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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傾銷反傾銷貿易保護
在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以低于國內“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國，并對進口國同類產品生產部門造成損害的，被視為有傾銷傾向。傾銷本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手段，在客觀上都對進口國國內產業造成一定的損害或威脅。因此，反傾銷已成為一些發達國家常見的貿易措施，也是國際貿易中合法的貿易保護手段。WTO也制定并不斷完善反傾銷協議，對傾銷行為進行打擊，以維護公平貿易秩序。但由于反傾銷協議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使許多國家以反傾銷之名，行貿易保護之實，濫用反傾銷措施進行貿易保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出口制造業的發展和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我國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一些大國之間的各種貿易摩擦在所難免出口額的擴大，國外對華反傾銷指控也越來越多。然而，我國現有反傾銷應訴工作中存在諸多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出口貿易。面對加入WTO后的新形勢，我國應引導企業及時更新觀念，采取積極態度，依法應訴國外對中國出口產品反傾銷案件，提高中國反傾銷應訴能力。因此我們出口產品時，應根據我們以往的經驗教訓，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推進經濟改革，摘掉“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
在國外反傾銷措施中，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關鍵性技術措施，也是對轉軌型國家實施反傾銷的借口。盡管我國已經對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了改革，經濟的自由度和市場的開放度已經超過某些所謂市場經濟國家，但在實際運行中，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仍沒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沒有完全執行，企業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進行深層次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摘掉“非市場經濟國家”帽子，才能改變西方國家的看法，取消對中國的一些歧視性規定。
二、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和“走出去”戰略，改善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形象
在商品結構上，要變“以廉取勝”為“以質取勝”。引導出口企業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進而提高出口產品的價格。實施“走出去”戰略，也可以使中國企業有效規避反傾銷。到國外去投資建立生產基地，以品牌為核心，改變產品原產地，利用國外的原產地產品法，獲得生產國的國民待遇。比如我國到墨西哥建立生產廠，產品的“戶口”就在墨西哥。根據原產地規則，“中國造”產品與墨西哥產品一視同仁，而且還能自由出口到與墨西哥達成自由貿易協的國家。
三、建立獎懲機制，鼓勵企業積極應訴
要建立反傾銷應訴基金，由同類產業部門的企業共同按比例籌集資金，國家也給予一定贊助，用于反傾銷應訴和為企業提供國際市場信息，以解決反傾銷應訴費用巨大，單個企業難以承受的困難，對獲得勝訴者，可給予適當的經濟獎勵；要執行“誰應訴，誰受益”的原則，對積極應訴和勝訴的企業，通過采用出口許可證、海關審價以及其他手段給予補貼和獎勵，對不應訴或在應訴中表現消極的企業給予處罰，以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約機制。
四、構建預警監控體系
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反傾銷預警機制。主要是觀察對外貿易發展動態，捕捉國際市場信息，從而使我國企業在外國提起反傾銷訴訟還處于萌芽狀態時，就能做好相應的準備，及時調整出口策略，或者快速組織應訴。另一方面，設立重要出口商品價格監控體系。目的是打擊企業競相低價出口，杜絕惡性競爭，規范出口市場秩序。根據國際市場價格變動幅度狀況，對價格偏低易引起反傾銷的敏感出口商品，應及時調整產品出口價格和數量，而對惡意搞低價競銷的企業提出警告，并報請有關部門促使其限期整改。
五、加快設立反傾銷人才培養機制
由于我國參加反傾銷應訴還處于起步階段，人力資源匱乏，包括小語種翻譯人員，熟悉反傾銷應訴的律師、會計師等。我國律師很少介入到此類案件中，國內缺乏熟悉國際反傾銷的經貿、法律人才，至今仍處于依靠外國律師爭取權益的尷尬局面。為此我國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盡快培養一批精通國際反傾銷應訴的專業法律人才。
隨著我國加入WTO,關稅的作用將進一步弱化,國外將更加依賴反傾銷和反補貼手段來打擊中國產品。因此,如何充分利用WTO的反傾銷協議和相關的規章制度應對外國對華反傾銷，為我國出口企業營造一個公平的國際貿易環境已成為當前首要議事日程之一。作為WTO的成員國，我國應積極參與WTO法律體系的建設和執行，抵制一切損害中國利益的行為,切實維護WTO反傾銷法的健康發展和公平實施,同時利用WTO法律體系對各成員國的約束作用，打擊某些國家借反傾銷之名而別有用心的行為。
參考文獻:
[1]彭徐文芳:傾銷與反傾銷法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70～94
[2]陳茵:中國入世后何以應對反傾銷[J].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9):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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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論文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企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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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貿易保護對策
所謂貿易投資一體化，從廣義上講，是指當代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高度融合、相互交叉與依賴、合為一體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從狹義上看，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調控資源，使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圍繞著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價值鏈，表現出相互依存、互相推動、共生增長的一體化現象。
一、貿易投資一體化對貿易保護的負面影響
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貿易保護前提基本不復存在，導致傳統的貿易保護思路過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戰略性產業為借口實施保護愈發困難
高科技產業因其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而被稱為戰略性產業。為了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獲取更多的利潤轉移，對戰略性產業加以保護也就成為當代貿易保護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在貿易投資一體化背景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正變得愈發困難。原因在于：
(1)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其資本雄厚、科技發達，但目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往往涉及許多科學門類、需要高額的財力投入，單靠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往往難以完成。
(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就相對落后，有的高科技產業是一片空白，保護無從談起，即使保護，也只會造成封閉和更加落后。
(3)對戰略性產業的保護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如對市場信息及時、準確地把握，政府決策的高效率等。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難以達到。
2.以民族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已不可能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動，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發展迅速。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跨國并購此起彼伏，導致各國產業、企業的相互滲透更加深入，企業、產品的“國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國境內從事某種產品生產的，不含外資成分的“純本國企業”越來越少，而且有外國獨資企業、本國與外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等各種企業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很難再明確區分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民族產品與外國產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對某一產業加以保護，受保護的很可能不是本國企業，而是進入該產業的外資企業。
3.關稅作為傳統貿易手段的保護效果弱化
(1)從關稅的名義保護率來看,它主要取決于對受保護產品所規定的關稅率。關稅率越高,保護程度越高；關稅越低，保護程度越低。隨著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鏈條將各國納入國際分工的不同環節，各國市場日益融合，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在此情況下，一國制定關稅的自不僅受到貿易伙伴的制約，而且受到跨國公司的牽制。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關稅水平不斷降低，發達國家的平均工業品關稅已降低到3.8%，發展中國家降到2.3%，中國2005年已從1992的43%降到9%。
(2)從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來看，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程度不僅取決于對最終產品進口征收的名義關稅率，而且在最終產品的生產使用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情況下，還取決于一整套的關稅結構。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關稅有效保護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跨國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貿易的發展暗度陳倉，借助投資在東道國建一條裝配線就可以將中間品迅速轉化成產品，從而規避東道國對最終產品的保護。4.非關稅保護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1)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非關稅壁壘牽涉到的利益主體比較復雜。由于本國對某種產品進口的限制將可能招致外國對本國其他產品出口的報復，本國出口集團因而成為反對貿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東道國增設非關稅壁壘時，一旦影響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往往會動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東道國各部門利益的不統一，削弱或避開非關稅壁壘。
(2)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的非關稅壁壘可能是一種自傷行為。投資的流向是雙向的，一國不僅吸引外資，同時也對外投資。例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國。一國在通過非關稅壁壘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的時候，保護了國內廠商的利益（包括在國內投資的外國廠商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能限制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因為其貿易壁壘限制的進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是本國廠商在國外投資生產的。
(3)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反傾銷手段的采用困難重重。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在當地注冊，取得國內生產商的資格，當其產量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生產商”就很難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產量的生產上的支持，不能發起法傾銷調查，只能由國內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規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競爭政策，保護就難以實施。
二、解決對策
1.貿易保護政策應由單純注重商品流動轉向兼顧商品和要素流動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要素流動性增強，一國的要素已不再成為其獨有的“專利”，而可以被國外通過投資所利用，同樣，一國發展經濟、增進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國內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國外要素。國際貿易分工中比較優勢地位下降，競爭優勢地位上升。一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應由依靠貿易保護以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向鼓勵要素流入以彌補比較劣勢、創造競爭優勢轉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在于資本和技術的缺乏資本的積累需要過程，技術的研發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費用，通過引進可以迅速到位。
2.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的綜合使用是新時期貿易保護的有效措施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選擇投資還是出口，取決于一系列條件。國際折衷理論認為，當跨國公司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可以利用的東道國區位優勢時，往往他們選擇投資；當缺少可供利用的區位優勢時，往往選擇商品出口；當之具備所有權優勢時，選擇技術轉讓。很顯然，第一種方式最有利于彌補相對落后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缺口。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引進國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幫助東道國發展新的產業（如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壯大已有產業的生產規模，提高東道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引進要素開展加工貿易，可以解決東道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資本輸出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減少其對東道國直接的商品出口，從而減少東道國進口競爭的壓力，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據還在于，跨國公司出于全球經營戰略的考慮，在某些情況下對某種產品會根據成本效益的比較，選擇向東道國出口產品，而非直接投資。在此情況下，出于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就需要進口國運用貿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進口，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障礙，迫使跨國公司前來投資。
3.對本國比較弱勢產業的保護要更新觀念，采取新的標準
當代的貿易保護毫無疑問不能再漫無邊際，而只能是遵守國際規則條件下的適度、動態保護。保護對象只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具有顯著的產業間聯系的主導部門，如中國的汽車、金融、保險等部門；關稅水平只能是與已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國家的平均水平，對WTO成員國而言，還要遵守通過雙邊、多邊貿易談判所達成的關稅約束；而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要符合國際規范。另外，適應關稅水平的不斷下調，為了提高關稅的實際保護率，逐步升級的關稅結構雖然效果相對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選擇。
一、保護貿易理論與自由貿易理論一樣，都提倡積極主動地參加對外貿易
重商主義是保護貿易理論的早期學說，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一書中寫道：“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堯田：《國際貿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頁。），它積極主動地追求外貿順差。
資產階級保護貿易理論的第一個系統闡述者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僅僅提倡保護本國的弱小產業，一旦這種弱小產業在政策保護下得到發展，成長到具有國際競爭能力時，就主張國家立即放棄保護政策，以利于國內資源的有效配制和產業競爭力的增強。
發展中國家借鑒李斯特的保護幼稚產業論和羅斯托的經濟起飛理論，提出了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相結合的貿易發展戰略，涌現出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崛起，是與積極利用外援、及時接納上游國家轉移過來的資金、技術和產業分不開的。“國際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事實上，奉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多是發達國家，如歐盟、加拿大和美國，但它們的外貿量卻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國在1994年的進出口貿易額就高達12019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儲玉坤：《1994年世界貿易發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國際經貿探索》1995年第4期。）。
總之，形形的保護貿易理論無一是主張閉關鎖國的，這些理論都提倡積極主動的對外貿易。
二、保護貿易理論修正了自由貿易理論的不現實假定，發展了自由貿易理論
傳統的保護貿易理論主要有以李嘉圖為代表的比較利益論和以赫克歇爾與俄林為代表的要素稟賦理論。這兩種理論在解釋貿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說服力。但它們不能解釋現實中發生在發達國家間的產業間貿易和發生在跨國公司內部的公司內貿易，不能動態地解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利益的變化，忽略了貿易利益在貿易雙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護貿易理論是以自由貿易理論批評者的身份出現的，是對自由貿易理論的補充和發展。這種發展主要表現為對傳統貿易理論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認為，傳統的自由貿易理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明確或隱含的假定（注：邁克爾·P·托達羅：《經濟發展與第三世界》，中國經濟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頁。）（注：王小軍：《新貿易理論書評——新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之比較》，《國際貿易問題》1996年第4期。）：
1.各國生產要素在本質上保持不變，在國內可以自由流動，但在國際間則根本不能流動。
2.技術水平固定不變，可自由獲取，國際市場上消費者占主導地位。
3.規模收益不變，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都是完全競爭的，沒有不確定性。
4.政府在外貿中不起作用，因此國際貿易在相互競爭的小生產者之間展開。
5.各國貿易總是平衡的。
6.各國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變，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現實性，因此出現了對上述假定進行修正后產生的各種保護貿易學說。
（一）保護幼稚產業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中貿易各國都處于相似經濟發展水平的假定
保護貿易論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評古典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各個國家的性質以及他們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況”。“兩個同樣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要在彼此自由競爭下共同有利，只有當兩者在工業發展上處于大體上相等的地位時才能實現”，“在自由競爭下，一個一無保護的國家要想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沒有可能。”“保護制度是使落后國家在文化上取得與那個優勢國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歷史發展階段論認為，各個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采取不同的外貿政策，在工業化的中期階段，實施保護貿易可以迅速發展起本國的民族工業，但在民族工業具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時，必須果斷地放棄保護。這實際上是對李嘉圖比較利益學說的發展和補充。
（二）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說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貿易各國都可從貿易中對等獲益的修正
伊曼紐爾和普雷畢什關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論點得到了普遍的證實：
“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已越來越趨向惡化，自1980年起，初級產品貿易的平均價格下降一半，給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損失，每年高達500億美元。1993年初級產品價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級產品平均價格以美元計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產品的價格已經下降到30年來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貿易額和比重不斷減少、服務貿易額和比重不斷增加的今天，在運輸、保險、銀行、通訊和旅游等服務貿易領域，發展中國家更是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注：曾時：《試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與理論基礎》，《世界經濟研究》1994年第6期。）。
“薩普斯福特根據從1962～1982年每年數據在二項回歸分析中估計，非燃料初級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為-0.25”，“長期價格彈性可能比短期價格彈性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轉變可能抑制農產品價格，因而惡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其直接的收入效應可能很小，而通過國際收支約束加緊產生的間接效應可能會相當大，因而會全部抵消貿易自由化的預期益處。”（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
（三）凱恩斯主義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各國總處于貿易平衡狀態的修正
凱恩斯主義認為，凈出口屬于總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國民經濟的發展，而進口則會收縮國民經濟。因此，凱恩斯主義提倡國家干預國際貿易，大力推動出口，抑制進口，保持外貿順差。因此，凱恩斯主義又被叫作“新重商主義”。
正如希克斯所說，“造成英格蘭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貿易方面喪失信心的主要問題是，舊的自由主義在巨大的失業面前無能為力，以及在積極的反失業計劃中使用進口限制作為要素的可能性。人們當然不得不把這條思路同凱恩斯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就是這一點（幾乎僅僅這一點）導致凱恩斯放棄自由貿易的信念。”（注：［英］邁克爾·布利尼：《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條件：關注的一個方面》，《經濟資料譯叢》1995年第3期。）可見，當國家發生經濟危機時，失業和經濟衰退就必然導致政府的保護主義傾向。
（四）最優干預政策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市場完美無缺假定的修正
發展中國家的特點是有大量的市場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場、扭曲的部門間工資差別、粘性工資與市場工資超過影子工資、分部門的最低工資和買方壟斷，等等。所有這些市場缺陷意味著需要保護。另一方面，由于發展中國家存在非經濟偏好（即發展新興工業），因此，由戈登、約翰遜、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薩等人提出了最優干預政策理論，認為當市場扭曲是由國外而非由國內因素所引起，當經濟目標屬于對外部門時，采取最優干預的保護貿易形式被認為是最優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貿易的新舊挑戰》，《經濟譯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貿易理論認為，建立在比較優勢理論上的古典貿易理論有一個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決定價格和規模收益不變。事實上現代許多工業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的特點，即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產品的單位成本呈現遞減趨勢。規模經濟的存在要求每個國家的幾家大壟斷公司各自生產少數幾種產品，而且每種產品應存在差異，以便在生產規模上取得收益遞增的好處（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國的諾貝爾特·馮克指出：“傳統的外貿理論是建立在完全競爭這一假設之上的。而這種理論沒有考慮到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一些根本特點。例如跨國公司和市場壟斷的存在，國內外市場的區別及信息的不暢通。而恰恰在一些領域里存在大量非關稅壁壘，不完全競爭是其中的主要標志。例如在汽車工業、鋼鐵工業和半導體工業就是如此。”（注：［德］諾貝爾特·馮克：《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一種形式：貿易性投資措施》，《國際商務》1995年第1期。）
斯賓塞和布蘭德等人認為，某些工業，特別是高科技工業，處于不完全競爭情況，市場經濟失靈，需要政府干預。在這些行業中，少數大公司壟斷市場，形成寡頭壟斷，參與有效競爭，他們可以影響市場價格，他們擁有的市場力量可以獲取超額利潤轉向本國公司，從而有利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并可取得外部經濟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種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對本國大公司給予補貼，從而使外國競爭對手推遲或停止投資與生產，使本國公司占領市場獲得超額利潤，其利潤大大超過政府補貼。不完全競爭前提下的國際貿易理論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的自由競爭貿易理論，明確提出國家干預貿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與新古典貿易理論反對國家干預貿易的主張。而且，事實上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已不同程度地實行了這種戰略。他們對某些戰略工業和貿易，特別是高科技工業，國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間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對歐洲空中客車公司和美國波音公司的噴氣式飛機等制造業的支持，對日本重化工業和半導體工業的支持等。國家對這些工業的支持和保護可以稱為“保護高科技產業論”，是“保護幼稚產業論”的現代翻版（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業內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市場運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從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業理論以來，人們認識到市場運行經常受到各種各樣的阻礙。這樣，企業就有一種通過自身組織的巧妙安排來替代成本相對較高的市場來組織資源的內在傾向。表現在國際貿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國公司經常通過公司內貿易來降低關稅的支付的現象。“雖然有關公司內貿易的詳細、準確的統計很難獲得，但是一般都認為公司內貿易已經成為當今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普遍現象。……根據有關的研究報告估計，目前大約60～70%的世界貿易與跨國公司有關。2/5的國際貿易在公司內部進行。鄧寧發現在英國的子公司85%的進口和80%的出口屬于公司內貿易，而在彩色電視機制造業公司內貿易的比率高達40%。利柯魯(Lecraw)研究了日本在東南亞5國輕工業制品制造業的111家跨國公司的公司內貿易的情況，他發現這個比率高達79%。”“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對公司內貿易這種非傳統的國際貿易交易形式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和研究。”（注：朱剛體：《交易費用、時常效率與公司內貿易理論》，《經濟學動態》1997年第3期。）
（七）技術外溢和技術創新貿易理論是對傳統自由貿易理論技術固定不變和把技術作為外生變量假定的修正
傳統自由貿易理論假定技術是固定不變的，而且是可以自由獲取的。但實際上，人類的生產技術是在生產活動中產生和發展的，并且獲取技術，特別是關鍵技術是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的。
技術外溢理論認為貿易和技術外溢有可能將國民經濟的發展引入錯誤的方向，使貿易各方的長期發展速度都受到影響。技術創新的大幅度進展需要兩個必要條件，即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對科研投資的鼓勵。（注：海聞：《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展》，《經濟研究》1995年第7期。）
為了消除技術外溢對國民經濟的誤導和刺激技術創新，都需要國家干預貿易活動。
（八）國際競爭優勢論修正了傳統自由貿易理論的比較優勢論
波特在調查研究了10個國家100家大工業的情況后指出，當前的貿易理論只能解釋為什么在國際競爭中一些國家的某些工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卻失敗了這一問題的部分原因。比如為什么日本在汽車工業、瑞士在精密儀器工業，以及美國在化學工業方面比別國生產率更高，更富于競爭力，用比較優勢理論不能完全解釋。（注：王繼祖：《近年西方新貿易理論淺探》，《南開經濟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認為，比較優勢并不一定是現實的國際競爭優勢。為了取得國際競爭優勢，政府可以通過補貼對工業競爭力加以影響；對教育的支持可以影響高級要素稟賦；對產品的規模、標準條例等的規定將影響產品的需求和供給；通過財政金融政策可影響工業及相關工業的供求與競爭狀況等等。
三、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實踐表明，保護貿易是他們事實上實行的貿易政策，是其實行工業化和保護本國經濟的重要手段
19世紀初，美國開始工業革命，為了抵御英國工業品的競爭，扶植國內工業的發展，美國不斷提高關稅。1816年關稅率為7.5～30%，1824年平均關稅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紀80年代，美國工業躍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國在世界外貿總額中僅次于英國，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國際貿易教程》，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頁。）。
“歷史上，德國和美國的鋼鐵工業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當程度上是由于德國和美國政府征收保護主義關稅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過進口保護為鋼鐵工業的發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車工業之所以發展到如今的水平，與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對其汽車市場的進口保護有著相當的關系……后來美國對大量的進口，也加強了對其汽車工業的保護。比如1978年對克萊斯勒公司的應急貸款曾使該公司免于破產；在政府支持下，該公司的生產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車生產企業以自愿出口限制與美國合作；1995年美日汽車摩擦升級，美國政府迫使日本政府進一步向美國汽車生產商開放市場。……在電子工業方面，日本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也一直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電視工業為例，日本的通商產業省曾把電視機以及與其相關的電子消費品作為發展出口的一個主要目標，進行保護，使之免于進口競爭；政府還允許七大電子企業在國內形成卡特爾式的聯合。此外，日本國內復雜的分銷系統也常常把國外電子產品排斥在外。”（注：羅丙志：《國際貿易中的政府行為與產業成長》，《國際貿易》1996年第3期。）
“事實上，沒有保護為國內市場生產的早期制造業而實現了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只有英國和香港。”（注：［美］約翰·威廉遜：《開放經濟與世界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頁。）
目前，發達國家處于經濟“滯脹”的狀態，美國等發達國家隨著國際債務的不斷增加，又舉起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幾乎整個資本主義的國際貿易發展史就是一部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
四、結論
[論文關鍵詞]新貿易保護FTA美國337條款社會責任壁壘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條款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的簡稱，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裁決原告勝訴，ITC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
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總之，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相比，新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特點和更廣泛的理論基礎。本文試對這兩方面作一探討。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特點
可以從五個方面將新老貿易保護主義作一比較：1、性質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較落后國家為了發展本國民族經濟、實現工業化目標，通過對某部門或行業實行保護措施來促進這些部門或行業迅速成長的理論或思潮。這種保護的最后趨向是走上自由貿易之路；而新貿易保護主義是經濟發達國家為保住昔日的經濟優勢地位，通過廣泛實行保護措施來維持其政治與經濟利益的理論或思潮。前者在貿易政策行為上不改變國際貿易政策總趨向，而后者則可能影響到國際貿易政策的總趨向。
2、對象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保護的是幼稚工業或弱小的新興工業；新貿易保護主義保護的主要是陷入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農業作為一個特殊產業在大多數國家的任何時期都受保護。
3、范圍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主要在商品貿易與資本貿易領域實行保護，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領域擴展到了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領域，這是因為在70—80年代，服務與技術已成為發達國家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因素。它們也象商品與資本貿易一樣遇到了它國的貿易壁壘。
4、措施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措施主要采用關稅壁壘，包括征收進口稅、出口稅、過境稅、進口附加稅、差價稅、特惠稅、普惠制等；而新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非關稅壁壘，包括繁瑣的海關程序和海關估價制度、條件苛刻的技術標準、復雜的健康與環境衛生檢疫、內容和手續繁雜的商品包裝和標簽規定、進口許可證制、進口押金制度、最低限價和禁止進口、“自動”出口配額制、有秩序行銷協定、歧視性政府采購政策、外匯管制、進口國家壟斷、各種國內稅、補貼和進口配額制，等等。據估計70年代未非關稅壁壘達900多項。新老保護主義在措施上的另一個區別在于，傳統保護主義獎出限入的重點在限制進口，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重點在鼓勵出口。
5、區域上。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以國家貿易壁壘為基礎，而新貿易保護主義趨向區域性貿易壁壘，即由一國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在區域范圍內，國家之間仍實行自由貿易，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共同的關稅壁壘。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貿易政策。歐共體不僅通過關稅同盟與共同的農業政策對外筑起貿易壁壘，而且將這種區域保護范圍擴大到聯系國（如對46個發展中國家實行了優惠制），使西歐工業品和農產品市場逐漸對外封閉，從而影響到美國的出口利益，助長美國國內新保護主義思潮。80年代美國在全球貿易體制上的挫敗使其不再堅持反區域保護的立場，而轉向提倡自由貿易全球化與實行貿易保護區域化的雙軌政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標志著美國由片面的全球自由貿易退到強調“互惠”的區域自由貿易的產場上。
從上可見，新貿易保護主義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在表現形式上有所不同，然而這種不同主要來自對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修正。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基礎
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主要來自凱恩斯主義與新福利經濟學兩大源泉，此外也吸取了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的保護主義論據。其理論特點是在分析時采用個量與總量、靜態與動態相結合的分析方法，并且往往通過設立模型來進行數理分析，這與傳統的貿易保護理論的純理論分析有所不同。就其結論來看，該理論批評了高關稅政策，主張實行最適關稅率，并且不以關稅壁壘為唯一手段，而是建議根據具體情況采取不同的貿易措施，即非關稅措施兼而有之。
1.對自由貿易理論的批判
主張自由貿易理論者堅信國際間自由貿易往來有助于各國生產資源最有效的利用，使社會福利水平達到最高。新貿易保護主義者則認為并非如此，因為自由貿易理論的各種假設并不符合現實。
首先，市場的非完美性可使貿易國的福利水平比自給自足時要低，非完美性表現在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可能發生扭曲。從產品市場看，當生產方面發生外部不經濟時，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就會出現差異。如農民在計算農產品價格時未考慮土地受損因素，從而低估了農產品生產成本，使得國內市場上農產品與工業品之間的相對價格沒有反映出真正的邊際成本，由此造成商品市場扭曲，從而使該國福利水平在自由貿易下比自給自足時低。對此傳統貿易保護理論主張通過關稅政策來解決。但征稅后原自給自足的生產均衡點上移，而消費均衡點卻下移，由于產品市場存在扭曲現象，關稅政策的結果仍難以使消費均衡點上升到生產可能曲線之上。因此，新貿易保護論者主張通過非關稅措施促使私人生產成本等于社會成本，提高福利水平。這就是對低估生產成本的農產品課征租稅，以提高農產品生產成本，同時對工業品給予補貼，使得私人轉換成本等于社會轉換成本，然后通過自由貿易，提高消費均衡點。分析的結論是當產品市場發生扭曲時，自由貿易政策可能使一國福利水平降低，而以關稅來彌補的政策并非最優政策，最優的政策是通過非關稅措施的混合使用來調整扭曲，以達到經濟福利的目標。
從生產要素看，也會發生扭曲現象，表現為產業之間生產價格發生差異。譬如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的工資往往低于工業部門的工資，并且在勞動邊際生產力方面農業也低于工業。當要素市場發生扭曲時，一國的生產均衡點不落在契約線時的生產可能曲線上，而是落在扭曲時生產可能曲線上。假如這時該國以關稅來保護本國，生產均衡點右移，福利水平可能會比自由貿易時要高，但難以使邊際轉換率等于國際交易條件。因此，關稅政策仍并非最佳政策。根據新貿易保護理論，這時就應以非關稅措施去替代關稅政策。假如對工業部門提供補助金，雖說可以使生產的邊際轉換率等于國際交易條件，也并非是最佳政策，因為兩個部門的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仍不相等。為此，新貿易保護理論認為最好的政策是對生產要素征收租稅或提供補助金。
其次，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存在困難。當一國生產要素難以在產業之間移動且要素價格出現剛性時，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必然會使原來在保護狀態下從事進口替代產業的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一下子難以被出口產業吸收，由此產生結構性失業。假如失業帶來的損失大于自由貿易帶來的利益，那還不如唯持原有的保護貿易狀態[1]。
這樣，在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自由貿易政策最佳時，新貿易保護論者批判道：在市場出現扭曲時，自由貿易政策并非最佳選擇，關稅政策雖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福利，卻不能調整扭曲，最佳政策在非關稅措施。
2.對傳統貿易保護理論的批判與補充。
新貿易保護論者主張運作非關稅措施，但并不完全排斥關稅政策的作用。他們承認關稅的效果，但不認為關稅越高越好，因為在實務中這將使貿易無法進行，因此他們提倡最適關稅。最適關稅理論是在批判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者對關稅效果的一種偏向且加以某種補充后提出的。傳統貿易保護理論強調關稅的保護效果，集中表現在“幼稚工業保護論”上。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很長的時間里主要是通過高關稅來進行的，但有一段時間關稅保護遍及到了非幼稚產業部門。
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GATT在削減關稅方面的重大勝利，走高關稅保護的老路顯然已不太可能，為此新貿易保護主義者強調關稅保護的實際效應，這就是確定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他們看到，關稅有保護與進口相競爭部門的同時，也保護了向它提供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那些生產部門。如果對后者課征的關稅過大，不僅會抵消保護效果，而且還可能使有效保護率變成負數。因此，并非所有的關稅都起到保護效果。有效保護率理論批判了傳統貿易保護主義在關稅保護作用上的片面性，強調了關稅保護的有效性。
站在本國的立場上評價關稅的作用，且強調關稅在保護幼稚工業、增加政府歲入、提高福利、提供就業、平衡國際收支等方面的效果，是新老貿易保護論者的共同特點。只是傳統貿易保護論者把重點放在保護工業與增加收入上，而新貿易保護主義論者則把重點放在福利、就業和平衡收支上。關稅在改善交易條件上的效果系新老貿易保護主義共識，只是新貿易保護主義者認為除了關稅措施外，非關稅措施同樣也起到改善貿易條件的效果，且負作用很小。
3.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兩個主要來源。
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主要來源于福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福利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英國的阿瑟·庇古認為，單靠自由競爭不能達到最大的國民收入量，需要國家干預，采取必要的經濟措施。例如對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征稅；反之，則進行補貼，從而縮小邊際私人純產值與邊際社會純產值的差距，使經濟福利增加。后來新福利經濟學繼承了庇古的方法論基礎和“最大社會福利”原則，但對他的某些理論進行了修正與補充。如撇開收入分配問題，認為經濟學應當研究的是經濟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并提出效用不可比較等。福利經濟學（主要是新福利經濟學）的理論對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功利主義的哲學思想。福利經濟學認為經濟學首先要研究社會福利。社會福利是每個社會成員福利的簡單總和，個人是自己福利的最好判斷者，如果一些人的境況好起來而未使任何人境況變壞，那么整個社會福利就增加了。自由競爭能達到最大福利的理想境界，但現實中無法做到完全競爭，因此需要政府干預經濟來增加社會福利。政府的責任就是如何使資源最優利用、使社會福利最大化。這種功利主義思想后來成了新貿易保護理論衡量貿易政策的基礎。
(2)最適度原理。20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曾經在序數效用基礎上說明過經濟福利，指出經濟資源使用最有效狀態，即最適度狀態。其大意是：在收入分配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對生產資源的配置作任何改變必然會在增加一些福利的同時給其他人帶來損失，這種狀態稱“最適度狀態”。新福利經濟學發展了帕累托的這一思想，提出交換與生產的最適度條件。交換的最適度條件是交易的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對于使用者來說都是相等的；而生產的最適度條件是某種產品的邊際生產成本等于產品的價格，或者兩種產品的邊際產品交換率相等。在這樣的最適度條件下，生產資源配置最優化，產品生產最有效，產品交換彼此得到的滿足也最大化，從而社會福利也最大。最適度原理被新貿易保護論者運用到關稅上，認為如果課征關稅能使一國獲益，那么就會出現各國競相征收關稅，競相提高關稅，從而使國際貿易無法進行，各國回到自給自足狀態。為此他們不主張這種禁止性高關稅保護，而是傾向最適度關稅率，這是在自由貿易與禁止性關稅之間能使本國實質所得達到最大的一種關稅率，其公式為：t＇＝1/(ε＇－1)，換言之最優關稅率(t＇)就是外國進口需求彈性(ε＇)減1的倒數。
(3)補償原理。新福利經濟學家提出最適度條件后，也意識到這種條件未必存在于現實中，因為增加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時可能便意味著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受損。為此，新福利經濟學家提出“補償原理”，即增加社會福利允許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補償損失之后還有剩余，社會就算增加了福利，政府在其中應采取適當政策使受損者得到補償。如對受益者征收特別稅，對受損者給予補償金，使受損者保持原有地位。
新貿易保護理論將這一原理應用于評價貿易利益的分配上，指出貿易利益分配是極不平均的，某項政策變動可能使一部分人受益，而使另一部分人受損，為此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對受損者予以補償和救濟。補償原理在美國貿易政策上的實際運用便是在立法授權總統或貿易代表降低關稅的同時，又設立了某些“保護”條款或免責條款（即例外條款）。
除了福利經濟學外，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另一個重要來源便是凱恩斯主義。雖然凱恩斯本人并沒有系統地論述國際貿易理論，但其追隨者如美國的漢森、薩謬爾森和英國的哈羅德等人發展了他在國際貿易方面的觀點或思想，從而構成新貿易保護理論中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貿易順差論、外貿乘數論和國家干預論。
(1)新貿易順差論。在對外貿易中追求貿易順差，是重商主義理論的基本特征之一。凱恩斯主義也主張貿易順差，但與重商主義不同，它將貿易順差與就業理論聯系在一起。認為一國的貿易順差可以為該國帶來黃金，擴大支付手段，從而壓低利息率，刺激物價上漲，擴大投資，緩和國內經濟危機，擴大就業；相反，貿易逆差則會造成黃金外流，利息率上升，物價下跌，投資減少，經濟蕭條，失業者增加。因此凱恩斯主義指出，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在說明“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時忽視了國際收支在調節過程中對一國國民收入與就業的影響，事實上，一國外貿順差或逆差對于該國的經濟盛衰起著重要的作用。
(2)外貿乘數論。為了說明投資變動給國民收入量與就業帶來的影響，凱恩斯曾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提出乘數原理，認為投資增長與國民收入擴大之間存在著一種倍數關系。凱恩斯的乘數原理后來被他的追隨者所發揮。漢森、薩謬爾森指出凱恩斯的乘數原理說明了一定量的投資對收入，就業的影響，但忽略了消費增加對私人投資的“誘致”作用。他們指出，引起投資變動的因素有兩個，一是外生因素，包括人口，技術進步、新資源與新產品的開發及政府活動等；二是內生因素包括收入、消費、儲蓄和投資等。由內生因素變化所引起的投資變動，被稱為“誘致投資”。一筆投資會引起收入與消費的變動，而收入與消費的變動反過來又會引起投資變動，兩者相結合便產生乘數加速效果。
一國的出口與國內投資一樣，也具有乘數效果，而進口與國內儲蓄一樣，有減少國民收入與就業的作用。一國輸出商品和勞務，從國外得到的貨幣會使進口部門收入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這必然引起其他部門生產增長，就業和收入也隨之增加。如此反復下去，國民收入增加就會是出口增加量的倍數。進口則正相反。因此，一國只有當貿易出超或國際收支順差時，對外貿易才會增加就業，提高國民收入水平，并使國民收入的增加量成為貿易出超的數倍。至于國民收入和消費的變動是否反過來必然產生“誘致出口”效應，問題則比較復雜，它不僅涉及到價格、利率、匯率、消費、儲蓄和投資等內生因素，還涉及到外國收入、進口國貿易政策和國際環境等外生因素。
乘數理論表明。第一、任何自發性的支出增加或政策誘發的支出增加都會使以y表示的產出、收入、就業提高數倍，其中封閉經濟下乘數為1/s，由于邊際儲蓄傾向(s)小于1，故乘數必定大于1；而開放經濟下的乘數為1/S+M；小于1/s，收入存在兩個“漏出”，一進入儲蓄(S)，一流入進口(M)。第二，開放經濟也對收入產生附加影響，如本國與外國自發性的需求轉換以及外國收入變動所引起的外國需求變動，而在封閉經濟中則不存在這一附加影響。當這種變動為正值時，這一附加影響顯然起到“誘致出口”效應，也就是說，在貿易順差時，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一樣也起著乘數加速效果。這一結論自然為新貿易保護主義追求貿易順差、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增添了新的理論依據。
(3)國家干預論，自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理論出現后，美國貿易保護理論的國家干預思想又注入新的內涵。以前的聯邦主義認為國家干預的主要目的是扶植幼稚產業的發展以實現工業化；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的主要目的是增加有效需求，擴大就業，是出于反危機的需要。干預的手段主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對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宏觀經濟管理和調節措施。其理論前提是否定市場機制具有神奇作用，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已不能充分發揮自動調節經濟的作用，因此需要發揮國家干預和調節經濟的作用。
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論是新貿易保護理論的基礎，根據這一思想，新貿易保護主義要求政府加強進口管制，如實行配額制，要求生產國自動限制對美出口，規定最低進口價格等；同時采用經濟手段，諸如優惠貸款，出口補貼等措施來鼓勵出口；通過制定和實施有關對外貿易法規來干預貿易活動從而達到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保護和促進國內生產，實現充分就業目的。
4.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
除上述兩大來源外，新貿易保護主義還從其他現代國際貿易理論中吸取“營養”：(1)工資差異論。該理論由哈根提出，認為一國工業部門的工資常常高于農業部門的工資，由此影響到工業生產成本。這樣，某些工業雖與外國工業相比具有比較利益，但在價格上不能與外國進口品競爭，因而仍難以發展，為此需設置關稅加以保護，使之盡可能地發展，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國民所得達到最大。后來哈根又對自己原先提出的比較利益的觀點作了修正，認為所謂比較利益，是指一國邊際轉換率與進口品相對價格的比較，而不是一國內不同商品以貨幣表示的相對生產成本與進口同類商品的相對價格比較。這樣，本國生產的工業制成品與農產品相比較，盡管其價格高于外來品，但可以增加國民的經濟福利。因此，這類工業只有在保護政策下才能生存。
新貿易保護理論吸取了這種分析工資差異的方法，將農業與工業兩個部門的比較擴大到各國間的比較，認為各國工資水平有所不同，發展中國家或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而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工資水平往往較低，由此生產成本也較低；而經濟發達國家的工資比較高，生產成本也就較高（假使不考慮勞動生產率這一因素的話）。因此，如果自由進口，發達國家會在大量廉價品的沖擊下，難以維持較高的工資和生產水平。所以有必要實施貿易保護措施。
(2)貿易條件論。阿根廷經濟學家拉烏爾·普雷維什曾從發展中國家立場出發，指出由于農業國比工業國主要輸出品的收入需求彈性要小，因而農業國與工業國輸出品的相對價格便十分不利于農業國。這樣，農業國的利益有一部分通過貿易轉移到工業國。假如農業國實行保護措施，發展自己的工業，替代工業品進口，就可改變貿易條件不利狀況，而工業國如果實施保護手段，便會使農業國處于更加不利的狀況。普雷維什把世界經濟體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由發達國家組成的工業國中心地帶；另一部分是由不發達國家組成的初級產品外地帶，而地帶始終圍繞中心地帶的意旨發展。由于技術進步的利益不能在所有國家平均分配，以及制成品市場被中心地帶國家所壟斷，地帶國家的貿易條件惡化。通常關稅談判要求的互惠，其涵義對中心國與國是不同的。國保護工業的后果不過是矯正其初級產品與工業品收入需求的彈性差異，不會阻礙國際貿易進步；而中心國若取消保護，會增加國輸入中心國的能力，由此使中心國本身受益。因此，在貿易談判中不應要求國對等地削減關稅，而且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因進口結構的變化，保護措施也應發生變化，但仍不宜對中心國家工業品的輸入全部放
開。普雷維什聲明，這一理論并不意味著國可以進行任何不合理的保護。[2]
發達國家中無論是主張自由貿易的還是持有保護主義觀點的人，對“中心論”都未給予直接的支持。因為自由貿易論者要求的是國際范圍的貿易自由化，而不是單方面的貿易自由化，而保護貿易論者更不主張本國初級產品市場對發展中國家完全開放。不過，新貿易保護主義吸取了普雷維什在論證發展中國家貿易保護的必要性時對改善貿易條件的分析，并用于改善進口國貿易條件的分析上。提出對進口品課征關稅或實行數量限制，能夠促使出口國價格下跌，從而改善進口國的貿易條件，尤其對那些進口商品的數量占世界進口總量較大比重、有關商品的供給彈性又很小的進口國，這種進口限制的效果尤為顯著。
(3)市場扭曲論。傳統貿易理論假設市場處于完全競爭狀態，因而資源分配可達到最優化。然而，現實的經濟卻遠離完全競爭狀態，商品市場存在壟斷現象，生產要素市場各種人為的舉措使要素不能完全移動，造成生產要素價格剛性，從而產生產業界的工資差異；加上外部經濟等因素，使價格機制無法促使資源配置，造成市場出現扭曲。市場扭曲是指阻礙市場機制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況的一切制度上的原因，包括不完全競爭與市場機制失敗兩種情況。市場扭曲可能來自國內市場，也可能來自國外市場，無論來自何處，最佳政策就是直接干預產生扭曲的市場。這種干預政策便是對國外市場扭曲采取征收關稅；對國內市場扭曲采取非關稅措施。
除了以上這些理論外，還有反傾銷論、國家安全論、國內市場論、生產成本均等化論等等觀點。限于篇幅，這里不再一一闡述。
與傳統貿易保護主義一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也伴隨著與之相關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不斷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在繼承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基本思想的基礎上，不斷推陳出新，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體現出鮮明的時代背景。如近年來的新福利經濟學、地區主義、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環境優先等新貿易保護理論關注的對象不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更關注政治、社會、環境等綜合問題，更強調人、社會、自然環境的和諧發展，因此具有強烈的人文化導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隱蔽性。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理論支持
為了使貿易保護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隱蔽性，西方貿易保護論者積極尋求和提供理論依據。因此，與此相關的貿易保護理論，便成為新時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
(一)新福利經濟學
新貿易保護主義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進國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為代表的舊福利經濟學家認為，單靠自由競爭不能達到最大的國民收入量，需要國家干預。國家對邊際私人純產值大于邊際社會純產值的部門征稅，使經濟福利增加，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1939年卡爾多提出了福利標準或補償性原則的問題。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對福利標準和補償性原則問題繼續進行探討。新福利經濟學繼承了庇古方法論基礎和“最大社會福利”原則，但指出帕累托最優的條件未必存在于現實中，因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時可能意味著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為此。新福利經濟學提出補償性原則，即增加社會福利允許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補償損失之后還有剩余。政府在其中應采取適當政策使受損者得到補償，如對受益者征收特別稅、對受損者給與補償金，使受損者保持原有地位。補償原理在美國貿易政策上的實際運用便是在立法授權總統或貿易代表降低關稅的同時，又設立了某些“保護”條款或免責條款。
(二)地區主義新貿易保護理論
這種理論以蒂姆·朗和科林·海茲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茲認為自由政策存在著自身固有的缺陷，在當今世界環境下，自由貿易政策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更多。例如，自由貿易政策本欲提高經濟效率，增加就業，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但帶來的卻是過度競爭，導致全球失業人數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準的下降和世界經濟增長的緩慢。又如，自由貿易政策本想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經濟蛋糕的規模，并認為這一結果一旦產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東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會流向貧窮的國家，縮小世界不平等現象，但帶來的卻是一些發展中國家為短期利益掠奪性開采資源，廉價出口，國家通過削減社會開支來鼓勵出口，造成相對貧困的擴大。再如，近20年來，世界環境的急劇惡化與自由貿易政策導致的全球貿易迅速擴大，以及自由市場自身沒有能力把環境損失計入貿易成本有著重要的關系。由于自由貿易政策存在著缺陷，因此要實現經濟、公平和環境的持續協調發展，就必須放棄自由貿易政策，由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所取代。
他們認為，實行地區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促進人類可持續發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經濟發展，實現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境，一國需要根據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則。
(三)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學說源于兩位瑞典經濟學家赫克歇爾和俄林提出的要素價格均等化說。他們認為，國際貿易是因各國生產要素稟賦不同導致的生產要素價格差異所引起的，但是國際貿易反過來也會影響生產要素的價格。他們認為，國際貿易最重要的結果是各國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種生產要素，生產要素在供求關系的影響下，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使各國的要素價格趨于均等。以勞動力這一要素為例，假設有甲、乙兩個國家，甲國勞動力資源豐富，資本稀缺，即在甲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會較低，資本的價格會較高；乙國勞動力稀缺，資本豐富，即在乙國勞動者的工資會相對較高，資本價格會相對較低。如果兩國之間沒有貿易往來，處于完全隔絕狀態，則各種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將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貿易，甲國將會集中優勢力量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并用以交換乙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這種交換的結果會導致甲國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增加，勞動力價格上升；反之，資本密集型產品需求相對下降，資本的價格會相對下降。如此反復下去，在國際貿易的影響下，各國生產要素價格會自動趨于均等。
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學說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貿易保護方面得到運用，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隨著一些發展中國家出口事業的迅速發展，西方各國國內主張對這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該理論就成為西方工業國進行貿易保護的理論工具。法國著名經濟學家莫里斯就是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倡導者，他認為，由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達國家應該對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歐美等發達國家也持有這種觀點，據美國經濟政策協會機構估算，僅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的簽訂就使美國失去50萬人的就業機會。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的保護，抵制發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四)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
由于近20年來全球工業化加速，致使生態平衡遭到破壞，人類的生存環境日趨惡化。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以及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導致諸多國際公約的產生。各國政府也相繼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過對自由貿易政策的干預，實現保護自然環境、改善生態環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產生了環境優先新貿易保護論，它主要表現為借保護環境為名來限制商品的進口。其主要論點是：由于生態系統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先考慮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境，任何國家都可以采取保護措施，限制對環境產生威脅的產品的進口。同時，企業要將保護環境所耗費的成本計入產品價格之內，這就是環境成本內在化。事實上，進口國還主要采用以技術壁壘和環境壁壘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措施，以保護環境、保護人類、動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評析
(一)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基于人文化的貿易導向
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人類通過生產實踐活動改變著自然，通過勞動過程來完成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然而，在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中，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人類在向自然索取物質資料的同時也在破壞著環境。因此，為了使人類和自然和諧發展，人類必須學會預見人類行為對自然界的影響。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環境優先論就是倡導人們保護環境，當貿易的發展威脅到環境的時候，要優先考慮環境。綠色技術壁壘就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用來貫徹其理論導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國家以保護環境為借口，憑借其經濟和技術上的優勢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環保措施和高于發展中國家技術水平的環境質量標準，以此來作為市場準入條件，限制競爭對手的產品進口。例如，2005年歐盟以保護環境為借口，頒布了《歐盟電子垃圾處理法案》，將保護環境的成本計入電子產品的價格之內，從而提高了電子產品向歐盟出口的價格。根據中國有關部門的初步調查顯示，由于該法案的實施，中國對歐盟出口約120億美元的機電產品被拒之門外。
新貿易保護主義倡導人與社會和諧發展。近年來歐盟等發達國家推出SA8000即“社會責任標準”，是全球第一個有關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生產商以及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皆符合社會責任的要求。SA8000標準在童工、強制雇傭、健康安全、聯合的自由和集體談判權利、報酬、管理體系等領域內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報酬方面，要求工資必須達到法定和行業規定的最低限額，并在滿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時方面，要求企業保證工作人員的正常休假時間等。SA8000勞工標準，將貿易和社會責任標準掛鉤，一方面可能會起到促進人類與社會協調發展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會對自由貿易產生極大的限制
。
在傳統貿易保護理論中，不論是16-17世紀的倡導貨幣、貿易差額論的重商主義。還是20世紀的凱恩斯的對外貿易乘數理論，傳統貿易保護理論、政策的導向均是為了維護保護本國的貿易順差地位，確保本國貿易經濟的良好發展。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由貿易政策開始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社會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貿易人文化傾向讓貿易平臺承載著貿易中的環境、經濟、福利、代內與代際公平等諸多因素，追求非貿易利益使得知識產權、環境、勞工標準等問題成為焦點，并有著不斷擴大的趨勢。事實上，將貿易和社會、政治等非貿易利益掛鉤并不能很好地解決非貿易利益問題，但可能使新時期的貿易保護看起來似乎更合乎常理，從而混淆了問題的本質。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衡量公平開展國際貿易的尺度
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保護環境、保護勞動者工資水平和就業、保證地區經濟發展等觀點，都一致認為無障礙的自由貿易已經不再是一種公平的貿易。當今國際貿易要公平開展必須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勞動力價格均等化理論認為，目前在勞動力市場上就存在極大的不公平性，發展中國家低勞動力成本和發達國家高勞動力成本之間的競爭導致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貿易保護干預，制止這種不公平的開展。
那么，新貿易保護主義所推崇的公平貿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實上，新貿易保護主義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從本國的勞動生產率、技術水平、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出發，來確定世界范圍內開展公平國際貿易的勞工標準、環境標準、產品質量標準，這種公平貿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國際電工委員會(IZC)下轄的大部分技術委員會(TC)與分委員會(SC)的秘書一職均為西歐各國所擔任。被認為協調世界貿易秩序的第一大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其決策也大多受發達國家成員的左右。
可見，發達國家的公平貿易尺度最終還是以維護自身利益為標準的。目前，這種尺度只對發達國家有利，而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影響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進程。
(三)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的實質
新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從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對方喪失國際競爭力。其主要表現在：通過征收高額的反傾銷稅等削弱對方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通過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使發展中國家喪失高附加價值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通過設置動植物檢疫標準、勞工標準等。使發展中國家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方面的國際競爭力。
“非違反協議之訴”是WTO爭議解決機制中極富特色的一項規則，其設立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匡正那些雖未違反WTO協議規定，但卻在客觀上破壞和了WTO成員各方之間業已達成的利益平衡的行為，從而有效維護成員各方從關稅減讓中獲得的好處和利益。所謂“非違反協議之訴”，是指如果一成員方認為其在WTO協議下直接或間接獲得并享有的利益由于另一成員方實施了某種措施而正在被剝奪或被損害，無論該措施是否違反了WTO的規定，受損害的成員方都可向其認為有關的另一成員方提出書面交涉或建議。如在一合理時間內有關成員方未能達成令雙方滿意的調整，則該爭議可提交WTO爭議解決機構。爭議解決機構應迅速調查向其提交的任何事項，并向有關成員方提出適當建議，或酌情就該事項做出裁定。可以看到，這一規則事實上既允許成員方針對另一成員方違反WTO協議義務或規則的行為提出申訴，也允許成員方針對另一成員方并未違反WTO協議義務或規則的行為提出申訴，并有權要求得到相應的補償。也就是說，現實中，盡管一成員方實施的措施并未違反WTO的規定，但只要該措施的實施客觀上損害或剝奪了其他成員方所應享有和獲得的利益，受損害成員方仍有權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申訴并要求對方予以經濟上的補償。
之所以制定這樣的規則，主要是為了防止一些WTO成員方可能會采取非關稅措施來規避它們在關稅減讓中承擔的減讓義務，從而破壞通過多邊貿易談判和相互關稅減讓所形成的成員方相互間利益的平衡。事情很顯然，各成員方關稅降得再低，如若沒有一套相應的規則和機制來保證其實施，低關稅帶來的好處和利益極易付諸東流。其真正意義就在于成員方通過關稅減讓形成相對正常的價格競爭，從而保證更加公平和更好的市場準入。參加關稅減讓談判的WTO成員方毫無疑問都期待通過相互的關稅減讓改善國際貿易中的競爭關系和市場準入條件，并且有理由相信這一好處和利益日后將不會被剝奪和受到損害。如果對這種并不違反WTO協議但事實上卻破壞成員方之間業已形成的利益平衡和競爭條件的行為不予糾正，將會大大挫傷廣大成員方繼續降低關稅乃至取消關稅的積極性，并使關稅減讓談判失去實際意義。正是基于這樣的考慮，WTO爭議解決機制中設立了“非違反協議之訴”的規定。
設立“非違反協議之訴”的意義還在于:它使得WTO成員方不僅有權要求其他成員方履行和遵守WTO協議明確規定的成員方義務，同時有權要求其他成員方確保由此產生的一種更廣泛的國際貿易權利義務平衡和各種商業機會。
然而，“非違反協議之訴”的提起是有條件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1994）”對“非違反協議之訴”的提起規定了三個基本條件:第一，申訴方能夠充分證明另一成員方實施了一項貿易措施。這是提起“非違反協議之訴”的首要前提條件。第二，申訴成員方必須能夠證明其根據有關WTO協議享有合理期待的利益；第三，申訴成員方合理期待的利益因被訴成員方采取的措施而正在被剝奪或被損害。即要求證明措施實施和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判斷因果關系時，關鍵要看成員方之間通過關稅減讓談判在本國產品與外國產品之間業已形成的相對競爭條件是否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