料的田，根據地區不同而分別稱作“桑田”或“麻田”，它們形成了“永業田”。養蠶業當時在比當代要遼闊得多的土地上實施，因為它明顯能大大升值。線麻和苧麻的較粗纖維僅僅在那些已證明無法生產絲綢的地區才做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織物來納稅，同樣也獲得了官方事實上的承認，它們從此之后被確定了一種法定的價格。在家庭基本經營內部，種植糧食作物、紡織纖維和織物生產的結合，使中世紀的中國農民變成了“農民一手工業者”，這與西方社會所熟悉的農民一牧民則大相徑庭。但我還必須指出，當時是植樹才使農民的所有權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則很難提供明確答案的問題，則涉及到了中世紀農村社會內部的性別地位問題。一方面，如果大家還記得養蠶女工在其中嬉戲的野生桑林與耕田距離較遠的話，那么在耕田中種植桑樹的新技術則將養蠶業與谷物種植業更為密切地聯系起來了，可能有助于將女子們置于一種更為直接的社會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與紡織業有關的生產活動在古代就已經變成了在性別間進行勞動分工的對象，它們被人深信不疑地視為女性勞動。這就導致女子們獲得了對男子們的某種經濟平等地位，她們在一種布匹幾乎具有貨幣地位的經濟中成了織物獨有的生產者。
中世紀的中國人絕非是對棉花一無所知，他們可能從漢代起，在后來成為絲綢之路的道路沿途進行開拓的第一階段時，就已經發現了棉花。他們后來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進香的機會，與南亞和東南亞的關系日趨密切起來時，又在這些地區重新發現了棉花。由于經常往來于唐朝那國際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東南港口的胡族駱駝隊商人販運的貨物，棉織品傳到了中國。這些布匹織物被視為具有異國情調的珍異物，可以達到很高的價格。但在仍是高質量的絲綢大批流向西方的時代，這些布絕不會引起消費者們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這種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種成功，但棉織品的首次風靡只能斷代為宋元兩朝。當時生絲的生產和絲綢的制造又縮退到了某些地區，而這些地區在這段時間內又變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
由棉逐漸取代麻的過程首先應被重新置于一種廣泛的經濟和體制的背景中。正如陳鐘毅和趙同于其《中國棉業史》中所指出的那樣，麻被取代的過程大致開始于北宋時代，當時的中國人口首次突破l億大關，而進入了一個人口增長達幾個百分點的階段。考慮到人均耕地擁有量的減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種的水稻以及推廣雙季稻，糧食產量不斷增加。這樣一來，農民們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種植谷物以及他們更喜歡的油麻品種。相反，其用途僅限于生產纖維的苧麻卻開始衰落。因此，從麻向棉(一種直到當時始終在荒蕪得難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種植的植物)的過渡。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將之改造為糧田。因此，對于一個已經是人口集密的農民階級來說，棉花的種植從此之后將代表著一次實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農業的機會，因為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棉田收獲的棉花纖維數量要明顯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纖維量。最后，棉花的種植可以使人不必去憂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態條件的限制。因為在漚麻勞作時，泡制麻桿則必須在炎熱的氣候中進行，同時還必須擁有活水。由此而產生了移植棉花的頗有意義的可能性。做為一種當年生植物，棉花適應了北方比較干旱的地區。
這種或然性在許多方面都是新穎的，明顯受到了出自近期演變的啟發。在這種演變之中，經濟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種將重點放在糧食自足上的農業政策的首當其沖的受害者。這種比較不會使研究當代農業問題的經濟專家們感到驚訝。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釋這種形勢的復雜性，因為它似乎是低估了與農具有關的各種技術狀況。棉花在中國社會中獲得成功的緩慢程度，確實應與涉及到加工紡織纖維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關。兩種操作技巧顯得特別棘手：脫棉籽殼和紡紗。因棉纖維要比中國女子(由她們完成主要任務)所習慣的那種纖維短得多。意味深長的是，我們發現了加工棉花工藝的兩條主要傳播渠道：“南路”自東南亞起，經云南和海南島；“西路”則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傳播的重要時代恰恰相當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時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藝借鑒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黃道婆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傳播棉花加工工藝的“神話”傳說，可以被視為由賜婚于當地內附政權的漢公主在西域和吐蕃傳播絲綢以及與繅絲織錦的故事記述(無疑也是神話般的)之對襯。有關黃道婆的故事，在傳播一種“外來”工藝方面很明確，她是種植和紡織棉花的倡導者，可能是從海南島黎族那里學到其技術的。黎族是一個接近于東南亞的“南島人”的土著集團。
然而，我們應該指出，與蠶絲和線麻的加工相反，對棉花纖維的加工僅僅需要有一種輕巧的工具，而當時的紡麻則是以紡車來完成的，甚至有時要裝上葉輪并以水力傳動。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津津樂道地將這種方法比定為工業化之前的機械化的初始。彈棉花纖維時使用的器械相反卻要簡單得多，一般僅由一人操縱。軋棉機主要是由兩根木輥子或鐵輥子組成，安裝在一個木框中，其中的一個輥子固定而另一個則要由一根手柄轉動，專門彈棉花纖維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裝在木架上的具有彈性的木桿，甚至還固定在操縱者背部的腰帶上。帶有一根或兩根軸的紡車以腳踏而傳動，窄織布機則分別帶有或者根本沒有梭子。此時，頗有意義的是，我們甚至可以說這些器械在數世紀期間從未發生過變化。與這些機器頗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為已斷代為自元至明的多部農技論著的插圖中了。這些設備一直使用到20世紀中葉。雖然棉織品的生產是一種要比做為養蠶或種麻業之特征發達得多的勞動社會分工化的對象，但我們也只能說它僅有很少的專業特征。相反，在紡紗方面，生產率確實很低。吳承明估計，平均需要4天的勞動才可以紡織一匹約3平方米左右的標準布匹，平均需要結成一組的兩個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勞動。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縮絨)只運用于上乘質量的棉紡品，形成了一種“工業”勞動，于此當然是使用了該詞的現代之前的意義。這兩種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專業工人在動用資本的專業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別是由用來采購縮絨的巨石的資金，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達兩噸并代表著一種真正的投資。
有關加工棉花的手工業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導致我們更傾向于注意另外一種真正是社會制度的因素，它們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們的注意。由我根據吳承明輯錄的各種記述而復原的那些地圖清楚地說明：一方面是優質棉織品的生產集中到了少數地區，另一方面是絲綢和棉織品的生產中心之間的互補性。這種專業分工絕非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自主經濟機制的產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對“調”(布帛稅)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樣，生絲和絲綢的生產地域從唐代后半葉起就開始收縮，最終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獨厚的地區，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廣東(珠江)三角洲等地。我們由此便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大部分省份從此之后就只能生產“劣質”的紗或布了，無論是指絲線還是麻布都一樣。明初的稅制改革沉重地打擊了蘇州和松江諸府，因為這些府曾因在中國東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對手張士誠而獲罪。由于這一事實，松江地區植棉業的發展，被普遍地與該府的沉重稅務負擔聯系起來了，或者至少是與允許將部分稅收改用棉花交納的做法聯系起來了。明朝政府一舉賦予了這種紡織纖維一種與絲綢并駕齊驅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將涉及到棉織品所獲得的成功，它做為一種擺脫了在高貴紡織品絲綢與僅供窮人使用的由麻或苧麻紡織成的布匹之間平分天下的織物。眾所周知，粗棉布特別受到農民的喜愛，尤其是在夏季悶熱而潮濕時更以其輕薄而受青睞，在冬季嚴寒時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鐘情；它們以其莫列頓雙面絨呢(Mole—tonne)服裝的形式出現，既比傳統的褐布(毛織布)舒適便利，又比皮襖價格便宜。同時，細棉布的出現可能形成了絲綢的一種取代物，原則上嚴格地供上層階級的成員享用。然而，我們饒有興味地針對這一問題而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以來就奠定了其絲綢手工業和瓷器的優勢，這是該國維持著幾乎是一種壟斷性的出口產品，其生產程序(至少在瓷器問題上是這樣的)始終嚴加保密。中國人在18世紀期間已開始發展出口“印花棉布”(細棉布，原產印度，在中國則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稱)，以至于中國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廣州的商人便通過西方貿易公司(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而開始進口數額巨大的印度纖維和紗。
此時棉花這種作物遠非僅供應地方市場并向農民提供現款的經濟作物。雖然繼19世紀的歷史大轉折時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國土上變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勞動可能會確保五分之二的家庭獲得額外收入，其纖維可以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著。但卻存在著一種地理性的專業化生產，同時在或致力于種植或從事紡紗織布的兩種地區之間形成了一種明顯差別。大家都會發現，在相同面積的土地上，植棉能確保一種比種植糧食作物高數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種植于包括長江三角洲不適宜種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區，其種植區沿一個圓形弓帶延伸，從京城地區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東北端、山東與河南省，甚至還到達長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與湖南)。于此同時，來自西域的棉花逐漸地征服了中國西北邊睡的綠洲，特別是黃河河套與鄂爾多斯地區。
如果大家參閱吳承明的復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則形成了帝國經濟經營業務的第2個分支，面對當時只占國內貨幣收入7％的養蠶業來說，相差甚遠。這位作家認為，在前夕，棉布的總產量已增至3．15億匹布，也就是說每個居民占約3/4匹布。然而，當養蠶業成為一種主要是轉向市場的生產行業時，與棉花的生產和加工有關的業務卻首先在于滿足個人的需要。大部分農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縫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脫皮和彈花一般都是由流動勞工就地完成的。他們攜帶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門服務。紡紗以及有時還可能包括織布在內的勞動，同樣也于村莊中就地完成，它們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勞動力。各種年齡的人混雜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當地利用窄織機織布，所生產的3/4的棉紗都供當地農民消費，大部分農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經商，而僅僅是出售他們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線的形式出售。這第2種選擇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吳承明的論著中統計到的l0個主要織布中心之一周圍的家庭。對于以布的形式而獲得的產品，唯有質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躋身于國家級市場。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產品半數的數量，也就是說可能有1．5億匹布出自江南織造廠，那里的松江、常熟和無錫的三大中心(圍繞著本身卻在致力于絲綢生產的蘇州)形成了豪華手工業企業的一條帶狀地區。在中國民族經濟的軸心之一，以及與世界經濟建立了直接聯系的極少數地區之一蘇州，集中了漿布車間，當時的主要紡織品批發商均居住在那里。我們還將指出，所有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單一棉花種植區附近。在吳承明著作中已經考證清楚的其它7個中心，則分布在最新發展的棉花種植區之間。它們在當時只具有一種區域性的意義。然而，那里存在著來自北方和中原地區棉紗的大量流通，其最終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諳省組成的，那里本來都不適宜種植棉花，但卻擁有紡織勞動的大量熟練勞力，其經濟越來越轉向世界市場。從18世紀末開始，廣州地區便開始擺脫國內的流通渠道而儲備(可能是很便宜地)進口的印度棉花，它們是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有聯系并從事“從印度到印度”的貿易船舶運載而來的。總而言之，我們的這位作家始終認為，在之前的數十年間，與棉花有關的交易始終占有對外巨額貿易1/2的份額，這與絲綢和茶葉相比較，則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
多年來，數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證明了棉花的手工產品(土布)是一種非常強的抗磨損的產品，從而導致史學家們思考這種生產模式的有效性。據此認為，中國于簽訂的翌日，遂向西方貿易開放，可能會引起家庭手工業的破產并促使農村社會的解體，于是便加速了該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依附關系。在18世紀時，中國仍以先進的經濟強國的面目出現，既出口其侈奢手工業的成品(絲綢、瓷器、漆器和細棉織品)，又出口它幾乎擁有壟斷權的物品(如茶葉或生絲)。它同時又僅僅進口有限數量的“異國”舶來品，以進口白銀而結算其外貿。中國在20世紀時，在其移民地區的范圍內失去了貿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進口成品。有關棉花的研究導致我們使這種景象變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經看到，廣州的商人從18世紀末起就已經開始進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運輸費用的價格差。通過海路進口外國纖維，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贛江逆流而上地運輸中國棉花更為便宜一些。毫無疑問，在國門開放之后，商業潮流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反向流動。因為19世紀的統計數字確實向我們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進口制成品、棉紗和棉織品。曼徹斯特的工業家們早在1830年就生產普通的棉織品，其效益要比中國的手工業主們好得多，所以他們自認為以其商品充斥中國市場處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陳鐘毅和趙岡提出的論證的話，那么其演變實際上要更為復雜得多。與英國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國在數十年中繼續進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織品，這種形勢僅僅從1880年起才開始顛倒過來。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現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趨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點是棉花纖維生產過剩、出口原棉等與進口棉紗和棉紡品的重大發展相聯系，從而彌補了當地棉紡品生產的逆差。這種新的局面卻僅僅持續了20一30年。從20世紀的轉折時期起，更具體地說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在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期間)，中國利用國內外資本而取得了工業化的迅速發展，以至于該國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變成了一個棉花進口國和棉紗出口國，而外國棉紡品的進口商業都崩潰了。
關鍵詞：合同市場內生社會化聯合計劃
一般地，人是有意識的動物，計劃就是人類活動的本性。或者說，自發性必將向計劃性發展，自發性只是人類意識和計劃發展過程的一個環節。這意味著，從長遠看，傳統的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它的盲目自發的市場調節－－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具有過渡性質。總的來看，人的活動，包括經濟活動是有目的的，計劃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從這一角度來分析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我們將得到新的啟發。例如，我們就會發現，自發調節的商品市場經濟（經典的市場經濟）在人類歷史上原來是很短暫的現象，它不過是從自然經濟向社會化計劃經濟發展的中介或過程。商品市場關系的確與私有制有著內在聯系，因此，隨著現代市場經濟向社會聯合計劃經濟的轉變，私有制和商品價值關系也日益解體，出現了一種超越商品經濟的“訂貨經濟”。等等。
一、市場既是經濟調節機制，也是一種基本的制度形式
過去，人們是將計劃看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而市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現在，人們普遍同意計劃和市場不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即兩者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認為，這個問題并未就此簡單地解決了。一般來說，計劃指主體的有意識的控制，而市場是一種自發調節，反映了有關主體的不自覺狀態。從這一點來看，在有限范圍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原始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和奴隸、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中的計劃其實是有重大區別的。因為，前者的計劃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動，而后者的計劃實際上只反映了少數統治者的意志和行動。另外，自然經濟中的計劃控制的范圍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種計劃經濟，通常所說的計劃經濟是指現代國家的計劃控制。盡管如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至今的國家計劃仍然還只是少數人的意志的直接體現，雖說大多數普通市場主體的意見也可以供少數人作決策時參考，但決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動權在少數人手里，廣大市場主體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的計劃決策者。這就是說，與原始社會相類似的能夠直接體現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計劃還沒有出現過。這也意味著，國家計劃經濟中包含著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依附關系。所以，我認為，傳統國家計劃是封建關系的現代形式，即使是國有制基礎上的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如果它在社會生活中直接居統治地位，也難免演變成一種封建性的“特權所有制”（孫冶方語）和“計劃統治”。
以賣為目的的商品生產，雖然每個生產者是自主決策的，但在生產者不能把握產品能否賣出去的情況下，就只能聽憑客觀經濟規律的擺布，即由市場調節。在這里，人與人的關系以物為中介，直接依附關系不存在了，政治與經濟分離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場無疑反映了是一種自由平等的經濟關系形式。從這一角度看，市場是有利于人的自由發展的一種經濟制度形式。
由此觀之，經典的計劃經濟和經典的市場經濟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性質和類型是不一樣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直接的依附關系，則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調節方式，也決定了一種平等的自由聯合關系，計劃與市場具有經濟制度的含義。
但是，計劃和市場本身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有一個發展過程。從歷史發生學上看，分工－商品生產－私有制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互動鏈條。馬克思認為，分工是商品生產產生的原因，而商品生產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分工的發展，從而使原始共同體日益解體，私有制得以產生和發展，最終則是以機器大生產為基礎的社會大分工和徹底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出現。從這一點看，如果我們不是表面地、錯誤地將私有制看作僅僅是人對物的占有關系，而是將它的本質看作是復雜的生產關系體系的話，那么，就應該看到傳統商品市場與私有制、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確是有內在聯系的，更具體地說，私有制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商品市場經濟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是私有制經濟關系的發達體系。
可以這樣認為，從一般的意義上來看，市場意味著某種平等關系的建立，而從具體的意義上來看，作為經典市場經濟的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它本質上所包含的是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資本在市場中追逐獲得平均利潤，而資產階級的國家則維護著這種私有制——資本的共同利益）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要求在所有的勞動者（他們同時也是所有者）之間建立平等協作關系。由此看來，市場作為一種基本的經濟調節機制，同時也是一種比所有制更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種形式上的自由平等關系。我們不難看到，現代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經典的市場經濟。如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按合同組織生產，各行各業的主要壟斷者發展了新型的資本聯合關系，實際上從市場中已內生出一種新型的“社會化聯合計劃”［1］，從市場角度看，這也可看成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它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社會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巨大破壞作用，為生產力和人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新的條件。二、現代市場的社會化計劃性突出表現為訂貨系統日益發達
二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再未出現大的危機，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出現了超越傳統商品市場調節的新型計劃控制的結果，這種新型計劃是以眾多企業的自主聯合決策為基礎的，我稱之為“社會聯合計劃”。我們知道，經典的商品生產中，一般是在優勢資源的基礎上組織生產經營活動，形成產品優勢并在競爭中獲勝，是資源導向型。早期階段基本上是賣方市場，生產出來的產品要賣出去還不會有什么太大的問題。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豐富，賣方市場逐漸向買方市場轉移，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的風險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資源導向型的經典商品生產出現了危機。最終，危機迫使廠商改變生產經營策略，一開始就將需求和市場放到戰略高度來考慮，生產程序變成了先“跑市場”，簽訂各種合同，再根據市場和訂貨情況組織生產經營和決定進一步的新選項目、投資和資源開發活動。所以，現代市場經濟是市場導向的。例如，寶鋼的生產計劃95%以上都有合同和銷售方向，而且生產組織的節奏由過去的半年一次訂貨、按季度考核合同，縮短為雙月訂貨，按月組織生產，更能適應市場的變化。這種變化可稱之為經濟合同化[2]。
與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節都放長假，促進“假日經濟”，擴大內需。一開始，全國各大旅游點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場面，忙煞苦煞也樂煞。而“國慶”節也放長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區作好了接待的充分準備，卻出現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區。原因是人們的預期國慶節也火爆，許多人不堪忍受擁擠的旅行之苦，放棄了湊熱鬧趕假期旅游的計劃。這也說明企業缺乏市場調研憑主觀經驗決策的不可靠，是不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國家旅游局決定出面搞一個信息預報系統。同時坦言，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最終來說，還得靠企業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發達國家，企業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務，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時間，什么路線，乘哪一次車轉哪一次車，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間房和在坐哪一個座吃飯等等一些細節，都是預訂好了的，這樣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務。因此，服務產品也具有“訂貨生產”的形式了。
再如期貨市場、期權市場的發展。一般認為，期貨交易并不涉及到實際貨物的所有權轉讓，而是轉讓與這種所有權有關的價格變化的風險。它被看成是期貨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認為，期貨交易遠不只是轉移風險，而且降低風險。因為標準化合同的交易過程也是參加交易的眾多廠商在共同修改和調整它們的生產經營計劃及它們的復雜關系的過程，而國民經濟計劃也在它們相互之間的復雜關系的調整過程中相應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調整。表面上看，宏觀計劃的這種調整過程是自發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決策，在進行模擬計算，則具有事先的預見性，從而大大降低了整個經濟運行的風險。如果限制投機者的參與，期貨交易降低風險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對于個別廠商來說，在商品價格變動時做套期保值交易（對沖交易），平衡價格偏差和轉移價格風險。生產者能通過期貨市場穩定其原材料的來源和價格。而就國民經濟整體來說，在期貨市場交易中，所有的交易價格都是由買賣雙方公開競價來決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機會在其現有的供給或需求的情況下，以其認為最適當的價格來成交。因此期貨交易反映出許多買賣雙方對目前、三個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關系和價格走勢的綜合觀點，也反映了一種真正社會化的計劃調節過程。從世界范圍內期貨市場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利用期貨市場作套期保值的生產者的收入比不這樣做的人更穩定。他們既不獲得最高利潤，也不獲得最低利潤。期貨市場為其提供了穩定的收入，而且使他們能減少銷售成本而取得市場競爭優勢。從宏觀上看，則是整個經濟體系更加有序和平穩，有利于避免破壞性的嚴重經濟波動和危機。
三、企業成為社會化計劃的基本主體與合同市場
從經濟計劃本身來看，它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呢？原來，國民經濟計劃，即所謂總量平衡、比例、結構、協調發展等等內容，并不是一種獨立于勞動者和企業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眾多勞動者和企業相互之間復雜的聯系總和之中，而一當他或他們進行相互談判、協商并聯合作出決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將其合作關系正式確定下來之后，整個國民經濟的計劃也就相應落實下來了。而這樣的計劃，顯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實地收集到各種經濟信息，作出的聯合計劃也更能兼顧各方面的具體情況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及時修改的聯合計劃。這意味著，在經濟合同化的發展中，眾多的企業日益成了經濟計劃的主體，而且，市場本身（一切經濟主體互為市場，這是大市場；而作為專門場所的市場則可稱之為小市場）日益成了眾多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協調、簽訂和修改合同的場所，在這里，期貨市場則可看作是企業相互交換合同從而調整經濟計劃的場所、體制。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已發展成為一種以眾多企業的自主決策為基礎的、通過面向市場的經濟合同來實現的新型社會聯合計劃。
顯然，經濟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產直接社會化的程度，也是經濟計劃化的程度，我們應該轉變“計劃觀”。傳統的計劃觀是以傳統的國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的唯一主體是國家，計劃的方式和過程是由國家計劃部門收集各種經濟信息進行處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統一安排。這種計劃體系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的歷史條件下，應該說不至于出現嚴重問題，在一定時期，甚至它能集中調度有限的寶貴資源而發揮出最佳效率。但隨著經濟水平的提高及經濟結構的多樣化和復雜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來了。因為這種統一計劃難以很好兼顧、協調不同勞動者和不同企業之間方方面面的具體情況、特殊要求和利益，國家計劃就難免逐漸變成脫離復雜多樣的客觀經濟聯系的主觀命令。實施“抓大放小”戰略后，國家直接干預企業的領域很有限。在這種情況下，真要搞好國民經濟計劃，就不能單靠國家，還要依靠廣大的勞動者和企業。因此，傳統的計劃觀和計劃方式就不適應了，而要樹立新的計劃觀和采用新的計劃方式，這種新的計劃觀以勞動者（聯合勞動者）和企業（勞動者最基本的自主聯合體形式）為重要的計劃主體，把勞動者、企業相互之間直接的協商、談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計劃的過程，把他們或它們相互之間簽訂的合同的總和看作計劃的基本形式和計劃的落實，而把交換合同的期貨市場等看作是社會計劃的調整過程與機制。特別是，當我們最終確立以非國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主體時[3]，也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以社會化企業為主體的計劃觀。
為方便廣大勞動者和企業作為聯合主體共同制定聯合計劃，就必須為他們直接面對面進行協商、談判、簽訂合同和制定各自開放性的企業計劃創造條件。我認為，一是要大力發展互聯網，從長遠來看，這上點是極為重要的，是經濟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設置專門場所，全面建立一種合同市場[4]——眾多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共同制定社會聯合計劃的市場體系。近年層出不窮的各種形式的“洽談會”、“博覽會”和所謂“文化藝術搭臺、經貿唱戲”的這節那節”，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場的初級形態或雛形，相當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著自然自發性，位置不固定，開放時間短和周期長（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幾天）等局限性，遠遠不能適應越來越多的企業相互選擇和優選直接發展合作關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國家要進行干預和加強管理，不僅要統一規劃和布局，好好選育一些條件好的“會”、“節”開辟為位置固定、長期開放的合同市場；而且，要盡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級層次和不同專業分工特點的合同市場體系，為計劃轉型提供條件。同時，國家對企業等經濟主體所簽訂的合同可以進行規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業有占多大比例的產供銷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許組織重大項目的投資開發和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否則，可責令暫停生產經營或轉產等。在此，國家的直接干預是明確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據是企業所簽訂的合同是否達標。當然，不同部門、行業和生產的特點的企業，應區別對待，制定不同的標準。
如果這種合同市場是一種合同生產市場的話，那么期貨、期權市場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場。
我們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只有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市場經濟正向社會聯合的新型計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趨向，才能自覺地建立以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系或以市場聯合計劃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新型計劃經濟體系。我認為，這種聯合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主體和基礎，其中，大公司對市場的控制是一個核心，抓起來的國有企業那一塊，則基本上仍可在傳統計劃系統范圍內操作，它將是計劃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個層次的基礎上，有國家的宏觀調控計劃，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戰略計劃。實際上，大量的中小企業、壟斷性大企業、國有企業和國家四類主體是各有其活動范圍和適應范圍，各司其職，則較好的維護國民經濟的良好運行。四、社會化計劃經濟（訂貨市場經濟）中的文品生產、價值淡化和企業市場化
由于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直接協作關系也就得到發展，于是，反映人與人之間間接協作關系的傳統商品價值關系也必然出現消解的趨勢和因素，新的生產關系則日益發展起來，不過它不是傳統計劃經濟中的那種產品生產，也不是傳統市場經濟中的那種經濟商品。
在這種訂貨生產形式中，價值形式或價格的經典含義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只具有計量各種直接勞動的作用和性質，特別是日益重要的創造性勞動，由于它不存在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對其貢獻仍需用價值或價格來衡量，這實際上是一種預期價值［5］。企業活動不僅是一種產品的交易，也是一種文化交流、傳播和知識創新活動（內生增長理論更強調這一點），表達出人的感情、企業的商譽和創新能力，因此，經典的商品就被包裝和提升為一種“文化品”，商品生產也就轉化為“文品生產”。文品生產是按合同訂貨來組織生產的，形成一種具有社會化計劃性質的訂貨市場經濟。
在這種生產形式中，價格不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相反，各種非價格因素，特別是相互合作關系－－合作時間的長短、合作的規模和程度以及信譽－－等等因素，日益產生重要的影響。價格是可協商的合作價格，企業通過相互談判分享合作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對于那些大公司來說，對市場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們對市場價格起著領導和示范作用，獲得比較穩定的和較高的收益，這有利于它們保持較高的投入和技術進步，也有利于市場的穩定，并有利于保證其他中小企業從可能爆發的惡性價格競爭中擺脫出來。
在此，我們也不難發現，與商品生產相比，“文品生產”不只是內涵上的變化，也是社會關系性質上的變化。這就是傳統價值關系的淡化。不少論者對“勞動價值論”表示懷疑，有的提出“生產要素價值論”、“效應價值論”，或者將生產勞動推廣為所謂“社會勞動價值論”，以之補充、修正甚至替代勞動價值論。在我看來，這些觀點并無新意，多是重彈歷史老調。其錯誤在于，它不知道商品價值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也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商品價值關系已經淡化、趨向解體的事實，而是企圖將其永恒化。相應地，也就不知道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重復勞動價值論）本來是一種歷史理論這一根本性質。所以，我認為，正確的說法是，勞動價值論所反映的客觀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在這種關系趨向解體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反映這種關系的勞動價值論也趨向于完成它的歷史使命。但這并不能否定作為一種歷史理論的勞動價值論本身是科學的、正確的，存在什么理論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補充或修正。正如關于原始社會的理論一樣，原始社會已經進化到更高級的社會形式，已經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認為有關原始社會的理論存在局限性、是錯誤的，而只能說它是一種反映歷史存在的歷史理論（當然，對原始社會的認識可以深化，會有改變，這是另一個問題）。
許多人在批判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缺陷時，其實也是針對傳統商品市場及其“事后調節”的；而看不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合同化”及與其相聯系的“事先調節”的事實。這種情況反映了理論研究的落后性。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社會化聯合計劃因素的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現代企業組織結構發生新的變革，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化”。如西方新出現的所謂“企業重組”。企業重組將過去那種建立在部門職能分工基礎上的等級化組織結構日重構成以任務作業流程為基礎的靈活性更強的扁平化網絡結構。在這種新的企業組織結構中，任何部門、單元甚至勞動者個人均可直接參與市場合作，簽訂合同，根據合同組織項目小組（組織者成為“項目經理”），聯合企業內外有關部門和人員，負責與該項目有關的一切生產經營活動。這意味著企業內部通過相互協商、談判和進行相應的“經濟核算”來實現協作的可能性和機會增加了，有的企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置自己的勞動力市場、物資采購市場、信息技術市場，企業也市場化了，或者說企業管理出現了模擬市場運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鋼，實行“模擬市場價格、成本否決”的管理改革，即意味著在車間、工段、班組甚至在勞動者個人之間進行市場化的等量勞動相交換關系的核算，也反映出類似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是市場聯合化、計劃化，另方面是企業內部關系靈活化、市場化，企業和市場的界限也就相對化、淡化了，這正是現代企業和現代市場發展的特征，也是社會化的公有化和聯合計劃的共同演進過程的反映。
總之，隨著現代市場經濟中直接合作關系、經濟合同化及事先調節因素等等的增長，一方面，我們應該認識到價值規律作用的變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價值形式或價格來對種種特殊勞動及其所創造的使用價值的質與量的評價和計量絕對市場價值化，從而正確對待一切有益勞動和勞動者，特別是不斷發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產勞動（科學勞動、教育勞動和社會管理勞動等）。另方面，還應認識到價格、完全的自由價格并不存在，價格形成日益具有聯合計劃價格（基于預期價值）的性質，具有“預期均衡”的性質。
注釋：
1朱正國：市場經濟——計劃化商品經濟階段，亞太經濟時報1996年8月6日；
2同上：應建立社會主義“合同市場”，廣西教育學院學報1996（3）；
3同上：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新論，南方經濟，1996（10）；另見：產權結構重心轉移和社會主義勞動股，學術研究，1996（6）。
（一）經濟全球化的涵義
對經濟全球化的涵義，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現在還沒有完全一致的界定。不同的國家、組織及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作了不同的界定。但經濟全球化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已為多數學者所認同。經濟全球化最一般的含義，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擴張和全球化聯系，是資本、資源、信息、貿易的全球共享與優化組合。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就是指商品和服務交易、資本流動、技術信息傳播、消費和生產活動等，在全球范圍內日益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的經濟態勢。
（二）經濟全球化的實質
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在全球范圍內的全面推進和空前大發展，因此，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世界經濟的全球市場化。也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生產的國際化，它使人類社會從“國際貿易”時代進入“國際生產”時代，經濟全球化就是生產的全球化。還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
應當說，經濟全球化是一種有著多方面和多層次內涵的復雜社會經濟現象。一方面，它是人類社會生產力和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是商品和生產跨越國界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又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有密切的聯系。當前的經濟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向全球擴展的產物。從生產力發展角度看，經濟全球化同科技革命、信息產業等的發展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于全球信息系統特別是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新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實現。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看，到目前為止，經濟全球化確實又是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擴張同時并進。作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經濟全球化有促進和符合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進步性。但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的擴張，它又有利于發達國家維持世界經濟的舊秩序。經濟全球化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的是不均等、不公正的競爭機會。
由于發達國家是全球經濟自由化的主要推動者和全球化“游戲規則”的主要制定者，因此，經濟全球化的本質是在科技革命推動基礎上，在西方發達國家推動下的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不存在談判的機制，所以，其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是由市場競爭來決定，而這樣的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
二、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及特征
（一）經濟全球化的形成機理
1.現代信息技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目前的經濟全球化，有著重要的物質技術基礎，這就是代表當代最新科技的信息技術。信息技術的進步，降低了企業的遠距離控制成本。對于一個現代企業來說，其經濟的活躍程度，表現為企業的經濟活動半徑，是與其所有權控制的成本呈負相關關系的。遠距離控制成本，主要是信息成本。由于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因特網的誕生，使這種成本大幅度降低，以至于從理論上來講，對于任何有能力進行全球擴張的企業，它的活動范圍都可以達到全球各地。
2.世界各國經濟體制的趨同，消除了經濟全球化的體制障礙。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趨同態勢是明顯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的經濟體制轉型；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的進一步自由化。從20世紀中期開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先后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但當時的情況是，不僅缺少外部資源的支持，而且缺乏可借鑒的國際經驗，最終導致了改革的失敗。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由于實行改革和開放并舉的戰略。而且，在改革中促開放，在開放中促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在逐步形成。近幾十年，采取不同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的實踐已經說明了問題。
3.微觀經濟主體的趨利動機，是促使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動因。商品與要素價格在全球不同地區的差異，被人們稱之為“區位優勢”。區位優勢的客觀存在，為企業在全球范疇內的“套利”活動提供了空間。于是，便有了對外投資、技術轉讓以及企業生產過程的分解與全球配置。在這種微觀主體世界范圍內的套利活動中，跨國公司逐漸扮演了主角。這是因為跨國公司本身具有“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所有權優勢，使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其獨有的知識產權、技術訣竅、管理戰略以及資金實力：一方面，利用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的生產要素，將產品銷售到價格更高的市場上進行套利；另一方面，將巨額剩余資本轉向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高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本套利。而內部化優勢，又使得跨國公司能夠將生產和銷售活動按照最有利的區位優勢配置于世界各地，并將每一個分支機構及其所聯系的企業在職能專門化的情況下，組成一個一體化的網絡，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而服務于母公司的發展戰略。這樣做的結果是，國際范圍的分工與協作實際上變成了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與協作。當跨國公司利用優勢而大舉進行全球性套利活動的時候，其客觀的效應便是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發展。
（二）經濟全球化的新特征
1.它以全球性的市場經濟為特征。世界除個別國家外，都在為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而努力，這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統一的經濟體制基礎。
2.新一輪科技信息革命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信息——技術基礎。新的信息技術革命使世界縮小成為“地球村”，使商品和資本能夠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流動。這使建立在新的信息技術基礎上的產業成長和產業轉移速度加快。
3.現代經濟全球化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三種資本形態完備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已走過了兩個階段：商業資本全球化和借貸資本全球化。二戰后其基本特點是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產業資本全球化，形成直接的資本投資市場，并進一步帶動了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全球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上述三種資本形態的全球化。
4.在有形商品和生產全球化繼續發展的同時，無形的信息和金融全球化來勢更加迅猛。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不僅從貿易轉向直接投資，而且進一步轉向間接投資和對地產、信息、金融業的直接投資。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資本轉移，活躍了金融經濟，在經濟全球化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5.經濟全球化是在國際舊秩序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有可能加速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另一方面，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將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擴展到全球，造成南北矛盾、貧富分化、環境退化等嚴重問題。
三、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制度和規則安排，既不同于過去的單極霸主制，又沒有達到對稱制的要求，可視為發達國家霸主制，表現在：
1.全球經濟的游戲規則，仍然以發達國家的利益為核心，許多制度安排未將發展中國家考慮進去，如80年代關于國際流動資本風險監管的新制度只安排到十國集團。目前，經濟全球化的規則和制度安排，從根本上說，是由各國的力量對比決定的。這樣，在世界范圍內，國際規則的形成過程變成了發達國家集團同發展中國家的相互博弈過程。發達國家通過七國首腦會議（后八國首腦會議）或歐盟這樣的組織在其內部形成共同的規則，并憑借實力優勢，將它們共同的內部規則延伸為世界通行的規則，主導著國際制度。
2.國際組織在促進各國經濟聯系加強的同時，并沒有找到一條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模式。因此，傳統國際經濟組織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作用在不斷下降，要求它們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面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調控已顯力不從心。WTO的產生，使人們看到了一線希望，但它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指導原則的做法，將人為地增加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的風險。
3.全球一體化程度低于區域一體化程度，并且區域間一體化的發展也是不平衡的。全球缺乏統一的、一體化的規則。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它們駕馭經濟全球化的能力更高，反應更快，它們的政策選擇為發展中國家所模仿。但因兩類國家制度建設上的差異，造成同樣的政策選擇，其效果卻存在極大差異。
4.全球經濟一體化規則，最終影響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這種分配規則是否合理、公平，要考慮到資源的初始配置情況。然而，作為這一規則的主要倡導者——發達國家，很少考慮到由歷史原因造成的資源配置初始狀況的不平等，特別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初始不平等。
四、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毋庸置疑，經濟全球化并不代表每個國家都能從中受益，它取決于國際制度和規則，因為制度和規則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中利益分配和成本的分擔。在現行的國際制度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作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國家，經濟全球化給他們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
（一）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的影響
在西方化的國際規則體系和國際體制下，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極大地發揮其優勢而將其劣勢保護起來，從而可以分得更多的利益和承擔更少的成本。
1.國際通行的制度是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其國內規則的特點，不存在與國外規則的嚴重沖突。這樣，當發達國家的企業、政府及其他經濟主體在世界市場上開展活動時，就不會面臨規則的沖突及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無需承擔過多的制度變遷成本，減少交易成本，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取更多的利益。
2.因為主導著國際制度，發達國家可以使其他國家承擔更多的來自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和成本，從而轉嫁成本，規避風險。
3.發達國家通過國際制度、規則極大地發揮了其優勢和保護其劣勢。世貿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后，發達國家可以利用其主導的世貿規則，打開別國的金融市場、服務市場等。而對于紡織服裝這一發展中國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卻給予發達國家十年的時間以消除“多種纖維協定”的配額。
4.世界經濟中的“集權”效應（財富自分配的效應）。無論是金融投資還是商品的生產、推銷、全球化，都意味著把決策權上繳給超大規模的跨國公司、跨國銀行、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等全球性的企業和機構。而跨國公司的擴張又造成了壟斷競爭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1997年，世界上前100家大跨國公司的貿易額占世界貿易額的1/3，而跨國公司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貿易額又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估計，約70%的國際技術支付是在跨國公司內部進行的，世界上主要產品和服務的交易價格，基本上是由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控制的。他們往往通過控制產量從而使自己產品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如微軟公司對視窗產品價格的影響。由于發達國家所具有各種優勢，使得發達國家能夠從全球化中獲得遠比發展中國家多得多的利益。
（二）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具有兩重性：一方面，確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和潛在的巨大機會；另一方面，它們不得不接受發達國家主導國際制度和規則的現狀，從而在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和成本分擔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是因為：
1.國內制度尚不穩定，尚在變革之中，沒有現成的可以駕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在融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就要承擔重多的制度變遷成本。
2.發達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主導，使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多的內外制度沖突的不確定性，從而增加交易成本。
3.世界經濟中生產過剩效應的影響。從供給方面看，經濟全球化使得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傳統制成品的生產行列中來，從而造成該類產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從需求方面看，隨著世界經濟步入信息經濟時代，人們對傳統制成品的需求不斷下降，其收入彈性已呈遞減趨勢。結果，傳統制成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出現全球性的生產過剩效應。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會惡化，貿易利益也會隨之流失。
經濟全球化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形成非對稱的沖擊效應，使得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的同時，要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的利益，就要實行動態比較優勢戰略。如在增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同時，盡快扶持高科技產業的出口與對外投資，調整產業結構，提升本國的國際競爭力。同時，要積極參加多邊組織和國際組織，竭力擴大本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五、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逐步融入到世界經濟之中。但是，由于中國總體上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同處在國際分工的不利地位，再加上國內體制改革不到位和經濟上存在結構性問題，因此經濟全球化浪潮給中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不利的沖擊。
（一）體制沖擊
中國現行的體制與全球化所要求的結構調整是不相適應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中國地方分割的市場體系與經濟全球化是不相適應的。其次，在微觀層次上，由于國有企業數量過多和大多缺乏退出機制和創新機制，也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呈現出明顯的剛性特征。最后，由于中國的企業制度尚不夠自由，奇高的開業費用（包括貨幣的與時間的），限制了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脫穎而出，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要解決體制上的問題，關鍵在于政府要下決心退出市場活動，真正實現政府、市場與企業之間的社會分工。
（二）貿易沖擊
貿易沖擊來源于一種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經濟結構。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就具有這樣的特征。中國經濟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經濟：一方面，是東部沿海較為發達的城市化、工業化經濟；另一方面，是中西部比較落后的、以農業為主的鄉村經濟。在這種二元的經濟結構下，一般而言，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仍然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受二元經濟結構的制約，中國勞動密集型的制成品生產至今仍然主要分布在勞動成本相對較高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就大大降低了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針對來自于經濟全球化的貿易沖擊，中國需要通過開發中西部來實現產業梯度大轉移。借助于產業的梯度轉移，東部可以參加更高層次的國際分工，并且因為其成本遠低于發達國家而具有競爭力。與此同時，那些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傳統產業也會因為成本的降低而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三）儲備沖擊
本文作者：王維冰、韋文杰 單位：重慶工商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重慶工商大學融智學院創意產業研究所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形式，主要是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和新的內容形式。一是運用現代技術手段，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把文學、戲劇、傳說、神話、雕塑、風俗等所包含的動漫文化要素直接融入動漫作品，使傳統動漫文化要素以影視、漫畫、游戲、衍生品等多種形式展現出來，創新了傳統文化的展現形式。二是運用創意手法，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內容形式。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運用傳統藝術手法展現傳統文化，賦予傳統文化要素傳統的內容形式；運用現代藝術手法展現傳統文化，賦予傳統文化要素現代的內容形式；運用傳統藝術手法展現現代文化，賦予現代文化要素傳統的內容形式；運用現代的藝術手法展現現代文化，賦予現代文化要素現代的內容形式。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運用創意手段，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一是對傳統動漫文化要素與現代動漫文化要素進行結構重組。在傳統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現代文化要素，或在現代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傳統文化要素，促進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文化要素相結合，賦予傳統動漫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二是對傳統動漫文化要素與現代動漫文化要素進行內容融合，把傳統文化要素融入現代文化要素的外殼，促進傳統文化要素與現代文化要素相融合，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三是在傳統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現代文化要素的價值理念或涵義，賦予傳統文化要素新的主題或意義。四是對傳統文化元素進行剝離劃分，揚棄傳統文化元素中過時的文化元素，保留傳統動漫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和通用價值內核。
國外文化是構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條件和外部資源，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要把引進國外文化與促進民族文化走出去相結合，借鑒國外文化的展現形式和設計手法，改造使用國外文化的外殼，融入民族文化的內核，助推民族文化走向國際市場；運用創意手段，在民族文化的外殼中融入國際文化價值內核，促進民族文化與國際文化的融合。1、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形式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形式，主要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和新的內容形式。一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載體形式。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運用國際上先進的設計理念和技術手段，對民族文化要素進行動漫創作，使民族動漫文化要素中融入國際領先的技術表現手法，符合國外受眾的心理需求，進而促進民族文化的傳播，擴大民族文化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二是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內容形式。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借鑒世界上優秀的動漫文化要素，對其他民族動漫文化要素中對本民族充滿敬意、對其他民族充滿敵意的狹隘民族觀念進行剝離，在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本民族文化要素的普世價值內核，或在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中融入代表世界普世價值或通用價值的動漫文化要素，創作出受眾心理上容易接受的動漫形象，傳播民族文化。
動漫產業發展過程中，賦予民族文化要素新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種方式。一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促進民族動漫文化要素與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相結合，在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世界動漫文化要素，或在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為主的動漫作品中植入民族動漫文化要素，進而創作出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新內容。二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運用替換等創意手法，剝離民族文化要素中不適合國際化傳播的狹隘民族觀念，保留民族文化要素的外殼，并融入世界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內核，創意出新的動漫文化內容，促進民族動漫形象的國際化。三是動漫作品創作過程中，促進民族文化與世界文化相融合，產生新的主題或意義，促進民族動漫文化要素新內容的產生。四是對民族動漫文化要素進行剝離，保留民族文化要素中的普世價值和通用價值，融入世界動漫文化要素的外殼，產生民族動漫文化要素的新內容。
我國會計國際化的歷程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與之相對應，我國的會計也發生了一系列改革。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1992年是局部借鑒國際慣例階段。由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我國出現了大量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原有的以計劃經濟為背景的按所有制分行業的會計制度，特別是三段平衡式的資金平衡表無法滿足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外方人員會計核算和利用會計信息的要求。財政部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這一會計制度借鑒了國際慣例，是我國會計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開端。
第二階段，從1992年到1997年。這一階段，我國主要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我國分別了外商投資企業會計制度和股份制企業會計制度，以使外商投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的會計信息的陳報適應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需要。特別是1993年兩則、兩制的實行，為中國企業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模式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完成了初步轉換，并為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更好的協調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
第三階段，1997年以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企業的經濟業務更加復雜，同時我國的證券市場也逐步發展壯大，對會計信息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為適應這些要求，自1997年至今，財政部已了十余項具體會計準則。特別是2000年，財政部制定了新的統一的《企業會計制度》，這是一次深層次的改革，實現了與國際慣例的充分協調，是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的重要一步。
我國會計國際化的經驗教訓
從上述會計國際化歷程可以看出，我國一直積極致力于會計國際化的推進，這20年的努力，我國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有一些深刻的教訓需要吸取。
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中積累的經驗有：腳踏實地，穩步推進會計國際化進程，實現會計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有機結合，及時處理經濟轉軌過程中的諸多特殊會計問題，注重會計教育與培訓等。這種穩健推進的做法不僅有力地配合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改善了投資環境，促進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減少了會計規則變遷所可能產生的動蕩。
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中應吸取的教訓有：
缺乏能夠指導準則制定的概念框架。導致準則之間缺乏協調，且容易出現朝令夕改現象。與西方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相比，1992年的《企業會計準則》存在很多問題和不足，難以真正指導其后具體準則及相關會計制度的制定。《企業會計制度》雖有所改進，但對于會計目標、質量特征、會計要素及其計量等基本問題的闡釋仍顯得不夠明確。
忽視國情。如1996年6月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非貨幣易》中借鑒國外新的會計成果，大量運用了“公允價值”概念，但公允價值的使用需要以成熟的金融市場為條件。當時，我國還沒有形成活躍的資產交換二級市場，資產評估隨意性較大，債務重組法律法規不完善，大量地將公允價值引入我國，為會計信息造假開了方便之門。2001年財政部對該準則進行修訂，基本杜絕了公允價值的不當使用，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業利用非貨幣易進行財務操縱的行為。
準則制定過程缺乏透明度。如資產減值，現有制度沒有考慮到我國的實際，簡單地模仿國外的規定，對可收回金額的估計等大量需要判斷的環節缺乏必要的具體可操作性的指南，導致企業無所適從，許多企業干脆不予計提或由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時調整。為避免出現這種情況，會計準則制定應廣泛吸收企業界和會計職業界代表，并加強調研和征求意見。
重視會計準則和相關基礎制度的國際化。雖然會計國際化最突出的標志是會計標準國際化，但理論觀念的共識，會計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會計標準執行機制的建立和完善等均對會計國際化進程產生著至關重要的影響。近年來，我國在借鑒國際會計準則制定我國會計標準方面邁出了較大步伐，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標準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得到有效貫徹。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會計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披露監管。虛假陳述法律責任懲治不力、公司治理不完善、會計市場不健全等會計基礎制度層面的缺陷，是一個重要方面。我們在會計國際化進程中將注意力較多地放在會計標準的國際化上，而忽視了上述基本制度的國際化。
提高認識
會計國際化是大勢所趨、潮流所向。當今世界國際貿易和資本市場飛速發展，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迅猛發展，一國的經濟發展必須融入國際經濟潮流，任何國家要脫離世界貿易市場和資本市場而謀求自身的較高水準的發展是難以實現的。同樣，由于世界各國都加入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進程中，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發生的經濟動蕩，會影響到世界上其他國家或地區。而會計作為國際通用的商業語言，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自然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推進會計國際化，為全球經貿往來和資本流動減少或消除“語言”上的障礙和成本，無疑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要求。與此同時，隨著科技革命的突飛猛進，信息技術的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迅速普及和應用，深刻影響著會計信息技術革命為會計國際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并加速了會計的國際化進程。
會計國際化是一個國際協調的過程，是世界各國都要面臨的課題。也就是說，會計國際化不僅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轉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也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世界所有國家所面臨并應予以關注的問題，各個國家都要參與到這個協調過程中來。會計國際協調的動力是經濟利益，會計國際化實質上就是各國的利益協調。通過會計的國際協調這一過程，各國間的會計差異逐步消除和減少，國際資本時常的效率得以提高，有助于改善投資環境，提升國家和地區的形象，降低資金成本。在會計國際化進程中，一些發達國家總希望將本國或本地區的標準作為協調的基準，這樣可以不費任何力氣而坐收協調之利，但對于其他國家來說，則必須花費大量的協調成本，包括學習、培訓成本，支付外國會計師服務費用和咨詢費用等，因此朝哪個方向協調也是一個利益問題，而對于這一點，發達國家目前面臨著更為緊迫的選擇，因為誰在會計國際化進程中占據了主導地位，誰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利益之爭將決定會計國際化的發展方向。
完善教育
為解決好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強會計隊伍的建設，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道德水平高尚的會計隊伍。這就必須提高會計教育的改革和教育水平，即在會計教材、教育方法、教育組織形式等方面，應當面向國際化。在過去的20余年中，一些高校已經在這方面作了很好的嘗試，已經開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進行教學等，在我國加入WTO之后，這一項工作應當繼續堅持和加強。尤其是隨著會計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已經有了國際會計準則新的體系，我們應當把國際會計準則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要參考藍本。當然會計教學的國際化，并不是簡單地重述國際會計準則條文，而應當著重闡述國際會計準則背后所隱含的原理和理念，這些原理和理念應當成為會計教學的基礎和重要內容，而不應當局限于特定條文的含義。
由于21世紀是知識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這就要求會計人員不僅要懂外語，還要懂信息技術與網絡技術，以及熟悉軟件的應用與維護并能具體操作。會計人員必須加強對準則、制度的學習，逐漸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加快培養高素質人才，提高我國現有的會計人員的全面素質。由于會計人員在會計工作過程中，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主觀判斷，必須提高他們正確選擇會計政策和職業判斷的能力，并且還要重視后續教育，力求知識的多元化。規范和鼓勵企業對信息的充分披露，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當前我國正處于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時期，有著自身特殊的經濟結構、獨特的文化傳統，這些決定了我國會計國際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我國在會計國際化進程中，應立足于國情，立足于會計環境，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化，利用國際資源解決我國的實際問題。
參考文獻：
[關鍵詞]跨國公司區域經濟一體化直接投資
一、問題的提出
世界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一體化的歷史。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帶動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重新配置，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僅僅依靠本國的資源、資金、技術、人才、信息和市場，從生產活動到資本運動再到生產要素的移動都突破了國家的疆域，實現了國際化。
在這種國際化的浪潮中，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是國際化的重要表現。這種區域性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最初起步于二戰后的50年代后期。它首先出現于西歐，隨后，拉丁美洲、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仿，在短短幾十年間已經遍及世界所有大洲和各大重要區域，以至于哈伯勒（Haberler,1964）將我們的時代概括為“一體化時代”。
在經濟一體化這個炙手可熱的舞臺上，跨國公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顆耀眼的明星，扮演著世界生產組織者的重要角色，并且伴隨著一體化進程而迅速壯大。進入21世紀，跨國公司的發展更是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2003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跨國公司與出口競爭力》披露，主宰全球經濟局面的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
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跨國公司作為跨國投資、經營和管理的組織載體和國際市場的行為主體，在經濟生活國際化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相比較而言，聯系各國經濟的傳統渠道，如商品和勞務的進出口的重要性正在日益相對下降。因此，不論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是從某一地區來看，跨國公司都在其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對旨在加強區內各國間分工與合作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分析，就不能不涉及到跨國公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二、跨國公司是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
縱觀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一條極為有趣又極為重要的線索：現代世界的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是在微觀和宏觀兩個層次上同時進行的。也就是說，是由微觀層次上的企業生產一體化和宏觀層次上的國家政策協調一體化導致的，國際經濟一體化正是這兩種層次上的一體化的統一。前者可以稱為功能性的一體化，后者可以稱為制度性的一體化。
微觀層次上的企業導向型的一體化，指的是以跨國公司作為主導力量而推動的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跨國公司利用地區區位優勢可能帶來的規模效益進行跨國界的投資生產等活動，它的這些活動必然會對該區域內的國家的經濟生活產生影響，促進和加強該區域內各個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這種跨國公司導向型的一體化是企業行為的結果，是跨國公司在全球發展的客觀結果，是功能性的一體化，而不是由政府行為造成的。
而所謂宏觀層次上的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是指地區內各國政府間在政策上通過協調，建立超國家的協調機構，推動成員國達到經濟一體化的狀態。這種一體化主要是通過建立國際性的經濟協調組織，人為地消除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和非貿易壁壘，甚至制定統一的對外關稅，來實現各個成員國之間貿易、人員、資本以及各種生產要素地自由流動，達到本地區經濟一體化的目的。這種政策協調導向型一體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制度性機構的一體化先于實際的企業生產一體化。
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政府都是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力量。這兩種推動力量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能促進了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推動國際分工的深化和規模經濟的實現，推動生產要素價格在全球范圍內的均等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向前發展。DunningandRobson（1988）指出，通過跨國公司運作的跨國商業一體化和地區性經濟一體化之間有著本質性的關系。這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跨國公司作為微觀層次上的組織，是通過自身的行為和市場的力量，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為主要形式，通過從事國際規模的生產和銷售來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來推動經濟一體化的。而政策協調導向型的一體化則屬于宏觀經濟一體化的范疇，是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的需要，通過簽訂協議為生產力和生產要素在本地區的流動和擴張掃除障礙，促進本地區分工深化和創造本地區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合作與一體化。
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跨國公司都是二戰后世界經濟中的重要現象。20世紀50年代末以來，隨著這兩種現象的繁榮發展，學術界對這兩個問題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比較長的時期內，對這兩種現象的研究基本上是相對獨立進行的。鄧寧撰文稱，迄今為止，人們很少嘗試將這兩種問題的研究結合起來，系統的分析二者之間的互相影響；有關這一問題的經驗資料的搜集也是很不夠的。
作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微觀主體的跨國公司，它的行為在客觀上必然會影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那么，跨國公司的微觀行為，究竟如何影響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跨國公司的行為又是通過哪些渠道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產生影響的呢？筆者認為，對上述問題在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基礎上進行認真的研究并做出回答，正是寫作本文的目的所在。
三、跨國公司的市場行為與區域經濟一體化
1.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生產一體化
國際分工是指世界各國之間的勞動分工，也是世界各國之間生產的專業化分工。它是社會生產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一國內部的社會分工超越國界向縱深和廣闊方向發展的產物，是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基礎。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分工主要是宗主國與殖民地、工業國與初級產品提供國之間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分工，二戰后的國際分工隨著國際生產力的發展，不斷向深度和廣度上擴展。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的配置、國際貿易的發展、國際間生產要素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來實現的。跨國公司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合成為“不可分”資源、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生產要素稟賦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全新的更強大的生產能力，并將國家間的生產分工和協作在一定程度上轉變為企業內部的分工與協作，通過跨國公司的全球性經營活動，引起世界各國生產、交換、分配等各方面經濟聯系的不斷融合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發展進入了復合一體化階段。在復合一體化戰略下，跨國公司在生產經營進行細分，如研究與開發、采購、零部件生產、加工、裝配和財務等，并將不同的生產經營職能配置在公司整體需要且最能發揮作用的國家或地區，形成跨國界的價值鏈。設在世界各地的跨國公司子公司與母公司、其他子公司互相配合，執行整個公司的某項或全部職能，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母公司與國外子公司之間的區別越來越小，跨國公司更多的不再是一個層級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結構。例如，美國福特公司的菲斯塔(Fiesta)汽車在歐洲的生產組織情況就是一種典型的區域性網絡化生產，歐洲福特公司設在英國不同地方的子公司分別生產充電器、配電器、儀表盤、油表、水表、插座、火花塞和絕緣器等;在比利時亨克生產車身部件、車輪；在德國維爾弗拉特生產變速器、引擎；在科隆生產車身底盤；在法國波爾多生產變速器；最后在西班牙巴倫西亞和德國薩爾路易進行組裝，產品主要供應歐盟市場。不僅如此，福特公司還逐步將其部分研究設計、人員培訓等職能配置在不同國家，建立起復雜的國際一體化生產體系。
由此可見，戰后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是全球范圍內一體化國際生產體系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
2.跨國公司的并購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
跨國公司因為尋求資源的最佳配置、跨越各國的貿易壁壘等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不同地區設立了生產機構。這種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和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加深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
戰后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就和西歐跨國公司在本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有著密切聯系。以英國、德國為例：1962年～1988年間，英國對前歐共體的直接投資增長了19.2倍，而同期對全球直接投資總額僅增長6.1倍。德國的跨國公司多年來一直把前歐共體視作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投資比重大體維持在30%左右，投資總額從1976年的15.8億馬克上升到1988年的64.5億馬克。與此同時，英國和德國也成為歐共體其他成員國資本投資的熱點地區。1962年～1978年，前歐共體公司(不包括石油公司、銀行及保險部門)對英國的直接投資從1.34億英鎊提高到20.32億英鎊，年均增長18.5%,比同期外國公司對英國直接投資總額年均增長率高出5個百分點。1986年，前歐共體其他成員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額為24.41億英鎊，1989年上升到45.78億英鎊，分別占同期英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5%和53.6%。1962年～1985年末，前歐共體對德國直接投資累計額達294.8億馬克，占同期全部國家在德國直接投資總額的39.1%。
正是這種跨國公司的區域內部的交叉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國家間分工轉化為企業內分工，加深了區域內各個經濟實體之間的協作的依賴，為日后政府間簽訂經濟一體化條約提供了內在的經濟凝聚力。因此，跨國公司在區域內部的直接投資對該區域的國際經濟一體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3.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促進區域內外資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進一步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
由于國內市場的狹小制約了規模經濟效益的發揮，隨著企業跨越國界的擴大經營，區域內相互投資增加，貿易量也會隨之增加。因此，國際區域內各國相互之間的貿易流量的大小是理解該地區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歐盟為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公司在歐盟內相互投資的增加，歐盟內部貿易額也持續增長。有資料顯示，歐盟內部貿易額占當年貿易總量的比重逐年擴大，從20世紀60年代的34.5%上升到2000年的64%，幾乎翻了一番。
4.跨國公司對區域內的投資深化了區內市場
比較優勢、國際分工和規模經濟僅僅是形成區域性經濟一體化的潛在條件，而擁有一個巨大的或潛在的購買力市場，則可以將潛在條件轉化為現實條件。跨國公司對東道國投資是自己與東道國之間的互利互惠，區域內的大規模相互投資將使區內市場深化和擴大，從而使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得以加深。
5.跨國公司的發展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而當代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正是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外在動因之一
20世紀7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持續擴張，它對世界經濟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其他經濟組織。目前，跨國公司已控制超過40％的世界生產和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90％，其貿易量超過全球貿易額的三分之一，并掌握了世界上80％的新技術和新工藝，壟斷了75％的國際技術貿易，在國際金融領域和勞務領域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顯然，今天的跨國公司控制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原料貿易、制成品貿易和技術貿易。因此可以說，今天國際市場競爭已經主要體現為跨國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
這種日趨激烈的競爭，使一些經濟實力薄弱的小國和發展中國家，難以承受國際市場上的劇烈變化。因此，它們一方面要組建本國的跨國公司，另一方面有必要與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結成聯盟，彼此協調。那些實力雄厚的經濟大國為了進一步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保持其在某一領域的壟斷優勢，也需要聯合中小國家的力量，協調行動。
四、結論及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從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確實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具有強大的促進作用。
跨國公司通過對區域內的直接投資，趨同了國際經濟規則、促進了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國際化、擴大了區域內的貿易量、深化了區域內市場、加劇了世界市場的壟斷和競爭。通過這一系列的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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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經濟倫理；藏族；傳統文化
近年來，關于人類的另一種倫理——生態經濟倫理受到廣泛關注。這種倫理既是對傳統倫理的繼承和發揚，也是一種被時代賦予新內涵的倫理觀。這種倫理有其產生的行為根源，是人類對自身行為進行深刻反思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人類對人口、環境、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渴望。藏族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態經濟倫理，對保護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導向意義，從藏族傳統文化的視野剖析生態經濟倫理，對于更深刻理解生態經濟倫理及其內涵有一定的意義。
一、生態經濟倫理及內涵
自美國生物學家萊切爾·卡遜(RachelCarson)《寂靜的春天》一經問世，便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人類關于發展觀念上的爭論。而其后的《增長的極限》、《只有一個地球》等著作，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持續發展理論是人類在追求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經濟發展的反思，是對“理性經濟人”、“帕雷托最優”、傳統發展觀的挑戰和革命。
針對全球性生態危機的頻頻發生，人類為滿足自身的需求，始終處于對自然的“主宰”地位，而無視自然的生存權利，直到人類受到大自然的報復，人類的環境意識才被喚醒，生態運動由此興起，并不斷發展壯大。生態經濟倫理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一種新的生態經濟倫理。
早在1923年A.施韋茲曾提出尊重生物的倫理學（《文明的哲學：文化與倫理學》），在他的倫理學中，道德的基本原則：“善就是保護生命和發展生命，惡就是毀滅生命和妨礙生命”；人對其周圍的所有生物負有個人責任。后來，A.萊奧波爾德從生物倫理學發展并提出《大地倫理學》（1993），提出了兩個決定性概念：第一，倫理學正當行為概念，應擴大到對自然界本身的關心。第二，道德權利概念，應擴大到生命和整個自然界，賦予它永續存在的權利。
生態經濟倫理是適應當代人類發展的生態經濟的新時代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新經濟倫理。這種新經濟倫理熔鑄了生態倫理學、經濟倫理學、生態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環境文學、環境社會學等諸多人文社會—社會科學學科的豐碩成果，代表了當代人類從道德視角審視和關注人—社會—環境關系所達到的一種新的道德視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這三重價值的有機統一、協調和平衡，把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它的終極道德關懷，體現了人類在生態危機咄咄逼人的形勢下不斷追求道德文明的執著和智慧。生態經濟倫理基本特征是：生態經濟倫理意識的特殊性，生態經濟倫理關系的獨特性，生態經濟倫理實踐的特別性。生態經濟倫理具有導向、調節、效率、教育、激勵的功能。生態經濟倫理的深刻內涵是：第一，生態經濟倫理強調環境憂患意識的重要性。第二，生態經濟倫理追求平衡、和諧的道德境界。生態經濟倫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間或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于協調、統一的狀態。具體來說，首先，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尊重和維護地球生態平衡；其次，生態經濟倫理呼吁人類在經濟活動中自覺維護人類經濟系統的內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態經濟倫理要求人類在經濟活動中有效地平衡各種經濟協調手段。第三，生態經濟倫理的根本價值觀是可持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生態經濟倫理對傳統農業經濟倫理思想和工業經濟倫理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可以歸結到一點上，這就是它崇尚一種全面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道德理想。其實，生態經濟倫理所關注的本質是可持續發展。由此可見，作為一種經濟倫理，生態經濟倫理既具有一切社會道德現象共有的一般本質、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會道德現象的特殊本質、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
藏族傳統文化的體現主要是表現在藏傳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功能，知識傳承的功能，對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構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傳統的功能，以上這些功能都集中體現于藏傳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規定：不殺生、不偷盜、不邪、不妄話、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基本囊括了人類的美德。松贊干布根據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個法典，即二十法規，二十法規對規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養和文明素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藏傳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視角是在普度眾生的前提下，世間萬物在無貴賤、高低、優劣中平等生存、發展，根據你在前世的修行進入輪回。藏傳佛教的核心在于“善”，這種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貪欲與非理，緩解了社會沖突和階級矛盾，追求一種社會和協、穩定的發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與傳統文化的相溶性，構成獨特的以精神世界為依托的藏族傳統文化。這種藏族傳統文化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影響，是通過經濟主體內在的價值理性（下轉第189頁）（上接第190頁）認同過程和外在行為習慣重復過程實現的，是自覺自愿的無形過程。如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三因說”作為認識論與思維方式的基礎，奠定了藏族認識世界的方法論。“三因說”體現在藏族傳統文化的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與人的三因相統一。藏傳佛教認識論強調的是：“自然生存環境與生命主體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萬物諸法無我，自他不二；自然萬物依據各自業力，互為輪回轉生，同為一體生命鏈上的環節；物質生命與精神生命互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萬物的統一性、同一性和整體性。在藏族傳統文化中，人與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與環境是共同發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對對自然的損害，反對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動物。在藏族人眼里，沒有任何動物是絕對壞的，由此出現“羊要放生、狼也可憐”家畜與野生動物共生存的景觀。在藏族傳統文化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同生共存的現象不勝枚舉，但本質是人類要尊重自然。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層面上看，藏族傳統文化已經原生性的含有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并且這種倫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從未曾經歷過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而是藏族傳統文化代代傳遞和積淀的結果，這種傳統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正是這種思想的引導，使以藏族為主體的青藏高原千百年來能保持較好的生態環境。
法國社會學家佛·佩魯指出：“經濟體系總是沉浸在文化環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環境中，每個人都遵守自己所屬共同體文化的規則、習俗和行為模式，盡管未必完全為這些東西所決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創造了一種適應自然環境的生存文化，這種生存文化與自然環境高度適應，其生活方式都是這種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藏族傳統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類對自然的尊重。這種對自然的禁忌，構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態經濟倫理理念，如對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樹；禁忌在神山上打獵，禁忌將神山的任何物種帶回家去……對神湖的禁忌：禁忌將污穢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邊堆放臟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撈水中動物（魚、青蛙等）。還有對土地、對家畜、對鳥類、獸類的禁忌，及打獵的禁忌。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類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時，也必須考慮到對自然權利的維護；其核心是不能觸動自然界，保護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平穩發展。這種文化的價值觀念決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純粹為牟利的經濟活動方式，而是在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礎之上的節儉、適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節制、適度、保護生態環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態脆弱、地質復雜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創造了燦爛的文明。
從藏族傳統文化中的禁忌和生產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傳統文化中所蘊含的生態經濟倫理思想在于：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主張保護自然，愛惜環境，保護生態多樣性，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種經濟倫理思想是追求人與自然協調生存，和諧共處的一種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來依據其生存環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獨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農耕文化，但這兩種文化的表現方式卻統一在藏族傳統文化的具體內涵中，即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人類應愛護它們。這種境界早已超越了人類的生存需要，是一種萬物皆有平等生存權利的境界。藏族傳統文化中的這種珍視自然生命的內涵，是人類尊重自然的結果，在此人類只充當適應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當然，這種境界并不是我們今天所關注的生態經濟倫理，但其中包含這種元素的存在，并且影響著每一個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盡管從這點上來看，這種思想對于保護青藏高原的生態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從產生作用的面上來看，卻是關乎我國長江、黃河中下游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劉成武，黃利民，等．資源科學概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管理會計文化環境約束影響對策
管理會計從西方引進我國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我國的管理會計在理論與實務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是無論在理論體系的建立還是實務的應用上，還不盡人意，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但沒有與我國的國情很好地結合起來建立適應我國文化環境的管理會計理論與方法，是其主要原因。因此，探討我國管理會計運作的文化環境對其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方法體系與道德規范體系，應是我國管理會計發展的一項戰略措施。
一、文化環境對管理會計的約束及影響
文化環境是指對會計模式系統的形成和發展具有制約和影響作用的各種文化因素的總和，包括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思維方式、行為準則以及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由于文化是人類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創造和積累的，體現一個國家或民族精神特征的財富，因而由各種文化因素組成的文化環境，在不同的社會必然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文化環境方面的這種差異，直接或間接影響著管理會計在各國的應用和發展。
社會文化環境影響管理會計的職業道德規范及管理會計中企業內部責任會計的激勵方式。企業文化環境影響管理會計在企業的應用效率。管理會計的職業道德規范是從事管理會計工作的人員提供管理會計信息以保證管理會計目標實現的行為準則，也是管理會計職業化的必要保證。美國全國會計師協會于1982年頒布的《管理會計師道德行為規范》中規定了管理會計師不得違背的行為準則，包括能力、保密、正直、客觀、道德行為的沖突的解決等。我國目前尚未對管理會計的職業道德作出規范，但隨著管理會計方法在企業以及各中介服務機構應用的范圍日益廣泛，管理會計的職業道德規范也必將建立。我國管理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建立應該奠定在我國文化環境的基礎上，我國傳統文化強調的守法、誠實、敬業、正直等做人的基本準則與管理會計特點的結合，是建立管理會計職業道德規范的出發點。
社會文化環境中的有關利益的關系的不同處理方式會導致責任會計對于責任與激勵處理方式的不同。一般而言，由于美國實行的是市場主導型的市場經濟，較為注重強調個體的利益，管理會計責任中心將工資直接與效益掛鉤，強調業績與金錢的對等，但這種情況不一定完全適合于我國。首先,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偏重于強調社會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一切向錢看是與社會導向相矛盾的。其次,我國傳統文化中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個體對群體的責任感，這一文化背景注定了我們在責任會計的推行過程中，應該將個體的責任與利益協調起來，采取榮譽與利益相結合的方式激勵員工。最后,責任的考核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企業控制的目標也不能完全量比，一切按業績控制也未必就能行得通。因此，責任的考核必須考慮我國的文化背景結合企業的實際情況來進行。
社會文化環境也影響管理會計的地位和作用。我國傳統文化中不利于管理會計發展的觀念主要有：輕商重義的觀念會導致人們對管理會計的偏見；謹慎保守的觀念使得管理者害怕風險造成企業報酬偏低；和為貴的中庸思想會導致責任考核中獎懲不明；過分注重社會責任則會抑制人的創造性；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意識則忽略包括管理會計在內的現代管理方法在企業中的應用；計劃經濟管理的觀念助長了不思進取、不愿積極面向市場開拓的行為。這些不利因素是我們在推廣管理會計過程中亟待要解決的問題。
企業文化不同會導致管理會計應用效率的不同。在行政利益誘導的企業，企業運行的目標是完成上級規定的各項指標，管理上長官意志代替一切，管理會計的應用效率就低，同時，這樣的企業目標決定了企業只注重眼前利益，必然要采取一些短期行為而忽視企業的長遠市場價值，不可能運用管理會計去規劃企業未來的發展，在市場機制作用下的企業，企業的目標是企業價值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必須利用包括管理會計在內的現代管理方法，對企業進行規劃，將企業納入戰略發展的軌道上來。在將人看作是權利的工具的專制企業，責任會計就難以推行，也很難將員工的工作目標與企業的目標結合起來；相反，在較為民主及尊重人的個性的企業，則能夠將員工的工作目標與企業的長遠目標有機的結合起來，使企業的目標被自覺納入到員工的日常工作中，為責任會計的實施創造一個良好氛圍。我國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市場機制相符合的企業運行機制，進而建立企業先進的文化。
二、應采取的對策
通過對影響管理會計的文化環境的剖析，筆者提出了建立我國管理會計方法體系與道德規范的以下對策。
1.我們應根據我國傳統文化研究制訂我國的管理會計道德行為規范。盡管我國尚不具備美國等國那樣的條件制定《管理會計師道德行為規范》，但我們可借鑒這些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同時考慮我國傳統社會文化觀，制定一套適應我國國情的可操作的管理會計道德規范體系，使管理會計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國傳統的文化環境及其塑造的會計人在文化價值觀上具有集體主義突出、對不確定因素規避度較強、權距較大、對知識和人才尊重程度不高的特征，我國管理會計道德行為規范的建立，應結合上述我國傳統文化的背景，這樣才能符合我們的社會行為和社會心理，也只有這樣，才能產生較好的社會效果，才能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會計道德規范。研究我國各類組織中人的行為、欲望、動機、并加以合理引導與組織，形成一個和諧的內部管理環境，減少管理中的內耗。應用符合中國人心理特點的管理會計方法，應當成為我國建立有特色的管理會計道德行為規范的突破口。2.我國責任會計的考核應根據我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及企業的實際情況來進行，而不能全面接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做法。
我國的責任會計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責任會計存在一定的類似之處，也存在一定的差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盡管都是在企業的統一領導下，通過指標分解，逐級落實計劃。但我國的責任會計是在企業或上級主管部門的統一領導下，經過評比和討論制定考核指標;而西方國家的責任會計則是由會計專業人員劃分責任中心，并根據相關會計資料指定考核指標，對責任中心的經營業績進行考核。其次，盡管都使用一套標準進行日常控制，我國的責任會計是通過限額領料、勞動定員、工時定額等方式進行日常控制;西方國家的責任會計則是通過標準成本，預算控制和差異分析等方法進行日常控制。再次;盡管都建立了相應的內部核算和報告系統。我國的責任會計采用的是專業核算和群眾核算結合的方式；西方國家的責任會計主要采用專業核算方式。所以，我國責任會計的考核應根據我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及企業的實際情況來進行，我們應在建立、完善和深化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的同時，將廠內經濟核算制納入經濟責任制，形成以企業內部經濟責任制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責任會計體系。
3.逐步營造一個不斷追求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的企業文化環境。
一個嚴格有效的管理會計制度，必定會培養企業合理的基本價值觀，盡管良好的企業文化是推行管理會計的基礎，但管理會計的嚴格實施必然會促進現代企業文化建設。關鍵在于，企業經營管理必須建立在管理會計信息基礎上，而管理會計必須圍繞成本、時間、數量、差錯、員工滿意度五個方面測定價值業績，力求反映員工滿意與顧客滿意的程度，實現雙重滿意，提高企業競爭能力。最終通過資產收益、市場份額、邊際收益、利潤、銷售額等方面綜合反映企業財務價值的現狀及變動趨勢，以逐步營造一個不斷追求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的企業文化環境。這里，企業領導對管理會計的重視顯得非常重要，若一個企業領導缺乏追求價值最大化的動力，那么，管理會計就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基本前提。當然，若一個企業領導想塑造一種追求價值最大化的企業文化，那么，管理會計就成為其實現目標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得到高度重視并充分發揮作用。
4.繼續強化在市場機制作用下企業應具備的價值觀念，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企業文化，為管理會計的良好運行創造一個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
目前，我們還沒有形成在市場條件下，在國有企業框架內所要求的獨特的企業文化理念，但市場要求我們必須提高效率。與此同時，我們應該不斷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盡快實現高效率的上下聯動，分層把關，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建立一種適應市場的成熟的企業文化，而當前多數企業離這一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并且有些經營者受傳統等級觀念的影響，“長官意志”較重，便得管理會計提供的方案、資料無法發揮實際效力，從而影響了管理會計在企業中的應用。所以我們應繼續強化企業的市場觀念、風險觀念、時間價值觀念、競爭觀念等在市場經濟機制作用下企業應具備的觀念，建立適應市場機制的企業文化，為管理會計的良好運行創造一個和諧的企業文化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