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28 15: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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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場的道路承載著風機大型設備運輸之用，寬一般在6-8米，長度幾十公里，無疑是對山區環境破壞最嚴重的一個項目，特別是植被的破壞和水土流失。一般形成1厘米表土腐殖質層需要200-400年時間，因此地表土是難以再生的寶貴資源。在道路修筑前召開專題會，制定具體施工措施，確定剝離厚度，保存和防護方案，回填方案。風場道路表土剝離量大且距離遠，易采用“大分散”存放方式。再就是加大對施工隊伍環保制度的宣傳，增強參建隊伍環境保護意識，加大剛性要求。開工時首先把地表土剝離，用推土機推至合適的存放地點，為減少表土運輸費用，道路修筑過程中每隔一段選一個表土存放點，道路修筑過后，用機械把道路邊坡夯實，再用存放的地表土覆蓋，覆土時應適當壓實，增加與邊坡粘合力，避免順坡向下滑移。一場雨水過后，地表土中遺留的種子就會發芽，春筍般的長滿道路邊坡，這樣既保護了環境，又減少了水土流失，避免了工程建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關鍵是施工過程加強監督，加大對施工隊伍的約束機制。
2集電線路施工
35kV集電線路是風場風機至升壓站的電力傳輸線路，鐵塔數量在幾十到上百之間，分布在整個風電場，表土剝離易采用“小集中”存放方式。一基鐵塔基礎開挖面一般在十幾個平方，且大多在山坡上，如措施不當施工時基坑開挖的地表土會隨坡流放，對環境的破壞比較嚴重。所以施工前一定做好充足準備工作，購置塑料彩條布或薄膜，施工時把剝離的地表土存放在基礎旁邊的塑料薄膜上，做好防止流失的保護措施。等基礎回填合格后，把地表土覆蓋在上面壓實，除露出的基礎柱頭外，鐵塔下面生長出綠色的植物，這樣保護了環境減少水土流失，鐵塔和小草相映生輝，關鍵是加強驗收，確保地表土的剝離、存放、覆蓋落實到位。
3風機平臺施工
風機平臺是風機設備的吊裝場地，一般在40*50米左右。以50MW風電場為例，單機容量1500kW的風電機組要33臺，單機容量2000kW的風電機組要25臺，由于風電機組數量多，占地面積大，分布廣，對植被的破壞較嚴重。山區的地表土一般不足20厘米，很是珍貴，所以風機平臺平整時首先確定平臺幾何尺寸，用推土機把地表土小心剝離，存放在機位旁邊的合適位置，以免影響風機吊裝，風機基礎回填合格，風機吊裝完成后，把存放的地表土覆蓋在風機平臺，恢復植被，保護環境避免水土流失，讓綠色的小草托起銀色的風機，關鍵是加強對施工隊伍的過程監管，避免地表熟土和生土混放。
4結束語
1從最優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環境與發展的可持續性規劃途徑
關于方法論總起來說可以分為兩類：即最大—最優化途徑(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約束途徑(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類途徑又可根據經濟和生態指標進一步劃分，形成一個2×2方陣的方法類型（表1)。
表1環境與發展規劃中的可持續途徑[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態最優化途徑和經濟最大效益途徑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賴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學知識，人們能制定一個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約束途徑的一個共同點是追求回避最壞結果的出現，而不是追求最佳狀態。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論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來說明競爭雙方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應采取的戰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種平衡點，這一原理提倡對政策與策略進行多角度的或雙向的選擇，這種選擇實質上是一種反復辯護的過程，本文所取之義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條件下，允許對方尋求最大利益的一種戰略。
2最大—最優化途徑
2.1經濟最大效益途徑
在經濟最大效益途徑中，貨幣價值被用來計量自然資產和人造資產，基本指標是成本效益。它根據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環境資源保護與利用的最大社會效益，允許以人造資產來取代被消耗的環境資產。如果這樣，只要最大地獲取自然資本與人為資本的總和，我們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說當代人的經濟活動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這一途徑在環境的可持續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懷疑和反對[4、5]。理由包括：
(1)它用貨幣價值來衡量環境資產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導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為估價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個合理的環境計價必須依賴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這種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雜草也許正是明日的癌癥良藥。
(2)它假設自然資產是可以用人為資產來取代的。這樣一來，所謂的可持續性就被誤以為可以通過維護最大的人為資產和自然資產之和來實現，而不是通過保護環境資產來取得。
(3)它把效益作為人類代際之間以及人與其它物種之間環境資產分配的唯一決定指標。但實際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當代人的此時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種的偏好。所以，以經濟最優化和經濟效益指標無法指導可持續環境與發展的規劃。
2.2生態最適途徑
生態最適途徑基于資源的適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質、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規劃的目標是尋求土地利用和人類活動的生態最適性。通過景觀規劃師I.McHarg的“自然設計”(designwithnature)[6],這一途徑被系統化而成為本世紀規劃史在方法論上的一個重大發展。McHarg把該方法總結為“所有系統都追求生存與成功。這種狀態可以描述為負熵—適應—健康。其對立面則是正熵—不適應—病態。要達到第一種狀態，系統需要找到最適的環境，使環境適應自己，也使自己適應于環境”[7]。景觀規劃的目標是尋求一個生態最適的土地和資源利用狀態。這時，對景觀的每一種利用都反映景觀本身的內在價值，而這種內在價值可以通過對所在地進行系統的科學分析來發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們可以因此判別生態系統、機體和土地利用的合適環境。環境在本質上越適合于它們，適應過程所做的功就越小。這種適合是一種創造，這是一種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徑”[6]。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生態最適途徑與經濟最大效益途徑在本質上遵循同樣的理性思維。
生態最適模式在景觀及環境規劃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并廣為應用。但其弱點也很明顯。它被作為自然決定論和技術崇拜論的模式而遭到許多學者的嚴厲批評。Litton和Kieiger[8]認為，這一模式對解決問題并無益處反而有誤導之嫌。
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模型都相信人類的知識可以為人類尋求一條明確無誤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認為這正是規劃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統的科學研究是取得這一目標充分必要的條件。這一規劃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們的懷疑[9、10]。人類的知識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確定性。有人甚至認為知識尚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應該做什么[11]。這種觀點得到Simon的認知學研究的支持[12]。他認為人們在解決復雜問題時存在著許多局限性。沒有一個決策過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則。人類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時考慮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決策。人類并不追求最優，而是追求滿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徑。
盡管經濟最優化和生態最適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實際上兩者所導致的結果是不能兼容的[13]，經濟上的最優化途徑并不是生態上的最適途徑，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對這種矛盾的認識，人們提出眾多的通過限制經濟發展來保證生態過程和環境健康的途徑。
3最小—最大約束途徑
3.1對經濟過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標準(SafeMinimumStandard,簡稱SMS)是經濟學家提出的眾多關于限制經濟活動和發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來解決瀕危物種的保護問題。這一概念試圖闡明怎樣避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最壞狀態，如物種的滅絕。這種最糟狀態是不可逆的，而其社會損失又是不可確定的。SMS認為物種是一種可再生的資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閾限之內。一旦超出這一閾限，資源的進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導致人類可利用資源庫的枯竭。由于社會和自然的不確定性，這種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這種災難后果或最壞后果的一個辦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標準。利用這一標準，使足夠的棲息地得以保護。SMS實際上來源于搏弈論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設社會必須在兩種可能的選擇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壩，從而獲得電力，但導致瀕危物種的滅絕；二是根據SMS，不建水壩，從而保存了瀕危生物，但喪失了電力。再假設，可以獲得的電力價值為X；而瀕危物種對未來的價值有兩種可能性：可能性一，價值為0；可能性二，價值巨大，為Y。這樣，兩種政策選擇與瀕危物種價值的兩種可能性構成最大社會損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選擇的社會損失矩陣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發生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具有巨大價值Y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Y；在采取SMS的不建壩政策時，最大的社會損失出現在瀕危生物對未來并無價值的情況下，此時的損失為X。最終選擇哪一個政策，取決于Y與X的大小比較。如果X
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沒有把利益的代際之間的分配考慮進去，也缺乏可變通性。對此Bishop[15]提出了一條改進原則：除非社會利益的損失大到無法接受，SMS都應該被選擇。至于多大的損失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問題，不僅僅應從經濟上來分析，還應從倫理上來分析當代人會愿意承受多大的損失而不去向后代強加某種不確定的環境陰影。有人認為，SMS概念可以直接應用于所有可再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規劃問題。因為它允許現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資源，同時能保護它們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間接減少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而鼓勵資源的節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學者們也提出了其它類似概念，如“可持續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簡稱CS),“預警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這些概念都強調節制地使用自然資源而給后代預留以備不測，防止“最壞”事件或“很高損失”的發生。
但這種最小—最大值途徑應用于規劃中同樣產生一系列問題。第一：關于“最壞事件”，在規劃過程中，只能是根據不完全信息來判斷的。最壞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預見的一系列后果之極壞狀態，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壞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被作為任何政策的借口，來處理環境損失不可知時的情況，結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辯護性。第二是關于“很高”的社會損失。無論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確什么是“很高”的社會損失[16]。SMS、PP等發展限制概念在發達國家中的小范圍景觀或環境改變時看來有意義，爭議的只不過是新建一個度假區還是增設一塊保護地的問題。但在發展中國家則困難得多，在那里，為了生存而開墾一片自然地也許會帶來非常高的社會損失（包括稀有物種和棲息地的消失),但是不開墾這片自然地帶來的損失也同樣是非常高昂的，因為它關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溫飽。
3.1.2發展閾限概念
發展閾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進一步由Kozlowski等人發展完善[17～19]。該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規劃，特別是居民區的規劃，是針對開發過程中受到的客觀環境制約這一現象提出的。這些限制導致開發過程的間斷，表現為開發速度的減緩，甚至停頓。克服這些制約需要額外的成本，即閾值成本，俗稱“門檻費”。這些“門檻費”通常很高，它們不僅僅是一般投資費用，同時也是社會和生態代價。
在某一地域內的一系列閾限中，有一些是關鍵閾限，比其它閾限強加給開發過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這些關鍵閾限面臨異常的困難，需要異常高的額外成本，并有可能為開發戰略的形成起關鍵作用。在現有技術條件下無法克服或只能通過換取地理環境的不可逆轉的損失來克服的閾限，被稱為頂級（或邊界）閾限。這些閾限標志著城市發展和土地開發的“最終”位置、規模、類型和時間限制[18]。
閾限分析方法有幾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種定量化方法，多種開發方案都折算成單一的衡量指標，即閾限費用。盡管該方法聲稱也考慮社會和生態效益，實際上它只落實到經濟成本問題。在房地產開發方案中，效益指標由每一種開發方案中的閾限費用除以住房單元數來求得。其次，閾限分析方法的適用范圍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適用于住宅區的開發，而對其城市發展問題只起到間接的參考作用。
3.2生態約束途徑
3.2.1承載力
承載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發展的一個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態學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維持某一物種最大個體數目的潛力[20],現在則廣泛用于說明環境或生態系統承受發展和特定活動能力的限度。它被定義為“一個生態系統在維持生命機體的再生能力、適應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機體數量的限度”[21]。CC意味著我們應該在對環境造成的總的沖擊與我們所估計的地球環境承受能力之間留有足夠的安全余地，因為盡管我們知道環境存在著某種頂極的界限，但我們并不知道什么時候我們會越過這種界限。
正象可持續性概念一樣，承載力也是非常難以定義的。它必須同時考慮資源、基礎設施和生產活動，另外還要考慮社會對生活質量的偏好。在區域環境規劃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22]：①生產過程賴以進行的資源；②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質需求和服務需求；③生產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④環境對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廢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應用較多的是自然公園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這些應用中，承載力的定義包含兩層意義：一是社會承載力，涉及到游人對其體驗的滿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載力，它與自然本身的環境和生物過程有關，并與自然地的保護相聯系。前者可以根據對公園使用者的抽樣調查來確定；而后者則通過某些方法來測定，如簡單的專家評定，復雜的模擬、遙感技術和長期的定點觀察。只有當CC能真正被定義之后，其在環境與發展中的應用才有意義。然而，定義CC的方法遠未成熟，定義CC必須依賴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與增長因素之間的定量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很難確定的，這正是CC研究很難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內在的某種數值，環境能承受的沖擊在很大程序上取決于環境管理者對環境維護的目標，所以，有多少觀點就可能有多少種承載力的定義。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載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頂極環境閾限
頂極環境閾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簡稱UETs)是上述城市與經濟發展規劃中的閾限分析方法的最新發展和延伸，用以討論環境和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及其對發展的種種限制。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強加在發展過程的閾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絕對的、最終的，即頂極閾限。Kozlowski對UETs的定義是“一種壓力極限，超過這一極限，特定的生態系統將難以回復到原有的條件和平衡。某種旅游或其它開發活動一旦超越這種極限后，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導致整個生態系統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壞”[18]。
UETs是開發過程的最終環境邊界，它們在為開發過程確定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SolutionSpace)上有關鍵的意義，每一層次的規劃都在這種“答案空間”中尋求開發的途徑和方案。這種“答案空間”被認為是對定義“承載力”的一個貢獻。規劃應在保護自然的同時指導甚至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矛盾可以通過把規劃過程分解成兩個相互獨立的階段來解決：即限制性的和促進性的[19]。在限制性階段中，優先權應歸于生態和資源的保護，而在促進階段中，規劃應注重在“答案空間”中探索各種開發的可能性方案，而這些可能性方案的邊界是由規劃的限制階段所決定的。
UETs從環境的4個方面來定義“答案空間”：地域邊界、定性邊界、定量邊界和時間性邊界，由此來確定特定開發項目的區位、規模、類型和時間。可以通過分析開發活動形式與自然資源的關系并結合對主要環境因素的評價，來確定UETs，這種環境評價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種環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間范圍內出現的頻度；②變異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環境元素或成分偏離原先自然狀態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沖擊的能力和受破壞后的自我恢復能力；④生物學價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雖有許多啟發意義，但也存在著一些局限。其中的一個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確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義基于對發展形式與其對環境沖擊之間的關系的分析，以及對環境因素的評價。但這種分析和評價所依賴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標是為開發規劃定義一個生態上健康的“答案空間”。超過這一空間，自然資源的保護應具有優先權。但當人類自身的生存與其它物種的生存同樣面臨著威脅時，UETs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也就是說，當人類生存的“答案空間”與物種生存的“答案空間”重疊并相互排斥時，誰應有優先權呢？這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環境與資源規劃中必須面臨的問題。
UETs方法最早從旅游開發活動中總結出來。在那種情況下，人類生存不是一個問題，而且，旅游活動帶來的生態破壞相對來說較易解決。但在其它情況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應用UETs有許多因難。
3.3安全格局途徑
在分析以上各種可持續規劃途徑，比較其利弊的基礎上，筆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簡稱SP)概念[27～29]。與城市和經濟發展過程的閾限一樣，生態過程也存在著一系列閾限或安全層次，但是這些閾限對整體生態過程和環境來說都不是頂極的或是絕對的。它們是維護與控制生態過程的關鍵性的量或時空格局，如生物保護中體現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護對象的種群數量、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距離等閾限[30～33]。與這些生態閾限相對應，景觀中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構成某種潛在空間格局。這種格局被稱為景觀生態安全格局，它們對維護和控制某種生態過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同樣，景觀中也存在對維持其它過程起關鍵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農業安全格局，它由農田保護地的面積、保護地的數目以及與保護地之間的關系等構成，并與人口和社會安全水平相對應，使農業生產過程得以維持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視覺安全格局，它們由對視知覺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環境的視知覺過程得以維護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們由對鄉土文化有關鍵影響的局部、點及位置關系所構成，使地方精神與鄉土文化過程得以維護，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義、識別和應用的規劃方法稱為安全格局途徑。安全格局途徑認為生態過程和其它過程對經濟發展和環境改變所帶來的沖擊的忍受能力是有閾限的，但不承認最終邊界的存在。同樣，經濟發展過程對環境與資源的依賴也是不均勻的，或是階梯狀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為維護各種過程進行辯護和交易的有效戰略，它在盡量避免犧牲他人利益的同時，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維護。不論最終的發展與環境規劃決策和共識在哪一種安全水平上達成，安全格局途徑都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在相應的安全水平上達到高效。同時，安全格局把對應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閾限值轉變為具體的空間維量，成為可操作的城市規劃、景觀規劃、環境及生態規劃設計的語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為一種新的規劃方法論，它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安全是有等級層次的和相對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態或其它過程維護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據過程的動態和趨勢來定義，而過程的動態和趨勢是可以通過趨勢表面來表達的。所以，根據趨勢表面的空間特性可以判別對控制過程具有戰略意義的局部、點和空間聯系，即安全格局。(3)多層次的安全格局是維護生態或其它過程的層層防線，為規劃和決策過程提供辯護依據，為環境和發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間戰略。
4討論
作為總結，可以作以下幾點討論：
(1)無論是以經濟最優或是以生態最適為目標的可持續規劃都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規劃不可能是絕對的、唯一的，既非經濟決定論的，也非環境決定論的。規劃是多樣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選擇的，即規劃應是可辯護的。(2)環境會對發展強加某種“最終”的或是“絕對”的限制，對此規劃必須遵循。但是，這種限制或邊界是很難定義的，或是難以接受的，它在規劃中缺乏實際的可操作性。
(3)在規劃所依賴的許多經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懷疑和摒棄之后，規劃方法論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就需要探討和發展面向21世紀的可持續環境與發展規劃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續規劃更為有效。安全格局途徑正是在這一方面的一個嘗試，它是否具有生命力還有賴于廣泛的實踐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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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經濟發展分析
0引言
生態與經濟是一對相關概念，而且這種相關是正相關，也就是說，生態制約著經濟，而經濟發展反過來又影響著生態，地理環境的差異，使得生態具有了一定的區域性，同一區域內的生態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響的，且互相交叉，這種狀況的存在就使得區域經濟的發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經濟發展模式的特點。構建生態經濟發展的一定路徑也就成為保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1生態經濟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組成，生態與經濟作為人類社會不可跨越的兩大環節，其組合自然也就具備了一定的特征。
1.1協調性特征協調是一種普遍規律，無論在自然社會還是人類社會，都起著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協調，才可以表現出整體效應，才能反映出1+1>2，但協調的關鍵是什么呢？就是人類不僅要懂得正反饋還要懂得負反饋，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減，因為在一個系統里只有有加有減才能保證它是最穩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環。如一個地方若鳥很多，那就會使蟲很少，而蟲一少，樹就長的好，進而就為鳥創造了更好的生存條件，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在這個循環里有一個負那就是蟲少了。假如蟲多了，那就會使樹少，鳥也就沒了生存條件，那這個系統里就不穩定了。
1.2系統性特征生態經濟作為一個系統，是由諸多要素組成的，但在這眾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說這種系統性是以生物為中心的，沒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態系統，而生物與環境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它們通過物質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環境進行交換，從而形成開放系統。這種開發系統的存在，使整個自然界處于良性循環狀態，而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環，否則經濟的發展就會產生諸多難以解決的后患問題。
再者，生態經濟的系統是由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等要素構成的大系統，其要求人在考慮生產和消費時不能再置身于這一大系統之外，而是必須將自己作為這個大系統的一部分來研究符合客觀規律的經濟原則，只有這樣，生態經濟的系統性特征才能凸顯出來。
1.3循環性特征整個自然界存在著一種循環，而這種循環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來完成的，在這一點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們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干預這種循環的進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惡性循環”和“良性循環”的概念。在傳統工業經濟的各要素中，資本在循環，勞動力在循環，而惟獨生態沒有形成循環。而生態經濟則要求必須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經濟活動，因為如果經濟活動超過資源承載能力的循環是惡性循環，就會造成生態系統退化，而只有在資源承載能力之內的良性循環，才能使生態系統平衡地發展。
此外，生態經濟還具有一定的新的價值特征。生態經濟在考慮自然時，已不再像傳統工業經濟那樣僅將其作為“取料場”和“垃圾場”，也不僅僅視其為可利用的資源，而是將其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是需要維持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在考慮科學技術時，不僅考慮其對自然的開發能力，而且要充分考慮到它對生態系統的修復能力，使之成為有益于環境的技術；在考慮人自身的發展時，不僅考慮人對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視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生態經濟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類在采取經濟發展手段時，必須在此基礎上選取合適的路徑，進而實現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市場制度為依托的發展。市場制度的有效性無疑已被近代的經濟奇跡所證明了。然而，經過數百年的現代化過程，人們逐漸發現，經濟賴以發展的資源在逐漸耗竭，人類與其它生物賴以生存的環境在不斷惡化，這些都不能不和以市場制度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聯系在一起。那么，在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上，市場出了什么錯呢？
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經濟主體，他們可能是個體農民，也可能是鄉鎮企業，也可能是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他們之間在進行交易，通過多次的交易，逐漸形成了多個市場的均衡價格。在任何一對交易者看來，他們達成的價格，恰恰落在自己的需求函數（或供給函數）曲線上。由于賣者的產品是用多種要素生產出來的，其中一些要素需要向別人購買，所以該產品的成本也是由交易決定的。經濟學證明，在沒有外部性的情況下，市場中的交易是有效率的。所謂外部性，是指一個人的行為，或兩個人的交易所帶來的成本或收益，對第二個或第三個人的成本或收益產生直接影響。或者說，一個人并沒有承擔或獲得他自己行為所引起的所有成本或收益。在社會層次上看，所謂外部性，是指這樣一種情境，即因為成本和收益不能在個人或組織間恰當地分配，以至人們寧肯放棄他們本來應該獲得的利益（盛洪，1996）。
導致外部性有很多原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產權制度。比如，在一條河邊上的造紙廠的產權有明確的歸屬，但這條河沒有明確的歸屬；或者有名義上的歸屬，如歸集體或國家，但產權的行使效率較低。當造紙廠將污水排入這條后，河里的魚就無法生存。由于沒有人擁有這條河（或不關心這條河），所以沒有人因為魚的損失而向造紙廠索賠。因此，造紙廠將不承擔污染河導致的經濟成本（這里暫時不考慮環境成本）。但河里沒有了魚，實實在在地就是社會的損失。因此，造紙廠的“個人成本”低于“社會成本”。它的成本曲線比真實成本向右下角移動了（如圖1所示）。這導致造紙廠的均衡價格低于“真實價格”，而產量卻高于“真實產量”。在極端情況下，從社會角度看，建立這個造紙廠也許是得不嘗失。因為它給社會帶來的“福利增量”（即比按真實成本生產多獲得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大約是BEE’C所包括的面積），幾乎就是它給社會帶來的損失（也大約等于BEE’C所包括的面積，即因污染而無法生存的魚的市場價值）；況且由于成本低估導致資源過多地進入造紙業，使得社會失去了將這些資源配置到其它更有效的用途時所獲得的利益。
一條河沒有明確的歸屬，可能是由于制度的或觀念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技術上的原因。在我國，前一種原因還是大量存在。因為我們剛剛從計劃經濟中走出來，國有企業的民營化還剛剛開始，人們還不習慣將一條河想象為私人所有。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河不是在鄉村中的小河，可以在技術上由某些個人所有，而是很大的河，如長江，有上游、中游、下游，擁有一整條河在技術上是不可能的，分段擁有又不能互相不受影響。很大的湖，如太湖，滇池，等等，更進一步，海洋，以至說到極端，整個大氣層，整個地球，就更不可能由私人擁有了。因此環境的不可分性，是外部性、從而是市場價格體系失靈的重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人們知道破壞環境的現時成本，也還是無法擺脫外部性問題。因為對環境的損害，從時間上看，往往不是均衡的。在相當長時間內，環境被損害的程度的增長是緩慢的，但當超過一定的閥值后，損害程度就會迅速增長，但這時再補救已為時晚矣。所謂為時晚矣，是指對環境和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有時具有不可逆性，或至少具有不對稱性。不可逆，即是指不可恢復；如某種物種一旦滅絕，就不復存在；或一旦臭氧層的漏洞大過一程度，就永遠無法修復。不對稱，即是指很難恢復；如一旦將森林砍伐殆盡，雖然可以重新種植，卻要經歷很長時間、付出很大代價；又如由于過度捕撈，我國沿海的黃魚曾一度絕跡，經過很多年以后才重新恢復過來。但是由于在達到臨界點之前，人們不會將即將到來的供給的突然減少計算到與他人的討價還價中，因而在市場中，沒有一種價格信息會提醒人們節約使用該種資源。這是信息在時間上的不均勻導致的外部性問題。而這種時間上不均勻的信息，又會因為人們在空間上的分散，更不容易在災難發生前知道。人們一般不會把以后的成本算在目前的賬上，但一旦按以前的成本進行交易，就必然會將對環境或可再生資源的破壞推過閥值。
再退一步，即使所有的人都真切地知道他們的行為將給環境帶來的損害程度，也仍然無法阻止外部性問題的發生。這主要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利益并不一致。這里講的人既可以是生活在同一時期的，又可以是不同時期的人。在同一時期的人中，任何個人或集團若要考慮環境或資源問題而自覺地約束自己，將環境成本或資源成本加到自己的生產成本中去，他或它將會在與同行的競爭中敗北。因為那些沒有考慮環境和資源的企業將會由于成本較低而具有競爭優勢。人們不得不破壞環境，不得不加快耗竭不可再生資源，不得不毀滅自然物種。即使在一些國家內部制定了保護環境與資源的法律，由于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國與國之間的行為很類似于上述的行為。美國人不會因為石油將要耗竭而減少對石油的消費，因為他們知道，即使他們節約了石油，也許只是給中國人多使石油創造了條件。在另一方面，國與國之間還可以通過貿易和投資將一些局部性的污染和環境破壞“出口”到它國。由于有些窮國有較低的環境標準，一些富國通過進口或投資，使窮國生產更多的污染嚴重和消耗資源較多的產品，同時享受較便宜的（沒有計算環境和資源成本的）產品。在不同代的人之間，由于環境的破壞和資源的耗竭一般需要較長的、跨越世代的時間，又由于后代人既不能與當代人談判，也不能抗議他們的所為，當代人就有可能將環境和資源的成本轉嫁給后代人。而市場價格，以及代表對時間看法的市場利率，恰恰是由當代人對未來的看法形成的。就生物資源（如樹木）而言，當代的價格低于保證樹木生長的長期均衡價格，而市場利率則高于樹木的自然生長率。這必然導致即使是私人所有者也會砍伐樹木的結果。
因此，可持續發展問題，即保護環境、生物多樣性、和合理使用生物資源與不可再生資源的問題，就可以歸結為外部性問題。而一旦存在著外部性問題，市場價格體系就會失靈。在這種囚徒困境中，政府管制和政策也許是眾多可能的選擇之一。
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原則
既然可持續發展問題涉及到外部性問題，而外部性就意味著市場制度的失靈，政府作為一種天生克服外部性問題的制度安排，就可以作為一種解決方案。
關于政府的起源，有很多說法。一種說法是，當社會中有關產權的保護和承認的制度不能通過個人之間的談判建立起來時，政府就作為一種有暴力后盾的第三方加入進來，從而克服了在產權制度形成方面的囚徒困境。如果這個社會中只有兩個人，他們可能通過長期的互動形成對對方產權的尊重，但如果這個社會的人很多，如有N個人，要達到他們彼此都互相尊重產權，就相當困難了。一旦有一個人不愿就尊重別人的產權作出承諾，甚至任意侵犯別人的利益，這整個社會的產權制度就建立不起來。在這時，政府的強制性的對產權的保護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我們在上一節討論時說到，外部性與產權制度的不完善相關，因而解決外部性問題的方法，首先應該是政府對產權制度的改進。在人類歷史中，產權制度也是不斷進步的，從而不斷地在解決外部性問題。例如，對知識產權的確認和保護是在很晚的時候才實現的。當知識產權確立以后，有關知識生產的外部性得到克服，從而促進了技術的進步。在今天我們討論克服破壞環境和耗竭資源的問題時，首先也應該依賴于對產權制度的改進。尤其是在我國這樣的社會里，我們剛剛告別計劃經濟，產權制度還很不成熟，所以還有通過改進產權制度解決環境問題的大量空間。例如，在一些鄉村中的較小的河流的污染問題。在一般情況下，由于河流沒有明確的歸屬，或者名義上歸集體所有，但“集體”沒有有效行使產權的機制，河流被岸邊的造紙廠污染了。在這時，如果將河流的所有權個人化，或者將河流在一定時間內的收益權拍賣給個人，就會給這條河帶來一個人。擁有這條河的產權的個人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與排污的造紙廠談判或抗爭，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借助于政府的力量來阻止污染的排放。在我國，已經有一些地方這樣做了。
從某種程度上講，將森林樹木的產權個人化，也會改進我國森林資源的保護狀態。因為一旦樹木的產權由個人或組織擁有，產權擁有者就會按照利益最大化的思路去安排樹木的砍伐和種值。當樹木的自然生長率高于市場利率時，擁有者就會根據樹木的市場現貨價格與凈現值之比，有計劃地砍伐樹木。在這時，木材的生產成本必然高于當樹木沒有明確歸屬時的成本，從而會部分解決砍伐森林的問題。
當然應該看到，產權制度的改進也是有邊界的。在今天的技術條件下，還無法將大環境分割開來、并且個人化。所以產權制度的改進還無法將環境成本納入到個人成本中去。例如上述的森林產權個人化，雖然將砍伐生物資源的機會成本算入了個人成本，卻還是沒有考慮環境成本。所以由個人擁有森林，個人成本仍然會低于社會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對森林的砍伐就會超過考慮環境成本時的均衡水平。這就需要政府的政策來補救。這個政策就是征稅。即對砍伐的樹木征收稅賦，而對活木的買賣不征收稅賦。其結果是，出售一定體積的活木比同等體積的木材要能獲得更多的收益。這是因為，對木材價格的需求具有彈性，當砍伐稅加到木材交易中去的時候，價格會上升，需求者會因價格上升而減少其需求，這等同于木材產權擁有者支付一部分砍伐稅。而進行活木交易則無需交納砍伐稅，從而價格會比木材交易為低。由于沒有砍伐稅，賣者可以獲得較出售木材為高的收益，而買者則可以買到較木材便宜的活木。這就鼓勵較多地進行活木的交易，而較少地進行木材的交易。當出售木材比出售活木收入更少時，砍伐樹木所獲得的市場現值就會較低，用價格計算的樹木的自然生長率就會較高，就更有可能高于市場利率。當活木生長的預期收益率超過市場利率時，樹木擁有者就更不愿意砍伐樹木了。由于可以出售活木，森林擁有者就有一個變現的市場，也不會因為急于變現而砍伐森林。
說明：當政府不征木材砍伐稅時，森林所有者的成本曲線為S,木材的均衡價格為P0，均衡砍伐量為Q0；而征砍伐稅后，相當于成本曲線則為S’均衡價格上升為P1，而均衡砍伐量則減少到Q1；其中消費者承擔的砍伐稅為面積>1E’E’’P0，森林所有者承擔的砍伐稅則為面積P0E’’HG,如A圖所示。對于活木交易，政府不征任何稅賦，但考慮到購買者未來仍以獲取木材為主要目的，因此未來仍要交納砍伐稅，所以需求曲線移至D’；而出售者已經免去此次交易的稅賦，則均衡價格應為P2，而均衡交易量則為Q2；顯然比木材的均衡交易量為多。
只要政府對環境的價值有一個恰當的估價，征收環境稅的辦法就可以部分地避免信息在時間上分布的不均勻問題。無論是砍伐還是捕撈，都不會出現過度問題。這個恰當的估價，就是要通過相應的征稅，使價格上升到使資源供給或環境水平保持在長期均衡的水平上。所謂長期均衡，是指資源存量不會減少，并且生長的速度與消耗的速度基本一致；也是指環境水平不會降低，對環境的損耗的速度與環境的自我修復的速度基本一致。這需要對生物資源和環境的長期成本，尤其對環境破壞的臨界點有一個有遠見的估計。
上面的討論同時意味著，若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存在著一個政府，因為只有政府才能收稅，也才能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交易雙方。然而，當我們涉及全球問題時，這一條件不存在了。因為沒有一個世界政府。世界上有二百多個國家，類似于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之間不是不能就環境問題達成一致，但談判成本會很高。在談判者較少時，如只有兩個國家談判，涉及兩個國家的局部環境時，談判容易成功；但如果世界所有國家都參加談判，討論有關全球環境問題時，就很難達成一致意見。在這時，就要依賴于一種起作用的世界政治結構。在其中，“大國”就要發揮作用。一方面，“大國”有保護全球環境的動機，因為它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較高，它的利益更接近于全球利益；另一方面，“大國”有維持達成的環境秩序的實力。看來，中國應該算得上是一個“大國”了。她既可以在雙邊談判中抑制以鄰為壑的行為，更應該在全球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努力中扮演積極的角色。
從投票制度今天的效率來看，我們恐怕不能指望，可以通過一個所有國家都同意的涉及全球問題的方案，如減少排放二氧化碳的方案。如果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哲學行事，也許人類永遠不可能解決全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人的基本行為規則和文化取向就有著重要的意義。例如，如果人們更為關注后代的幸福，重視人類作為一個物種、以及其它物種作為人類的共生物的延續，人們就會提高對未來的評價，從而降低市場利率。因為市場的自然利率是由人們對未來的判斷形成的。當市場利率降低后，生物資源、環境資源的自然生長率和自然修復率就會相對較高，就會引導人們減少對這些資源的耗用。更一般地，如果人類社會都能夠接受“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即使沒有一個全球政府，也會在全球問題上采取互相合作、而不是以鄰為壑的行為，從而為最終解決全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奠定基礎。
三、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手段
盡管政府是以強制性為特征的，但不意味著政府只是強制地改變人們的行為，來達到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目的。政府政策的目的，是通過政府的行為改變幾個經濟變量，從而改變經濟當事人的成本收益計算，最后使他們自動地做出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事情來。強制只是政府的最后手段，而不是全部手段。如果社會的大多數成員都與政府對著干，鉆政策的空子，政府政策就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如果政府隨時隨刻都要提防別人，政府政策的成本就會太高，以至不可能有足夠的財政資源來支持政策。因此，選擇正確的政策手段，使政策“惠而不費”，是實現政策目標的重要環節。
在前面的討論中，我們提到要通過改進產權制度，來達到可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目的。在我國的具體情境中，產權制度的改進需要許多政策上的藝術。例如，在我國現在的政治條件下，將一條河“私有化”顯然是較難被接受的。因此，所謂產權制度的改革，還要在現有產權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比如遵循我國農業的土地承包制度，將小河在一個時期的使用權承包給個人或組織，都可以起到“改進產權制度”的作用。因為正如許多文獻已經指出的那樣，產權是可以分割的。使用權也是一種產權。只要擁有這種產權的時間足夠長，就會激勵人們去捍衛自己的利益，從而能夠去與（比如）造紙廠去談判或抗衡。利用一些人去與另一些人抗衡，最后達到保護環境的均衡，就會不成比例地放大政府政策的作用，以較小的政策投入獲得較大的結果。
類似的設想，就是成立一個“擁有”局部環境的公司。例如，成立一個“太湖環境公司”。當然，這是一家由政府特許的公司。它可以在最初由政府出一部分資金牽頭建立，以后也可以通過股權轉讓，改變資本結構，甚至（不一定非得）成為一家私人企業，更好的形式應該是變為一家上市公司，受到公眾和傳媒的關注。這家公司的業務，就是太湖可能產生的利益。粗略想來，應該包括在太湖中捕魚撈蝦、養殖水產，水上旅游，以及沿岸的旅游、渡假和一些房地產。它的最大利益，就是保證太湖的生態平衡和環境優美，合理地利用生物資源。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它就會主動地與太湖邊上的那些排放污水的廠家去交涉，責令它們停止排污。在爭執不下時，就可以借助于政府以及傳媒的力量。這樣，太湖就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它會日夜監視岸邊的動靜，而不會象現在那樣，中央政府的檢查組一走，工廠照樣排污。它的存在，將使政府實現政策的成本大大降低。實際上，這家公司是在經營環境。它可以根本不去捕魚或蓋房，它只需要第一改善環境，第二控制對生物資源的捕撈量。它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為改善環境而與排污者做斗爭，一方面是根據長期均衡價格計算的最佳捕撈量，拍賣在太湖的捕魚的特許權，出售或出租水面或沿岸地面。只要太湖的環境變好，水質改善，太湖的環境價值就會變為商業價值。這樣，利用人們的逐利動機，通過政府政策的作用，就可以使人們努力地去改善環境，而無需政府再與排污企業進行“貓捉老鼠”的游戲。
上面通過改進產權制度以達到治理污染的目的，其實質是將外部性內部化，將公共物品“改變為”私人物品。實際上，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的重要區別，即可否排他地占有或消費，可以轉換為是否可以單個地向消費者收費。有些看來不可排他地消費的物品，經過巧妙地設計，可以單個地、或近乎單個地向消費者收費，從而“變為”私人物品。例如看電視。播放電視節目的電磁波在空中傳播，任何人有一臺電視接收機都可以看電視，電視臺很難辨別是誰、在什么地方接收了電視節目，以及接收了多少；即電視節目似乎是無法排他地占有和消費的物品。然而，當電視臺將一部分播放電視節目的時間賣給一些廠家，這些廠家利用這些時間播放廣告，當消費者在看電視節目時就不可避免地要看到廣告，而看廣告一方面要占用消費者的時間，另一方面又能起到促銷商品的作用，就等同于消費者為看電視付了費。他付費的多少，一般與他看電視的時間長短、以及電視節目的優劣成正比。類似的例子還很多。例如，科斯教授曾經提到過，原來人們普遍認為燈塔是公共物品，但他后來發現，在英國早期，燈塔多是私人擁有的。原來人們解決了燈塔收費問題，即在船只經過燈塔后到達的港口收費。因為經過特定燈塔的船只一定是要抵達附近特定的港口的（科斯，1994，第215-239<頁）。這樣的想法顯然是可以用到為治理污染的收費上。一個例子是有關處理污水的收費。污水是由下水道匯集到一起排出的，如果分辨出每戶居民排了多少污水是很困難的。并且由于污水被視為被消費過的物品，人們不會將重新凈化的污水買回來，所以為處理污水收費似乎并不可能。但現在在許多國家中，這一問題已經解決。具體的辦法是，將處理污水的費用加到自來水的收費中。因為一個家庭如果用了多少自來水，就必定制造了多少污水；并且由于人們總是要使用自來水的，所以他們不能回避交納費用。
實際上，無論是改進產權制度，還是發現收費方式，都是通過改變人們的成本和收益改變了人們的行為，從而達到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目標。當上述辦法都無法解決問題時，最后就要用政府的看家本領，即征稅了。實際上，征稅的核心思想，也是要通過改變成本和收益，改變人們的行為，使之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努力。例如，對于利用我國很稀缺的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可以調低或者免除進口同類產品的關稅，使進口產品的價格降低，從而壓低國內廠家的收益，迫使它們收縮規模以至停產。當然，進口國應該是該種資源豐裕的國家。這種政策，相當于將過剩的自然資源輸出到資源貧瘠的國家。具體的例子，比如造紙業。當然，征稅要注意不同物品的價格彈性。當某種資源彈性過小時，征稅所導致的價格上漲不會引起消費量的顯著下降，同時消耗資源的企業也不會減少收入，因為由于價格彈性很小，稅收負擔幾乎全部轉嫁給了消費者。因此，采用征稅的方法，要選擇在那些價格彈性較大的產品或資源物品領域使用。
另一個經常使用的操作手段，就是數量控制。這包括對獲取資源的數量（如砍伐樹木或捕撈魚蝦）直接控制，也包括對進入某一行業的企業數量的限制。如果能夠測算出來保證生物資源持續生長的最佳捕撈量或最佳砍伐量，按照這個數量進行拍賣，可以使價格從短期均衡價格上升為長期均衡價格，從而改變供給者與消費者的行為。如果企業的生產能力是基本不變和穩定的，也可以采取拍賣經營特許權的方式，控制進入的企業數量。這樣可以直接避免具有擁擠性質的問題。
總之，只有不僅有政策目標和政策原則，而且有成本較低、切實可行的政策手段時，才能實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的任務。在這方面，不斷地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將是走向可持續發展新世紀的重要一環。
1分類控制美國政府對環境問題的治理
采取聯邦與地方政府分類執法的方式，美國環境執法主要由三個部門負責:國家環保局、內政部和農業部。國家環保局主要負責控制污染事件的發生，內政部主要負責聯邦自然資源的管理和保護，農業部主要負責農產品、畜牧產品的計劃、生產、銷售、出口等，負責美化環境、保護環境、農業教育等。美國的環境執法原則上由各州來執行，一方面各州在聯邦環保局的同意下制定自己的實施計劃，但實施標準不能低于聯邦規定的標準。另一方面，如果各州在執法過程中超過了聯邦的標準，聯邦環保局又會以自己的名義取代該州進行環境執法的地位，從而來確保全國各州的環境執法在一定程度上的統一。美國聯邦政府對環境污染按資源進行分類管理，制定單行法律法規，主要有《土壤侵蝕法》、《水質法》、《清潔空氣法》、《聯邦殺蟲劑、殺菌劑和滅鼠劑法案》等法案，對不同的資源要素制定單獨的法律，這樣不僅便于有效地立法和高效地執法，同時，也為綜合治理農業環境問題奠定了法律基礎。
2聯邦法律和地方立法相結合
在立法層面上，聯邦和州憲法對不同層級的不同職責進行了明確的劃分，以確保不同部門執法的合理高效。美國農業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健全的法律法規以及強硬的司法力度。例如，1987年美國國會頒布并實施的《水質法》，要求各州對管轄區域內的面源污染進行統一識別，區別不同類型的污染源，要求各洲政府通過合作來預防、阻止以及減輕污染的發生，鼓勵政府間制定可行的統一的有關預防、阻止以及減輕水污染的法規，并鼓勵各洲政府間簽訂預防和阻止水污染事件發生的合同，國會對此類協議規定只要不與聯邦法律法規發生沖突便給予贊成通過。同時，美國聯邦政府還與州以及地方機構合作開展研究、調查、設計以及搜集信息等，來預防、阻止和減輕水污染。聯邦政府授權環保署對各州、自治區、州市、各洲間為預防、阻止和減輕水污染的機構提供資金援助的措施來削減面源污染。
3法律制度健全
從農業生態環境保護的立法工作來看，迄今為止美國制定的農業資源法律政策已有11部，涉及土壤污染、土壤侵蝕、水土流失等方面，在農業投入品(農藥管理)方面制定的法律政策有6部，地方州、縣還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適合本地區發展的法律政策。
二我國農業環境所面臨的問題
1土壤污染
我國土壤污染種類繁多，主要是不合理地施用農藥、化肥以及農膜，還有酸雨等大氣類型的污染。土壤污染具有持續性、隱蔽性以及滯后性，所以我國每年因土壤污染而造成的農田減產甚至絕收，是造成糧食危機以及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我國污水灌溉農田面積約330多萬公頃，占全國總灌溉農田面積的7．3%;每年農藥、化肥使用量均超過2．3kg/公頃;每年農地用膜年產量50萬噸，大約20%殘留在土壤中，殘留的地膜會造成新一輪的污染;據2010年環境質量狀況報告顯示，全國酸雨面積約120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面積的12．6%。
2水體污染
水污染是各國共同面臨的一項重大難題，根據聯合國2008年數據，我國擁有全世界21%的人口，但只占水資源總量的6%，人均水資源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四分之一左右，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隨著污染范圍不斷擴大，程度不斷加深，其質量對人類的影響已經遠超數量。據水利部2011年水資源公報顯示，我國北方六區2011年水資源總量為4918億立方米，占全國水資源總量的21．1%，但總用水量卻占全國的45．3%。全國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污染嚴重，城市附近的河流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能達到2、3類水質的北方河流約有20%、南方約30%。另據近期對全國130個湖泊調查結果分析表明，目前處于富營養狀態下的湖泊有51個，占調查總數的39%，占調查面積的33．8%。
3農藥化肥使用不合理
我國總體上對農藥化肥控制力度比發達國家低，不僅表現在法律制度的制定上，也體現在對農藥化肥的使用上。我國每年因農藥化肥不合理使用出現大量農藥中毒事件，據26個省市1992～1996年5年間的不完全統計，共報告247340例農藥中毒，致死24612人，年均病死率為9．95%。另外，據農業部對6個省26個基地縣抽樣調查，糧食中農藥檢出率為60．1%，殘留超標率達1．12%。一些大城市郊區蔬菜農藥檢出率超過50%以上。這不但影響我國農業自身健康發展，還導致我國在農產品出口方面遭受其他國家的歧視。
三美國農業環保制度
對我國農業環境問題的啟示美國農業環境得到改善主要得益于美國聯邦以及州政府根據農業發展趨勢，及時制定適合國家發展需要的農業環境保護法案。制度是根本，高效的執行是保障，美國農業之所以走在世界尖端之列，與其制度建設密切相關。雖然我國與美國體制不同，但針對相同的農業環境問題所需解決辦法卻如出一轍。美國在治理農業環境問題方面所制定的法律政策具有其先進性，值得中國借鑒。法律的制定、政策的維護、意識的培養、科研的貢獻、資金的投入是環境保護工作順利有效進行的重要保障。
1建立土壤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建立政府企業環境問責雙軌制在黨的十號召對官員進行綠色GDP考核以及防止造成土壤污染和生態系統破壞的背景之下，建立土壤環境影響評價十分必要。土壤環境影響評價，即在工礦企業選址建廠之前要做出土壤污染分析報告，由環保部門根據報告分析是否有必要進行專門的污染測試，對于可能造成的環境損害，包括土壤、大氣、水、動植物，以及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等，進行多方位的檢驗與評估，這應當作為企業選址建廠中的必要環節。只有那些對土壤或生態環境沒有或基本沒有負面影響的企業，才能建立在市區或郊區。如果對土壤影響較大但又必須建址在市郊附近，且預防措施和治理措施到位，可以允許其建廠。對于污染嚴重的工礦企業，禁止其在良田、水源地、居民生活區等地建廠。實施土壤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可以有效地預防土壤污染的發生，高效地節約治理成本。目前，我國土壤污染責任仍以“誰污染，誰治理”為原則，因此建立政府企業環境問責雙軌制對預防“點源控制”非常有必要。土壤污染的一個主要來源就是工業三廢，其對土壤造成間接或直接的污染。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針對企業污染的設計主要是采取個別控制，以污染物“點源控制”為主，而非個別污染大家治理。在責任承擔上，現行企業績效考核中不包括土壤污染所導致的生態價值受損，這足以表明企業已將污染所導致的負外部性外部化，即自身收益外部受損，這對其他企業以及生態環境有失公平。黨的十提出要把資源、環境、生態納入到政府績效評價體系中，建立以綠色GDP為導向的政績考核體系，因此在有污染的企業選址建廠時，應先向當地政府提交環境影響評價報告書或報告表，說明其針對土壤環境評價保護措施的設計，以及相關環境科學技術的發展。另外，政府方面針對政府官員實行環境與經濟綜合考核的辦法，即政府在接納企業在本地區建廠時，未來就要承擔各項環境標準抑或某單項環境標準的考核，并根據企業排污狀況，確定獎勵排污少未對環境造成危害，且與高污染的企業一同承擔污染環境的責任，做到經濟建設收益與環境保護同負擔，以便早日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同步發展。
2采用綜合環境制度解決水污染問題
嚴格實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與公眾參與監督水源區的水質量相結合的制度。國務院為了加強水污染防治工作，規定所有的工業污染源都要達標排放污染物，對于新建的企業要實行三同時制度。工礦企業根據排放污染物的性質決定從嚴控制還是放寬政策，對于排放有毒、有害、不可降解以及含有重金屬的污染物嚴格控制，排放污染物的總量標準根據各地政府制定的標準嚴格執行，如果有過量排放的，政府應對其嚴格執行行政處罰;對于毒性較小、可降解的污染物放寬政策。對于建在離水源區較近的工礦企業，民眾要積極監督其排放的物質是否對水源地造成危害，如果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政府應對其采取限期治理或遷出水源地區域的措施，責令其另行選址建廠，并設立水源地保護區，嚴格限制有污染的企業在水域區附近建廠。在工業生產中，針對廢水的處理，政府要加強管控，定期檢查廢水處理設施的運轉以及排放區域，防止其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河流以及水源地污染。最后，鼓勵群眾積極參與監督工礦企業排放工業三廢的行動中來，排污即舉報，不僅加強政府對排污行為的管控，更應當增強民眾參與環保事業的責任感。
3完善我國《農藥管理條例》農藥對土壤以及環境的危害
(一)煤炭資源回采率和利用率較低，資源損失浪費嚴重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在1990年－2010年的20年期間，僅僅煤炭資源的浪費數量就高達250億噸。我國煤炭開采方式落后是導致資源的回收率低的主要原因，并且極其容易產生安全隱患。另外，我國小型煤礦在生產技術方面也十分落后，并以大幅度消耗煤炭資源、降低礦山服務年限作為代價，使煤炭資源陷入大量浪費的境地。
(二)煤炭資源超負荷開采現象加劇
近年來，我國煤炭在價格方面存在著一定的漲幅，不少煤炭企業在以效益最大化為目的的情況下，對部分地區的煤炭資源進行超負荷開采，驗證違反了相關規定，與合理開采煤炭理論相差甚遠，而且無序開采現象極其嚴重，煤礦的安全生產日益陷入危機當中，不斷發生安全事故。若持續使用這種超負荷的開采模式對煤炭資源進行開發，必將會導致我國煤炭資源用盡，對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三)煤炭資源開采及規劃不合理
我國部分煤炭豐富地區考慮到市場經濟和地方發展，持續投資開辦煤礦開采企業，近幾年煤礦開發項目不僅數量多，且規模較大大，雖然起到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但煤炭資源消耗速度極快，且沒有按照相關回收標準對煤炭資源進行回收，導致煤炭資源問題日益凸顯。根據統計數據顯示，雖然我國計劃在2015年實現25個億噸的煤炭產量，但各個省市規劃總產量之和為38個億噸，大大超出了我國的計劃數量。
(四)煤炭開發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突出
現階段，我國一些煤炭企業在開發煤炭資源時仍然使用“資源－產品－廢品”的單向線性方式，這種煤炭開發方式造成煤炭資源的嚴重浪費，導致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煤炭資源的粗獷開采引起礦區環境承受力降低，導致周圍地面出現塌陷、滑坡等現象，采空區水量減少，使當地居民飲水問題陷入困境。除此之外，煤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和廢水通常都是直接排放于大氣和地下水道，使空氣和水體受到嚴重污染。
(五)煤炭行業監管機構及相關法規不完善
煤炭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變更頻繁，管理層人員不斷減少，對于行業的管理更顯弱勢。我國用來約束煤炭行業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仍處于不完善水平，還有較大的補充空間，煤炭資源開發及生產過程中審批不嚴謹、審核不充分等問題也不斷出現，法律對于煤炭資源保護力度還有待提高。
二、煤炭開發過程中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對策和建議
(一)設立環境評價績效指標，對煤炭資源進行有序開發
應綜合考慮短期利益與長期目標，對煤炭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有序開發，使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環境保護相互協調，摒棄傳統觀念，例如“先破壞后治理”，對煤炭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分及管理，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對應的環境評價績效指標，嚴格按照“誰污染，誰治理”的方針進行管理，不斷提高煤炭企業對環境及污染等問題的關心程度。與此同時，還應強化煤炭行業的科學管理機制，減少煤炭生產、流轉、消費等過程中造成損失及浪費。
(二)補充并健全煤炭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法規
在環境問題爆發的初期階段，國家頒布及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等相應的法律法規，用來約束資源開發等行為，加大對環境的保護力度，使自然資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并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通過最近幾年對法律法規的實踐發現，這些法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煤炭開發工作，但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國家宏觀調控及自然資源整合等政策在某些地區難以展開，進一步補充并健全國家相關政策及法律法規顯得更加重要了。為了能使煤炭開發過程中造成的資源浪費及環境污染問題得到一定的遏制，將生態損失降至最低，應堅持預防為主、治理為輔的理念，制定用來制約礦區生態環境破壞的法律規定并嚴格實施，在前期，煤炭開發項目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流程，在后期，必須對其實施環境影響評價。
(三)土地資源、水資源及大氣污染的治理
以“誰破壞，誰復墾”這一原則為主要核心內容，煤炭企業應主動肩負起土地復墾的任務。政府在加重對環境污染行為懲罰力度的同時，也不斷投入資金，用來提高煤炭開發企業及社會人員的積極性，共同攜手做好土地及環境的保護工作。對于煤炭資源開發所導致的塌陷、下沉等現象加大治理工作。坍塌區域通過生物科技及工業技術的，盡量將土地治理后恢復原貌的土地退還給農民，供其進行農作。堅持以廢治廢原則，通過廢物利用來降低煤矸石的堆積量，將被破壞的土地資源恢復原貌，之后不僅可以退還農民進行農作，也可以于商業建筑。圍繞煤礦資源的特點，將礦區內水資源的排放和供給進行結合，實施水害控制優化等措施。對于煤炭開采過程中提取的礦井水、洗煤水和矸石淋溶水等，必須在過濾及篩選的情況下才能考慮使用。除此之外，還應投入資金建設污水處理廠，對于各煤炭企業排出的污水進行集中式處理。如果排放的廢水中含義重金屬物質或有毒有害物質，必須先將其轉化為難溶重金屬化合物，再通過污水凈化處理后方可向外排放。除此之外，還應在煤礦開發區域內大面積開展綠化活動，通過植樹造林的方式來降低水土流失。
(四)發揮先進科學技術
在煤炭開采中的作用發揮先進科學技術在煤炭開采過程中的作用，為煤炭潔凈開采技術的研究提供更多平臺，通過這些先進的技術方式來降低生產過程中廢料的產生，使煤炭資源的綜合利用率得到有效提高，并使煤炭開采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降低，使煤炭資源在發揮能源作用的同時被充分利用。
三、結語
關鍵詞：環境保護；執法狀況；法律法規
中圖分類號：D92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50501209
近幾年來，環境保護問題一直是我國所面臨的重點問題，為此我國特立《環境保護法》來對我國的相關環境問題進行相應的管理依據與約束手段。然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在我國的環境保護執法中一直沒有產生足夠的力量。從而使得我國的環境問題非但沒有徹底解決，反而與所制定的質量目標的差距越來越大。
1 環境保護執法狀況中的問題
在環境執法中，作為對于法律法規的建立與遵守的根本基礎的執法過程，如果不能夠針對各種違法行為給出明確的、不可更改的法律后果，不能夠有效的控制影響和危害國家環境與公眾健康的行為的產生與蔓延，不能夠從根本上對破壞者進行遏制與教育，那么，這場名義上是以保護國家環境為目的的環境保護執法是難以成功的，也就會大大降低違法者對于法律的正確認識與遵守，大大的降低了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公正性與紀律性。在傳統的環境保護執法手段中，由于法律不完善，執法手段有限，越來越多的企業與個人正逐步的認為，我國的環境保護執法程序是在通過對于各個不合乎國家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行為。因此，我們需要反思傳統的環境保護執法手段的效果，并研究找出傳統的環境保護執法手段中所存在的弊端，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及時的改正與完善。
2 環境保護執法狀況的解決對策
2.1 完善法律法規，重理各個立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環境保護執法狀況一直不能夠有效的對環境產生保護效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國的《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不夠完善，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漏洞，讓違法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機。因此，改善我國環境保護執法狀況的前提條件就是高度完善我國環境的相關法律法規，擴展法律法規的覆蓋面，力求法規內容全面、制度合理適當，對我國法律法規中不適當、不合理的部分進行謹慎、果斷的修改，建立健全我國的環境監督法律體系，對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法規、條例的行為進行強力的遏制。與此同時，我國相關工作人員應該將我國的各項有聯系的法律法規賦予合理、明確、以及直接的關系。另外，在法律法規中亦應當新加入一些在日后的執行過程中可以操作的法規、條例，使得我國的環境相關法律法規更加靈活、更加完善。
2.2 健全體制機制，建立科學的環保管理體系
目前，面對我國嚴峻的環境形勢，推進環境管理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可以試行把地方環保部門歸國家或省級垂直管理，強化環境監管力度，必將有力地加強環保法律法規的落實，同時也能很好的避免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和“地方保護”現象的產生。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發展，繼續沿用舊體制下的管理和執法模式，已明顯不能適合當今形勢發展的需要，積極探索環保執法新思路，完善環保執法機制已成為當務之急。因此，要有力提高環境監管水平，我們應積極探索和推行各項監督管理機制。
2.3 加強能力建設，全面提高環境執法水平
基層環境保護的執法工作考察的不是單個人的工作能力，而是需要執法隊伍的綜合能力表現。基層工作的特點是復雜度高、工作范圍廣等，加強能力建設和隊伍建設尤為重要。強化環保部門的執法權力，提高環保執法威性。新《環保法》將賦予環保部門查封、凍結、扣押等必要的強制執行權力，使環保執法真正地硬起來，可以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在環境監察隊伍的基礎上，建立剛性的環境警察制度，提高環保執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同時更加要改變執法技術裝備落后的局面，應多方籌措資金加強基層執法裝備。但目前許多地方尤其是縣級環保部門的技術物質裝備還較落后，執法的設施還不健全，缺乏必備的技術手段，難以適應形勢要求。
2.4 培養優秀人才，提高環保人員的綜合素質
要努力打造一支能吃苦、懂政策、會辦事的環保執法隊伍，是新形勢下做好環保工作的前提。各級環保部門抓住環保執法人員進入口，實行“凡進”必考制度，充實到環保執法隊伍中去。同時，各級環保部門應加強環境執法人員的培訓，積極提高環境執法人員的整體素質，培養政治素質過硬，作風正派，業務素質好的環保執法隊伍。除了進行相關的素質培訓以外，執法人員負責人的工作態度、以及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也是改善我國環境保護執法狀況的重要因素。因此，為改善我國的環境保護執法狀況，加強執法人員的素質培訓與相關管理迫在眉睫。
綜上所述，我國的環境保護執法狀況不容樂觀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國在環境方面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不是十分健全，存在著很多漏洞。因此，在這些方面，我們應該采取一定的措施，加強各相關部門之間的配合，為解決我國環境保護執法狀況中存在的問題而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國際互聯網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傳統的獲得與使用信息的方式。知識產權法在網絡環境下正經歷必要的調整，而版權制度對網絡下的“復制權”重新定義，提出了挑戰。只有承認“數字化”作品不產生新作品和暫時復制已構成復制，才能更好地保護版權人的利益。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都是隨著傳播技術發展起來的，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品的傳播方式也應與數字化相融合。因此，在實踐中盡快地以立法確認版權保護中的網絡傳播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是版權發展的必然結果。傳統的對版權的法律保護手段已不能保護其在虛擬空間的對其作品所擁有的獨占性權利，版權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識產權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在現有的尚不完善的網絡技術基礎上，版權的司法實踐的保護，是我們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對知識產權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以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
關鍵詞：互聯網（網絡）、網絡復制權、數字化、暫時復制、網絡傳播權、版權。
互聯網從技術上說，是相互連接的IP網絡系統，是成千上萬計算機網絡通過TCP/IP網絡工作協議即時連接而成。它是全球計算機信息和通訊資源的綜合體，是一個無中心的全球信息媒體。它所組成的網絡空間將全球各個方面聯系在一起，可以遠程登錄、共享數字化文件、網上討論、電子出版、查詢信息、發送電子郵件。它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也對人類現有的法律制度構成了挑戰。
由于網絡上傳播的大量信息是知識產權所保護的客體，所以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受到網絡的巨大沖擊。因此，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正在網絡環境下經歷必要的調整，在版權方面表現的更為明顯。而版權保護制度一直隨著傳播技術和傳播方式的發展而發展。同樣，在“網絡時代”如果版權人無法控制網絡這種日益主要的傳播方式，就等于在版權保護制度上為網絡傳播開了一道“后門”，版權人的利益將從這樣一道“后門”源源不斷地流失。因此，將版權保護延伸到網絡空間已經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本文就從版權方面來著重論述網絡對現有知識產權法的影響。
一、網絡與作品的復制權
在版權中復制權是較為重要的權利。它是使用獲得報酬的一項權利，在版權人財產權中屬于核心地位。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52條的規定，“復制權”指以印刷、復印、臨摹拓印、錄音、錄像、翻錄、翻拍等方式將作品制作一份或多份的行為。由此看來，傳統的傳播方式“復制”都需要借助有形載體。但數字化網絡作品無須任何有形的載體就可以被復制為“0”和“1”的信息流，雖然這種信息流必須借助媒介加以表達，但這種信息流卻實實在在地記錄了原作品。就此一些國內法學家認為我國復制權的范圍較為狹窄，應重新劃定復制權的定義。在重新定義復制權時，法學家們建議有三個問題必須加以澄清，即數字化問題、暫時復制的問題以及權利限制的問題。就以上三個問題我將分別加以論述。
1、數字化問題
“數字化”即受保護作品以數字化的信息流在電子媒介上存儲使用。
這個問題在“WCT（《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議定聲明”和美國、歐洲的立法中都已解決。WCT議定聲明認為，“《伯爾尼公約》第九條規定的復制權及其例外完全適用數字化環境，尤其適用于數字化形式作品。”但在我國卻存在兩大不同的爭議。第一種是將數字化作為對作品的“演繹定義”而不是復制，而另一種則認為是復制。目前大多數的法學專家是同意“第二種觀點”（1）。我認為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規定，“計算機程序都是代碼和符號指令序列”，即都是數字化作品。當這些數字化作品被從一個電子媒體發送到另一個電子媒體存儲，也就是在后一個電子媒體中形成一份該作品的復制品。而這一從“數字化”到“數字化”的過程純屬“復制”。雖然數字化的過程也需要付出勞動甚至需要專業技巧，但付出勞動和技巧的目的是保持與原作品完全一致。因此，法律必須把“數字化”明確列為一種復制形式，而這一“數字化”問題在司法實踐中已有了明確的體現。在1999年王蒙等六名作家“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版權侵權糾紛案”就涉及到如何認識“數字化”問題（2）。該案中“世紀公司”將六位作家的作品擅自上載到其網站“小說一族”欄目中。然而最后法院審查認定：將他們作品數字化上網并不產生新作品。雖然作品的數字化是依靠計算機把一定形式的文字、數值、圖像、聲音等表現的信息輸入計算機系統，并轉化為二進制數字編碼，但這種轉換行為本身并不具有版權意義上的獨創性。信息技術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數字化信息在網上傳播，對作品的使用產生了很大沖擊。我們認為，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重大發展必然引起作品的表現形式、傳播手段和方式的變化，使知識產權的保護得到擴張。所以說，作品的數字化問題，只是隨著當代社會電子出版物的應用而生，這種信息化的復制必須作為復制的一種被寫進《著作權法》，這樣才能保護版權人的利益，體現知識產權法的立法目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查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條就對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問題做出了規定。作品數字化并不產生新作品，數字化作品的著作權仍歸作品的作者享有；數字化作品與傳統作品作為《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也并無區別，故《著作權法》第10條規定的各項權利內容，同樣適用于數字化作品在新的領域享有著作權。數字化作品是在原作品基礎上通過計算機完成的，原作品的著作權人對其數字化作品應當享有專有權利。
2、暫時復制問題
首先來解釋何謂“暫時復制”。即當要一個信息顯示出來時，在存儲中暫時的復制信息。而對于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作品并不儲存于硬盤當中，而是存在隨機儲存器中這是否構成復制。有些人認為如果僅僅是瀏覽就構成復制對使用者未免過于苛刻，因為存儲的時間過短，一旦計算機出現故障，斷電或關機，顯示器上的顯示即消失。所以只有當作品在計算機硬盤或軟盤上固定下來，或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才構成復制，簡而言之這種隨機存儲不是永久性地保留，而是較為短暫地存放，而且并沒有給版權人造成實質的損害。另外，他們還認為由于我國是版權作品進口國，若暫時存儲構成復制，那就會極大地妨礙國內的用戶通過國際互聯網閱讀和瀏覽有價值的作品（3）。
我認為暫時存儲構成復制。因為用戶的計算機之所以能夠顯示作品，正是因為計算機隨機存儲器對作品進行了復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版權人士主張：盡管數字傳輸導致的計算機存儲器上的顯示十分短暫，但就在十分短暫的時間里，用戶計算機顯示器再現了作品。因此，復制行為發生了。也就是說，暫時復制以計算機隨機存儲及顯示器為載體與永久性的復制件一樣，仍是復制件。并且WCT和WPPT認為“任何形式的復制都在版權人的專有權范圍內，電子媒介上的復制也不例外。”
因而應承認暫時復制是在版權人的專有權范圍內，但有時可以在復制不與作品的正常使用沖突，也不致無故侵害作者的合法權益的情況下，作出例外規定，允許使用者復制作品而不構成侵權。
暫時復制雖然只是存儲于計算機的隨機存儲器中，但已構成復制。因為互聯網環境下一些版權人已通過一定的技術保護手段，對其作品的網絡使用方式加以規定，例如對于一些商業性的付費網站，如果想瀏覽其網頁內容并將其下載時，必須使用一定的技術手段使任何人只有在付費情況下，才能以收聽收看的方式獲得該作品。并且，不能獲得永久性復制件。如果不承認暫時復制權在版權人的專有復制權范圍內，任何繞過該技術手段收聽或收看了版權作品，他就沒有侵犯版權人的任何權利。如果我國一廂情愿地規定暫時復制不在版權人專有權范圍之內，只能是不利于我國版權人利益的保護，而且還不能保護我國的作品使用者從國際互聯網絡上閱讀或瀏覽其他國家有價值的作品的權利。
當然，將網絡環境下的暫時復制的復制權列為專有使用權，并不會給公眾使用作品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版權人的權利范圍擴大的同時，法律可以限制版權人的權利而劃定一定的范圍內對作品的合理使用不應認定為侵權。也就是說立法者可以根據《民法通則》的社會公共利益原則作出例外和限制的規定，以保障合理使用的目的，使他們不受版權人的追究，不構成侵權。反之，則此類行為應視為侵權行為。
而1996年的“互聯網條約”——WCT和WPPT的規定也是如此。此外我國《著作權法》對復制下的定義中，列舉了復制所采取的形式，而并沒有揭示出復制內涵的本質特征。我國對于法律的規定很難從該定義的字面上看出“暫時性復制”是否構成我國版權意義上的復制。因此。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版權人、圖書出版者、表演者、錄像者、廣播組織的復制權都不覆蓋“暫時復制”。而在我國的《計算機保護條例》第3條規定了“軟件復制”的概念，即“復制”指把軟件轉載到有形的物體上的行為。與《著作權法》第52條比較，我們可以看出《計算機保護條例》的定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復制的本質特征，即復制是將作品固定在“有形物體”上的行為。可是在字面上軟件復制的定義是否包括暫時復制仍是不明確的，因為該定義對“有形物體”并沒有交待清楚，是當時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
網絡發展一日千里，所有在今天不可思議的事情也許在明天會司空見慣。因此，在我國確立廣泛的包括暫時復制在內的復制權是非常可行且必要的。
3、權利限制和合理使用
法律制度對版權人的復制權保護應當是完全的，任何一種復制的方式都應在復制權的范圍之內，網絡上的復制權亦是如此。同時我們也就該注意到如果過分強調復制權而不加以限制，公眾就會失去在網上瀏覽信息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就會受到妨礙，網絡中介服務者就會因無法覺察的系統自動復制而承擔侵權責任，連剛新興的網上圖書館、遠程教學發展都會受到遏制。
而且，對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也是大多數國家《著作權法》對著作財產權的一種限制。復制權定義范圍的擴大必然給合理使用規則帶來新的問題，即如何在新的技術條件下使著作權人的版權和公眾的社會信息知情權都能夠受到合理地保護是異常迫切的。互聯網作為一種新的傳播途徑，在使公眾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廣度和從未有過的便利的信息同時，卻給版權人帶來了許多麻煩。因為這種新技術使各種形式作品的復制輕而易舉。合理使用與侵權使用的界限，在新的技術、新的傳媒中幾乎消失。針對這一點我必須討論一下網上“瀏覽”行為，即網絡上的數字化瀏覽是否是合理使用呢？
我國的《計算機保護條例》第21條第12項規定，“合法持有軟件復制件的單位、公民可以不經該版權人同意，根據使用的需要把該軟件裝入計算機內。”這些對軟件版權的限制都是為了不影響軟件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規定的。軟件的使用者對軟件的復制是使用軟件所必不可少的步驟。如果把這些數字文件也給予計算機程序同樣的待遇，把在瀏覽中產生的暫時性復制視為“使用”所瀏覽的版權材料必不可少的步驟。可是用這種專門針對軟件版權的權利來解釋網絡上的瀏覽是不足取的。我國《著作權法》第22條12項規定“為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使用他人已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版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版權人依《著作權法》享有的其他權利。”這一條權利限制主要針對是為私人目的使用作品的行為，即復制、改編作品的行為（4）。至于對作品的“瀏覽”，原本是不包括在權利限制之中，因為“看”作品的行為并不構成作品的使用。然而在互聯網上“瀏覽”信息的行為附帶產生了對作品的使用（主要為“暫時性復制”），這使“瀏覽”與權利的限制發生聯系。如果用戶在網上瀏覽的信息確實是為個人學習、研究或欣賞的目的，而且被瀏覽的、下載的網頁上供公眾訪問的作品一般都屬于已經發表的作品，那么，這種瀏覽行為就可以被納入《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只不過數字化的瀏覽所產生的復制是附屬品，用戶對此不經意，甚至一無所知，無法按法律要求來指明作者的姓名或作品名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解釋》第3條規定，除著作權人聲明或上載作品網絡服務提供者受著作權人的委托聲明不得轉載、摘編的以外，網站予以轉載、摘編并按有關規定支付報酬注明出處，不構成侵權（5）。
因此，在法律中明確規定“瀏覽信息過程中計算機或其他裝置的正常運行所產生的暫時性復制件不構成版權侵權，但這種復制不得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沖突，也不能不合理地損害作者的合法權益”是非常必要的，而對于這些規定的出臺也可以使用戶在瀏覽信息時就可以放心進行正常的信息交流，法院審理也更有依據。
二、版權保護中的網絡傳播權
版權保護的基本內容主要是由《伯爾尼公約》規定的，而此項公約中有關版權人各項傳播權的規定是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逐步出現的。網絡傳輸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作品的方式，并沒有改變版權作品本身的內容，但卻根本改變了傳統的作品傳播方式。作為一種嶄新的傳播方式，其源于國際互聯網將全球信息網聯為一體的巨大的包容性和任何人可以隨時隨地上網信息和截取信息的交互性。然而，如何在不妨礙文化傳播的前提下保護版權人在新技術下的利益，從而維護著作權制度的穩固，促進文學、藝術和科技創作，是著作權制度誕生以來永恒的主題。
1、賦予版權人網絡傳播權的意義及立法模式
著作權制度從來都是以不斷地吸納包容的方式將新的傳播方式納入新的傳播技術的范疇。而網絡時代的傳播權與傳統的傳播權之間既不屬于戲劇、音樂作品的表演，也不屬于文學作品的范疇。因此為了彌補這些原有傳播權不足以覆蓋的縫隙，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形成了著名的“互聯網公約”——WCT和WPPT兩個條約。這兩個條約明確賦予作者、表演者和錄音制品錄制者通過網絡向公眾傳播作品、表演及錄音制品的專有權。但是，該條約只是勾勒了這種新專有權的外形，并沒有限定具體的保護方式和權利內容，而具體問題由成員國的國內法作出，因此，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一些法學專家認為，如何賦予版權人網絡傳播權，目前可以選擇三種不同的立法模式。
第一種為“隱含式”，即用版權人現有的發行權、公開表演權和公開展示權覆蓋作品的網絡傳播[]。
第二種為“重組式”，即對版權人的各類作品傳播權進行重組，把除復制發行權之外的其他傳播方式（包括網絡傳播）統一為一種綜合性的傳播權。
第三種為“新增式”，即不改變現有版權的范圍，賦予版權人控制作品網絡傳播的權利。
2、我國對網絡傳播權的認可現狀及立法要求
在我國知識產權法中，目前尚沒有對網絡傳播權的立法規定。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對網絡傳播權進行了部分認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計算機網絡著作權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已經肯定了網絡傳播應為作品的一種傳播形式，著作權人享有以該種方式使用、許可他人使用，并由此獲得報酬的權利。其中的原因是實踐中某些人擅自將他人在傳播媒體上發表的作品“移植”到網站上使用，或將他們發表在一個網站上的作品擅自“移植”到自己的網站上使用，由此產生了許多版權糾紛。如果依據我國《著作權法》處理起來就比較困難，因為它們都直接涉及到版權人是否有權控制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問題，而這在我國《著作權法》里是找不到的，這就需要在實踐中加以肯定。
例如，“瑞得（集團）公司訴宜賓市翠屏東區東方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版權侵權案”就是這樣一起案例（6）。原告瑞得公司設立“瑞得在線”網站，并在每個欄目的主頁上有特定標志。可是，在1998年12月原告發現被告設立的“東方信息公司”網站主頁內容與“瑞得在線”主頁部分內容相似，并且進行了公證。后來原告依法向北京海淀區人民法院被告侵犯其合法權益。最終法院判決認為被告未經原告允許又未向原告支付報酬，而使用原告享有版權的主頁上的內容設計，并將該主頁上載到國際互聯網絡，而且在其主頁上設立“商業性征集廣告”等欄目，故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保護作品完整權及作品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應承擔相應責任。這說明法院既然認為擅自將他人享有的版權上載到互聯網構成對版權的作品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侵犯，那就說明法院認定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屬于受版權人控制的作品方式之一。
從我國互聯網的發展現狀來看，版權人無疑也需要網絡傳播權。而頻頻出現的“涉網糾紛”就說明了這一點。并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的兩個條約WCT和WPPT的出現說明網絡傳播權已被提到了版權國際保護的桌面上。上文提到網絡傳播權的三種模式即“隱含式”、“重組式”和“新增式”，有些專家認為可以采取“隱含式”網絡傳播權來解決司法實踐中遇到的問題（7）。因為從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之規定的版權人各項專有權來看，發行權、公開表演權和播放權最有可能解釋為“隱含”的網絡傳播權。
但從國外立法情況比較中，大多數專家認為發行、公開表演、播放權這三項權利包含不了網絡傳播權。根據《著作權法》，“發行”指向公眾提供固定在有形載體上的作品復制件的行為，而網絡傳播并未導致有形載體轉移，因此不能稱之為發行。而“表演”從傳統習慣來講，僅指現場表演，即實物在現場表演，更不用說網絡傳播了。“播放”指通過廣播電視對作品的傳播，而網絡傳播顯然是不同于廣播，而不能被廣播所包容。可見這種“隱含式”的解決方式是不妥貼的，但是上述的“涉網案件”的判決似乎也都表明網絡傳播權的問題是根據現有法律就可以解決的。
有些法學專家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依據，一是網絡傳播權是必定存在復制的，因此借助《著作權法》中的復制權可以達到保護版權人的目的。而其中有些復制（上文提到的“瀏覽”）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合理使用，不需要取得版權人的授權外，復制作品都必須取得版權人的授權，否則即構成侵權（8）。雖然與網絡有關的作品復制的范圍和性質還有些爭議，國內外的專家也沒有形成共識，但像作品數字化這樣明顯的復制不論在國外還在國內早已形成了結論。因此，擅自將他們的作品數字化，上載到互聯網，存儲在互聯網的服務器中的行為至少侵犯了復制權。
二是我國《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并沒有將版權人的專有權利所涉及的作品使用方式作窮竭式的列舉。該項規定“版權人享有以復制、表演……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權利”，一個“等”字為版權的權利擴展提供了可能。伴隨現在網絡媒體迅速發展的現實，作品在網絡上的傳播應當屬于《著作權法》第10條第5項所規定的“等”作品使用方式中的一種（9）。因此，未經版權人允許在網絡上傳播作品的行為構成侵權。
在最高司法解釋沒出臺以前，這種解釋既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也不是立法機構作出的立法解釋。而且《著作權法》對表演者、廣播組織者和錄音錄像制作者等有的權利作了窮盡式的列舉。網絡傳播權無法被解釋在內。相反MP3的普遍采用，使大量的錄音制品得以在網絡上傳播，網上廣播甚至網上實況也在迅速發展。因此，表演者、錄音制品錄制者、廣播組織者等顯然也需要擁有網絡上的傳播權。WPPT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表演者和錄音錄像制作者分別就其表演和錄音錄像制品在網絡上的傳播享有專有權”。而最高法院也根據這一點，將網絡傳播作品作為著作權法的一種傳播方式肯定下來（10）。
因此，我認為知識產權的各項權利都是隨著傳播技術發展起來的，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作品的傳播方式也應與數字化相融合。因此，綜合性的廣義的傳播權是版權保護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結語
應當指出，國際互聯網已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傳統的獲得與使用信息的方式，傳統的對版權的法律保護手段已不能保護其在虛擬空間的對其作品所擁有的獨占性權利，版權人的利益岌岌可危，知識產權法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因而在現有的尚不完善的網絡技術基礎上，對知識產權法進行適當的修正以保護知識產權人的利益是必須面對的現實。
注釋
1、以鄭成思為代表的一批知識產權專家堅持認為這是一種“復制”，因為它沒有任何創新，而國內另一派學者則認為應該是“演繹”，因為數字化是一種全新的東西。應當指出，“演繹”說是站不住腳的，在國際各國立法即著作權相關國際條約中，也都認為這是一種“復制”，而非什么演繹。
2、參見湯兆志，《網絡傳輸的著作權保護-----談六作家訴“北京在線”著作權侵權案》，《著作權》2000年第1期，第8-11頁。
3、參見薛虹《因特網上的版權及有關權保護》，載《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鄭成思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4、參見劉春茂主編，《中國民法學知識產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5、參見蔣志培，《依法加強對網絡環境下著作權的司法保護》，《著作權》2001年第1期，第49頁。
6、參見徐清玲：《國際互聯網環境下有關版權問題的權利》，載《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鄭成思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7、參見李明德，《數字化和因特網環境中的版權保護》，《著作權》2000年第3期，第21頁。
8、參見《著作權法》第22條第1款第6項。
9、參見楊柏勇，《著作權法對網絡傳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適用》，《電子知識產權》2000年第2期第28頁。
10.但我國的做法與國際通行的傳統版權保護原則并不一致，國際通行的傳統版權保護原則是一種嚴格責任。參見《版權法》P225-230，鄭成思著，1997年修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參考文獻
1、薛虹：《網絡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2、鄭成思：《知識產權文叢》（第一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1日出版。
3、鄭成思：《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7月1日版。
4、徐清玲：《國際互聯網環境下有關版權問題的權利》引自《知識產權文叢》（第四卷。）
5、楊柏勇：《著作權法對網絡傳播他人作品的法律適用》，引自《電子知識產權》，電子工業出版社。
6、《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版權條約》（日內瓦1996、12、20）。
7、《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表演和唱片條約》（日內瓦1996、12、20）。
8、《北京知識產權審判案例研究》法律出版社（北京高級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編）2000年8月1日版。
9、德利婭·利普希克，《著作權與鄰接權》，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0、《電子知識產權》編輯部，《電子信息產業知識產權研究》，電子工業出版社。
11、劉春茂主編，《中國民法學知識產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2、吳漢東主編，《知識產權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3、鄭成思主編，《知識產權研究》第三、六、七卷，中國方正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