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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愁空山》；竹笛；配器；演奏技法
中圖分類號：J632.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11-0200-02
一、《愁空山》現有研究成果分析
在現有的研究成果中，有3篇與《愁空山》相關的碩士學位論文。首都師范大學的劉選在2009年撰寫了《異曲同工，同中求異――竹笛協奏曲〈愁空山〉兩個樂隊配器比較研究》一文，從樂隊編配的角度對比了兩個版本（民族管弦樂版本和西洋管弦樂版本）的《愁空山》在配器手法方面的特征。在樂隊編制方面，作者對比了兩個版本樂隊編制的異同，并指出作曲家對打擊樂器的重視和靈活運用的創作特點。在演奏技法方面，顫音、滑音等技巧得到廣泛運用，作曲家還使用了非常規研究技法，如用提琴弓演奏古箏、使用弱音器等，這些標新立異的演奏手法絕不僅僅是為了奪人眼球，而是在探索更新鮮、更獨特的音色，為作品中情感的表達服務。隨后作者對比了兩個版本樂隊音色的差異和特點，就各個聲部樂器音色差異及演奏效果做了詳盡分析。作者也緊抓住這一方面展開研究，做出了比較詳實的分析，得到比較深入的結論。
2010年又有兩篇碩士學位論文就此作品展開探討，分別是河南大學的周鑫的《〈愁空山〉的竹笛藝術分析》和西南大學的易鋼的《竹笛與管弦樂隊協奏曲〈愁空山〉配器分析》。周鑫對《愁空山》這部作品在作品背景介紹、演奏技巧特點分析、竹笛在樂隊中的使用方面做出了詳盡的分析，這篇文章在作品演奏技巧特點分析的部分作出了比較專業的分析，對技法和音色的運用闡釋了自己的見解。易鋼從配器角度分析了《愁空山》的創作技巧。文章首先分析了音樂作品的主題動機元素和曲式結構，隨后重點分析了作品的音色節奏、織體形態、音色融合及對比3個方面，其分析比較詳細、深入，尤其在音色節奏方面，作者將音色轉化的快慢看做音色節奏加以分析，從點、線、面3個方面的音樂轉換入手，分析了現代作曲家在音色使用方面的特征，尤其在傳統樂器與西洋樂器配合使用時，對音色的運用更顯現出作曲家的匠心獨運。這篇文章從配器角度對《愁空山》做了比較深入、準確的分析。
在期刊類文章中有2篇文章是對《愁空山》的音樂析評，這兩篇文章質量都比較高，尤其是李吉提的《爾材必有用，飄然思不群――郭文景的竹笛協奏曲〈愁空山〉析評》，此文對作品的音樂分析非常深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論述，并從旋律、音色、配器手法多角度入手，肯定了作品中包含的戲劇性、交響性和悲劇性，予以作品高度評價。
縱觀與《愁空山》相關的所有研究，在配器和演奏技法方面成果比較突出，可見這部作品最大特點也在于此。在民族管弦樂創作道路上，《愁空山》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在竹笛協奏曲創作方面獲得巨大成功。同時，這部作品在彰顯地域性音樂文化、探索民族音樂發展道路方面也很有值得研究的價值。
二、《愁空山》所引發出的問題
（一）審美取向問題
竹笛作為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器樂藝術，集中體現出了中國勞動人民特有的審美追求。換言之，就是其審美取向是大眾化的。一些經典作品在民間的廣為流傳，也給了大眾以這樣的認識，即優秀的竹笛作品一定是好聽易懂的，能夠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和喜愛。然而從郭文景的這部作品來看，似乎與大眾的審美取向發生了偏差，作品在得到專業人士好評的同時，卻難以為普通大眾所接受。專業化和大眾化的兩種審美取向的平衡，成為了一個新的問題。
（二）風格表現問題
近年來，在文化多元化發展趨勢下，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一理念也得到了更多的認可。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作品民族風格的表現，一方面能夠體現出一個創作者所具有民族責任感，一方面則能夠使作品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但是從這部作品來看，顯然具有鮮明西方風格，作為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著名的才子，郭文景曾接受了系統和正規的西方作曲訓練，對各種西方作曲技法的運用可謂是左右逢源，這一點也在作品中有著多方面的展現。所以由此便又引發出了一個問題，中國民族音樂作品究竟該以哪種表現風格為主，是否可以引入西方作曲技法，這些技法將會對作品的整體風格產生怎樣的影響等，也都需要創作者、演奏者和欣賞者進行深入的思考。
（三）形式和內容問題
藝術作品的形式和內容是一種對立而統一的關系，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內容。具體到《愁空山》而言，其內容和形式特征都是十分明確的，內容是大詩人李白的長詩《蜀道難》，地域文化、傳統文化等得到了深刻的表現。形式上則是運用了大量西方現代作曲技法。可以看出，內容和形式之間有著“東”和“西”的明顯差異，如何消除這種差異，使之成為一個整體，成為了創作的一個關鍵點。一方面，內容決定形式，正如《文心雕龍》所言：“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道出了形式由內容而決定這一本質藝術規律；另一方面，形式自身也是具有審美法則的，能夠使內容更加完善，繼而實現作品和接受者之間的溝通。從《愁空山》來看，作者對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有著充分的重視，在具體的處理中也做到了有機的統一，帶給了我們以啟示和借鑒。
三、對引發問題的思考
（一）認清雅與俗的辯證關系
《愁空山》這類現代風格作品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這是當代作曲家對民族音樂的解讀方式，開拓了竹笛這類民族樂器新的發展方向。以《愁空山》為代表的現代風格民族器樂曲進入大眾的視野，從審美層面上講，這類作品的審美特征有別于傳統民族器樂曲，其不以如歌的旋律為基礎，音樂的主題動機是片段式的，不講究精致的描繪，如同潑墨山水畫，運用不同的音色組合渲染氣氛和意境，以此表達作品含義。這種創作方式明顯是受到西方現代音樂的影響，無論作曲理念還是創作技法，都有著與傳統截然不同的方向。許多人對此類作品不以為然，他們從審美上不愿意接受這類作品，并認為大眾喜愛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而且竹笛是民間樂器，其音樂本就應該通俗易讀。誠然，音樂作品的通俗化、大眾化對大多數聽眾而言有著更重要的意義，但是，當今的竹笛已經是承載多重音樂符號的藝術標志，不僅是普通大眾喜聞樂見的民間樂器，也是音樂家展示高雅藝術之美的樂器。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竹笛是一門大眾化的藝術，但是不代表著其僅能夠表現“俗”的一面。《愁空山》恰恰是一個證明，在作者對雅與俗辯證關系的正確認識下，作品的重雅而輕俗，正是對傳統竹笛審美觀一定程度上的糾正，也是作者對這門藝術發展所寄予的新希望。
（二）堅持融合化的風格追求
后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地人民開始反思自己民族藝術的獨特魅力，民族化藝術創作得到共識，但西方音樂文化既已植入，殖民地人民也普遍接受，因此，順應這種趨勢發展符合歷史發展方向，于是結合了西方音樂創作技法，卻透露著民族音樂風貌的作品出現了，作品中二元特征顯而易見。這類作品正是當代作曲家對時代的回應，當代作曲家的共同特征是既有深厚的西方作曲技法功底，又有強烈的民族熱情，因此其音樂作品也呈現出“中西兼顧”的特點，審美更加獨立，音樂追求個性化表達，將民族傳統與個人體驗緊密結合，這些都成為這一時代音樂作品的標簽。可以說，《愁空山》這類現代風格民族器樂作品既是時代需要，也是作曲家的主動選擇，更是民族音樂走向世界的一條發展道路。其次，隨著地域性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廣泛共識，音樂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得以彰顯，中國的民族民間音樂得到發展時機，越來越多傳統的、原生態的音樂為人熟知，其中有許多還走向了世界舞臺，這些積極因素都推動了音樂創作。然而，音樂藝術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僅僅守住流傳下來的音樂財富不足以使中國民族音樂屹立于世界，在繼承民族音樂文化精髓的同時增添相適宜的新時代音樂元素，才能使傳統的精髓綿延至未來。《愁空山》便很好的把傳統與現代結合，既保留了竹笛清脆、明亮的音色和巴蜀地區民間音樂的基本特征，又運用精深的作曲技巧和配器手法，賦予竹笛史詩性、交響性和悲劇色彩，將富有地域性特色的音樂作品拓展到新的領域。將兩者真正融合在一起，使中西方的觀眾均對其喜聞樂見，才是當代創作者對這門藝術發展所作出的獨到貢獻。
（三）掌握內容和形式的平衡關系
《愁空山》在內容和形式關系的把握上，可謂是一個范例。首先，郭文景是有著濃郁的巴蜀情節的，其自由生活在四川，對于巴蜀之國的自然風貌和人文氣息有著一種本能的熱愛，也正是基于此，他才會選擇李白的關于四川的詩歌而不是其它。換言之，就是《愁空山》是一部情動于衷的作品。其次，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其大量融入了西方現代作曲技法，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甚至由此對作品的整體風格產生了質疑。但是在欣賞或演奏完作品之后，這種質疑便煙消云散，原因在于其各種西方作曲技法的運用，始終都是以情感為基礎的，都是為了表現出他對巴蜀大地的熱愛，對傳統文化的肯定以及自身對人生、生命的獨特思考，而且難能可貴的是，其利用靈活而獨特的技巧，對有著明顯的差異的內容和形式進行了過渡和溝通，使其真正的融為一體。如對配器的大膽創新、對音色的獨特追求等，都巧妙規避了內容和形式因為差異而產生的多種問題，最大化的發揮出了兩者的積極作用，真正實現了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也自然使作品獲得了質的飛躍。
總而言之，《愁空山》在配器方面中西結合的方式獲得廣泛認可，在審美方面也取得突破，將一個新的審美標準擺在民族音樂面前，并找到了傳統與現代的平衡點，創作出既有現代感和時代特色，又有地域性民族特征的竹笛協奏曲。21世紀是一個追求多元音樂文化的時代，民族音樂文化的繁榮需要我們不斷開拓、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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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Hongyan
【論文摘要】在英語教學實踐中，很多學生常把英漢文化等同，忽略了文化的差異，在理解方面造成了許多誤區，阻礙了外語水平的提高，影響了教學效果。語言、文化和社會是密不可分的統一體。而語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在英語教學中，讓學生了解中西文化差異，豐富文化背景知識，對于英語語言的學習是十分有必要的。
文化是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稱，是在一個社會漫長的形成演變中產生和發展的產物；而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傳播工具。因此要真正學會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所體現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掌握此語言的精髓。我們教師在教學中應逐步滲透文化知識的內容和范圍，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與把握。英語教學大綱指出，外國語是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獲取世界各方面的信息、進行國際交往的重要工具。因此，學習一門外語的過程，也是了解和掌握對方國家文化背景知識的過程。
下面先來看一個對白：一個外國人稱贊一個中國人Your wife is beautiful ， 中國人用where ? where ? ( 哪里? 哪里?) 來回答，于是外國人說:From head to toe (從頭到腳都美) ，中國人又謙虛地說:Not to be seen ，not to be seen (不見得，不見得) 。這樣的對話顯然是由于說話方對中西方社會習俗差異的不了解而引起的。在美國，稱贊對方或對方的家人是很重要的一種社交習慣，被人們稱贊時，要表示樂于接受并愉快地感謝，不要急于否認或自貶，也不應表現得扭捏不安。而在中國，聽到別人的贊美總要謙虛一下，因為這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因此如果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和中西文化差異，在英語學習和用英語進行交際時，就會產生誤解和歧義，不能得體地運用語言，以致鬧出了笑話。
就文化差異的內容來說，涉及面非常廣，從中西方的文學、音樂、美術、雕塑、建筑風格和人們的衣、食、住、交友、娛樂、節日等風土人情到日常見面問候、稱贊、致謝、道歉等生活習慣，還有中西方各自獨特的委婉語、禁忌語乃至體態語言等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有時對待同一個詞匯、同一個手勢、同一句話，英美人與中國人的理解就大不一樣。所以，我們的英語教學幾乎是從第一天起就開始接觸中西方兩種文化的差異。通常有詞匯的文化內涵差異：如ambition（野心）一詞，本身具有褒貶兩種含義。我們常用其貶義表示“野心勃勃”，而美國人卻常取褒義表示“有雄心壯志”；思維方式的差異：中國人以謙遜為美德，中國人在待人接物，舉止言行總考慮溫文爾雅，通常會用“You are overpraising me.”（過獎）來應酬，這往往會讓說話者感到你在懷疑他的判斷力；抑或是用“Where? Where?”來回答，弄得外國人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對隱私的界定差異：如中國人表示關心的“你去哪兒？”（Where are you going？）和“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在英語中就成為刺探別人隱私的審問監視別人的話語而不受歡迎；稱謂上的差異；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造成學生的簡單理解。同樣還把漢語中習慣上稱呼的“張醫生”、“王護士”稱為Doctor Zhang，Nurse Wang。英語中稱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如 ：在中國稱中年以上的人為“老”，是尊敬的表示；可在西方，“老”卻意味著衰朽殘年、去日無多，因此西方人都忌諱“老”、都不服“老”。在美國老人普遍得不到尊重的社會里，老人們養成了堅持獨立的習慣。所以美國的老人都不喜歡別人稱其為老人（elderly people），在美國都用“年長的公民”（senior citizens）這一委婉語來指代老人。
對于別人送來的禮物，中國人往往要推辭一番，接受以后一般也不當面打開。而在英語文化中，人們對于別人所送的禮物，一般都要當面打開稱贊一番，并欣然道謝。 ( Thank you ， I really appreciate it) 。在講英語的國家，談天氣是很保險的搭話方式，如:——Lovely weather， isn’t it? 又如：中國人也喜歡用“去哪啊？”打招呼，如果和你的外國朋友說“Where are you going?”大部分人會不太高興，有甚者會說“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你管得著嗎？）”。還有禁忌話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最明顯的禁忌話題要數“How old are you？”。對于中國人來講可能覺得很正常，可是對于說英語的國家人來講他們更注重“個人隱私”，因此多半情況下，他們會告訴你“It’s a secret.”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的確是英語教學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內容。更進一步說，在我們進行英語教學時，學生好比是整個建筑，文化是建筑風格，語言是建筑實體，而老師就是建筑設計師。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的了解程度，直接決定著學生能否自如得體地運用英語的能力。而且在英語教學中滲透文化因素，還能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賦予語言以情感色彩，使學生帶著趣味情感學習，這樣學生對所學語言材料的印象就會深刻而牢固，理解也會透徹而容易，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筆者認為：可以在課堂上結合課本介紹詞匯的文化內涵，教師在語言教學中應該有意識地總結一些具有文化背景的詞匯和習慣用語。例如red 一詞，無論在英語國家還是在中國，紅色往往與慶祝活動或喜慶日子有關，紅色象征著激情。但在英語中的紅色還意味著危險狀態或使人生氣，如red flag (引人生氣的事) 。加強中西文化差異的比較，將中西文化在稱呼、招呼語、感謝、謙虛、贊揚、表示關心 、談話題材和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自覺自然地滲透到英語教學中。
在課堂上，同學們可以交流與角色表演，教師可以讓學生收集一些有關國外文化方面的資料，如畫報、雜志、圖片等，研究不同國家人民的服飾、裝飾、發型等，使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了解不同的文化。課外活動的形式更是多樣化，可以讓學生欣賞或學唱英文歌曲。誦讀英文詩歌，排練英文短劇。利用多種渠道、多種手段，吸收和體驗異國文化。可以收集一些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了解外國藝術、歷史和風土人情；運用英語電影、電視、幻燈、錄像等資料給學生直觀的感受，使學生對英語的實際使用耳濡目染。向學生推薦閱讀體現外國文化的簡易讀本，以增加對英語文化的了解；邀請中外“英語通”作中外文化差異方面的專題報告；組織英語角，英語晚會等，創設形式多樣的語言環境，加深對文化知識的實際運用。
總之，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及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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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鋼琴音樂 中國風格 民族化
中國鋼琴音樂中“中國風格”的探討
中國音樂界的發展歷程道路是漫長而坎坷的，在20世紀學習源自歐洲的作曲模式，以進行自我音樂的演繹及突破，在當時我國的藝術家就已經想到將中國傳統民族音樂特色融入到音樂創作之中。肖友梅等老一輩著名藝術家就曾通過努力將民族特色旋律融入到鋼琴音樂“中國風格”中，并成功創作出不少佳作。在20世紀30年代所開展的“新音樂運動”中對音樂形式的美學要求提升到了“大眾化”與“民族化”的需求之上。20世紀40年代后期新音樂的影響力日益深遠，在未來的音樂道路上成為新形勢音樂創作的文藝政策形式。
“”時期中國傳統音樂與“革命音樂”成為中國鋼琴音樂主要創作思路。在“”結束后全國實行改革開放，國人的思想得到解放，對外的文化交流越來越深入，“音樂民族風格”大發展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而中國鋼琴音樂創作打破古老的束縛，藝術家的創作性思維越來越寬廣，從此鋼琴音樂進入真正創作的繁盛時期。
這段時間，藝術家的鋼琴創作產生了三條主線：（1）堅持最初“共性寫作”，將民族基調編入 “中國風格”音樂之內，同時在和聲運用上采用更加創新大膽的手法。（2）以“中國風格”為主線尋求更多創造思路完成全新創造作品。（3）在作曲技巧與各種創新方面，藝術家保存完整的民族基調創造全新的“中國風格”藝術作品，此作品主要用以表達中國特色音樂的韻味以及中國藝術的精髓。以上三類創作方式的呈現主要是在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
通過中國鋼琴音樂的發展過程不難看出，中國鋼琴音樂的成就來源于中國傳統音樂，同時又汲取了西方音樂的精華與作曲藝術，演變成一種全新的中西音樂文化的混合產物。對于“中國風格”的不斷追逐也是推動音樂產業發展的最大動力。鋼琴音樂的“中國風格”考察方向可分為題材創造及音樂語言兩個方面。題材創造包括標題的選定與和民族性的主要表現形式;而音樂語言則包括中國鋼琴音樂思想表達的“民族化”，較為典型的有編曲民族化、旋律民族化、和聲民族化以及神韻音色民族化等。
1980年是中國鋼琴音樂創作的巔峰轉折。此前的中國鋼琴曲基本使用西方傳統作曲方式，糅合中國本地音樂的審美進行編創。自此之后的中國鋼琴創作，藝術家主要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深化提煉，將創作藝術多元化，對于西方國家藝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深入借鑒最終將“中國風格”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層次。20世紀80年代以后藝術家對于理性層面的追求更多表現在融合與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之上，將具體的傳統音樂題材糅合到創作曲目中，用絢麗美妙的音響世界傳達中國濃郁的藝術底蘊。
對中國鋼琴音樂未來發展的深思
作為一種新音樂形勢的中國鋼琴音樂，既擁有西方文化的沖擊，又接受著來自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如果拿所謂的經驗主義對中國鋼琴音樂的“中國風格”進行品鑒，那么必定會帶來錯誤的文化誤解。
部分藝術家認為中國鋼琴作品“缺少統一的風格感”這一現象通過兩個部分體現：
首先，中國鋼琴運用多種作曲方式來進行音樂表現，而多種技巧的結合也正是為了體現一個共同的目標即中國博大精深的精神實質。
其次，事實上“中國風格”原本就是一個比較寬廣的定義。中國本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蘊含豐富的文化藝術底蘊，各民族之間音樂文化的碰撞自然會產生差異性的“美妙火花”。
在中外鋼琴作品中，“中國風格”的具體表達方式可分為兩大類：（1）通過使用可以感知的中國音樂曲調等相關音樂元素，讓鋼琴作品在音調的基準上融入中國味道。此種形式為基礎形式。（2）小范圍的使用可感知的音調因素從文學及深層次的藝術中發現藝術創作思維，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在聯系與鋼琴作品結合到一起，將中國元素變成一種藝術精神融入到整個作品之中。此種形式為潛在形式或變量形式。
在中國鋼琴作品中“中國風格”的成型主要存在兩種途徑：（1）藝術家因長期處于中國文化之中對于創造已經形成自然的條件反射，中國元素在藝術創作中自然的被采納。（2）藝術家刻意追求“自主創作”，為尋求某些特定的“中國風格”刻意使用中國傳統藝術形式。綜上所述“中國風格”是藝術家創作中國藝術文化的傳承之根。
在21世紀的今天，隨著緊急全球化的發展以及媒體技術更新帶來的全球文化飛速傳播，中國鋼琴音樂走向世界化的趨勢將不可避免。關于未來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要求，高品質的作品是發展的關鍵。鋼琴音樂如何權衡好“創造與傳統”“全球性與民族性”這兩對矛盾，一直都是中國藝術界的重要議題。
對于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必須以“民族性”為主線，在中西方、實際與傳統之間尋找制衡點。無論世界文化潮流如何發展，中國音樂元素必須始終保持在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上。反之所謂的“創新”必定無法符合中華民族大眾對音樂的審美品位，從而就會失去原始藝術“創新”的初衷。
如今在中國樂壇有一個很值得深思的現象，即越來越多的中國知名作曲家，所寫作的鋼琴作品屈指可數，業界也有作曲家坦言因為鋼琴音樂的發展突破太小，不愿意進行創作。而從西方鋼琴音樂發展進程中不難看出，威立于世界樂壇巔峰的大批經典鋼琴作品，大部分都出自作曲家與演奏家于一身的音樂泰斗們的創作。從莫扎特、巴赫、貝多芬到李斯特、肖邦等。這一點筆者認為應該引起中國音樂界的深思與探討。
通過考究，不管從任何角度分析“中國鋼琴音樂”的定義，都無法脫離中西文化結合的說法。中國鋼琴音樂的進程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變更及社會轉變有著緊密聯系。中國鋼琴音樂的行程可以看作是20世紀音樂文化事業前進的縮影，表達了中西文化結合與碰撞所產生的美妙火花。如果將中國鋼琴音樂擱置在中國的整體文化背景下進行研究探討，既要結合政治因素又要保持中立的理性思維，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同時還得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精髓部分及西方部分因素的結合。
對于加強中國鋼琴音樂學術方面的研討相當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通過理論上的探討與證明可以更有效的指揮音樂創作的實行。如果學術探討結果能夠與音樂藝術創作產生良好的互動效果，那么就可以有效地推動中國鋼琴藝術的前進。
上述研討均以教育作為根本。現在的中國鋼琴教育大部分都是選用外國經典作品，而普遍缺乏對現代音樂作品的理解與認識，“中國風格”的鋼琴作品在教育中運用明顯欠缺。在我國如今龐大的鋼琴音樂教育系統中，需要加大鋼琴音樂的教學比例，大量培養中國鋼琴音樂的追求者，從而通過市場需要、創作、出版、演繹與探究就大力推動我國鋼琴音樂的發展。
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鋼琴音樂的創作甚至整個音樂領域的創作多少都會受到時代性的中國政治、西方國家音樂以及中國傳統文化音樂這三個方面的影響。而在歷史發展的全局思想理念的洗禮之下，中國藝術領軍者一直致力于走“民族化”的指導性思想道路，并且已經形成了基本的中國鋼琴音樂中的“中國風格”。現在中國音樂領域迫切需要一個引路者將中國鋼琴音樂推向世界，成為全球知名的“品牌”。知名音樂學者應該提高對中國鋼琴音樂的國外學術理論研討，并多參加國際性的音樂交流活動，將中國鋼琴音樂理念在音樂學術界傳播得更廣。而知名的鋼琴演奏家應該在國內及國際的演奏場合上更多地演奏中國鋼琴音樂作品，更直接更全面地傳播中國鋼琴音樂以及音樂中所飽含的“中國風格”。在日常的鋼琴教育課程中，鋼琴教師需要更高比率地使用中國鋼琴音樂作品進行課堂教育，并在生活中實現對鋼琴初學者與愛好者的中國鋼琴音樂的大力傳播。教育從初學者抓起，進一步激發大眾對中國鋼琴音樂的愛好，有利推進中國鋼琴文化事業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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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闡述如何在中職英語教學中高密度地、多方位地導入跨文化教育，以培養中職生的跨文化交際的意識與能力，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
一、培養跨文化意識的必要性
1.新大綱要求所需
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時代，隨著社會生活和經濟活動日益全球化，跨文化交際日益增多，人們不得不提高自己的文化意識以便理解來自不同文化的知識，因此，文化積累比任何時代都豐富和深刻得多。教育部2009年1月頒布的《中等職業學校英語教學大綱》對原大綱內容做了修訂，修訂后的新大綱明確指出：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提高學生的思想品德修養和文化素養；引導學生了解、認識中西方文化差異，培養正確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可見，大綱要求我們有必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因此，中職英語教學必須重視跨文化教育，通過英語語言這個載體，拓寬學生的文化視野，讓學生在學習中體驗英語文化，體驗中西方文化的異同，從而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意識和能力。
2.現實交際所需
在英語學習中，學生經常會遇到由于不了解語言的文化背景或中西文化的差異，而出現歧義、語用失誤迭出的現象。大家對這兩種現象并不陌生：一是苦讀多年英語的學生碰見英美人士，根本沒有勇氣開口與之攀談，只有“Yes”到底或“No”到底。二是一見老外便激動地說： How old are you? /Where are you going? /How much money do you earn a month? 他們可能只是想打破見面時的尷尬，殊不知這是一些冒犯的問話，侵犯了對方的隱私，會引起對方的反感。這種社交語用失誤的主要原因在于學習者缺少目的語文化知識、缺乏跨文化差異意識。可見，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與能力是跨文化交際實踐中所需。所以，在中職英語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文化導入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以幫助學生減少語用失誤，提高英語交際能力。
二、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與能力的途徑
那么，如何在中職英語教學中滲透跨文化教育，建構中職生應知的跨文化交際的知識、技能，從而形成跨文化意識與能力，筆者就此問題，闡述了一些日常教學中的看法。
1.巧妙利用課堂教學
課堂教學是文化傳輸的主渠道。下面簡要介紹一下各種課型的文化導入：
（1）詞匯教學
中等職業學校英語教學新大綱要求學生到畢業時應達到的詞匯量：基礎要求1700w，200phr；較高要求1900w，300phr；拓展2200w，400phr。英語詞匯中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因為“語言詞匯是最明顯的承載文化信息的工具”。在日常的詞匯教學中，教師不應只是單純地教給學生詞匯的讀音、本義，而應適時地介紹詞匯的文化意義，重視其文化的影響，特別應重視詞匯的文化差異，因為同一概念的詞在不同的文化下會產生不同的意義。 如dragon在西方是罪惡的象征，在圣經故事中，與上帝作對的惡魔撒旦被稱為the great dragon，如果把一個女人叫a dragon，則表示她很兇狠、令人討厭；但在中國dragon是吉祥的圖騰形象，在歷史上，龍還是皇帝的象征，我們還以“龍的傳人”自稱。教學實踐表明，在詞匯教學中重視文化導入，能使學生不斷地形成跨文化意識，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詞匯、準確使用詞匯，從而提高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和鑒賞力。
（2）聽說教學
中職英語教材中每單元的Listening & Speaking 模塊，是基于語境的對話形式呈現。在情景對話中，英美人士的待人接物、言行舉止、風俗民情自然顯露出來。因此，在聽說教學中，一方面，教師應有意識地培養學生觀察和理解語言的社會語境：觀察什么場合用什么語體；了解說話人的身份；說話者之間交際的深淺與語體的關系等。而學生通過了解對話中的文化語境，可以體驗到不同的交際氛圍和文化氛圍，逐步形成跨文化意識，掌握正確的交際規則。另一方面，教師要多鼓勵學生總結歸納出英美人士在口頭交際中常涉及話題的語言規律，尤其是與母語觀點相差較大的，如：說閑聊、說禁忌、論娛樂、說恭維、說謙辭、說請客、說致謝、說消費等，以便消除聽說障礙，使語言更為地道、得體。如A:“You sing very well.”B:“Thank you.”這就是英美人士的恭維觀，他們說話三句不離稱贊語，聽者無須自謙，只須道謝即可。又如見面時聊什么好呢？其實，討論天氣是與英美人交談的一個合適的話題。學生有了這樣的文化差異的認知，便不會出現上述的一些誤會了。
（3）閱讀教學
中職英語教材中各單元都編有Reading & Writing 以及Life & Culture 板塊，旨在提高學生閱讀和寫作能力，同時幫助學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開拓國際視野。這些閱讀材料內容涉及到很多英語國家的文化背景知識，充分體現了“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的這一重要理念。因此，教師應在閱讀教學中不失時機地向學生傳輸相關的文化知識，引導學生挖掘其中的文化信息，加深學生對閱讀材料的理解。如閱讀中常出現類似Black Friday(耶穌受難日，復活節前的星期五)這樣的專有名詞或一些典故和習語，如果學生缺少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對語言材料的理解就會造成困難。又如：“Food and Drink”文中提到的black tea是中國人的“紅茶”， 這是由于中國人和英國人著眼點不同，同是茶，我們中國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顏色， 故稱“紅茶”，而英國人注意到茶葉本身的顏色是黑的，故稱“black tea”。了解這樣的中西文化差異，學生就不至于把“紅茶”說成red tea了。事實上，閱讀教學堅持文化信息的導入，堅持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意識，不僅能較好地消除閱讀理解上的障礙，而且使學生對課文的理解不會膚淺地停留在課文所提供的那點信息，而是向他們開啟了一扇了解異國文化的窗。
2.充分利用課外優秀英語教材和讀物
僅靠一套中職英語教材來進行跨文化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程度的差異，向學生推薦一些優秀教材以備選用，如《新概念英語》《環球英語教程》《走遍美國》《初級英語聽力教程》等，通過對這些原汁原味的教材的學習，學生對英美國家的文化才有更深的了解，無形中也加強和培養了文化交際的意識和能力。同時，鼓勵學生閱讀一些簡易的文學作品，如《書蟲》。英語專家胡文仲說：文學作品能夠提供最生動、具體、深入、全面的材料，使讀者從中得到對于西方文化有血有肉的了解。讀者的感情與書中的人物融合在一起，親身體會人物的喜、怒、哀、樂，完全進入作者所創造的情境，在不自覺中汲取了文化營養。可見，閱讀優秀英語教材和讀物是培養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有效途徑之一。
3.充分運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
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多媒體在英語教學中的應用日益廣泛和深入，網絡技術的發展突破各種資源的時空限制，使得課程資源的廣泛交流與共享成為可能，給英語學習者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教師可以充分利用各種網絡資源為教育、教學服務，學生則可以合理選擇和有效利用網絡資源，更直觀地感受并比較中西方文化異同，增強跨文化意識與能力，同時使得英語學習更有趣。如涉及到Holidays話題時，學生通過上網查詢可以快捷了解中西方不同的節日及節日來歷、主要活動等，感受濃濃的節日氣氛；又如談到學生喜愛的Music這個話題時，學生可上網下載了解各地著名的音樂，如美國搖滾樂、鄉村音樂、非洲音樂、印度音樂等，使自己置身于愉悅的異國文化中。另外，優秀的英文影片同樣為學生提供了異國風土人情、地理環境、歷史人文等豐富翔實的文化信息。
4.積極開辦第二課堂
中職院校完全有條件開辦英語第二課堂，如組織英語角、開設語言與文化講座、舉辦圣誕夜晚會等，讓學生在參與各種活動過程中，真實體驗異國文化氛圍，從而有效地促進跨文化交際意識與能力的培養。
總之，跨文化意識與能力的培養是一項長期、復雜的過程，只要我們在中職英語教學中堅持不懈地努力，多渠道、高密度地滲透跨文化教育，同時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鼓勵他們積極主動地進行文化積累，就能為今后成功地進行跨文化交際打下扎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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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性 文化差異 童真 直譯 意譯
目前，我國翻譯界對兒童詩的翻譯研究工作還主要集中在英語兒童詩的翻譯。對中國兒童詩的翻譯和研究卻寥寥無幾。這一現狀從中國知網上發表的關于中、英兒童詩翻譯研究的論文的數量對比就可一目了然。中國有著大量優秀的兒童詩，作為譯者，我們有責任肩負起將他們傳播給外國孩子們的使命，讓中國兒童詩走向世界。
一、中國兒童詩翻譯研究的困難
提到兒童詩的翻譯，很多人會輕易地認為翻譯兒童詩很簡單，因為兒童詩用詞簡單，淺顯易懂，譯者只需用簡單明了的詞句將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即可。可事實卻非如此，兒童詩的翻譯難度與一般詩歌相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詩歌音樂性的傳達
詩歌講究韻律，兒童詩也不例外。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金波曾說 “詩歌的語言不但要求精煉、富有表現力，還要求它有和諧的音調，鮮明的節奏和韻律，及語言的音樂美。音樂美是隨著詩人感情的起伏波動產生的，它又可以激發讀者的感情，引起共鳴。詩歌的這種音樂美，對兒童有更強的吸引力。”①兒童最早對詩歌的接觸也往往源于母親口中的吟誦。因此，兒童詩要想和兒童心靈相通，使之感受到詩歌的意美，就必須注重詩歌音樂性的傳達，必須首先在聽覺上吸引“讀者”。一首兒童詩譯文能否瑯瑯上口也成為衡量兒童詩譯文的生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
遺憾的是，我們必須承認英語和漢語兩種語言特征的差異。漢語詩歌節奏以頓歇為節奏點， 節奏單元就是意義單元， 節奏整齊均勻。英語詩歌的節奏點則不是頓歇， 而是重音。由于英語音節的結構不那么整齊， 常常以輔音結尾， 又有連讀現象， 所以語音流中的頓歇就不那么整齊、鮮明，而且英語的單個音節并無一定的意義， 因而構成詞的音節數目很不規則，因此在構成詩歌節奏時很難劃分出數量足夠的、有規律的頓歇來。這也就是說， 英語詩歌很難以頓歇作為節奏點來構成音頓節奏。②以下面這首詩為例：
春媽媽
樊發稼
牽著柔和的輕風，
來啦，來啦；
帶著溫暖的陽光，
來了，來了春媽媽。
滴答，滴答，
落小雨啦-----
那是春媽媽用奶汁，
喂她心愛的娃娃。
小柳樹，小麥苗，
小青草，小紅花，
在春媽媽的懷里，
一天天長高、長大……
筆者拙譯：
Spring Mom
With soft breeze，
She is coming，
With warm sunshine，
Mother Spring is coming.
Trickling， trickling，
Drizzling， drizzling，
That is Mother Spring’s milk，
Feeding her babies.
Little willow， little wheat shoot，
Little grass and little red flower，
In Mother Spring’s arms，
Growing up day after day.
這首詩共有三小節，每小節的第二句和第四句的結尾都押a韻。前兩小節每句的結尾都是平仄平仄，最后一節每句的結尾是平平仄平，每節最后一句都使用了疊詞，“媽媽”、“娃娃”、“長高長大”。而譯文卻無法保留原詩的韻律，譯者只能盡量使譯文更加對稱、工整。
2.文化理解上的差異
關鍵詞：色彩油畫藝術情感表達
一、色彩的定義
色彩是人類所共有的，不受國籍、民族、地區等的限制。繪畫和音樂一樣，是一種人類共享的藝術，也是人類表達情感的一種語言，更是進行審美的一種方式。油畫中的色彩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是油畫內涵的重要表現元素，缺乏色彩的油畫是沒有生命力的。色彩是主觀意念的表達，是可見的判斷依據，也是客觀現實。色彩的豐富性在于利用不同的組合和排列，能夠呈現出不同的效果，以此展示畫家豐富的情感世界。在現代油畫作品中，色彩是不可缺少的、特殊的藝術語言，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每一位油畫家都有用色的特點，從而表現出不一樣的風格，優秀的油畫家總是善于組合和排列色彩，以此表達情感和呈現創作意圖。油畫作品中有和諧也有扭曲，這些都是為了表達情感，通過藝術形象將情感呈現給觀賞者。由此可見，色彩自帶藝術性，油畫家運用其藝術性表達情感，給觀賞者帶來美的體驗，也展現出油畫特殊的藝術魅力。
二、色彩在油畫中的地位
隨著色彩種類的不斷豐富，油畫藝術有了更多的表現形式。中西現代油畫藝術中的色彩也由以前的單一變得多元，由平淡的用色到大膽的組合，從表現客觀事物到展示內心情感，色彩的變化給油畫藝術帶來了巨大的影響，油畫家有了更多的色彩進行情感表達。中西油畫創作中，色彩是重要的構成元素，更是表達情感的工具。從心理學角度看，色彩對人類而言十分重要，在文化發展中起添磚加瓦的作用。從西方油畫藝術的發展過程看，色彩不僅以形的方式存在，還具備審美功能，擁有表達情感的重要作用。油畫家只有將情感寄托于色彩中，才能創作出有感染力的油畫作品。
三、色彩的象征性
在中西現代油畫藝術中，色彩往往具有深刻的象征性。隨著時代的發展，色彩表達的情感有所變化，范圍不斷擴展，內涵也在不斷深化。在西方油畫作品中，象征性的色彩使用得較多，這時的色彩不僅表現具象事物，而且具備象征抽象意念的作用。現代油畫作品中，色彩的象征性明確，象征內容也十分豐富。目前，色彩的象征性被廣泛運用，已經成為油畫創作中一種重要的表達手段。西方現代油畫家常常利用色彩的象征性闡釋創作意圖，通過對色彩進行組合和排列以突出作品主題。
四、色彩在油畫創作中的作用
1.意念載體在油畫藝術中，色彩元素具有強烈的視覺感染力。首先，色彩是油畫作品的生命，不僅能夠表現畫面內容，增強畫面的感染力，還能表達作者的思想與情感。其次，色彩是寄托意念的主要手段，畫家運用色彩元素進行油畫創作，色彩是畫家與觀者共鳴的橋梁。2.藝術語言油畫創作是用色彩塑造形體的過程。中西方的歷史文化有很大差異，所以在審美觀念上也會有差異。畫家對審美的認知不同，在色彩運用方面也有差異。但是色彩是人類的共同語言，無論畫家怎樣運用色彩，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表達自身的情感，這是畫家創作的一個共同點。他們對色彩的不同理解方式使他們能夠創作出有特色的優秀作品，讓受眾得到不同的情感體驗和審美感受。結語色彩和人類共同出現，它存在于人們的生產、生活中。色彩能豐富生活和心理感受，不同色彩和處于不同環境的同一色彩都能給人不同的情感體驗，色彩是油畫傳達情感的重要媒介。中西方在文化、地域、宗教、生活習慣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中西方油畫色彩情感表達的差異，但油畫作為一種藝術，其所承載的情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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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翻譯比喻；分析；差異；翻譯活動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7）04-0103-03
一直以來，翻譯都是一項類似文學的活動，在翻譯中會有創作和譯者的思想在其中，而翻譯比喻的使用，正體現了翻譯具有創造性的特點。長久以來，翻譯活動的參與者常常會運用各式各樣的比喻來描述翻譯，使得眾多枯燥難懂的翻譯理論能以生動活潑的形象示人。雖然我們對翻譯比喻已經較為熟悉，也常常在論文以及各類講座中地談論以及使用它，然而，卻鮮有人研究中西方翻譯比喻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以及有些翻譯比喻中所隱藏的翻譯活動中各參與者之間的關系，人們對于翻譯比喻的認識，常常只是停留在表層上，未能系統深層的挖掘其背后的知識。19世紀70年代后，傳統的翻譯研究出現了諸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以及女權主義等理論分支，而美國學者勞瑞？張伯倫就是女權主義翻譯理論這一分支的代表人物。她早1988年的《性別與翻譯的隱喻含義》一文，就從女權主義的角度分析了翻譯理論中一些涉及女性的翻譯比喻以及隱喻。在中國，站在翻譯比喻研究最前沿的是香港浸會大學的譚載喜教授，其著眼點在于梳理發掘各種翻譯比喻，進一步發掘和領悟翻譯實踐和翻譯理論的質意義之所在。本文通過分析中西方翻譯比喻的實例，運用分析比較的方法對中西方翻譯研究中出現過的典型、為人熟知的翻譯比喻進行全面掃描，進而分析出中西方翻譯比喻所隱含的不同文化內涵差異，以及所體現的翻譯活動中各參與者之間的關系。
一、翻譯比喻的定義
所謂“翻譯比喻”就是關于翻譯的比喻，是指翻譯或者把翻譯比作另外一類事物（譚載喜，2006）。如較為有名的法國學者梅內將譯文比喻為“不忠實的美人”，德萊頓將譯者比作“原文的奴隸”，等等。翻譯比喻以類比和形象的手段來界定翻譯活動中的各種理論意義，其功能以及效果往往要好于平鋪直敘的枯燥乏味的解釋，可使理論更為形象、更易理解。
二、中西方翻譯比喻的文化內涵及差異
各式各樣的翻譯比喻，都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也反映著創造者與應用者的聰慧以及母語文化的詩學體現。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僅有異彩紛呈的文學想象力，也有文學背后所體現的獨特的人文社會情懷。不同時期的翻譯比喻體現了不同時期的社會背景以及中國特有的文化特點。
公元5世紀的鳩摩羅什，是佛經翻譯的大家之一，他就提出“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認為翻譯工作恰如嚼飯喂人（馮友蘭，2013），道安則在《比丘大戒序》中將翻譯喻為“葡萄酒之被水”，錢鐘書認為“翻譯猶如沸水煮過的楊梅”（錢鐘書，1984）。這幾處翻譯比喻表明“民以食為天”的思想在中華文化中根深蒂固，諸如鳩摩羅什、道安以及錢鐘書等翻譯家們也不免用最為熟知的東西來比喻翻譯。
中國自古就是以農業為本的國家，古代的經濟也是農業經濟，千百年來形成了“上農”的思想。我國著名的文學翻譯家王科一先生就有：“拿種子的譬喻來說，雖然‘桔逾淮北而為枳’，但畢竟不會變為蘋果、柿、梨，要緊的是不能蕃殖謬種，易言之，譯詩的起碼的，但也是首要額要求，是傳達原作的境界，要入神，這也可以說是譯詩的‘極致’。”（王科一，1962）
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藝術領域的繪畫等都也漸入翻譯家們的知識體系中。而中國水墨丹青又與西方寫實的素描油畫大不相同，它更多的是講求神似寫意，讓人們更多地領會畫面中所蘊含的的委婉意義；西方的繪畫則是強調寫實，更注重光線與角度，讓人一目了然。我國的翻譯理論研究起步較晚，除了借鑒西方的翻譯理論外，中國的翻譯家們也會結合自己的翻譯實踐以及自身文化，提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翻譯理論。如傅雷先生在翻譯《高老頭》時就曾總結出：“以效果而論，翻譯應當像臨畫一樣，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認為翻譯如畫中國國畫，譯作應是寫意，力求能傳達所畫事物的意境，不必一一“臨摹”。傅雷的藝術造詣極為深厚，對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各個領域都有涉獵，同時他還是出色的藝術評論家。他從自己所熟識的藝術領域的專業出發，結合中國繪畫與西方寫實繪畫的不同之處，完善“寫意”之說，形成“神似”之理論。我國大文學家錢鐘書則認為：“翻譯正如用琵琶，古箏，方響奏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翻譯如奏樂，不同的樂器奏同一樂曲，聽者所聽到的感覺不同。翻譯也如此，不同的譯者翻譯同一譯作，定然不同，譯作也會帶有譯者的風格。以翻譯中國古典詩詞見長的許淵沖先生則提出“三美”理論，即“意美”、“音美”以及“形美”，他結合古典詩詞的音律、寫意等特點創造了譯作應超越原作的理論。
西方文明雖不及中華文明年代久遠，但文化特點獨特，如獨特的天主教及基督教宗教文化、與中國不同的圖騰文化等。同時，西方文明到近代開始飛速發展，逐漸形成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文明格局。這其中翻譯理論也產生了很多學派與分支，推動了翻譯理論的發展。英國19世紀杰出的翻譯家菲茨杰拉德在翻譯《魯拜集》時總結：“活犬勝死獅。”認為譯作雖然不能面面俱到地將原作呈現出來，但是譯作注入了譯者較為新鮮的思想，是鮮活的。
19世紀70年代后，翻譯理論蓬勃發展，興起了許多分支，研究也更加深入，女權主義翻譯理論就是其中之一。而該學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張伯倫，在其《性別與翻譯的隱喻含義》一文中，對翻譯理論中最為有名的隱喻“不忠的美人”進行了分析。梅納日認為，翻譯的忠實與婚姻的忠實有著很大的相似點：譯文像婚姻中的女方，而原文則是婚姻中的男方，婚姻中女人應對男人忠實。翻譯也如此，譯作應忠實于原文。張伯倫認為該理論是在貶低女性的社會地位，認為譯作不必完全忠實于原作，因為還要考慮到譯作和原作兩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差異。
此外，西方的奴隸社會歷史比較漫長，所以奴隸社會在西方的文學藝術等領域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例如17世o英國的翻譯家德萊頓說：“（譯者）都是奴隸，都在為別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著葡萄園，但是最后釀出的美酒卻是歸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翻譯得不盡如人意，我們便成了眾矢之的；如果翻譯成功了，這卻是我們應盡職責，沒人稱贊半句。”這說明在當時社會，譯者遠不及作者的作用大，這段話多少有為譯者“喊冤”的意味。同時可以窺到，奴隸社會對德萊頓等翻譯家們的影響。
三、翻譯比喻中的各要素關系
在很多翻譯比喻中，有些是探討翻譯活動中涉及的各要素的關系的，即原作和譯作的關系、作者和譯者的關系等。此外，還有許多學者將研究的重點放在翻譯的過程中，所以也會有很多有關翻譯過程的翻譯比喻。現對這幾種關系進行簡單的分析。
（一）翻譯與譯作的關系
德國翻譯家施奈特格爾認為：“藝術翻譯是一種拼死拼活的決斗。”這表明翻譯是一場很艱苦的斗爭，需要譯者與原文進行斗爭。法國的德里達認為：“翻譯的過程是處女膜破裂的過程，是對原作的粗暴進入。”他認為翻譯的過程就是將原作進行解構，融入譯者自己的文化背景及知識體系，因而，譯作不完全等同于原作。此外英國的蘇珊?巴斯奈特認為，翻譯過程像婚姻一般，“理想的翻譯可以看做是兩種不同文本間的美滿婚姻，它將兩者領到一起，和諧共處，同甘共苦”。認為翻譯過程是將原作和譯作想結合，以達到一個圓滿和諧的效果。此外，巴西的一些翻譯家對翻譯有一個奇特的比喻，他們將翻譯者描繪成一個“同類相食者”（cannibal）的形象：翻譯者將原文“吞下去”，然后“吐出來”（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東西來），這個比喻展示了一種對翻譯本質認識的觀念性變化，即吸收、內化、再創造的過程。
（二）原作與譯作的關系
法國17世紀的翻譯家梅納日就曾經針對原作與譯作的關系提出了著名的翻譯比喻：“美而不忠實的女人。”（Les belles infidèles）認為無論譯文譯得如何成功，也不可能蓋過原文的“風頭”。他認為要注重研究原作與譯作的關系。德國學者本雅明認為“譯文是原文的來生”，即在經譯者加入了自己的思想以及對原文的感悟后，譯文會比原文更為豐滿。此外，美國學者讓?帕里斯則認為：“成功的譯作不是原作的兒子，而是原作的兄弟，因為譯作和原作都始自先驗的思想，這種先驗的思想就是作品無形的父親。”他認為原作與譯作“出自同宗”，是“兄弟關系”，他們同出于“先驗主義”，是憑譯者和作者以直覺感覺而行文的“父親”。譯作與原作的關系一直是翻譯領域較為有爭議的話題。傳統的翻譯理論中，譯作是原作的重生，應在思想內容、文章風格等方面接近并忠實于原作。但在實際翻譯的過程中，譯文無法在思想與風格方面與原文完全保持一致。所以，就譯作與原作的關系來講，它們之間應存在明顯的差異性。
（三）作者與譯者的關系
古希臘學者菲洛認為“譯者是作者的代言人”，譯者就是作者委托的“”，就是作者第二，菲洛用生動的語言指出了譯者和原語作者的關系。另外，加拿大的女權主義者謝麗?西蒙認為：“譯者和女人在它們各自的階層上都是弱者，譯者是作者侍女，女人則比男人低下。”她從女權主義的觀點出發，認為譯者在整個翻譯活動中的地位遠比不上作者。除此之外，翻譯理論中還有一個更為著名的翻譯比喻，即17世紀英國的翻譯家德萊頓所提出來的“（譯者）都是奴隸，都在為別人干苦力，辛勤地打理著葡萄園，但是最后釀出的美酒卻是歸主人（原作者）所有。如果有時翻譯得不盡如人意，我們便成了眾矢之的；但如果翻譯得成功了，這卻是我們應盡職責，沒人稱贊半句。”這是“譯者地位不如作者地位高”的觀點支持者。當然，無論翻譯理論家們對于作者和譯者的地位孰高孰低持何種觀點，譯者和作者作為翻譯活動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因素，也一直是翻譯理論家們的主要研究點。
翻譯比喻是描述翻譯活動的一個獨特手段，也是翻譯文化中一個生動有趣的研究點，同時也是更好更全面的認識翻譯活動的一個很好的渠道。通過翻譯比喻，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翻譯在本質上是一種涉及多種學科――文學、社會學以及倫理學等領域的活動，關于翻譯比喻的系統、全面的研究可以成為跨學科研究翻譯學的一個新穎的研究視角。研究翻譯比喻不僅有助于業界增進對翻譯本質的認識，同時也對翻譯學學科領域的擴大和充實具有獨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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