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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基于經濟學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可見，經濟學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丁（1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財務教科書方法”還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1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克魯索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汪丁丁（1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
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汪丁丁同意這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見，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敗）。因此，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關于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框架，會計理論界曾出現過許多的觀點，尤其以安東尼教授提出的理論構想最具代表性，因此，我在此就在安東尼教授的觀點引導下做一下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框架分析：
1.關于會計要素問題。會計要素是會計對象的具體化，它把會計對象用會計特有的語言加以表述。另外，它還是財務報表的組成項目，會計恒等是描述了各個要素的數量關系，按照安東米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在資本成本會計中，會計恒等式應修改為：“資產=負債股東權益主體權益”。與此變化相適應，安東尼教授對會計要素及其相關問題也進行了討論。①單獨設置“業益”要素。會計要素及其設置數量的多少，主要應該取決于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雖然會計要素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但是它畢竟是一個綜合信息，根據安東你教授所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構想應該單獨設置“業益”要素取代原來的“凈收益”或“全面收益”要素。它在數量等與資產總額與負債和股東權益之和之間的差額。其主要來源是主體的經營活動。②對資產、負債和股東權益要素的重新定義。安東你教授認為現行的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無法提供解釋會計主體實際發生情況的信息，同時，它對“資產”要素的定義不具有實際操作性，因此，安東尼教授在資本成本會計中對資產、負債和所有者權益要素的概念作了重新定義，具體表述如下：①資產是主體的資本存在形態。資產包括貨幣性項目、未耗用成本和各項投資。其數額未凝固在各種資本存在形態上的數額。②股東權益反映由股東提供的資本數額。它包括股東直接投入的資產以及這些資本的應計利息。
2.關于會計目標問題。會計目標是會計系統運行的必然趨勢，是會計系統運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表現位于其應達到的目的。它的基本目標時提供有助于人們進行有目的的控制和決策的財務信息計其他有關信息，這是一切經濟條件下的會計所共有的，并不以經濟環境的改變而變化，資本成本會計業不例外。但是，現行的財務會計實務中，僅僅確認顯現成本，即債務資本成本，而沒有確認隱含成本，即權益資本成本。安東尼教授認為資本成本中不僅包括債務資本成本，而且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因此，在資本成本會計中，會計信息系統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控制和決策的財務信息中應反映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成本，既包括顯現成本，又包括隱含成本。
3.關于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問題。關于會計信息質量特征的研究在西方財務會計文獻中早已存在。例如：美國會計學會認為會計信息系統所提供的信息必須符合相關性、可驗證性、公正不偏性和可定量性四項準則。資本成本會計信息在質量特征方面也符合這四項準則。①就相關性而言，確認和計量資本成本中的隱含成本，對于提高會計信息的決策游泳性，增強會計信息的相關性的回答是肯定的。②就可驗證性而言，對于資本成本會計的權益資本成本計量來說，它是指根據相同的數據和方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專業人員進行權益資本成本的結算，應該得到基本相同的結果。對于這一點，利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來計算權益資本成本得到相同的數據并不難以實現，因為在高度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條件下，模型中所取得有關變量樹脂相同，計算結果也會基本相同。③就公正不偏性而言，它要求會計信息的提供和傳遞過程中不滲入個人偏見，以免損害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既然權益資本成本計量具有可驗證性，那么，不同經濟利益關系的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就可以通過權益資本成本計量結果來進行驗證，從而敦促會計信息系統遵循公正不偏性準則。④就可定量性而言，權益資本成本的計量過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證。
4.關于會計基本假設和會計原則問題。會計假設侍從會計實踐中抽象出來的，是最基礎的一個層次，使整個財務會計結構的基礎，是會計理論的最高層次，對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具有普遍有用性。資本成本會計作為會計的分支，它只是強調在確認成本是，不僅包括債務資本成本，而且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在會計所處環境、核算對象等方面無很大區別，因此，財務會計上的四個基本假設：主體假設、持續經營假設、會計分期假設和貨幣計量假設，仍然適用于資本成本會計。
會計原則既是會計假設的延伸，以溝通會計理論與會計實務；又是對會計實務中存在的某些共性的高度抽象。它的基本原則同樣適用于資本成本會計，只是在穩健性原則的問題上，有些爭議：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基本原理，在確認權益資本成本時，借記“資本成本”賬戶，貸記“留存收益”賬戶。據此，有人認為這是在計量權益資本成本的同時，也就確認了權益資本收益，在收益實現前便確認的做法，違背了財務會計的穩健原則。但若從資本成本會計的角度看，事實卻不盡如此，①在現行財務會計程序和方法夏，企業當期的凈收益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和真實利潤兩部分。若把本應屬于成本的部分作為凈收益，實際上是高估了當期的凈收益。如果按照穩健性原則的定義，應該說，違背穩健性原則的不是資本成本會計而是現行財務會計。②隨著經濟環境的變革，經濟流動的不斷創新，旨在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穩健性原則及其相依存的實現原則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面對全球性的金融工具創新，現行財務會計的理論如會計的確認基礎、會計的計量屬性等將受到沖擊與挑戰，因此，穩健性原則仍應作為資本成本會計的一項基本原則。
5.關于安東尼教授的資本成本會計的理論構想的簡略
安東尼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主要涉及兩個問題：①資本城本，尤其是權益資本成本的計量問題；②資本成本會計本身的問題，即如何將權益資本成本計列于產品成本以及由此導致的一系列問題。
對于上述兩個問題，安東尼教授分別提出了設想，首先，第一個問題，他建議可以由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確定權益資本成本率；其次，第二個問題，它在題為“權益資本成本”的論文中對資本成本的核算程度提出了具體的設想，這一部分將在后面的章節中重點論述。
二、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框架的影響
第一、資本成本會計是連接財務會計與管理塊的橋梁
在現行會計理論體系中，財務會計主要側重于“對外”，管理會計主要側重于“對內”，資本成本會計則起到了兩者之間的橋梁作用，它“對內”可提供決策信息，以有效控制企業所有資金的使用，提高資金利用效益，“對外”可提供真實和相關的會計信息，不僅可讓投資者更深入的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還可為國家、主管部門和銀行等提供制定有關政策的依據。
第二、資本成本會計協調了會計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經濟學對于費用或成本的解釋從來就有其高度的理論概括，而“會計學則會因客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其各項要素以不同的構成內容”。另外，經濟學認為，企業所有資本的來源都是對一定資源的占用，應該是有償的。資源的機會成本也應該是成本的一部分。資本成本會計是兩權分離的產物，權益資本成本實質上代表著一種機會成本，在經濟學的收益計算中，它是被扣除的部分。然而在會計學中，權益資本成本卻與債務資本成本一樣，都是能較為直接的取得的社會資本形式，對資本所有者與使用這而言，其經濟意義是相同的。而且，在會計上，在我國的現行的現金流量表里，把利息收入和股利收入同化分為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把利息支出和股利支出同化分為籌資活動的現金流出。這更加表明，權益資本成本與債務資本成本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此，在資本成本會計中，將權益資本成本作為成本項目，在收益中減除，是與經濟學一致的。
一、現代企業理論：現代會計學的理論基石
在現代企業理論中，關于企業的性質，有兩種影響較大的觀點，表現為對企業的兩種不同定義，一是科斯的定義，二是詹森（Jensen）和麥克林（Meckling）的定義。
根據科斯的定義，“企業的顯著標志是對價格機制的替代”。他把企業和市場視為“兩種可相互替代的協調生產的手段。”“在企業之外，價格運動調節著生產，對生產的協調是通過一系列市場交易來實現的。在企業內部，這些市場交易不存在了，與這些交易相聯系的復雜的市場結構讓位于調節生產的企業家一協調者。”②顯然，科斯基本上是把企業理解成為一種與市場協調機制具有相同職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行政協調機制。
關于企業的另一種定義是詹森和麥克林于1976年提出的。他們把企業定義為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和大多數其它組織一樣，是一種法律虛構，其職能是為個人之間的一組契約關系充當連接點；就企業而言，這“一組契約關系”就是勞動所有者、物質投入和資本投入的提供者、產出品的消費者相互之間的契約關系。③這里的契約關系既包括我們通常理解的明確的書面或口頭契約，也包括不明確的契約，即所謂“默契”。
如果我們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企業所包含的內容就必然被分解為若干契約關系，參與這種契約關系的無非是生產要素的提供者和產出品的消費者。如果我們撇開這些契約關系，再來看企業的話，那么，企業就只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了。
顯然，如果詹森和麥克林的觀點正確，那么，意味著對科斯的觀點之否定。詹森和麥克林強調的是“契約關系”的確立過程，但是，他們忽略了“契約關系”的貫徹過程；而科斯卻相反，他強調的是“契約關系”的貫徹過程，而忽略了“契約關系”的確立過程，因而未能充分指明企業內部的協調與外部的市場協調的內在聯系。企業不同于市場的根本之處在于它具有生產的功能。就契約關系的確立而言，企業確實是一系列契約的連接點，但是，作為一個與市場不同的、具有“生產功能”的企業，在契約確立之后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貫徹這些契約。這時，企業就成為一個層級組織。一系列契約關系的貫徹過程就是在這樣的層級組織中進行的。因此，全面地理解企業的性質，應該是把表面上似乎對立的這兩種企業定義結合起來，企業既是個人之間一組契約關系的連接點，又是一個層級組織，這兩者是不矛盾的。可見，企業具有雙重性質。企業同時具有這兩方面的性質正表明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與市場的關系：作為層級組織，企業是市場的對立面，它是一種性質不同的協調手段；然而，作為層級組織的企業恰好又是市場本身的產物。除非整個國民經濟變成一個“巨型企業”，否則，離開了市場，企業便不能產生。在確立了企業具有雙重性質之后，后面的行文將根據需要而強調其中某一重性質。
盡管今天企業的組織形式存在獨資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三種形式，但是，我認為現代企業理論最適合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公司制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現代公司制度相輔相承、共同發展的同時，推動了現代會計學的發展和完善，而完善的會計信息系統，通過提供相關的會計信息，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流動和配置，又反過來促進金融市場和現代公司制度的發展和繁榮。這就是現代公司制度、金融市場與會計學具有共生互動性。因此，以現代公司制度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理論構成現代會計學的理論基石。現代會計學的許多基礎問題如會計主體概念等都建立在現代企業理論基礎上。離開現代企業理論就沒有現代會計學可言。
二、現代企業制度：現代會計主體概念發展的經濟學基礎
會計主體是現代會計學的基本概念，因此，以現代企業制度為基礎，從經濟學的角度對之進行探討，有助于會計學界從更高層次理解和把握會計基本理論問題。
會計主體（AccountingEntity）概念是一個古老的會計學概念。
13世紀地中海沿岸各國的會計活動中廣泛采用的復式簿記（復式記帳）就已經有了“會計主體”的萌牙，但是，它發展到今天成為現代會計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前提卻與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密切相關。
雖然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大概到19世紀下半葉才在現代管理理論上得到正式承認，但是早在以盈利為目的的經營組織出現之時，獨立會計已經孕育著這樣的基本思想：企業必須是一個相對獨立于其所有者的經濟實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計主體基本假定促進了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當然，會計主體概念的真正確立必須以企業經營獨立性為前提。在獨資或合伙企業階段，會計主體概念雖然產生，但仍不可能得到充分認識和應用。只有到了股份公司制度階段，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明顯地分離了，會計主體概念才具有明確的實際意義。
企業作為會計主體，在會計核算上，從而，在經濟上要相對獨立，必須成為獨立于所有者之外的“法人”。而公司制度就是人們創造出來的法人。但是，事物的發展并非如此簡單。在早期，會計主體棗企業的所有者并沒有放棄自己對企業的所有權。在相當長的歷史對期內，指導會計主體的基本理論是所有權觀念（ProprietaryConcept），所有權觀念主宰著財務會計。雖然這個理論也承認企業在會計上是一個獨立的主體，甚至也承認企業所占用的資產應當與業主或所有者分離，但是，它又突出地強調，企業的全部資產歸所有者所有，企業全部的負債也由所有者承擔，構成所有者的義務。所有權觀念只是要求會計主體概念服從于業主嚴格管理和考核企業經營成果的需要，并不完全承認作為會計主體的企業在經營上的獨立性或相對獨立性。
以后，隨著金融市場和企業組織形式的變革，公司這種企業組織形式后來居上。這時，財務會計的基本觀念發生相應的變革，從原來的所有權觀念轉變為主體觀念（EntityConcept）。西方會計學者對主體觀念的表述雖然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基本上都包括：①公司與股東的關系如同與外界長期債權人的關系；②股東不擁有公司的經營利潤（只有宣告股利及股利支付范圍的份額才屬于股東）；③股東僅僅是公司的投資者，不干預公司的具體經營管理；④財產視為公司占有與支配，而不屬于股東；⑤財務報表是面向包括公司管理當局在內的全部利益集團，并非僅僅為股東編制。根據主體觀念，公司被認為是一個與其所有者相獨立的主體。這個主體本身是獨立存在的，甚至具有自身的人格化。公司作為一個會計主體，以其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而股東
則以其所認購股份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企業擁有的資產是企業的資產，企業擁有的負債是企業的負債。目前我國的公司法體現了這點。
會計主體概念要求主體與主體的所有者以及其它主體嚴格區分開來，會計總是計量某一個特定主體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這就是現代會計學的會計主體概念。然而，會計主體與法律主體（法人）不同，法人都可以是會計主體，但會計主體卻不一定是法人。例如，獨資或合伙企業在會計上視為會計主體，但是，它們卻不具有法人資格。法人是指在政府部門注冊登記、具有獨立財產、能夠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實體，它強調的是企業與各方面的經濟法律關系。這點正與我們前面強調的企業是一系列契約關系的連接點相吻合。這也正是我認為現代企業理論最適合的企業組織形式是公司制度的原因之所在。
企業要成為真正的會計主體，必須在法律上被賦予獨立的財產權。而現代公司制度滿足了這一點。現代公司制度可以從不同側面來描述，其中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公司的法人財產權制度。完整的法人財產權制度至少包括三項內容：①法人財產的形成制度或會計學上所說資本金制度。在投資者依法將其資金投入公司之后，這部分資金就與投資者的其它財產相區別，投資者不再直接支配這部分資金，也不能隨意從公司抽回。所有投資者注入公司的資金加上公司在經營過程中產生的負債所形成的資產，構成公司的法人財產。②法人對其財產的權利制度。一方面，公司法人可以依法對法人財產行使各項權利如財產的支配權、使用權等；另一方面，公司以全部法人財產承擔民事責任。③投資者對公司法人財產及其權利的制約機制：董事會和監事會。公司的法人財產權制度是現代公司制度的基礎。這是因為：①如果公司沒有必要的財產，公司就不具備法人條件；②如果公司對其法人財產不具有獨立支配的權利，公司就不可能依法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也不可能成為民法關系的主體；③如果公司沒有法人財產權利，公司就不可能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的經濟實體。在這里，會計主體實際上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獨立的經濟實體的同義語，會計主體與法律主體在現代公司制度上達到完美的統一。
總之，會計主體是現代會計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會計主體概念促進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只有現代公司制度才賦予企業真正的會計主體地位，而會計主體概念從微觀層面上保證了公司法人財產權不可侵犯，從而保證現代公司制度正常有效運轉。因此，現代企業制度是現代會計主體概念發展的經濟學基礎。
三、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會計學成本概念及其計量引入產權領域
公司資本來源渠道不外乎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兩條。然而，在現行的財務會計實務中，僅僅確認債務資本成本，而沒有確認權益資本成本。安東尼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旨在矯正這種缺陷。其主要思想是以股東為導向的企業資產負債表右邊結構應該進行修正，把原來的股東權益（ShareholderEquity）分成兩個部分：股東權益和主體權益（EntityEquity）。根據前述企業的性質以及會計信息系統的目標，財務報告應該報告主體本身的活動與狀況，而不應該主要關心股東們的利益。如前所述，企業（公司）本質上是一系列契約的連接點，發達的金融市場把許多契約關系連接在企業（公司）這個連接點上，股東與公司的關系只不過是這一系列契約中的一個部分。作為一系列契約連接點的企業（公司），與外界存在許多的契約關系，這些契約關系所隱含的經濟利益關系都是財務報告所應該報告的。
（一）強調主體權益，強化了會計主體概念
根據主體觀念，會計主體被看成是獨立于其所有者的，那么，會計主體而不是其所有者擁有資產，會計主體而不是其所有者結欠外界負債。這樣，某個會計主體的資產負債表應該報告會計主體的財務利益而不是其所有者（股東）的財務利益。從這點看，資產負債表的右邊報告會計主體的資本來源，而資產負債表的左邊列示的數額代表在資產負債表日資本投入的各種形態。在這里，資產負債表并不意味著反映各個利益集團和個人在會計主體中的利益或權利；相反，資產負債表只是企業整體投資和籌資活動的匯總報告。因此，資產負債表的會計恒等式應該是“資產=資本來源”。
按照上述思路，資產負債表右邊要進行相應修改。這時，資本來源包括：（1）負債。負債代表各種貸款人、供應商（以應付帳款形式表現）、雇員（以應付工資及退休金等形式表現）和政府（以遞延所得稅形式表現）提供資本的數額。（2）股東權益。現行資產負債表的股東權益部分并不代表股東所提供的資本數額。盡管實收資本項目反映股東原始投入的數額，但是，留存收益卻不代表股東的貢獻，盈余是會計主體本身賺取的，而不是股東賺取的。股東實際提供資本的數額大于資產負債表上列示的實收資本數額。除了實收資本這種直接投入外，股東提供的資本還擴大到與使用這些實收資本相聯系而又尚未以股利的形式支付給他們的權益資本成本（權益利息）部分。尚未支付的普通股權益利息本應體現在資產負債表上，但是，在目前的資產負債表上并沒有體現。目前公司對債券持有者的負債是按照其原始發生額加上尚未支付利息額進行計量的，普通股股東權益數額也理應如此計量。如此，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第3號概念公告的定義不同，股東權益不是一種剩余求索權，“股東權益代表著股東提供資本的數額。它包括他們直接投入的數額加上這些資本應計的利息。利息是使用資本的成本。權益利息是使用股東權益資本的成本。”④（3）主體權益。根據上述分析，會計主體實際上有三種類型的資本來源，除了負債和股東權益以外，還有會計主體本身努力所創造的資本來源，這就是主體權益。主體權益與現行財務會計程序下的留存收益并不是一回事。在一定時期內，某個會計主體本身的經營活動所創造的資本來源數額通過凈收益來計量。凈收益應該是各種收入（包括利得）與各種費用（包括損失和權益利息）之間的差額。正如現行的財務會計程序每個會計期間的凈收益加到留存收益上去一樣，每個會計期間的凈收益應該加到主體權益上去。然而，由于權益資本成本作為一個成本項目加以確認，加到主體權益的數額比現行財務會計程序下加到留存收益的數額要小一些。某一特定時日的主體權益是截止到該時日為止的凈收益之和。
因此，資產負債表的會計恒等式為“資產=負債+股東權益+主體權益”。資產負債表左邊反映某個會計主體的各項資產，而各資產項目反映各種資本形態的性質及其投入的資本數額；資產負債表右邊反映取得資本的各項資本來源：負債、股東權益和主體權益。顯然，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提出的“主體權益”概念進一步強化了會計主體概念。
（二）現代會計主體概念：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的基礎
如前所述，在金融市場不發達和企業組織形式以獨資或合伙形式為主體時，指導會計主體的基本理論是所有權觀念。這時，單獨確認和計量權益資本成本是沒有多大意義的。相反，重要的是要確認和計量債務資本成本。因為從所有者的角度來看，債權人是唯一的、真正的“外來者”。而與發達的金融市場相聯系的公司通過債務資本和權益資本兩個渠道來籌集其所需要
的資本。這時，從公司作為一個獨立主體的角度看，無論是債權人還是股東相對公司這個獨立的“人格化”主體而言，都是“外來者”。
值得指出的是，現代財務會計一方面傾向于接受主體觀念，另一方面卻在會計實務中的某些領域繼續采用所有權觀念。權益資本成本的“待遇”就是其中一例。根據主體觀念，無論是債務資本成本還是權益資本成本都是公司使用資本的代價。目前，有些會計著作還認為債務利息從性質上看并不是費用，而是收益的分配，即對各種權益所有者進行的分配，均屬于公司收益的分配。根據主體觀念，主體本身的經濟活動與主體的所有者如股東以及其他主體必須區分開來。因此，從理論上說，利息費用、所得稅和股利都是公司的成本或費用。但是，當前的財務會計理論卻對它們進行分門別類，利息費用和所得稅作為費用處理，而股利作為留存收益分配處理。把支付給股東的股利作為留存收益分配處理，違背了主體觀念。它把公司這個主體的所有者（股東）與公司主體本身混淆起來了。這不能不說，當前財務會計不僅理論與實踐相違背，而且理論本身也并不是一致的。
綜合上述分析，安東尼教授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強調了主體權益概念，不僅進一步強化了會計主體概念，而且拓展了會計學的研究視野，突破了傳統會計學只計量債務資本成本而不計量權益資本成本的局限，從而將會計學成本概念及其計量引入產權領域，全面計量產權成本。
四、結論
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以金融市場為依托，以現代企業理論為基礎，討論安東尼教授所提出的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并以此為契機對會計學概念進行經濟學思考，以期拓展會計學研究的視野，溝通會計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通過本文的討論，形成如下結論：
第一，資本成本會計理論構想拓展了會計學的視野，會計學成本概念及其計量引入產權領域，從微觀層面向經濟學靠攏，從而會計利潤向經濟利潤靠攏。
第二，企業性質的雙重性，決定了以企業為主體的現代會計學必然分成財務會計與管理會計兩大獨立領域。從總體上看，財務會計為“契約關系”的確立服務，管理會計則為“契約關系”的貫徹服務。而現代企業是“契約關系”確立過程與貫徹過程的統一，又決定了現代會計兩大獨立領域將在新的層次上融為一體。
第三，企業理財的目標應從股東財富最大化轉移到企業價值最大化上來。
內部控制質量通過影響信息風險和經營風險，從而影響債權人判斷上市公司債務契約的違約風險或債務人的還貸風險，進而影響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調查搜集了111名信貸員提供的數據，發現他們對公司的信用評級受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影響。研究表明，負面的內部控制審計意見會降低財務報告標準無保留意見的保證程度，且對信貸方的判斷產生負面影響，進而會增加公司債務融資成本。2011年集中出現的三篇實證文章足以說明了這一話題已經成為研究熱點。DhaliwalD.etal（.2011）檢驗了首次執行SOX法案404條款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與公司債務成本變動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平均來說，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將會增加其公開交易債券的信用風險。同時，他們還檢驗了信用評級機構或銀行的監管對此產生的影響。Kimetal（.2011）將遵循SOX法案404條款披露內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比較了有內部控制缺陷和沒有內部控制缺陷公司間債務契約的不同特征。研究發現，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債務契約條款的影響因素后，內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貸款利差要比沒有內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個基點。其次，內部控制缺陷更為嚴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貸款利率。第三，債權人強加給內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嚴格的非價格條款。最后，通過對公司內部的分析發現在公司披露了內部控制缺陷后，銀行會增加貸款利率，而當公司對以前報告的內部控制缺陷補救之后，其貸款利率又會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度量財務報告質量，研究發現，當公司披露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時，債權人會減少使用財務契約使用和以財務比率為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價格和證券保護及信用評級基礎的績效定價條款。同時，也發現因內部控制缺陷而改變債務契約設計顯著異于財務重述，后者更強調對管理人員行為的嚴密監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銀行貸款利差檢驗內部控制缺陷披露對企業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與美國強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國內部控制審計及其披露尚處于自愿性階段。這就為研究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響資本成本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和數據支持。國內對于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的相關研究剛剛起步。吳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初步得出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能夠降低企業資本成本的結論，但其僅僅使用一年的數據為樣本，而且權益資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對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紅星和施繼坤（2011）以2009—2010年滬市A股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財務分析師盈利預測數據和PEG模型，檢驗在我國資本市場信息披露環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是否會影響權益資本成本。研究發現，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信息能夠發揮信號功能，顯著降低其權益資本成本。張然和王會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間深滬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報告或獨立公告中披露的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和鑒證報告為對象，研究其披露是否會降低公司的加權資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披露內控自我評價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相對較低，且進一步披露內控鑒證報告的公司資本成本更低。但他們采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度量權益資本成本，進而計算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作為公司資本成本的變量，這可能混淆了內部控制審計信息的自愿披露對權益資本成本和債務資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徑，同時沒有區分由于投資者和債權人在信息搜集和處理能力方面的差異而對資本成本產生的不同影響。通過對既有文獻的梳理分析發現，目前還沒有研究系統地探討自愿性內部控制審計披露對債務資本成本的影響。
二、假設提出
內部控制有效性對于公司財務信息可靠性及經營風險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饒靜，2009）。在非強制內部控制審計環境下，高質量公司主動聘請外部審計的行為可以視為一種旨在提高自身內部控制有效性、財務報告可靠性和信息質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諾。內部控制質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號顯示的意圖披露由外部審計師出具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以彌合資本市場的信息不對稱。與此同時，借助自愿審計的可靠承諾對于外部利益相關者而言是有信息價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債務締約情況下，自愿內部控制審計可以減輕銀行機構面對的事前信息不對稱并降低事后債務監管和再談判成本，從而有助于債務締約（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對企業財務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證，提升信貸決策所依賴的信息質量，有助于銀行機構更加準確地估計公司價值和未來現金流，正確評價公司的還貸風險及履約情況，從而降低銀行面臨的信息風險。已有研究表明，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能夠有效地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緩解公司面臨的債務融資約束。信息質量高的公司更容易獲得銀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偉等，2011）。因此，銀行會降低發放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貸款所要求的風險溢價，進而降低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質量內部控制意味著公司處于良性健康的運營環境和有效監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經營風險并降低管理層濫用或侵占公司現金流的發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證其經營目標的順利實現，有利于實質性地降低銀行對公司還貸風險的估計水平，從而降低這類申貸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設：假設H1：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銀行借款成本顯著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從銀行獲得利率較低的銀行貸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存在負向關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場上存在著信貸配給現象①。在現行的貸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貸款申請人都能如愿地獲得貸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關聯（politicalconnection）和銀企關系會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獲得銀行（特別是國有銀行）的貸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穎潔，2013）。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處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肩負著基于戰略和社會因素考慮的政策性負擔（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為這些公司的“父母”，當其陷入困境時，必然會多方救助，以補償其所履行政策性負擔。而所有權結構也決定了國家必須承擔這些公司經營失敗的責任。這就為國有公司的銀行長期借款提供了“隱性擔保”。因此，產權性質作為上市公司的一個外顯特征，能夠直接為銀行機構所感知，從而正面引導銀行機構對國有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水平做出樂觀估計，認為國有上市公司發生貸款到期違約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價上會給予其優惠。而國有產權提供的這種隱性擔保可能會削弱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在債務契約中的信號傳遞作用，使得銀行機構忽視其對國有借款公司內部控制質量的足夠關注。但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隱性擔保，銀行機構在進行信貸決策時，不得不更加關注上市公司所釋放的內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正常釋放公司內部控制高質量的積極信號。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假設H2：在控制其他影響因素的前提下，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降低銀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為有效，即國有產權會削弱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間的負向關系。
三、研究設計
（一）銀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資本成本可以分為事前資本成本和事后資本成本。銀行借款的事后資本成本是指企業為籌集和使用銀行貸款而實際付出的代價，包括籌資過程中發生的手續費用，以及在使用過程中支付的資本使用費（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資本化利息）（/年平均長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來表示公司的債務融資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實際支付的利息費用/有息借款總額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債務成本，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則以利息支出/當年平均債務總額作為銀行借款債務成本的變量。借鑒李廣子和劉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蔣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華，王貞潔等（2012）采用兩個指標來度量債務融資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總負債；二是凈財務費用占比，等于凈財務費用/公司總負債，其中，凈財務費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續費支出和其他財務費用之和；長短期借款平均余額等于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和一年內到期的長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額。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是指銀行機構對擬貸款企業放款時借貸合同中確定的貸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蓮（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報附注中披露的當年每筆新增短期或長期貸款的明細信息（具體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當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長期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銀行借款成本。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蓮（2007）同樣的方式度量銀行借款融資成本，為了保證獲取的樣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們還將國泰君安（CSMAR）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從上述文獻的梳理來看，銀行借款融資成本度量方法可以歸納為兩類：一是事后存量計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計量法。前一種方法沒有嚴格區分上市公司的負債來源，度量上有失針對性，后一種方法則著眼于動態決策過程。在財務決策中，債務成本指的是新債務成本即新籌債務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現有債務的成本。一般來說，新債務的成本均不同于現有債務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銀行借款私有債務市場，考慮到本文的研究目標及前文分析的信號顯示作用機制，銀行借款的事前資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從財務學意義上看，資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資金，即列示在資本負債表右方的長期負債①和所有者權益（劉淑蓮，2012）。因此，在研究銀行借款成本的過程中，本文從資本成本視角出發僅考察上市公司的長期銀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鑒胡奕明、唐松蓮（2007）和祝繼高、陸正飛和張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銀行在向申請貸款的上市公司發放新增長期貸款的決策中，有無考慮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是否給予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以較低的利率定價？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比重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來替代，具體測算方法可以表示為。
（二）模型設計和變量定義在明確銀行長期借款資本成本度量方法后，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說，本文構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對其長期銀行借款成本可能產生的經濟影響，考慮到自愿披露與資本成本間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我們采用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的技術方法，相信能夠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選擇偏誤或內生性問題。1.被解釋變量在模型2中，被解釋變量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銀行借款成本，是以當年所有新增長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額占當期全部長期借款金額之和的比重測算求得的加權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釋變量解釋變量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啞變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取值為1，否則為0。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釋變量ICA的系數符號應該顯著為負。3.控制變量首先，借鑒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廣子和劉力（2009）、蔣琰（2009）、姚立杰、羅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等關于上市公司債務資本成本的研究文獻，本文控制了公司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固定資產擔保比例（Sec）、成長機會（Growth）、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率（Turnover）、現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One）、年報審計意見（Ao）等因素對上市公司債務融資成本的可能影響。其次，深圳證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辦法（2001）》規定，自2001年以來持續對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進行考評，形成A（優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個等級，并納入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在其網站上公開。國內一些學者將這一信息披露考評作為信息質量的替代變量，考察其對債務融資約束和融資成本的影響并獲得了經驗數據支持（徐玉德、李挺偉和洪金明，2011；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因此，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對銀行貸款決策的可能影響，本文對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core）也進行了控制。最后，考慮到宏觀環境和行業差異可能對銀行進行貸款定價決策的影響，在該模型中本文也對行業和年份設置了虛擬變量加以控制。具體的變量定義與預測符號詳見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數據篩選的具體過程如下：第一，首先確定銀行長期借款成本。對于銀行借款明細（主要包括借款金額、起止時間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銀行長期借款信息整理過程中，若采用浮動利率、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確定貸款利率的均以當期中國人民銀行的對應年限的貸款基準利率為準，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點確定貸款利率的，由于相關基準數據難以獲得，同時為保證數據間的可比性，對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監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與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間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證樣本性質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財務數據和內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當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過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財務數據，故剔除在此期間財務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為消除極端值影響，對主要連續變量指標進行上下1%分位數的剔除處理。經過上述篩選和整理過程，最終得到949個公司/年樣本，其中，研究期間樣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個，2009年278個，2010年250個，2011年235個；從是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265個，占樣本總體的27.9%，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有684個，占樣本總體的72.1%；從樣本公司的產權性質來看，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558個，占樣本總體的58.8%，非國有產權公司樣本有391個，占樣本總體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統計分析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和回歸分析。上市公司財務數據全部來自于萬德（Wind）資訊金融數據庫，銀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實際控制人數據均來自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審計信息通過閱讀上市公司2007-2010年財務年報、內部控制自我評價報告和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等進行手工搜集、整理而獲得。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取自于巨潮咨詢網，深市信息披露評級來自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的上市公司誠信檔案。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和數據需要，筆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創業板）非金融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筆當年新增長期有息銀行貸款的起止時間、利率水平、借款金額以及借款條件。由于國泰君安（CSMAR）數據查詢系統中的中國上市公司銀行貸款研究數據庫搜集匯總了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公告，為了盡可能獲取較為完整的上市公司銀行借款信息，本文將該數據庫中提供的銀行借款公告信息與從上市公司財務報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銀行長期借款信息進行整合，并剔除重復的信息①。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2報告了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和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組各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銀行借款成本Cod來看，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數5.760，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可能會發揮信號釋放的功效，降低其銀行借款成本。從控制變量來看，與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資產的擔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資產周轉比率（Turnover）、成長能力（Growth）和現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數都顯著較高，表明這類公司有相對較強的償債能力和抵御風險能力。為進一步驗證被解釋變量銀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組的組間差異的顯著性，本文著重對其進行了全樣本組間差異檢驗，具體包括獨立樣本T檢驗和Mann-WhitneyU檢驗。如表3所示，在獨立樣本T檢驗中，兩組的均值之差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顯著；在非參數檢驗Mann-WhitneyU檢驗中，兩組的中位數之差為0.155（5.760-5.605），且也達到了1%水平下顯著。上述分組差異檢驗的結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見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其銀行借款利率顯著低于未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上市公司。這說明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發揮信號顯示的作用，顯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銀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設H1得到了初步驗證。
（二）相關性分析表4列報了各變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分析矩陣結果。從相關系數分析來看，不難發現：（1）對于解釋變量來說，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否（ICA）和銀行借款成本（Cod）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091和-0.070，并分別在1%和5%水平下顯著；（2）對于控制變量而言，Stat（e產權性質）、Siz（e公司規模）、Se（c擔保比率）、Turnove（r資產周轉率）、Cash（現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評）與Cod（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在回歸模型中有必要對上述變量加以控制；（3）從相關系數數值大小來看，各個變量之間的Pearson和Spearman相關系數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歸中的多重共線性影響可以忽略；另外，從多元線性回歸結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來看，本文構建的模型也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從整體來看，單變量分析結果基本與理論預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變量的影響，故還需進行多元回歸分析才能得到更穩健的經驗證據。
（三）多元回歸分析為了驗證假設H1，本文選擇全樣本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在回歸過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為銀行進行貸款決策考慮的信息因素，這里采用逐步進入回歸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細致地考察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通過該表可以看到：首先，將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虛擬變量ICA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1）顯示ICA的回歸系數為-0.129，且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能夠向商業銀行機構傳遞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有利于銀行更準確地估計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和違約風險，從而降低銀行機構信貸決策面臨的信息風險。因此，銀行機構會給這類公司發放利率更低的長期銀行借款。其次，將深市信息披露評級Isocre也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回歸結果列（2）顯示，ICA和Iscore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銀行機構在進行貸款決策時會全面考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況，對能夠傳遞上市公司信息質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評級都會給予定價，該回歸結果與本文的理論預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見的內部控制審計報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對稱，進而向外界傳遞自身高內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質量可靠的積極信號，從而降低商業銀行的信貸風險，假設H1得到驗證。從控制變量來看，產權性質（State）在全樣本回歸分析中的系數分別為-0.166和-0.165，且達到5%水平下顯著，說明與國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國有上市公司承擔了顯著更高的銀行借款成本，這一結論與李廣子、劉力（2009）及魏志華和王貞潔等（2012）的實證研究相一致；年報審計意見在上述全部回歸分析中均不顯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從對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的統計分析發現，949個樣本總體中只有28個公司/年樣本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不到樣本總體的3%。這說明除年報審計意見外，銀行在進行貸款決策時還會綜合考慮其他有助于顯示和判斷上市公司質量的信息來源。模型在兩個回歸方程中的調整后R2分別達到34.1%和34.5%，說明該模型擬合優度較高，具有很好的解釋能力。為了驗證假設H2，借鑒方紅星、施繼坤和張廣寶（2013）的做法，本文將樣本進一步劃分為國有上市公司組和非國有上市公司組，分別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測試進行組間回歸系數差異檢驗。從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與銀行借款成本之間都呈現負向相關關系，但在顯著性水平上卻存在差異，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組中ICA的回歸系數為-0.091，沒有通過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測試；而對于非國有上市公司子樣本而言，ICA回歸系數達到-0.130，且在10%水平下顯著。但兩組回歸系數差異僅為0.030，經由Bootstrap測試得到的經驗P值為0.126，沒有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水平。這說明本文的經驗結果并不支持產權性質對于兩者之間負向關系的顯著影響。這可能與銀行機構對借款人信用和還貸風險的評價能力有關，還有待于今后大樣本經驗分析的進一步驗證。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穩健性檢驗：一是，本文選擇有息長期銀行借款為研究對象，由于銀行長期借款利率沒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刪失數據”（CensoredData），因而借鑒魏志華和王貞潔（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歸分析重復前述研究，經驗結果基本不受影響，具體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系數在全樣本及非國有上市公司的三個回歸模型中均與Cod（銀行借款成本）達到10%水平下的顯著負相關。二是，以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審計報告的公司為研究樣本，按照所屬行業、資產規模等指標，采用1:1匹配方式進行配對研究（回歸結果略），經驗結果基本沒有變化。三是，由于949個樣本總體中僅有28個公司/年樣本的財務報表審計意見獲得了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為防止某一特征所帶來的樣本構成差異對本文研究結論產生的影響，將獲得非標準無保留意見的28個樣本予以剔除，并重新進行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略），研究結論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通過上述敏感性測試發現，本文的研究結論是穩健的。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權益資本成本的確認和計量與穩健性原則
穩健性原則(Conservatism PrinciPle)作為一項修訂性慣例已有相當久遠的歷史,它曾經對財務會計實務產生過重大的影響。其要旨在于:如果某項業務有幾種會計處理方法可供挑選時,應當選用對服東權益產生樂觀影響最小的那種方法。比如說,對資產的計價,如果有兩種價格可供選擇的話,就應該選用較低價格入帳;如果是對負債的計價則相反。但是,“對于費用與其遲確認不如早確認,而對于收入則與其早確認不如遲確認”①。一句話,穩健性原則要求“寧可預計損失和費用,而不可預計收入”。
按照資本成本會計的基本原理,在確認權益資本成本時、借記“利息匯總”帳戶,貸記“留存收益”賬戶。據此,有人認為在計量權益資本成本的同時,也確認了權益資本的收益。這種在收益實現之前便確認的做法,違背了現行財務會計的穩健性原則。
我認為這種認識是片面的。這是因為:
第一,權益資本成本帳務處理的過程,一方面確認相計量了權益資本成本,而另一方面也確認和計量了留存收益。它既確認和計量成本(費用),也確認和計量留存收益,其結果對股東權益總額并沒有什么影響。之所以這么說,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如果公司沒有固定資產,也沒有存貨(即產銷完全平衡,實現零存貨),那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權益資本成本增加,當期凈收益必然以相同的數額減少,而這減少的數額不就是記入“留存收益”帳戶貸方的數額嗎?
我國的很多企業在人力資本管理上存在問題，大部分企業受到傳統計劃經濟的影響，觀念落后，使得人力資本發展受阻，沒有形成良好的發展氛圍，還有的企業在人力資本上投入資金不足，沒有形成良好的、規范的培訓和開發制度，許多企業認為人力資源開發和自身沒有關系，不應該把人力資源開發規劃到企業發展中。在我國人力資本的價值衡量和評價體系不完善，企業對于人力資本的激勵制度也不健全，大多企業給的工資待遇無法滿足人力資本要求，這樣會導致大批高素質的人力資本流向其他企業。還有企業相關部門不注重員工的人格，極大地打消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缺乏獎勵機制，無法和員工經濟利益掛鉤，在管理上只是簡單的行政式的管理。以上這些都是企業人力資源價值不足的體現。
二、采取有效措施強化人工成本管理
（1）通過集約化管理實現人工成本管理。集約化提高了企業發展速度、加強了企業集體效益，降低人工成本管理支出，從而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在企業進行必要的制度改革創新，將企業的人力和財力及其他方面進行合并整理，通過進行整合改革統一分配，在人力成本管理上有效地約束人力資源利用，做到人力資源最大化利用，讓管理變得高效率和適當節儉。在人工成本管理上將部門壓縮或者刪除，或者進行部門重組或開發，使人工利用空間得到最大的優化，將企業融入到市場競爭中，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
（2）建立完善的人工成本體系，強化人工成本管理。企業必須從以下面幾個方面進行完善：一是結合企業發展需要，制定符合本企業發展的人工成本管理辦法。在制定前，要合理地分析企業人工成本，對企業用人量和用人成本進行核算和調整，制定明確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范圍，最大化發揮員工的各項職責，將人工成本管理責任規劃到企業發展任務中。二是人工成本管理程序要有規范性。加強企業內部監督力度，對人工成本實行分類、分級管理。嚴格控制人工成本預算，加強溝通和協調工作，通過完善的人工成本體系，實現企業人力資本價值。
（3）提高企業勞動生產效率，強化人工成本管理。企業要依靠現有的科技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人工成本管理水平，加大科技投入，積極研發和引進先進的技術，通過技術的提升，迎合市場需求開發市場需要的新產品。企業要不斷地學習創新，定期對員工進行技能培訓，提高員工素質和技能。部分企業可以適當引進先進的機器設備代替人工工作，這樣不但節省人力，還能優化企業人員的配置結構，減少企業內部復雜的機構，解決結構性不健全和缺人員等問題，這樣才可以發揮出最大的生產效率。在管理過程中，企業需要不斷總結人工成本管理經驗，從意識上，不斷明確人工成本管理重要性，減少大量無效的人工資源消耗，提升企業經濟效益，讓企業在大的市場環境里不斷更新思路和持續發展下去。
實際上，電子商務的成本還遠遠達不到人們所期盼的程度，甚至還高于傳統商務的成本。根據GartnerGroup最新公布的調查顯示，部分銀行針對在線零售商所收取的每筆信用卡交易處理費用，要比對實體商店收取的費用最多高出一美元。而且，網絡零售欺詐的案例也是傳統購物方式的12倍。因此，安全問題的解決最終也會體現在商務運行成本之中。
電子商務的成本應該是商家和客戶所有應用于其中的軟硬件配置、學習和使用、信息獲得、網上支付、信息安全、物流配送、售后服務以及商品在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需的費用總和。
技術成本
電子商務的技術成本包括軟硬件成本、學習成本和維護成本。電子商務是各種技術結合的產物，昂貴的投資、復雜的管理、維護費用的高昂使得一些企業望而卻步。面對客戶無力應付復雜的技術平臺和高昂的軟硬件配置的實際問題，ASP這個新興行業隨之興起。它以系統、人才匱乏的中小企業作為開展業務的主要對象，同時一些大企業也對ASP發生了興趣。但這種租賃式服務的價格和質量能否為企業接受，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企業的電子商務技術成本，還有待于實踐驗證。
安全成本
在任何情況下，交易的安全總是人們關心的首要問題，如何在網上保證交易的公正性和安全性、保證交易方身份的真實性、保證傳遞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交易的不可抵賴性，成為推廣電子商務的關鍵所在。而上述交易的一系列安全要素，必須有一系列的技術措施來保證。目前，安全標準的制定、安全產品的研制以及安全技術的開發為解決網上交易的安全問題起到了推動作用。而這些用于交易安全的協議、規章、軟件、硬件、技術的使用及其學習和操作定會加大電子商務運營的成本。
配送成本
在電子商務中最難解決的就是物流配送。物流配送從經營電子商務的公司中分離出來而由專門的物流公司去經營將成為發展方向。目前郵政系統正著手營造一個龐大的物流配送網絡，準備擔當起這個角色，在這方面它們有獨特的優勢。
物流配送的獨立操作也將引發一些新的問題，雙方的配合至關重要，但一些涉及物權歸屬、風險責任、費用成本、產品質量、爭議解決方面的法律問題也將浮出水面。物流配送是電子商務的重要和最后環節，是電子商務的目標和核心，也是衡量電子商務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尺度。物流配送需要有商品的存放網點，需要增加運輸、配送人員的開支，由此而增加的成本應該經過仔細核算。有人認為，企業要增加的僅僅是配送成本，而節省的則是庫存成本和店面成本。要知道，店面成本雖然節省了，但是存放網點的增加和配送所需的其它開支能在多大幅度上降低總成本，仍需要在實踐中摸索，而且，庫存仍然是必需的。
客戶成本
電子商務的客戶成本，指的是顧客用于網上交易所花費的上網、咨詢、支付直到最后商品到位所花的費用總和，這是一種完全依賴網絡的服務，只要消費者一開始享受這樣的服務，就要承擔每小時數元錢的最低成本，還不包括添置相應硬件設備和學習使用的費用。這種費用雖然不列入商家的運營成本，但是作為用戶成本，卻是影響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因素。譬如說，在網上購買一個電熨斗可以便宜5元，但用戶用于網上瀏覽、查詢、挑選、支付所花費的費用要用去6元，用戶就會放棄網上購物的方式。電子商務雖然孕育著巨大的商機，但利潤的真正實現，仍需要經過詳盡的論證。
法律成本
無庸置疑，電子商務的發展面臨著大量的法律問題，例如
1．網上交易糾紛的司法裁定、司法權限；跨國、跨地區網上交易時法律的適用性、非歧視性等；
2．安全與保密、數字簽名、授權認證中心（CA）管理；
3．網絡犯罪的法律適用性：包括欺詐、仿冒、盜竊、網上證據采集及其有效性
4．進出口及關稅管理：各種稅制；
5．知識產權保護：包括出版、軟件、信息等；
6．隱私權：包括個人數據的采集、修改、使用、傳播等；
7．網上商務有關的標準統一及轉換：包括各種編碼、數據格式、網絡協議等。電子商務規則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減少交易糾紛，但同時也增加了電子商務各方操作的難度和成本負擔。
風險成本
電子商務目前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經營風險，應該對電子商務方面的特殊風險有清醒的認識和把握，才有利于規避風險。
資金成本是資金所有權與資金使用權相分離的產物。資金成本是指企業從自身利益考慮在籌集和使用資金時所付出的代價，包括資金占用費和資金籌集費兩部分。本文主要討論用資成本。一般來說，資金占用費在借人資金的籌措上表現為利息；在自有資金的籌措上表現為股息或期望的投資報酬。
一、資金成本實際上是一種預測成本
計算資金成本的目的在于，通過成本大小的比較來規劃籌資方案，從而為將要實施的投資方案提供資金。因此，規劃方案在前，實施方案在后。作為規劃籌資方案的一種有效手段，計算不同籌資方式下的成本，有利于降低其投資成本，提高投資效益。因此，資金成本計算是規劃籌資方案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其計算結果即為預測數。如借款成本預測不是基于現行銀行借款的利率成本，而是基于籌資方案實施時的資金可得住、利率走向及利率期限結構等因素的預測。又如對債券籌資，它不以債券現時的貼面成本而定，而是視公司債務未來到期時，收益率與能否償還本金的風險大小等主要因素的預測結果而定。再如對于股票籌資成本，它著眼于投資者希望付出多大的成本（股票發行價）以及對于股票未來收益的期望值是否得到滿足等因素而定。
作為預測成本，應該有一定的預測基礎：（1）它可借助于歷史數據為參照來完成；（2）有些變量可以借助宏觀經濟分析來預測，如利率走勢、利率的期限結構預期等；（3）有些變量是可借助于其它媒體來取得，如股票風險系數大小等；（4）有些變量相對穩定，如稅率等。
二、資金成本與資金時間價值的關系
作為讓渡資金的使用權而向企業索取成本，從出讓人看屬于投資收益，與資金時間價值有關。作為利潤再分配的基本形態，資金成本是一種投資收益；而時間價值是指不考慮風險報酬和通貨膨脹貼水后的社會平均資金利潤率或報酬率。從量上看，資金成本作為投資收益要考慮投資報酬因素，而時間價值則無須考慮。當資金所有者出讓資金，其投資風險與市場平均風險一致時，資金成本即為時間價值；而當所有者出讓資金，其投資風險與市場平均風險有偏差時，則其資金成本應為平均收益率加上投資風險報酬率。
三、資金成本的分類
1．按具體項目和內容，可分為具體籌資項目的資金成本和綜合資金成本。項目籌資成本可細劃為借款成本、債券籌資成本、股票籌資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這些成本是指為具體的投資項目而支付的代價。因此，主要用于項目投資效率的分析與決策；而綜合資金成本則是對上述各項具體成本，按比重加權來計算的成本，是針對企業在某一時點的綜合成本而言的。因此，綜合成本很難作為具體投資效益的決策依據，而只是企業總體效益的分析依據。
2．按計算過程及時點看，又可分為三種類型：
（1）籌資前的企業現有資金實際賬面成本。其計算的意義在于：為將要發生或預測的成本與已發生的付現成本進行比較，以判斷其效益好壞。（2）籌資時的項目預測成本和綜合預測成本。由于它是在原有基礎上，追增籌資而確定的成本，亦稱“邊際資金成本”。它主要用于為新增項目投資的效益優選提供依據。邊際資金成本是成本計算的重點，有關資金成本的計算，大都是針對邊際或增量成本確定而言的。（3）籌資后的賬面成本。它是籌資后，就原有規模籌資和新增籌資部分綜合計算而確定的成本。
四、資金成本計算的對象
一般認為，資金成本計算只涉及長期資金項目，而不考慮短期資金來源項目，其主要理由是短期資金將在一年內償還。這種看法有失公允。長期資金肯定必須考慮其成本，而是否考慮短期資金成本，應具體看短期資金用途而定：如這些資金被用于非但定性資產占用，則不予考慮；如這些資金被用于恒定性的流動資產，則應予考慮。“恒定”與“非恒定”兩者的差別在于：恒定性資產占用要由恒定性借款方式（如周轉借款）來滿足；而非恒定性資產占用主要由免費的應付賬款、定額負債（又稱視同自有資金）來滿足。因此，不是所有的短期資金都不計成本，也不是所有短期資金項目都要計算成本。需要計算成本的短期資金應是流動資金減去免費短期資金的差額部分，也就是恒定性資產占用部分。資金成本計算對象的另一個問題是，當資金能帶來剩余價值時就成為資本。一般來說，對權益資本成本有不同的觀點。經濟利潤中的成本是顯性成本和隱性成本的總和；而會計利潤中的成本只指顯性成本。顯性成本是明顯的、外在的，須要實際支付的成本或費用。隱性成本則是隱含的、不涉及真實的市場交易的成本或費用，它不引起企業資產的減少或負債的增加。由于權益資本成本是隱性成本，會計上將
隱性成本作為沉沒成本，而經濟上卻認為隱性成本不是沉沒成本而應該是利潤扣除要素，從而造成會計利潤與經濟利潤的差別。在現代企業制度中，企業財產的占有、使用、處分的實際權利已由企業法人執行；投資者即股東擁有的只是收受股利和分配清算資產的權利。因此，企業與股東是兩個不同的利益主體，企業主體以企業及企業利益為中心。權益資本對企業主體而言與債務資本一樣都是外部資本，都要計算資本成本并從利潤中扣除。
五、資金成本的計算與應用
1．資金成本有總成本和單位成本兩種。資金總成本是指為籌措并占用一定數量資金而付出的全部代價，用絕對數來表示；資金的單位成本是指籌措和占用資金所負擔的成本同籌集資金數額之比，其計算公式是：
2．分析企業資金來源的經濟性。資金成本是選擇資金來源、決策籌資方式的依據。
（l）銀行貸款資金成本。通常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K為貸款資金成本，R為貸款名義利率，N為一年內支付利息次數，Y為所得稅率。
（2）債券資金成本=債券到期收益率×（1一所得稅率）
3.分析每百元資金成本的盈利能力，反映和對比資金效益。其計算公式為：
