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19 05:51:02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管理學常識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嘗試自學，探究規律
“學生是語文學習的主人”小學語文教學要實現從“要我學”到“我要學”的轉變。這節課教學的每一部分都是讓學生嘗試在前，學生能學會的就不教，確實不能學會的也先學后教。教師讓學生嘗試朗讀，嘗試講詩意，嘗試自己解答疑難，學生的積極性很高。這說明小學生盡管年齡小，但也有自學的能力，何況他們已經學過不少古詩，并非“白紙一張”，我們完全可以放手讓他們自己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潛力估計太低，處處不放心，實在是不必要的。
自學，也要提高“含金量”，這個“含金量”就要讓學生從中領悟一些語言文字的規律，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拿這節課來說，教師把“虛指”與“倒置”作為古詩學習的知識點和方法，讓學生在試講的過程中感悟學習古詩的方法，就使教材的教育價值得到更深的發掘。
二、自主感悟，多元解讀
古人早已認識到“詩無達詁”，也就是說沒有惟一正確的解釋。一首好詩，正因為可以作多種理解，才讓人覺得回味無窮。同時，由于讀者的人生經歷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異，對作品也會有不同的解釋。這一節課上，在“這么冷的天，那個老翁為什么還在江上釣魚”這個問題上，鼓勵學生提出多種假設，就是為了讓學生探討答案的多樣性。這種對作品的多元解讀，有利于學生從小就形成一種觀念：問題的答案不只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這對學生的人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尊重多元解讀，又要重視價值取向，這是閱讀教學必須注意的兩個側面。拿“這么冷的天，那個老翁為什么還在江上釣魚”來說，學生有那么多的答案，有好有壞，教師不能簡單地全部肯定，而宜加以引導分辨。顯然，“養家糊口”的解釋不僅缺乏詩意，也有悖詩人的本意。教師在適當的時候才出示柳宗元的簡介，然后讓學生聯系詩人的經歷來解讀文本，使學生對這首詩的理解達到了新的深度。
三、比較閱讀，深入感悟
1 辦學理念管理是校長文化管理的核心
辦學理念是對辦學思想的凝練，是校長對“辦什么樣的學校”和“怎樣辦好學校”的深層思考。它是學校定位發展自身的一系列教育觀念、思想、信念及其價值追求的濃縮，是學校教育哲學的體現。辦學理念要重點凸顯以學生觀、教師觀、學校觀和教育觀為重點的學校的教育哲學。中小學辦學理念的形成是學校自身發展定位的要求，充分體現學校的價值追求和精神追求。“關心道德、智慧、感情的和諧發展，注意培養高尚的心靈，使一切精神沖動和意向保持純潔，這是培養新人最根本的要求。”要實現學校培養新人的功能，就要通過文化管理不斷凝練辦學理念。例如芬蘭的羅素高中，它是一所歷史悠久、具有世界性影響并引領時展的高中。其辦學理念是管理“恪守傳統，自主選擇，放眼未來，國際視野”，這一辦學理念指引著一代代羅素高中的師生朝著理想的目標奮斗。可見，辦學理念有助于學校形成短期、中期、長期發展規劃，有利于學校共同體分享和支持學校的發展愿景。
2 學校制度管理是校長文化管理的保障
學校制度管理要剛柔相濟，將科學化管理與人性化管理有效結合起來。科學管理中，標準是統一的，紀律成為一種機制，能通過其基本構成因素的協調組合而達到最大效果。“紀律不再僅僅是一種分散肉體，從肉體中榨取時間和積累時間的藝術，而是把單個力量組織起來，以期獲得一種高效率的機制。”科學管理的弊病同時也存在于標準化產生的量化評價機制。教育教學作為學校中心的活動，在某些層面是難以量化的，例如教師家訪、教師對學生的品德教育和人格陶冶，這些教育活動或某些教育事件可能對受教育者產生一生的影響，但卻很難進行量化考評。因此，科學化管理下的績效評價制度易導致急功近利、惡性競爭、人際糾紛，進而引發學校的內部矛盾。這就需要將科學化管理與人性化管理有機結合起來，以化解學校中的各種矛盾和沖突。
人性化管理是基于“社會人”的假設，這種假設認為，物質利益并不是調動員工積極性的唯一手段，而良好的人際關系是調動員工積極性的關鍵因素。人性化管理應針對學校的每一個人。校長在管理中以人為中心，以教師為本，以學生為本，建立教育決策的參與機制，實際上，這是通過分權式管理實現管理的服務功能。校長要滿足不同層次師生的需要，信任、尊重、關愛師生，激發其內在動機，實現教育管理自律機制的建立，形成一種平等、民主、和諧的學校文化，從而促進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和全面發展。學校制度管理的人性化還體現在校長能夠有效運用情商，進而實現人際關系的有效溝通和互動，使得學校的制度化管理更為有序、穩定。
3 教師文化管理是校長文化管理的途徑
教師文化管理是實現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個人英雄主義的教師文化或許可能在個人層面上取得一定的績效，但這對學校的發展依然是微不足道的。教師文化管理就是校長要提升對教師文化的領導力，實現教師團隊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引進、發現并培養中層管理者和各學科骨干教師，使教師團隊獲得歸宿感、使命感，獲得專業發展的支持，使教師群體都獲得公正評價和有效激勵，從而使其產生被認同感。一是集思廣益，制定、規范和修正學校各項管理制度。這有助于實現管理層對學校工作的有效督導和評價，做到修正錯漏、激勵進取、賞罰分明、公平公正。二是建立教師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校長應提升學校核心價值觀和教師職業倫理規范，結合教師倫理熱點問題進行研討，深化教師對該職業的責任、權利和義務的理解，從而使教師將學校的職業倫理道德要求內化為自覺的行動。三是建立健全多元化、制度化溝通渠道，組建民主的教師團隊。民主的教師團隊有助于實現教師相互認同，實現教學中的學科互補、個人優勢互補，使教學活動在合作交流中得到改善，實現團體的共同進步。
4 課程實施管理是校長文化管理的內容
課程改革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根除各科目之間那種致命的分離狀況，因為它扼殺了現代課程的生命力”。但課程的實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校長應對學校的課程實施管理。
學校通過引入學術性課程、實踐活動課程、整合性課程，通過大力推行區別性課程、特色性課程來強化課程評價和實現課程的多元化功能。但由于受到教育投入、教師專業發展水平、教育管理體制等因素的影響，要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貧困的農村地區實現三級課程的全方位的開發、設計、實施的管理，還難以實現。不同中小學課程實施管理的層次是不同的，示范性學校一般能夠有效地開發和實施地方課程和校本課程，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貧困的農村城鎮中小學只能確保(甚至是未能確保)國家課程的有效實施，有些科目甚至缺乏足夠的專任教師。校長要實現課程實施管理，無論是在資金籌備、物質保障、技術支撐、團隊建設方面，還是在資源開發、課程規劃、課程設計、課程實施和課程評估上，都需要解決許多難題。不難看出，實施課程管理也是校長實現文化管理的重點和難點，應根據學校發展的需要、自身的發展定位而不斷進行調整、再實施和再重建。不同類型的課程滿足不同學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校本課程，在解決校本問題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
5 辦學特色管理是校長文化管理的提升
辦學特色管理是校長在長期辦學中不斷反思實踐，不斷創新文化，是提升學校文化精華的結果。它是校長作為教育實踐探索者的勇氣和膽識的結晶。然而，要形成辦學特色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經濟條件和外在環境下，學校對自身特長、自身發展優勢的強化，并深化教育目標、教學目標的結果。從宏觀上說，學校的課程建設、校本教研的開展、教學改革、學生學習方式革新、校園文化節、農村中小學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的各種實踐活動等都可成為學校辦學特色的一部分；從微觀上說，學校的標志性校園建筑、各種典籍藏書、校史整理、學生寢室文化、學生特色作品收集和展覽、學生志愿者的各種社會服務等，都可以逐漸積淀為學校辦學特色。
總之，校長對中小學實施文化管理應該是多方位、多功能、多渠道、多載體、多主體、多層次的。新的時代賦予了中小學校長實現學校文化管理的歷史使命，同時也賦予了他們更大的責任和權力。文化管理是校長管理權力的實施，也是校長帶領學校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手段。
(作者單位：韓山師范學院教育研究所，廣東潮州，521041)
參考文獻：
[1]蘇霍姆林斯基著，黃之瑞等譯，公民的誕生[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
1.案例選取適用性低，影響教學效果案例是案例教學的基本素材，在案例教學實施過程中，只有選擇好的恰當的案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目前，我國大多數高校市場營銷學案例教學中案例素材的選擇還存在很多問題。首先，選取的案例時效性不強。市場營銷學是一門應用性和實踐性極強的學科，一些新技術和新理念不斷地涌現，這就要求教師不斷調整教學內容來適應市場營銷學的發展，特別是在案例的選取上更應當如此。有些教師的教案不及時更新，所選取的案例發生時間很早，案例當中所反映的問題已經獲得改進和解決，或者案例所反映的現象已經不符合當前的市場環境。案例的內容缺乏時效性、針對性和實踐性，學生難以理解和掌握，影響案例教學的效果。其次，選取的案例本土化程度低。市場營銷學理論起源于美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逐步被介紹到我國，而國內許多教材最初也是由國外教材翻譯而來。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許多教師所選取的案例也大多是國外的案例，例如微軟、可口可樂、IBM等跨國大公司。一方面，由于背景和環境差異，對于案例內容學生難于理解、接受和認同；另一方面，所選取的案例大多來源于跨國大公司，與我國企業的實際有較大差異，針對性不強，指導作用不明顯，實用性不夠，這些都嚴重影響案例教學的教學效果。2.案例教學方法保守，影響教學效果目前，大多數的經濟管理專業市場營銷教學仍以教師課堂授課、學生被動接受的陳舊方式進行。在實際的案例教學過程中，大多也仍以教師為主導，由教師陳述案例內容、提出問題、學生回答問題、教師簡單點評后給出答案。這種“灌輸式”的案例教學方法容易導致學生參與課堂分析討論的積極性不高，教師開展的案例分析也變成了理論知識的佐證，使得案例教學形式化；學生也以完成教師布置的任務為目標被動學習。因此，難以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參與性，難以提高學生實際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嚴重影響了案例教學的教學效果。3.教師教學水平欠缺，影響教學效果市場營銷案例的真實性和實踐性要求教師不僅要有豐富的理論知識，還需具備一定的市場營銷實踐經驗，否則很難在案例教學環節給學生講透，更達不到案例教學的目標。目前，我國高校市場營銷專業的教師大多是從學校畢業后直接參加高校的教學，缺乏企業工作經驗，而且多數高校對教師的案例教學能力也沒有進行專門培訓。因此，這種學校到學校的經歷，使得多數教師對案例的分析只停留在文字和理論層面，對案例的分析不夠全面，不能指導實踐，很難達到案例教學的教學效果。
二、市場營銷學案例教學模式應用
案例教學起初主要應用于研究生教育，并不涉及本科教育，但由于市場營銷學具有較強的應用性和實踐性，對經濟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學的教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案例教學由于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和啟發性，因而，在本科層次的市場營銷學的教學過程中具有廣泛的應用空間。1.案例教學的組織。在案例教學過程中，合理的組織實施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關鍵。組織得當才能充分發揮每位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了有利于案例的組織討論，應當對學生進行合理的分組。一般來說，3~5人一組比較合適，太少了不利于相互討論，集思廣益；太多了則不容易調動學生積極性，存在“搭便車”現象。最好由學生自由組合，然后推選出小組長，由各小組長領導自己的小組分工負責，齊心協力完成任務。2.案例的選取市場營銷案例的選取應盡可能選材于現實生活，這樣不僅能使案例內容貼近現實，從心理上提高學生的興趣和引起重視，提高學生的實戰技能；同時，在案例教學實踐中，教師的角色必須轉換，教師從知識的傳授者轉變為咨詢者和指導者。這樣，學生參與到全部的教學過程中，可以極大地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在現如今的信息時代，學生往往樂于在互聯網上瀏覽自己感興趣的信息，與其讓教師主導課堂，不如讓學生參與其中。在市場營銷學案例教學實踐中，要求學生自己準備10分鐘的案例內容，并以Powerpoint形式在課堂上進行分享。這樣，學生既可以對日常生活中的市場營銷現象保持關注，如分析小米手機的營銷策略，三星壓制小米中國手機的營銷對策，京東上市后的營銷戰略變化等；同時，還可以培養學生歸納綜合能力、演講表達能力和計算機應用能力。3.案例問題的設計進行案例教學，一定要針對案例內容和教學需要設計相應的問題。設計問題需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問題要與案例內容、教學內容、理論觀點相呼應；二是問題的設計要便于課堂討論，方便學生圍繞問題進行思考，最終得出解決問題的方案；三是題目數量不宜過多，一般以1~3個為宜。4.案例的分析討論課堂討論通常是案例分析的核心環節。在案例教學實踐中，只有學生廣泛參與討論，通過思考形成建設性的方案，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通過分組討論，各小組形成自己的方案，并通過演講方式進行陳述。當然，就一個問題來講，往往存在多個解決方案，教師應該鼓勵學生自主地去尋找更多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后通過各小組間的辯論和分析使之完善。5.案例的總結對案例分析得出的結論，教師應該進行點評、總結和歸納，還可以根據情況要求學生將案例及其分析內容總結成書面材料，加深學生對案例的印象，培養學生邏輯思維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
三、結語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常識；知識社會學；社會學智商測驗
論文摘要：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但當今社會學概論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卻往往存在偏誤。本文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教師(研究者)與學習者的角度和專家與大眾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評述，指出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關系。只有綜合三種不同角度的觀點，才可以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這對關系的涵義。
社會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之一。其中，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和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時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它也是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社會學家們在林林總總的教科書中多少都進行過論述。不過，國內專家在介紹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注意不夠，要么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要么是只論述其中一點，而不顧及其它，造成誤會甚至偏見。由于教科書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書的偏誤不可小視。本文在以往學界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的探討的基礎上，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會學教科書中能夠較為全面的介紹這樣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一、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
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是指從專業／學科分類體系中怎么確立社會學自身的立足之地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從19世紀社會科學建立和發展起來以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來。在已經擁有制度化支撐的社會科學諸學科面前，社會學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須擁有與其他先制度化的社會科學諸學科更為獨特的地方。
在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從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會學”概念到涂爾干(EmileDurkheim)最先獲得法國大學的社會學教職，早期經典社會學家雖然沒有明確就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說明，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個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就是科學自然優于常識。比如孔德，他把人類觀念進步的階梯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的階段、形而上學的階段和科學的階段。孔德認為，社會學在時間上是最晚出的，在邏輯層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學科都為它做了準備，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學科作為源泉。在他的科學分類里，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包括常識，因為在科學理性的關照之下，沒有任何屬于常識的藏身之地。
涂爾干則在孔德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涂爾干指出，“孔德這種用歷史發展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的方法，與人們用常識來解釋社會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從表面上看，歷史提供了社會進化的一個簡單程序……因此，對于解釋社會進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這樣來解釋社會，不僅是陷入意識形態決定論，而且是將與社會學毫無關系的概念當作社會學對象了。”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要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在涂爾干看來，由于社會現象的異常復雜性，所以當時的人們就用常識來解釋它們。可是，社會學家不能這樣，他指出，“社會學者在決定研究對象時，或者在講授他的研究結果時，都不能亂用科學以外或沒經過科學研究檢驗的概念。社會學者還應該清除常識導致的謬誤和前人傳下來的習慣中成為科學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應該明白這類常識和習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才不致于讓這類東西在學說上占據重要地位。”
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張，在其《自殺論》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涂爾干挑選了一個常識看來無非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如自殺現象進行研究。通過對自殺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識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當然也包括當時心理學界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通過這樣具體的研究成果，涂爾干清楚的表達了他在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總之，在這些經典社會學家的眼里，樹立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顯然是要把它不僅與常識而且要與其他已存的社會科學的學科相區別，這在他們說來顯然不僅是樹立學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須的(我們只要看到孔德、涂爾干、馬克思和韋伯在創始社會學時在將她和其它學科區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看，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在社會學家作為專門職業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很多社會學家為了求證社會學研究自身對于常識的合法性，往往對此加以說明論證。據美國社會學家的看法，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有三個基本的區別：(1)目標。常識性知識關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動，是怎樣以一種有意義的、可以預料的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相反，科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識。當科學家出于個人的原因而盡力“證明”某種理論時，指引著他的就是常識，不是科學。(2)支持其理論的證據。常識性知識建筑在現行事物的基礎上。科學則需要遠為廣泛的證據，他們是按照明確的規則收集起來的。在積累知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甚至將努力證明其理論之不成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才能向任何一個接受所運用的證據的規則的人提供系統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證據，證明其理論之成立。(3)系統性。科學理論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過系統闡述的，而常識性理論則是想當然的，并且可能難以用文字來表達。
常識性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于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上。
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透視
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主要是指社會學家作為教師怎樣在教學中闡明這對關系。在現代大學教學體系中，社會學概論課程是很多大學生的必修／選修課，對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的學生來說，則是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這門社會學的入門課里，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同學們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問題之一。理解好這個問題，可以為同學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學習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幾乎每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都會涉及到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E．Snizek為美國大學選修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會學智商測驗(SociologicalI．Q．Test)。
這份測驗由30個陳述組成，依一般常識來看，進行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難度似乎不大。但根據社會學的科學調查或社會實踐表現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陳述的對錯與常識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立的。這份測驗其具體內容，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其結論不一定還適合已經變遷了的社會情境。但同時，這種測驗的思路體現了撰寫教材的專家們在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上希望透露給這些專業修習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測驗，使學生們能夠理解，常識的種種觀點和看法并不一定經得起社會學研究的推敲和考驗。
在大陸，目前很多社會學概論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思路，提出了社會學知識可能迥異于常識的觀點(甚至在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證也是與美國教科書所引用的例證相同)。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社會學家劉少杰就在訪談中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進行過評論，其主旨也是與美國社會學概論教材的提法沒有什么兩樣。國內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社會學概論教材，如張敦福主編的《現代社會學教程》、風笑天主編的《社會學導論》，朱力主編的《社會學原理》，王思斌主編的《社會學概論》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國內教科書中關于社會學與常識的評論，仍是立足于社會學與常識的對立或者至少是有優越性的地方。也許，在他們的視野里，社會學當然與常識不同，甚至與常識的觀點正好相反，否則就沒有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從專大眾的角度透視
如果說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還是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對關系的話，從專家與大眾(門外漢，layman)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則遠遠超出了知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討論了社會學與常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知識至少不比常識擁有更多道德優勢。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會學與常識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而考察他們各自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范圍、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等等。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專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此外，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也對社會學知識本身以及社會常識做了建構論的解釋。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常識定義為行動者關于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他認為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在吉登斯看來，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于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的了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但是，這樣一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確包含了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于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里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觀念之上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人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
吉登斯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平也認為，與自然不同，在社會一人文環境中，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這既是行動的過程，也是闡釋的過程，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所謂的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知識，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質。
因此，從反思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角度來看，常識與社會學的關系就不像前人所認識的那樣是簡單對立的。這些方面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加關注社會事實的主觀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與生活，因此，實際上也是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
四、結語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三個角度考察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常識的關系，我們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會學知識與常識性知識二者之間種種變化的關系。從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結果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社會學與常識之異
社會學包括的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常識也包括常識性的知識、直接經驗的獲取知識的方法、直覺從眾的思考方式。社會學與常識的區別關系也可以參照前述的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的區別來看待。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憑個人經驗和普通常識來處理日常事務與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式也可以發展出知識來，就像傳統社會以經驗累積與傳承來建構知識一樣。“社會學”不必也未必能“導正”所謂“偏頗”的想法(因為“正”與“偏”是相對地)，但至少能提供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這個解釋通常是經由實證資料的搜集來支持或是經由理論邏輯的推演結果。由于現代知識的建構方式，通常強調“系統”而不是零散，重視“累積”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統”與“累積”的知識成為現代學術的特色。“社會學”的特色就在強調“系統與累積”，主要能提供我們一般性(即大數法則)的知識。當然這并不能說是“正統”知識，只不過是能透過現代“科學”技術或程序的“實證資料”來加以支持的說法而已。透過社會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一般”現象(而不是和一個人的想法)，這或許可以幫助一般人跳脫出以自己經驗為主的“認知”與視為當然的“常識”。同時，熟悉(常識)使我們“視而不見”，“去熟悉化”則是社會學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開我們的社會觸覺，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看清楚這個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幾乎是命定的必須以“常識”為探討對象的社會學讓人們往往以為社會學并無舉足輕重或者對實際人類社會貢獻——甚至有些人直覺地就去質疑(或者否定)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但其實，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強烈批判品格(盡管社會學之中的某些說法被視為是保守、靜態且傾向于維系“現狀”(htestatusquo)的)，社會學的這種批判品格也是常識所不具備的。
另外，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的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和理論中，也使許多他們那個時代的相當普遍的常識性假設成為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的東西。社會學最近幾十年的進步，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常識性假設進行再考察，對它們做出批判性評價，在必要的地方以經過科學的證據嚴格驗證的觀點來取代。
因此，現在也有一些關于“社會學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會學庸俗化”問題提出來，希望使社會學學科的特性更加凸顯。在這些論者看來，對社會學家而言，常識只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題目，而不是社會學理論的源泉。這種提醒顯然是必要的，由于社會學家們都生活于常識的世界里，他們對自己所利用的常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這樣一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識當成了社會學知識(當然，反過來說，有些社會學家不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出發做出的社會評論，我們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會學的知識或者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2．社會學與常識的聯系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學對社會的介入越來越廣泛、深入，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也由原來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社會學與常識相對”的態度要變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會上，一方面，社會學家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書籍等等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似乎什么樣的情況下社會學家都可以發言且常有驚人之語，另一方面，有些輿論把社會學家的工作稱為“花大量的錢財去發現盡人皆知的事實”，把社會學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的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學的視角”所作的分析稱為“庸俗社會學”。社會學家對社會現實的全面介入與社會輿論對社會學的譏諷之間的張力使得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又重新成為社會學家反思的對象。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危機”，更是促進了人們對社會學與常識(實際上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講也可以說是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出反思。
如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香港的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其著作《社會原理》中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張德勝的基本觀點是“道不遠人”，社會學的規律來自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它自然不會與人們的常識認識太過疏遠。
有學者分析認為，當新聞節目需要在與大量娛樂節目的競爭中立足的時候，怎么“講故事”才更好看，就成了關鍵問題。電視新聞內容的軟性化和邊緣化是一個無奈之舉，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觀眾在眾多娛樂節目的誘惑下對新聞節目作一些視覺停留。歸納起來，不論是電視新聞娛樂化還是其他媒體的新聞娛樂化，成因不外乎以下幾點：社會轉型期的躁動、激烈的市場競爭、受眾的心理需求、媒體職業道德的缺失。而這些成因往深層次挖掘，都是“市場理念”在起作用。
傳播業的結構是社會結構決定的，娛樂的泛化就是市場的深化。娛樂泛化服務于收視率或發行量，而收視率和發行量有兩個作用：對內，它是產業評估的衡量指標：對外，在傳媒公司跟廣告商談判的時候，它又是一個重要的談判籌碼。所以說收視率和發行量本身就是商品，媒體的經營目標就是要讓這個商品產生更大的利潤，娛樂化便成為資本的擴張和積累的有效手段。新聞節目作為傳媒的一個重要節目形式，不可避免地娛樂化了。
香港報業自律的困境――以香港報業評議會為個案
文章借鑒英國學者巴特勒的媒介社會學的觀點，把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置身于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背景下來研究。社會變遷體現在媒介變化上，媒介方面折射出社會變遷，媒介和社會之間相互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說，香港報業評議會是一個絕佳的研究樣本，它的成立、理念、運作模式、面臨的困境等各方面都是香港社會變遷的縮影，涉及報界、學界、政府、公眾、社會團體之問的角力，展現了香港豐富的媒介生態。報評會是在回歸后成立的，選取香港報業評議會這個小切口來研究回歸十周年來香港的傳媒生態，算是一次小的回顧和總結。
文章選取了香港報業評議會作為個案來研究報界自律，首先梳理了新聞自律研究和香港報業現狀，把報評會放在香港報業發展史和報業惡俗化兩大背景下來研究，通過分析其面臨的困境，如公眾評價不高、不具廣泛代表性、“有限度豁免被權”爭議，投訴成效不足等問題，來折射背后香港傳媒生態中報界、公眾、政府、社會團體之間的博弈，再加上香港本身的地緣、政治制度、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獨特性，多種角力展現了豐富的香港媒介生態，最后對報評會的前景進行展望并提出建設性的建議。
買方市場下的傳媒生存之路
隨著大眾傳播事業的繁榮和技術的進步，傳媒市場進入了買方市場階段，素質不斷提高的受眾不僅可以比較自由地選擇媒介，他們的主動性和參與性也在日漸凸顯，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媒介傳播的內容和形式。傳媒市場“過剩時代”的到來，注意力經濟的發展，受眾成了各種傳媒競相追逐的對象。為了獲得受眾的注意這一稀缺資源，中國傳媒業的體制、觀念、定位、功能、經營模式都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觀念求主動、載體求移動、內容求心動、傳受求互動成了這一階段傳媒業發展趨勢的整體概括。
傳媒僅僅擁有互動平臺、互動手段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將互動作為一種理念和運作手段，作為內容生產的必備環節。只有這樣，傳媒才能順應受眾需求，滿足他們對親身參與的愿望，獲得傳者與受者的雙贏。
解讀電視新聞節目《本周》的平民化特征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大校教育的不斷發展，高校出現了多校區的管理模式。多校區的發展，使高校的教務管理工作任重而道遠。多校區教務管理中出現的合作多、問題多、教務管理人員不足等新問題的涌現，為高校的教務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本文對在大學多校區的教務管理體制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決的方法進行了論述。
近年來高校不斷的發展擴招，學生人數越來越多，高校多校區大規模建設增加了許多學科和專業課程，高校的教務工作對大面積校園很難做到全面管理，現代高校的發展需求促使了教務工作不斷的變革。多校區的教務管理體制還處在發展完善階段，教務管理的實際工作中還存在著很多問題，適當采取必要的措施，不斷的完善教務管理體制，才能為高校多校區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一、大學多校區教務管理中出現的問題
高校的不斷建設發展，很多大學都在進行著教務管理體制的改革，從改革后的教務管理運行狀況來看，對在教務工作中采用多校區分級管理的模式是比較成功、可行的。由于原有的教務管理體制只針對本校區進行教務管理，以至于很多教務管理人員對教務工作中多校區的教務管理的制度認識不足，對多校區內的教務管理工作的重點不夠了解，對多校區內的教務管理工作范圍不確定，對多校區內的分校教務工作的理念薄弱，在教務工作中不能正確分校教務管理職責，導致多校區的分校教務管理體制在運行中出項諸多的不協調。
高校的工作重心是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的大學人才。高校在前期發展中學生的數量相對穩定，教學結構比較簡單，對教務工作的職權范圍界定不明顯，很多本應當由教務管理部門進行的工作，由教學行政部門掌握，高校的教務處幾乎是替代了教務管理部門的諸多工作，學校基層的教務工作人員的工作幾乎就是信息的傳遞和轉達。高校辦學模式改革后，規模不斷擴大，學校自身的內部結構也日趨復雜化、多樣化。高校可以自主運用的權利范圍越來越廣，出現很多新的工作需求，原由教務處代勞教務管理工作的管理方式已經成為阻礙新工作開展的絆腳石，有必要多原有的管理體制進行變革，使教務管理的工作權限下放，使教務管理的中心下移。目前很多大學的教務管理體制發展緩慢，和高校的發展需求，不同步，其中原因在于教務處對大量應由教務管理部門進行的工作大包大攬，高校的教務管理工作繁多復雜，占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教務處無法同時做好自己職責范圍內的教學研究、教學規劃、教學監督、指導等工作。而且教務處的人員相對較少，對于日漸增長的高校師生數量，教務管理的海量的工作內容，已經力不從心，工作效率很難提高，小馬拉大車的狀態必定堵塞教務管理工作的進展，影響了教務工作的開展，工作不到位容易引發學校、教師、管理人員、學生之間的矛盾，導致教務管理與高校的建設不同步。
原有的教務管理體制已經運行多年，教務管理人員已經形成固有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習慣。在多校區的管理體制中，教務管理人員對教務處制定的教務日常規范、管理制度、需要傳達發放的工作安排、教務通知等工作，只是例行性完成，不做研究，不結合自身學校狀況，不做深層次分析，使教務處的管理與多校區的教務管理工作進展狀態快慢有別。而且很多分校區的教務管理人員身兼數職，教務管理人員還同時負責愛國衛生、安全保衛、計劃生育、學生管理等多項工作),表面上看節省了分校區的人力資源，實質是降低了分校區教務工作的效率，致使分校區教務管理工作與主校區的教務工作脫節，不利于分校區教務工作的開展，阻礙了分校區教務工作的良性發展，這種狀況無形中加劇了教務處過多包攬教務管理工作的現狀。
二、利用有力措施，推動多校區教務管理體制建設
1、建立正確的管理思想
原有的教務管理體制運行規范、便捷已經形成固有的工作模式，而多校區管理體制轉變了教務管理的重心，使高校管理者的部分工作轉移由教務管理者掌控。而高校多年形成的思維模式一時難以改變，有的管理人員依然沿用原有的工作形式和管理思想，對多校區的管理體制不適應，產生抵觸思想。正確的管理思想可以帶動管理人員的工作方向，思想動力直接影響工作效率。教務管理人員對多校區管理制度的熟知、了解，加強理解層次，提高認可的深度，都可以促進多校區教務管理體制的發展。有必要對教務管理工作人員進行思想培訓，使教務管理人員確定正確的管理思想、觀念，提高多校區教務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不斷加強對多校區教務管理制度的完善。
2、加強業務培訓，提高業務水平
教務管理人員的知識素養、工作能力決定著教務管理工作的效率和進展。分校區的教務管理部門應清楚的了解教務管理工作在高校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多校區教務管理工作的基礎建設，對多校區的管理人員進行定期的知識培訓，加強管理人員工作能力培養。在各校區之間進行教務管理工作的交流，相互了解，學習科學的管理方式，多校區之間進行良好的溝通，增強多校區管理人員的工作能力，提高教務管理的業務水平。
3、遵守多校區管理原則，明確職責
只有按照教務管理工作的多校區管理原則,明確分校區劃教務管理機構各自的工作職責和范圍,并力促各司其職、各盡其責,才能避免教務管理過多集中于教務處層面狀況的發生,切實提高教務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如就課程管理而言,對需在全校范圍內統一安排的公共課等性質課程,應由教務處負責編排和管理;對于其他各專業類課程的編排,應由各院(系)教學辦根據教學計劃的安排進行組織和管理,包括確定上課時間、地點、上課節數和任課教師等。
針對考試管理,學校教務處應主要負責宏觀、程序層面的管理,如考試的總體時間安排、試卷管理、學校統考課程考試命題、學生統考成績的公布等;院(系)教學辦主要負責微觀、技術層面的管理,如各專業類考試命題、試卷審查等。
通過簡政放權,明確分工,使教務管理工作重心下移,構建起校—院(系)兩級管理的教務分層管理工作模式,來應對當前高等教育面臨的新形式,提高教務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全面落實高校的各項教育、教學目標,確保人才培養的質量。
綜上所述，教務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支撐力量。高校教務水平的高低，教務管理能力的強弱，從另一方面體現了高校發展建設的狀況。高校的多校區建設是現代高校發展的必然方向。多校區教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可以促進高校不斷的發展。加強教務管理人員正確的工作理念，提升良好的教務工作思想，利用有效的措施方法，提高分校區的教務工作效率，加強多校區教務管理體制的完善，實現培養多方面高校人才和高校建設的雙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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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劉立君.淺談高校多校區教務管理的發展［J］.中國成人教育.2003.
20世紀4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自覺地對公共管理學的方法論進行反思，先后經歷了三波反思和爭論，經過這一系列的爭論，公共管理研究已經進入了方法論的多元化階段，但是目前中國大陸關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探討卻存在以下突出的問題：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單一化，無法回應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在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時候，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仍是主流，通論性教材往往側重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學”研究的部分，主張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務在于尋求公共管理客觀事實中的經驗性因果聯系，通過變量之間關系的尋求，發現公共管理的一般規律。[1]與此相關，目前國內的公共管理碩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會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研究方法”等作為核心課程或主干課程，這些課程的主導方法也是實證主義，難以凸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實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學發現、技術設計（政策設計、制度設計、組織設計、機制設計等等）、公共評估、詮釋和批判的統一，需要實證的、詮釋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論的合理使用和組合，闡明多元方法論單獨使用和組合使用的邏輯，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
2.程序性方法與實質性方法之間存在鴻溝。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論的哲學基礎、邏輯和價值觀，是公共管理知識成果中蘊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識的途徑。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則是公共管理研究過程中設計和實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資料的程序、步驟和技術。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沒有截然的界限，但是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側重研究的邏輯，后者側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術。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獻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體系也較為成熟，比如：蓋爾•約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這些著作以選題、文獻綜述和理論建構、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報告撰寫為經線，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為緯線，共同編織起公共管理學的程序性方法論體系。不過，很少有文獻探討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間的對應關系，這導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當我們從事一些屬于技術設計類、詮釋類、批判類、評估類的公共管理問題研究時，大多數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難以提供有效的指導，甚至用實證主義的研究規范和標準衡量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論標準“缺位”和“越位”的現象，形成了方法論標準的單一化和有些研究沒有有效方法論指導的尷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實務和咨詢方法脫節。公共管理研究作為使用科學方法探討公共管理問題答案的活動，包括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公共管理咨詢三種基本形態。但實踐中，三者脫節的狀況較為嚴重：從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學者們撰寫大量的論文，充斥著繁雜的統計數據和生僻的詞語，往往被束之高閣。公共管理咨詢提出的政策建議，往往與學者們的高深研究難以接軌。造成這種脫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對三者統一的“公約數”缺乏堅實的理論共識。事實上，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和公共管理咨詢的“公約數”是解決公共管理問題。公共管理學術研究重點關注科學發現類、評估類、詮釋類和批判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是公共管理實踐問題解決的過程，其本質是公共管理者運用適當的途徑———諸如戰略設計、政策制定、機制設計等———彌合公共管理主體需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雖然公共管理實務以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提供的相關知識為基礎，但是公共管理實務的方法論框架是技術設計的方法論框架，與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框架存在本質的差異。公共管理咨詢所使用的方法論框架并不是單一的方法論框架，往往通過綜合運用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和實踐問題解決的方法論框架，為顧客提供知識、技術、理解等方面的知識和服務。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學術關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詞可以做廣義理解和狹義理解。廣義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領域中思維方法、行動方法、研究方法的總稱。狹義的公共管理方法則指公共管理實踐或公共管理實務活動的方法，屬于行動方法的范疇，即公共管理主體進行公共管理活動過程中使用的認識工具（比如戰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鉆石模型、利益相關者分析）和行動工具（全面質量管理、合同外包、憑單制等等制度、機制、程序、手段和技術等管理手段）的總稱。目前國內已經出版了一批側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動的技術、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關于公共管理學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較少。公共管理“思維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見。這導致了公共管理思維方法、行動方法和研究方法學術關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從新的角度入手，尋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礎，提高公共管理學科認同度。
5.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缺乏合理的標準和規范。20世紀80年代以來懷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費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貝利（M.T.Bailey）[7]，亞當斯和懷特（G.B.Adams&J.D.White）[8]等人開展了對公共管理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的主題、研究方法、質量標準等方面的評估研究。中國臺灣學者孫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吳穎年（2006）[12]等學者對臺灣地區的公共管理論著亦做了文獻評估分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內陸很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討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的規范、標準和方法論問題。比如：張成福（1996）對中國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機的關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聰、肖生福（2006）等人探討了中國行政學學科和學科整合問題。[14]袁達毅（2002）、馬駿（2006）、劉亞平（2006，2008）、何艷玲（2007）等人對中國公共行政“危機”進行了分析。[15]張夢中和馬克•霍哲（2001）[16]等人對公共行政期刊論文或博士論文進行了內容分析，嘗試提煉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學術規范。總之，公共管理知識生產尚未形成兼顧多元方法共性和個性的標準和規范。實證主義的學術規范，只適合于對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進行評價，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納入實證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傳統，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認識，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樣化、合理、適宜的公共管理知識生產標準和規范。上述五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是什么？怎樣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論，從而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邏輯合理性？隨后本文將從問題類型學入手，闡明基于問題類型學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以期對這兩個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
在科學研究中只有那些專業共同體和整個人類的知識積累都尚未解決或無法回答的疑問才算是研究問題。問題可以定義為：“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17]問題是一個反映了主客觀矛盾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概念。科學研究從何開始？一直是哲學和方法論研究的一個關鍵主題。波普爾在《猜想和反駁》一書中總結道：“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愈來愈深化的問題，愈來愈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幾乎每個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和發展，都是從特定的公共管理問題開始的。問題作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反映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認知矛盾。雖然諸多科學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學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論，但是科學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歷史表明，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從方法論層面上開展對“問題”的研究，探究什么是問題、問題的重要意義、問題的結構、問題的類型。“問題”成了不同流派科學哲學家交鋒對話的聚焦點，他們對問題認識的深入，逐漸形成了以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哲學分支領域“問題學”。[19]目前“以問題為導向”進行研究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界的共識：解決問題是公共管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問題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計劃的依據；問題指導公共管理研究的觀察和資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問題包括哪些類型？每種類型公共管理問題對應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尚無一個完美的答案。類型學（typology），或稱作分類學（taxonomy），指研究者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一維度的簡單概念，然后由簡單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從問題的定義———“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出發，根據“差距”的本質特征對問題進行類型化的劃分。按照近代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揭示的事實和價值二分的原則，我們可以將問題中所含的“差距”分為“事實性差距”和“價值性差距”兩個維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標圖定位公共管理問題的各種類型。在圖1的二維坐標中：（1）縱坐標所示的純粹涉及價值差距的問題屬于詮釋類問題，對詮釋類問題的解答，往往使用詮釋主義的方法，形成詮釋類知識。詮釋類知識通過挖掘、闡發、建立和確證一種價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溝通。（2）橫坐標所示的那些純粹涉及事實差距的問題是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探索經驗世界的狀態、發展、變化，尋找經驗世界中存在的聯系。（3）橫坐標和縱坐標構成的平面中的問題既含有價值因素又含有事實因素，可將這些問題分為技術設計類問題、批判類問題和評估類問題。
1.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是人類主觀認知與經驗事實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主觀認知之間、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而引發的疑問。對科學發現類問題的回答，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框架，最終將產生對客觀世界描述、解釋和預測的知識。提出科學發現類問題的途徑包括：尋求經驗事實之間的聯系和一致的解釋，證實假說和現象的可靠性、尋求理論體系內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個理論和假設的不一致性，學科理論方法的移植等。
2.技術設計類問題。“實現特定目標的最優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屬于技術設計類問題。技術設計類問題包含事實前提和價值前提兩個基本因素。技術設計類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實前提下，確定合理的價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價值前提下，尋求實現特定價值的優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時間（時間段、歷史、現狀等等）和空間（國別、地區、部門等等）中進行目標比較、約束條件比較、環境參數比較、手段比較找出當前問題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戰略與政策、體制與機制、措施與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3.評估類問題。該類問題與科學發現類問題的相似之處在于兩者都是對事實、行為和態度的描述和解釋。但不同的是，評估研究在對事實、行為和態度進行描述時，是建立在與特定標準進行比較基礎上的描述和解釋，比較的標準可以是客觀的標準也可以是主觀的標準。評估至少包括三個要素，即標準（criteria）、證據（evidence）和判斷（judgment），評估類問題的本質是根據經驗證據，尋求特定標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關系進行評判。
4.詮釋類問題。詮釋類問題是闡發、確立和建構社會現象背后的價值和意義的問題。詮釋研究嘗試回答文化、價值和精神領域的“應該怎么樣”的價值問題，與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際之間的共識和規則緊密相關。公共管理領域，人們一般通過公共管理的歷史詮釋、文本詮釋、話語詮釋和行動詮釋來獲取詮釋類問題的答案。
5.批判類問題。在批判研究者看來，現實社會并不是實證主義所謂的純粹的經驗的堆積，而是主體被“異化”的世界，需要改變客觀世界，將主體從“異化”中解放出來。批評研究以矛盾的觀點和辯證的觀點看待和分析現實，其目的是改變世界。批判問題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強的社會行動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變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基礎和公約數。
三、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體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是對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種、各類、各層次方法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的系統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維度。可以借鑒亞瑟•霍爾（ArthurD.Hall）提出的系統工程三維結構（時間維度、邏輯維度和知識維度）對研究的方法體系進行刻畫。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時間維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進行的過程，包括選題、文獻綜述、研究設計、研究實施和研究成果發表等環節。公共管理研究的邏輯維包括方法論、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個層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知識維度是提出和解決公共管理問題的思維背景、認知背景和實踐背景。凡是對公共管理問題解決有啟發的知識都可以納入這一維度，而不論該知識的學科界限。
2.問題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從問題學的角度來看，在研究方法體系中，問題是連接研究邏輯維度、時間維度和知識維度的共通點。首先，不同的方法論流派對問題的性質、問題的地位、問題結構看法不同，就會形成研究過程的差異。比如：詮釋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意義呈現的過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互作用貫穿在研究過程的始終；實證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歸納和證實的過程，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中立觀察是研究的起點，對結論的證實或證偽成為研究的終點；批判理性主義將問題看作是主觀和客觀的不一致，研究過程是始于問題，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驗證，再提出新問題的過程。其次，不同的問題類型對應不同的方法論框架。（1）對于科學發現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使用實證主義作為主導的研究方法論框架。（2）對于技術設計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運用技術設計所特有的最優化方法的邏輯，這種邏輯是“一種特別的命令邏輯。”“首先，考察滿足外部環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狀態，然后，從此集合中找出滿足目標的其它約束條件、又使效用函數最大化的特定狀態。”這相當于把目標約束條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則”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則上進行邏輯運演，運演結果中的值被看成“應當”取的值。[20]（3）評估類公共管理問題會同時涉及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在實際評估中，對事實和價值因素的處理方式不同會導致評估研究中實證主義、詮釋主義和批判主義的分歧。（4）詮釋學、現象學、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非實證主義方法論是解決詮釋類問題的常用方法論。（5）批判類問題則主要使用批判主義、批判實在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最后，研究知識通過研究問題與研究邏輯緊密相關。研究知識只有與特定的研究問題相聯系，才有可能納入特定的研究活動。（1）背景知識驅動問題的產生，各學科知識為問題解決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進新知識的產生。（2）既有的理論引導研究的進行。既有的理論在研究中不僅僅對問題的產生和問題的解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還以理論框架、研究途徑、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導資料的收集、資料分析、假設檢驗、分析性歸納等過程。
3.以問題類型為基礎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總體特色。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為基礎，將問題作為溝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這種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問題形態差異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現形態的多樣性。公共管理學術、實務和咨詢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一種解答問題的活動，只是三者所解答問題的類型、問題的難度、問題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異。從難度上來講，公共管理實務活動中的問題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識，或者對已有的知識進行簡單地綜合就能加以解決。如果問題的難度超出了常識和已有知識簡單綜合的范圍，那么就需要訴諸公共管理咨詢或公共管理學術活動加以解決。公共管理咨詢提供一個或多個可供選擇的較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則對問題進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階段性的答案。從問題類型來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活動側重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工作者側重解決技術設計類問題；公共管理咨詢則重點闡明將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轉換為具體操作政策條文的基本原則。總之，在問題解決這一點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種形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存在有機的聯系，它們在知識生產體系中司職側重不同，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知識深化的遞進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動中同時包含了事實因素、價值因素和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學問題亦可能是技術問題、評估問題、詮釋問題和批判問題。不同問題類型在問題結構方面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對這一問題求解的方法論框架也會存在根本的差異。如果用解決詮釋類問題的方法去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應該無法獲得求解答案，因為他們的求解目標和應答域都不一樣。因此，準確地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約著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徑。
第三，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研究方法論的差異是研究哲學層面的差異，不同的研究方法論以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基礎，不同的方法論產生不同屬性的知識，不同屬性的知識亦需要通過適當的方法論獲得。比如要獲得詮釋類的公共管理知識，就需要以詮釋學的方法論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現象學、人類學、民族志等質性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如果要獲得規律性的實證知識，則需要使用實證主義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實驗法、調查法等實證方法展開研究。如果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去解答詮釋類問題，就犯了研究問題和方法論不匹配的錯誤。總之，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
第四，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公共管理問題的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結構，并進一步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解決思路、求解路徑、求解方式、求解結果以及對求解結果的評價。公共管理研究設計作為研究的藍圖和規劃而言，需要對問題的結構、問題的求解和問題求解結果的評價加以詳細的闡述。按照問題類型的差異，可以將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分為科學發現類的研究設計、技術設計類的研究設計、評估類的研究設計、批判類的研究設計和詮釋類的研究設計。總之，正確的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選擇相應公共管理研究設計類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溝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鴻溝。公共管理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美國的教育學科分類中，就將公共管理類學科劃入職業性的應用性學科范疇。盡管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實務者往往是不同的群體，但是并不意味著，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分離，并不意味有純粹的公共管理理論，或者純粹的公共管理實踐。實際上，將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融合起來的橋梁就是公共管理問題，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進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尋找到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溝通的具體的、歷史的、特殊的通道。無論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工作者，還是從事實務的工作者，都需要有問題意識，根據問題的類型采用不同的方法，獲得問題的答案。從收集信息、發現問題、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案、問題最終解決的過程來看，理論工作和實踐工作是緊密連接、相互滲透、相互啟發的過程，問題及其問題的類型是溝通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橋梁。
關鍵詞：文獻計量學 引文分析 研究人員 信息獲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 G250.2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獻計量學和引文分析法告訴我們：科學發展具有連續性和繼承性。科學研究人員總是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對研究現狀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現其創新性和創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現狀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現有文獻和信息，對現有文獻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學科發展的前沿上進行創新。所以牛頓說：“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遠一點，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對文獻和信息的查尋與獲取能力也自然成為衡量和評價研究人員研究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依據和指標。創新是相對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為了體現其研究成果的創新性，研究人員在從事研究過程中會盡量查尋現有文獻和信息，在學術論文寫作過程中會盡量列出相關文獻。據此，我們可以認為：一般來說，信息獲取能力越強，參考文獻列舉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認為無須列舉或有意省略，而這往往會帶來學術風險，如違反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按照文獻引用規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獻應當是全部相關文獻中質量最好和相關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須列舉。這就意味著，文獻引用必須建立在對相關文獻實現充分獲取的基礎上。在信息查尋中存在一個“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獻引用與相關文獻和信息的可獲得性密切相關。用戶在利用信息時總是傾向于選擇距離較近、容易獲取的信息源。這一方面說明，用戶在信息獲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準則，另一方面也說明，用戶信息獲取量與其能力大小有關。這種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戶平常注意信息源獲取和積累的基礎上的，這也是一種信息獲取意識和能力。由此可以認為，利用引文數量特征及分布規律來初步判斷研究者的信息獲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論依據
從根本上講，科學文獻之間的相互引證由科學本身的發展規律和科學研究活動的規律所決定。文獻計量學、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認為：［3］［4］研究人員的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受一定規律的支配。科學文獻的引證與被引證，是科學發展規律的表現，體現了科學知識和情報內容的積累性、連續性和繼承性，也體現了科學發展的統一性原則以及學科之間廣泛的交叉、滲透和綜合現象。科學文獻作者在創作科學論文時，不可避免地要引證他人的文獻，汲取別人的經驗和成果。因此，科學工作者的引證行為是科學活動普遍存在的現象，是科學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學文獻的作者一般不會在論文中無緣無故地引證與其論述主題完全無關的文章。文獻的相互引證有多方面的原因。溫斯托克（M?Weinstock）在進行系統歸納后指出，文獻被引證大概有15種原因。引證行為和引證動機為我們從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論依據。
1.2 標注引文的重要意義
標注引文（參考文獻）在學術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是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和科研活動健康發展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在學術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標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體現科學文化的繼承性和發展歷史；
（2）尊重和保護他人的著作權；
（3）精練文字，縮短篇幅，避免重復；
（4）便于編輯和審稿人準確評價論著的學術價值和技術水平；
（5）提供情報信息線索，與讀者共享信息資源；
（6）通過引文分析對論文、作者、期刊、機構等的學術影響力（應用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即年指標、他引率等指標）做出客觀的評價；
（7）有助于建立科學公正的國家科學技術和社會科學評價平臺；
（8）促進科技信息、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研究，推動學科發展。
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實事求是地標注參考文獻，而科研工作者在論文寫作和發表過程中也會根據所獲取的信息和實際需要來列舉參考文獻。
1.3 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訴我們：“引證行為為何會發生”、“引證行為的測度指標、工具與方法”、“引證原理的主要應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決定因素”以及“引文量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
一般來說，科學文獻中引文量的大小取決于如下因素：
（1）與信息獲取能力有關，信息獲取能力強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2）與學術規范和引用規范有關，學術研究越規范和引用要求越規范的領域和地區，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
（3）與科學論文的類型有關，綜述性和述評性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一般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
（4）與學科領域有關，不同學科領域的論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與研究主題有關，原創性和前沿性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小，熱點和焦點研究主題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大，普通主題研究論文引文量相對來說要更大。
據美國科學基金會統計，一個科研人員花費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資料上的時間自占全部科研時間的51％，計劃思考占8％，實驗研究占32％，書面總結占9％。［8］［9］由此可見，科研機構、企業或者科研人員花費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時間為全部科研時間的60％左右。如果能夠提高信息獲取能力，就能縮短文獻查閱時間，提高科研效率，將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創造性的研究中。可見，一個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獲取和吸收能力不強，要想提高科研效率，開展創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假設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們可以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一：所有的學術論文都是在遵守學術規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盡可能多的列出相關參考文獻，以體現其論文的創新性。
假設二：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一般都會盡量把其能夠搜集到的相關文獻列在參考文獻中，以表明當前研究現狀、論證其學術觀點。
假設三：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在列舉參考文獻時，一般都會優先列舉容易獲得的文獻、權威人士的文獻、高質量的文獻、高級別的文獻來論證其觀點。
假設四：學術論文中沒有列舉參考文獻，一般可以認為，要么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有限，無法獲取所需信息；要么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觀點為完全創新，不需要列舉參考文獻；要么學術論文中所述觀點為常識性知識，無須列舉參考文獻。
假設五：基于以上假設，可以認為，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學術論文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文獻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說學術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與研究者信息獲取能力相關。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論的推論
如果以上假設成立的話，那么我們可以得出如下推論：
推論一：不同學科的學術論文中參考文獻的平均數能反映各自學科領域研究人員信息獲取能力。一般來說，不同學科對研究者在論文寫作過程中需要列舉的參考文獻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學術研究越規范，列舉的參考文獻就越多，對研究人員的信息獲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論二：不同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按影響因子區分的期刊類別），一般來看，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創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論文，為了體現其創新性，高級別的學術期刊中的論文應包含更多的參考文獻。
推論三：不同學科、不同級別學術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中文和外文參考文獻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學科和不同學術期刊對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獲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論四：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不同類型載體的參考文獻數量不同（如圖書、期刊、報紙、學位論文、會議論文、專利等），反映了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載體文獻信息的能力。
推論五：不同學科和不同期刊的學術論文所包含的參考文獻中，被引期刊的影響因子之和和平均影響因子，反映了該領域研究者獲取高質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學科期刊引文的數據調查
2.1 樣本選擇
為了證明以上假設和推論的合理性，本文選擇了圖書情報、經濟管理、法學、數學、物理、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學科領域中11種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權威學術期刊來進行數據調查，基本覆蓋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重要學科領域。由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及論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體相當，變化不大，相對穩定，因此本文僅以每種中文學術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論文中所包含的參考文獻為調查統計樣本。實際調查表明，這種隨機樣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樣本盡管數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夠有效反映樣本整體情況，具有穩定性和可檢驗性。進行嘗試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夠推廣。這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及所屬學科如表1所示。
2.2 指標選擇
根據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點選取了5個關鍵指標來重點統計分析中文學術期刊中引文數量及分布特征，據此來考察引文量及分布與信息獲取能力的關系。5個關鍵指標如下：
（1）載文量：即每種中文學術期刊每期發表的論文數。
（2）引文量：即參考文獻總量，包括每篇論文的引文量和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種學術期刊中每篇論文的平均參考文獻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種學術期刊每期的載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種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個學科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的信息吸納能力。
（4）中英文參考文獻的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廣至期刊和學科中英文參考文獻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比例：即每篇論文所含參考文獻中圖書、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利文獻、研究報告、學位論文、網絡引文等文獻類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吸納不同類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數據調查
通過調查統計，2011年第1期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況如表2所示。
3 數據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統一，有待規范
在文獻計量學中，引用一般分為兩類：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觀點、數據、結論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號標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標注，如括注、腳注和尾注，通常也稱為注釋）；一是“用”，即間接引用（觀點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識成果，作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號標出，以尾注的方式標注，通常稱為參考文獻或引文）。
在我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的標注要求和格式不統一，即使是在同一學科內的不同學術期刊對參考文獻標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統一，學科和期刊差異較大，不利于有效開展信息計量學和科學計量學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規范。借鑒國際標準或建立我國統一的參考文獻標注格式和標準都是有效的舉措，需要學術界呼吁和有關部門重視。如國際通用1979年創建溫哥華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國文后參考文獻標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學術期刊并未規范使用這些標準。
從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引文（覆蓋經濟學、法學、管理科學、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數學、化學、物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等11個學科）的調查數據整體上來看，我國學術期刊引文標注存在以下問題：一是“引”（注釋）、“用”（參考文獻）不分或不完全區分。大多數學科領域的期刊都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或者是將兩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數學學報》、《化學學報》、《物理學報》和《計算機學報》就沒有區分“引”（注釋）和“用”（參考文獻），而《法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則將兩者混在一起腳注。二是格式不統一。自然科學各學科領域的期刊在標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是一個學科、一種期刊一種標注格式。三是標注不完整。在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除《管理學學報》、《中國管理科學》和《計算機學報》有文獻類型標識外，其它學科領域的學術期刊都沒有。《經濟研究》期刊論文中還沒有標注引文序號。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獲取能力有待加強
論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學術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論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學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論文、作者、期刊和學科等的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與情報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密切相關的，雖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說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則能表明作者信息獲取能力強。在從事科學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應盡量對所從事的研究領域或主題進行全面的了解，這必須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領域或主題相關信息的基礎上，沒有一定信息獲取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篇均引文量來看，盡管每種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國各種學術期刊的平均水平，但與國外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較大差距。據2008年版《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核心版）》，國內1 765種科技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10.01條/篇；另據2008年版《中國期刊引證報告（擴刊版）》，國內6082種期刊發表的論文的平均引文量為7.92條/篇。而國外期刊的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超過30條/篇。［10］這一方面說明國外研究者注重相關研究領域信息的獲取，另一方面也說明國外研究者在科學研究過程中注重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從所調查的9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的篇均引文量來看，高于30條/篇的只有《法學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分別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釋的話，則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雖然仍高于國外科技論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與國外高質量、高水平的學術期刊相比，則又存在較大的差距。［11］據統計，每篇外文論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論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國內外研究者在文獻利用上的差距。［12］綜述性論文的引文量則尤其如此，我國綜述性學術論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間，個別論文引文量較小。而國外綜述性論文一般較長，參考文獻量也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則達幾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國際化，世界各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相互借鑒和交流十分頻繁。研究者在從事創造性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會盡力了解國內外某研究領域的發展狀況，站在學科研究和發展的前沿上，才能生產出具有創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學論文中引文語種的分布，正是測度作者獲取和利用國外文獻和信息能力及情報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查尋和獲取外文資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學研究活動過程中意義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語種的文獻構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獲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種語種的引文量越大，說明該語種比較重要和常用。對我國《大氣科學》、《金屬熱處理》等10種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術期刊1979年的引文統計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總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這說明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閱所需文獻和信息的85%。而對《數學學報》的引文統計分析表明：［15］［16］引文語種只有四種，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約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數量極少，只占2.14%。在數學領域，我國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獲得97.86%的信息量。兩種調查的結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別高，這一方面說明國際上以英文發表可供查閱的相關學科文獻和信息數量多，另一方面說明我國研究人員多數是以英語為工具檢索國外資料的。
從本次調查的結果來看，11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別為：《中國圖書館學報》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報學報》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經濟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學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國管理科學》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國社會科學》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數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學學報》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學報》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計算機學報》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語種的引文極少，幾乎沒有。調查結果表明，除《中國圖書館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兩種權威中文學術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種學術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學中文學術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社會科學領域，人文社會科學如哲學、歷史、法學、文學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經濟學、管理科學和情報學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數學學報》和《計算機學報》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別是《數學學報》，較之前的引文統計調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從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個百分點。調查中還發現，一些學術期刊在投稿須知中還明確規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經濟學和管理學學術期刊。如此看來，我國部分學術期刊在引文語種的分布上具有傾向性和導向性。總體來看，英語已成為我國科研工作者獲取國外資料和信息的主要語種。
3.4 引文類型來源狹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獻類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學科論著的文獻信息來源及其構成比例，從而確定各類文獻載體的情報價值以及研究者獲取不同類型文獻信息的能力。引文統計調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獻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圖書，特種文獻中的專利說明書、科技報告、會議文獻、技術標準、產品樣本、學位論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趨勢。
從這次調查的結果來看，9種中文學術期刊論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國社會科學》圖書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學術期刊引文中期刊論文所占比例都遠遠高于其它文獻類型。可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傾向于引用圖書，尤其是經典著作，如哲學、歷史、文學。本次調查還有一些新的發現：一是期刊論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漸上升；二是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們更多的引用會議論文；三是網絡引文開始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來源逐漸增加，圖書情報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關注最多，而經濟、管理和哲學、歷史、文學等領域則極少使用網絡引文，法學領域使用網絡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報紙和各類報告受到經濟、管理和法學領域研究者們的青睞；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信息源被我國科研工作忽略，如學會論文、專利等。這一方面可以說明我國研究者獲取信息的渠道狹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證明我國科研工作者在獲取和利用不同類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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