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1 16:26:17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生態倫理思想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論文關鍵詞：傳統文化；生態倫理；儒學
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傳統文化在不同的時代里呈現出不同的倫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著積極與消極的兩面作用，既能夠促進生態倫理的發展，又成為人類沉重的枷鎖，阻礙了生態倫理的發展。所以，面對傳統文化我們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
論文關鍵詞：傳統文化；生態倫理；儒學
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傳統文化在不同的時代里呈現出不同的倫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著積極與消極的兩面作用，既能夠促進生態倫理的發展，又成為人類沉重的枷鎖，阻礙了生態倫理的發展。所以，面對傳統文化我們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
論文摘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化解生態危機的必然選擇，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也有助于完善生態文化體系。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中蘊含著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維相一致的思想穎拉，認真挖掘佛家思想中蘊含著的生態倫理觀念，對于豐富生態倫理學的理論體系，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啟示:要羊重生物的生存權利;要擴大對生態文化的宣傳;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觀念。
佛教起源于古天竺，進人中土并獲得發展大約是在公元1世紀。隨后在中國獲得巨大發展，并與中國的玄學融合，因此形成了佛學的中國化。中國佛教作為世界著名宗教之一，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佛家的學者們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尊重生命、保護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雖帶有樸素的直觀性質，但卻彰顯了人類對生命和生活的感悟，不斷在人類道德演進過程中被認同，進而鑄就了人類生態倫理的智慧。
一、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概述
(一)萬物一體的生態和諧觀
佛家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主張“萬物一體”，即人與自然之間是沒有明顯界限的，生命與環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佛家認為，生命主體和生存環境作為同一整體是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一切現象都處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因果聯系中，一切生命都是自然界的有機組成部分，離開自然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因此，“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法界通融”。佛家把人與世界的關系看成是心與世界的關系，即“一心二門”。“一心”即宇宙之心，天地之本，是世間的物質和精神等一切現象的本質，也是眾生本來具有佛性的依據，這一表述帶有哲學本體論的意義。“二門”即“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前者是說心具有無量的本有的功德，能產生人世和出世的善因果，它顯示出心本性的一面;后者是說人世和出世的一切現象是真如本體的相和用，它顯示心表象的一面，這與儒家“天人合一”的觀點是相通的。
(二)眾生平等的生態價值觀
佛家認為，生命對人類和一切動物及植物都是同樣寶貴的，人類因其具有思維和意識而成為生命界的主人，但并不能因此而傷害他物，小至塵埃，大到整個宇宙，同處于同一生命河流中。而且，佛家是從佛的內在性承認眾生平等，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特別是禪宗，不僅肯定有情的眾生有佛性，無情的草木也有佛性。“有情、無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所有生命都潛藏著佛性，都有可能達到“佛”這一生命的最高境界，故宇宙萬物的存在及其差別都是虛無的、不真實的，一切現象都具都共同的本質。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平等的，即本性上的平等，所以，自然界一切生命都值得尊重。
(三)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
佛家的慈悲在強調保護自身生命的同時，更強調對其他生命體的關懷，甚至放棄自己的利益，保護其他生命體的權利。它從非人類中心和萬物平等的立場出發，主張善待萬物。佛家對生命的關懷，最為集中地體現在普度眾生的慈悲情懷上。在佛法上，“與樂”叫做慈，“拔苦，”叫做悲。佛教教導人們要對所有生命大慈大悲，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佛家倡導的“慈悲”心懷以及“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要求人們要尊重生命、關愛生命，以平等心對待眾生。“諸惡當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第一。”在佛教中首惡是殺生，這里的殺生不僅意味著對人的生命的傷害，而且也包含對所有生物的傷害，不殺和不傷害的戒律規定著人與動植物的關系。珍惜生命是佛家的第一要求，為此，佛家要求佛徒素食、放生。
佛家把世界萬事萬物看成是一個統一整體，人與自然萬物相輔相成、和諧相處，世界萬事萬物處于不斷循環中。人對自然既要合理利用，又要積極保護，這對于解決 當今世界由于工業化和無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帶來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對于中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更有重大現實意義。
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當代價值
近年來，中國國內經濟快速增長，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態危機已成為當前乃至將來制約中國發展的阻礙。嚴峻的生態環境狀況促使中國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大力加強生態文明建設。
(一)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化解生態危機的必然選擇
黨的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思路，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與此同時也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生態環境。生存環境惡化，自然資源枯竭，嚴重影響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無數事實表明，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就沒有健康和諧的社會生活，就談不上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所以，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建設生態文明。
(二)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有助于完善生態文化體系
生態文化要在繼承中發展，在借鑒中創新。從發掘和整理文化遺產人手，根據生態文明建設的需求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外國文化進行去粗取精和總結在深人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化體系，并使之具有科學性、時代性。讓優秀的傳統文化和時代精神融人到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中，盡可能的創造出日益豐富的生態文學作品，充分展示大自然的魅力，激發人們的生態環保意識，動員人們投入到保護地球家園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實際行動中去。
(三)加強生態文明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體現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既是一種理想，又是一種戰略。作為理想主要是指實現人自身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而作為一種戰略則注重國家的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重大理論創新，他蘊含著關于社會建設和發展理論的真理性和億萬人民群眾的共同愿望。生態文明建設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外部支持和環境保障，生態文明建設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佛家生態倫理思想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佛家的生態倫理思想與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在內核上是相通的，都是促進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佛家中關于生態環境的智慧是值得借鑒的，探討佛家生態倫理思想對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具有時代性的意義。
(一)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觀念
現代生物學和生態學證明:人與自然是同質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其他生物一樣都是自然進化的產物，人與自然是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從人與自然界和諧發展的視角著眼，從人與自然有機統一的角度出發，合理利用自然界，加強環境保護，有助于我們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更助于我們用整體的理念審視自然界，樹立正確的生活方式。佛家追求“常、樂、我、靜”的境界，倡導“清心寡欲”的樸素生活方式，強調“修行”的戒規生活。這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使人類的要求和欲望得以凈化和控制，使人類不斷適應環境和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生態文明建設需要建立人與自然統一的思想基礎，只有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人們才能更好的實踐。
(二)要尊重生物的生存權利
每一種生命形式在生態系統中，都有發揮其正常功能的權利，都有生存和繁殖的權利。生存權是生命體最基本的權利，這種生存權對于萬事萬物是平等的，而且這種平等要求生物之間彼此尊重。佛家的生態智慧的核心是在愛護萬物中追求解脫，它啟發人們通過參悟萬物的本質來進行認知。萬物統一于佛性，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一切生命既是其自身，又包含他物，善待他物即是善待自身。佛教正是從善待萬物的立場出發，把“勿殺生”奉為“五戒”之首，生態倫理成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煉內容，生態實踐成為覺悟成佛的具體手段，這種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出的慈悲為懷的生態倫理精神，客觀上為人們去保護自然，發展生態文明，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界和睦相處提供了理論基礎。
(三)要擴大對生態文化的宣傳
關鍵詞：利奧波德；大地倫理觀；內涵；生態文明
中圖分類號：B15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1）35-0058-02
現代工業文明所產生的一系列生態危機早已為人類文明轉型敲響了警鐘，隨著人們生態意識的覺醒，選擇一條從觀念、制度和政策層面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的道路，實現由傳統的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變，是人類歷史的必然選擇。然而，前景并不樂觀。自從20世紀后半葉人類生態意識覺醒以來，倡導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環境保護運動，以及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召開，專門機構的環保立法和措施等，人類已經開始為生態文明作出了身體力行的努力。但是在工業文明的基本價值理念引領下，人類未能從根本上解決由工業文明所帶來的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因此基本價值觀的轉變是人類真正實現生態文明的根本保證。
被譽為“現代環境倫理學之父或開路先鋒”的美國哲學家利奧波德在他1947年寫成的《沙鄉年鑒》的最后一章全面闡述大地倫理思想，他在文章中表述了土地的生態功能，以此激發人們對土地的熱愛和尊敬，強化人們維護這個共同體健全的道德責任感。利奧波德反思了人類的文明，認為真正的文明“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植物、土壤互為依存的合作狀態”，真正的倫理應當是大地倫理，是將人類視為“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并自覺維護大地共同體的倫理。這一理論思想為今天構建生態文明提供一個可參照的理論框架。
一、大地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1.關于倫理共同體的邊界界定
突破對傳統倫理學的局限性認識，利奧波德認為倫理學不能僅僅停留在研究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社會的關系，還應擴展到人與自然的關系。隨著文明的進步，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倫理共同體的成員。但是，人們還沒有從倫理的角度來理解人與大地和其余自然存在物的關系，文明還容許“對地球的奴役”。而大地倫理的任務就是“擴展群落的邊界，使之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有選擇的土地”[1]208。尤其應把權利概念擴大到山川樹木、鳥獸蟲魚中去，它們也有生存、繁殖的權利。人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不僅對共同體的其他成員而且對共同體本身負有道德義務。
2.關于人在共同體中的角色轉變
利奧波德指出，大地倫理“要把人類的角色從大地共同體的征服者改造成大地共同體的普通成員與公民”[1]209，它不僅暗含著對每一個成員的尊重，還暗含著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因此，為了控制人類的不合理向自然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和種族的過分繁衍，避免生態平衡的破壞，人類必須重新考慮他們作為自然界的成員和公民的角色，有必要用大地倫理約束自己的行為，將改造自然環境的行為限制在有利于維護人的生存、維護其他物種的生物權利的范圍內。此外，人類所擁有的影響自然環境的技術力量，需要用大地倫理來加以約束，并對破壞自然和環境的經濟利己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行動加以道德上的限制，即“從技術化了的現代人的控制下求得生存。”[2]58-61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對自然界賦予權利，而且要把“良心”和“義務”擴大到自然界，承認共同體中除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實體和過程所固有的倫理準則和權利。
3.關于整體主義的環境倫理原則
傳統倫理價值尺度從考慮經濟利益出發對大地進行開發利用，認為以單一經濟私利為基礎的自然保護系統，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不平衡的系統。利奧波德則提出了一條以生態系統、環境或大地的健康和完善作為衡量倫理“正當”與經濟“有利”的標準的整體主義大地倫理原則，即“一件事情，當它有助于保護生命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時，它就是正確的；反之，它就是錯誤的。”[1]228這是利奧波德提出的人在大地生物共同體中的倫理道德準則。遵守這個準則是人類的一種生態道德義務和責任。根據大地倫理中道德規范擴展的觀念，人類不但要對自身負責、對后代負責，更要為整個生物圈負責。
此外，利奧波德所提出的“和諧”、“穩定”和“美麗”是大地共同體的不可分割的三個要素，它們是三位一體的整體。所謂和諧，是指這個共同體的完整和復雜――保留至今尚存的一切生物；所謂穩定，則是土地的完好無損――維持生物鏈的復雜結構，以使其能具有發揮功能和自我更新的作用；美麗，則是倫理上的動力――不要僅著眼于經濟，還要從更高的價值觀上去看問題。因此，要實現人類、整個地球的可持續發展，人類必須樹立整體主義生態觀，將整個生態系統的和諧、完整、美麗視為環境保護的根本。
二、生態文明的提出及內涵發展演變
1.生態文明的體現和基本內涵
生態文明建立在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基礎上，是比農業文明、工業文明更高層次的一種文明形態，是以人為本人類文明遞進和反思的結果，是以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為中心的一種新的文明。生態文明的主要標志，體現在三大“轉變”上：一是生產技術的大轉變，即有害環境技術向無害環境技術的轉變；二是經濟觀念與行為的大轉變，即從單純追求經濟目標向追求經濟―生態雙重目標的轉變；三是自然觀的大轉變，即由天人相分到人天諧和的轉變。由這三大轉變，產生了一種新型的生態倫理觀、價值觀和生態文明觀。生態文明觀強調，人與自然必須保持衡、協調和統一，社會、生態、經濟必須協同發展[3]。
2.從生態倫理學角度揭示生態文明內涵
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范式，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發展。關于生態文明的內涵，目前國內學者分別從生態倫理學、生態政治學、生態經濟學、生態文學、生態美學等不同角度進行探討，本文則主要從生態倫理學角度揭示其內涵。早在1987年，由挪威首相布倫特蘭夫人領導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向聯合國提交的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就深刻地指出，人類需要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即“可持續發展道路”，這份報告成為人類構建生態文明的綱領性文件。之后，可持續發展思想逐漸被各國作為行動綱領，其核心思想是經濟發展應當建立在社會公正和環境、生態可持續的前提下，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人類社會發展的每一次進步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撐，要解決可持續發展中一系列問題，必然訴諸對科學技術手段。新的科學技術觀，以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為最高準則，以不斷解決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發展之間的矛盾為宗旨，其核心則是生態平衡取向的“綠色科技觀”[4]。
20世紀90年代以來，選擇綠色生活正在成為一種時尚，主要體現在以綠色科技和生態生產為重要手段，以人、自然、社會共生共榮的深刻體會作為人類認知決策、行為實踐的理論指南，以人對自然的自覺關懷和強烈的道德感、自覺的使命感為其內在約束機制，以合理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社會制度作為其堅強有力的物質、制度保障，以自然生態、人文生態的協調共生與同步進化為其理想目標。因此，綠色環保理念成為推動企業實現生態轉向的一個直接動力[5]。
利奧波德倫理思想所強調生態文明體現在價值觀上，需要超越“人類中心主義”，重建人與自然的價值平衡；在發展觀上，需要超越“不增長就死亡”的狹隘增長主義，建立“質量重于數量”的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的整體發展觀，即人類整體利益。在生態文明時代，科學技術不再是人類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復生態系統、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助手。
三、大地倫理觀對構建生態文明范式的意義
從本質上講，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是一種倫理整體主義。他的大地倫理觀超越了以人類利益為根本尺度的人類中心主義，超越了以人類個體的尊嚴、權利、自由和發展為核心思想的人本主義和自由主義，顛覆了長期被人類普遍認同的一些基本的價值觀。它要求人們不再僅僅從人的角度認識世界，不再僅僅關注和謀求人類自身的利益；要求人們為了生態整體的利益，自覺主動地限制超越生態系統承載能力的物質欲求、經濟增長和生活消費；揭示了當代文明進程中可持續發展觀，綠色科技觀等，符合當代生態文明理念的提出，二者具有一致的生態學、倫理價值內涵。
首先，大地倫理觀從意識形態喚起公眾自覺自愿以人為本、共同維護人類的家園的決心和信心，這比任何一種制度的保障更重要，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生態消費上[6]。生態消費模式是以維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為前提，在滿足人的基本生存和發展需要基礎上的一種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大理倫理學起到宣傳和引導的作用，讓公眾深刻體會自身在生態系統中的作用，進而正確引導自己消費行為。
其次，大地倫理學對構建生態文明的作用體現在生態科技發展上。生態科技用生態學整體觀點看待科學技術發展，把從世界整體分離出去的科學技術，重新放回“人―社會―自然”有機整體中，將生態學原則滲透到科技發展的目標、方法和性質中。堅持走生態科技的發展道路，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關鍵，也是加速生態文明建設的驅動力量。
最后，大地倫理學所提出生命共同體“三位一體”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為構建生態文明指明了方向。在生態文明的框架體系中，和諧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立足點，不僅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整個世界和諧，更強調個人自我身心和諧。穩定，作為生態文明的最高目標，是人類衡量生活幸福與否的指數。美麗，是生態文明追求的審美價值，利奧波德認為，大自然的美不僅僅通過共同體中各個元素體現出來，更重要的是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的美，整體的美才是最高的美。
今天，當我們反思現代文明過度發展造成環境危機，想要解除自然環境的困境與危機，現代人的價值觀必須要改變，個人與文化的意識形態也要隨之打破，機械技術文明并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們能夠建立一個無污染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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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如今世界環境的破壞程度越來越嚴重，污染問題已經逐漸的深入到人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要想解決社會中的生態和環境問題，單純的依靠科學技術是無法達到預期的標準，經濟的快速發展跟不上生態環境的破壞速度，所以首先就需要調適文化價值觀。儒家的倫理觀中蘊含著生態思想，是整個中國古代生態倫理思想的典型示范標準，能夠有效的對人類征服自然的觀念進行轉變，在現代文明中能夠發揮無法忽視的價值。
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現代生態文明的基礎
在先秦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最主要的關注對象，而“天人合一”的境界則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最高境界[1]。但是隨著現代文明的快速發展，人們在轉型的過程當中首先就要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并且做到深入的理解，也是一種態度變化的重要結果，所以先秦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在現代文明中的滲透最先關注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也是整個現代文明的基礎問題所在。
“天人合一” 。人類與天地萬物同源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基礎，古代時期人們就認為生命的本質是統一的，應該將自己與自身所處的生態環境融為一體，這種直覺意識就是先秦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世界觀起源。作為古代整體論哲學中的一個分支，可以將其概括為“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先秦儒家最先主張的主導思想，認為其能夠有效的處理天人關系，因此將其作為生態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儒家思想中的“天”所包含的含義較多，大致可以劃分為四種：其一是“自然之天”；其二是“社會之天”；其三是“倫理之天”；其四是“人格之天”。從整體上分析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定位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天與人之間的關系定位，將天與人看做一個整體，構成完整的系統。第二部分是天人在生態道德這一目標層次上是共生的，只有保證自然生態的和諧才能夠促進人類的和諧生存發展。第三部分是人處于生態道德準則的層次中時必須要遵循自然的規律，一切法源于自然，因此不能夠背離自然的客觀規律。因此儒家的天人學說主要體現于自然與現代生態倫理學說，人們只有不斷的挖掘和發揚其中的優秀生態倫理思想，就有利于我國現代文明的科學建設。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思想在先秦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當中是最為基本的，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中，發展歷史最為救援的思想就是“和諧”思想，并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在儒家學說當中的境界是至高無上的，更能夠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中庸》是儒家學說中的經典著作之一，其中就說到了“中”才是天下間最為根本的存在，而“和”則是最高的道理，更是普天之下人們最需要遵守的基本準則。因此只有將“中和”貫穿于己身才能夠順應自然天地，保證萬物的生長永不停息，所以先秦儒家學士們將“中和”作為儒家最高的“道”，并且只有不斷追求至高的“道”才能夠真正的實現“天人合一”。孔子、孟子和荀子在儒家學說中都十分推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在經過整理、繼承和發揚后逐漸形成了系統規范的生態倫理思想。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其論語語錄中就包含“禮之用，和為貴”的和諧思想，將“和”作為為人處世之道，奉行為自身的行為準則，帶領其正確的處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同時孔子的“和諧”思想更能夠在人與自然關系中得以運用[2]。在《論語》的“述而”中就講到，在釣魚的時候不可以在水流下方用漁網截住，將魚一網打盡，在打獵的時候，不能夠射向鳥巢。這些思想就是站在生態道德的角度思考問題，利用古代樸素思想將“取物不盡”落到實處，對動植物保持永續利用的可持續發展思想。
在天人關系思想當中，儒家的孟子更加注重和諧的原則，其主張的“天時、地利、人和”講述的就是順應自然，人與自然之間應該相通相依，保持協調共處，將“人和”看得比“天時”和“地利”更加重要。而荀子則是在人定勝天的思想基礎之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認為人們在自然面前需要積極主動，將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出來，一切的自然萬物都是能夠控制并且利用的。
二、生態倫理思想是現代生態文明的文化淵源
生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起源，文化的發展離不開生態。人類在進化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自身的智慧，掌握生態倫理的內容，最終建設成為現代中國生態文明，因此先秦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是一切生態文明的根源，為了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要發揮生態倫理的優勢，推進社會文明向生態文明階段進步。
自然和社會生態系統二者相互統一，協調發展，形成良性的運行，就可以稱為生態文明的運行機制。人們處于生態文明之下就能夠極力的改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提高建設生態運行機制的有序性，人處于良好的生態環境之中，能夠取得相應的物質，并獲得精神和制度成果，而生態文明就是這三者的總和。建設生態文明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生態，并不斷推動生態經濟的發展，在現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生產力要素占據絕大部分，生態文明就是將崇尚環境保護加入到生產力發展因素當中，在現代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融入新的動力，增添活力，將人類的持續性生存能力表現出來，辯證統一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先秦儒家學者思考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主要是從生態倫理的角度出發的，對現代人類的生產生活實踐有較大的指導作用，不僅能夠高度的概括，更能夠加以糾正，最終形成具體的生態實踐倫理思想。著名的漢學家李約瑟博士就指出了“整體的古代中國人，都在自然界中尋求和諧，找尋秩序，將其作為人類關系的理想看待。”[3]而在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當中，其最高的原則就是“和諧”，在追求和諧的過程之中，提出了人類的最高理想――“天人合一”，將自然和社會的規律總結出來，成為先秦儒家的畢生追求，實現高度的主觀與客觀間的和諧統一。“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態倫理思想的精髓，更是現代生態文明的文化淵源，它不僅能夠站在倫理的高度上對人類文明有積極的影響，更能夠讓人們從片面的追求工業文明轉向追求綠色文明。在實際的生態文明建設當中，需要將經濟、社會和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協調清楚，在滿足當代人的需求的同時，不危及后代人的生存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現如今人們正向生態文明的方向發展，正處于新型文明的宏觀背景當中，因此人們更需要重新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進行研究，只有正確的認識才能夠實現現代與未來的和諧統一，局域與整體之間的協調發展，自然與社會的友好共處，推動人類社會的全面快速發展。
對現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啟迪
現代人們過分追求形而上的問題，而在早期的先秦時期，中國人民更加注重實踐倫理學，從實踐倫理的角度應用到具體的事物當中，不追究形而上的問題。因此先秦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最為基本的觀點就是關注人與自然關系之間的平衡和諧發展，同時也是現代人們難以企及的實踐倫理道德境界。[4]因此在現代實踐倫理學說當中，將先秦儒家生態倫理思想作為主要觀點，為建設現代中國生態文明作出積極的啟迪。
普及并提高全民生態倫理意識。在先秦時期，孔、孟、荀等儒家學者在世間宣傳布道，將自己的學說流傳到世人的世界當中，最終使得儒家思想深入到世人們的心中，并最終成為當時人們從事生產和生活的最高行為準則。從意識的角度幫助人們從根本上認識到儒家思想，從這個角度可以啟示人們，目前全民族的事業之一就包括有生態環境保護，人們在建設現代生態文明的過程中，必須將生態倫理意識普及到全民族中，并且提高全民族的意識境界，有利于保護環境的文化氛圍形成。而要想做到這一切就需要政府從政策的角度加大生態環境保護的宣傳，利用宏觀管理提高宣傳教育的力度，將可持續發展的觀念深入到全民族的內心中，樹立生態倫理的主體意識。政府需要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意識灌輸到人們心中，自覺的培養“和諧”意識，提高“和諧”共處的能力，號召人民群眾真正參與到生態環境的保護之中，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思想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統籌協調提高人民群眾的自律性，在面對自然生態環境中，約束自己的行為，有利于更加理性的節制生產和消費，在生態平衡的維護過程中，積極的投入到社會實踐當中，營造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環境，將個人作為理論的主體，因此普及并提高全民生態倫理意識是一切“和諧”的重要基礎，為促進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實行環保生產方式。企業的發展是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體，所以在地區和國家的發展過程中都過分的追求企業產出最大化，提高企業的利潤增長額，并且人們一致認為盈利是一切生產的目的，因此當企業在開展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時常出現破壞和污染環境的生產行為，嚴重損害到了自然生態和人們的身體健康。建設現代生態文明就需要從根本上對企業不計生態環境后果的行為加以遏制，人們可以通過法律訴訟等手段來展開。但是諸如法律訴訟和行政管理等手段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經濟行為，最為根本的就是利用倫理道德手段讓企業將“環境保護”作為約束自身經濟行為的標桿，樹立基本的道德規范，培養自身的道德意識，才能夠在經濟生產行為中履行最基本的道德實踐，有利于在建設生態倫理的過程中通過環保的生產方式來達到最終的經濟效益目的。
可持續發展已經抓緊成為現代社會的基本要求，人們在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三者之間的平衡統一過程中，大力建設生態經濟時代，作為一個合格的企業，需要自覺的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不能危害到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衡量成果企業的標準并不是它的盈利能力，更需要被社會所接納，在贏利的同時兼顧社會和環境效益，在良性的關聯之中實現企業自身的價值。所以在建設現代生態文明的過程當中，企業首先要重視自身的環保工作落到實處，嚴格的限制自己的生產行為，在符合環境犯規的范圍之內，得到生態倫理的允許后才能夠投入到經濟生產行為當中。
自覺踐行節儉的消費方式。在先秦時期，儒家學者就認識到了自然資源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因此提出了一系列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原則，并且強調要厲行節儉，將人們的主觀能動性發揮出來，在實際的生活當中能夠有效的解決發揮在那問題，最終實現人與自然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現代生態文明的建設過程中，每個人都是建設的主體，將節儉的消費方式落實到每個個體中。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大國，但是由于自身的人口基數大，經濟發展方式與他國不同，導致奢侈和超前消費嚴重，自然資源的浪費情況頻發，更是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消費觀念的畸形導致的。
關鍵詞： 徽州生態倫理思想 徽州古村落 “天人合一” 生態文明建設 挑戰
解決當前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探索并重建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但解決這一世界性難題，僅靠經濟的發展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生態危機除有它的經濟根源外，還有一個重要根源，就是人們的生態倫理觀念。徽州是中國傳統文化積淀最深厚、保存最完整的“標本”，中國古人的生態倫理思想也在這青山綠水和族群村落之間得到了最充分的實踐和展現。因此，面對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探討徽州生態倫理思想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當前建設生態文明與和諧社會具有重大的現實借鑒意義。但這必然有一個創造性的轉換和重構的問題，后工業時代畢竟不同于農耕時代，直接地照搬運用，很可能會造成理論與現實的錯位，從而無助于現實生態問題的真正解決。因此，對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當前生態文明建設中的機遇與挑戰保持一種雙重的審視是不無必要的。對此問題，本文加以探討。
一、徽州生態倫理思想的特點與意義
面對曾經富甲天下、人文昌盛的徽州留給我們的中國農耕社會完善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大量古村落群，想必人人都無不驚嘆和稱奇，它們不僅是人類古老文明的見證，而且是人與自然結合的光輝典范。然而，古老的徽州人是如何造就這個光輝典范的？這恐怕要追根溯源到古代徽州人充滿智慧的生態倫理觀念。總體上說，就是把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精神與古徽州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歷史條件有機地結合起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這一點儒家和道家都是認可的。儒家認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通，和諧一體。《中庸》說：“萬物并齊而不相害，道并齊而不相悖。”《孟子?盡心上》說：“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禮記?郊特牲》說：“陰陽合而萬物得。”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來考慮，而是把三者放在一個大系統中作整體的把握，強調天地人的協調、和諧，以保持自然的生機和諧及自然環境的生態。道家崇尚自然，希望通過“道法自然”實現人道契合、人道為一。老子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天地由道而生，萬物與人既是平等又是相互聯系的，主張順道而為，復歸于樸。莊子認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提倡一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生命境界。道家以其天、地、人、宇宙萬物在“道”中實現了生態自然的和諧統一，構筑起一個樸素、自然、豁達、飄逸的宇宙觀、人生觀和方法論。所以，秉持“天人合一”，達到生態生命系統與自然生存環境系統的相互協調，實現自然、人類、社會和諧相處，一直是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最高的生命追求和理想境界。
這在徽州古村落建筑群中得到了很好的繼承和發揚，甚至可以說徽州古村落建筑群在根本上就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境界的現實化和具體化。總體上，徽州古村落給人一種獨具魅力的較為統一的格調和風貌。這種特殊風格的徽派建筑藝術，實際也正是中國古代以“天人合一”為特征和旨歸的生態倫理思想的外在表征。比如徽州古村落的擇址和民居建筑都有與其地理條件相適應的布局特點。一般說來，徽州古村落大都結合徽州獨特的丘陵地貌結構：群山環繞，川谷崎嶇，峰巒掩映，山多而地少，巖谷數倍于土田，因此，比較注重以天然山水為依托，講究枕山環水，隨坡就勢，擇高臺建筑，應合了堪輿學所說的“陽宅須教擇地形，背山面水趁人心。山有來龍昂秀發，水須圍抱作環形”。［1］P96在古徽州，察山川地勢，依山旁水，擇吉地建宅，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案例比比皆是。它們大多都是按照中國古代“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等生態倫理觀念和民間堪輿之術擇地而建的。比如古黟宏村，枕山面水，背靠黃山余脈雷崗山，面臨新安江末支西溪，以臥牛為形狀，并根據牛的生理特性來進行村落的規劃和建設，先將村中一天然泉水窟擴展成半月形的月塘(即月沼)，形為“牛胃”；然后，引西溪以鑿圳繞村屋，其長川九曲，流經十彎，形為“牛腸”，并相互連接貫穿。此后，又在西溪河羊棧河、雙溪河架起四座木橋，俗稱“牛腳”。這樣形成了以“山為牛頭，樹為角，屋為牛身，橋為腳”的牛形村落。此后宏村的建筑，全部圍繞“牛腸”和“牛胃”來建造，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村落規劃和獨具特色的古村落建筑群。［2］P2這樣，整個村莊既水脈環繞，湍流不息，又與自然環境渾然一體，同時也解決了村民的飲用、清洗、灌溉和消防等實際需求。由此不難看出，徽州村落不僅富有山水意境，宛如一幅幅凝固的中國山水畫，兼有山之靜態與水之動態的交匯，山之封閉與水之開放的互補，而且這種特殊的意境，使得徽派民居建筑群落的古村莊很好地與自然保持了“天人合一”的和諧狀態，既充分認識、服從于自然力，又對自然很好地加以利用與開發。
同時，為了保護村落與自然環境的協調，徽州的很多古村落都特別重視保護植被和土壤，并且制定了不少村規。其中，有的村落以“保龍脈，來龍為一村之命脈，不能伐山木”為由，嚴禁村民砍伐后龍山的風水林。績溪龍井胡氏就有禁伐之族規：“堪輿家示人堆砌種樹之法，皆所以保全生氣也。各族陰陽二基宜共遵此法，尤必嚴禁損害。”［3］P14另據《橙楊散志》記載，乾隆三十七年徽州府歙縣頒布告示，嚴禁在溪口山沖要脈等處“采伐”、“開鑿”、“挖煤采石”，“倘敢故違。立拿從重究治”。［3］P14又據《白楊源志》記載：“各村祠下之山林，賴祖栽未向理，斧斤不時入伐，……若不經理嚴禁，恐做尤不堪設想，故今邀集公眾議決，將山場樹木，概行嚴禁……如違照章重罰，覺不寬容。”［3］P15從上述宗規、府令和議章可見，當時徽州人對自然界的山石草木、土壤植被是非常珍視的，認為它們與人類的生存繁衍、宗族命運息息相關，所以采取了各種措施來禁伐禁鑿，以保護民眾聚居地生態環境，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盡管徽州古村落林林總總、形態各異，但其總體特征卻是顯著的、鮮明的，它們大多依山傍水，處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一方面充分認識、服從于自然，另一方面又對自然很好地加以開發與利用，從而保持了生態生命系統與自然生存環境系統的相互協調，以及自然、人類、社會和諧相處，體現了古徽州人充滿智慧的生態倫理思想。在全球生態日益惡化的今天，它正在受到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現代人的高度關注和充分肯定，它所擁有的豐富的不可替代的生態價值和生態智慧對解決當前的生態危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改善生態環境，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顯然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性和借鑒意義。
二、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建設生態文明中面臨的挑戰
今天，充分肯定徽州古村落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它畢竟是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孕育而成的具有農耕社會特色的生態倫理思想。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工業化社會乃至后工業化社會的到來，徽州古村落的原生態文化存續的基礎已開始遭到破壞，原來古村落所具有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局限也開始受到沖擊，甚至被打破。在這種狀況下，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對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意義，增強徽州文化生態保護意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沖擊所帶來的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與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分析徽州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的表現和根源，探討和解決傳統生態文明向現代生態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同樣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徽州古村落建筑群的總體風格基本上表征了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思想，但這又不是后者可以完全解釋的。正如一些學者指出的：“從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角度來看，古代的徽州村落業已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對農業的依賴，而是靠境外的徽商和徽籍官僚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反哺鄉里來保持繁榮，是典型的寄生型村落，其經濟形態屬于資源寄生型。村落的主人是那些累資千萬、富可傾國的大商人或出將入相、主政一方的大官僚。他們掌握著大量的財富,衣食無虞，無需向徽州本土索取生活資源，從而能夠有足夠的條件超越一般的農民意識和現實需求，而陶醉于對自然的欣賞與吟詠，流連于天人合一的精神之域，追求人道合于天道，營造寧心怡情的和諧世界。”［4］P49這就是說，徽州古建筑群所體現出的人與自然的充分和諧及其生態倫理思想是有其經濟的富足作前提保障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更像是古代徽商或徽籍官僚們的“后花園”。但隨著徽商的衰落，徽州古村落的生態和諧就逐漸失去了昔日的資源基礎，人與自然的和諧也慢慢地被打破了。特別是改革開發后，一方面現代文明以其裹挾的技術優勢、現代性的價值觀念和物質產品的誘惑，正在形成一種快速地解構著農業文明的摧毀力，另一方面當代的徽州古村落正在利用自身的資源優勢努力地向現代文明轉型，以至從前的富商返鄉享樂、仕紳退隱休閑的文化園林變成了現時代的旅游的生產基地，以前的資源寄生型的經濟形態變成了現時代的資源內耗型的經濟發展模式，村落的主人也由過去的富商、紳士變成了地道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村吃村的平民了。所以，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因此，這種資源利用方式和經濟形態的轉變在破壞著徽州古村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格局的同時，也考驗著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命力。
總體上，徽州古村落及其體現的生態倫理觀念是適在應農業文明的生活方式之需要而建造起來的，它的空間形態、內部結構、材料質地、環境容量等均與農業文明條件下能量的消費方式和人均消費總量相一致。隨著現代化的快速發展，現今的人們生活消費的能量形態(種類)、消費方式、消費條件、消費量均大大突破了傳統社會的規模，因此，現代生活必然對古村落生態系統整體產生不可抗拒的破壞性力量。同時，徽州古村落在其形成和發展的漫長歷史行程中，緩慢地產生了維護古村落生態的一系列傳統民俗文化，隨著現代化的發展和社會的急速變遷，特別是旅游業的直接刺激，現今的古村落里的人們已經沒有先輩那樣的熱情與自覺意識去維護村落的生態環境了。這勢必進一步加劇徽州生態文明的危機，同時也挑戰著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在社會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命力。所以，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一方面要看到徽州生態倫理思想對今天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意義，增強徽州文化生態保護意識。現在“國家級徽州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驗區”已經由國家文化部批準正式掛牌設立。它標志著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特定時段典型代表的徽州文化，其保護、承傳和弘揚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沖擊所帶來的古村落現代生態失衡與破壞。所以，對徽州古村落及其所體現的生態倫理思想，我們要有一種當代的問題意識。而當前問題的關鍵是：農耕社會的生態倫理思想如何通過創造性的轉化、重建，與工業社會實現有機對接，從而在當下的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實現人與自然的新的和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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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藝輝.中國老村――宏村［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論文關鍵詞：科學發展觀；自然倫理；道德倫理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發展觀。黨的十七大又對科學發展觀做出了詳細的定義和論述：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
科學發展觀所蘊含的倫理思想是我國傳統優秀倫理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現代倫理思想的集中反映。對科學發展觀倫理思想的探討，能使人們更好地學習科學發展觀。
一、科學發展觀的科技倫理背景
(一)中國古代學者的科技倫理哲學思想
中國古代的哲人們對倫理學包括科技倫理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不少科技倫理思想，對現代科技倫理思想，特別是生態倫理思想，提供了啟示作用。儒家學說主張天人合一，通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仁義道德尋求理論根據，認為仁義應當結合，還提出“與天地參”用來表述人與自然的相互協調的狀態，儒家提倡愛民愛物，包括愛護自然、保護自然。
道家追求道法自然，認為人與自然要和諧相處，生物的生存是離不開環境的，認為和是理想境界。儒家和道家的這些思想對今人在處理和自然社會的關系問題上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二)西方科技倫理背景
西方的科技倫理思想分為古代、近代和現代三個階段。古代科技倫理思想肯定科學技術的價值，重視科學技術的功能，探討了科技與道德的關系，并且提出了科技道德的準則。近代西方科技倫理思想強調科技道德并非起源于宗教道德，剖析了科技與道德的關系，提出了求實、懷疑、創新等科學精神，還進一步校準了科學道德準則。而到了現代，西方科學技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時代，科技倫理思想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西方科技倫理思想探討了科學家應肩負的道德責任與義務，規定了科學技術領域的道德要求。總體來說，西方科技思想強調科技人員的主體性和科學的獨立性，強調了事物的客觀性。
(三)馬克思、恩格斯的科技倫理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在科技倫理學方面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他們的主要倫理思想包括以下方面：首先，揭示道德是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他們深刻地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從而使道德觀成為科學的道德觀。其次，他們論述了科技與道德的相互作用，科技發展推動道德進步，道德進步促進科技發展，強調科技要為人類服務。他們重視生態倫理問題，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一致。
二、科學發展觀是現代自然倫理思想的集中反映
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以和諧作為與自然的相處法則。中國古代的哲人們早就用他們的思想把這個與自然相處的法則闡述了出來，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人類社會對自身看法的改變，對自然態度的改變，人們好像逐漸忘記了和自然和諧相處，而是認為人高于一切，把自己凌駕于自然界之上，對自然界的掠奪早已超過了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被嚴重地破壞了。
(一)人對自然的權利與義務
現代生態學和倫理學的研究證明，不管人類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它和自然及其它系統一樣都是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并不能凌駕于任何一個系統之上。人與自然的矛盾，隨著社會資源的匱乏、環境的污染和科技的異化，變得日益嚴峻。美國學者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發表后，引發了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科技迅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所帶來的環境問題的思考，加之人對自然權利與義務的深入探討，逐漸將人與自然的和諧提到了議事日程。
權利與義務是倫理學的基本范疇，也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倫理反映。人與自然矛盾的產生，隱藏的是人與人之間利益的矛盾。在對自然索取的過程中，個人對自然的索取都會牽涉到其他人的利益，正是由于沒有很好地協調，進而漸漸地演變成整個人類社會跟自然的矛盾，自然成為了這種矛盾的犧牲品。
人對自然的權利是人為了保障自身的基本生存，主動向自然提出享用的權利，這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人和動物一樣，都需要從自然界獲取資源作為生活和生產的必需品，如果沒有這些必需品，人類就無法生存，更談不上發展，這是一個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但權利不等于利益。利益有正當與非正當之分，而權利則無此區分。我們不能把不正當的利益當作權利來使用。權利與義務是相互依存的，對于自然界，我們有權利，也有義務，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導致了自然環境的危機，所以對自然界的保護是我們不可推卻的義務。
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協調和統籌兼顧的思想，不僅將人對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包含其中，而且對這些權利和義務做出了清楚的界定，提倡在處理和自然的關系上，不但要求人要有限地取之于自然，而且對于這種索取也應平衡各方面的資源，從整體上考慮到自然的承受能力和自我修復能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這樣的發展觀是適合我國的國情的，而且也順應了世界發展的潮流。
(二)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
生態倫理學的發展讓人們認識到人類對自然界有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代內公平是指全世界代內的所有人，不論國籍、種族、社會發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對于使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均享有平等的權利。各個國家應當平等地去履行保護自然環境的義務，國家之間應通過協商和合作等方式實現這種平等。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利用了當時廉價的資源和能源，從自然界中肆意索取，由此而積累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直到現在，發達國家仍然是世界有限資源的主要消費者和污染源。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很多是被迫以犧牲一定的環境為代價，建立在不平等基礎上的代內不公平，把人類推到了環境危機的邊緣，發達國家對治理全球生態環境方面負有不容推卸的主要責任。要實現全球社會的代內公平，就是要建立全新的全球伙伴合作關系，共同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責任。
科學發展觀重視發展，把發展作為第一要義，但這種發展是建立在可持續的基礎上的，這種可持續的發展要求既滿足我們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會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從前者來說，就是注重代內公平，既要求我們不斷地發展，不停止前進的腳步，又要我們承擔起對當代人的責任，把發展限定在可持續之內，注重對現有環境資源的保護。
有代內公平就有代際公平，代際公平是代內公平的深入，在我們注重當代人發展的同時，科學發展觀也要求保護后代人的權利，是當代人對后代人所承擔的單方面的義務。這種發展鮮明地體現在人類代際關系中，它使代際關系成為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人類后代是人類整體的一部分，是人類共同體的當然成員，本代人要尊重后代人的基本權利和需要。科學地發展，要求我們去預測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并避免其出現，而不是造成破壞后才去補救，這是由生態環境的不可逆性和自然資源的有限性決定的。西方的工業文明的負面效應警告人們：不能通過擴大資源消耗和環境破壞的方式來追求社會文明的發展。所以在發展的問題上我們國家的科學發展觀是符合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的，也是符合社會本身發展規律的，更是符合自然界的本質規律的。
三、科學發展觀是“以人為本”的道德倫理思想的集中體現
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自工業革命以來，傳統的功利性的發展觀引領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西方工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以往歷史無法比擬的物質財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由于在工業化過程中片面追求數量和對物的極端關注，這種只看物不看人的經濟發展觀對科技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科技的價值理性被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科技活動中彌漫著強烈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為了滿足人的物欲所需，整個20世紀人類利用掌握的高科技向自然進軍，結果造成了大自然的污染，各種環境和生態問題接踵而至，人類的生存受到威脅。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終日與機器打交道，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淡化，雖然物質生活在科技的迅速發展下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但精神世界變得越來越空虛。科技的飛速發展需要與它相適應的新的道德倫理規則。
科技道德倫理，是指人們在科技活動時對社會、自然關系的思想行為準則，它規定了科學家及其共同體所應恪守的價值觀念。科技道德里人是主體，要體現人的主體性地位，科學發展觀就是從人的本質出發，強調人的地位，肯定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和權利，體現了現代科技道德倫理的內涵。所以我們要通過研究人自身來開展科技主體道德人價值的研究，使科技朝著對人類有益的方向發展。科技人員作為科學研究的主體，如果在科技活動中沒有一個好的道德，對于科技的作用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就會埋沒科技本身對人類有益的作用。人們必須圍繞科技的人文社會價值進行研究，并不斷地弘揚科技的人文精神。由于人們過多地注重科技的強大的實際作用，科技的功利價值幾乎成了科技的全部價值所在，而科技的人文價值，卻被人們淡忘了。科技的人文精神雖然不能直接改變世界，但卻可以為我們改變世界提供好的方法。科技一旦與人文分離，就成了沒有內涵的空殼子，所以，科技只有與精神合一，才是完整的。尋求科技與人文精神的合一是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目標。
關鍵詞：港臺；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綜述
臺灣的荀子研究目前方興未艾，碩士論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論文的總數也將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專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與荀子》(臺北：學生書局，1982年版)、陳大齊《荀子學說》(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事業委員會，1954年)、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館，1966年)、勞思光《中國哲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1968年)等，內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經濟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學思想”等方面。而國內從建國以后至1976年，由于處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荀學研究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1977年后近30年，荀學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方興未艾、如火如荼，特別是與歷史學、人學、經濟學、生態學等新興學科相結合，產生了許多新思想、新觀點，著述不斷、創建迭出。本文試對港臺及國內這一歷史時期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狀況做一番梳理，以為研究者提供一點可資參考的資料和線索。綜述主要以各個歷史時期的專著和論文為分析原本而展開。
一、港臺地區荀子及其倫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來港臺荀學研究一種意涵就是補孟子內圣學的不足，由于過去這三十多年來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學者在臺灣“中國哲學界”里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且建立了一種“道德形上學”的論述架構，有部分臺灣的儒學研究者可能是針對該派主張“孟子為儒學正宗”之論而闡揚荀子的。
這一時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類：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陳大齊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復觀、韋政通、勞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滌生、周群振等比較突出，他們基本上都在發揚師說；其三是臺大中文系的老師龍宇純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師熊公哲，他們的格調比較近于傳統訓詁之學；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戰后的“新西學”來講論荀子義理的臺大中文系老師張亨；其五是輩份較低的大學老師；其六是近十年來有著作輸入臺灣的一些大陸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馬積高等；其七是少數有著作被翻譯為中文的歐美學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臺地區荀子研究者之間的異同略作分說。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道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納入所謂“內圣外王”的道學框架中討論，著重其“性惡”之辨；陳大齊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稱為“文學派”，傾向于把《荀子》當作一般思想文獻來處理，著重其“禮義積學”之論。與牟氏同被認定為“新儒家”之一的徐復觀以及眾多牟氏的弟子都屬于“道學派”。與新儒家保持一定距離的韋政通、勞思光、張亨亦然。龍宇純和熊公哲則屬于“文學派”。其次，“道學派”在學術界的地位與“文學派”相互批評。再次，道學派”與“文學派”在荀子詮釋上之同異點在于：兩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禮義這一面。兩派之間最明顯的分歧點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惡說這點上。如果認為性惡就是指本質上的惡，那就是“道學派”；相反，如果認為荀子性惡只是指順之而無節才惡，那就是“文學派”。又再次，“道學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講話都帶有訓誨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這在“文學派”看來是不真實的，況且荀子本身就特別平實而有條理。
二、國內荀子倫理思想研究述評
1、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階段從1977年到1986年。后，中國學術界對荀子的思想歸屬重新澄清，而歸于儒家。同時，一些學者突破前對荀子思想的認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思想。關于倫理思想，一些學者在專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倫理學概論》從“禮為行為的最高準擇”、“論禮的起源和意義”、“性惡論”、“修養方法”四個方面展開論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論定性為性惡論；并總結說，“荀況人性論的根本錯誤，是不懂得人的社會性……不懂得人類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其結果向人的自然屬性中尋找人生活的依據”[1]，其實，荀子提出“群分說”，“禮以養情說”，“制民之產說”，確是看到物質對道德的促進作用，此段議論有失公允。對于道德修養論，評價是客觀的，反映了荀子倫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這一階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學”《荀子》注釋組注釋的《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該書以王先謙《荀子集解》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現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對《荀子》三十二篇進行了校勘和注釋。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論荀子的哲學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對荀子思想的歷史地位和價值作了全面闡發，基本上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歷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結論又顯得教條僵化。而且，對荀子的倫理思想也沒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況思想研究》，該書以論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個部分來探討，尤其是該書對荀子的倫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較系統的探討。“荀況把倫理道德的問題與治國安邦的根本大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論述倫理道德時，他能跳出把禮儀道德只作為規范人們日常生活行為的狹隘小圈子”[2]，同時，作者還深刻地分析了善惡、榮辱、君子小人三對倫理范疇以及荀子的道德修養論。最后，作者總結認為，荀況的倫理道德觀是以治國安邦為最高目標，使道德的內容和標準達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與施行法治必須緊密結合起來，不可偏廢。可以說，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倫理思想的精神，緊密結合文本去解讀而沒有泛泛而談。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論》。對于倫理思想沒有專門探討，而是分散于一些章節中，關于人性論，作者在分析先秦諸家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所謂人之性惡，是破孟子性善論的；所謂‘其善者偽也’是立自己的觀點，闡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為之功的”[3]。可見，他所認為的荀子人性論在于強調人應當主觀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論，這就基本定性荀子說的人性是惡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討了心在道德認識中的作用，認為“偽”是經過心的思慮的結果，這無疑是深刻的。同時，作者還探討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義，“但是，也必須看到荀子所說的‘行’是指個人在道德修養方面的行為”[4l，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觀僅限于認識論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廣闊的道德視域中去考察，賦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內涵和更深遠的道德前景。但他認為荀子“行”的目標和范圍是應該劃定在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疇之內的，這無疑是說荀子的“禮儀”是封建的道德范疇，從而打上了深深的階級思維的烙印。
2、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發展期
第二階段從1987年一1997年。這十年發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學界開始從多個角度去審視、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討了荀子的天人觀、人性論、心性論；側重于從文化學、倫理學的角度去解讀荀子。如惠吉星說：“荀子思想同殷周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荀子不僅對六經的傳授作出過重要貢獻，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經的影響。”[5]樊浩教授在其專著《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中指出，“荀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倫理中禮的精神，成為宋明時期中國倫理精神大綜合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來源。”[6]并且通過與孟子的倫理思想比較指出：“荀子學說的使命表現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總結，實際上標志著民族倫理精神生長的第一階段的完成”[7]，還系統精辟地論述了“禮的精神”、“性惡論”、“化性論”，為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建構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這一階段主要出版了三部專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與中國文化》，該書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節的第二部分“修身與教化”；第七章第四節“荀子與中國古代道德認識論”。關于“修身與教化”，作者認為，荀子從性惡論出發，不相信人的內在本性和道德自覺，因而十分重視禮儀法度的規范作用，治國的關鍵還是教化，而教化百姓應以正己修身為主。此段論述已經指明荀子德性理論與孟子的區別，孟子是強調心的道德自覺的，而荀子強調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沒有指出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條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視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關于“荀子與中國古代認識論”，作者分析認為，荀子以道德主體作為認識主體，以倫理道德原則作為認識客體，將認識過程作為社會道德實踐過程，把人格完善作為認識的最終目標。這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作者沒有具體展開論述。
第二部專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問》。作者在第六章探討了荀子的倫理道德。包括：倫理道德的作用；國君的職責；官員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體；有關孝、禮、仁、義、樂的問題。關于倫理道德的作用，作者歸結為三個方面：治國安邦，養情化性，輔助法治。可以說，這三個方面涵蓋了荀子禮學思想的全部內容，作者重點詮釋了仁義禮樂，“此四者都是倫理道德的規范，是相輔相成的，對他人敬愛應該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應該符合禮制。”[8]其實，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為質，義為本，禮為用，互為表里，相互貫通。
第三部專著是孔繁的《荀子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倫理思想主要是修養論，側重于對文本的解釋，其他方面鮮有論述。
3、荀子倫理思想研究的繁榮期
第三階段從1998年—2007年。這一階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躍和繁榮時期。近十年來，人們對荀子的社會思想、管理思想、生態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討，并從倫理學、人學、歷史學、等多角度去解讀荀子，側重于荀子思想向現代文化的轉生研究。關于天人觀，北京師范大學晁福林教授認為：“荀子的天道觀也沒有擺脫天命論的羈絆”[9]。關于荀子哲學特質，路德斌教授認為：“荀學與孟學的關系是‘道’同而‘術’不同。”[10]倫理思想方面，對道德修養論、道德教育論以及荀子倫理思想與先秦諸家思想的比較也多有涉及，另外，還側重于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關于道德修養論，王易論說，“荀子一方面從人的自然性出發，提出人性本惡論；另一方面又從人的社會性出發，提出了化性起偽的人性改造論和道德修養論。”[11]這方面的文章還可參看《試論荀子的人生修養觀》(賀莉：《燕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關于道德教化理論，有的學者認為，荀子是從他的人性論預設與群居和一社會性存在的內在矛盾出發，論證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價值指向和依靠對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嶄新途徑。[12]當然，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爾加一直以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將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義。[13]關于這方面的論點還可參看方爾加的著作《荀子新論》(方爾加：《荀子新論》，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這段期間，老一輩哲學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時還出版了專業的中國倫理思想史的專著，其中涉及荀子倫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贅述。荀子的應用倫理思想，從目前收集的資料看，主要有：家庭倫理思想、生態倫理思想。
在這一時期主要產生了五部專著，基本上可定性為中國哲學方面的著作。這五部著作為：韓德民的《荀子與儒家的社會理想》(齊魯書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曠世大儒——荀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馬積高的《荀學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儲昭華的《明分之道——從荀子看儒家文化與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陸建華的《荀子禮學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該書從哲學層面全面解析荀子禮學的內容、結構和體系。認為荀子禮學以禮的價值說明為思維的起點，以禮以解蔽的諸子批判為終點。論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倫理思想——道德規范。著者認為，禮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諸德之總德，禮是人際交往中必備的敬、孝、悌、慈、惠等諸德的總和，這樣，禮落實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體現為公、忠、慈、孝等倫理道德。
三、荀子倫理思想研究存在的問題及發展態勢
目前學界已開始超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極對立的模式，從多個角度去探討荀子倫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從總體上看，雖然研究視角有所轉換，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取得了新的進展。但從近幾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看，探討問題的側重點仍在天人觀、人性論、認識論等幾個方面，選題重復，而倫理學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沒有形成體系，雖然有的學者從人學、歷史學、生態學等角度去解讀荀子的倫理思想，但探討的問題仍在人性論等幾個方面。最近幾年的研究雖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養、道德教化，并且試圖與西方的倫理思想進行比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邏輯范疇、學術話語套用荀子的文本語言，解讀荀子的文本思想，勢必對荀子的倫理思想造成誤解。
因而，在東西方德性倫理思想回歸的大的氛圍下，緊密結合荀子文本，借鑒港臺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國哲學、更多的是道德哲學的語言對荀子的德性倫理思想進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顯荀子德性倫理思想的教化價值以及荀子倫理精神在構建中國倫理精神中的作用，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因此，未來荀子倫理思想的研究學界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去努力：第一，應緊密結合中國現代社會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道德問題，深入發掘荀子倫理思想可資借鑒的理論資源，重點側重于家庭倫理、經濟倫理、生態倫理等應用倫理方面的研究，這是其一；其二，應緊密結合西方倫理思想的資源進行中西比較研究，可以說，荀子的人性論、教化論和基督教的原罪說、盧梭、霍布斯的性惡論以及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黑格爾等思想家的人性論、修養論都有可比較處，通過比較以深化對荀子倫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現其理論價值；第三，應緊密結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倫理思想，去正確、客觀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禮、義等規范和范疇，并在此基礎上展開對荀子倫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從而重新展現荀子倫理思想德知、規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動，道德他律與自律辯正統一的道德生態。
參考文獻：
[1]朱伯崑：《先秦倫理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頁。
[2]胡玉衡、李育安：《荀況思想研究》，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第51頁。
[3][4]向仍旦：《荀子通論》，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頁。
[5]惠吉星：《荀子與中國文化》，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頁。
[6][7]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歷史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頁。
[8]王廷洽：《荀子答客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頁。
[9]晁福林：《論荀子的“天人之分”說》，《管子學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試論荀子哲學的特質及其對儒家道統之意義》，《孔子研究》(濟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養論探析》，《倫理學研究》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